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九章埋头搞建设
金蝉脱壳
失败的阎锡山被迫下野，老谋深算的他逃过蒋介石的追捕，避居大连；早有安排的他，利用亲信，虽身在大连，却能遥控山西。
中原大战的失败和通电下野，标志着阎锡山问鼎中央权位企图的破灭。然而，这对于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来说，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涯的完结。得意时争名于朝争利于世，失意时宣布下野以退为进，纵观一部民国史，这样的闹剧层出不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是每一个下野者的必然选择。
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军声势浩大，南北响应，兵力总数也大大超过蒋军，最后竟土崩瓦解，以失败告终，自然令作为统帅的阎锡山感到沮丧。
阎锡山是不甘心失败的，在宣布下野时，他恨恨地讲了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下野是暂时的，晋军被人节制也是暂时的。”10月5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15日，正式通电下野。接着阎锡山又对山西的军政、人事作了一番安排，宣布取消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并假借父亲有病，要回家乡侍疾，意在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以退让求生存。但打了胜仗的蒋介石已不能轻易放过阎锡山，绝不给阎任何喘息的机会，非得驱赶阎锡山离开太原出洋。他指使何应钦致电阎锡山：“百公不出洋，无以善其后。”同时命令飞机在太原狂轰乱炸，企图给阎锡山施以压力。阎锡山见到蒋介石态度强硬，知道不走不行，走了自己又不甘心，多年苦心经营的山西老巢，弃于一旦，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阎锡山决定虚晃一枪，离开太原，但不出国。于是他扬言去苏联，特意派了他的手下仲跻翰装模作样乘汽车北上五原察看西北上苏联的公路，这一切都被蒋介石在山西的特务作为情报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讯后，密令华北五省军政负责人“缉获阎逆，就地正法”，他已决意置阎锡山于死地。
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长期的勾心斗角彼此都互相了解，摸透用心。阎锡山知道蒋介石的狠毒，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一向言行不一的阎锡山，行动更加诡密。
1930年11月28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我已决心出洋，12月1日到石家庄，2日到天津。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又马上密令张学良：各铁路沿线纠查，缉拿阎逆勿误。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阎锡山已经比电报里的日期提前两天动身了。
阎锡山的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亲自精心策划安排，消息极其严密，就连他身边的人也极少知道。
一路上阎锡山化装成商号老板，具体身份是山阴县富山水利公司经理曲容众。他身穿普通布袍子，黑缎马褂，外套一件青色毛呢便衣大氅，头戴土尔其毛线套帽，脖子裹着一条大毛线围巾，脚着一双老棉鞋，颇似他伪装的身份。随行只有3人，都是经过阎锡山多次研究考虑最后确定的。这3个人是李汝骧、王怀奇和张培梅。李和王都曾留学日本，做事谨慎小心忠诚可靠。而张培梅精明强悍，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对阎忠贞不二，是保镖的最佳人选。
阎锡山这次行动不但时间提前了，走的路线，也和电报里写的不同，他并不按照所讲由正太路经石家庄赴津，而是乘汽车至大同，再从大同火车站沿京绥铁路转赴天津。
一路上，阎锡山高度警惕，由他和李汝骧共坐一辆汽车，张培梅和王怀奇乘坐另外一辆随后跟随，暗中保护。当汽车驶至雁门关太和岭口时，阎锡山下车休息，站在山上，一抹夕阳把周围映得如血般通红，阎锡山茫然四顾，不禁发出一声长叹，曾几何时，他统率80万大军威风凛凛就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如今落到这样的地步，伤感之情油然而生。
汽车经过一天的跋涉，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大同车站。一打听，晚上11点火车才能开出。阎锡山一行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进了住房，李汝骧问：“晚上吃什么饭。”“我自己带有干粮”，阎锡山说着，就把带来的饼子啃了几口。李汝骧买来的罐头他也不敢吃，怕中毒。
火车到半夜才能开，阎锡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难以安下心来，时不时问李汝骧时间到了没有。
上了火车，由于蒋介石有捉拿阎锡山的命令在先，一路上军警盘查甚严，多亏李汝骧沉着冷静，巧妙对付，阎锡山总算有惊无险过了一关又一关，顺利到达天津。
抵津后，阎锡山心中多疑，不敢去找他当年进驻天津时委任的天津市市长南桂馨。直到次日清晨李汝骧向南桂馨报告阎锡山已到天津后，南桂馨才急急忙忙拜见阎锡山，说：“饭店不能住，快到我那里去。”阎锡山便到了南桂馨住处呆下来。
但阎锡山还是不放心，他对李汝骧说：“你去找薄永济来。”
薄永济是阎锡山的堂妹夫，住在法租界50号，阎锡山认为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便又搬去薄宅住了。
《大公报》得知阎锡山已抵津，立即发了消息，蒋介石看过报纸，大发雷霆，他怎么也没料到阎锡山竟像变戏法一般躲过层层关卡悄然到了天津。他连忙派出大批特务在阎的住处监视，张学良也不断派人催促阎锡山出洋。
