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八章拉战线混战中原
三角周旋
1929年6月25日，阎锡山亲至南同蒲路上的介休县迎接冯玉祥抵太原，阎、冯二人见面，回想离北伐全胜仅只一年功夫，2、3集团军的鼎盛已如昨日黄花，人是而物非，不禁百感交集，抱头大哭。阎锡山窃喜冯玉祥进入彀中，更恨蒋介石过河拆桥，决计挟冯与蒋周旋到底。冯玉祥初到后，被阎锡山安排到太原南郊名胜晋祠小住，阎每隔三、五日即去探望一次，礼遇极周。但阎此时并未切实和冯商讨反蒋大计，而是把精力放在与蒋及其近臣的电报战上，屡唱“与冯同行出洋，促成统一”的高调，使蒋无法下台，只得在授意国民党中央诸大员和供职南京的赵戴文接连去电挽阎“请取消息肩之意”的同时，亲赴北平约见阎锡山，以解决北方问题。
蒋介石到平之前，先派吴稚晖、孔祥熙二人到并抚慰阎锡山和冯玉祥，并委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西北善后事宜，全权护冯出国，给足了面子。阎锡山考虑北平市长何成浚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军警大权均在自己手中，遂欣然随吴、孔去平谒蒋。阎锡山有其所恃，6月30日抵平当天，即强硬地对蒋重申冯玉祥出洋必须同行之意，因双方距离较大，阎锡山第三日便称病住进了德国医院。蒋介石专为解决问题到平，目的未达，怎肯甘休，不得已屈尊纡贵，携带礼物，亲自到医院看望。并于7月5日宣布取消对冯玉祥的通缉令，以示对阎特别尊重。
蒋介石谙熟政治权谋，在拉阎的同时，又于7月7日召张学良来平，先行密谈一次，假阎以声色。阎锡山见张来到，恐有变化，即于次日出院。7月9日，蒋、阎、张在北平就国是达成一般性谅解，决定由张学良负责对苏联持强硬态度，收回中东路；发表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负责西北军事善后。蒋还向阎表示可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许阎荐山西财政厅长杨兆泰任内政部长职。蒋介石用国家名器作为回报，换得了阎锡山不再“出洋”，尽力善后西北军事，支持中央裁兵的承诺。阎锡山后对“西北边防司令长官”一职坚辞不受，但回晋后却再也不提与冯玉祥共进退的事了，并将冯迁居于五台建安村，派军警层层严密把守，形同软禁。
阎锡山在平答应支持中央解决军事问题并非本愿，但李宗仁、冯玉祥仓促反蒋，匆匆事败，东北的张学良又态度不明，不能不使他尽力与蒋周旋，以免重蹈覆辙。故而阎一面拒任西北边防司令，给西北将领留下余地，又把冯玉祥视同人质妥加保护，以求善价，而不是遵蒋之命令其出洋；一面在“请早着手自三集团军开始编遣”的高调下，先给南京编遣委员会开了一张第3集团军共计遣散“军官佐7564员、士兵夫81250名，需遣散费220余万元、北伐阵亡官兵一次性抚恤金198万余元”的索欠清单，以堵蒋介石之口。
冯玉祥入晋，牵动了全国各地反蒋派的神经。在蒋介石迫阎驱冯的同时，上海反蒋团体，西南反蒋实力派也都纷纷派代表到太原活动，力图促成阎冯联手反蒋。为了应付拥蒋、反蒋各派的代表，阎锡山专备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一套专门接待各反蒋派代表，借机笼络各方，探讨反蒋问题。一时间，太原府东街（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犹如山阴道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被阎锡山羁居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对阎、蒋之间的交易并非无睹，更担心蒋或阎趁他不在军中之时，瓦解吞并了西北军。冯夫人李德全劝冯安心读书赋诗，韬光养晦，以松懈阎锡山的警惕。暗中却派前任济南市市长凌勉之给驻守陕州的宋哲元送了一封亲笔信，指示宋团结西北军将领坚决反蒋，只要团体仍在，持军威以不坠，终有前途。但西北军的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等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留冯玉祥的作为痛恨至极，认为西北军要发展，不把山西地盘拿到手，永远要受威胁。故决议由已经投蒋的韩复榘牵线，向蒋介石献策，由西北军打头阵，用武力驱逐阎锡山出山西。在阎锡山用各种方法明推暗阻蒋介石的编遣计划之时，西北军将领向蒋输诚，正合蒋意。蒋介石即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点编西北军，安抚将领，供给军饷，还将先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弼等人请回南京，官复原职。
蒋介石打了西北军将领输诚这张牌，蒋、冯、阎三角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年8月1日，确定良久的编遣委员会编遣实施会议在南京召开了，是为第二次编遣会议。与年初会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手握兵符的四总司令中两员已经兵败下野，阎锡山势孤力单，请假未到，只剩蒋总司令一人与会发号施令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央大员只有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等亲蒋一派，西北军、晋军、东北军只有承办军务的代表，而李宗仁第4集团军已被蒋介石分化收编，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这次会议，蒋介石在军事上拥有了压倒优势的地位，各地方实力派已经没有与之商量的余地了。会议伊始，即由胡汉民代表中央党部致训词，强调“裁兵为义务，为天职”，“凡不服决议者，其结果必失败”，对各派实施恫吓。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就此大加发挥，称裁兵是“今日各将领唯一必要的出路”，是“保持革命历史与功绩的最大光荣”，“裁兵为今日唯一首要之任务”，并尖锐指出，“谁的兵多，谁就是新军阀，谁就是千夫所指的罪人”，“养兵愈多，力量愈大，其亡愈速”。因为2、4集团军已成群龙无首之状，可以任人处置了，故蒋介石还对阎锡山略作敷衍，召集阎派中央的裁兵代表朱绶光和周玳，嘱二人将其一手重新确定的裁兵方案电阎“征求意见”。朱、周二人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报告：“蒋主席拟中央与一、二、三各集团各缩编为九师，腾出额数，预备留为韩、石及其他各部编遣数目。职等当时即表示如此分配，冯方实在便宜。蒋主席但嘱云：先电征求钧座意见如何。职等窃以为如果按此规定，我方大为吃亏，务请钧座加以考虑。”阎锡山回电说：“我年来本系以十二分诚恳之意，辅助主座，奠定国基。此次编留兵额，我前在北平时，曾面陈主座，三集团无论缩编为若干师，一听主座主持，我毫无意见。现既拟缩编为九师，以中国情形论，对外既不能，对内则只嫌其多，不嫌其少。此次编遣，攸关建国基业，中外人心均注及于此。只求编遣成功，其他何必计较。”话虽冠冕，无奈之情，跃然纸上。
这次会议通过了三个重要决议案：（一）定全国军队数目为68个步兵师，以及其薪饷服装、公费和中央直辖军事机关月费为1884万元。（二）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三）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编遣，削师长之权。这次会议，等于中央给各个地方实力派发了一道催命符，蒋介石实际上只给了他们一条路：交出兵权，皈依中央。在赖以军队维持其政治生命的地方实力派而言，交出兵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何谈问鼎中央权位！
阎锡山在会议通过决议的8月6日当天，投石问路，给国民政府上了一件“请辞山西省府委员兼主席”的鱼电，不料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前一月强阻其“出洋”的态度，国民政府马上于10日准其所请，调任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继商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及中央诸公未有半句嘉慰之言，一丝挽留之意，与上月蒋需己控制冯玉祥时中央大员频频函电往来成为鲜明对照。眼见蒋中央“削藩策”步步紧逼，自己即将成为李宗仁、冯玉祥第二，阎锡山方感助蒋压冯的失策。为求自保，阎锡山决计再走拉冯共同抗蒋的道路，以摆脱当前困境。是年中秋，阎锡山借节日探望之名，来到建安村，当面向久已回避不见的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反蒋大计。冯玉祥的主要目的仍是联阎反蒋，见阎锡山态度转圜，遂表示愿捐弃前嫌，与阎重修旧好，相约共同反蒋，并与陕西方面取得联系。
对蒋介石把持中央，消灭异己政策不满的还大有人在。亲汪精卫的粤系军人、原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编遣后任第4师师长，因受汪精卫、李宗仁“株连”，蒋亦欲除之而后快。9月19日，张发奎于广东树起反蒋旗帜，提出三点政治主张：一、取消三全大会选出之代表；二、现政府用人皆帝制余孽，一律罢免；三、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原定与张同时举事的安徽省主席、第六路总指挥方振武因机密泄露，被蒋扣押于南京。广西俞作柏也同时通电反蒋。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幕后支持下，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孙良诚等27人亦于10月10日通电拥戴冯、阎为国民军正副总司令，列举蒋介石六大罪状：一、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二、自蒋氏主中枢，政以贿成；三、财政不公开，黑暗贪污；四、消灭革命武力，以恣行其帝王专政之淫威；五、假编遣为名，行武力吞并之实；六、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人目标。11月上旬，兵败下野的李宗仁复出，与张发奎切实合作，成立了拥戴国民党改组派中央的“护党救国军”。各地反蒋势力此起彼伏，虽然军事力量尚未对蒋形成大的威胁，但一时在国民党内又掀起一次反蒋的浪潮。
蒋介石在军事上对各派反蒋军逐个讨伐，在政治上于10月3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交国民政府通缉在上海的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白云梯、王乐平等改组派部分二届中央委员，以防止反蒋的军事、政治各方势力联合。蒋介石面临各方的武力反对，在东北让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反苏不利，国内舆情也多偏向反蒋力量的重重压力之下，他又想到了尚未出面反对自己的阎锡山。于是，冷清了一段的南京——太原电报线又热了起来，蒋介石通过在中央任监察院长的赵戴文和在北平的何成浚与阎锡山频频往复，重又祭起国家名器这一法宝，想以兑现先前在北平晤阎时允诺的“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换取阎锡山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
此时，各反蒋实力派也都紧盯着阎的动向，尤其是对以拥戴冯、阎为号召的西北军诸将领来说，阎锡山的举手投足，均关系着他们起兵反蒋战事的成败；此刻，反蒋与拥蒋，成与败系于瞬息之间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变化上面。时张学良正在全力应付中苏边境冲突，且无意介入关内各方的政争，故而阎锡山就是当时唯一可以左右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砝码。以阎氏的缜密，非到局势明了，绝难发难反蒋；从阎氏的内心，则更不愿出力拥蒋，且极欲借机向中央索取一二。在此矛盾心理之下，阎锡山自然要通过赵戴文维持与中央的联系，遂于10月21日就赵戴文20日说其“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哿电复电称：“此事绝不可发表，我之拥护中央是为党国，若发表此事，反有拥护中央是为自己权利的嫌疑。我之为人，你深知，使我站在理不长的地位，就将我的能力也没有了。千万速见介公，切实说明，我将来只要个新县县长，一个月与我30万经费，将三集团的闲员带去，为党去做实验主义的建设，是我十分的希望。”
10月22日，阎锡山再次致赵一电，强调不能就任副司令：“我对奠定党国，日夜筹思，稍得相当办法，此是时万不可发表副司令之职。若就职则我的步骤大受打击，战祸反恐延长，不就则有损中央威信，大局必受影响，到那时我实在没法任此艰巨了。介公对此不如我自知深，为大局计，此事万万不可。然介公盛意，不宜重违，拟候时机到时，我再电知执事，即请介公发表。如无此种必要，则待事定后发表，我必即就职，决不推诿，此时则万万不可。此非谦抑，实为大局计也”。
鉴于阎锡山之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假以姿态，一再推诿，蒋介石仍不放手，随即又让赵戴文于24日电报说项：“大局如此，山西如此，党国成败，几乎全系钧座一身，重何如之。文已定为党国牺牲，钧座如能最后扶助党国完成革命，亦一大快事也。再者近日得到情形如下：（一）广西事完全解决。（二）张发奎在湖南亦快解决。（三）到广东的一八两师，已由粤返京。（四）中央此回用兵，最小限度要将陕西、宁夏两省拿回来。（五）钧座须多与雪竹、耀廷两兄通电。（六）中央望钧座快表示者，一半是在分化西北军，一半是在坚固中央军队的心。文在此间，欲使各方面知道钧座苦心，钧座将于中央的著急处亦要与雪竹、耀廷常通电，这回事方能做成。（七）因读钧座漾戌电，忽然想起吴稚晖前日与文说的一段话来，吴云：此回不将改组派打下去，中国全境没有一个能安生者，百川治晋十八年来，成绩甚好，但这回事，如能用从前‘保境安民’的法子，转眼恐山西亦成了个大乱的省份，请将此意切告百川明白。”
