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三章响应武昌起义
朝鲜观感
1907年7月，阎锡山在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期满，转入东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专门的军官学校。在“军国”兴国的日本，其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在士官学校学习时，阎锡山读书的兴致并不很高。其原因：一是由于热衷于反清革命，时间多半用于联络同志、开展工作上，并“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二是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军事的学生存有戒备之心。自蒋方震（百里）在士官学校拿了第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秘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付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妓女学校，是专门训练妓女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当上了山西督军和山西省长，又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可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初掌军权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以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份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份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和马增福。二人都是旧式军官，昏聩无能，且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那时清朝官制已相当腐败。姚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曾向阎提出拿出5000两银子举荐他充任遗缺，被阎锡山婉言谢绝了。阎在《早年回忆录》中说：
姚协统鸿发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呈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这样，第43协统由谭振法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习惯上第85标、第86标仍称一标、二标）。这时，阎锡山仍任教练官，屈于夏学津之下。
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85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同盟会内部开展了与夏学津、齐允斗争的活动，以阎锡山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材料，以便相机打击。这个小组由同盟会会员《晋阳公报》的访员蒋虎臣（清源县人），岢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弟兄，张树帜以及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组成，由李嵩山具体负责。不久便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经常出入抚署，与丁宝铨关系暧昧。小组成员在阎的策划下，立即通过《晋阳公报》，把这件丑闻公诸报端。在这前后，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对此，丁宝铨恼羞成怒，下令严厉查拿敢于诋毁官长者。
恰在这时，弓尚文将载有与同盟会员往来的情况及同盟会活动的日记本丢失。协本部有人拾得后，即向丁抚告密。蒋虎臣、弓尚文被捕下狱，赵萃珍弟兄闻风逃匿。李嵩山是日记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丁、夏捕搜尤紧。南桂馨在195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其中所记的主要人物就是李嵩山，因为关于奔走登报各事，嵩山出力最多。此外，有关人物更多。因之，姚协统派二标队官祝孝萱至嵩山住所搜捕。我那时与李同院居住，正在紧急之际，我把嵩山送到基督教堂霍心斋处暂避，霍又把他转送到外国人邮务长宅。但这时，姚协统紧闭四门，搜捕嵩山，日久，必有被捕之虞。嵩山倘遭不测，则一切革命计划势必泄露。阎锡山特别着急，找我设法放李出城远逃，则一切均无征验，大狱可免。适警务公所职员李树洲不悉此事，来找嵩山。我即延入我的屋里，向他说明嵩山被通缉事，并请他转求警务公所侦探长李成林。但树洲并非同盟会员，亦无革命意志，当时我怕他不肯照办，我先晓以利害。我说：“弓的笔记，涉及巡警道王谟，王与丁抚不睦，倘嵩山被捕，与王诸多不便。”树洲为了他长官的安全，才肯转求成林。成林本系同盟会员，于是欣然慨允。我即在夜间，以轿车送嵩山至成林处，化装警察，以查火车为名，随成林混出城外，登车逃至保定。在保定与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同盟会员张培梅等会晤，张等为之布置善后，逃往安徽。我又向阎锡山索取百元，赶到保定。这时嵩山已离保先逃，我交张培梅转寄此款，便又返回太原报告阎锡山。这一危机才算度过。
这次打击夏、齐的活动，是山西同盟分会与清廷在山西统治者斗争的初次交锋。虽然统治者将同盟会员蒋虎臣等逮捕下狱（后被保释），但同盟会初试锋芒就使巡抚红人夏学津不能安于宝位（丁宝铨不得不将夏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会员们的警惕，大家不分文人武将，同心对付当权者，展示了革命方面的力量。
