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十二章过去灰飞烟灭
破标停战
国共两党经重应谈判后，暂归停战，双方进入由美国参加的调处状态，此时的阎锡山却在美方调处人的身边，大肆鼓吹美、日、蒋全力“剿共”，发动内战。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努力，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里，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免去不同共产党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职务，另派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
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要求，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国共两党代表通过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从1月13日午夜12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还成立了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和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
阎锡山对蒋介石同中共签订“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做法一开始是极力反对的。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后，阎锡山在他的军官面前大骂蒋介石“糊涂”，不该签订“双十协定”。“蒋介石不晓得用己所长，来击敌（指共产党）之所短；他也不晓得避敌之所长，来护己之所短”。
尽管阎锡山对蒋介石这一套做法一开始极力反对，但他们毕竟都主张反共到底，都需要打内战，只是蒋介石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策略上显然要比阎锡山略高一筹。就在停战令正式发表的前三天，阎锡山便接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举行前全面停战，停战命令10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命令未生效前，应尽速抢占战略要点。”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直接通报阎锡山说：“国共战争，应在1月13日夜12时完全停止，山西应在停战前，保持有利形势。”
阎锡山在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和何应钦的通报后十分高兴，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先生这一回可做对了。我们应该继续出动兵力，赶快向外‘开展’。”接着，他立即命令驻临汾的王靖国指挥第六十一军向浮山、翼城以及蒙城等地的中共军队阵地进攻；命令驻大同的楚溪春指挥第三十三军三十八师与东北挺进军骑兵五、六两师进攻大同南北的平镇和浑源；命令赵承绶组织野战军，带领第三十八军孙福麟部、第三十三军七十一师韩春生部和独立第一总队赵瑞部3万余人，配合日军独立第十四旅团的丸山大队，沿东（关）沁（县）铁路的马洪口向南进攻，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六师3个团和由上党溃退下来的杂牌部队配合日军独立第十四旅的毛利大队，由沁县沿铁路两侧向北进攻。
阎锡山的部队虽然来势汹汹，但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大都归于失败。王靖国指挥的六十一军主力刚一出动，便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只得赶紧缩回临汾，楚溪春抢占战略要地的行动，在八路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只有在留用日军的配合下沿东（关）沁（县）线西北对进的两路部队，由于八路军的主动撤退，才得以在分水岭会师。
停战令生效后，阎锡山仍然命令他的部队在各地继续出动，制造事端，破坏停战。特别是当军调小组于1月17日到达太原之后，阎锡山对军调小组的工作极力加以阻挠和破坏，玩弄了不少花招。
当时，驻太原军调小组的主要成员有：美国代表和礼上校，国民党代表邹陆夫，阎锡山方面代表郭宗汾，共产党方面代表是许光达（后由陈赓接替）。军调小组所有成员均住在山西大饭店。阎锡山害怕自己利用日俘的行为遭到揭露，更害怕自己构筑碉堡工事的行动受到阻拦，于是，他不但对中共代表封锁消息，而且派出特种警宪人员对中共代表的行动加以监视，密令除了梁化之和郭宗汾二人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同中共代表接触或通信联系，否则即以违反组织纪律论处。
军调小组在开展调处工作期间，阎锡山仍纵容其部下在东沁铁路南关一带挑起新的冲突。为了解冲突真相，军调小组于1946年2月前往东沁线视察。在南关视察时，军调小组邀请当地双方负责人参加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经过协商，双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了东沁线的交通运输。但规定火车只许运送旅客及一般货物，严格禁止用于运输军事物资。阎锡山却趁机钻空，他以运送伤病员为名，从军械总库里调拨了大批军火，由机枪总队司令宫子清押送，偷运到东沁铁路沿线各部队，以作战争准备。军调小组闻讯后，提出要到现场调查处理，阎锡山慌了手脚，急令军械处长周海赶到仓库，毁掉所有可疑痕迹，布置假象。军调小组在来远镇东站进行调查的日子里，阎锡山终日心神不定，因为日酋元泉福和一些留用日军尚未从来远镇撤出。这些留用日军整天躲藏在来远镇南面偏僻的山沟里，不敢迈出一步。后元泉福接到阎锡山的命令，要他们赶快设法离开东沁线，回太原南大营躲避起来。当天夜里元泉福率留用日军借夜色的掩护，从山沟里悄悄溜出，连夜跑到盘陀车站，又从这里乘火车回到太原。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太原视察。为了防止太原人民向三人小组请愿，阎锡山特召开第二战区党政军团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作出：第一，为全国扩大宣传揭破共产党的阴谋；第二，使中央命令适合地方状况，勿使脱节，勿使地方长官一面负违抗命令之咎，一面负惨夺人民之罪，与共产党以最有效的藉口最得势的机会；第三，一定划出一笔政治斗争的经费，扩大组织民众，加强政治奋斗工具，稳定政治基础。同时，他密令各行政专员、县长，发动地主、富农及其反动分子，冒充百姓，写了许多控告共产党的信件。在马歇尔等到太原的那天，阎锡山命梁化之派人将这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马歇尔等下榻的正大饭店楼梯两侧。同一天，阎锡山还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夹杂着部分逃亡地主、反共分子，沿着飞机场到正大饭店的道路上，呼喊口号，对于那些向共产党代表控诉阎锡山行径的群众，则派出了200多名宪兵、警察，进行监视镇压。
