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十三章孤岛的晚年
假意调停
山西没了，为了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阎锡山利用矛盾，充当蒋李之间的调停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从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太原，乘飞机逃到了南京。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行将崩溃，阎锡山心里十分清楚，他的军队行将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作为一名“败军之将”，以后依靠军队来增强自己地位的做法已不可能。所以，到南京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拉拢各方要人上，曾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晤，以图博得美国人对他的好感及支持。而对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和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阎锡山则利用矛盾，充当调停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两度赴桂林，敦促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1949年4月22日，蒋、李在杭州会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要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总揽党政军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李宗仁对蒋此举表示不满，加上他所提出的发动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建议被制止，以及因和谈失败而引咎辞退代总统职位的请求被拒绝，导致两人矛盾激化，会谈不欢而散。李宗仁当晚赶回南京，下令总统府和行政院于次日迁广州办公，而他自己就在座机去广州的半路上折回，飞往了桂林。
李宗仁临时决定飞往桂林，其目的仍是向蒋施加压力，逼蒋交权，同时李也有另组政府与中共谋和的意图。蒋介石没有料到李宗仁会来这一手，使他陷入难堪的局面，自己赴广州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决定策动阎锡山出面斡旋，以求打开僵局。阎锡山满口应承了。夶风小说
5月2日，阎锡山偕同国民党元老居正、李文范随白崇禧赴桂林。当见到李宗仁时，阎声称他们3人来这里之前，已得到蒋5年内不干政的保证。
李宗仁称：赴广州主政可以，但需蒋介石作确切的保证。为此，李宗仁提出六点先决条件：1．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只能向“代总统”提建议，不能强制执行。2．“代总统”应有人事调整权。3．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4．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给各部队使用。5．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支付军政开支。6．拟请蒋介石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3人携李宗仁的六项条件于第二天飞返广州，何应钦特派专机飞往上海，将此条件送给滞留在吴淞口外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李宗仁提的条件后火冒三丈，当场给何应钦写复信，让他转告李宗仁：
1．“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曾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照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也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3．美援军械之保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关于出国之事，蒋介石作了如下声明：有人要和共产党讲和就是迫我下野，和谈失败了又来撵我出国。国还未亡，为什么单要我去国亡命？这事实难从命。最后他表示，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本人不再过问一切，算是对李宗仁的答复。
5月5日，蒋介石的复信用专机送达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再次推举阎锡山去桂林，迎接李宗仁。5月7日，阎锡山带上蒋介石复信原件第二次去桂林。由于这时白崇禧也力劝李宗仁“以去穗为好”，并说“只有德公在穗，蒋介石便无东山再起的借口”。因此，当李宗仁看了蒋的复信原件后，便决定返回广州主政。
阎锡山以蒋、李调停人的身份，顺利地完成了敦促李宗仁由桂林返回广州主政的任务。事后他曾对别人说过：“孙悟空再翻跟斗也出不了如来佛手掌心，当今的中国人终归得听老蒋的。若不，就得听毛泽东的。”实际上，李宗仁返回广州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幕后操纵着广州政府。
苦撑残局
虽然阎锡山已一无所有，虽然全国将易主，但做为蒋李之间的调停人，此时，他却出掌中枢圆旧梦，“入阁拜相”任院长，但随着败走台岛，随着蒋氏重新掌权，他的行政院长也做到了头。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至广州。面对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何应钦内阁一筹莫展，于5月20日被迫集体辞职。