赵戴文24日电可说是忠告形势，晓以利害，甚至带有“哀的美敦”的意味。阎锡山见蒋用兵决心甚大，又受赵电及蒋介石说客方本仁的影响，即日回电，就其暂不能就任副司令进行解释，并原则答应了遵从任命：“自古以来，处事不能有经无权，……现孙元良、庞炳勋虽到前线，尚未大接触，魏凤楼、宋哲元两部仍在潼关一带，张维玺、田金凯犹在汉中，刘汝明未出紫荆关，吉鸿昌从宁夏开拔，预计非有两星期左近，大部不能离开陕境。前线不能粘住，未至此种程度，我绝不能有所表示。谭、胡、戴诸公不谅解，无足深怪，终必有谅解之一日。此计划已与雪竹深切言之，耀廷已略与之谈及，自当随时与两君电达也，不必定为只缓一周，时机一到，我即有所表示，彼时中央再为发表，于国于省均有莫大好处。我平日不肯用权，这回事关系太大，故不惜一做。至冯方宣传，近日更甚，故意向各处发电，不日与我赴平组织，即日我曾接济饷弹，其用意在急求煽惑也。”阎锡山的等待观望使西北军处于内外无助的境地，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只得退守陕西。从此，西北军诸将领深深衔恨于阎锡山的言而无信，成为中原大战中两军不能融洽合作的起因。
因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加之冯玉祥不在军中，内部指挥极不统一；阎锡山不仅按兵不动，竟至于11月5日通电就任南京任命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宋哲元等发动的西北军武装反蒋终归失败。与此前后，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护党救国军”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几次反蒋军事投机也先后失败。民国十八年（1929年）绵延一年的反蒋运动被蒋介石成功地运用分化瓦解策略各个击破，中央控制能力更为加强，各反蒋派的政治、军事地位也更加岌岌可危。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各派的鼎力合作，没有强劲的军事实力，反蒋绝无成功可能。于是，各种反蒋力量和派别都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实力派的联合之上。
功亏一篑
阎锡山在1929年一系列的反蒋活动中总是隐蔽于幕后，一方面是出于政略的考虑，一方面则缘于军事实力不足。北伐军兴，阎对奉张两次用兵，深感晋绥军战力的不足和数量的匮缺。以晋绥军现有力量，莫说对蒋中央，即使在反蒋诸方中也难以达到绝对优势，而如此是根本不足以问鼎中央权位的。于是，在蒋介石大张挞伐、编遣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各地方实力派藉此掀起武装反蒋的政潮风浪中，阎锡山自然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态度，既不为反蒋派火中取栗，更不为蒋介石出兵卖力。而是抓紧时机，加强省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从1929年夏起，阎锡山利用蒋介石委派其主持西北军事善后的机会，表面遵照编遣精神，拥护中央裁兵方案，通电“编遣请自三集团起”，实则以主持2、3两集团军编遣善后的名义，向中央大行索要，对晋绥军队进行了第四次扩编；并以维持治安，巩固西北边防的名义，指令所部加强军事训练，增强部队战力。到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已将第3编遣区各部编成了步骑炮工辎兵种齐全，装备训练完备的一支劲旅。
经过第四次扩军，晋绥军的编制如下：
（一）步兵，10个军又4个保安纵队：
第一军军长孙楚
辖一、二、三师，师长分别为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
第二军军长杨效欧
辖四、五、六师，师长分别为周思诚、徐岱毓、李乐滨
第三军军长王靖国
辖七、八、九师，师长分别为田树梅、杜坤、田绣章
第四军军长李生达
辖十、十一、十二师，师长分别为霍原壁、段树华、陈长捷
第五军军长李服膺
辖十三、十四、十五师，师长分别为朵珍、李俊功、贾学明
第六军军长杨耀芳
辖十六、十七、十八师，师长分别为方克猷、赵廷英、温玉如
第七军军长关福安
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师长分别为郭宗汾、鲁英麟、刘添贵
第八军军长张会诏
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师长分别为杜春沂、周原健、于镇河
第九军军长冯鹏翥
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师长分别为楚溪春、高鸿文、黄光华
第十军军长傅作义
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师长分别为苗玉田、叶启杰、白濡青
第一保安纵队司令丰玉玺
辖一、二、三旅，旅长分别为李廷秀、王辅、刘召棠；
第二保安纵队司令杨澄源
辖四、五、六旅，旅长分别为刘光斗、李嘉林、梁鉴堂；
第三保安纵队司令周士廉
辖七、八、九旅，旅长分别为王弼、刘逢吉、马良；
第四保安纵队司令秦绍观
辖十、十一、十二旅，旅长分别为刘濯清、樊赓灿、黄士桐。
（二）骑兵，4个师，司令赵承绶；
（三）炮兵，7个旅，司令周玳；
（四）其他兵种，工兵10个营，辎重兵10个营，各设专职司令。
全军约24万余人。
在反蒋势力中，政治上最有号召力的是成立于1928年的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中心人物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国民党改组派。这一派别上以“左”的面目出现，标榜“民主政治”，主张“实现国家统一，打破割据局面”，因其是文人政治集团，故积极主张裁军，想以“民主政治”方式掌握中枢权力。尽管改组派的多数主张亦符合国民党整体和蒋介石的利益，但手握军权的蒋介石绝不容另一势力置喙中枢决策。且改组派主要成员为宁汉政争时的汉方领导，故蒋介石对其亟欲去之而后快。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采用指定代表的方式将改组派排除于大会之外，给其主要人物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处分，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处分。见通过合法途径难以与掌握中枢大权的蒋介石进行合作，改组派即把注意力转向各个地方实力派，企图利用各派反蒋军事力量把蒋打下台，然后再实行其政治主张。改组派先是与李宗仁等组织南方“护党救国军”，又与其他地方实力派广为联络，阎锡山处亦派驻有代表卢蔚乾。北方另一资深将领唐生智也积极拥戴汪精卫，准备亮出反蒋旗帜。
唐生智自辛亥即投身革命，并亲历讨袁护法之役，又是北伐宿将。但因其政治上倾向于汪精卫，故一贯受蒋介石排挤。心中早萌反蒋之意，其派太原代表袁士权在阎锡山面前多次流露出唐对蒋的不满情绪，意图联阎反蒋。唐生智虽然只有基本部队第5路军万余人，但在讨伐西北军时，受蒋介石命令，指挥河南境内各杂牌部队十数万人，亦有一定声势。为摸清唐的底蕴，阎锡山派赵丕廉为代表，随袁士权赴河南信阳见唐，以定大计。赵丕廉在南阳见唐生智军威颇壮，唐又表示愿乘蒋不备，腹心开花，在河南通电反蒋，并在通电中拥阎为首，一举逼蒋下野。阎锡山遂答应与唐共同反蒋，并同意接济唐生智军费60万元，支援军需若干。孰料唐生智、宋哲元、孙连仲、徐源泉等75名将领在12月1日的反蒋通电中只称受汪精卫任命的“护党救国军”职务，更于12月3日响应石友三，发表拥汪（精卫）联张（发奎）通电，称“统兵三十万，倡导和平”，阎锡山见状颇为不豫。
时蒋介石尚未敉平两广，石、唐又连连兴兵发难，局面顿显危急之势。为挽救危局，蒋介石急派吴铁城赴东北劳军，安抚张学良；又派赵戴文回晋，规劝阎锡山拥蒋讨唐。赵戴文本是辛亥元老，崇奉儒家之学，一向视蒋为孙中山先生的“正宗”传人，认为反蒋各派均系“称兵作乱”；赵回晋前，蒋介石为表示尊崇，又提出让其以监察院长兼任国府主席，赵戴文虽然力辞未就，却因此对蒋氏的知遇感激莫名；赵戴文与阎锡山素有“半师半友”之公认关系，这次衔命劝阎旗帜鲜明支持中央，自然是竭力而为。赵到太原，以山西元老和中央枢臣的身份，自以为山西前途、为社稷计，先将山西内部的反蒋派贾景德、赵丕廉痛斥一通，又声色俱厉地称“你们要害俺阎百川”，斥退了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力主山西出兵讨唐拥蒋。阎锡山见唐生智未按双方事先协议发表通电，本就不愿自己出钱出力，为汪精卫打天下，遂听从赵戴文意见，同赴河南前线发兵讨唐。唐生智与远在两广的“护党救国军”互为奥援，远水难济近火。他在通电中拥汪为首，亦为西北军诸将所不喜。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刘振华、陈调元、韩复榘、孙殿英等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声讨唐生智。次日，石友三也转换态度，通电反对改组派，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阎锡山并于1930年1月2日在太原举行讨唐誓师，出兵讨唐。一时，中央军声势大振，唐军本就力量微弱，又未接到与山西方面原定的接济和响应，很快即归于失败，唐本人只好通电下野。
北伐成功后，政治局面归于统一，虽然反蒋势力仍喧嚣一时，但南京政府的控制远较北洋政府稳固。蒋介石手握党政军财大权，具有运用组织、政令、军事、经济各种调控手段的便利条件，且善于运用分化瓦解的政治手段，所以尽管各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的总和大于中央，但其内部政见各不相同，利益关系矛盾重重，极难达到一致行动。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下，一个个归于失败。尚有一定实力，能够与蒋一争短长的只剩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三个方面了。
在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压力下，阎锡山由自保而不保，由拥蒋而反蒋，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阎锡山的秉赋，实质上更善于经济行政。他十分注重山西的经济建设。在省政建设中，拥有中央财力的蒋介石未予相应支援，反而要把平津税收收回中央。以贫瘠的山西一省养兵20余万，还要替中央张罗华北、西北军事善后，财力是远远不足的。阎锡山自认为在北伐、编遣中为中央出了大力，蒋介石在经济上不图以回报，还要釜底抽薪，无异于卡住山西向外发展的脖子，阎锡山自然不肯善罢。据周玳回忆，“阎自从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用。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阎答应了这样办，就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阎至此始知受骗。他便借口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军费，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但蒋不准发行。阎为这两件事对蒋恨极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阎是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的人，这两件事实，正是他后来反蒋的重要因素。”
有史家在著述中提到，在1929年此起彼伏的反蒋浪潮中，有几次机会只要阎锡山登高一呼，反蒋军事态势马上就会大为改观，极有可能直捣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但阎锡山为何在机遇面前首鼠两端，直至放弃成功的机会呢？在当时可以在阎锡山之外唯一阅看阎的电务处截获的各地往来电文内容的交际处暨行营办公处处长梁汝舟有段回忆，可作为这一疑问的答案。梁提到，1929年秋，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各方纷纷派代表入晋劝阎领导国人共同倒蒋，“而阎则一再以时机尚不成熟为词，往后推延。一般人不明他的真意，认为他是坐失良机，尤其是冯玉祥，大骂大闹，不可终日。其实，他所谓不成熟的含意，不是指倒蒋，而是指蒋倒后的善后问题。他估计他掌握二三两集团军，再加上总数号为二十万人的杂牌军队，就可以把蒋打到长江以南。而东北军一再表示愿意参加反蒋，蒋之内部亦有人来接头，所以他认为倒蒋问题不大。但蒋倒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前途真不堪设想。阎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问题，直到冬季，仍无妥善办法。就在这时，唐生智迫不及待地领导蒋方一部分将领通电反蒋，迫其下野。当时反蒋重心，本在阎、冯，谁也没有想到蒋方将领先行发动。因此，蒋系内部颇行慌乱，何应钦首先沉着观变，态度不明。所以，各方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只有下野一途了。蒋本人亦认为事以至此，进退只好取决于阎。乃致电请教，大意谓：‘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等语。唐生智通电之前，并未向阎联系。阎如何肯助唐倒蒋？所以立即复电，义正辞严地以勘乱自任。蒋得电后，精神大振，马上电阎部署讨伐。阎并亲率大军，进驻郑州。于是蒋方内部情况大变，何应钦亦积极主张用兵。而唐生智方面，则逐渐解体。”