军调小组在太原视察期间，4月3日，阎锡山单独会见了马歇尔，提出停止军事调处，阎还向马歇尔提出，希望美国出兵中国，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不仅如此，阎还向马歇尔提及了留用日军问题，公然建议马歇尔不要将在华日军全部遣返回国，应将其一律编成国民党的部队，参加“剿共”。认为只有美、日、蒋全力“剿共”才是最佳的“剿共”方案。
在内战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中共代表陈赓曾找过阎锡山谈话，指出和平解决政治问题，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对山西地方也有好处，并主张在山西实行局部和平。阎锡山表面上应付，暗地里却继续煽动他的部下积极准备内战。果然，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国支持下彻底破坏了“停战协定”。随后，阎锡山即跟随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南北皆败
汾孝一役，打了阎锡山一个晕头转向，晋南三战皆败，使“铜墙铁壁”的临汾神话不攻自破，晋阎正逆历史之潮流而必将不断瓦解。
1946年2月到6月的军事调处期间，阎锡山在初步尝到了抢占有利地形的甜头之后，进一步利用暂时没有大战事的空隙，整训部署军队，强化统治，徐图再举。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围攻宣化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部为标志，全国性内战正式爆发。
内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军队先后向各解放区发动的进攻相呼应，阎锡山指挥他的太原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也在山西摆开战场，与解放军进行新一轮的厮杀。
尽管阎锡山在此之前已经做了自认为还算充分的准备，但是开战以来的情况还是令他不免沮丧。
原以为凭借他近一年来不顾一切抢占的“有利地形”，和充实整训过的看家军队，加上中央军胡宗南部的配合，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能先声夺人，略胜一筹。
然而，事与愿违。1946年夏秋两季，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阎锡山遭遇到的是一连串的失败。
在晋北，面对阎锡山向解放区的不断扩张，解放军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分别调动部队于6月中旬至7月初，7月初到8月中旬两次发动攻势，先后攻占朔县、宁武、繁峙、崞县、五台、原平、定襄、忻县等县城重镇，控制了同蒲铁路忻县以北段。8月3日至9月20日，又发起大同围困战，扫清了大同外围的所有据点。至此，阎锡山在晋北只剩下大同一座孤城。
在晋南，为粉碎阎、胡的联合进攻，从7月12日开始，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先后发起闻喜、同蒲、临（汾）浮（山）三战役，连续攻占洪洞、赵城、霍县、灵石等县城，阎锡山再受重挫。
这年冬，为配合打破蒋介石围攻延安计划的战略行动，陈赓部于11月22日至12月12日发起晋西南战役，二十天中接连攻占了隰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大宁、蒲县等八座县城。阎锡山挫上加挫，失掉了整个吕梁山地区。
1946年在一个个败绩中过去了。不论阎锡山的心境如何，时光的年轮照例转向了新的一年。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阎锡山想让它们统统成为过去，期望1947年能有一个好的转机。新年伊始，他宣布：定1947年为“复兴年”。
决心以所谓“面的战法”，“面的军队”，“攻灭敌、守歼敌”的精神，与共产党作战，以“维持广大的政权”。
晋西南战役后，解放军陈赓所部为了遏制阎锡山正在策划的与胡宗南部的联合行动，决定在吕梁军区王震部配合下，扩大战果，以“围魏救赵”之法，进攻其守备相对薄弱的汾阳、孝义。
1947年1月14日拂晓，先对汾阳外围发起攻击，并迅速攻下田屯镇、孝臣村等据点，兵临汾阳城下。17日，解放军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以其余大部南向孝义城，随即发动攻城战。孝义城中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措不及防，全部被歼。18日，解放军入城。
汾、孝位于吕梁山边沿，系晋中门户，是晋西与晋中腹心地带连结的纽带。汾、孝一失，解放军即可沿太汾公路长驱而上，直抵太原。对汾孝地区的疏于防守，事实上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汾阳被围、孝义被占后，阎锡山才意识到了他的疏忽和失策。惊恐不安之中，当即命令孙楚以第四十三军为基干，编组南路兵团；赵承绶以第三十三军为基干，编组中路兵团；王靖国以第六十一军为基干，编组北路兵团，分别增援。同时不得不“御驾亲征”，夜赴平遥，坐镇督战。
各路援兵迅速集结完毕，分由南、中、北三路向汾、孝增援。
1月20日，阎锡山在平遥城中发出第二道命令：“王总司令以汾阳城为中心，孙总司令以孝义城为中心，赵总司令以快速歼匪队，寻围奸匪主力，而歼灭之。”为避免各部之间行动上的不协调，附带命令：三路援军配合“不及时者杀无赦”。当日，阎锡山指挥他的三个集团军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大约三万余人的援兵队伍，开始反攻作战。
面对阎锡山的三路增援，解放军调整战术，由围城战改为打援战，对北、中路援军施行阻击，重点打击南路援军。
21日，南路孙楚部第六十九军及第三十四军军部在孝义城东一带发动进攻时，被解放军主力四个旅从侧后包围，全部溃散。接着，其第七十三师、暂四十四师亦遭围困。
与此同时，北、中两路也在各自的进攻方向与解放军交战。战事甚为激烈，伤亡惨重。
24日黄昏，解放军分三路撤出孝义城。25日，阎锡山所部回占孝义城后，整个汾孝地区的作战并没有结束。援军被围，援军救援，反复厮杀，解放军越战越猛，阎部继续伤亡，战斗一直延续到29日。
汾孝战役整整持续了半个月。半个月中，阎锡山以损失两万兵力的代价，换取了孝义城的失而复得。
在周边已大部被解放的情况下，夺回一座县城，意义到底有多大，得与失之间是难以“拎得清”的。
孝义城的失而复得，有论者认为是阎锡山取得了汾孝战役胜利的标志，并推断出“由于此一胜利，使晋中获得一年半之安定”。从1947年初算起，到1948年夏晋中战役打响，其中确实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种“安定”充其量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殊不知，在这宁静的背后，随着解放区周边的逐渐扩展，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整个晋中的大风暴。与此同时，聚光点发生了转移，解放军又在晋南开辟了新的战场。
阎锡山从汾孝战役的惊恐中回过神来之后，吸取前段作战失败的教训，决心“亲训”部队，加强战力，再打“翻身仗”。为此，他从各部队中挑选所谓“优秀”干部，配备最好的武器装备，于这年的春天组建起了样板部队——“亲训师”。
正当阎锡山以练兵求发展的关头，全国战局的戏剧性变化发生了。这就是，从1947年6月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态势互换，前者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后者则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