但是，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等待时机让他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
“文交惨案”是因铲除（罂粟）酿成的。原来自咸丰年间以来，交城、文水两县之交，以开栅镇为中心，附近农民即开始种烟，“所出土浆几为天下之最”。农民因利之所在，扩大种植面积。政府为了增收地亩税，乃“履亩升科”。种烟遂成为半合法性质。1909年清政府又颁布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农民以种烟为生，要求缓禁。文水县农会会员杨增荣曾请求县令刘彤光购备杂粮种子，按亩借给，限期改种。刘彤光为了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认为让夏学津重掌兵权的时机已到，遂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本想借此表现，不依群众，并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旁观者亦受其害，一学生弹中额角，一骑马行人中弹立毙。夏学津又威逼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以后又将武树福斩首。夏残民以逞，自以为得计。不料此事为《晋阳公报》所闻，同盟会员总编纂王用宾以案情重大，即密嘱该报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驰赴肇事地点，实地察访，按其见闻写成新闻，揭诸报端。丁抚见报怒形于色，即传报社经理刘锦训，诬民为匪，否认肇事，要求刘登报更正，并许以知府保升。刘回社商诸各位负责人，认为新闻千真万确，不仅不能更正，尚须继续报道。刘以公职在身，乃辞去报社总理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次日，丁抚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无更正字样，遂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此事传向全国，上海《申报》和汉口《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丁抚见事难于掩盖，遂变本加厉将刘锦训传折奏参，又拟逮捕王用宾等，以转移社会视听。后王用宾逃到石家庄，又撰写《正告山西咨议局》一文，以刺丁抚，在报上发表。丁宝铨见报怒不可遏，正欲大兴冤狱，不料，此事被御史胡思敬奏参，上谕“交直隶总督陈夔尤彻查，拟议具奏”。这时丁宝铨的气焰方杀。到1910年5月15日，始奉谕将丁宝铨交部察议，文水县知县刘彤光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知县刘星明革职，陆军教练处帮办夏学津撤差褫革。【穿】
【书】
【吧】
在“文交惨案”中，同盟会员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主持公道，申张正义，终于斗倒残民以逞的坏官，既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又积累了斗争经验。
“文交惨案”中，由于同盟会员的勇敢斗争，使丁宝铨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无法实现，因而也圆了阎锡山掌握兵权的梦。胡思敬参奏见谕后不久，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
改造军队
阎锡山出任第86标标统后，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了。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越任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85标军需官，马开崧任第86标教练官，乔煦任第1营管带（营长），张瑜任第2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反对革命的实际上只有第85标第3营管带熊国斌和第86标第3营管带瑞镛（满族）了。
此时，阎锡山环顾三晋，觉得前途大有可为。因为山西的军队共分新军、旧军两部，新军计有一个混成协（旅），下辖两标，第85标除步兵外，尚有骑兵营和工兵队。第86标除步兵外，尚有炮兵营和辎重队。全协新军共有4000余人，都驻防太原，而新军的将校中大部分不是同盟会员就是阎锡山的同学。旧军共有13个营。但总兵力也不过4000人左右，而且大部分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临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3个营，旧军又守旧落伍，力量很单薄。这样，新旧军力量对比形成新强旧弱之势，明显对革命有利。
为了进一步改造军队，控制新军，为发动起义作准备，阎锡山一连办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他在暗里支持同盟会员“倒丁”活动的同时，又公开争取到山西巡抚丁宝铨、新军协统姚鸿发、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赞同与支持，在山西独树一帜地实行征兵制，征集了全协人数十分之六的山西农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营混子”，使新兵与旧兵的比例从二比八变成了八比二；于是更容易纳入掌握，使他们在同盟会的一声号令之下，成为忠实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越，日夕密议如何促使新军革命化问题。