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二章习武求取新经
考取学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阎锡山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彷徨时，正值山西复办武备学堂。
我国有陆军学校是在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6月20日，李鸿章向清廷正式奏请成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我国开办的第一所陆军学堂，用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它与其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毋宁说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产物。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迟滞了军事学堂发展的进程。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北方才又创设了小站随营学堂和开平随营学堂。至于山西，由于风气闭塞，直到1898年间才得以创设。但因义和团运动兴起而停办。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朝野大练新军的呼声日高，国人痛感“旧式清军不足恃”，一致认为“筹饷练兵为急务”。9月，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上谕中强调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而要普练新军。就得广建武备学堂，此正所谓：“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于是不久清廷又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正是在全国普练新军声势的推动下，复办起来的。
阎锡山很不甘心自己当伙计的社会地位，很想进入新的学堂深造，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阶梯，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足勇气，偕黄国梁、张瑜一块报考。
当然，为“时势所趋”，一些有志青年一般认为“欲有补时艰，想为国家效力的途径，只有投笔从戎”。当时，太原城里仍有旧学，但是也有山西大学堂等新学，阎锡山选报考武备学堂，也说明他受新学与旧学之争的影响，向往新学，并愿意步入军旅，为国效命。
山西武备学堂属于初创，又是新学，入学考试并不很难，试题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所以阎锡山和黄国梁、张瑜都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最后在加试中，阎锡山言简意赅的对答，还受到主考官姚鸿发协统的赏识，所以他们三人均被该校录取了。
武备学堂是培养军人的新式学校，其中能开设的课程有操典、训练等军事科目，还有历史、地理、理化、数学、国文等文化科目。首年武备学堂共招收120名学员，大多是各县应试童生，还有一些秀才。与阎锡山同时考入的，还有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阎锡山住“信”字第五号宿舍，与张瑜、周望英等同住一室（学生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该校属于省立学校，除保证学生衣食外，每月还发一定饷银。成绩优异者，另外奖励。
初入武备学堂，因为除国文课外，对阎锡山来说都是新课，所以感到课程有些吃力。但他天赋良好，加之勤学用功，一年之后便适应了。他对新课程最感兴趣的是步兵操典，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其中知识领域相当广泛。对文化课他感兴趣的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历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变；地理可以知晓世界。他最不想费力的是国文课，而他的成绩最优秀的也正是国文，每考必名列前茅。对第一年的学习，他感到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收获颇丰。
第二年，他对各种新课程已经能够全面适应，并且对理化也发生了兴趣，同时对军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勤于笔记，注意要领，渐渐博得了老师的喜欢。
第三年，他对于学与术，均很努力。术科方面他对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动作姿态，较为标准，经常被选作出队示范，渐渐在同学中也树立了好的形象。以后便当上学生班长，颇得老师与同学的信任。
三年学习，阎锡山各门均获得了好的成绩，其中国文分数名列前茅，操典也获得了最优的平均高分。于是很受当时武备学堂的主持人李廷飚（山西浑源人，进士出身）的器重。李廷飚欣然赠字“伯川”，意在配锡山的“山”，而百川汇海，义取高深广大。这也就是阎锡山字伯川的来历。
另外，三年期间，阎锡山的政治思想也有所发展。当时，康有为主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已有四五个年头，但在一般青年学生中仍有广泛影响。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然而，即便这些口号，对阎锡山来说，也是此前未接触过的东西，因而颇具吸引力。从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维新派的主张，比如他多次谈到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
留学日本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的三年，正是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实行所谓“新政”的头三年。学习三年届满，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起始年。从这时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为了响应这一“新政”举措，山西巡抚决定在山西武备学堂选拔20名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其中3名由满清政府资给公费。选拔工作当然只能以在校成绩为依据。经过甄选，入选名单中正好有阎锡山、黄国梁、张瑜拜把三兄弟，而且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为清政府公派的公费留学生。
得悉儿子要负笈东瀛，阎书堂好生欢喜，而更兴奋的是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他翻箱倒柜找出五台人清代大学问家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要爱孙浏览掌握，要求他通晓世界大势，明了时代潮流。
回过家乡，告别邻里，再返省城，准备出发之前，山西省巡抚衙门包括巡抚张曾、布政司、提法司、提学使和一名道台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一概到场，召见这20名赴日留学生，并向他们谆谆训诫，满堂灌输一些效清忠君的话，大意是：“朝廷资送你们留学日本，你们就应该专心学习，以图报效。千万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并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阎锡山到了日本以后，很快就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一行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充任监督带领，从太原起身，途经石家庄、北京、天津，坐过正太、平汉、北宁三条铁路线的火车，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负笈远游。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万千，他不时点头感叹：