何应钦辞职后，由谁组阁成为蒋介石、李宗仁斗争的焦点。“代总统”李宗仁担心“行政院长”一职遗缺时间长了会动摇军心民心，5月30日，遂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由国民党元老居正继任“行政院长”。但因蒋介石的反对，在“立法院”表决时，居正以一票之差被否决。李宗仁不甘心，“打算再把居正作第二次提名，奈何居正老满怀悲愤，悄然赴港去了”。李宗仁无奈，只好接受蒋的举荐，于6月1日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深知，能否当上“行政院长”，必须通过老蒋这一关，于是在被提名的当天下午，他就借继母陈氏在台逝世，回家奔丧之名，到台湾晋见蒋介石，并请示施政方针。果然，在蒋介石的公开支持下，“立法院”在投票表决时，以300票对50票顺利通过阎锡山组阁。6月3日，阎锡山正式就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一上台就明确宣布：其“所主持之新内阁，系作战内阁，决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反共色彩很鲜明。为挽回国民党的败局，他奋力经营，力撑残局。
首先在经济上，实行“货币改革”。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不仅面临着军事、政治的总崩溃，在经济上也陷入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力图通过实行新的币制改革，以缓和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经济局面。1949年7月2日，阎锡山在广州正式签署和发布了《行政院改革币制令》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实行银元券。开始政府尚可用行政命令强迫使用银元券，然而，在“银元券”发行不到一个月，由于“银元券”的贬值和战局的恶化，许多商店、机关乃至军队都纷纷拒用银元券。于是，物价继续猛涨，经济上的困难局面未有改观。
其次在外交上，批评“白皮书”。在乞求美国援助这一点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是一致的。但是，南京政府垮台后，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开始有所冷淡，在援华的问题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旨在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非是美国的责任，而在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军事首领“指挥不当”。
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最后，白皮书明白指出，美国不再对国民党政权继续给予支援。
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文章予以批驳。国民党内也有人强烈要求批判白皮书。
8月13日阎锡山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感想》的小册子，在这篇《感想》中，阎锡山一方面继续乞求美援，另一方面对白皮书进行了抨击。
再者，在军事上，游说大西北。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时，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已经完全解放，程潜和陈明仁也表示了愿意和平解放湖南的态度。因此阎计划在湘粤间竭力阻挡解放军南下。同时，他又自恃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决定以“银弹”为武器，开展游说。首先，阎锡山通过王乾元的关系，拉拢绥西屯垦军，以空运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为条件，将他们编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以河套为中心，建立“大西北反共根据地”。
为了笼络马家军集团，7月初阎锡山又派金典戎去西宁，把马步芳接到广州，许给他“西北行政长官”兼“甘肃省主席”，让他在陕甘宁青四处境内拥有自行筹饷征粮的权力。将原来的“甘肃省主席”郭寄峤调离，让陕甘宁青四省变成纯属马家的天下，以巩固西北的局面。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带上他的亲笔书信和几箱礼金（银元）去绥远，游说董其武，叫董不要随同傅作义响应共产党和平解放的政策，要坚守国民党阵地，并相机策反，争取傅作义“觉悟返归”。
正当阎锡山踌躇满志地等待着西北“奇迹”发生的时候，接踵而来的消息给了他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与马鸿逵的主力部队，马鸿宾宣布起义，兰州、银川相继解放。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9月25日至26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与“省主席”包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地盘很快化为乌有，阎锡山以“银弹”游说西北的人情战术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阎锡山布置在湘粤交界处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进攻下，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韶关、英德相继被解放军占领。10月初，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逼近广州，“国民政府”仓皇撤退至重庆。
阎锡山由广州逃往重庆后，继续顽抗。人民解放军于11月底解放重庆，阎锡山又逃往成都。解放军已兵临成都城下，他即于12月8日慌忙登机逃往台北。
阎锡山逃到台湾之初，整个台湾孤岛处在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之中，阎却仍然想拼死挣扎一番。他先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方面的战法，以对付‘共匪’的船海战术之来攻”。又选训了所谓“革命种能干部”，准备作为“收复大陆”重建政权的骨干。
为了控制台湾地方政府，阎锡山积极参加“台湾省行政会议”，频频发表简短讲话。经济上，他指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所有外汇支票，均须“院长”亲自盖章，始为有效，不让别人插手外汇管理。12月15日，他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准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吴国祯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二）任命蒋渭川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显群为“委员”兼“财政厅长”，彭德为“委员”兼“建设厅长”，陈雪屏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徐庆钟为“委员”兼“农林厅长”。另外还任命了彭孟缉等17人为“委员”，浦薛凤为“秘书长”。