全国性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同时，“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解放军在山西战场上的战略进攻，是以运城攻击战为标志展开的。
运城是晋南重镇，同蒲要冲，南扼黄河渡口、陇海铁路，西接陕西渭南，是当之无愧的山西南大门。鉴于运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阎锡山在这里实行的是与胡宗南联防。守城部队包括他的保安第五、第十一团，以及胡宗南中央军之第三十六、第十七师各一个团，共万余人。1947年5月，为配合战略转变，解放军晋冀鲁豫部队对运城发起围攻作战。守军依仗坚固的城墙、密集的碉堡、火力，固守城池，攻击失利。
8月，在该地区作战的解放军陈赓兵团接受新的任务，转向外线进攻，阎锡山的对手变成了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部。徐向前籍隶山西五台，与阎锡山同乡，乡虽同，道却不同。从五台走出来的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身经百战，屡建殊勋，及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十大元帅之一。阎锡山则以反对共产主义，对抗共产党运动相始终。
由此而及，随着共产党解放事业的势如破竹，两人在山西战场上的较量事实上已胜负分明。
1947年12月间，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在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继10月的第二次进攻失利后，对运城发动了第三次攻击。鉴于前两次攻击的失败，解放军改变战术，于肃清外围据点后，采取坑道爆破。守军则是“以不变应万变”，仍以密集火力封锁地面。27日北门被炸，解放军冲入城中，守军措不及防，阵脚大乱。在持续了一整天的巷战之后，战斗结束，守军万余人除3300人战死外，其余悉数被俘。阎锡山与徐向前的第一次较量以失败而告结束。
失掉运城之后，临汾就成为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
临汾古称平阳，系尧之故都，是晋南第一重镇。运城失守后，阎锡山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临汾，决心死守。临汾守兵一时增加至两万五千人，其中包括第六十六师主力三个团，胡宗南第三十旅两个主力团，以及八个地方保安团。虽然运城既失，临汾已呈孤立之势，但是阎锡山对于临汾的防务还是不乏信心的。运城解放后，面对满堂的高级将领，他这样说：
“临汾城作为襟带河（黄河）汾（汾河），翼蔽关（潼关）洛（洛阳）的军事要地，决非运城可比。
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太原失陷后，绥署省府一并撤至临汾之事。当时不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临汾古城墙，各位都登临过，领略过它的雄风。可以想像得到，明末李白成攻临城不克，损兵折将，束手无策，只能撤兵而走的惨败情景。现在咱又有了日本顾问指导下构筑的城防工事，临汾城‘铁壁铜墙’啊！”
因此，断言：“有哪位将军敢来碰一碰？其结果，还不是明末李自成的下场！”
不切实际的自信，使阎锡山夸的海口未免有点太大。事态的发展却只能令他瞠目结舌。
攻下运城之后，解放军晋南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即把目标转向临汾，开始部署攻击临汾，扫平晋南的作战。
1948年3月7日，徐向前以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十三纵及太岳军区、吕梁军区部队等，约三万五千人的优势兵力，发起了临汾攻坚战。
曾经令阎锡山得意不已的城防工事，起先确实起过一点作用。攻城部队在扫清外围后，一度曾对全城的关键部位——东城墙上远远伸出的“牛头”（临汾有“卧牛”之称），连攻三日不下。这时，阎锡山显得欣喜若狂，忙向蒋介石中央报捷。
阎锡山高兴得未免有点太早了，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他的对手不是那个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而是共产党人徐向前。汹涌澎湃的解放大潮不是一个临汾城所能挡得住的。攻城受挫后，徐向前稳扎稳打，再次效法“封神榜里的土行孙”，“钻到地底下去挖洞子”。4月10日，坑道爆破成功，解放军迅速攻占东关。
东关既下，临汾城不保之势已明。在阎锡山鼓劲打气和“城存成功，城亡成仁”的严令下，守军开始亦曾奋力抵挡。但终因经受不住遍地开花的坑道战，渐渐不支。5月1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击，临汾城破，城防司令梁培璜出逃，在城外被俘，既未“成功”，也没有“成仁”。梁培璜以下官佐兵士两万五千人，或死、或伤、或俘，损失殆尽。
晋中惨败
晋中一战，再次证明阎锡山已成强弩之末，这次战役给他以决定性打击，使其老巢太原完全陷于孤立。
临汾城的解放，意味着富庶的山西南部广大地区已经不再“姓”阎。阎锡山的势力所及，只剩下省城太原，及其周边的晋中数县和大同孤城。
临汾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又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在山西战场组织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晋中战役。在这一战役中，阎锡山遭到了更惨重的失败。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慌了手脚，一面责成梁化之、郭宗汾组织收容从临汾逃至晋中的残兵败将；一面召集他的高级将领王靖国、赵承绶、孙楚等商议布防“保卫”晋中，“固守”太原。阎锡山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固守点线，以攻为守。即以一部兵力固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则机动于铁路、公路沿钱，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架势。他认为，依照他的布防，即可“永保晋中，万无一失”，即使解放军向晋中推进作战，以其“强大”野战军主力机动作战，解放军亦难立足。退一万步说，一旦晋中难保，太原城里有兵、有粮，城池坚固，又有军工厂可以自制武器弹药，还可求得蒋、美军援，太原城不啻金汤。徐向前指挥的“游击队”用土枪土炮能打下临汾，绝对攻不破太原！
阎锡山还总结了多年来与中共军队作战的经验，说：共军多年来所以能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以免被对方吃掉。为使他的军队学会同共军“打运动战”，他也归纳出十六字诀，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他解释说：战机好，就出太原城打；见势不妙，跑回大原来，寻找时机，再出城去同共军打。野战军司令赵承绶表示，要按阎的办法去做，愿意率部到晋中去寻机消灭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也表示愿意打先锋。阎锡山见赵承绶、高倬之在这种时候敢于主动请战，立即命令赵承绶率领野战军从太原开到晋中，并统一指挥晋中地方保安团队，伺机与解放军决战。还以其第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各一部组成“闪击兵团”，任命高倬之为司令，实行机动作战。夶风小说