正在这时，已调到省督练公所任总办的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了整理军队的计划，这对同盟会来说，是一次建立军事基干队伍、扩充力量的极好时机。因此，阎锡山积极活动，与姚鸿发商定从两标中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并争取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队长。据阎锡山讲，模范队“名义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三、积极在基层官兵中发展组织。姚鸿发既然要整理军队，阎锡山即顺其意，与其商量决定了“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办法，并借此机会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开始下连队当兵或任文书职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彭龄（字篯甫），他就是组织决定下营去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在兵营中他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士兵，工作成绩非常出色。1955年6月温寿泉、黄国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11年间，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即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后来山西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上述的各旧什长士兵中的同盟会同志，都在起义中表现了最勇敢最积极的先锋作用。
可是，在旧兵的处理问题上，出了重大问题。因为旧兵中有许多人已是同盟会员，而且不少是正目（班长），如果听任这些人流散社会，对革命将是重大损失。在老兵来说，退伍即是失业，所以都不愿离开部队。杨彭龄将此情况报告南桂馨，南又汇报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不易更改，只有我们另想办法，或者把裁下来的人，设法安插到巡防队（旧军）里。”南不同意这种做法，决定另行商讨。最后他们决定筹集几千两银子，到绥远后套购地，建设农庄，把退伍旧兵安置在那里从事生产，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而不致于分散，一旦有事，集中起来就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同时阎与南还决定，在太原到后套农庄的路上，沿途开设旅栈，安置一些旧兵，作联系工作。南桂馨把这些决定告诉杨彭龄，杨再转达各营连的退伍老兵，大家都表示赞同。
1911年10月6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经与阎锡山商定，借中秋节之机，由同盟会员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等出面，召集第85标第1、2两营准备退伍的正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柳殿魁、谢得之、梁俊王、马孔青、魏斐然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和准备退伍的老兵共80余人，在太原城内察院后德盛园饭店，歃血饮酒，以“从事革命、誓不背盟”为誓词，宣誓结盟，等待遣散命令宣布后，即按计划分头行动，一旦有事，或闻讯集中，或就地响应，总之以继续革命为目标。不料集合后四天，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姚鸿发不敢宣布遣散计划，害怕因此促成事变。但同盟会却借此机会，团结了很多正目和士兵，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气概。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部署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告捷，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同一天），其次响应的是江西（10月23日）。江西起义对山西影响不大，大者是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陕西起义。陕西同盟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陕西省政府后，推新军队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张凤麴为都督，并由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切断清廷与西北的联系，也从侧面威胁到清廷在山西的统治。
这时，山西也和全国其它省份一样，围绕政权问题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第一种势力是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力量。这种势力的代表者，当然是最高官员巡抚。1911年6月巡抚丁宝铨因“文交惨案”被开缺后，由顺天宛平县人，时任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进士出身）调升。巡抚衙门有：布政使王庆平，分管财政；提法使李盛铎，分管司法；提学使骆成骧，分管教育；劝业道王大贞，分管实业；巡警道连印，分管治安。统称六大宪。巡抚能指使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改练的巡防队和新军，但新军基本上已由革命党人掌握。巡防队有三路：前路巡防由太原镇总兵统领，驻临汾，担任河东及上党地区各州县的防务；中路巡防由大同镇总兵统领，驻大同，担任韩信岭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防务；后路巡防由绥远将军节制，担任口外7旗的防务。另有太原抚标，即巡抚卫队。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每旗300余，共约2000余人。