作为事实上的反蒋派领袖，阎锡山的顾虑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当时情况而论，阎锡山在军事实力上仍不如冯玉祥；在政治号召力上，则莫说以山西一省，就是连华北、西北加在一起也难与政治领袖汪精卫相匹敌。但冯玉祥没有地盘，改组派没有军队，要领导反蒋，必须由阎锡山出钱出兵，作为中坚。然而一旦反蒋军事成功，在财力、兵力上贡献最大的阎锡山能否执掌最高权力，实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反蒋军事刚刚发动，唐生智即违背协议，打出改组派“护党救国军”旗号，视阎锡山的实力于无物，给阎相当大的刺激，故而有了反蒋却又讨唐的举措。阎锡山在反蒋活动中奉行幕后策划支持，表面折冲调和的策略，以时间换取蒋中央和反蒋各派实力的损耗，以待坐收渔利，最终一举收拾残局。故阎锡山在表面上一直坚持“拥护中央”的态度，实则与冯玉祥、张学良两大实力派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平衡与蒋介石关系的筹码。冯玉祥在反蒋问题上的态度与阎锡山迥然不同，其想法是“只有拉阎下水（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
从阎、冯两人在反蒋策略的运用上看，似乎只是倒蒋先后次序的差异，但其中蕴藏着双方不同的用心。就阎锡山而言，很希望在倒蒋后能够掌握最高权力，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其在经济、文化、行政等方面的抱负。故反蒋是以执政为明确前提的。而冯玉祥个人向往民主政治，但缺少一套成熟的治国方略，只是急于推翻蒋的独裁统治，以解脱自身当前所处的困境，其他事务均可从长计议。正是由于阎、冯双方在反蒋问题上的不同想法，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反蒋派的机会。就此而言，阎锡山可以说是反过来帮了蒋介石的忙。阎看不到各反蒋派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自己亦从纯利害角度处理与各方的关系，使反蒋各派在1929年掀起的军事反蒋浪潮功亏一篑，丧失了一次次迫蒋下台的宝贵机会，而且蒋中央的统治力量在反蒋势力日渐衰减的基础上越来越强，合纵反蒋的困难越来越大。阎锡山削弱各实力派、在反蒋力量中突出自身优势的计划是达到了，但能够一举倒蒋的机会却再难遇到，这恐怕是阎锡山在拒绝与李、白、冯玉祥、唐生智共同发难反蒋时所料未及的吧。如此，阎锡山只能算是一个失败了的纵横家。
蒋介石利用了阎锡山的观望和犹豫，顺利地施展了连横之计，对北伐成功后军威赫赫的2、4两集团军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讲，蒋氏“削藩策”的成功，无疑得益于阎在事实上的支持。
反蒋阵线
阎锡山熟读经史，深谙“兔死狗烹”的道理。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纵横捭阖，依附蒋介石，保持自己已经获取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又“认为历代统治者成功后，很少能保全他的同事和功臣。蒋平乱后，接近成功，自己就更危险了。”而蒋氏独揽大权的做法和“削藩策”的步步紧逼，更加重了阎对蒋的疑忌。蒋果如帝王自居，继李宗仁、冯玉祥后者所何？于是，唐生智反蒋兵败之后，阎锡山遂打消了对蒋打与不打的斟酌，而坚定于与蒋一决雌雄了。这样，原先希望通过借助蒋介石之手削弱各个地方实力派的计划不便再继续下去。时间也不容许考虑好反蒋成功之后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了。在与蒋介石电报论战前后，阎锡山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组织自己的反蒋联合阵线了。
阎锡山认为，倒蒋必须首先否定南京政权的合法性。既要否定南京中央，就必须另立一个“合法”的中央以与之相抗衡。同时，将来善后也要在法统上和理论上有所持。而国民党内在党务方面能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只有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了。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借口广州起义指责汪精卫一派的委员是“共产党的尾巴”，排斥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出席会议，汪派出席会议的其他委员即先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创办杂志，联络党员，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约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不久，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由此而得名。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派主要领导人或被开除，或被警告，从此处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在1929年反蒋浪潮中，每一起军事反蒋活动都有改组派的幕后参与。改组派在政治上主张以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国民党“民众运动、组织纪律、反帝、党内民主”的“革命精神”，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的建党宗旨，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个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的治国方略和主张全国裁军、结束军事的善后思想。由于这些政治主张适应当时民众和平、民主建国的心理，也非常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口胃，故改组派首领汪精卫虽然手无寸铁，在1929年反蒋浪潮中却一时成为备反蒋派“护党救国”的精神领袖。阎锡山清楚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强于自己，将汪绑在反蒋的战车上，不仅利于各反蒋实力派的大团结，而且一旦军事成功后也利于自己通过“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把握局势。
其时，蒋介石派人在上海法租界内杀害了改组派中央负责人王乐平和潘行健，在蒋的巨大压力下，改组派在南方已无法立足，其总部转移到了北平，正需与北方的反蒋实力派相联络。阎锡山竖起反蒋旗帜，陈公博、王法勤等改组派头面人很快到平、津与阎锡山的重要将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人取得联系。双方逐步形成了“以阎锡山为首主持军政大计，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为号召，集合全国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的共识。几乎在同时，受蒋介石压制打击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首脑邹鲁、谢持、傅汝霖、覃振等人也来到天津，策动阎锡山反蒋。为了共同的反蒋目的，原先国民党“左”“右”两派都聚集到阎锡山周围，成为以后举行“扩大会议”，鼓吹“党人治党”的重要力量。但两派所奉“党统”不一，在政治上的观点尤其分歧甚大，成为事后反蒋派成立新中央时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阎锡山非常清楚，光靠舆论吓不住蒋介石。因此，他组织联络反蒋联合阵线的重心仍然放在各个地方实力派身上。已在其手中控制的冯玉祥是第一个联络对象。在上年诸次反蒋战争中，受蒋介石之命返晋的赵戴文力阻阎锡山参与反蒋活动，阎的办公处处长梁汝舟亦多次向阎剖析拥蒋之利与反蒋之害，在此二人影响下，阎锡山一度对军事反蒋犹疑不定。遂有了1929年12月鹿钟麟等人策划的西北军向蒋介石输诚，石友三准备进攻太原，借以从阎锡山手中解救冯玉祥的军事行动。冯玉祥事先已知鹿钟麟等策划的这一行动，但他是坚定的反蒋派，这一行动的目的仍是联阎抗蒋。乘此时机，冯玉祥派其代表向阎锡山作了三点声明：一、石友三进兵之事冯完全不知；二、冯要同阎合作到底反蒋；三、事态紧急，请阎让冯速回军中，说服鹿、韩、石退兵，并以冯玉祥的名义保证决不做背信弃义的人。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两人对倒阎最为热衷，两人往来的有关电报多被阎锡山的电信机构截获破译，阎锡山亦感到继续软禁冯玉祥是不明智的，遂决定放冯回陕，共同对付蒋介石。赵戴文不愿见到反蒋大战的发生，徐永昌回忆阎锡山决定放冯之后，“赵次陇问阎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阎答：‘不放他二集团即跑了。’赵闻之，义形于色，大哭而去。可见此老实不愿有此战事，亦为我所仅见榘坚决反对阎先生之一次”。久已回避不见冯玉祥的阎锡山这次很快就来到建安村，“同冯玉祥又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在场见证人有李书城、王鸿一、梁式堂等。”
3月8日，在晋羁留8个多月的冯玉祥携一致反蒋协议在太原与阎锡山话别。阎锡山赠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作为欢送礼物。在反蒋的共同前提下，阎、冯再度携手合作。但阎锡山两头骑墙，长期软禁冯玉祥作政治筹码，在冯玉祥及其下属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给阎、冯军事反蒋同盟的内部团结带来一定消极影响。“1930年3月10日，冯由山西到达潼关，他的妻女仍留住太原。冯回到潼关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为了壮大声势，起码令其在战争中不为蒋方出力，阎锡山对各方军事实力派都进行了合纵连横。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北伐中出力尤多，却因政见不合，被蒋介石首先打下台去，是为坚定的反蒋派，其派晋代表潘宜之对促成晋、桂联合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工作。李宗仁亦对联合反蒋报积极态度。3月初，阎锡山电邀各派主要人物到并共议“国是”，李即派叶琪、胡宗铎、麦焕章等桂系核心人物到会，自己欣然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桂系遭蒋介石打击后虽然元气大伤，但其加入反蒋阵线，不仅增强了政治上的号召力，而且当战事发动后，还起到了在南方牵制蒋军的重要作用。
石友三离冯投蒋后，因蒋介石要分化其部队，便将队伍拉到河南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靠拢，互为犄角。阎锡山了解蒋介石对韩、石只是拉拢利用，韩、石亦对蒋多有戒惧，石友三驻防新乡，正当平汉、津浦交通要冲，且军力较强，故许以赵丕廉相机用款权限，到新乡与石友三联络反蒋事宜。出于利害，石友三痛快答应反蒋，赵丕廉当面许以其军费80万元。孰料赵回省复命时，阎锡山却斥赵“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不愿认可赵丕廉许石的军费，并另派人去与石联系。石友三为此很恼火，后经韩复榘解劝，始派人去太原见阎，接受了阎锡山委任的第4方面军总司令一职和50万元开拔费，归顺了反蒋阵营。驻豫的刘镇华、任应歧、驻安徽亳州的孙殿英、驻鲁的高桂滋等北方大小实力派均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做法感到如芒在背，一一被阎锡山用种种方法拉入反蒋阵线。就连远在四川的刘文辉（为了与亲蒋的刘湘对抗），以及湖南的何键，也主动派代表到晋洽款，愿意奉阎为反蒋盟主。这样，在各种力量的再度分化组合中，阎锡山重又际会风云，逐渐成为反蒋派公认的领袖人物。
继承父业虎踞东北的张学良是军事力量最强的地方实力派，且与阎锡山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政治上，张学良也受蒋介石的挟制，具有反蒋的政治基础。阎锡山在对各方面联系成熟之后，拟好了讨蒋通电，即将电稿送请张学良征求意见，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这样，不仅反蒋方增加一支生力军，而且可彻底解除阎锡山在北方的后顾之忧。恰在电稿刚刚发走之时，赵戴文携蒋命回到太原，劝阎放弃反蒋。赵对阎说：“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听了赵戴文的话，阎锡山的决心有所动摇，遂电告张学良暂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原委，特派秘书长王树翰携“息事宁人”的“国事主张”到并联络。张学良接到王树翰的报告后，对阎在政治上的出尔反尔很为不满。