临汾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同意徐向前提出的北上晋中的作战计划。为此成立了华北军区，统一了部队序列，将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指挥第八、十三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46个团6万余人发起晋中战役。
根据阎军的部署，为了在运动中相机歼敌，徐向前命令吕梁部队攻击汾阳、孝义；太岳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正面推进，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兵团主力则由太岳山区东侧，隐蔽向晋中开进。在这之前，为了造成假象、迷惑阎军，徐向前派出一支地方部队伪装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部队，开赴风陵渡征集船只，作出准备横渡黄河支援西北作战的姿态，使阎锡山、赵承绶真以为解放军主力不会马上推进晋中。
6月11日，解放军吕梁部队首先楔入汾阳、孝义之间围攻高阳镇，威迫汾阳、孝义两城阎军。12日，沿同蒲铁路北上的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解放了晋中盆地最南端的灵石县城。
阎锡山得知解放军吕梁部队出动后，他怕解放军抢占了汾阳、孝义。6月13日，急令其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实施向心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消灭围攻高阳镇地区的解放军吕梁部队。解放军吕梁部队坚守阵地，英勇抗击，与之形成对峙局面。阎锡山又派其“亲训”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这样一来，就调了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第四十师、第四十六师、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全部拥向汾孝地区。
为了减轻解放军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阎军回撤平遥、介休一线，晋中战役提前一天，于6月18日发起。向晋中隐蔽开进的兵团主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见阎军“闪击兵团”被诱向西，平遥、介休、祁县地带空虚，便直下平川，神速突破平遥、介休东山各隘口据点，突入晋中平原，向铁路线逼进。阎锡山发现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晋中平原后，急令围攻高阳镇地区的“闪击兵团”所部第三十四军回援平遥、介休。
6月21日，阎锡山增派配属给“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由“亲训师”师长陈震东率领，从介休向平遥，企图与三十四军会师平遥。当行进至平遥县的张兰镇以北地区时，突然遭到解放军第八纵队和北进的太岳军区部队的前后夹击。经过3小时的激烈战斗，阎锡山苦心经营起来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7000余人全部被歼，师长陈震东负伤后逃回太原。为扩大战果，23日，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于平遥东北之北营村又歼灭了阎军第十九军军部、第四十师和两个团共3000人。解放军在晋中战役的第一阶段连连告捷，共歼阎军1.7万余人，打破了阎锡山的整个防御体系。
遭到解放军凌厉打击的阎锡山极为震怒，连病三日。此时蒋介石来电给阎壮胆鼓气，要他“大胆与共军决战，保卫晋中”。于是，阎锡山急令赵承绶、原泉福率领野战军主力，采取攻势，寻机与解放军进行决战。6月23日，赵承绶、原泉福率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由榆次到太谷。25日，高倬之率第三十四军两个师由平遥北移，第三十三军沈端部由祁县南下接应，会合于洪善地区。26日，阎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向洪善以东地区的解放军展开全线攻击。
为了调动阎军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以徐向前为首的晋中战役指挥部制定了第二阶段的战役部署：北上创造战场，围歼阎军主力赵承绶集团。预设战场选在榆次、太谷、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地带。决定以太岳军区部队向北挺进与北岳部队共同破击榆次至太谷段铁路，切断敌北撤归途，以动摇、分散阎军。赵承绶发现解放军主力北移后，恐截断其向太原的退路，急于6月30日由祁县地区北移太谷、东观。7月3日，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于太谷东北的董村构筑防御工事，阻上阎军北撤。至6日，解放军击退了阎9个团兵力的多次轮番攻击，迫使赵承绶放弃通过铁路北撤的计划，不得不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这正好掉进了解放军预设的包围圈。
7月6日夜，阎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以及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离开铁路线，开始向东北方向退逃。解放军第十三纵队尾追其后，并先期插人徐沟以东、榆次以西、子牙河以北和尧城镇以东，切断了阎军由徐沟以东北逃太原的另一条退路。
就在7月7日这一天，解放军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将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野战集团军团团包围于大常镇、小常村、西范、南庄一带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小地区之内。徐向前指示，组织村落阵地攻坚战，集中兵力火力，像包饺子一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攻歼阎军。先以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主力攻击太常镇之第三十四军；解放军第八纵队主力攻击南庄以残留日军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最后攻歼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8、9日，解放军连续击退阎军的突围行动。10日对被围阎军发起总攻激战，到11、12日，大常镇、南庄均为解放军攻占，歼灭阎军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战斗中，阎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自己换上农民服装，又一次逃回太原。残留日军头子、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小腿被炸伤，于绝望之中开枪自杀。7名日本军官也纷纷自杀。16日，解放军攻克西范、小常村，全歼阎野战军总部及第三十三军，缩在避弹坑里的阎部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端和军参谋长曹近谦等，被解放军——活捉。阎军由郭宗汾率领的所谓“南援兵团”获悉赵承绶野战集团被歼后，见势不妙，匆忙逃窜。接着，解放军各部队继续扩大战果，横扫晋中，连克其余各县。至7月21日，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晋中战役，解放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仅以6万人的兵力连续作战一个月，歼灭阎军主力10万余人，毙伤俘阎军高级将领28人。这次战役给了阎锡山以决定性的打击，解放晋中14座县城，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完全陷于孤立。
