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五章以屈求伸得生存
推行新政
复任都督的阎锡山，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着手削平“山头”，实施省政统一，顺时应势推行“新政”。
复任都督后，阎锡山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社会上，由于清军的掳掠骚扰，地方不靖，治安混乱；政治上，风云变幻，人心不安；组织上，省城的督署与晋南的河东军政分府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民军内部，则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这时的他，虽因少年得志的缘故，权力欲日增，但毕竟年轻气盛，决心“革故鼎新”，一展胸襟。于是，复职伊始，便着手省政建设。
鉴于政令不一，且兹事体大，他首先向河东军政分府开刀，动手“削平”“山头”。温寿泉率南路军转战晋南时成立的河东军政分府，虽属临时机构，但地处晋省南部的棉麦产地富庶之区，依恃优越的自然条件，试图相对独立。阎锡山返省后，立派专人迎温回省，随即任温为军政司长。但河东军政分府实际上并没有撤销，仍在担任旅长的实权人物李鸣凤、张士秀掌握之下，持不合作态度，自行其是，不受督署节制。为了彻底削平这个“山头”，达到政令的“统一”，阎锡山对李、张大张挞伐。先以统一财政为由，任巡警道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至晋南筹响。后又借河南与河东方面发生冲突被李鸣凤等人囚禁之事，大做文章指责李、张叛乱，致电北京，造成北京政府派驻河南的毅军统领赵倜率军将李鸣凤、张士秀逮捕，解到北京的结局。李、张一去，河东军政分府不解自散。
除掉河东军政分府之外，可以称得上“山头”的还有一个忻代宁公团。忻代宁公团是续桐溪（西峰）、弓富魁等人在太原光复后，集结忻县、定襄、崞县一带的同盟会员，由都督阎锡山拨发部分武器，组建的一支武装力量，曾攻取过代州城，也曾协助张瑜攻打过雁门关，一度还进入大同城，人数最众时达三千余。南北议和实行停战后，由大同撤出，移防于代县、五台、崞县地区。公团领导人续桐溪自恃才高，一贯与阎锡山不睦，实际上亦不受阎锡山节制。适逢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各省裁减军队，山西只准保留一师，其余解散。阎锡山便一方面以此为由挟制续桐溪解散公团，一方面给续本人许以巡警道一职。经过多方着力，续桐溪就范，出任巡警道，忻代宁公团宣布解散。至此，南北两个“山头”先后削平。
“山头”的削平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新旧事物的迅速更替，必然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山西则集中反映在新旧两派的矛盾上。新派以谷思慎、黄国梁等为代表，多系留学生、同盟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旧派则以杜上化等为代表，主要是一批科举出身的前清官员。新派在太原光复时起了先锋的作用，以共和的功臣自居，目空一切；旧派则自认虽非革命者，但亦没有阻挡起义，且于光复后的过渡时期在稳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旧两派各不相让，互为排斥。这样，协调好新旧两派，理顺关系就成为厉行“统一”的重要一环。是故，阎锡山从施行“统一”，稳固自己的地位出发，在削平“山头”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平衡关系。他权衡利弊，左右逢源，既重用新派，照顾新派利益，军政方面的重要职位交新派任之，如以赵戴文任秘书厅厅长、孔繁蔚任参谋司司长、黄国梁任军政司司长、刘绵训任司法司司长、王大祯任实业司司长等等；又适当地拉拢、利用旧派，将徒有虚名的职位让给旧派，如继李盛铎之后又先后以周渤、赵渊等任民政长，如推举杜上化为临时省议会议长等等。除了一系列人事安排之外，他对那些旧派前清官员表现得十分恭敬，常常拿一些事务去请教，以博得旧派官员的好感，保持平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旧两派矛盾渐渐淡化的过程中，阎锡山在山西政坛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复位之初，在厉行“统一”的同时，阎锡山还施行了军队的整编。山西旧有新军两标，太原光复后，扩充为四标。其时根据北洋政府的通令，核准整编为一个师，以孔庚为师长，下辖两个步兵旅，旅辖两团，共四团；师又直辖骑兵团、炮兵团各一个。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正规化程度。
进过新学，留过洋，接受过近代文明的阎锡山，不管他在权力的问题上怎样替自己打算，怎样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对那些摧残民众身心健康之旧文化旧风俗所持有的否定态度。如同对科举制度的深恶痛绝一样，他对数千年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女人缠足、男人蓄辫等落后愚昧风俗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他当权之初，虽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但作为历史的潮流，共和开始深入人心，除旧布新正逢其时。于是，便顺时应势在山西推行以放足、剪辫、兴学堂为中心内容的“新政”。穿书吧
阎锡山注重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他对于剪辫。放足的奖罚规定是切实施行的。以放足为例，就有放足者奖小洋二角，拒不放足者罚款一元的规定。他这样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
此外，阎锡山还发动了广泛的剪辫、放足的宣传运动。一时间，小学生们胸佩上书“不娶缠足的女人”之布条，出入于集镇街肆，几乎成了山西的一大景观。