第二种势力是立宪派。立宪派以省咨议局局长梁善济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首。他们企图以“和平让渡”的办法抵制革命。他们商定一面劝陆钟琦自动交权；一面又联合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人物，自然也联系到了阎锡山。
第三种势力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新军。虽然新军第43协统领是谭振德，但标统以下军官多数是同盟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第85标三个营管带依次为白文惠、姚以价、熊国斌，前二人同情革命，只有熊国斌反对革命。第86标三个管带依次为乔煦、张瑜、瑞镛，前二人是同盟会会员，只有瑞镛（满族）是反对革命的。在协直属部队中，骑兵营管带马开崧和辎重队队官焦纯礼是同盟会会员，炮队队官张治尧和工程队队官殷铭，陆军警察队队官李润发，测量队队官张维清，大都是同情革命的。在两标的队官（连长）和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所以，新军的形势对革命是相当有利的。
当时，新军驻防太原城内外。第86标标本部及第2营驻文殊寺（今东仓巷）营盘，第1、3两营驻后小河营盘，第3营驻岗上营盘。辎重队和工程队驻南门外，骑兵营驻满州坟（今晋阳饭店西南），炮队驻菜园村。
巡抚陆钟琦对同盟会的活动早有所闻，所以到职以后，千方百计企图扼杀革命。他首先派人修理城墙，进行防范；其后召见留日学生和到各学堂视察，以观动静；再后，以视察新军为名，统计官兵无辫人数；最后着人搜集同盟会员名单，准备一网打尽。
但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陆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慌了手脚，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会商对策。他们提出新军不可靠，应该调到省城以外驻防，并决定立即调巡防队两旗到太原（行至忻州，太原已起义，被忻州知州朱善元劝阻回到大同）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他的又一对策是搞缓兵之计。他把他的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让其联络革命党人，麻痹革命者的意志。据陆钟琦的家庭教师孙振汝回忆：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陆钟琦的这一缓兵之计，其实是包藏祸心大有阴谋的。原来，他想叫他的儿子陆亮臣暂且稳住阎锡山，然后，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虎离山与釜底抽薪双管齐下，将存在山西的5000支德造新枪运3000支到河南，再把新军第85、第86两标分开，一标调临汾，一标调代州。
面对几派势力角逐的形势，革命党人在陆钟琦图谋对策的同时，也在积极策划起义。然而对巡抚的耳目，他们同样采取了麻痹对方的策略。据《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说：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也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5000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3000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和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与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那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新军造反，平时是不许新军携带子弹的，有枪无弹难以举事，因此同盟会员们都在积极准备，待机发难。
在这紧锣密鼓的运筹中，阎锡山和赵戴文估计了一下两标的力量。阎锡山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镛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镛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他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文惠）、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这时，赵戴文问：“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吗？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阎锡山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意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命令第85标先行出发，但“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