困兽犹斗
虽然只剩太原、大同孤城，但阎锡山坚信自己的“碉堡城”固若金汤，坚信国民党仍可以长江以南为反共靠山，坚信美国会大力相助，坚信自己的现代化武器。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事实却都是相反的结果。
晋中战役失败之后，阎锡山元气大伤，主力丧失。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阎锡山决定退守太原孤城，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密集的百里防线作困兽之斗。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早在二三十年代，太原就修有工事。日本侵华时期，也曾经在太原修筑了强固的碉堡工事，作为侵略华北的战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而且继续加强太原城的防务。他以太原市为中心，在北起周家山、关口，南达武宿、小店，西到石千峰，东至罕山的所谓“百里防线”之内，就筑起了大小5600多座碉堡。这些碉堡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设计而成的，它突破了传统的筑城规范，无论是碉堡的构筑和武器的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依地形险要有主碉、副碉的布置；依武器火力有炮碉、机枪碉的配备；依兵力布置有半班碉、班碉、排碉和连碉之分；依形状有高碉、低碉、人字碉、十字碉、方碉、圆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等，名目多得很。在碉堡与碉堡间皆有地下坑道相连，便于输送兵力互相支援。有的能向周围射击，有的是专向两侧射击。有的在前面不开射口，专门倒打，称为“没奈何碉”。为防堵外来子弹射入碉堡，还将碉堡射口改为球形射口。碉堡的火力配置也是多种多样：有品字形，有倒品字形，有菱形和梅花形。而且，在每个碉堡周围，建筑有三个火力点，下面伸出三条暗道，互相策应，形成犄角之势。
为了加强太原城的防务，阎锡山还构筑了环城工事，东面是罕山，南面是武宿机场，西南是石千峰，北面是周家山，构成外围的四大据点。牛驼、淖马、聂家山、松树又构成内部的四大据点。四个据点外围都有核心阵地、主阵地、前方阵地以及纵深配置的阻击阵地，城内则筑了巷战工事。城外3000公尺的地区为前沿阵地带。3000米以外至五万米以内的地带为主阵地。距太原城20公里至30公里为前方阵地。此外，在城墙上也修了许多种类不同的工事。这样，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经过阎锡山的一番苦心经营，太原城的防务堪称“固若金汤”。即使这样，阎锡山还不放心，他仍说道：“地球转动一天，工事就要加强一天。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的转动而不断加强。要把每一个主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1万发炮弹轰炸的永久性的工事。”他认为，只要有了这样坚固的碉堡和工事，加上近千门的大炮，有日本人的技术，美国人的援助，还有几万士兵，就可高枕无忧，维持住他的统治了。
阎锡山在加强太原城防御工事的同时，还积极扩充军队。经过晋中战役，阎锡山在太原只剩下第六十六、六十八、六十九师和暂编第四十五师、四十九师及暂编第八总队等6个师。阎锡山知道，要死守太原，单靠这些兵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到处疯狂抓兵。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五六十岁的老人，见到就抓，一个月里抓了8000多人。又重新恢复了第六十一军军部，重建了第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4个军部和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师、暂编第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四十六师及暂编第九、第十总队，加上蒋介石从西安空运来的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师，使太原守军的总兵力共达到12万余人。
阎锡山为了驱使他的部属官兵和太原人民为他卖命，提出了“总体战”的方针。也就是不仅要依靠军事力量，而且要组织训练民众，还要加强经济上的控制与搜刮，为太原的防务提供物质基础。1948年9月，阎锡山下令成立“总体战行动委员会”，成员由山西省军、政、教、经负责人组成，梁化之被任命为主任，督导工作。
为了有效实施“总体战”方针，阎锡山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
根据“十二条行动纲领”，阎锡山还制定了《战斗城男女成员编队实施办法》，把太原城内外8个区的11~35岁的妇女5.96万人编成妇女助战队，任务是缝洗、看护、募捐、慰劳、炊扫；把13~17岁的学生5400人编为少年助战队，任务是做义勇警察队、担任宣传；把7~12岁的儿童1.4万人编成儿童助战队，任务是担任传话、宣传、歌咏、募捐等；把48~60岁的男子6000余人编为老年助战队，任务是担架、运输、做工、守护。除抓去参加民卫军的壮丁6000余人以外，又把所剩壮丁及学生一律编进甲级参战队和乙级参战队。战斗城编组于1948年11月中旬完成，全市共编13万余人参加战勤和直接入伍参战。阎锡山把这次编组誉为“满天星的布置”，说“一旦有事，关上大门，一起上房，院守院，街守街，成了天罗地网”。
在所谓的“太原大保卫战”中，阎锡山还提出“舍命才能保命，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勒令太原市民、商人捐献钱财、物资，供战争使用。仅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就搞了四次大规模的“劳军”，搜刮商民财物达12亿元法币，另外还有面粉3万多袋，合银洋48万余元。为了给守城部队提供修工事所用的材料，仅在太原城南门外就拆毁民房5000余间。
阎锡山虽然对固守太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决心死守。但他内心对固守太原还是缺乏足够信心的，不得已只好向蒋介石伸手求援。蒋介石深知保住太原这个反共堡垒的重要性，一方面于1948年7月22日亲莅太原巡视，为阎锡山排忧鼓气；另一方面答应迅速调兵增援，协助死守太原。他派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及第三十师师长戴炳南等率部陆续于9月中旬自西安空运增援。10月18日又派第八十三师4个团，由谌湛率领陆续由陕北的榆林空运太原增援，加强太原的防务。