由于极力推行，剪辫、放足在民国初年的山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封建残余，蓄发、缠足的彻底根除必须假以时日。
在推行剪辫、放足的同时，阎锡山还提倡创办学校，并以此作为其“新政”的内容之一。限于经济条件，他倡导各地发动群众搬掉神像，以庙宇做教室，兴学办校。此风也是从五台、定襄一带刮起，然后推及各地的。
阎锡山的这些“新政”，尤其是搬神像建学校的举措，多不为世人理解，一些守旧分子更是毁谤有加；于是当时在五台、定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意即胡折腾），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利用孙文
清廷虽亡，但袁世凯施行的依然是专制，南北又陷僵局，阎锡山借孙中山亲临山西视察之际，为个人提供政治资本。
正当阎锡山全力以赴，打开山西军政局面之际，1912年5月25日，接到了广东都督胡汉民一份有关反对中央集权、力主地方分权的电报。电报指出，袁氏政权，“应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于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亦致电阎锡山，列举了北京袁氏政权“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失权于个人”等种种情况后，指出：应当“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防失权于个人，从而消弭专制。
胡汉民和李烈钧均为辛亥时期重要人物，他们对袁世凯假统一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担忧，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阎收到电文后，深知事关国家前途，遂主张联合各省阻袁集权。
从7月19日至8月14日，阎为了阻止袁世凯集权，往各地发出电报16次之多，但未收到预期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为了造成全国拥护统一的假象，袁世凯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晤，并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权。孙中山当时尚未完全弄清袁的真正面目，且误认为革命已获成功，希望致力于经济发展，遂应允袁的请求。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船北上，24日抵京。孙中山与袁就全国铁路、外交、实业等问题进行了长谈。25日，中国同盟会在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4个党派，合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被推为理事，胡汉民、阎锡山等29人被推为参议。
孙先生到京的消息传出后，山西各界人士群情振奋，热切盼望先生能亲临山西视察。阎锡山顺应民情，一面致电中山先生，表示“此间铁路实业及诸要政，俱待先生解决，请速示行期，以便通告各处。”一面特派代表赴京迎迓。先生接电后，当即回复：“此次来京，本拟游晋，以领诸同志大教。乃先辱蒙电招，感激无似。一候事竣，即当奉命。”确定在京之事办毕后，起程赴晋。
1912年9月17日，孙中山先生在阎锡山所派代表的陪同下，离开北京。为了考察铁路，先生特邀交通部的叶恭绰一同到山西。
中山先生巡晋，是民国初年山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鉴于此，山西方面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场面。9月17日下午6时30分，专车抵达石家庄，即有山西老同盟会员景定成专程等候迎接。同时，山西都督派出之卫队200名抵石家庄护卫。次日上午8时，专车自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到达山西境内岩会站。都督阎锡山早已在站上伫立恭候。车一到站，阎锡山即上车与中山先生晤面，并陪同前往太原。下午5时左右，专车到达终点站省城太原。各团体到车站迎接者达三千余人，一时间军乐齐鸣，欢声雷动，热烈至极。欢迎的队伍从火车站一直排到新南门内大街。许多人为一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风采，自发地涌上街头，把一条新南门街挤得水泄不通。中山先生在阎锡山的陪同下，乘坐特备的马车，一边向欢迎的群众频频致意，一边穿过大街，驶向省议会。
阎锡山自从日本回国后，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与孙中山先生谋面。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谋划的革命虽已实现，但仍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阎锡山虽已“贵”为都督，但初出茅庐的他尚感底气不足，还需要不失时机地借助于外力的作用，需要对以往的一些做法作出必要的解释。因此，就在孙中山先生抵达太原的当天晚上，他即与先生作了一次长谈。
谈话是在孙中山先生下榻处进行的。
谈话开始，孙先生问：“你原与我约定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出兵接应，你提早在太原起义，对革命之影响很大。”
阎锡山解释道：“我早动作，是出于不得已。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亮臣，为我日本同学。陆巡抚有感革命力量之威胁，调其子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需要造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巡抚命令山西新军两标，一标开平阳府，二标开代州，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拔，我的二标后开拔。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拔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