事后阎再度决定通电讨蒋，已不便再请张在电报上署名，只得先派薛笃弼、贾景德赴沈阳向张学良作解释，但张已被蒋介石先期派去的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等说动，对阎锡山的代表只是虚与委蛇。阎锡山不得要领，战事马上要发动，又急派与东北方面关系要好的交际处处长梁汝舟再使沈阳，以图得到张学良的谅解。梁汝舟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这时已是三月初旬，当我到平、津时，冯已回到防地。阎、冯与蒋系的高级人员互骂电报，已在报端开始披露。当我抵沈时，蒋阎之间已经宣告决裂。张学良本来在唐生智事变后，认为蒋的力量加强了，阎的威信降低了，曾对他的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但阎、冯若真停止反蒋，东北对于南京的压力，仍然无法减轻，所以他又不敢说不反蒋。今蒋、阎已经破裂，他乐得不参加，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只因前有成约，不能简单谢绝。于是他很客气地告我说，他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他。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云云。他又让张作相、万福霖等人分别与我谈了话。又过两天，他来到我的寓所，很客气地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这就是我赴沈阳的结果，当我返晋时，战事已经开始了。”由于阎锡山的犹豫，失去了和张学良共同举事的机会。但张学良言而有信，在中原大战中先是保持“善意”中立，即使后来出兵入关，也对晋军不为己甚，曲加维护。但由于毕竟没有把张学良联络到反蒋阵营中来，终于酿成了东北军入关助蒋定乾坤，关外空虚，日本军国主义趁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恶果。利钝成败，不可尽言！
作为一个纵横家，阎锡山的才干是显而易见的——他从辛亥肇基，久历军阀混战而以山西一个局促穷省立足不隳，且在政治经济建设上小有建树；北伐伊始，他顺从大势，以区区一省兵力而成为四集团军之一，一揽华北政务并问政中央，且以完整军政力肆应至蒋介石的“削藩”尽程；反蒋军兴，如日中天的冯玉祥2集团军、党国新进李宗仁4集团军等各路诸侯一一铩羽，连声望卓绝的汪精卫亦难有容身之地，不得不尊阎为反蒋同盟事实上的领袖。
而正是由于阎锡山的反蒋领袖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基础上的，作为一时的领袖人物，阎缺少统领全局的军事优势，尤其缺少与蒋对衡的经济力量，因而其左右局势的手段便受到很大局限，往往因数十万元的军费即要反复斟酌，导致在关键时刻严重缺乏政治领袖的干练果断。斯时斯地斯人所组织的反蒋联合阵线，人事已尽全力，先天毕竟不足，以后局势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电报论战
在历次反蒋活动中，多有阎锡山的幕后参与。但阎兵权在手，又经略华北要地，且始终在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处于居中调和的微妙地位，对蒋介石而言，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尽管蒋对阎的幕后作为并非不知不晓，但政治上的拉拢却一直没有放弃。然而，随着反蒋实力派的一个个败阵，阎锡山的缓冲作用逐渐减弱，蒋介石的“削藩”令箭终于开始向他挥舞了。
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同意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蒋即于11月26日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1930年元旦，讨伐反蒋派的军事甫定，国民政府即在南京发表授勋令，授阎以宝鼎一等勋章，授张学良以青天白日勋章，其他蒋系各将领皆有褒奖。授勋之时，“蒋还以中央名义为自己吹捧了一番，嘉奖令云：‘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同志，宵旰忧勤，指挥略定，鞭镫所至，典刑以彰，斩当图之荆棘，置训证于康壮。’实系向阎氏示威。2月9日，蒋又电阎，谓‘平定两粤，极有把握。’阎更深感蒋咄咄逼人。1930年2月10日，五院更秉蒋意，发《告全国军人书》，威势逼人，不可一世。其中有云：‘历观叛逆军阀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
1月16日，吴铁城受命到太原，代表中央监视阎锡山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就职典礼”，要阎“宣誓”服从中央。
2月18日，改组派中委王乐平在上海法租界被刺陨命。种种迹象，使阎锡山感到再难与蒋和平共处下去了，但其发动军事反蒋，尚须时日进行准备；倒蒋善后，更须从长计议。故阎锡山首先在1月22日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主旨为“尚治不尚兵”的演说，提出反战观点，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舆论支持，拉开了中原大战前与蒋介石长达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之序幕。
阎锡山在电报战中，删繁就简，针对国内当时兵燹不休，百姓和各政治力量都思安定建国的想法，抓住蒋介石最不得人心的几件事大加发挥，在“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党人治党，国人治国”还是独裁政治；以及国民党“三全大会”统绪三个方面与蒋展开论战。
阎、蒋电报往还始于蒋介石2月9日（佳日）给阎锡山催促赵戴文回南京，平息谣传，以示蒋、阎“团结始终”的佳申电。阎锡山在2月10日（蒸日）的复电中提出了前述三个方面己方观点，并要蒋履行前言，“礼让为国”，与己“共息仔肩”。打响了向蒋电报进攻的第一炮：
“南京蒋总司令鉴：佳（9日）申电奉悉。中国危亡，已达极点，……窃念钧座受先总理托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朽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助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愈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疑窦重生，……继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原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总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创造三民五权之最高原则，实足为世界开大同先例。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如有跋扈军人，违抗国家命令者，仍由钧座以党国元勋之资格，负责纠正。锡山不敏，窃愿追随钧座之后，略效绵薄。抑锡山尤有进者：前此西北事起，锡山自思，既不能解决西北军饥寒之苦，有失信约，又不能为国家消兵戎之祸，有愧职责。日夜彷徨，无以自解。曾两次派员购得船票，意欲离国他游，籍减愆戾，而迟回却顾，迄未忍遽然而去者，诚恐孤钧座殷殷图治之苦心也。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于民主党党治之下。锡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钧座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太平之基，亦可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从此钧座之苦心既可大白于天下，锡山以驽骀得附骥尾，亦与有荣焉。”（《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本节以下电文均引自该书）
在政权问题上，蒋介石岂肯“礼让”？但鉴于阎锡山的实力和号召力，蒋还是希望与阎锡山缓冲一时，由此有了2月12日（文日）给阎的文电：
阎总司令百川勋鉴：蒸电奉悉。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语！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筹办编遣，悉取公开。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分不逞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全国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凭藉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有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中绝非贪恋权位之人，去年四月讨桂，曾宣言军事结束，即行辞职；不幸叛变迭出，责任未尽，遂使弟又不得不继续尽瘁，存死而后已之心。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而革命救国之本怀，则未忍须臾背弃。我兄革命元勋，党国安危所系，万不可肥遁鸣高，轻卸救国重任。窃谓目前党国阽危已极，但我辈能一德一心，共谋匡济，消弭反侧，实非甚难。一俟和平统一真正完成，国民革命进行无阻，兄如有邀游海外之逸兴，中敬当追随同行，今则绝非其时。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竟救国之功。
蒋介石的文电首先推出“义务”说，并以中央自居，表示非武力不足讨平“反动派”叛乱。“和平统一”的口号必以武力为后盾，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无不以此为圭臬。北伐胜利后手握中枢大权的蒋介石经“编遣”和“戡乱”，用武力削平或削弱了一个又一个军事集团，使所部第1集团军成为国内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自然当仁不让。蒋介石并在电报中要阎锡山就其逻辑回复，试图把阎引到与中央“共谋匡济”的路子上来。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阎锡山当然要为受蒋介石压制的、欲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地方实力派讲话，其在2月13日（元日）复蒋介石的元电中，针对蒋的文电，逐条予以反驳：
……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才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谨将钧座见商者，分别答复于下：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锡山以为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今日所开除通缉的党员，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的分子？今日所讨伐作战之军队，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之军人？革命的党员破裂，革命的军人残杀，非特革命救国不易，革命成功亦难。至云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山意当开编遣会议之际，大众一德一心，毫无疑义。因党务财政致起戎端，一处发难，众处响应，贤者之责备集于钧座之身，并及于山。锡山以为山随钧座暂卸仔肩，使攻击者无其目标，反动者无所藉口，无目标无藉口，当然无人附和，是灭其气焰，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也。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张其气焰，乱不能止，争不能息也。……至凭藉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之目的？山意彼以凭藉武力维护党国为口实者，我辈能以武力尽平之乎？亦正不必以武力尽平之也。且今日所谓凭藉武力以谋危党国者，皆昔日努力党国革命之军人也，何乃前正而后邪若是之相悬耶？愿钧座安其心而杜其口，山以为必能化险为夷也。至锡山之讨伐改组派，以其仍走破碎党的路径，必陷党于循环报复，此仆彼起，祸乱终无已时，故努力而讨伐之也。锡山与此尤有顾虑者两点，请钧座加以考虑：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锡山以为将共产党除外，凡属国民党者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以解决国事，完成整个的党，使党颠扑不破，中央常立在理直气壮的地位，然后有阻碍国民革命者驱除之，破坏和平统一者扑灭之，较之今日多数党员多数军人居于不合作之地位以图治，钧座以为得力乎？否乎？党国之危机，减乎？增乎？国人之信仰，外交之同情，多乎？少乎？钧座达革命救国之目的，易乎？难乎？山以为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间，乞钧座察之。m.chuanyue1.com
