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项琵琶、青铜镜、古琴及其他
1、一个“局外人”的音乐会
作为一个音乐和戏曲爱好者，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曾在大学课堂上接受过有关音乐的艺术解析和美学鉴赏，也曾在音乐厅里伶听过诸多中外艺术团体演奏的世界名曲；还曾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欣赏过多个剧种的精彩表演；更在儿时记忆里的麦场村边听过南来北往的说唱艺人们的“围炉夜话”，这些用声音、色彩和神态构成的各种艺术表演形式，无不在我渐次成长的生命过程中，打下情感的烙印，升华理想的境界，注入文化的痕迹，并最终融入我的血液，凝炼成为我不断奋斗前行的内在动力。
但是，这些所有我曾经为之泪奔、为之嗟叹、为之食不甘味的音乐、戏曲和说唱艺术的精彩表演，都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我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而日渐湮灭和淡忘；尤其是在人到中年的当下，自以为已经不断“成熟”或“成功”的我，已经很难再对任何艺术表演形式产生些微的“激动”和丝毫的“感动”了。
直到近日，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参加了一场“非典型”意义上的“音乐会”——确切的说，是这场“音乐会”里的一个盲人，用他土得掉渣的“曲项琵琶”和一个名叫“青铜镜”的特殊故事——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使我久已沉寂的心情再次泛起波澜，也重新勾陈起我对音乐、对人生、对文化乃至对历史的无限遐思和万千慨叹。
2、用生命“引吭”高歌
今年暮春的北京。受一位相交多年的“知音”级朋友的特别邀请，我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一场音乐会。据朋友说，这是一场带有学术研讨性质的特殊形式的音乐会，既有来自陕北民间的“琵琶说书”，也有古琴、古筝、二胡等经典民乐演奏，更有传统戏曲“河南坠子”选段表演。而最有看点的，是数位当今音乐理论和表演界的专家学者在现场的研讨交流。现场的听众，除我之外，几乎全部是来自世界各地音乐美学界的专家学者和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既让我受宠若惊，又让我充满期待。
音乐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显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年轻师生。他们似乎并不特别“在乎”音乐会上那些司空见惯、获过种种音乐大奖的“大腕”们——对这些身着华丽舞台装、经常在“出没”在都市里各类音乐殿堂和舞台上的“大腕”，既没有华丽的报幕，也没有虚假的奉迎，以致于有的“大腕”级演员似乎有些不习惯。而主持人唯一给予最高礼遇的，反而是首先登台一位民间盲人琵琶说书艺人张成祥：因为整个音乐会，主持人不厌其烦地向听众反复介绍他的苦难、他的乐器以及他即将演唱的内容。
演出甫一开始，在主持人和弟子的搀扶下，一身朴素农民着装，手缠“麻腕子”、腿绑“甩板”的张成祥老人，带着他那用村头的柳树、普通的三合板和羊肠子做成的四弦“土琵琶”，颤颤巍巍、抖抖索索地登台了。他的干瘦，使我想起了那贫瘠的黄土高坡；他的面色，使我想起了那荒凉的西北高原；而他在聚光灯下的慌乱无助，使我想起了长期生活于在中国陕北那些具有经典符号意义的父老乡亲们。
登台坐定的张成祥老人看起来既紧张又兴奋。当主持人还没来得及介绍完他将要演唱的《青铜镜》的故事情节时，他已经忍不住“引吭”高歌了——这里用“引吭”二字，确实很贴切地表达了他开唱一霎那给我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当他的左腿熟练地左右摇动而“甩起了脆亮的板子”，用他带着“麻腕子”的老手拨动“苍然嘶哑”的琴弦声——他引颈向天，口若悬河——一声苍茫的声音自那他那充满了辛酸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喷涌而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啊！古老而有韵味，苍茫而有力量，仿佛穿透了无限寂静的音乐厅，穿透了所有听众的耳膜，也穿透了我这个局外人的心灵——
那分明是用生命在歌唱！
那分明是灵魂深处的呼喊！
那分明是对苦难人生的追问和叫板！
至少，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来说，这声音穿透了我的灵魂，穿透了我对音乐的肤浅理解，也穿透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更深层次的思考。
3、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说书
在中央音乐学院印发的音乐会册页上，是这样介绍张成祥和他的“陕北曲项琵琶说书”的：传说，很早以前，有一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与人为奴。兄弟三人被奴隶主残暴对待：长子被奴隶主剁掉一只手，次子被打坏一条腿，三子被戳瞎了双眼。因为残废后不能再给奴隶主干活，他们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一日，长子拾到两片烂木板子（甩板），二子捡来一根羊肠，晒干后张在了其中一块木板上，弹出了声音；三子遇见了一只死蝎子，便把蝎子的尾巴用草绳接到木板上，当作装饰，就成为今天“曲项琵琶”的外形。后来，三人就弹着这个“曲项琵琶”到处走村串户，传唱他们的悲惨遭遇以换取村民的生活接济。是为陕北“琵琶说书”的原型。
而据历史专家考证，在陕西宜君县残存的始于公元535年（西魏大统年间）的摩崖石刻里，就已经有怀抱“四弦琵琶”的“飞天乐伎”形象。而此后流传在陕北民间的“琵琶说书”形式，已经在中国音乐史上销声匿迹。直至近年来人民政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出台，一批音乐学者走进陕北，悉心挖掘这一民间艺术魂宝，从而使张成祥这样的民间艺术家，走进中国最高形态的音乐艺术殿堂。而他对音乐近乎“原生态”的阐释，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
