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十章三个鸡蛋上跳舞
三方选择
1936年春夏之际，阎锡山事实上处于三种势力的威胁之中，这三种势力：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抗日力量。面临着助蒋反共、联共抗日和投日弃国三条道路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对阎锡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侵略势力。
从历史上看，阎锡山和日本方面有着较为深远的关系。早在留日期间就热衷于日本军国主义，并同后来成为日本军方重要成员的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有过接触。虽归国多年但一直没有中断与日方的联系，1928年在北伐声中，依靠日本驻屯军的协助，不战而得天津；1930年中原战败后，又避居日本占据的大连；十年建设时期与日本人不间断的贸易往来……，这一切构成了阎锡山在中国政界的“亲日派”形象。他自己也曾毫不避讳地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民族矛盾的不断尖锐化，阎锡山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及热河全境之后，又策动了旨在攫取华北主权的“华北事变”。是年5月，日本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6~7月间，先后逼迫国民党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亲日派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华北五省脱离中国政府。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扩张，华北的铁路、航空、矿山、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的大部分已逐渐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
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日本对华北主权的侵犯，尤其是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扩张，日本日益猖獗的武装走私活动带来的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在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加在华北民众头上的同时，与阎锡山加紧省政建设，扩大生产和地方产品输出，改善山西经济，维护自己统治的利益与愿望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如前所述，阎锡山在1932年复出后，埋头于山西省政建设，建成了山西自成一体的工业体系。这些新兴工业急需有广大的市场来支持，然而它却遇到了凶猛的日货倾销。以煤来说，山西最大的资源即是煤炭，它行销华北各地，是山西经济发展的大宗。这时日本却用东北廉价的煤在天津——河北一带大量倾销，使山西煤的销售受到严重损失。其次，山西的棉纺织业也受到同样打击。山西晋南、晋中一带生产大量棉花，多年来一直被运往天津、上海、武汉。为了改变山西入不支出的窘困经济，阎锡山下决心发展山西的棉纺织业新建了私营的晋生纺织厂和官营的新华纺织厂，这时由于日本廉价棉布和棉纱在华北的倾销，山西的棉纺织品被驱逐出华北各省。到1936年这两个工厂都先后破产。……此外，日本制造或日本监制的鸦片大量涌入山西，毒害山西人民，使山西萧条的经济更加恶化。这样就直接影响到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经济之稳定与发展。穿书吧
另外，日本对察哈尔、绥远的侵略行为，又对阎锡山造成了间接的威胁。察、绥系山西北部之邻省，与山西唇齿相依，关系密切。绥远自1926年攻打国民军之役，为晋军所占后，一直与山西并称晋绥，被阎锡山视为禁脔；察哈尔则由于与晋绥的紧邻关系，以及自北伐胜利到中原大战曾为晋绥军所控制等原因，成为阎锡山重点发展的地区之一。从经济上来说，察绥既是山西工业的原料基地（两地均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又是山西商品的重要市场。然而，日本先是于1935年直接出兵侵入察哈尔；接着，又在绥远的蒙古族上层策划分裂——于1936年初，在绥西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以蒙古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5月，正式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和伪军性质的军事组织“大汉义军”；随即，策动了对驻扎绥东之晋军的进攻（是为绥远抗战之前奏），与阎锡山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察哈尔既已不保，绥远也危在旦夕，不仅使阎锡山将其作为山西原料基地和重要市场的打算落空，而且唇亡齿寒，成了山西今后命运的前车之鉴。
“更使阎锡山感到直接威胁的还是日本对山西本身的觊觎。日本急切开发山西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大量的煤。1935年9月20日日本提出的‘侵略华北之计划’就明确提出‘拟由正太线之石家庄与津浦线之沧州相接，再由沧州接至大沽港，目的在将山西之煤炭输出，送至津沽，再将日本之货物，输送至山西。’日方并认为这是‘极有重要性质之横断铁路，先谋着手。’1936年日本军部进一步提出在华北新建或改建四条铁路，其中就有两条直达山西。其侵略山西的战略态势已非常明显。”与此同时，1936年1月，日本派特务机关进驻太原、大同，加紧对山西进行特务活动，刺探山西经济和国防防卫情报。据记载，仅“日满铁”在1936年2月的半个月中，为调查察、绥、晋等省实业，就派员达200余名。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还曾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与位居国民党中央统帅地位的蒋介石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他们交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勾心斗角互相争夺统治权力的争斗史。这种争斗在中原大战时期达到了顶点。此后，虽然表面上有所缓和，但实际上是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的继续。“总的特点是，蒋介石处于攻势，阎锡山居于守势。