阎锡山还认为有必要惩治一下国民党内的贪污现象。12月19日，他向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提出“经济部长”刘航琛犯有叛国贪污罪，应予以撤职查办。
后阎锡山听取了“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建议，任命前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为“经济部长”，严家淦在国民党中央任职从此开始。
国民党溃逃到台湾后，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各种组织也随之瓦解，一片混乱。为调整人事，阎锡山忙得不亦乐乎。12月20日阎锡山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李弥接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
12月24日，“行政院”会议又通过改组“西康省政府”，任命袁品文等为“委员”，并新任命了“保安处长”、“田粮处长”和“秘书长”。不久阎又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派唐式遵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指示“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赴香港处理“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在香港财产，及收容维持留港伤患士兵。
以上的种种情况表明，阎锡山作为国民党当局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行政院长”，受命于国民党危难之际，为最后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确实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但是，他仍未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他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中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完全是蒋、李权力斗争的产物，本属过渡性质。
阎锡山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到台不久，阎就曾对他的幕僚贾景德说：“我准备交代。”贾问：“何故如是之速？”他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由辞修（陈诚）替总裁分劳。”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失败，李宗仁已成了一个光杆“代总统”，拒绝赴台。不久，以治病为由，于1949年12月8日由香港飞往纽约，一去不返。此时蒋介石重操权柄已成必然，阎锡山只有“激流勇退”一途。
1950年2月12日，台湾当局“监察院”决议弹劾李宗仁。次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联名电促李宗仁由美返台，遭李宗仁拒绝。2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接着，台湾当局“立法院”380余“立法委员”联名电请蒋介石“复行视事”。在一片紧锣密鼓的鼓噪之下，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了1年又2个月之后，复行“总统”职权。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五天，准许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最终被挤出了政坛。
十年隐居
从政坛的惊涛骇浪中走出来的阎锡山，很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由台北市区搬到了菁山草庐，过起隐居生活，闭门造车，构想“大同”。
在1953年2月的纽约《生活杂志》里，有人撰文盛赞阎锡山在行政院长任内对国民党所做的“贡献”。文章说：“他，阎锡山将军，像个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他不避一切的艰险与困难，一定要把中华民国政府，从风雨飘摇中迁移到安全地带，由广州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复由成都到台湾。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人心，其混乱的程度，自不待说，而中央政府每到一地，立足未稳，又行迁移的情形，正如同一个王室的流亡王子一样。然而，阎锡山将军，是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他一如保卫太原一样，他秉承着天赋予他的革命精神，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从容地迁移到台湾，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继续从事反共复国的革命大业。”
1954年2月19日，在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统治前后，一手制造了阎锡山“兴”、与“衰”的蒋介石，于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词中对阎锡山在此期间的“功绩”进行表彰。
然而，“激流里的勇夫”也好，“功不可没”也罢，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全都成了历史。这时的他，感觉到的除了莫名的失落之外就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在经过频繁的卸任交接，辞别答谢，往来酬酢之后，阎锡山复归平静，显得异常超脱，开始谈佛理经。惟求一个“静”字。