因为乡音的关系，我其实听不太懂张成祥先生所唱的内容。但是，从主持人的介绍，结合他的琴声、他的唱腔以及他的表情，我还是大体上听明白了他要表达的一个叫“青铜镜”的故事。那个故事，正如“发明”曲项琵琶的三兄弟一样的悲惨，只不过其中，穿插了陕北人对严酷生存状态的挣扎斗争、对身世真相的认同渴求，以及，表现出陕北人（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宽容和忍耐，其中，当然也带有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点点狡黠。那是流传于中国民间比较常见的俗世故事，传承着一切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穿】
【书】
【吧】
4、强烈的反差和无解的对比
张成祥之后的节目，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音乐演奏形式。因为是组织者刻意安排的与张成祥所做的鲜明对比，所以在这里不得不一一赘述：
继张成祥出场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小小年纪就获得一大堆奖项的美丽姑娘，她表演的是琵琶独奏《汉宫秋月》。她很用心、很专业地用灵活的指法和美妙的琴声，试图阐释一位来自遥远汉朝深宫里宫女的无限惆怅。
接下来，是另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所演奏的二胡独奏《流波曲》。这个曾经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个人演奏会的小姑娘，用她凝重的神态和悠扬的弦音，来表达继“阿炳”之后另一位伟大盲人作曲家孙文明的艺术情怀和苦难经历。
再之后出场的，是出身中央音乐学院，今天已是中南民族大学音乐教师的一位女士，身着粉红色传统服装的她所演奏的是中国传统古筝独奏名曲《粉红莲》。她以无比娴熟的手法，极尽古筝“揉、滑、点、按”的左手技巧，展现了一个潮州贵妇人的妩媚秀丽和摇曳婉转。
再次登台的，是一位青年古琴演奏家。她用现代人已很难听懂的古琴，演奏了据说是孔子所作的《碣石调·幽兰》。介绍册页中说，此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曲谱原件是唐人手写的卷子谱，现存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19世纪未，著名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求古书时发现此谱，并抄录回来。相传，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聆听此曲后，曾留下“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的名诗。《碣石调·幽兰》谱序中说：“其声微而志远”。其立意以兰花的性格，展现孔子志向的高远与不遇之憾。然而，就是这样带着满满“正能量”的古琴演奏，其受到观众的掌声，竟远不及前面几位来得热烈。
整个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北京曲艺团国家一位二级演员和她的三位伴奏所倾情上演的河南坠子。她（他）们用精湛的表演，将一曲反映河南民间的乡村俚语故事，表现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场喝彩。尤其是主唱者大方幽默的台风，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场音乐会与众不同之处和高潮部分，是音乐界的专家学者韩锺恩、萧梅、杨民康、张伯瑜、谈龙健等人登台围坐而进行的即兴研讨（相信音乐专业的人士对上述几位的名子都不会陌生）。在我意料之中的是，她（们）都将讨论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张成祥这个民间盲人艺术家身上。听惯了具有高超演奏技巧的学院派领袖们，对张成祥不加修饰的原生态演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也和我这个门外汉一样，感受到张成祥那用生命演唱的强大力量。他们毫不吝惜作为专家的难得的溢美之词，给予这来自遥远西北的盲人农民。甚至于，他们还不惜批评几位分明更有技巧、更加动听的他们的弟子们的演奏。
…………
专家们的评论显得站位很高，他们的评论也引起了一阵阵掌声。台下的学生（绝大部分）似乎从中受到了强烈的启发。但是，他们最后的答案，似乎是一个恍然的无解和无奈的放弃：他们在没有给当下音乐表演界明显的“媚俗”、“跟风”、“做作”等“乱象”给出正确的出路。就在他们“义愤填膺”的有关“强烈反差”和“对比张力”的学术化论述中，音乐会戛然而止了。留下我这个“局外人”在空旷的音乐厅里徘徊良久，思索万千。
5、青铜镜：曲项琵琶演奏的“中国故事”
曲终人散后。我特意去近距离地接触了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我注意到，这个盲人艺术家，在他的演奏结束后，一直坐在音乐厅的前排，仔细伶听了接下来的演出和评论。他听的很认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听得最清晰，因为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他的听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寻常人等。我无从知道他在听了都市里的演奏家们的演奏后的感受，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听懂了音乐泰斗们评论的内涵。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他的兴奋不已、他的意犹未尽，以及他的落寞和无奈。我很想去采访他，听一听这个用生命在演唱、抑或用演唱来诠释生命的民间艺人，在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他的所听所想、所感所获，但是，我终于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因为我感觉，在这样一个父辈一般的人物面前，我相信再技巧的提问和再深刻的问题，都将是无比苍白的。在离开音乐厅时，我看到张成祥的两只琵琶静静地躺在门口的桌子上，似乎是有意在接受听众们的检阅和礼敬。我近距离地观察和抚摸了这个举世稀见的“曲项琵琶”：那琵琶主体，果然是用农村里司空见惯的柳木挖空做成的，木锯和手刨的痕迹犹在；用作琴面的三合板和琴身的结合，竟然用普通的铁钉铆合；琴弦则是用羊肠晒干拉细制成的，我轻弹了一下，果然发出了“铮”的声音，有些嘶哑，有些悲凉。但是，在抚摸和仔细审视这个无比粗糙和笨拙、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土琵琶”时，我却分明感觉它身上泛着一种神圣的力量和历史的荣光，一如它的主人张成祥一样。