阎锡山的元电把当时国民党内分裂、国家财政困难的责任归于蒋介石，不仅不与蒋“共谋匡济”，而且继续要蒋下台，其态度较蒸电又强硬了一步。蒋对元电未予回复，阎遂于2月18日（巧日）又向蒋发电，表明其政争非为个人利益，实“纯系为党为国”而谋：
元电迄未蒙复，甚为悬念！倾接京讯，盛传钧座接电后，赫然震怒，以为锡山受人挑拨，背叛钧座，将大张挞伐，已下令动员，肃清鲁豫，问罪冀晋。闻讯之余，慌恐无既。山之衷曲，迭电言之，奠定国家，钧座确有认错处。钧座待山甚厚，知山亦必深。山如有负钧座之心，当发现于前此危急存亡之时，必不发动于助钧座平乱之后。山此次敢犯钧意者。日夜筹思，纯系为党为国，兼为钧座及锡山历史谋也。愿钧座深察之。钧座如必以此罪锡山，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锡山无不服从。谨再奉陈。特电奉闻。
蒋介石见阎锡山决心要其下台，即在2月19日（皓日）致阎的皓电中点明阎锡山准备发动战争的事实，警告阎“临崖勒马”，并要阎履行让冯玉祥出洋的前约：
……不邀谅察，重加责难。以我辈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结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哓哓辞费？且已由胡、谭、王三院长续进忠言，果兄不认为逆耳之言，临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中之渎陈。中日来静默思过，何以平日负疚党国之处，不能得兄随时指陈匡救，而突于此时，严重督责？雷轰霆击，必欲中立即放弃党国赋与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出倒蒋之谣言。……
中亦迭接报告：谓兄已决定对中央作战，所有总指挥，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强二集团军以主力由郑洛直取武汉，以大部进犯襄樊；对平汉路局与北平电局之中央机关，皆派队监视，且以武力强取；而对北平行营所发电报，全行检查；在河北各县征发车骡，急如星火，中未敢据以诘责，适因来电，为兄言之。兄矢言服从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责任，固未尝许兄轻自放弃；中与各院长苦口敦劝，亦冀兄继续为党国尽瘁。兄果有服从命令之诚意，则请立即取消下野引退之说。非然者，兄虽矢言服从命令，恐兄动员令完毕之日，即兄通电辞职之时；而辞电朝布，兵祸夕发。是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不惜甘为党国罪人。兴言及此，中实不寒而栗也！尤有为兄言者：我辈革命，在公当服从党国命令，在私当重视个人信义。党国未许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为服从命令者所宜知。信义为礼让之本，无信义则所谓礼让者，皆属虚伪。兄与焕章有通谱之雅，亲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谊固视中正与兄尤有过之。去年八九月间，中央迭促焕章出洋游历，旅费二十万元亦早拨请尊处转发。使焕章早得成行，则西北战祸可免。不幸，兄坚约焕章同行于前，束缚焕章行动于后。……
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负责实行编遣会议之议决案，以昭示大信于天下。天下亦将群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终为革命党人而服从命令。非出矫正对拨二集军，确为谣诼，群疑尽息，人心大安，斯真和平统一之福星，愿兄图之。……
编遣会议议决案乃蒋氏“削藩策”的杰作，阎锡山再次在2月20日（号日）复蒋的号电中强调了“三全大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实施编遣提出了“交兵于党”的意见：
奉读皓电，惶恐无似！锡山追随钧座，共生死患难者，有年矣。山自处如何，对钧座如何，挑国家如何，钧座均知之。谅我罪我，锡山决不愿以一言一字，致烦钧听。惟对于党国安危大计，一得之愚，不忍缄默。戡乱不如止乱，必须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若不能止乱，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锡山所见如此，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止乱有方，戡乱始有果。至于编遣，固为当务之急。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而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此锡山不惮忌讳，敢陈钧座者。区区之意，纯为党国久远计耳。深望钧座于此两点，有所指正，阎锡山无不竭诚接受也。若谓阎锡山别有辜负钧座之谋，于津浦、平汉准备军事，纯系挑拨离间者是言，祈勿轻信，是为至祷！
蒋介石接着于2月22日发出长达1200字的养电，强调阎锡山对皓电所提一、取消礼让引退，二、请冯玉祥出洋未正面回复，提出“戡乱止乱之义，胡、谭、王三院长早为兄详言之，至全体大会之论，吴稚晖又重为次陇院长明剖无遗，”认为就此无须再费口舌。养电特别界定了“个人武力问题”，蒋介石提出“军权受之于正统中央”的法宝，表示再不屑与阎锡山进行游离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外的争论：
以个人为中心之武力，今日诚不宜再有！惟吾人所统率之武力，皆受之于党国，吾人无背叛党国之行动，即武力为捍卫党国之干城，内省不疚，正不必以个人中心之武力自惭形秽。兄自居何等？诚不敢知；若中则自信只知有党，只知有国，不知有个人。吾人以身许党，为国服务，即举生命与自由尽献之于党国。以党之意志为意志，以国之休戚为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岂武力可居为己有？但在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乱，实现主义，巩固国防，正吾人天职所在也。今日本党之武力，乃总理千辛万苦，艰难缔造，付之吾人，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者。中躬受总理之托付，创办党军；又奉党国命令，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非敢如以个人武力为中心，受少数叛乱军阀所推戴，不惜为违犯党纪，反抗革命，祸国殃民，争权夺利之具也。中实不忍妄自菲薄，尤不愿轻受诬蔑。使中果有背叛党国之罪状，党国当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又或中违犯党纪，淆乱国是，倡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之谬说，及别设枢密院元帅府以解决国事之怪论，则亦无所逃于清议之责备。今中惟服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以为党国扫除叛逆，何得指为个人中心之武力乎？兄于本党革命历史，或尚未尽明了，放鹜礼让之虚名，责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议果见实行，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兄或谓总理曾让位于袁世凯，以促成南北统一，中正何人，乃违让德。不知总理之让位，系服从当时本党干部之决议，非徇任何人之请，尤非以此自鸣高蹈，而总理毕生尚以此事为憾！使无让位袁世凯之举，实行总理革命之主张，彻底荡涤瑕秽，不与反革命者妥协，则中国革命早可成功。十余年来，兵祸相寻，如袁氏之称帝，溥仪之复辟，以及国民党之解散，陈炯明之叛变等，使我革命党之命脉几乎中绝者，皆当时一般失节党员与无聊政客，不明党义，贩卖革命者，高谈礼让所误也。……
编遣会议之产生与进行，实经过党人之决议，政府之命令，兄亦始终参与其事。今不能服从其决议案，而必相约放弃党国所付之重任，始能实施编遣，恐兄之苦衷，实不能使人谅解。兄若真能信仰革命之主义，服从党国之命令，凡所指示，中甚愿竭诚讨论，冀得真理。仍望于皓电所陈，切实赐答！否则革命与礼让，真伪难容，文电往返，无补高明，徒灾枣梨，甚为戚然不安也！
蒋介石亮出了“总理嫡传及中央授命”的杀手锏，一口否定了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要“为党国扫除叛逆”。阎锡山怎肯示弱，即于次日（2月23日漾日）联名冯玉祥、李宗仁、何健、刘文辉等共45名反蒋派将领向全国全党发表党统问题的通电，反否定蒋介石占据中央权位的合法性。通电云：
慨自党内纠纷迭起以来，由党争而变为兵争，士兵则死亡枕藉，人民则困苦颠连，对外无御侮之能，对内失统驭之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尚何党？夫今日之争，纯系煮豆燃箕，不当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所争者，三届续统与二届复统两点。而主张息争者，拟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党员外，组织临时国民党党员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行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此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用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纷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特电陈词，敬祈鉴察。
漾电提出的投票决定党统，以及“先求整个的党，再求统一之国”的政治主张，从理论上讲，是有利于国民党自身建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从团结的角度处理党争，对创建和平环境，加快社会发展，巩固国防，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均有其意义。阎、冯、李及川、湘等地方实力派希望通过这一办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取一定权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已经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不容党内其他派别染指中枢权力，力图以压服和征讨的方法对付地方实力派。
阎锡山紧接着在2月24日（敬日）致蒋一电，重申号电要点，要求蒋交权于党，“亡羊补牢”，可视作阎对蒋的“哀的美敦书”：
养电奉悉。答复钧座两点如下：一，取消引退之意，可以取消钧座引退之意，不能取消锡山引退之意。二，锡山与焕章出洋，系钧座力阻而止，焕章在晋，原本自由，无所用复。至实施编遣一节，锡山本曾竭力施行，裁去步骑炮兵共三十六团，点验委员报告有案，今欲再行实施编遣，锡山考察情形，非将一、二、三、四集团军之军权，全行交还于党，难于实行。此答复钧座者也。锡山号电所陈两点，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施编遣。在锡山之愚，确认识为党国安危之关键，故敢请加指示。钧座引总理之谦让为憾，锡山以为总理之让袁，是逼于强力，我辈之交还军权于党，是归于正义，两者实不相同。再锡山有不忍与钧座言者，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乱实肇于此，亡羊补牢，尚犹有术。愿钧座察焉。并乞赐复为祷。阎锡山敬印。
蒋介石必须维护三全大会的合法性，才能确定自身法统，故在2月26日（宥日）复电阎锡山，谓：
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创其例，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师其志，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议决。指派所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亦无异于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宥电还指责阎锡山“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
此时，阎锡山已与冯玉祥取得一致，并请冯回到太原，即在2月28日（勘日）给蒋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再作口舌之争：
宥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哓哓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再锡山有（25）日回五台晤焕章，转述钧意，本日偕同返并。钧座对焕章有何意见，可迳行电商，锡山亦不再做中间人，益增咎戾也。特电奉复。
正如蒋介石所料到的，阎锡山随即于3月3日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与蒋以武力说话了。蒋介石亦预作准备，在此之前的3月1日于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在济南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以对付晋军。