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所以，当他抵达日本之初，脑海中便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小而强，中国国大而弱。只是，出国前山西五大宪的严词告诫，仍在发挥着制约作用，使得阎锡山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跟革命党人往来。
然而，以后日久，他从书刊上看到有关报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渐渐多了，才深深感到满清腐败无能，委实误国太甚。
阎锡山抵日本未几，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清廷反而腼颜宣告中立。这一桩大事，给留日中国学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阎锡山翻阅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刊的《中国魂》，他看了又看，从康梁等人的尽情揭发中，他彻底知晓了清廷的无可救药。但是他对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国主张，却认为“断难有望”，于是他愤愤然将保皇党编印的书刊，往字纸篓里一丢，说：
“保皇党怎么能救中国！”
从这一刹那开始，阎锡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国前所谓五大宪千叮万嘱的“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告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立定志向，决心投身推翻满清腐败政府的行列。Μ.chuanyue1.℃ōＭ
对于这段经历，阎锡山以后记忆犹新，他在1956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书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追随革命
阎锡山到日本后，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年入日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
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创。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曾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进入士官学校。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由日本陆军部委托成城学校设施预备教育，……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学生渐多六十九名，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改名为振武学校。”阎锡山一行是1904年赴日本的，那是振武学校改名的第二年。
说到留日学生，他们可谓中国反清革命的中坚力量。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日学生翻译出版18世纪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只是那时留日学生不到百人，他们的举措影响不大。但从1901年起，赴日留学学生人数骤增，到阎锡山出国的这一年已达3000多人。这种情形自然与清政府“新政”中提倡留学有关，但更主要与废除科举有关。自1901年废除科举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已经断绝，知识界多把出洋留学作为理想坦途。日本距中国较欧美近，所需费用较少，因此，大批青年学生涌向日本。在日本，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比国内要少得多，又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新学，在民族灾难的强烈刺激下，他们感到，要救国不能靠清廷的所谓“新政”，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于是开始探求新的道路。到1903年上半年，随着拒法、拒俄两大运动被压制，留学生运动转入了反清革命的新阶段，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转向革命。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阎锡山到日本时，主张通过革命道路救国的人已不下数百，在东京这一革命党人的集散地，他除学习业务外，直接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革命的思想。所以，他到日本仅三个月，即参与了革命党人的一些革命活动。
1905年7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拟同华兴会领导黄兴等会晤，商谈筹组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8月13日，东京的华侨和留日中国学生13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这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大会盛况空前，气氛热烈，人们把孙中山视为“中国英雄中的英雄”和“四万万人之代表”。当时设在鞠町区富士见楼的会场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有几百人情愿站在马路边上。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针对康梁保皇派散布的反对革命的谬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驳。
听完孙中山的演讲，阎锡山反复体味其精神，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来说太适时了。以后他曾说：
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时代所抛弃。清末百年之间，中国与世界的交通，事事相形见绌，国热日衰，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应改革而不改革，能进步而不进步，使爱国之士认满清是亡国的因素、救国的障碍。国人的目标全集中在推翻满清政府，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遂致有“戊戌立宪万世帝王（按指戊戌百日维新倘若成功，满清或犹将维持其万世一系），癸丑立宪家破人亡”（按指民国二年衰世凯袁家宪法之订立，导致二次革命，演成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之局面）之批判。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此一为违时，一为适时，违者即亡。而适者即兴，其理至为明显。【穿】
【书】
【吧】
阎锡山这一段“宏论”确实不无道理，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阎锡山能有如此论述，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会，比如说：“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一语就是自己的亲历。和他同期赴日本学习军事的260余名留学生中大部分为清廷政府和各省抚台所派，这已经是清政府派出的第六批学生，人数超过前五次的总和。然而，往后参加革命，推翻满清的，也正是这些留日学生。
阎锡山这批留学生，在抵达日本不久就做出了一件震动清廷的快事。那时，他们从报上经常看到，清朝官吏残杀业已回国的前几期士官学校的学生。于是，他们就联名写信，警告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的端方。
在这封联名信上说：如果他们再不停止残杀，那么，旅日的革命同志，便不惜以近万人的性命换取他们两条性命。这封恐吓信不知是否对袁世凯、端方有所震慑，但从以后的传播媒介上看，残杀之事果然不再多闻了。
孙中山在东京住定后，阎锡山多次前往拜谒、请教。他不仅赞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且羡慕孙先生的渊博学识，每次晤谈，孙中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都耐心解答。经过几次晤谈，他对中国革命所存疑问完全消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思想也铭记在心。他认为当初自己的情绪是高涨的，意志是坚决的，距初到日本，在对革命的认识上，仿佛判若两人。以后，他应新闻记者之请，追述历次晋谒及集会的情景时说：