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把我的思索拉回到音乐本身。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和探究者，我深知音乐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抑或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纵观中华各类史书，有关“礼乐治国”、“礼乐相需为用”、“淫乐乱政”、“礼崩乐坏”等记载，不绝于目。而用以表达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最高形式的“知音”，也是根源于两位先贤伯牙和子期用“音乐”作为媒介而成为灵魂之交的“中国故事”。
我想到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的历史长河。也许，在世界范围内，是我们的先人们最先发明了音乐。我的另一个音乐界的朋友，中国著名音乐史家刘正国先生，通过考古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九孔骨笛，产生于9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要知道，现代中国人所引为骄傲的笛子，只有七孔，而九孔笛子的演奏难度，在当今中国，唯有刘正国先生能够加以驾驭。刘先生的考古证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学会用非常复杂的器乐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现在想想，在9000年前，正拿着石头木棒与野兽搏斗的中华先人们，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尚不忘用音乐来娱悦自己、用音乐来传递情感——那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浪漫，何等的顽强——也许，正是这种来自远古的遗传基因，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绝而至今！
我想，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的先贤们赋予了音乐更多的功能：音乐不但可以娱悦身心，表达感情，更能够教化人心，净化心灵。于是，伟大的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礼乐文明时代”开始了：从夏商时期，华夏先贤们就以音乐为载体，形成了一套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尤其是到了周代，礼乐文明在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旦）的主导下，不断形成和更加完备起来的。他制礼作乐，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在其中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据《左传》中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到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功能，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有史家认为，西周王朝所以能够延续275年，依赖的正是这套礼乐制度。
中国儒家先圣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到了东周时代，也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郑卫之音”（今日所谓的靡靡之音）的大行其道，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也正是这一时期，礼乐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在汉初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始终不衰。汉以后的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乐志》来彰显其朝代的“正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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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了今天张成祥演唱的内容《青铜镜》。这个民间故事所借以比喻的青铜镜，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独特礼乐传统的历史镜像。