3月14日（寒日），以鹿钟麟、商震、黄绍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责蒋通电，历数蒋氏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
顷致蒋介石一电，文曰：蒋先生鉴：北伐告成，海内望治，我公正位中枢，已逾一载。以考其时，宜若可为；然而党争兵争，纠纷靡已，举国骚然，亿兆愁苦，内失统驭之力，外无御侮之能。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莫救，饥馑在途。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国人惴惴，皆集矢于我公。未敢为公讳，亦未敢为公辨也。乃者，阎公百川，从容讽谏，忠告嘉谟，公曾不稍悟，道路传闻，且将拥兵以防民口。麟等待罪西陲，尚何敢再渎，以取罪戾？直言无隐，恐干雷霆之威；默而息之，又违爱人以德之旨。中夜彷徨，在喉有鲠，爱国爱公，不得不终言之，幸垂察焉！
全国代表大会，为党治最高权力机关，其尊隆殆无与比。本党三全大会出席代表，共应400有奇，乃其中：指派者逾二之一，圈定者逾四之一，纯粹选出者，73人耳。谬持总理在粤权宜指派先例，施于全国统一时期，大错铸成，孰尸其咎？党已不党，国将安托？论者谓公非法毁党，责有攸归。此其一。
求中国独立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此本总理之遗嘱，犹为全国所切望。我公利其美名，以修订欺国人，置废除于度外。但能博得腹余借款以自利，宁使增加新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而不顾。故论者谓总理遗教，有便于公，则援用之；有利党国，则蔑视之。此其二。
廉洁政府，革命所尚，首都政所从出，民具尔瞻，乃政治腐化，有甚昔时；琐琐姻娅，悉置要津，贪婪龌龊，成与登庸，政以贿成，人言喷喷。识者谓逊清往政，殆不是过。此其三。
裁兵救国，及时不图；然阳托编遣之名，阴行并吞之实。以禁募为揭橥，而征役遍于闾阎；以迭减为号召，而增编远逾原额；厚植一己军实，消灭革命军队。论者谓公务造成以个人为中心之武力，故冒不韪而弗恤。此其四。
帝制国家，惟专制君主有此观念。若乃党政大权，悉凭个人支配，岂惟贻举世党国之讥，亦实篡党祸国之渐。论者谓总理天下为公，公则天下为私。此其五。
和平救国，总理遗训昭然；武力政策，决不容于党治之下。乃喋血中原，伫兵岭表，多数革命军队，概加讨伐。国危至斯，宁不可已。论者谓公武力迷梦，远甚军阀。此其六。
民主集权，本党所宗。公以党为己有，但有集权，不见民主，即各地初级党部，所以领导民众，代表地方者，亦皆凭喜怒以为更张，民主精神，名存实亡。论者谓罗马昔有教皇，吾国乃诞党皇。凡属真正革命，多被剪除，或横遭危迫，或亡命异域。王乐平同志之遇害，尤骇听闻。洪宪宋案，同斯惨剧。昔叹三思谓天下无善恶，我所善者为善，我所恶者为恶。论者以此拟公，勿乃颇似。此其八。
国内粗安，非公所喜，非联甲以倒乙，即嗾丙以制丁。极挑拨离间之能事，师威迫利诱之故智，酿乱阶祸，国无宁日。论者谓公夙营交易，长袖善舞，此其九。
若乃扰乱各省，用及匪类。他不具论，豫陕甘之省，土匪蜂起，豪客绿林，攻城掠地。初则疑其潢池弄兵，为饥所迫；嗣见委状，皆有公名，乃知发纵，固有自来。以号称革命政府，令匪殃民，古今中外，未之前闻！三民主义，讵有此说？论者谓公但知利己，手段故自不择。此其十。
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
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愆，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霖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革命，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日革命，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日反革命，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荩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盍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3月15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在阎、蒋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通电就任总、副司令职务。在持续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之后，阎锡山在其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阎、蒋关系至此已无法弥合，国民政府于4月5日发出对阎锡山的免职并缉拿令。缉拿令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对阎氏自辛亥革命至最近与国民党的关系贬损有加。令称：
阎逆锡山素昔狡诈。辛亥革命，遭遇时会，僭窃一省，无所建树，既为袁氏所不容，总理犹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国，该逆竟怀禄贪势，反颜事仇，始则宣告脱离国民党党籍，继且请求解散国民党，以接纳于袁氏。迄袁氏称帝，该逆率先劝进，并奏请改建立宪帝国，为袁氏所激奖，故当时有一等侯爵之伪封。该逆受之，曾无愧色，其不得厕于中华民国国民久矣。及国会解散，督军团变叛，以至张勋复辟，该逆均依违其间，以为可以臣洪宪者，未尝不可帝溥仪也。当此之时，总理兴师讨贼，凡使命往还于晋地者均被峻拒，故终总理之世，未闻该逆于革命有所协助。且杌陧之。洎我国民革命军师次淮、济，该逆始束身来归。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责功，且欲以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晋、冀、察、绥各省，不惟无所建设，又复诛求无厌。去年李、白、冯、唐之乱多为该逆所潜煽，一方密请政府声罪讨冯，一方密款冯氏以劫持政府。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于该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种反革命之军人、政客以图一逞。政府奉总理之遗教，弘训政之建设，际兹该逆干党纪、构国难，犹再姑息遵养时贼，何以为党？何以为国？阎锡山应即免去本兼各职，著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以做奸凶，而申法纪。此令。
蒋介石亦于同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历数阎锡山、冯玉祥两人“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以“割据之野心”“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等“罪状”，要求“各将士须知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其各忠勇奋发，灭此朝食，以竟革命之全功而奠国基于永固”。
至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历时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以双方的彻底决裂而划上了句号，剩下的就只有武力解决之一途了。国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终于因为各个集团之间利益之争的不可调和而如箭在弦了。
混战中原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电报论战结束后，反蒋联军与蒋介石之间已成必战之势，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反蒋联军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战争，政治方面主要由改组派设计，军事上由各实力派负责，阎锡山当仁不让，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未就任通电中列名的副总司令职务，但在战争初期亦未有其他表示。
各参战部队按以下序列编成并划分作战地域：
第1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出兵3万，经湖南进攻武汉；
第2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主力集团，26万大军全部出动，担负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主战场作战任务，分别东向徐州，南向武汉进攻；
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另一主力集团，出兵20余万，一部担负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作战任务，一部在豫东北陇海线与冯军会攻徐州，然后合兵，沿津浦路直捣南京；
第4方面军总司令石友三，倾其兵力10万之众，先东攻鲁西济宁、兖州，然后与晋军会攻济南；
第5方面军拟给东北军，未果；
第6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第7方面军总司令何键（二人只肯暗地接受任命，不愿公开发表，在军事上也未起作用）；
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由原驻许昌的杂色部队组成，作战归冯玉祥指挥。
为统一指挥2、3、4三个主力方面军，特任命鹿钟麟为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为前敌副总指挥。
这样，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合阵线称兵70万，在津浦、陇海及鲁西南、平汉、湖南4个战场同时进攻。计划2、3方面军西、北夹击，攻占济南，会师徐州，进兵南京；1、2方面军南、北对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顺江而下，与北路友军会攻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对阎、冯联合早有准备，在反蒋联军编成的同时，他命各地方驻军团队继续围剿红军，令粤系军队负责在南方对付桂军，并使老牌政客何成浚在武汉组织杂牌部队牵制反蒋联军攻汉主力，让投蒋的韩复榘、陈调元、马鸿逵、刘珍年等杂牌部队在津浦和山东战场应付阎锡山、石友三军，而将中央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陇海战场，准备以压倒优势一举粉碎阎、冯联军的南下、东进攻势。蒋的部署，重点在对付冯玉祥所部，其他方面都属于牵制用兵。阎锡山作为这次反蒋联军领袖，晋军作战地域则无中央军主力。
中原大战先以双方在河南的小接触起，拉开序幕。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不愿亦不敢同冯军作战，向蒋介石请调山东战场，联军顺利占领河南省境的大部。5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在新乡相会，3日同车抵郑州。阎、冯二人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有鉴于此，阎锡山随即在郑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调整了具体部署，加强了2、3两方面军的协同指挥。阎的部署突出了晋军在陇海线方面的位置，颇有与津浦线晋军共同包打徐州，直薄南京的意味。冯部有人担心阎锡山借此树立威信，冯玉祥却对此一笑了之。盖因冯与当时多数兵学家皆认为晋军长于防守而绌于大兵团进攻作战，对晋军的进攻能力颇持保留看法。
1990年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鲁西、豫东战场率先发生战事，历时5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正式开始。
战争初期，蒋方以优势兵力在归德（今商丘）一带大败万选才部，万部将刘茂恩战场反戈，配合蒋军反击晋军，在陇海线配属鹿钟麟指挥的晋军杨效欧、孙楚、关福安三个军失去豫西宁陵、睢县、民权等地友军屏障，节节败退，至5月24日始守住新的防线。同时，处于安徽亳州的孙殿英和鲁西方面的石友三因相邻归德，失去侧翼屏蔽，顿转颓势。刘茂恩反戈，主因为其本是刘镇华之弟，阎锡山却把刘镇华的部队和河南省主席职位交与万选才，故而心生怨恨，于5月21日诱捕万选才于宁陵。阎的意图本是因刘茂恩实力雄厚，不如万选才好控制，恐将来河南的事权难以收回，才将刘茂恩派作万选才的下属。孰料事与愿违，因阎的料事过远，反导致眼前之败，战线动摇。事后，石友三的背叛，又如出一辙。
所幸冯玉祥及时派驻扎郑州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提前投入战斗，又调吉鸿昌协同孙良诚部迎头痛击当面蒋军的陈诚11师。在晋军的积极配合和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吉、孙两部生力军将11师几度包围。幸该师装备优良，火力炽盛，始得突围而出，但蒋军全线动摇，恰与月初之势相反。直至6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才在鲁西南定陶、曹县至豫东民权一线稳住了战线。陇海初战，西北军即显露锋芒，只是由于两翼的晋军和庞炳勋部进攻跟不上，虽然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却未能围歼更多的蒋军。
