在维克托的邀请下,苏斯洛夫在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沙发前坐下,他的屁股才刚刚挨上沙发,便迫不及待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放在大腿上,从中取出一份文件拿在手里,看着维克托说道:“我已经看过了谢尔盖·谢尔盖耶夫卡·奥列加诺夫同志提交的报告,我认为这份报告可以同之前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的报告合并在一起,另外再加入一些其他同志的意见和看法......”
他的话说到这儿,索菲亚的身影又重新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端着一个放了两杯咖啡的托盘。
“谢谢,”苏斯洛夫的话停下来,他等着索菲亚将咖啡放到自己面前的茶几上,这才道了谢,接着说道,“我的看法是,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乌克兰一地,而是应该拓展到全联盟范围内,本民族干部就地任职的危害性已经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我认为它不仅仅会影响到联盟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还会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党的纯洁性和廉洁性。”
话说完,他将手中的文件递到维克托的面前,等到对方将文件接过去,他才用右手的食指点了点文件,解释道:“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过去几年里,民族主义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遏制。与此相反,某些党员干部甚至对那些游荡在丛林里的叛乱分子心怀同情,动辄为他们通风报信,帮助他们对抗内务部门的围剿。”
维克托的手里捏紧那份文件,脸上眉头微蹙,做出一副很重视的表情。
他站在沙发前面,一边看着手里的文件,一边缓缓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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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组织活跃度不高之外,玛邱罗尼塔还批评斯涅奇库斯消极应对立陶宛的“苏维埃化”改造,他对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工作欠缺关注,致使整个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进程严重滞后。他排斥联盟向立陶宛输入移民的政策,尤其是排斥俄罗斯人进入立陶宛,事实是,在过去几年中,联盟一直在推动向波罗的海地区移民,借以推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变革进程。但是就像玛邱罗尼塔所说的,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的确是立陶宛的移民工作最不顺利,因为这项工作遭到了整个立陶宛官方的抵制。
将整份报告从头到尾的浏览了一遍,维克托抿着唇角,一只手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敲击着,面露思索的表情。
作为联盟国家安全工作的负责人,维克托当然知道立陶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自然也知道斯涅奇库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不仅仅是斯涅奇库斯,包括爱沙尼亚的尼古拉·卡罗塔姆以及拉脱维亚的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而且,在这些人中,斯涅奇库斯还算是表现的比较收敛的了,尽管他在某些问题上对莫斯科阳奉阴违,但就总体而言,他还不敢同莫斯科对着来,更不敢改变莫斯科下达的命令。Μ.chuanyue1.℃ōM穿书吧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中,问题最严重的要数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不要误会,此人并不是拉脱维亚的第一书记,而是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不过,因为一些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原因,此人在拉脱维亚党内的地位、资历以及威望都很高,身为第一书记的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很难在党内对其形成约束和压制。
在过去几年中,拉脱维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副主席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后者在拉脱维亚各级党委、苏维埃执委会中,大肆安排、提拔拉脱维亚本族干部,并以此为手段,对前者逐渐形成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按照联盟做出的规定,波罗的海三国必须使用俄语作为公务往来的官方用语,至于拉脱维亚语则是不能进入公务往来领域的,但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别尔克拉夫斯,却在他所负责的部门领域内提出完全背离莫斯科规定的要求,即要求所有进入相关部门的公务人员,必须在两到三年内学会使用拉脱维亚语,否则的话,就会被逐出任职的部门。
是的,不要觉得惊奇,这就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负责任的说,尽管这三个国家现在属于联盟,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在那里执政的,也是由莫斯科所任命的党员干部,但在实际上,那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分离主义情绪,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扼制。与此相反,尽管最近几年里,联盟的内务部门一直都在清剿三国的民族主义游击队,但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已经通过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形式,渗透到了三国的党组织内部。
“我的看法是,莫斯科必须对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日趋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彻底的批判和清剿,”苏斯洛夫在一旁继续建议到,“否则的话,假以时日,这些问题将复杂的难以解决。”
维克托抬起头,他将手中的文件交还给对方,略微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我认同你的意见,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都认为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是一个攸关我党内部团结,攸关联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我们党内,的确有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正在利用这一点,疯狂的攒取权力,拉帮结派,搞小团体、小集团......”
摸摸裤子口袋,口袋中空荡荡的,习惯装在口袋里的香烟,此刻正躺在不远处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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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苏斯洛夫显然是知道维克托在找什么,他抢先递过来一支香烟,同时,眼巴巴的看着维克托,期望他继续说下去。
苏斯洛夫同志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同样也有着鲜明的立场,毫不客气的说,他是坚定站在维克托这一边的,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危害性,还因为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对他是有利的,准确的说,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一点,对大部分莫斯科的高层党员干部都是有利的。
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主要是在各个加盟共和国比较常见,而莫斯科并不存在这种现象发展的土壤。从这一点上讲,党员干部民族化与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其实也是地方干部与中央干部之间的分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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