卸任行政院长后，蒋介石给阎锡山安排了两个最“合适”的头衔——总统府资政、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高高地抬起，轻轻地落下，有职无权的“资政”和评议委员，伴随阎锡山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为了与卸任后的地位心境相匹配，阎锡山一再迁移住所。
早在太原被围之时，阎锡山即派人将其继母陈秀卿和二儿媳（次子阎志宽于抗战期间病故）护送到了台湾，在台北市设立了“阎公馆”。败逃台湾后，他就一直住在位于繁华闹市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05巷16号的公馆之中。
正式卸任之后，阎锡山迁出公馆，移居丽水街八号。丽水街八号较之中山北路的公馆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神秘：僻静的街区，独门独院的小楼，常来常往的造访者，保护前行政院长的军警……无不给这里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丽水街八号仅仅住了五个月，阎锡山又二次迁居，这一次他索性远离台北市区，搬到了阳明山上的菁山草庐之中。
菁山位于台北市郊之阳明山中。在这里阎锡山遣人选择一片废耕之茶地，建成“菁山草庐”，并于1950年8月12日正式入住。
所谓“菁山”，其实是日占时期兴建而未成的一个农场。这里现代化生活实施，诸如电灯、电话，甚至自来水，一应俱无；距离公路有30分钟的步行路程。就是这样一个极不开化的地方，被一辈子标新立异的阎锡山选来作了“安度”晚年的藏身之处。
阎锡山迁住菁山的用意为何？是厌烦了尘世的纷繁；还是以此标榜自己的“淡泊”；抑或是为了得以静下心来总结点什么？也许三者兼而有之。此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实际上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一块小小的领地，一个世外桃园。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惜改头换面，把山西的特产——一窑洞搬到了山中，赋予“种能洞”的雅称。
与此同时，他向附近的矿务局租地，开辟种能农场，安营扎寨，植树造林。
关于阎锡山在菁山中的生活，有人著文如此描述：“阎氏隐居菁山后，即专事著述，闭户不出，非国家大典，或总统有召外，不轻易入市。每晨七时起床，晚十时入睡，午膳后，休息二小时。其余时间即为会客、讲话、会议、思考与写作。晚饭后，独出野外，散步数十分钟，就寝前，展阅床头木板《易经》以自怡。”
在自己精心设计的菁山“草庐”种能洞里，阎锡山一住就是十年，直至老死。在此期间，虽然也偶尔外出参加一些例行会议，应邀出席有关的集会，发表演讲，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山中度过；虽然也不时有一二旧交老友，或对他的历史、思想理论，及其本人感兴趣者，登门造访，谈东论西，但这较之过去在山西时期的门庭若市和“行政院长”任内的热闹、比起在台的其他“逊位”政要就要冷清多了。
阎锡山正式交卸行政院院长是在1950年3月15日，于此之前，3月10日，他在谈到卸任之后的打算时说：“中共的主力十八集团军，抗战时期在建制上归我指挥了八年，又和他们奋斗了四年，与他们的谈话和对他们的判断想贡献给世界，加强反共的空气与力量，这是我的宿愿。我感交卸之后，应于静中闭门思过。”
他在这里所说的要在“静中闭门思过”。“贡献给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几十年防共反共的经验教训，以及那些抵制共产主义的空洞理论。为了这些，他把十年山居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著述，不惜起早贪黑，不问秋冬春夏，如醉如痴，几乎到了惜时如金的程度。
十年中，他先后写成并出版的著述依次为：《人应当怎样》、《世界和平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日本应当怎样》、《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联合国的责任》、《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如何造成足够反共的力量》、《台中讲演集》、《对革命实践研究院各期讲演》、《共产党为何必败》、《大同国际宣言草案》、《对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反共复国的前途》、《共产党为何与中国文化为敌》、《反共的哲学基础》、《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辛丑座谈会记录》等，洋洋洒洒二三十卷，数百万言。
阎锡山蔚为大观的众多著述，虽貌似庞杂，但其核心不外乎两点：其一，站在固有立场，“剖析”共产主义及其共产党运动的所谓“错误”，以反共理论弥补反共实践失败带来的遗憾；其二，继承儒学传统文化的衣钵，构筑一个空泛的“大同世界”，作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武器。
通过这些著述，他为人类勾勒出一个高度理想的“大同世界”——“大是世界，同是一致，大同就是世界一致”。“去国与国的矛盾使之大，去人与人的矛盾使之同”。“使国与国关系上得到安和，人与人生活上得到互助，共享大同的幸福”。“在大同主义之下，无矛盾，无斗争，国与国间，生存发展，得到平等；人与人间，和睦互助，利害一致”。“尽除这种种不平，成为‘四海一家’，无区域大小强弱众寡之分，‘人类一人’，无种族贫富智愚之别，视人皆为同胞；一切制度，皆公平而合理，一切施为，皆成己而成人；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富不欺贫，智不诈愚”。
尽管这些东西远远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聊以自慰的说教。但在缺乏理论指导的国民党新右派兖兖诸公中，特别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中，如此孜孜不倦，十年如一日深入钻研并多有著述者，也惟有阎锡山这员“儒将”一人而已。由此可见，阎锡山的政治设计才能确实要优于其军事才干。对此，他颇为自鸣得意，以“仁者”、“圣贤”自比，期以此蓝图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
终老孤岛
书斋生涯，让阎锡山的身体每况俞下，带着“反攻大陆”的不死之心，离开了人世；他曾经占据的山西，他叱咤风云的几十年，也只能出现在历史的某一页中了。
阎锡山曾被孙传芳（两人系留日时的同窗）戏称为“厨子将军”。孙传芳的本意是讥讽他“只守着山西一省的范围，没有雄略远志”，就如同一个厨子，“整天双手勤劳操作，总是周旋在厨房内的一小块方寸之地，用刀范围不超出那块菜板之外”。但同时又是对他生活上不尚奢华，崇尚自然的白描。