阎锡山见住所周围尽是蒋介石的特务，张学良又逼得紧，心知此地不可留住，便打算到大连去，大连离山西远一点，可让蒋介石、张学良稍微放心，那里又是日本的租界地，蒋介石也不敢妄为。便声称先去大连，然后东渡日本继游欧美。12月22日凌晨，阎锡山在法租界巡捕的严密保护下，登上了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客轮“武昌丸”号，安全到达大连。
蒋介石知道阎锡山在耍诡计赖在国内，但大连与山西相隔甚远，又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就暂时作罢，不再逼阎出洋。
阎锡山走后，蒋介石安排张学良接管山西，张学良开始对晋军实行“整军缩编”，准备把晋军的数量由原来的14个军40余师压缩为4个军8个师，张学良的主张马上就遭到了晋军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经过反复争吵，张学良终于同意再增加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炮兵独立旅。这一切斗争，都与远在大连的阎锡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早在阎锡山离开太原赴津时，已安排好他的文武僚属，军队也改名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他的心腹徐永昌、杨爱源、赵承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都是为了今后东山再起做好准备。所以徐永昌、杨爱源等人表面上执行张学良的命令，但实际上又在暗地里接受阎锡山的操纵遥控。山西许多大小事情，都是由远在大连的阎锡山最后拍板的。
为了控制山西的局势，他经常派其亲信副官刘升化装潜回太原，仔细了解各军、师长思想与行动状况，并与他们保持联系。
在大连，阎锡山还积极利用日本人的关系，进行重返山西的努力。日本人见阎锡山虽然下野，但实力尚在，也有意扶持阎锡山与有英美背景的蒋介石作对抗，以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中原战败后，阎锡山利用在大连蛰居的这段时间，也静下心来进行了他的一些理论研究。在政治上他认为凡事都应适中求对，不偏不倚。这也是他在动乱的政局中保持一方的独裁统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深刻总结。他说“槁木死灰的生龙活虎，才是真的生龙活虎”。暗示了他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失败了，不会妄想执天下之牛耳了，但他决不会从此放弃政治野心，而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以准备东山再起。
对经济理论，阎锡山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提出了自己创造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还出版了名为《劳资合一》的月刊。
老树根深
身在大连的阎锡山，心却在山西，他借日寇重返老巢；老蒋自顾不暇，阎氏重掌山西大权，巧送瘟神出境，恢复阎记一统天下。
大约在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司令派赵欣伯由沈阳到大连去拉拢阎锡山。赵欣伯系东北的留日学生，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后成为伪满洲国大臣。赵欣伯到大连后，并没有直接面见阎锡山，而是托人向阎转达说，东北三省让张家父子搞得一塌糊涂，人民水深火热，不堪其苦，所以很多人希望阎先生以治晋之方救救东北。并声明，此为东北人之希望，亦为关东军之意见。阎锡山闻言大惊，急派人主动访赵，敷衍了事。两日之后，赵遂返沈复命。事后，阎锡山就此事对周围的人讲，此种人远不得，近不得，见了面就麻烦了。弦外之音，在炫耀自己的应付之妙。
尽管阎锡山以他的“小聪明”支走了赵欣伯。然而，赵的来访无疑是一个信号，它再明确不过地告诉阎锡山，在日本人统治的大连长期居留下去，这样的事情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不想彻底投靠日本，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一走了之。
适逢其时，经过中原大战后将近一年的风云变幻，山西局势早已今非昔比。西北军宋哲元等部客军战后继续留在山西，并有长期占据的迹象；国民党加紧了在山西的活动，曾遭削弱的省党部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山西，积极进行反阎活动；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向纵深发展，并开始在山西建立革命武装；七个省的军阀部队，都集中到山西，军队与军队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军队内部，因兵多饷少，衣食缺乏，时有士兵哗变。山西的政局事实上已是以在野之身远避大连的阎锡山所难于控制的了。
面对这一切，阎锡山是无论如何也沉不住气了，他敏锐地感到，不管从那方面考虑都不能继续在大连蛰居下去了。就像当初不得不出走一样，眼下的问题是必须设法尽快回晋，否则苦心经营的山西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然而，阎锡山以下野出走之身，突然要返回山西，对内对外都需有个交代，有个说法。于是，1931年8月1日，阎锡山便接到刘升由五台河边村带来的口信，说阎父书堂自7月20日后，屡感身体不适，饮食渐减，念子之心益切。阎接信后，翌日即着靳瑞萱与日本人接洽，以飞机送回山西。
经过一番策划和接洽，8月5日，阎锡山包租一架日本小型飞机由大连飞抵山西大同。与八个月前离晋时的情形完全一样，阎锡山的返晋也完全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阎锡山在大同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再由大同出发，悄然回到他的家乡五台县河边村，以探“父疾”。