山东战场，石友三第4方面军由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东明、考城，向济宁挺进，与蒋军几经争夺，在鲁西南站稳了脚跟，牵制了蒋军大量兵力，给津浦路向南进攻的晋军创造了极好的条件。阎锡山亲自指挥在津浦路方面的晋军，当面无蒋介石嫡系主力，负责这一方向军事指挥的韩复榘对蒋已有不稳状态，持观望态度，不作认真抵抗。晋军5月29日在姜家沟渡过黄河；6月25日攻占济南，然后分兵，一路东进追击韩复榘部，一路南下攻取泰安、兖州；至7月下旬，津浦战场已全部牢牢控制在晋军手中，大有兵临城下，直取徐州之势。
在平汉路方向和两湖战场，反蒋联军都处于良好态势，蒋军四处接战，忙于奔命，国内舆情又大不利于蒋介石，整个形势对蒋方似有不可逆转之势。阎锡山亦认为如此，开始打起节约财力，保存实力，准备后发制人的算盘。于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孙殿英部因刘茂恩反戈，被隔断在亳州成为孤军。但亳州位于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又处在上述两线作战的蒋军后方，对蒋军侧背威胁极大。孙部战斗力颇强，蒋介石派人劝降无望，只好派重兵围攻毫州。孙殿英部吸引了蒋军相当的机动兵力，但自己也在两个多月的被围作战中几近粮弹两绝，十分艰难。幸冯玉祥决定派从大西北赶到中原的孙连仲部于7月中旬解了亳州之围，然后命二孙合兵，由毫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切断蒋军后路，配合陇海、津浦两线正面总攻。
但是，“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亳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达成任务。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亳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亳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阎锡山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蒋军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阎军在兵员的补充方面非常及时，按月发饷，给养充足，并且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则以军费困难，士兵生活极为艰苦，甚至连咸菜也吃不到，当他们看到阎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冯玉祥这次倾家出动加入反蒋联军，血战两月，固然取得突出战果，但损失无算，苦衷谁知？遂转向保守，采取内线作战、稳扎稳打的方针，以便于补给和呼应。阎锡山在攻克济南后，曾集中主力猛攻兖州。但当蒋从陇海线调兵增援兖州，津浦线压力增大时，即不敢继续南下，转将主力调到胶济线，进攻已对晋军表示善意、躲避胶东“观战”的韩复榘，兖州晋军悉数向北撤至汶上、宁阳、新泰一线，与冯军相距愈远，难以呼应。致使西北军7月份在陇海线发动的一系列猛攻收效不大。蒋介石甚至得以从南部战场机动兵力，沿津浦线向北输送和海运青岛。7月27日，蒋介石亲到兖州督战，决定兵分左中右三路发起兖州以北的会战，先从晋军处打开缺口。8月5日，在蒋军优势兵力和德国大炮的攻击下，晋军退至泰安、肥城、平阴一线，傅作义、李生达两员战将亲临前线指挥，仍难挽晋军战线整体动摇之势。
阎锡山以保存实力财力始，首先危害到自己。这时才急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和军需给养，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其在陇海战场发动进攻，以牵制蒋军。尽管冯的幕僚和部将对阎锡山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做法极其不满，冯玉祥还是从全局出发，于8月上旬在陇海战场发起连续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并取得相当战果。蒋军左翼战线连连后撤，为确保退路，蒋介石分电各将领固守豫、皖、苏边界各重要城池，凡敌兵至而守城不失者各晋升两级，赏洋5万元，以激励士气。在情势危急时，蒋已经准备自陇海战场正面及归德以南撤退，但参谋长杨杰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曹浩森力主再苦撑数日以待变，恰又逢连日大雨，河水泛滥，迟滞了冯军的进攻，蒋军的危险局势遂得以扭转。
这一仗，冯玉祥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小量兵力外，把主力全部投入到陇海战场，以期通过围魏救赵之计，一举夺取徐州，取得决定性胜利。位于陇海线正面配属冯玉祥指挥的晋军担负七路总攻之一路。该部晋军兵力达三个多军，还配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当冯玉祥谈到这些情况时，真痛心到了极点，不由得说出这样一句话：‘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作为这次反蒋战事的总指挥，阎锡山在决事和用人两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失策。一是与冯玉祥的关系。大战之前，阎锡山把冯玉祥作为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换的筹码，本已在道义上有亏于冯，这虽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然，阎亦在放冯归陕时反复解释道歉，冯也对其表示了谅解。但大战开始，作为军事上最为有力的同盟军，冯部战斗力最强，独缺作战经费和物资，而阎锡山在冯部最需要后勤支援以扩大战果的时候，有能力供应却自食其言，大部停发了事先许诺的军需给养供应，使冯军战力受到很大损失，不仅贻害了冯军，事实上损失更大的是阎锡山自己反蒋的大业。把这一点理解为是阎企望借与蒋作战之机削弱未来角力对手冯玉祥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固有一定道理，但在大敌当头，战事尚未有决定性胜利前景的时候即着手削弱友军，似又为时偏早。如果认为是阎锡山从经济上打了小算盘，固符合阎的一贯思想和作法，又有当时一幅蒋介石手握票子，冯玉祥手拿窝头，阎锡山手持算盘的流行漫画为佐证，但阎氏在军政大事上近视于此，似又难以说通。抑或是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战争关键时刻，阎锡山在对冯关系的问题上或失之于预见性过强，过早削弱自己当前的盟友，未来的对手的力量；或失之于经济算盘过精，致使前线军事功败垂成。从史实上看，后者的可能要大一些，由此也可看出在反蒋同盟最终归于失败的种种原因中，经济力不足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阎锡山本人不善于很好的运用有限的战争资源，也难辞其咎。
二是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张在战前表示了“善意中立”的态度，但并未与蒋介石决裂。在反蒋联军与蒋介石的战争中，张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举足轻重的力量。蒋介石为把张学良拉到己方，于6月3日专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张祝贺三十岁生辰；又于6月21日派张群把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出兵入关；旋又在7月份张学良参加葫芦岛建港工程开工典礼时派吴铁城、刘光到葫芦岛，将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密交于张。由于东北军中的老人多主张持中立态度“保境安民”，不与交战双方、尤其是不与蒋方合作，对张学良影响较大，故张在大战初期一直持观望态度。蒋介石急于加强己方力量，竟抛开张学良直接重金收买其下属马庭福等人，从各方面逼张就范。而阎锡山派往东北的贾景德、孔繁蔚等人既无处事全权，又乏活动经费，连见张一面都很困难。阎亦再无机会向张说明反蒋通电会签中的误会，使联合张学良的大计一误再误，终于以张学良听从蒋介石之命，出兵关内而告大战终结。
三是对石友三的安排。石友三本是西北军宿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所部实力颇强，在反蒋联军中被编为一个独立的方面军。石投蒋后又反蒋，在鲁西南为晋军起了重要的侧翼屏障和牵制蒋军作用。为笼络石友三，阎给了其山东省主席的位置，却又在暗中操纵当地青红帮与石捣乱。并且在晋军进入山东后，占领一县就委派一县的县长和税务局长，使石友三的省主席成了空头职位，招致了石的严重不满。及至后来在北平组织政府时，石意欲谋得军政部长职位，就石部当时在战场上的地位来言，实应敷衍一番，以安其心。而阎锡山则又以“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为理由，坚不同意。阎对石背叛冯玉祥，替蒋介石打头阵攻太原记忆犹新，故有以上认识，却忽略了石在当时反复的可能。结果石友三于冯军在陇海战场展开8月攻势的时候以东北同乡的身份与张学良联系，准备休战投张，另起炉灶。石友三致张的电报称阎锡山狡猾失信，排斥友军，万难与共大事，愿率部北上，听张指挥云。该电被蒋方截获，正值蒋介石在冯军猛烈攻势下准备全线总退却之时。蒋阅电后大喜，即命各部苦撑坚持，终于在陇海线站稳了脚。石友三致张的电报亦被阎的电信机构截获。但联军在陇海战场的前景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ωＷＷ.chuanyue1.coΜ
四是在山东战场的军事策略。是时，为表示信任，蒋介石将山东战场指挥全权交给了韩复榘。但韩复榘亦是“十三太保”之一，迫于形势投蒋，见反蒋军事顺利，颇有回头报效老长官冯玉祥之意，在津浦战场连避三舍，自然也有观望待变的意思在内。而阎锡山对韩复榘和石友三在其扣冯于山西时的出兵救援之事耿耿于怀，在兖州遇蒋主力难以前进时，竟转向进攻在胶东观望避战的韩复榘，北伐时纵横捭阖的纵横家风范全然不复存在。致使山东战场少了一个可能的朋友，多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成为阎军最后兵败齐鲁的一个要因。
五是在津浦战场的人事安排。津浦战场是阎部进攻的主战场，当面之敌又非蒋的嫡系。如能运筹得当，由此直下徐州，战局一举可定。作战初期，阎锡山在津浦战场部署了6个军另3个炮兵团，编为第2路军，由傅作义任总指挥。战事相当顺利，不日即克济南。正当傅准备扩大战果时。阎忽命张荫梧率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并附炮兵两团组成的第4路军，到济南成立2、4路联合军，以张荫梧为联军总指挥。原来张在傅作义攻占济南时，给阎去了一个密电，称张学良和蒋方代表吴铁城、张群、方本仁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会议，要阎锡山注意这一动态。阎即加派张荫梧率两军来主持津浦战事，意在对傅监视。傅作义以涿州守城为契机与张学良结为朋友是人所共知的事，阎当时还称赞傅为“关云长”，这次却在临近决战之时换将，并把傅置于素有隔阂的张荫梧指挥之下，致使两人互相攻讦、掣肘，严重影响了津浦战局，直接导致了攻兖战役的失利，并由此引发了晋军在山东战场的全面溃败，其余波甚至造成傅作义因不受信任而脱离山西的后果。此事阎的幕僚多持不同意见，但阎坚决下令执行。直至阎失败下野后，在机要文电中检出张荫梧的上述密电，人们才得知原委。
六是在处置战争和政治设计的主次关系方面。因反蒋战事初期较为顺手，阎锡山对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对蒋介石政府支持战争的力量认识不足。开战后不久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筹备扩大会议，搞政治设计方面。忽略了军事方面与友军的协调、后勤组织工作，尤其是忽略了战果的扩大和巩固，过早收缩了战争机器的运转，在同盟军中产生了很大的离心倾向，从而为蒋介石的收买瓦解策略提供了便利。以致在冯军8月攻势之后，反蒋联军遂一蹶不振，渐次分崩离析。
政治善后
随着阎、冯倒蒋局面的逐渐明朗，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但聚集在平津的改组派骨干和西山派却因“党统”问题的严重分歧，争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在北平发生了双方在报纸上互相攻讦，在大街上游行指责对方，竟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予以排解的事情。其时阎、冯正在集中精力筹划军事，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遂连连敦促在香港的汪精卫北上到平，主持政治设计。