阎锡山一生，在风云际会搏击政坛的同时，颇注重养生之道。平日里起居有定，饮食有制；布衣素食，反对铺张；深居简出，疏于游历；烟酒不沾，嗜好全无。
山居之后，虽生活益加规律，但由于不遗余力地潜心著述——有时一天伏案时间长达12小时；有时“午夜忽醒，略思有得，即起而录下”。久而久之，体质便有所下降。起初是糖尿病，后来又引发动脉硬化症，同时伴随有较为严重的胃病。
1959年初，阎锡山因胃病复发，动脉硬化加剧，心跳间歇严重，不得不暂时搁笔，住进台大医院治疗调养。
也就是在1959年这一年，他的两个至交好友先后故去。
1月2日，始终对他言听计从的五台同乡、昔日的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病逝。同年7月12日，另一在台同乡、与他相知相交，并能直言是非的徐永昌又随杨爱源而去。两友的相继辞世使他伤感不已，在亲往台北吊祭的同时，分撰祭文。
身体的每况愈下，挚友的去世，使阎锡山在忧伤之余产生了紧迫感。因此，1959年4月24日，他在复友人函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写书就是我最乐做的事，我是为古人鸣冤，为今人申冤，为后人防冤，如泉水外涌，越涌越舒畅。我需要在世的日子很短了，再有二年，就将我一切愿说的话，愿做的事，可以说完做完了。我这虽不是闻道而死，可以说是尽情而死，了无遗憾。”
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与心境下，阎锡山立下了他的遗嘱，并自拟挽联。遗嘱的主要部分说的是身后举丧之事，具体内容如下：
一、一切宜简，不宜奢。
二、收挽联，不收挽幛。
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四、出殡以早为好。
五、不要放声而哭。
六、墓碑刻思想日记第100段：“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第128段：“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七、七日之内，每日各读选作（事先已选好）之《补心录》一遍，每七早晚各读一遍，至尽七为止。
挽联则甚为蹊跷。阎锡山生前自拟挽联共有四副，并具体安排了所挂之处：
其一，上联：“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下联：“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批：“朽嗔化欲。”挂于灵前。
其二，上联：“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批：“努力摆持。”挂于檐柱前。
其三，上联：“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下联：“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批：“公道爱人。”挂于院中。
其四，上联：“对在两间，才称善。”下联：“中到无处，始叫佳。”横批：“循中蹈对。”挂于院门。
自拟挽联的做法本来就非寻常人所为，若再加上充满玄机的内容，更令人捉摸不透。这些似警句非警句，似谶语非谶语的文字，是他自己的人生感悟？是他对世事的洞察？是“高深莫测”？是故意卖弄？是，又不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成了善于故弄玄虚的阎锡山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来日无多的紧迫感使阎锡山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他所谓“为古人鸣冤，为今人申冤，为后人防冤”的著述之中。1959年2月16日住院之前，正拟做《三百年的中国》、《世界大同》两稿的修改工作。住院期间，便带书稿到医院，着手进行。住院50天，病情有所好转后，出院继续他的“工作”。这年，除修改上述两书外，又写《阎锡山早年回忆录》、《我对孔子的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等。
1960年初，《三百年的中国》初稿，复核将毕，阎锡山命随员选购市面各种版本的《二十五史》及《十三经》，拟将《三百年的中国》及《世界大同》稿修改复核完成后，秋季开始写《读史感想》、《读书随录》。手无毛瑟的一级上将，紧握寸管，执著地实施着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要说完他“愿说的话”，做完他“愿做的事”。
然而，天不假年。
5月2日，老暮的阎锡山突患腹泻。10日开始又添下肢浮肿之症。16日，腹泻虽止，浮肿却延至脸部，且精神欠佳。病况日重一日，乃至连5月20日举行的台北国民党政府第三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也不能出席。
5月21日，病情继续加重。在此之前，曾与人有约。待上午11时，客人在贾景德陪同下依约而至时，阎锡山已“不能站立，舌僵，语言困难，头低垂”。遂延医紧急调治，病情稍缓。
5月23日凌晨，有了明显的回光返照现象。延至上午8时许，贾景德再次上山，两人交谈半小时。后情况急转直下，由气管炎扩展成肺炎，并影响到心脏，遂急送台大医院。但为时已晚。就在这一天的中午12时左右，阎锡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七岁。
阎锡山因反共战争失败，而逃离大陆退居台湾。山居十年，又以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反共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但是终究也没法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面对一败涂地，根本不可能有将来的现实，一直表现出一种不甘心，至死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
对于死后的阎锡山，蒋介石除给予所谓“国葬”的“隆礼”，亲往致祭，并题赠“怆怀耆勋”匾额之外，还特颁“褒扬令”。“褒扬令”极尽溢美之辞：
“总统府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才猷卓越，器识宏通。早年追随国父，著籍同盟。辛亥之役，倡举义旗，光复三晋。民国肇建，即任山西都督、督军及省长，振饬庶政，训齐卒伍，军容吏治，焕然一新。北伐告成，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主任等职。外膺疆寄，内赞枢衡，硕画敷陈，并昭懋绩。抗战军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创行兵农合一之制，促进生产，增强战力，厥效弥彰。故宇既收，赤氛重煽。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驰驱蜀粤，载徙台员，遗大投艰，勋勤奋著。中兴在望，匡辅方资，遽丧老成，实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5月29日，是阎锡山的公祭日。公祭由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以下数千人出席仪式。公祭之后，入殓盖棺，移灵于山居时所开之“种能洞”内暂厝。