阎锡山回到山西的消息不日就被传了出去，成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对此，各方面纷纷作出反应。受命统一节制晋绥军政事宜的张学良首先发难，于9月11日直电阎锡山，接着又通过徐永昌提出三项条件：“一阎先生自动移北平”；“二副（指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担保体面安全自由”；“三晋将领对以往不听调遣事认过”。对于张学良的催逼，阎锡山早有准备，随即复张一电，以父之病进行搪塞。
蒋介石闻讯后，也大为震怒，立命何应钦、孔祥熙等电阎“从速离晋”，声称如若不从，将采取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刘峙、韩复榘等也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发表通电，要蒋逐阎迅速离开山西。
各方面压力重重，就在阎锡山疲于应付之际，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从而在客观上为阎锡山重归政坛提供了契机。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不抵抗政策的推行，使东北三省几乎在一夜之间沦入敌手，直接负东北国防责任的张学良也成为众矢之的，在国人中激起公愤，空前的抗日救国高潮随之而起。以汪精卫、孙科为首的反蒋派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乘势通电全国促蒋下野，号召另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建立起了十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和拥有十余万正规红军的工农革命武装。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
此时，蒋介石被日本侵华的突然事变搞得焦头烂额，无暇自顾，民族危机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政敌个人的去留已无关宏旨。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阎锡山反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对他的通缉令的要求。蒋介石为了与广州政府寻求“统一”，由中常会决议：因政治问题开除党籍者一律予以恢复。据此，1931年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缉令。接着，10月3日，以国民政府名义命令：阎锡山免于通缉。阎锡山终于摆脱了套在头上近一年的紧箍咒，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只不过是阎锡山通向东山再起之路的第一步。为了努力复出，重掌山西，他还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疏通。除了以赵丕廉（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驻南京，与中央方面联系外，另以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正式任命与阎锡山免于通缉的命令同日下达）到北平做张学良的工作，并通过李石曾等向蒋介石说项。
阎锡山最终得以复出，自然离不开政治背景，但是与徐永昌的大力保举也不无关系。
徐永昌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以朋友的身份对阎锡山的返晋做了一番颇为得力的解释。
随后不久，徐永昌在奉召到汉口面见蒋介石时，又以山西省主席的名义为阎锡山说情担保。
经过一番疏通说项，在宁、粤合流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先是表示对阎锡山“捐弃前嫌，团结御侮”。随即，于1932年1月29日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又于2月20日通过国民政府正式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非常时期设立的这一机构和职位，其职权已超越省主席，总揽了晋绥两省军政）。这样阎锡山在下野蛰居一年多之后，夤缘时会，终于得以东山再起。
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后，2月27日，阎锡山在山西军政界要人的出面拥戴下，由河边村到达省城太原。同日上午10时，在山西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在就职典礼上，阎锡山慷慨陈词，发表演讲：“我卸去军政责任，差不多已一年多了。回想此一年多的期间，就身体上说，觉着可以休养；就精神上说，觉着可以藏拙，本不愿再负责任。只因国难当前，承中央诸同志之敦促，晋绥父老及各界之催迫，不得不勉力负此晋绥绥靖之责，为国家尽一部分之责任，为地方谋长期间之安宁。我想这绥靖的责任从正面说涸是安定地方；从对面说，即是扫除建设的一切障碍。因为地方不安定，一切建设均无法说起。这种责任关系很大。深望我晋绥全体同人，共体斯旨，以期不负国家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将来国家如需用我军人牺牲的时候，我当率领我武装同志共同牺牲，以尽我军人的天职。”
建设救国
重回山西的阎锡山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来抓，确定实施纲要。并重整山西金融，组建“四银行号”与“实物准备库”。
1932年2月，阎锡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军政大权。他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环境，提出了“建设救国”、“造产救国”、“自强救国”等口号，着手制订十年自强计划，致力于发展山西经济建设事业。