正如中华文明在发明了火药之后首先用做炮杖和烟花一样，中华民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的国度（据载是两河流域的民族最先发明了青铜），但中华民族在发现了比石头和木棍更加坚硬和更具延展性的青铜后，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先祖们首先用它磨出了“镜子”用以整理仪容；再用它做成了“鼎”以盛放食物；再后来，当中华文明日臻成熟的时候，青铜被做成了锣、钹、铃以及磬（开始是用玉石，后改为铜、铁等金属）和编钟等乐器——我们的先祖对音乐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以致于他们没有想起来这些青铜可以首先用来做出更加锐利的，能够战胜自然、征服敌人的武器！他们不知道，比他们更加“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先祖们，在他们之前发明了青铜之后，却首先用于制造“箭、矛、刀”等攻击性武器，当西方文明的先祖们正使用青铜制作的武器用以征服自然和邻居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却正用青铜做成的镜子在“正衣冠”和“编乐舞”并以此“定鼎”天下：也许，这正是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分野！m.chuanyue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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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令人喟叹的是，在随后的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以礼乐为治的中华民族虽然无力抵挡住五胡的暴虐、蒙元的铁骑和满清的屠刀，却始终以他们天生的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当然，还有由此而产生的坚韧和忍耐，而始终保有了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和礼乐传统的优良基因。因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华文明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的时候，那些依靠冰冷的铜铁兵器纵横世界、扬武耀威的其它三大文明，都已经在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中，不见其踪了！
6、在落寞的“古琴”背后
当我的思索再次回到今天这个音乐会时，我又想到了那个以古老方式演奏古琴的文弱身影。从听众掌声的热烈程度里，我分明感到，在这场演奏会上，唯一受到“冷落”的，是那个古琴演奏者的表演。当然，以我这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古琴所发出的声音在听觉的“美感”上，似乎远不如古筝、琵琶、二胡以及河南坠子里的乐器来得更加悦耳、婉转和动听。
由落寞的古琴，我想起关于古琴的一个经典描述。汉朝时期的《新论·琴道》认为：“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就是今天音乐学家们常说的“琴者，禁也”的出处。“琴之禁”即代表了中国古代正统儒家思想关于音乐教化功能的经典表述。而先秦时期的《乐记》一书则记载一个关于“正雅之音”和“郑卫之音”的著名故事。据说，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曾问孔子的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段话的意思，用现代人的表述就是，魏文侯不喜欢听“古乐”这样的“高雅音乐”，而喜欢听“郑卫之音”这样的“流行音乐”。当子夏听了魏文侯的话后，明确指出：“魏文侯是只知“音”而不知“乐”。
由魏文侯喜欢“郑卫之音”而讨厌“正雅之音”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何300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受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专家们对古琴演奏的相对冷落。要知道，在今天演奏的所有内容中，除了张成祥演奏的《青铜镜》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文化背景差异而受到特殊的关照外，其他几首曲子，唯有古琴所演奏的《碣石调·幽兰》属于典型的雅乐，而其他几首，若从狭义上讲，仍属于“郑卫之音”，尤其是博得掌声最热烈的《粉红莲》和“河南坠子”选段，更是经典意义上的“郑卫之音”（通俗音乐）。
这里，估且再抄录《乐记》中的另一段记载：“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大意是说：听到《雅》、《颂》的乐歌，会使人心胸开阔；拿着盾戚等舞具，学习俯、仰、屈、伸等舞蹈动作，会使人仪态变得庄重；按一定的行列和区域行动，配合着音乐的节妻。行列就会整齐了，进退也协调统一。所以，乐表现了天地间的协同一致，是中正谐和的纲纪，是人的性情必不可少的。
同样，在当下的社会学家眼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判断一个国家或社会族群的文明与否和素质优劣，依然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一个核心的评判体系。譬如，设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体人群长期浸淫于诸如“摇滚音乐（当然也有少数“正能量”的）”和“欧美流行音乐”（特指没有经过时间沉淀的“非经典”音乐）这样的“靡靡之音”之中，而远离叙事宏大、昂扬激越的诸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幽兰》这样经典的“美雅之声”时，这个民族将会处于多么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尤其是对于每一个青少年个体来说，当他（她）长期沉浸于充满卿卿我我和是非混乱的“流行音乐”之中时，则其人生的前途将很可能会出现走向问题。就这一点而论，无论是专业的音乐学者，还是我这样为人父母的“局外人”，都不会否认其中所隐含的至正道理。