阎锡山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他一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蒋介石力图将其嫡系分子打入山西各种机构的内部，同时千方百计从阎锡山的内部收买一些人为其所用；阎锡山则千方百计地控制其属下的军政机构，只用忠于他的人员，歧视、监视和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分子和与蒋暗中勾搭的人，并且在使国民党省党部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停业’，连个挂招牌的地方都没有（指借穆光政事件赶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之事——作者）。而阎则另外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指青年救国团、自强救国同志会等，后边要作专门介绍——作者），实行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红军东征之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再一次尖锐起来。如前所述，红军的东渡黄河和横扫山西西部地区，使阎锡山的军事防共政策归于失败。鉴于在红军的进攻面前，晋军兵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的现实，阎锡山不得不放弃恪守多年的不使蒋介石插足山西之原则，转而求救于蒋，从而造成了中央军10余万大军云集山西的事实。红军回师陕北后，一方面当初应阎所请入晋的中央军不仅一直按兵不动，毫无撤走的迹象，而且竟然在山西发展起国民党组织，收买拉拢阎锡山的高级军官，挖阎锡山的墙脚，甚至还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命令阎锡山从晋军中挑选15个团的兵力，附以骑、炮各一个团，由晋西。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继续围剿红军，并任命亲蒋的李生达为总指挥，由其门生、嫡系将领汤恩伯作为监护，率中央军殿后。如此阵势，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是要以其惯用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利用剿共削弱阎锡山的实力，以便染指山西，进而取阎锡山代之，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也。对此，阎锡山洞若观火，因而发出“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哀叹。于是，阎、蒋矛盾在新形势下重新激化。
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李生达的被刺。李生达，山西晋城人，保定军校毕业。虽不是阎锡山的嫡系，但也算是晋军中的一员干将，无论是1926年的与国民军之役，还是1927~1928年的“北伐战役”，李生达都有不俗的表现，到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5月已升任晋绥军第5军军长。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之改编中，李生达又被任为第72师师长。然而，李生达对此并不满意，出于对阎锡山地域观念的不满和继续发展的愿望与要求，李生达从1928年北伐胜利，进驻天津开始，就设法与蒋介石接近，向蒋介石靠拢，与蒋函电往来，互有馈赠。而这恰好是阎锡山所最为忌讳之事。
1934年8月，“蒋介石召集全国中级以上军官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为了夸耀他的权威，表示所谓‘军令的统一’，特调山西阎锡山及山东韩复榘各出一师的兵力到江西打红军。”不知出于何种缘故，阎锡山派李生达率所部第72师及周原健独立第2旅前往江西。李生达率部到南昌后，蒋介石用第一流的饭店、新式轿车、豪华宴会招待晋军官兵。晋军由南昌开拔，所部千余官兵全部乘坐新式轿车。蒋介石还在李生达到南昌的第五天，明令提他升任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同时，相应地给随李而去的其他官佐加官晋级。显然意在培养他们对阎锡山的离心力。
剿共军事结束后，李生达返回山西，据说是接受了蒋介石委派的“特殊任务”而归的。对于李生达与蒋介石的种种往来关系，阎锡山虽不动声色，但已早有耳闻，心存芥蒂。“这时，蒋介石亲自任命李生达为晋军‘剿匪’总指挥，让李生达带领晋军15个团前往陕北剿匪，要带走阎锡山正规军的四分之一（当时阎总共有正规军不到60个团），又是挑选的精锐部队，阎锡山着实心疼，但又不能不执行。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策：一面派李生达准备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李生达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阎锡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予缓期。蒋介石无奈，只好批准，从而暂时阻止了晋军入陕。”
李生达的被杀，使阎锡山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尖锐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快，阎锡山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和反共政策上也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分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阎锡山从民族利益，和维护个人统治，保住惨淡经营多年的山西之目的出发，在“防共”、“剿共”的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军备，训练干部，修建国防工事。而这时的蒋介石仍在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在对日态度上亦开始有所转变，但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紧剿灭红军和消耗各地方实力派力量方面。阎锡山不仅得不到蒋介石在国防准备上的积极支持，而且还要服务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对此，阎锡山深表不满。1936年9月14日，他就曾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满腹牢骚地说：“我于去年及今春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兵数之留多留少，亦由中央决定，迄未蒙邀准，我当再行呈请。”并大声疾呼：“国家应当努力协助山西。”