晋中战役结束之后，人民解放军马不停蹄地把太原紧紧地包围了起来。中央军委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任命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华北第一兵团及晋北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执行攻打太原的任务，并拟定于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
9月24日，华东解放军解放了济南，全歼守敌10万人。阎锡山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恐慌。为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拖延攻城时间，同时又大肆抢粮抓丁，为长期防御作准备，10月1日，他集中了7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进犯，一直进到小店、秋村、红寺地区。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徐向前司令员决定提前发起太原战役。
10月5日拂晓，解放军对阎军发起攻击，经过11个昼夜的连续战斗，到16日，解放军共歼灭阎军2个师又3个团。其他出犯之阎军见势不妙，溃退回太原。解放军乘胜攻击，扩大战果，攻占武宿机场等据点多处，向纵深推进6公里，从而打开了阎军防御体系东面的缺口。
阎锡山耍花招不成，反遭重重一击。解放军在初战获胜后，便转移兵力，不失时机地夺取东山要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条件。大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主峰罕山高500米，可直瞰全市，山上筑有永久工事。阎锡山决心死守住东山保住太原，解放军却必须夺取东山，打开太原的门户。因此，夺取东山的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从10月26日起，解放军各纵队遵照徐向前的命令，分别向东山要点发起突然攻击。阎锡山集中了所有机动部队，拼命顽抗，并仗着空军配合，不断地向解放军反扑。解放军先后出动了10个旅23个团进行连续攻击，双方使用火炮800门。解放军每占领一个阵地，都要反复争夺几次。经过17个昼夜的激烈争夺，到11月12日东山四大要点全被解放军占领。东山战斗共歼阎军二万余人，解放军伤亡也达8500人。
此时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即将开始入关会同华北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1月16日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估计太原过早攻克，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敌困难。”太原前线的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时调整部署，巩固已得阵地，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同时利用这一机会就地休整，进行战场练兵，做好过冬准备，力争1949年初解决太原问题。
人民解放军转入围困太原之后，即以各种方式对太原城内的阎锡山军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阎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缴械投降和宣布起义不断发生。1948年10月19日，在罕山争夺战中，阎锡山的“雪耻奋斗团”第三团在李佩膺率领下向解放军投降。11月12日，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在解放军占领淖马大部阵地后，抗拒阎锡山命其亲率残部作孤注一掷的命令，与参谋长曹振中率500余人火线起义。至年底共有1.2万阎部官兵陆续起义或投降。这时在阎锡山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和平解决获得新生；一是顽抗到底彻底灭亡。阎锡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作垂死挣扎，顽固拒绝和平谈判，决心顽抗到底。
其一，拒绝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原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早就考虑了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晋中战役结束时，徐向前和周士第曾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提出：“阎锡山如能降服，减少我方伤亡，保存太原军工及各种建设，其人力、物力统为我用，利益甚大。拟命赵承绶劝降，其内容及条件如何请速指示，以便遵办。”7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徐向前、周士第：“你们完成对大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
接到中央军委电示后，徐向前亲自找赵承绶谈话，要他去做阎锡山的工作。赵承绶是跟随阎锡山多年、由阎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改造较好，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但考虑到进城去阎锡山会杀他的头，只好由他写信给阎锡山的高级将领劝降。与此同时，华北军区还派副参谋长王世英来协助徐向前、周士第做瓦解阎军的工作。王世英抗战初期同阎锡山打过交道，有不少关系。他们策划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徐向前的信件，先进城试探。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竟把老师杀掉了。
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再次估计了和平解放太原的可能性。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徐向前：“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放的可能，应派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敌谈判，和平接收大原。”同时，中央军委还指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叶剑英、彭真做住北平的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山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王怀明及阎军师长之家属的工作，拉阎锡山一把。指示叶剑英入城后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放太原、大同问题，亦允许郭宗汾保留在北平的电台。中共中央还在2月4日表示：太原如能照北平那样和平解放，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还可考虑让其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些统统为阎锡山所拒绝。