12月6日，举行安葬仪式。生于山西，兴于山西，败于山西的阎锡山入土为安，带着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长眠于台北菁山草庐右侧。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历经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民族抗日战争、国共决战、残留台湾几个时期。在各个时期中，他的思想、政见、做法可谓独具一格，具有许多为政为军者所不具有的特色。对于经历如此复杂、又颇具个性的阎锡山这样的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实为史界一大难题。
阎锡山死后，台湾舆论毁誉不一。《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阎“是我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卓越的军事统帅，坚强的反共斗士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的勋业，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公论报》发表社论也称：“其生平，实兼有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反共抗俄三时代，本身经历即不啻一部生动的民国史。其勋名之显赫崇隆，声望之历久不衰，环顾当代名公，殊罕有其匹者。”《民族晚报》则认为，“阎氏一生历史，是功，是过，功多，过多，犹待于未来历史家公正客观的裁判，实难以遽下定评”，并以此为由，反对“以国葬之隆礼加诸阎氏之议”。
大陆史学界对阎锡山的评价，除基本否定之外，承认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某个阶段，也曾跟随时代潮流，顺乎历史需要，起过某些进步的、积极的作用”。
对阎锡山这样的复杂人物，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之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历史的分析。他早年赴日留学，受进步思想影响，追随孙中山革命，回国后，积极运动军队，发展革命武装，响应武昌起义，组织晋燕联军，为推翻清朝在山西的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基本肯定的。辛亥革命后，他媚袁固位，甚至肆允袁氏称帝；袁死后，他又附依在段祺瑞门下，参与征讨护法运动，这些都是他的历史污点。晋军征湘失败后，他接受教训，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使山西人民免遭战争的骚扰，客观上有利于山西经济的发展。北伐军兴，他顺应形势扯下了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表现了对革命的倾向。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紧追其后，公开“清党”，反共趋向日益明显。在国民党党统、党权之争中，他左右逢源，时而拥蒋倒桂，时而联冯制蒋，甚至联合各反蒋派，掀起了兵连祸结的中原大战，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是应该否定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着手“整顿晋钞”，筹建“西北实业公司”，修筑同蒲铁路，这些举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经济社会的进步，应予以部分肯定。但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他组织了“主张公道团”，提出了“公道主义”，构想了“土地村公有”，成为国民党营垒中态度更坚决、理论更完备的反共主角之一。华北事变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下，他放弃了原先的反共政策，同中共在山西建立了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的这一行动，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利于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的。因而，这一阶段的进步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是被迫的，是为了保住山西地盘，为了自己的“存在”而无奈进行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看到山西大片领土陷于敌手，能够保存的又置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控制下，从而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壮大影响着他的“存在”，于是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重操旧业策动晋西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后又公开与日军勾搭，签订了“汾阳协定”，进行了安平会谈，这些当然要予以否定。
晚年阎锡山可以卸任行政院长为界分为前五年、后十年两个时期论评。
前五年，积极与中共争夺胜利果实，主动挑起内战，强推兵农合一，惨施“三自传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顽抗到底，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太原解放后，阎本已无力与中共对抗，作为败军之将，他只好苟安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在两大夹缝中求生存，反致重握政柄，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与组织武装抵抗，成为败退的国民党中权倾一时的反共斗士。在此期间，他制定了一系列“保卫”方案，甚至组织“战斗内阁”，但均无法挽救国民党的覆灭。