1932年4月，阎锡山自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上，他确定了“建设计划案”的宗旨：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注重扫除建设障碍，确立民主政治基础；后七年以经济作中心，以完成自足为目标。在阎锡山的安排下，由邱仰浚、樊象高分别主持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经反复讨论与修订，于同年12月正式编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经报送山西省政府审议后，规定自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
这份计划分为三篇：一、《总则》；二、《省政建设之部》；三、《县村建设之部》。
《总则》分为六项，其中“应遵守之原则”规定：经济建设应着重于合作主义之提倡，使分散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集合而为集中强固之经营势力。产业属诸私营者，施以私营公督政策。“应注意之事项”规定：十年建设之理论，是适于就防御而言，不适于就攻击而言。“建设先决事项”规定：筹措建设经费，要借外债、发公债，由省筹集三者并举。
《省政建设之部》分为四章，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省政建设研究院，附则。
在政治建设中，计划列举了改善警政、财政、教育、文化等方面必成和期成的指标。其中，特别强调革新警政的内容，以加强其特务统治。
在经济建设中，计划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分别列举了农业、水利、棉业、烟叶、林业、植树、畜产等方面的期成量与必成量。农业之后，依次是矿业、工业、商业、交通。矿业上，提倡分采合销，以免各厂间的竞争。工业上，设立工业试验所和女子工业传习所，奖励特种工业及新发明，倡办县村工厂，提倡家庭工业。商业上，主要是实行商标法与商品检查，设立商品陈列馆与公营百货市场。交通上，主要为修筑同蒲铁路与修建公路。此外，还扶助社会办理实业，主要为发展毛纺织业、酿造业、化妆品工业、造纸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为了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提出在省、县、村设立经济统制机关和增发纸币。ωＷＷ.chuanyue1.coΜ
成立省政建设研究院，计划以阳曲、太原、榆次三地为建设研究区，对各建设项目，先研究试验再推广。
在附则中，提出设立山西省政府建设考绩委员会，负责监督考察，以保证计划的实施。
《县村建设之部》，分县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与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两级，分别由县、村两级自行编定。
中原大战给山西的金融带来了危机。大战前，阎锡山为筹备军费，扩大省钞发行量，至1930年，晋钞发行总数已达7500万元。在山西境内，各县地方商号的钱票已被收尽，只能用省钞进行交易。大战后，阎锡山出逃大连，提走了各地收入现洋3000万元及省银行库存的200万元；而流行外省的晋钞因被拒收倒回山西，晋钞陷入“毛荒”之中。晋钞与银元的比值自1929年的1∶1至1931年贬值为20∶1甚至30∶1。省铁路、邮电等部门甚至拒收晋钞，晋钞的信用下降，金融系统陷入一片混乱。
省主席商震曾试图以“抽签兑现”的办法，来缓和晋钞的危机，但这一办法并不能挽回危局。而1931年7月商震率部离晋，又从省银行仅存的现金40余万元内提走30万元，此后，便无人来维持晋钞了。
阎锡山上台后，开始着手整理晋钞，重建省银行信用。他一方面采取“二五存款，拆收股本”的办法收部分省钞；另一方面严令省银行经理高步青一日内凑足现洋100万元，由王尊光清点入库。然后以这100万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新省钞。新省钞1元兑换旧省钞20元，不到半年就将旧省钞全部收清。
阎锡山下令整顿省银行，修改章程。以总行代理总监理处，以王骧为总经理、王尊光为省府代表、王兆泰等9人为民选监理，共同监理银行业务。改组后的省银行是由山西省政府设置经营，由全省商民监察，并利用民选方式，选出几个县市的商会会长为监事，定期检查省银行的库存准备金与纸币发行额，发挥“公营民监”的作用，从而树立新省钞的信用。省银行的宗旨是“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阎锡山依靠它为省政建设提供资金，规定它概不借垫军政各费，而独立经营，同时给予省银行发行兑换券、公债及经营省金库等特权。1932年7月山西省银行改组完毕，向南京政府财政部重新注册登记，转入正常运行。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确立了山西省银行在山西金融界的统治地位。
除整顿省银行外，阎锡山还增开了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号。1932年8月，在包头开设绥西垦业银号，由绥靖公署经营。1934年7月，为发展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及扶助有关铁路的建设事业，开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由山西省公营董事会与绥远省合组董事会来管理。1935年1月，为扶助盐户经济，调剂盐区各县金融，开办晋北盐业银号，由山西省公营董事会经营。从1936年7月1日起，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接收管理省银行、垦业、铁路、盐业四家银号，称“四银行号”，它们是阎锡山的金融台柱，共同统制山西的金融，为阎锡山推行“建设救国”提供资金保障。
阎锡山还在各县设立县银号与村信用合作社，负责各地金融业务。1932~1933年成立了临汾、孝义、五寨、方山等12家县银号，采用“县政府监督，县地方经营，县全民监察”的经营方式。1933年10月，阎锡山在五台河边村召集五台、忻县、定襄等县长、区长以及附近各村长开会，议定改变县银号经营方式，由各县委托县内一家殷实商号代理县银号业务。至1935年，全省设立了32家县银号，总资本约为40万元。县银号统揽各县财政，又成为省银行的基础。