其二，反对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48年11月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阎锡山就昼夜不安，密切注视着平津战役的发展。因为他知道平津战役的结局，及傅作义指挥的几十万大军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存亡。12月下旬，平津战役进入第二个阶段，解放军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先后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并进一步包围了大同。傅作义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主意动摇，举棋不定，12月30日他打电报给阎锡山征求对策。第二天阎回电说：“军事上能守才能攻，政治上能战方能和。不能守而谋攻是速败，不能战而求和是投降。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为傅作义撑腰打气，要他坚决与人民对抗到底。当傅作义正酝酿着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改编时，阎锡山又前后六次急电傅作义，劝以“只有牺牲奋斗，万不敢侥幸共存”，企图动摇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决心。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被迫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许多人倾向和平主张，效法傅作义走北平之路。阎锡山立即召集他的高干和基干开会，斥责他们要检查“和平思想”和“投降意识”，进行“自我反省”，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阎锡山决心要顽抗到底。
阎锡山在行将覆灭之时为什么要拒绝和平解决呢？第一、这是由阎锡山的统治地位所决定的。第二、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但阎锡山看到国民党仍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可作为他反共的靠山。第三、阎锡山对美国一直抱有希望，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只要爆发新的大战，他即可再度恢复在山西的统治。第四、阎锡山仍然迷信着武器。但是，阎锡山所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他所迷信的飞机、大炮也未能阻挡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
临阵脱逃
兵临城下，危如累卵之时，阎锡山一面严厉要求部下城破之时服毒自尽，一面设计逃往南京，到南京后；他遥控太原，但解放军只用了4个多小时，太原即解放，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已成过去时。
1949年1月，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日益缩小，阎锡山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阎锡山深知孤守太原是毫无希望了，他的部下也有不少人曾劝他离开太原，但他却一直宣称要与太原城共存亡。
阎锡山在他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张横批，上写：“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他表示要“以城复省，以省复国”。为了显示自己死守太原的决心，阎锡山还仿效希特勒的做法，下令在川至制药厂生产了一批毒药，又从五台老家运来木料，做了一口棺材。1949年2月的一天，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会议大厅里接待来访的美国《柯利亚》杂志记者约翰旦时，指着桌子上放的500多瓶毒药说：“我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太原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他又指着房间外面摆的一口棺材说：“我与共军不共戴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口棺材，就是我这种决心的证明。到时候，这里边不是装着共军的尸体，就是我的尸体。”阎锡山还觉得不够，他令侍从人员给他找来一个身佩手枪、目露凶光、杀气腾腾的日军士兵。他对众人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我让他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
其实，阎锡山这一套不过是为了愚弄部属，以便让他们为他沽名钓誉卖命而已。他明里仍然宣称坚持不离开太原，暗里却在加紧寻找机会，逃离太原。
北平和平解放后，蒋介石知道太原不能久守，但他又不愿意把阎锡山牺牲掉，于是曾指示阎锡山：一、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把重要的干部用陈纳德的飞机接走，部队尽量往西突围，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至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并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派出战斗机100架掩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彻底破坏。阎锡山知道这一计策难以成功，假意装作要固守太原，等待机会，便拒绝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主持局势。由于蒋介石的幕后操纵，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当孙科气愤之下于3月初辞职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便指示在南京的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并利用陈纳德等人，在李宗仁面前尽力斡旋，意图是促使李宗仁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太原形势紧张下去，他就飞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如果太原形势有所缓和，就留在太原继续顽抗，这样，他便进退有路了。可是，就在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行将实现之时，李宗仁改变了态度，于3月12日，对外公布了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电告阎锡山，称阎的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长一职委屈，正筹划授予更高职务。