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核心成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据南桂馨回忆：“九月初七日下午，在黄国梁家中开会计议起义办法，当时到会者：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南提议：我军开到河岸后，联合陕军，反攻运城、临汾、太原。阎、黄、温等均主张在省起义，即是首府革命，影响极大。最好明早一、二营领到子弹，及时发动。”
同盟会的纲领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的统治是所有同盟会会员的责任，然而10月28日（即农历九月初七）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起义的决定，确系以阎锡山为主的。这种提法目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却得到了以下几方面分析的支持：
一、山西省最早参加同盟会的谷思慎，曾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负责人，1906年即回省发动革命，但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因人告密，转赴北京，所以他不可能参加28日的特别会议。
二、参加28日会议的温寿泉虽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并在留日学生会试中考到优等，在新军中威信尚高，但起义前并无实际兵权，所以起义的决定不可能首先由他提出。
三、参加28日会议的黄国梁，拥有兵权，但本人不是同盟会员（也是参加会议唯一非会员者），只是革命的同情者，所以不可能主动提出起义计划。之所以要他参加会议，并集中在他家举行，本身就可以看出同盟会领导人的良苦用心，这是在主动争取这位拥有兵权者。
四、参加28日会议的南桂馨，虽是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并在第85标中担任军需官，但屈居黄国梁之下，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虽提议先南下，后反攻，但被大家否决了。
五、参加28日会议的张瑜、乔煦，虽忠诚革命并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在第86标任管带，但有上司阎锡山在场，显然起义计划，不会由他们二人提出。
六、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同黄国梁是拜把兄弟，自出任标统后，更积极在军队中发展同盟会的力量，包括南桂馨出任军需官，也是他同黄国梁斡旋的；张瑜、乔煦又是他的部属，所以起义计划由他提出并最后裁定是合乎情理的。据阎锡山回忆：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农历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19日。
七、从1946年即去世的张树帜的日记中也能得到印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下午五点
树帜由陕省旋晋，甫下马即到咨议局晋谒副议长杜君上化。杜君喜云：今当中华民军起义之际，君在外面回来，令人可喜。现值我省群思起义，又令人可忧，未知君意若何？树帜云：可无忧。武汉起义地点、军器俱占优胜，况黎公元洪革命中之最有能力者，其筹划确有把握。现清政府已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统海陆军竭力攻之。攻如不胜，势必假兵外洋。吾晋若现时举事，清政府若移攻汉之全力，以攻吾晋，晋省人力枪械万难支持。又兼财政困难，何能奏效，待时而动未为晚。杜君云：与予意相合。我等即同订暂时不起义之约。
初五日早
驻军八十六标统带阎君锡山闻树帜旋省，即遣人邀之至寓所，会议起义办法。阎君云：前接君旋省信，渴望多日，未曾面谈。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树帜即以与杜君约言告之。阎君曰：不然。现今大势，君在途奔波，未必周知武汉起义详情，黎元洪已与德、美订有密约，接济人力枪械军饷。现有德人某君在黎君处协助办事。英、法二国俱极赞成，日俄虽未表同情，日与美为同盟国，美既赞成，日亦不至反对。俄则势成孤立，不敢为难。假兵外洋之举，无庸顾虑。况有黄君与来函约会响应。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树帜云：既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我虽与杜君有约，亦何可遇事固执，岂肯为迟延，以贻后悔。阎君令树帜至五台县会馆见王栋材、杨沛霖、高冠南、谢维梓、李成林、杨彭龄、董化时、张绍丰、王嗣昌、史宗法、李润发、崔正春、胡亮天、南桂馨、赵萃瑛、陈锦文、霍全德、张培梅、王缵绪、金殿元、刘文英、张子奇、李嵩山、宁子青、乔贻斋、张树楠、仇亮、杜上化、张煌、赵戴文、张秉等，询其鼓吹数日，究竟筹划如何。奈树帜至馆后，祗得数人晤谈，均具有热心，尚难确指方针。是日晚间，树帜又返商于阎君寓所。阎君云：兹事体大，非赖军队不为功。现有时机可乘，抚台陆钟琦令驻城外八十五标统带黄君国梁带全标往韩信岭南驻扎，以御陕省民军。从此要求储蓄金及水壶、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规则，每兵月有储金二两，统计约有兵饷七万余两。现时库款支绌，断难如数发给。即开差军用要品，亦难一时备购，以此藉口为罢兵不动计，陆抚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先发制人，乘此即杀八十五标三营恶劣之管带熊国斌，纵陆抚派我全标军队出为攻打，我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陆抚亦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乘此复杀本标三营管带满虏瑞荣，令三营兵士勿离原驻地点，各安秩序，一面令谘议局议长梁君善济向陆抚呈明兵变情形，逼令陆抚出城，派人护送，或城南小店镇，或城北阳曲湾，令其暂住，以避危险。俟大局甫定，即护送归籍。一面到谘议局大开会议。大举都督，意在不伤一人，不毁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树帜云：如此办法甚善。阎君又云：君明日邀我同志等即向八十五标官长兵士宣布此意，我与该标统带黄君相契，亦暗相结合。m.chuanyue1.com