1933年前后，阎锡山在忻县、五台、定襄、崞县试办信用合作社，设想以农村土地为担保，一亩土地发行一元信用合作券。后来，阎锡山扩大了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并普及到各县，至1935年，有16县成立了各村信用合作社，共发行信用合作券100余万元。后因南京政府币制改革，阎锡山被迫停止并逐步收回“合作券”。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施行法币政策，限制各省银行发行纸币。阎锡山为了抵制法币，1935年12月设置了实物准备库。由四银行号发行无准备的纸币，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等实物，作为四银号的准备金。实物准备库在资金、运输、汇兑与业务等方面享有很大的特权和优势，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物资与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这样，晋钞就有了十足的实物准备，纸币又得以大量的发行。到1937年，四银号发行纸币达4500余万元。阎锡山凭藉这些纸币，修筑同蒲铁路，经营西北实业公司等官办企业。因此，当时人们戏称同蒲铁路为“纸糊的铁路”，而把阎锡山的实物准备称为“口吹大洋”。
再兴山西
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口号后，在山西修筑同蒲铁路、发展西北实业公司、进行“土货”运动、寓兵于农、垦殖绥西等，使全省各业有了长足发展。
早在1907年，清廷以“商办”形式，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预算、测量，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筹资困难而停办。1913年，北京政府以“国办”方式，把同蒲铁路并入同成铁路，向法人借款修筑，但不了了之。1927年，阎锡山提出由山西本省筹资修筑同蒲铁路，并制定修路计划。次年，阎锡山又提出改为建设厅筹办，争取在1929年春开工。后因中原大战而被搁置。直到阎锡山重新上台，在“十年计划”中才把同蒲铁路的修筑放在重要地位，提上日程。
1932年10月，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设立晋绥兵工筑路局。次年2月又议定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阎锡山亲自担任总指挥，赵戴文、朱绶光、贾景德、孔繁蔚为襄办。并决定自12月22日起，每周在绥晋举行筑路会议，阎锡山亲任会议主席。经过筹备，同蒲铁路于1933年5月在太原正式开工。
阎锡山考虑当时各方面条件，经过多种比较计算，决定将同蒲铁路修成宽轨的路基与窄轨轨距的形式。他授意写成《山西修筑窄轻轨铁路理由》一书上报南京政府铁道部，后以“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作保证，才得到批准。阎锡山力主修窄轨铁路，除经济力量不足以外，据说，还同他与德国人的一项交易有关。阎锡山曾在德国银行存有一笔巨款，用的是其族叔阎书康的名字，后因阎书康病死，德方就不许提款。经过托人反复交涉，德方始允以废旧窄轨铁路器材付给，阎锡山便计划以这批器材修成同蒲铁路。
同蒲铁路筑路工程主要由兵工担任。参加施工的部队计有第六十六、第六十九、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及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等部约3万余人，他们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土石方工程。阎锡山还设立了兵工筑路传习所，专门培训筑路工程技术人员和行车人员。学员主要从晋绥部队编余军官内招收，培训期满后担任施工技术方面的工作，并充当其中的骨干。
为了确保筑路工程如期完成，阎锡山不拘一格地选派工程负责人。当时在山西曾有个小有名气的乞丐边尔旺，他住在路旁一座破窑里，每日除乞食以外就是修补道路，方便行人，他还将乞讨来的钱用于补路上。阎锡山修筑同蒲路时，委派边尔旺担任监工，负责开凿土石方工程。边尔旺除吃饭以外分文不取，按期完成了由他监工的北同蒲线上的段家岭隧道，这一隧道被命名为“尔旺洞”。
同蒲铁路的资金来源，一是西北实业公司各厂所营利润，二是依靠“四银号”发行纸币以应付工资、补贴、材料费用。由于阎锡山一切从节俭出发，处处精打细算，大大减低了筑路费用。
同蒲铁路干线全长约850公里，以太原为界分为南同蒲（约500公里）和北同蒲（约350公里），原计划3年时间内全线贯通。实际上，南同蒲提前半年完工，北同蒲因沿途多崇山峻岭，工程进展缓慢，但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也基本完成。在4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花费了很大精力在筑路上。每周开两次筑路会议，阎锡山亲自主持，及时解决问题，保证了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同蒲铁路的贯通，对于三晋的交通，绥蒙的发展，冀豫陕蜀的联络，以及对于中央及地方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3年8月，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它是阎锡山根据“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的统管各新设工矿企业的机构，隶属于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阎锡山自任总经理，彭士弘任协理。公司下分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五组。
公司初成立时，省政建设计划案中公营工业的那些创办而必成与期成的企业项目，如毛织厂、卷烟厂、印刷厂、洋灰厂、纺纱织布厂、炼钢厂、电气机械制造厂等工厂，有的正在筹建，有的尚未进行。因此，首先开始的仅有西北贸易商行，办理西北特产输出；在绥远设立的洗毛池，办理羊毛、羊绒；在天镇设立的特产经营场，于山西天镇和绥远凉城、丰镇三县之间种植大黄、黄芪、枸杞、胡麻5万余亩，以输出土特产品。