阎锡山接到电报后极为恼火，但当务之急是离开太原，因此急忙复电给在南京的山西大员贾景德，说为了拯救晋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www.chuanyue1.com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力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曾参加平津战役的华北野战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四野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前线，这样，攻打太原的解放军兵力总计20万人。1949年3月，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战斗从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区附近。南郊和北部的飞机场完全被解放军控制，新开辟的西门外红沟临时机场也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整个空中运输眼看就要被解放军完全切断了。阎锡山看到一切均没了希望，不找出一条退路，只有等死了。他又悄悄地给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发了3封电报，叫方闻“多方活动，尤要接近李代总统，设法将吾调出太原”。
就在阎锡山被困在太原城一筹莫展之际，3月28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阎锡山接到李宗仁打来的电报，当即批了“有飞机即去”5个字。次日，复电李宗仁：“寅俭辰电敬悉，遵当如命晋京，恳赐饬派飞机为祷。”这天下午2点，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内召开高级军政要员会议，会上，阎锡山首先叫秘书长吴绍之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电文念完之后，阎锡山说：“这次他去南京开会，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见众人没有别的意见，他又说：“在我离开期间，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最后，阎锡山又提出要大家学习古代齐国田横五百壮士。这时，梁化之则在一旁催促阎锡山立即动身，说飞机早已在机场等候了。阎锡山立刻起身离座，谢绝了众人相送，跨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西门外红沟机场。到机场后，阎锡山见所带贵重物品已装上飞机，便匆忙登上飞机，逃往南京去了。
阎锡山走时，连常年不离他左右的五堂妹、民族革命同志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阎慧卿也没带，这也是阎锡山玩弄的花招，要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他真要再回太原。实际上，阎锡山这一去便沓如黄鹤了。
阎锡山逃往南京以后，每天早晚都要用无线电和太原五人小组联系，严厉督促五人小组务必坚守到底。因为只要太原能够存在下去，他在南京的地位及说话的份量就会得到加强，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而太原不守，还能博得个“反共英雄”的称号。反之，如果太原方面很快就向解放军投降了，那么，他在南京也就成了个无人理睬的孤家寡人。为了给五人小组撑腰打气，阎锡山经常变换手法，欺骗他们。今天对他们说，蒋介石已答应派两个师增援太原；明天又对他们说，美国、英国的海军已决定参加保卫南京、上海和武汉的战斗；后天又对他们说，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经组织起来，不日内即飞往太原参加战斗。
尽管五人小组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太原的防守，但太原守军不为阎锡山争气，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丧失斗志，整师、整团的溃散、投降，太原城已是指日可下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并没有放弃为和平解决太原作最后努力。
1949年4月1日至15日国共代表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李宗仁表示愿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中共告诉李宗仁的代表，允许太原和平解决，解放军太原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致函孙楚、王靖国，派阎旧部赵承绶、高斌、曹近谦进城谈判，结果被王靖国以“中央有命令，被俘人员不准进城”，“老头不在，无人作主”为由，加以拒绝了。这样，谈是谈不成了，和平解放太原也无可能，只有采取战争方式解决。
4月20日，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了总攻击。至22日，太原城外围据点已被解放军全部肃清，解放军直逼太原城下。这时，阎锡山打来电报说：“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4月23日午夜，阎锡山又从上海来电：“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阎锡山要梁化之等人为他死守太原，“杀身成仁”。
4月24日清晨5点30分，解放军展开最后攻击。1300余门大炮在太原城墙上轰开12个突破口，6时10分，解放军步兵登城成功。入城部队将阎军分割包围，展开激烈的巷战。10时，战斗结束。这时躲在太原绥靖公署二号楼地下室内的孙楚、王靖国、赵世铃、吴绍之等人，插翅难飞，乖乖地做了俘虏。
阎锡山手下的特务头子梁化之自知罪恶深重，难逃法网，早已抱定了自杀的决心。4月24日晨8时许，梁化之得知解放军攻入城内后，即与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避弹室内一起躺在床上，盖好被子，服下毒药自杀。之后，梁的卫士柏光元根据梁在事先的安排，在室内浇上汽油，引火焚尸。
与此同时，“特警处”的头子徐端、兰风、李紫云等在解放军攻入城后，也作好了自杀准备。徐端事先发给“特警处”内中层以上干部安家费黄金一至数条（每条10两）不等，命令他们送回家后回处集中。之后，任何人不得外出，否则一律开枪打死。布置完毕，当得悉解放军已抵“特警处”附近时，徐端下令将“特招室”木笼内所谓的“伪装分子”全部杀死，然后一齐服毒，并互相开枪射击，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此外，太原特警队代主任王九如、军政训练队队长范养德、山西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人，于解放军入城后也相继自杀。
阎锡山吹嘘的太原“钢铁城”，只用了4个多小时，即被解放军攻破。在整个太原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阎军13.8万余人。太原的解放，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的彻底结束。此时，仅剩下由于镇河指挥的一支万余人的军队盘踞在山西大同。太原的解放，也使大同之敌失去了依靠。4月29日，于镇河率部投诚，大同宣告和平解放。至此，阎锡山建立的晋系军事集团全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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