然汪精卫在港却迟迟不肯动身北上，其托词是“适患肺炎”，实质上是有两项难言之隐：一是他担心过早北上，会陷入各派之争，失却超脱地位，对以后改组派掌握党务大权不利；二是汪的根基在广东，期望张发奎和桂系反蒋联军在南线取胜，即可在广州开府议事，更为主动。但到了7月间，张桂联军兵败退回广西，广州开府已无可能，又传言北方反蒋派内部有人主张撇开党务，先成立政府，若有迟疑，机会不再。汪精卫即于7月23日取道日本，乘日轮长城丸抵津，当日转赴北平。汪精卫深知反蒋必须依靠军事实力派，同时亦认为与西山派的联合实属必要。他在旅次就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在政治和党务方面的主张与阎、冯一致，希望由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自己则专心党务，对政府处于赞助地位，以取悦于阎锡山。在平数日，汪约见了西山派首领谢持、邹鲁等人，协调了双方关系，提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基本大法；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不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并得到了西山派的基本认可。
由于反蒋联合阵线由各个大小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组成，在政治上的认识、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上面，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只有阎锡山握有地盘和一定的经济力量，汪精卫则在政治上最有号召力，故二人取得了必须合作反蒋才有出路的共识，并于8月4日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时冯玉祥正在陇海前线组织8月攻势，由阎、汪主持，各派别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基本文件。
阎锡山还以“主政者”的身份对外公布了他与“主持党务”的汪精卫晤谈后得出的四点结论：“（一）人民求安，国要图治。三民主义当在安与治上设施。（二）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三）先定训政规约，规定严密办法，以资遵守；实行训政前提，即社会安宁，财政公开。政治廉洁，取民有制，以作实行训政基础。（四）以革命精神整理破碎国家，以公道原则，处理党政事务。”以团结各反蒋派，取得舆论支持，并在其中埋下了“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的伏笔，以作将来在权力中心限制汪精卫的张本。
在中原前线隆隆大炮声中，为反蒋派政治舆论服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发表了“党务宣言”，推举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泉7人为常务委员，主持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随即，扩大会议开始了紧张地组织政府的工作，于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公布了由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并未征得本人同意）、谢持7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后又增加石友三、刘文辉2人），推阎锡山为主席。阎久蓄心中的问鼎中原之志离掌握最高权力终于只有一步之差了。
然而，前线的军事却以西北军8月攻势的受挫为标志而急转直下了。蒋军在津浦线的主力并未因陇海战场的紧张西调，在山东战场的晋军却因主帅易人，傅张不和，二人分兵各趋津浦、胶济两线，削弱了协同作战的力量。蒋的参谋长杨杰力排众议，亲率一军穿插到两路晋军的后方大汶口，迂回作战大获成功，在兖州一带与蒋军对峙的傅作义部全线崩溃，北逃济南；在胶济线与韩复榘作战的张荫梧部亦被迫撤往济南。晋军立足未稳，即在各路蒋军追击下，于8月15日弃守济南，随即败退至黄河北岸，才稳住阵地。
晋军既败，蒋介石又通过赠给金钱、许以官位、派人拉拢等办法，一个一个收买冯玉祥的部将。西北军久处贫瘠的陕、甘等省，待遇低、生活苦，广大官兵希望通过这一战打出一个局面来，改善自己的环境和待遇。但从调动部署起，已历半年，战事胶着，胜利无望，历经7、8两月苦战，亟需休整补充，而阎锡山在饷项军需上又不能一视同仁，遂对反蒋前途失望，普遍产生了厌战思想。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趁虚而入，用腐蚀瓦解的办法大大削弱了西北军的战斗力。反蒋军事战线已经产生了崩溃的裂痕。
随着阎、冯部将怠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暗地向蒋输诚者逐渐增多，蒋介石在前线的军事优势逐渐增大，但一时还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防战局反复，蒋介石加强了促成张学良拥蒋入关的活动。除前述允诺的对于学忠、王树常的任命外，蒋又命吴铁城、张群携巨款在东北进行活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价格高过日本25元的高价为南京定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张250万元。“8月以后，蒋介石连电催张出兵山海关，并答应给出兵费500万元。9月，蒋介石根据吴铁城的电请，拨给张学良1000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后来又允许东北军入关后，驻平津部队的薪饷由中央负担。1500万元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蒋介石在军费开支浩繁的情况下，舍得这样花钱，就是因为张学良的一句话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还增加了委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朱启钤为北平市长、臧启芳为天津市长的任命，并许以“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内政、参谋两部部长，平绥、平汉、正太、沧石等铁路局长，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负责人均可由东北方面保荐。这样，张学良不仅可以控制整个东北和华北，而且把势力伸入了中枢和北中国的铁路系统，这是其父张作霖久谋而未得到的利益，对张学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阎锡山只对张本人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和国民政府委员两个职务，很少提及他人的任命，更没有明确给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在蒋介石派沈代表张群、吴铁城的不断催促下，向二人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
为统一部属的思想，张学良“于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张首先发言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张学良拥蒋的态度一旦明确，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马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反蒋联盟的失败就已是时日的问题了。
为了稳住张学良，起码令张继续保持中立，汪精卫、阎锡山一面派人赴沈，以察绥平津永久让与为条件，希望张出兵援助，一面加紧成立政府的步伐，以期增强号召力，或可使张学良回头。9月9日，反蒋联合阵线在北平组成“国民政府”，阎锡山于当日上午9时零9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汪精卫、谢持一左一右站立阎的两边，同时就国民政府委员职。同日，阎、汪、谢三人通电请其余“国民政府委员”于所在地先行就职，“以安党国”。因前线军事吃紧，阎锡山宣誓就职不到两个小时，就离开北平登车往津浦线督战去了。从此，他再未回到“龙骧九五”的紫禁城中。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巧电”，宣布出兵关内，呼吁各方“罢兵以纾民困”。自阎锡山得知张决定拥蒋的消息后，即背着冯玉祥悄悄收缩晋军战线，由山东撤回河北、山西；冯军则在勉力抵抗蒋军的9月大反攻之后，在蒋“银弹”、枪弹的双双攻击下，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尽管冯玉祥还力主一战，但整个西北军中除宋哲元、刘郁芬两部外，其余均不愿听命再战；投附阎、冯的各小股反蒋武装则纷纷改换门庭，分别投蒋、投张。反蒋联军已经处于土崩瓦解之状，到了蒋介石可以传檄而定的时候了。
阎锡山、汪精卫并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他们还想借助“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招牌，利用晋军残存的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周旋。但蒋介石既胜，岂容对手再作反扑。从9月20日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兵车入关，10多天就完成了对河北及平、津的占领。9月底到10月初，反蒋联军树倒猢狲散，阎、冯两部一些统兵将领迫于情势，纷纷向张学良和蒋介石投诚，反蒋军事一败涂地。
9月22日，扩大会议被阎锡山接到太原，在汪精卫的主持下，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成一部“约法草案”，于10月27日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10月28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成了改组派、西山派联合反蒋在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以后，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如鸟兽散，或转而投靠蒋中央，或下野韬晦以求再逞，也有为求真民主而投向共产党革命阵营的。改组派作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以汪精卫的结束声明而宣告终结。
因蒋介石急于抽出兵力到南方围剿红军，对军事善后处理问题故示宽大。除要阎锡山、冯玉祥必须下野外，其余人员都在“赦免”之列。10月16日，阎、冯、汪在太原议定如能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下野，军事大权交有才力的部属接任，阎锡山指定徐永昌，冯玉祥指定鹿钟麟，后又改为孙良诚。阎、冯这一主张基本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张相约分别改编西北军和晋军，将收拾华北残局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仍然念旧，回护晋军整编为4军8师，后又增编了正太护路军3个旅，骑兵司令部4个旅，炮兵司令部10个团，另3个独立旅，安排了阎部大部份高级军官，并使晋绥军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保存下来，为阎锡山的东山再起埋下了种子。西北军一则少人缓颊，二则其坚强勇猛的战力令当局后怕，遂决定逐军分割整编使用，冯玉祥苦心孤诣创立的西北军从此再未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
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4日致电张学良“释权归田”，冯玉祥无处可归，遂隐居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汪精卫于11月23日偕夫人璧君亡命日本；阎锡山在安排好山西人事之后，于11月29日离开五台，转道天津，以观后况。
中原大战的发动者们尽管失败了，尚可全身而退，乃至待机卷土重来。却给耗尽人力、财力的山西及北方诸省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生命财产损失。中原大战的反蒋联军一方70万大军主要依靠华北数省的有限财力支撑，而平津等地的财政税务大权在战前还不为阎锡山所有，故战争的负担绝大多数压在了山西一省。战后，又有十数万客军滞留山西境内，使晋省人民继续承受着战争带来的重重负担。阎锡山的反蒋战争不仅是输在了军事上，而且更是输在了经济上。不仅把阎主政山西近20年建设的一点积累全部赔到了战争中，而且严重制约了三十年代山西的经济发展，对其后山西抗日战争资源的运用留下一定的后遗症。阎锡山在山西重视建设，又因争夺中枢权力而导致山西经济基础的破坏，功过是非，殊难尽述；山西本为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之形胜之地，在民国初年全国性军阀大混战中都未受影响，却从中原大战起，屡遭兵燹，个中隐因，尤值得史家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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