1934年9月，阎锡山再次改组旧有的工矿企业，并在厂名前冠以“西北”二字。改组后的西北各厂相继投产，规模宏大的西北炼钢厂也开始兴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北实业公司不仅有自己的贸易商行和特产经营场，而且包容了山西官办的各主要工矿。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阎锡山调整了其内部管理机构，总经理改为总理，仍由阎锡山兼任。
1935年8月，阎锡山又颁布了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宗旨为“开发西北各种实业”。章程还规定了公司的组织管理及盈余分配等，从此，西北实业公司从经营管理到内部运作都走上了正轨。
西北实业公司从初创到全面抗战爆发，短短4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司所辖工矿企业发展为33个，员工总数达2万余人。并逐步形成了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多种门类、多种行业的经济实体，不仅在山西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阎锡山十分重视人才，在西北实业公司中培养了一大批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大都是留学国外或国内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分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
阎锡山创办西北实业公司，是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经济实力，以达到“造产救国”的目的。因此西北实业公司主要是发展民用工业，新建设或扩展的一些工厂全部从事民用品的生产，一些原来的工厂也转入民用品的生产。直到1936年西北制造厂成立前，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基本上是生产社会用品和民用品。1936年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阎锡山便适时改组成立了西北制造厂，扩大军火生产。
西北实业公司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由当时的西北炼钢厂、机器厂、发电厂、卷烟厂等发展起来的太原钢铁公司、山西机器厂、太原发电厂、大原卷烟厂等，现在仍是山西工业的大户。而当时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也一直延续至建国以后。
外货的大量涌入，严重地冲击了山西的地方经济。阎锡山复出后，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为了保护山西地方经济，采取了统制经济的政策，在全省开展了一场“土货”运动。
1933年4月，阎锡山在“对经济统制处职员之训话”中谈起统制经济的动机，统制经济与土货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统制经济意在抵制外货，而提倡使用土货，因此，“土货”运动首先在于统制经济。
阎锡山的统制经济，实际上就是由政府对出入境货物进行严格管制的“贸易统制”。它于1934年开始施行，其具体作法是：一。增加入境税，对外货实行专卖。对进口洋货，除征收统税外增加落地税，即按照海关价格抽税2.5％。二、发展生产，扩大输出。阎锡山给所有官办工矿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资金上的方便，使它们迅速发展生产，以满足省内市场的供应。同时，扩大地方土特产品的外销输出，以实物准备库及其他贸易商行大量收购粮棉等农副产品，增大出口量。组建大同煤矿总销处、晋煤总销处，将全省各地的煤矿组织起来，分别开采，集中运销，增加晋煤外运。
阎锡山的“土货”运动，实质上是完全撇开市场规律的作用，使用政权力量，在土货的营销中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它开始于1933年，其主要做法是：一、颁布政策法规，对国货、土货的营销作一系列具体规定，明令禁销禁用外货。二、广泛宣传，提倡服用土货。编成《晋绥土货一览》，公诸社会，以便检购。责令各商号将国货、土货、外货分别陈列，作出标志，以供识别。提倡“县人服用县货，省人服用省货”，在“省垣及各县均办理土货商场，沟通土货，无论布匹棉花纸张均可有无互通”。三、要求机关公务人员带头服用土货。他要求机关公务人员须认清服用土货是唯一的天职，也是领导人民的必要工作，希望他们脚踏实地，多方提倡，积极去做。四、采取“已往者宽未来者严”的渐进的办法，将旧有者进行登记，以后不许再买。
统制经济与“土货”运动，是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所采取的重要经济措施。统制经济，提高了山西商品的出口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开发了传统出口商品，而“土货”运动，拓展了土货营销的渠道，打击了洋货涌入的势头，从而保护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代表的省办工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土货”运动的推行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阎锡山复出后，在张学良对晋绥军改编的基础上，再次缩编军队，每师裁去两团（约2000余人）。对于编余裁减的晋绥军官兵，阎锡山把他们组建成屯垦队，开赴绥西河套从事生产，这就是绥西屯垦。