初六日早
树帜与李成林、谢维梓、王栋材等晤面，将阎君锡山罢兵不动之手续，逐条宣布，众然其言。树帜即出城晤八十五标二营右队三棚正目杨彭龄、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一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等，欲将罢兵不动情形，报告各该营兵士，令其要求储蓄金并军用品。倘要求不遂，即行罢兵，以图举义。奈各该营官长士兵同志者，筹划尚未一致。树帜以此时难于骤举，扫兴而归。
初七日上午
树帜复纠集五台会馆所会之王栋材等，仍欲以罢兵之策激变军心，乃筹划至下午，尚未议定一致办法。八十五标统带黄国梁因与岭南出发命令甚为吃紧，不敢违抗。是日午后二钟先行南下。树帜睹此情事，几成画饼，败兴回城。然心犹未死，又觅李成林、刘文英偕至阎君锡山寓所，劝其赶速举事。并云：抚宪陆钟琦、警道连印防查极严，起事固为不易，然失此不图，窃恐我同志等偶为破获，终无起事之日。阎君默然良久云：我为倡首，决非有所顾虑，故意迟延，特恐举事无成，伤害人民，损失财产，何以对我三晋诸同胞，不若从容计划，庶能有济。如君等言，既危在眉睫，刻不容缓，何暇他顾，未知八十五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树帜云：该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未敢断定，如君决定或今晚或明晨一同举义，树帜虽无能，愿竭力担任，速至该标联络鼓吹，必达响应之目的而后止。且警界缉探队队官李成林亦允内应事，刘文英复应允宣告各机关诸同志，赶紧准备。于是阎君即以举事手续，布置方法，一一告于树帜并李、刘二君。谓：八十五标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二营攻抚署，本标二营接济；其后该标一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一营两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但该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全体大会，公举都督。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甚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言毕，阎君即令树帜出城与八十五标联合，响应起义。约成，由电话以要了钱为暗口号，否则以没要了钱为暗口号。又令李成林通知杨沛霖、贾英联络警界。
复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缵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阎君亦着护兵邀参谋处帮办温寿泉及本标一营管带乔煦、二营管带张瑜约会举事。
张树帜的日记不像当日所记，可能有事后追忆成份。追忆的内容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整体上考察所述情节基本上是可信的。
从以上几方面看，阎锡山不仅在决定起义的会议中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召集会议本身，也是出于他的主动。
起义成功
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决定起义之后，传达起义的决定，在秘密进行着。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将决定分头传达下去：
一是由南桂馨传达给王嗣昌、杨彭龄，并由杨转知李成林等。据当时第85标2营左队2排4棚正目（中士班长）的郭登瀛回忆：
这天下午，当我领着士兵在城里搬运弹药时，杨彭龄悄悄告诉我，让我立即去侯家巷巡缉队找李成林，一起到南门外岗上铁路旁边老槐树下等他，有要事相商。当我同李成林一起来到约会的地点时，杨彭龄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我们三人坐在大槐树下，杨彭龄问我们：“你们知道我找你们干什么？”我们说：“不知道。”他说：“有一件顶重要的大事。”接着，他给我们传达了同盟会关于在29日拂晓举行起义的决定，并告诉李成林，在29日早上六点钟以前，务必把新南门打开，起义军进城时，不要让他的部下和起义军发生冲突。最后，老杨还再三嘱咐我们，严守秘密。
二是由张树帜奉阎锡山命到城外狄村第85标第1营进行联络，与正目和士兵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王致嘉等人见面。他们对起义计划表示赞成，然后由王致嘉和曹永升去动员各长官。最后到营本部（管带白文惠回家），督队官苗文华愿同大家一道起义。张树帜遂派人与第2营联络，并用暗语向阎锡山作报告。据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载：