孙先生表示理解，说：“我与清廷议和时，最后争执的就是山西问题，我坚持一定要将山西包括在起义省份之内，和议几陷僵局。但因我力争，方才奏效。”
话题还涉及吴禄贞被刺，以及燕晋联军等问题。对于吴禄贞的被刺和燕晋联军的夭折，孙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事先的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党人及阎锡山本人颇多赞誉。www.chuanyue1.com
9月19日上午，先生出席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举行的欢迎会，即兴演讲时，表示：“今天兄弟初次来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同日中午，先生出席山西农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举行的欢迎会，发表题为“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的演讲。再次肯定了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下午，阎锡山以都督名义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先生以“山西赞助共和之功”为题，再次发表演讲。演讲称：“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需苦心建设十年后，方可言享福。文摈弃一己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一共逗留了三天。其间，除出席各界欢迎会外，还在阎锡山的陪同下会见了山西的同盟会员、游览了太原城、考察了实业情况。当他了解了山西的资源状况后，很有远见地提出，“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发展独立的军事工业，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中山先生当初的设想在山西后来的工业发展道路中得到了印证。
9月21日，孙中山先生结束了在山西的巡视，离开太原。
孙中山先生巡晋以及其间的一系列演讲，在充分肯定太原起义光复于辛亥革命之地位的同时，高度评价了阎锡山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其用意是在于鼓舞勉励革命党人，“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然而这一切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阎锡山个人提供了政治资本，成为阎锡山在此后的政治角逐中，从维护既得权益出发，疏远当初同志，翻云覆雨的“护身符”。想来这是孙中山先生所始料未及的。
居屋檐下
南北失和，二次革命爆发，为保住权位，阎锡山采取观望态度，并渐渐向袁世凯靠拢，以以屈求伸的韬晦之策，得以存生。
1912年，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原则，私自任命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假民国之名，不断加强其独裁统治。而与此同时，孙中山表示以在野身份发展实业，不再过问政治；黄兴也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军队，表示拥护袁世凯。同盟会这时的工作实际留给了热衷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8月25日，以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建立后，由宋教仁负主要责任。1912年12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中均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宋认为这是振兴国民党的难得契机，他力图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于是巡回各地不断游说。宋的行为对袁世凯实施独裁是一个严重的阻碍，袁害怕国民党组阁成为事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其党羽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袁自知革命党人势必发难，因而作出两手准备：一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为发动战争作经费准备；二是通过组织进步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集结反动势力，对付革命党人。
“宋案”和“大借款”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他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即召集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讨对策。孙中山主张联日速战，武力讨袁，陈、戴均表赞同。但黄兴主张以法律解决；其他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均主张“法律倒袁”，认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
4月14日，袁先向革命元勋开刀，下令逮捕参加武昌起义的熊秉坤、季雨林。16日，梁士诒又奉命毒死了在镇江响应武昌起义的林述庆。黄兴受到了巨大震动，4月26日，他同意与孙中山联名通电全国，提出严究宋案主谋。4月27日，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从而拉开了国民党与袁合法斗争的序幕。