后十年，他虽反共之心不死，不断进行反共演讲，鼓吹“反共复国”，但总的说来，主要从事的是构想未来社会的著述。他的两部长篇遗著《世界大同》与《三百年的中国》就是他精心研究、刻意绘制的臆想未来世界与中国的巨幅“蓝图”。这些著述所体现出的思想，与在大陆时期相比，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看待问题的视野拓宽了。在大陆时，阎锡山的思想主要局限于对山西一隅的统治。他的“村本政治”说、“兵农合一”说、“物产证券”说、“平民主义”说，均是源于山西又用于山西的，看法和做法均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地盘上的问题。到台卸任行政院长后，他不仅考虑军事政治问题，而且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如先后出版了《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孔子是个什么家》等著作，撰写《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文化的逆流是什么》等论文；不仅关心台湾政局，而且相当关注世界形势，如撰有《国际局势》、《韩战与东德暴动》等文，经常与外国记者探讨国际间的重要问题；不仅站在中国一国的立场分析问题，而且站在世界的立场考虑问题，如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安和世界言论选集》、《大同国际宣言草案》、《对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等书，撰写了《联合国的责任》、《对俄共提出和平共存十大条件的评论》、《日本应该怎样》等文；不仅考虑现实问题，而关心未来的问题，如撰写《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等著作。
第二，抨击的主要对象改变了。在大陆时，阎锡山的言词中一直将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作为抨击的主要对象。到台湾后，尽管他很担心中共的军队直接解放台湾，不断叫嚷要“安和人类”，甚至主张由美国出兵制止共产党势力向台湾发展，但在他的主要著述中，却把共产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在继续抨击共产主义的同时，着重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抨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上。如在《世界大同》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就制度说，是资产皆私有，劳动者供其所能，与资本家共分所值。资本家不劳而获，剥削了劳动者的劳动代价”。“因之劳动者受到剥削，就要发生工潮。”资本家“剥削劳动者，造成劳资的不平，形成劳资对立。共产主义者是利用劳动者，煽动劳资斗争，实行阶级清算，与资本主义成为不两立的矛盾”。在《三百年的中国》中，他抨击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生产之弊有下列数端：一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产物与工作机会成为连锁的三角矛盾；二为资本家的利润无购买力，侵占生产者劳动代价物的矛盾；三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于物价工资上的矛盾；四为资本主义的多种矛盾均是病命相连的矛盾。”在《我对人类的感怀》一文中，他主张实行全民资本的生产制度，要求资本家将私人资本的工厂卖给全民资本，尽去资本主义的剥削，消除本国工人的不平。
第三，从敌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说，由主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转到主要反对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阎锡山认为，要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展，就得研究共产主义的弊害，让世人知晓共产主义弊害，而共产主义的弊害主要表现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上，因此在他的晚年著述中，不断批评“按需分配”制度。他说：“共产主义的分配是按需分配，人的生活需物产，产物需劳动，劳动生产为因，分配享有为果。按需分配下，劳动与享有不相联系，是将生产与分配的因果分离。因果分离，即是离因说果，所以说共产主义的分配是个谜。”在《三百年的中国》中阎说：共产主义如能实现，有七个利处（前已述及——笔者）一个弊处。一个弊处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劳享分离，“理想太高，超乎人性，背乎人情，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阎锡山毕竟是个反共老手。这在台湾国民党高层中也是公认的。何应钦在阎离世后《呈请国葬与明令褒扬》的呈文中就说阎“对反共认识至清、理论至精，有方案，有对策，有行动，有经验，尤为人所称服”。所以说对阎锡山这样的长期反共人物绝不能认为由拼死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转到轻描淡写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逐步放弃反共立场的表现，只能认为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共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可以说他山居十年是著述不息，反共不止的。
第四，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很多主张是早年就提出来的，如村本政治、兵农合一、物产证券、按劳分配、资公有产私有等等，但阎不是将原来现成的思想进行简单的拼凑，而是依据所谓“中”的哲学和“大同主义”思想，经过去粗取精，重新阐扬，使之成为形态更完备、理论更系统、内容更全面、独领一宗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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