树帜当即出城拟与八十五标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该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该标二营前队队官王嗣昌，该营右队三棚正兵杨彭龄晤面。不料是日适值星期，俱已外出，往返数次，未得一晤。树帜焦灼万分，拟归城再另筹办法。归于半途时已日晚，突与王君嗣昌途遇。王君一见甚骇，即云：君远游各省，因何速旋，此时出城，必有要事。树帜以无事浑之。王君下车，再三质问，谓我等知己，有何回护。树帜据以阎君锡山一切筹划实告。王君以军队清晨入城最为上策。因与王君同载归该营秘密筹划，时杨君彭龄适至，甫谈数语，该营管带姚君以价遣人邀王君讲说本营队伍南下，防备陕省民军一切事宜至两小时之久。时树帜将阎君锡山与应约会举事手续详告，杨君彭龄不以为然。谓我辈亦与黄君国梁、景君定成、李君嵩山、李君汝麟等并各营队官长兵士筹划再三，业经拟定办法，俟南下军队与岭南一带哥老会结合，假此群力，反攻太原，最易成功，我素与哥老会密有结纳。树帜与之辩，谓：哥老会能否结合，未敢预定，纵能结合，难免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况抚宪警道搜捕益严，坐失时机，卒至贻误大局。彭龄因意旨不合，勃然而去。树帜挽之，欲与从容研究以图举事。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曹、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力主必办，无少疑虑。树帜喜甚，将阎统带决定一切办法，向大众宣告，众拍手叫绝。树帜即以要了钱的暗口号，达锡山知之。复与众云：事关重大，推司令官为第一要事，谁能担此重任？君等阅历已久，必有素所钦佩。众云：司令重任，非君莫属。举事手续，任君指挥。时已夜半，树帜又令各邀同志，一时兵士齐集者三十人之谱。树帜云：营中官长俱已就寝，将各该官长门户分派把守，随带马刀，倘有阻挠，登时杀坏。树帜复令邀同志官长数人，右队司务长王致嘉至。树帜着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复至营本部，适营管带白文会〔惠〕归宿寓所，旋到督队官苗文华处。文华云：余蓄谋已久，特未预先联络，今日此举，甚合吾意。有正兵复向树帜请问办法。树帜云：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又会本营兵士，持枪站队领取子弹，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兵士要求速发子弹，官长言子弹库汝等所知，可自行去取，遂一拥入库，任意携带。树帜令各归各棚，勿乱秩序。至是，树帜始得与众官长晤面。谓，今日乘机举事，真是天助成功。磕头订盟，复为演说，翌晨进城，严守军纪，勿得抢掠焚毁，至失革命宗旨。遂遣曹永升于二营杨彭龄、王嗣昌处言：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我辈决意举动。嗣昌以此告各队官。成谓吾辈素有此意，岂肯让人先我着鞭，卒至自失价值。遂报告本营管带姚以价，以价立表同情，将同志杨彭龄等一齐会议办法，复愿自任司令事。树帜闻知，因与督队官苗文华，右队队官应芝，左队司务长王致嘉私相计议，谓以价兵权在握，有不得不让之势。当即推司令官以价下令该营：前左二队攻抚署，右后二队守军装库，一营右后二队派苗文华率领攻满营。
张树帜日记中记载的有关与杨彭龄相谈的情况，说杨“不以为然”，并准备南下结合哥老会等，可能是杨彭龄有意回避张树帜，这正说明了杨彭龄的高度警惕性。因为张树帜虽然早已是同盟会员，但因“文交惨案”被丁宝铨逮捕入狱，获释后赴陕，10月24日才从陕西回并，杨彭龄并不完全知晓张的身份，故不敢与之轻言起义事。
另据阎锡山回忆：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官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4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革命的人意见分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三是由阎锡山亲自向第86标中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传达的。
阎锡山回忆说：
我即召集二标（86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我们是遵命开，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讨论至半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按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镛之弟瑞禄（满族）就拉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崞县唐林岗人）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后被救起）。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
决定起义的当天，接到开拔命令的第85标士兵，从西校尉营子弹库里领取弹药。每个士兵的子弹袋里装得满满的，有的还将子弹用白布包成包背在背上。这样，整装待命的士兵就武装起来了。
杨彭龄、王嗣昌向有关同志传达起义计划后，即回2营进行准备。他们先与同盟会员、队官张煌和刘汉卿等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管带姚以价（音介）虽非同盟会员，但同情革命，且练兵有方，在士兵中威信颇高，应该争取他参加并领导起义。他们向姚讲明同盟会决定明晨起义计划后，姚欣然同意。大家遂分头准备。
姚以价决定参加起义后，就派人把后队队官岳桂（满族）叫来，姚对岳说：“有句话和你商量，第一杀巡抚，第二打满城，你愿意不愿意？”岳桂吞吞吐吐地说：“大人，你看着办吧！”众人见他态度不够明朗，当即有人主张把他杀掉。姚以价说：“他一个人造不了反，先把他押到惩禁室。”同时命令崔正春接任后队队官，又派人切断通往城内的电话线。
杨彭龄、王嗣昌、张煌、刘汉卿等研究决定，挑选30名身强力壮、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先锋队，由杨彭龄率领，张煌带左队在后紧跟，向巡抚衙门冲击。
这天半夜，第2营官兵饱餐以后，集合起来持枪待发。他们的左臂上都缠着一块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接着，第1营官兵由督队官（副营长）苗文华率领，来到第2营会师。两营起义官兵的骨干杨彭龄、张煌、王嗣昌、刘汉卿、苗文华、应芝等公推姚以价为起义司令。