时为国民党参议员的阎锡山，认为国民党所握兵力，很难与袁世凯的武力抗衡。于是，他呼吁和解，并于4月28日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请其出面调处。5月9日，黎元洪向革命党人发出通电，竭力为袁辩护。5月16日，又抛出了处理“宋案”、大借款的办法。无非是“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其用途；整顿盐纲，应由国会主持监督”之类的老套套。对于黎的建议，阎锡山则是极力赞颂，称其“一言九鼎，万众同声，折衷一是，群言自息”。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没有理睬调和之论，决心彻底揭露袁世凯的独裁真面目，并进而武力倒袁。5月2日，孙中山发表《告外国政府与人民书》，揭露“宋案”与借款真相。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闽、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严辞谴责袁政府，通电号召全国各方“协力抗争”。同日，国民党众议院特开会议否决大借款案，并发表通电，视借款为违法，拒绝承认。
四都督和国民党众议院的通电，激怒了袁世凯。袁不顾黎元洪的调处，令国务院通电训斥四都督，污其“张皇宣告，灾惑人心”，并唆使北方将领进行反击。
陕西都督张凤翔发表了一则通电，攻击李烈钧等4都督行为，责骂国民党。电文为：“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珍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污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并污黄兴等“逞私图，推波助澜，妄耸簧鼓。极其用心所至，非借此淆惑观听，演出亡国恶剧，以沦陷我四万万同胞，不足以达其破坏之目的”。同时还以武力相恫吓，此电报与袁派的声音如出一辙。在未通知阎本人的情况下，张凤翙署上了阎锡山的名字。
阎锡山的中间调和立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从客观上削弱了国民党的讨袁力量，助长了袁的倒行逆施。袁世凯见清除革命党人的时机业已成熟，遂加紧布置内战。5月6日，袁召集秘密会议，商讨进攻湘、赣、皖、苏民军的方案。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控制战略要地。6月9日，袁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职务，以黎元洪兼任；14日，免去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以陈炯明代替；7月1日，免去安徽都督柏文蔚职务。
7月7日，阎锡山见南北对立势同水火，遂致电袁世凯，请求其念民国缔造之艰难，以国家为重，本着息事宁人、消除内争、平定外患的宗旨，即刻敦请孙、黄入京，消除党见，共图国事。但是，对国民党仇恨极深的袁世凯，早已作好了武力征讨革命党人的准备，根本不顾阎的劝告。革命党人只好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继之，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一时间，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闽先后宣布独立，纷纷组织讨袁，掀起“二次革命”。但阎锡山始终未予响应。
由于仓促应战，加之力量对比悬殊，二次革命不久以失败而终。袁世凯志得意满，决意强化其独裁统治。为了把山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袁于1913年派其党羽金永到山西任内务司司长，以监视阎锡山及革命党人。为了收回各省都督的军权，袁又于1914年5月，宣布“废省改道”，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借此机会，任金永为山西巡按使，分阎权力。
金永是一个骄悍旗人，不仅掌管山西民政及巡防警备队，而且受命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来晋后，金大力捕杀革命党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了与阎相抗衡，金成立了3个警备队（团），其后陆续扩充至11个队，还编练了马队4营。金多次授意警备队向阎署挑衅。
为了取信于袁世凯，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韬晦之策。在金永面前，阎装作平庸无能，显示出对权力毫无兴趣；对金永的威慑和监视，对其在自家地盘上扩充警备力量瓜分军权及横征暴敛，阎采取宽容态度。为了响应袁世凯的裁军方案，阎不待命令，即于1914年将晋军第九师所辖的3个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三、第十四两个混成旅；1915年，又将上述两个混成旅裁编为两个独立团，命北洋将领李炳之另招第十五旅。这样，阎仅拥有1旅2团，总兵力不足7000人。军事一摊，阎也全权委托给黄国梁处理。一时间，太原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每逢谈及袁世凯，阎亦竭尽恭顺之能事，以至金永相信阎毫无二心，效忠于袁。
阎以屈求伸的韬晦之策，部分得到了袁的信任，因而保住了自己的位置。而金永误以为阎平庸无能，更肆无忌惮，加剧了自身与晋人的矛盾。
为了附袁固位，阎还多次对袁本人表示忠心。1912年，袁密令阎“对山西议员有所联系”进而有所组织，目的是便于袁控制和掌握。阎即派邢殿元、南桂馨赴京，在山西议员中活动，左右他们曲承袁意。1913年，袁世凯直接传见了阎锡山。袁声色俱厉，先发制人，给阎一个下马威。阎曲意迎承，进一步打消了袁的疑虑。1915年，袁成立“筹安会”，复辟帝制运动日益明朗化。阎对袁虚与示忠，派南桂馨秘密入京，传达阎赞成帝制之意，阎还拨款2万元，作为筹安会活动经费。
然而在暗处，阎则坚持与金永做坚决斗争。对为金所注意的革命党人杨彭龄、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30余人，阎暗中加以保护，或资助让其离晋外逃，或预先通知情况，让其躲过了金永的狂捕滥杀。