孙先生指出中国积弱之原因，在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之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并要将“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并行。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之时，须同时改革社会经济形态。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因中国还是幼稚时期，欲加防止尚较容易。我们须先患预防，故应三种革命同时并举。中山先生进而指示我们，救国家要从高尚的方面入手，莫要取法乎中间，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后祸。若我们今日改革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万不能永久太平。并谓绝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其进步收效方速。因之，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意志更趋坚确。距初到日本，个人对时事之认识，已判若两人。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参加革命运动的同志是当然的同盟会会员。阎锡山也属当然会员，他的入盟由同盟会的重要领袖黄兴监誓，当场表示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留日学生踊跃加入。
阎锡山不但自己加入，还介绍了四个小同乡康佩珩、赵之成、徐翰文和以后的老搭挡赵戴文一块加入。
同盟会成立后，其领导人对清政府派来的学军事的学生特别关注，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是清政府组织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对领导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所以孙中山、黄兴不仅对这些留学生作了大量教育争取工作，更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特别积极的分子，予以专门的培养和特殊的联系。
“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先生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的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铁血丈夫团”的团员共28位，其中山西就占四位。分别有：湖南的程潜、仇亮；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翙、张益谦；四川的尹昌衡；浙江的黄郛；河南的杨增蔚；直隶的何子奇；湖北的何成浚、孔庚、朱绶光、李书城；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等。
孙中山建立这一纯军事干部团体，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责。因此他为了保持这28位成员的秘密身份，避免引起清廷官吏的注意，特地嘱咐他们暂勿参加对外活动，专心学习军事，以待大举。
阎锡山既成为同盟会成员，又成为“铁血丈夫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为能参加到这一反清革命行列感到非常荣幸，平时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很高，虽然不苟言笑，但情绪一直保持在兴奋点以上。当然，他毕竟过早进入社会，过早受过磨难，不像从学堂到学堂仅有学习经历的一般留学生那样单纯，那样轻信一些时髦口号与动听主张，他每遇一事，都要深究。他既然欢欣鼓舞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既然宣誓要为孙中山倡导的十六字纲领奋斗，就要一丝不苟地弄清楚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当时，他对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甚了解，因此特地去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的回答言简意赅：
“平均地权的这个‘权’字，既不是质，也不是量。这也就是说：所要平均的并非地亩多少，亦非地质好坏，而是说它的一种时效价值。”
阎锡山听了，直率地答道：
“我还不明白。”
于是，中山先生便举例说明，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譬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文钱，但是现在因为纽约已经繁盛起来，所以纽约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两银子。”
阎锡山当时并没有问一方尺是英尺呢还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追问：
“美国也是使银子，花两数的呀？”
“不，美国的货币叫达拉Dolar，一达拉大约等于我们中国的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地值七百达拉，你一定不晓得究竟值多少钱，所以我才跟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这样你一听就懂了。”
阎锡山恍然若有所悟地说：
“那么，您所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由这一文不值涨到了的七百两呀！”
中山先生和蔼地笑笑说：
“你说对了。”并又进一步解释说：“原来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两银子，但这并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造化所授，纯粹是因为国家的经营而提高，所以不应当让地主享有，而应该由国家享有才对。你明白了吗？”
阎锡山很高兴地说：“我明白了！”
孙中山先生又说：“像纽约这样的情形，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们中国来说吧，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有这种情形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紧接着又问：“商埠码头可以实行平均地权，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实行平均地权呢？”
中山先生肯定地答道：“凡是有这种情事发生的，都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再问：“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说：“耕作地因为国家经营而提高价值的比较少。”
阎锡山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那么，因为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不可以归于国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复说：“不可以，人力改良的，应该归出力人所享有。”
阎锡山内心的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复，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辞。事后他说：“这一席谈话，历时三十分钟，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谈话里，中山先生频频地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回想，尤觉敬服不置呢！”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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