绥西屯垦始于1932年5月。根据阎锡山“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的精神，由王靖国第七十师、李生达第七十二师和傅作义第七十三师各拨编1个屯垦队（相当于1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的枪械服装，开赴后套临河县的祥泰堡开始垦种，这里垦地约计300余顷。并在包头成立绥远垦殖联合办事处，公推绥远垦务总办石华岩为处长，第七十师交际处长石成文为副处长。接着，阎锡山又在包头成立晋绥兵垦试办处，并颁布了“失业军官垦殖优待办法”。根据“优待办法”组织了有300余人自愿参加的军官屯垦（编为3队），于同年7月开赴后套地区。第一、第二队驻临河县的永安堡，其垦地约300余顷；第三队驻五原县的董国隆村，其垦地约170余顷。这两次屯垦队伍的开赴是阎锡山绥西屯垦的先声。
1932年8月，阎锡山在包头成立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自兼督办，由傅作义、王靖国、张荫梧担任会办，石华岩担任坐办。此后，绥远垦殖联合办事处与晋绥兵垦试办处均归并于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由督办办事处统一负责绥西屯垦事宜。接着，阎锡山又进而把成建制的部队改编成了屯垦部队，开始大规模的屯垦行动。
阎锡山从为编余军官寻找出路的屯垦发展为大规模的建制部队屯垦戍边，既保存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又通过生产减少了军费开支。同时，借屯垦之名，以重兵进驻绥省边界地区，以便在必要时进一步向东西扩张。
后来，屯垦由普通的生产事业变成了专门的鸦片种植，垦殖与官卖鸦片联系在一起，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官卖鸦片是与阎锡山的禁烟相联系的。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禁烟政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全用法律制裁，对烟民采取严刑峻法，“结果人民之破产亡家者，不因于吸烟，而因于禁烟”。第二期用感化主义，“是无异任人吸食，禁烟法令，等诸虚设”。对这两次禁烟，阎锡山认为：“查禁烟不外种运售吸四端。禁烟一层，本省早已完全做到。第以省外各处，仍多种植，故禁运禁售二事，迄无大效。山西非独立国家可比，已往查禁愈严，烟价愈高，每两至20余元。烟价愈高，贩运之利愈大，偷运愈甚。是禁运其名，奖运其实。其影响：一、烟匪遍地。二、白面充斥。三、20年来漏卮在10万万元以上。政府虽以是博得虚名，而社会却因之反受实害。”于是，阎锡山又进行第三期禁烟，采用“渐禁”的办法。规定：对于烟民，分开年龄，30岁以下者绝对禁止，30岁以上者分期戒除。在推行渐禁法的同时，开始了官卖鸦片。
阎锡山改组了原有的禁烟考核事务所，成立了山西省禁烟考核处，负责官卖鸦片。禁烟考核处在各县分设禁烟委员，以协助县长推行渐禁法。禁烟考核处设有专门的制药厂，制造“戒烟药饼”。药饼是以烟土加其他辅料制作而成，按土质优劣分成甲、乙、丙三类，每块计重一两，由考核处定价。他们宣称，烟民通过吸食该药饼，可逐步减轻毒瘾，以渐次达到禁烟目的。戒烟药饼的销售是由禁烟考核处批发给各县，由县长指定代售商号售给烟民。由于使用行政手段，使鸦片由民间私售变为政府专卖，很快占领了省内市场。
禁烟考核处的鸦片来源主要靠绥西垦区。到1932年，阎锡山派人在雁北各县低价强迫收购农民种植的烟土20余万两，连同以前没收的烟土10余万两，作为首批药饼。由于专卖需要大量的烟土供应，阎锡山便选择了绥西垦区大量普种鸦片。屯垦各区都以鸦片为主要产品，另外廉价收购农民生产的鸦片，由屯垦办事处晒成“烟板”，连同由绥远“土店”收购甘、宁、青运往平津的大量鸦片，转运太原。经山西省禁烟考核处制成“戒烟药饼”，畅销于晋绥两省。
“门楣生辉”
阎、蒋相会山西，蒋介石莅临河边村，拜见阎父，大搞感情阴谋；看到山西建设情况，大力称赞，树为标杆。
阎锡山复出后，认为自己要想在山西站稳脚跟，必须首先改善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任命他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是出自内心的，而是迫于各种复杂形势，不得不如此。如果形势有变，蒋介石还会设法制裁他的。因此，他装出对蒋介石俯首听命的样子，蒋介石让他干什么他就答应什么。蒋介石指示他防共反共，他立即在山西成立了10个防共保卫团；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组织第五次“围剿”，命他派兵参加，他便毫不犹豫地派李生达率72师赴江西参战；1933年，蒋介石命令他派兵赴多伦攻打伪军李守信部，他便派赵承绥率骑兵赴多伦与伪军作战。这样，从表面上看，蒋、阎的关系已趋于正常。而实际上仍是勾心斗角，互相算计。
1934年11月，蒋介石有事到了北平。他一来为了表现自己襟怀宽广、不记私仇，二来为了减少阎锡山对他的猜疑，巩固北方的统治，决定顺便到山西走一趟，对阎锡山搞一点感情投资。于是，他让赵戴文把他的意思转告阎锡山。
一对政敌要见面，难免尴尬，而且感情上也不好接受。可是阎锡山已猜出了蒋介石的用心，认为这是借以消除他和蒋介石之间相互猜疑的一次极好机会，因此尽管他对蒋介石反胃，但还是摆出一副真诚、热烈、隆重的姿态，下令准备迎接蒋介石。
一时间，太原市民总动员，修理、清扫街道，粉刷墙壁，交通要道悬挂旗帜，张贴标语，组织学生夹道欢迎。值勤警宪也换上新装，维持秩序。太原城像过节一样，一派热烈气氛。
蒋介石在宋美龄、杨永泰、万耀煌等的陪同下，乘汽车来到太原。当他看到阎锡山这么隆重地欢迎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并低声对他身边的宋美龄说：“我原以为阎百川是不欢迎我们的，想不到他这样隆重地迎接我们，足见他还是胸怀宽广的人。”Μ.chuanyue1.℃ōＭ
蒋介石一行被安排在天地坛王靖国的公馆里下榻，并派赵戴文负责接待事宜。
1929年，阎锡山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曾带他的夫人徐竹青同行。在南京，阎锡山、徐竹青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热情接待，并设家宴宴请了阎氏夫妇。这次蒋氏夫妇莅临太原，阎锡山也以他和夫人徐竹青的名义，设宴为蒋氏夫妇洗尘接风。
当时，徐竹青与阎锡山分居，是从不出头露面的，但为了回报当年蒋氏夫妇对她的盛情款待，欣然答应出席宴会，并在宴席上与宋美龄重叙旧情，谈话十分投机。