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的北京政府落入段祺瑞手中，但是非却着实不少，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一波不平，一波又起，阎锡山始终站在段氏立场，段祺瑞最后的胜出，也使阎锡山更加稳固了在山西的地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改洪宪帝制。31日，下令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这时，以蔡锷为首的南方“护国军”举起讨袁义旗。
接着，1916年1—3月，各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护国运动达到高潮。惊魂未定的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取消帝制。6月6日，袁在一片讨伐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实权逐步落到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手中。段曾一度主管陆军部，现又以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权，大有代袁而起之势。而直系头领冯国璋虽于1916年10月经国会推选为副总统，但为了保住自身的势力范围，无暇顾及北京；继任大总统一职的黎元洪则毫无势力，仅寄希望于直皖两派系之间的矛盾裂痕，以冯排段，收渔利之功。
1917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因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4月25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召集各省督军及都统在北京开会，商讨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事宜。5月10日，因国会否决参战案，黎元洪以此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在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天津为基地，另起炉灶，指使各省督军提出解散国会，脱离中央。
5月23日，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响应，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接着，奉、黑、直、鲁、陕、豫、浙、闽等省亦随之响应。
在段与黎的“府院之争”中，阎锡山始终是段的忠实支持者。早在段为陆军总长时，阎便呈具门生帖子，行三跪九叩之礼，拜段为师，竭力恭维，博得了段的欢心。段也对阎着意维护，并在袁世凯、黎元洪当政时，对阎有“保位之恩”。这种渊源关系使阎一直站在段一边，唯段马首是瞻。1917年3月5日，正是“府院之争”激烈的时候，阎致电段，称颂其为辛亥革命以来的“硕望元勋”，表示自己坚决拥护段的参战主张。4月25日，段祺瑞主持召开督军会议，阎参加了会议。会上，阎发动河南、山东、江西、湖北、吉林、直隶等省督军及安徽省长、察哈尔都统等人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
在5月18日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文上，阎站在段的立场上，与各省都督一起署了名。6月初，阎奉段旨意，宣布山西独立，脱离中央。与此同时，为了对黎元洪进行武力威胁，阎命第一旅旅长商震率晋中兵力进驻石家庄，并借故逼迫黎元洪方面委派的山西省长孙发绪离职。
在段祺瑞的一手操纵下，黎元洪腹背受敌，招架不住，迫于情势，遂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各省始相继取消独立。至于国务总理一席，各都督仍意在拥段，但作为过渡，以温和派代表王士珍组阁。
“府院之争”的直接恶果是引发了张勋复辟的丑剧。6月2日，正值“府院之争”僵持之际，黎元洪明令“张勋、徐世昌合力调停”，意在借张的势力与段抗衡。6月7日，张勋率3000余人自徐州北上，至天津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14日进入北京。
张勋进京后，并没有充当黎的保镖，而是与康有为等保皇党约合，筹划复辟帝制事宜。7月1日凌晨，张勋身着朝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300人，拥戴清逊帝溥仪“登极”。
张勋实施复辟阴谋之前，各方即多有传闻。阎得知信息后，6月12日即致电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指出：“复辟谬说，危清室，害国家。”当“出兵讨伐，敉平政变”。复辟当日，阎即“整饬师旅，准备进讨”。7月3日，在全国一片讨张声中，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发出“誓讨复辟”通电，段干马厂誓师“讨逆”。次日，阎锡山派张子其、台寿民分赴南京、天津，晤见冯、段，请授方略。
同时，阎还致电段，赞扬其“护持民国，薄海同钦”，并表示“刻经选派混成一旅进驻石家庄，以便会师北上”。5日，晋军出兵石家庄。8日，讨逆之师于京城外围大败张勋部，张顽抗到底，拒绝调停。7月12日，讨逆军发起总攻，张勋残部终于投降，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复辟丑剧告终。冯国璋、段祺瑞因讨逆有功，分任总统、国务总理，段更是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主宰北洋政府。阎锡山也因反对复辟、追随段参与“府院之争”的调解，而得以兼长山西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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