那么，张成祥和他的曲项琵琶是一种什么形式的音乐存在呢？
我的理解，在张成祥的歌唱和演奏世界里，他用他那高亢的音乐诠释着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他用生命的演唱来诠释中国陕北穷困乡村的文化生态。他的音乐，其实传递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中华民族所独具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质。每当，他以残缺的生存状态，在如此贫瘠荒凉的陕北大地，为了生存而引吭高歌的时候，除了给他身后的父老乡亲以精神的震撼和心灵的愉悦之外，更多的是唱给自己听：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他用生命的演唱来唤醒这个世界——但更多地在唤醒他自己内心的世界——他要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要维护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和荣誉！
而和张成祥不同，今天在都市里的音乐厅里演奏的文明世界的音乐家们，他（她）们演奏的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了取悦台下的受众。为了迎合受众们的喜好，他（她）们不惜扭曲了音乐教化世人和洁净心灵的本质功能，而强化了音乐在“声音”上的“愉悦”功能，他们在让“经典”（如《流波曲》里对苦难的坦然叙事）变得更加“好听”、“好看”的同时，也剔除了其中原本最有益的东西。当然，我们无权责备他（她）们的追求，因为这样的迎合，能够得到更多的奖杯、更多的花环、更多的物质褒奖。而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则根源于一个社会有关文化风尚长期优劣建构。一位音乐学家告诉我，中华民族自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已经全面丧失了对礼乐治世功能的准确判断，他们和魏文侯一样，只重“音”美而不知“乐”理，是以中华民族自满清以降，开始逐渐陷入道德沦丧、是非巅倒的混乱状态，亟待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和当政者的大力倡导。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层面，必须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大力重构以中国优秀古典音乐为代表的传统经典文化传承。正如今天邀请我参加音乐会的我的好友王晓俊博士告诉我：“音乐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抵人心、关乎心灵的文化阵地，一旦它在某一代人的灵魂深处失守于西方文化兵不血刃的占领，如果想要再完整地收复回来，将是一件万分艰难的事情。”在他凝重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一个中国当代士人的良心和责任。可喜的是，在今天，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遗余力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一些诸如京剧这样的“国粹”也正式进入了学校的课程，这样的努力，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还有今天的张成祥能够走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高雅殿堂”。作为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父母中的一员，我真诚的向往，有一天，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都能在他们人生的闲遐时光，能够以平静的心态，以优雅的神态，去抚赏一下古琴，去票友一下京剧，去倾听一下昆曲，甚至，去拥抱一下张成祥们的古老的背影——倘能如此，则吾华有望矣！
7、在音乐的历史镜像之下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镜像反思的时代。而我认为，中华民族所以生生不息于这个世界，正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吐故纳新、解构重建的强大内在文化基因。中国自上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一个民族自信心重建的历史过程。而音乐，其实是中华民族自信心重建过程的历史缩影和微观镜像。在今天，当为数不少的青少年流连于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其中的危害。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台上的几位音乐理论界的学者和专家们都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对张成祥不吝赞美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学生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可以想见，做作的演奏和媚俗的音乐，在张成祥用生命演唱的比照之下，将如万古黑夜里的一盏微光，虽然还不能燎原于世界，但中华民族弥久历新的文明原力，必将再一次唱响于东方的天际，而成为一曲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洪钟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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