蒋介石为了缩小他和阎锡山之间的感情距离，提出要到河边村拜见阎父。
阎锡山总以为蒋介石此次来太原是深藏用心的，故一直处于疑惑状态。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到河边村拜见他父亲时，他以为蒋介石也许想到河边村察看什么，便再三婉言推辞，说他父亲正患病，不便与蒋见面。
但蒋介石执意要去，说他来山西不去拜见阎老太爷，心里会永远不安的。
没奈何、阎锡山只好答应，并打电话让河边村做好迎接蒋介石的准备工作。
当时，阎府的东、西花园刚刚修好，阎锡山害怕蒋介石看到后说他生活侈奢铺张，便电话通知他父亲阎书堂从东花园搬回文昌堡的都督府去住，并吩咐他父亲派人连夜用柴草把到东、西花园的路堵塞，不要露出任何痕迹。
河边村的村长李秉彝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村民们修路、整街，在街道上贴了欢迎蒋委员长的红绿标语、横幅，还组织川至中学、河边村生活小学的师生、劝业厂的工人、河边村各界代表约500多人，每人手执彩色纸旗，列队到村外的汽车站欢迎。
在汽车站还特意搭了一座彩棚，棚内放了桌椅、茶具等。从汽车站到阎府，由阎府的卫队负责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相当热烈。
1934年11月9日上午11时，蒋介石由阎锡山亲自陪同，乘汽车来到了河边村。路上，有两辆警车开道，车到河边车站，十几个宪兵跳下车分立路边恭候。
蒋介石和阎锡山同坐一辆卧车，到站台后阎锡山首先从车上下来，恭敬地打开车门，请蒋介石下车。
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披着敞帔。阎锡山身穿长袍，头戴黑色瓜皮帽。两人频频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蒋介石还摘下礼帽，向人们点头微笑，表示谢意。这时，欢迎的队伍中鼓乐声起，响彻四野，口号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
半小时后，蒋、阎又同入汽车，缓缓驶向阎府。
阎书堂身患半身不遂，一直躺在炕上不能行动。可是这天他特意换了新衣服，还理了发，修剪了胡须，喜气洋洋地由侍者扶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中，被抬到都督府的大门口，迎接蒋介石的到来。
蒋介石在离阎府大门十几丈远的地方就弃车步行，尽力显出对阎父的尊重。
阎书堂见蒋介石走来，硬撑着由侍者扶着站起来，向蒋介石作揖，口中说：“有劳大驾，有劳大驾……”
蒋介石急忙趋前数步，上前扶住阎书堂，坚持让阎书堂坐下，然后嘴里叫着“伯父”，向阎书堂深深鞠了三个躬。
阎书堂急忙还礼，说：“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进屋后，双方互问短长，显得十分亲热。
阎书堂自谦地说：“锡山不肖，还请委员长多加指导。”
蒋介石急忙摆着手说：“哪里，哪里，我这次到山西，是来向百川兄请教的……”
中午，阎府特意准备了具有当地风味的宴席——“五盔四盘”、馒头、黄米油炸糕招待蒋介石。席间拉了好多家常话，蒋介石还建议阎锡山把阎书堂送到上海或南京去冶病。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附近村的共产党员的耳朵里。这些党员们不失时机地在蒋村、西汇、建安等村，贴出了反对蒋介石、阎锡山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到了阎府的墙上。
当警卫人员发现了这些标语，立即向阎锡山作了汇报。
阎锡山正和蒋介石共进午餐，听了报告后满脸不悦地说：“他们也太闹得不像样子了……”
蒋介石说：“共产党就是无孔不入，竟敢闹到河边村来，太不像话了！”
因有此不愉快的插曲发生，午饭后蒋介石不敢逗留，便告别了阎书堂，匆匆由阎锡山陪着，从小路乘车离开了河边村。
路经定襄县城时，城内的官民列队出城欢迎。
这时，定襄县的共产党小组也在城内的街道上，用粉笔书写了反对蒋介石、阎锡山的标语，使定襄县的大小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急忙派人到处擦这些标语。
事后，阎锡山因此而处分了定襄县的县长张辰。
按原计划，蒋介石是准备在下午3点以后才离开河边村的。因此，3点钟，河边村公所又组织数百人到汽车站欢送蒋介石。为了整齐美观，村长李秉彝还特意从川至中学，给生活小学的学生每人借来一顶学生帽戴着。可是他们左等右等，不见蒋介石从阎府出来。后来还是派人到阎府查问，才知道蒋介石早走了，只好扫兴地散去。
蒋介石走后，河边村的百姓议论纷纷，多数人羡慕阎书堂，说阎书堂好福气，受了蒋委员长三个鞠躬礼，就等于受了皇帝的三拜。但也有人说，蒋介石这三个鞠躬礼“不把老汉给烧死，也要把他吓煞”。
在河边村之行的往返路上，蒋介石和阎锡山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是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推行到全国。
此次山西之行，蒋介石对阎锡山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阎锡山对他是尊重的，而且埋头务实，努力发展经济，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桀骜不驯，而且谦和、俭朴，和人极好相处。因此，1935年4月，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授予阎锡山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对阎锡山加强山西省政建设的做法，蒋介石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对山西财政收入猛增颇感欣喜。因此，太原之行后，在一次庐山召开的全国高干会议上，他给与会者介绍了山西的情况，然后说：“你们今后别再提学德国，学日本，要学就学山西，学阎锡山！……”
穿书吧为你提供最快的阎锡山蒋介石更新，第九章 埋头搞建设免费阅读。https://www.chuanyue1.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