姚以价集合起两营官兵，当场宣布起义，并向大家发表了讲话。他说：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多年，可算是穷凶极恶。大家知道扬州十日，知道嘉定三屠，也知道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吧！现在外患日亟，国难日深，政府不思外御其侮，反而屠杀我爱国志士，还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大家想想，家奴是谁呢？就是我们汉人，就是你我大家，就是大家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今天我们要不再当这家奴，要救中国，非先推翻满清政府不可。说到这里，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又说：我今天要率领大家拼个死活，夺取巡抚衙门，大家愿意不愿意？在场官兵齐声回答：愿服从大人命令！
姚以价随即宣读命令：
一、本军今天拂晓攻占太原。
二、第一营由督队官苗文华率领，攻打满州城。
三、崔正春率两队攻占军装局。
四、其余营队随本司令攻打抚署。
接着又宣布纪律：
一、不服从命令者斩！
二、临阵后退者斩！
三、抢劫财物及奸淫妇女者斩！
四、烧毁教堂及骚扰外国侨民者斩！
宣布命令和纪律后，起义军整队出发。时为10月29日晨4时，路过岗上第3营驻地时，一个队的士兵越墙而来，加入起义队伍。同时，姚以价又派人到菜园村，发动炮兵参加起义。
起义军进抵新南门（正式名称为承恩门，辛亥后改称首义门，旧址在今五一广场）时，尚未破晓，队伍便隐蔽在新南门西的吊桥下和城壕等低洼之处。拂晓，起义官兵听见城内吹了起床号，振奋起来。这时，清道队长杨沛霖率领该队在城内响应，夺开城门，起义军顺利进入城内。侦探队长马孔青派兵首先砍断电话线，然后各营分头前进。苗文华率第1营直扑满族集中居住的新满城（今新城街）；第2营向巡抚衙门（巡抚住地）挺进。
第2营杨彭龄率先锋队在前开路，张煌率左队官兵在后紧跟。他们沿着海子边、桥头街、柳巷、楼儿底、北司街，跑步前进。跑到北司街，听到城东南攻打新满城的枪声已响彻长空，这更激励了起义军的士气。到达巡抚衙门时，枪声大作。曹毓琪、石高田二人用石条将大门砸开，杀死门官。起义军奋勇而入，防守巡抚衙门的清军卫队，在睡梦中被惊醒，披着衣裳，四散逃逸。起义军在巡抚衙门内搜索前进，杨彭龄和张煌率队进入巡抚内院，众人乱声吆喝：“巡抚在哪里，巡抚在哪里？”上房走出两个老婆子，一个说巡抚去藩台衙门没有回来，一个说没见“大人”的面。正说间，从上房走出一个身穿长袍的男人，边掩衣服边说：“我八月十五来山西，接印还不到一月，有啥对不起你们之处？……”他的话音刚落，起义军中有人就喊：“这就是巡抚，开枪！”几声枪响，陆钟琦便倒于血泊中毙命。接着从东房走出一个身穿军服、手持军刀的年轻军官（即巡抚的儿子陆光熙）厉声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话音刚落，又被乱枪击毙，倒于台阶之下。
击毙巡抚后，张煌率部走出巡抚衙门。协统谭振德带着两个卫士从东骑马而来，厉声向官兵发问：“你们是哪一营的，谁叫你们造反？”张煌迎上去说：“我们是一标二营，这是革命。你随了我们吧！”谭怒道：“我不随！”转身就走。士兵们随着张煌的手势，连发数枪，谭振德也当场毙命。这时张煌高声喊道：“文武大帅都已打死，咱们的大功告成了！”检点人数，全营除王福全一人在冲入巡抚衙门时被击伤胸部外，再无人伤亡，接着命令士兵上藩台衙门，并吩咐：“见了藩台可不敢杀了，藩台死了，咱山西的财政就摸不着头绪了。”起义军到藩台衙门时，藩台王庆平已吓得正要上吊。士兵们砍断绳索，把藩台解救下来，押送咨议局看管。起义军到巡警道搜索，里面空无一人。于是，张煌命令大家到坝陵桥子弹库补充弹药。之后，鲍吉庆带一排人把守官钱局，张煌率大部人马前往咨议局（今山西省总工会所在地）。
阎锡山虽为起义的发动者，但他所任标统的第86标的起义行动却落到了第85标后面。原来他们在头天晚上，研究了半夜，散会之后，排长李执中跳井自杀，大家又忙着从井里把他救出。这时已是29日晨2时，阎锡山试图窃听动静，拿起电话机就听到抚署打给督练公所的电话：“武昌大智门克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知军、学两界。”接着听到督练公所电话叫85标、86标。这对阎锡山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他担心这个消息传下去，会遏止起义的举动，遂一面差人告知85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86标是否传此电话（后来才知道那时85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已被起义者事先割断了）。及至枪声大作，知道第85标已经起义后，阎才派傅存怀等带兵到子弹库领取子弹，并宣布“第86标兵变”，以保护为名，派第2营排长陈锦文守护军装局，第2营前队（模范队）排长张培梅、右队第3排排长金殿元率队到抚署西北酒仙桥（今七一电影院所在地），派右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率部到抚署东北小二府巷，相机驱散驻在那里守护抚署的巡防马队。
巡防马队亦无戒备，听到枪声大作，起来之后见大局已定，略有抵抗就放下武器，静待接收。所以86标派出的部队，很顺利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苗文华率第1营攻打新满城，驻防旗兵死力抵抗，战斗相当激烈。攻打新满城的战斗，阎锡山也在前线指挥。据张树帜日记记载，“树帜以抚署既陷，急去满营，时督队官苗文华、统带阎锡山率军登城并攻满营，复调炮队兵士于凤山、高永胜、刘德魁等，向满营南门轰击。”炮兵营得知第1、2营起义，班长于凤山、刘德魁、高永胜、张文达等立即集合士兵，动员响应。管带张洽尧出而阻拦，被高永胜枪击未中，逃跑出营，炮兵遂整队由驻地菜园村向城内进发。正当攻打新满城的1营进展困难，子弹已感缺乏时，炮兵入城，将炮位架在小五台城墙上，居高临下，向新满城开炮。未发数弹，太原城守尉增禧（满族，留日学生，后行医，善画）即竖起白旗，缴械投降。至此，太原起义即告成功。清政府在山西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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