同年8月，第一次绥东战事平定后，从种种迹象阎锡山断定日伪必要“再犯”，故而致函蒋介石，指出：“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若绥远不守，不特‘大元国’圆满成立，‘大夏国’亦将发生。但守绥须有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工事，不只兵力财力之问题，且亦有对日之问题。……山决以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请钧座将陕北剿匪另派兵力，抽拨三十团以上兵力，助山一拼。”对于阎锡山之所请，蒋介石在虚与委蛇的同时，一方面继续陈兵陕西，作“剿共”的打算，一方面催阎再次派兵入陕。所以，他曾无可奈何地对他的部下说：“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是很知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我决定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
对于共产党，阎锡山一直是持着反对立场的，这种立场可以说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奠定了，1921年进山会议的举行、1927年的“清共”、“地土村公有”的提出，以至于全面防共的实施和对东征红军的拦阻进击，皆源于此。从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到一系列“防共”措施的提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员，阎锡山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那股势头强劲的历史潮流，因此，发出“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之兵力，数十倍以上之民力，数百倍以上之财力，与数千倍以上之械弹补充力；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的感叹。因此，而有如临大敌般的一整套“防共”措施。
红军的东征，证实了阎锡山对共产党势力的上述认识。
首先，在军事上。东征红军以大大少于晋军的兵力（如果加上后来增援的中央军，其悬殊就更大了），打了阎锡山一个措不及防。两个月里，南北出击，旌旗所指遍及半个山西，使阎锡山损兵折将，赔上了1.3万之众的兵力。这不能不令他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威胁。所以，红军回师后，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的军队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因为河长千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要把这一千多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那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阎锡山不能设想，假若红军再行东征，将如何对付。
其次，在政治上。东征红军以军事斗争为先导，同时辅之以政治宣传。红军所到之处组织工作队、宣传队，通过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发动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还于3月10日和4月5日两次在山西发布布告，公开申明：“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军的政治宣传，不仅在山西广大的民众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极大地震撼了阎锡山的军心。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分化。“有的人已经感到与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亲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有的人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法令、布告，争相传诵。阎锡山得知这种情况后，‘立令各部队在进村前先派人进村洗刷红军的标语、布告，消灭会场遗迹，严禁相互传说红军的政治宣传。’”然而，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作为正义的呼声，作为民众的心愿，是禁不住的。这就在无形之中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
来自日、蒋、共三方面的威胁，使阎锡山如同生活在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本人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是好比“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颗都不行”。在阎锡山看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抑或是共产党，都是他的劲敌，他既无力消灭任何一方，又不能同时把他们都当作对手。然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总归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一直跳下去，就难免有踩破的时候。所以，这时的阎锡山又处于一个转折关头，必须作出历史的抉择。也就是说，必须找出一条所谓的“万全之策”，找出一条所谓“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道路。
适逢其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了自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毛泽东认为，“华北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薄弱环节，争取其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朋友，进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于是，作为突破口之一，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早在1935年9月15日，为与晋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即“向阎锡山当局发出一份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书。建议书意深词切地向晋省当局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时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持和保守，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帝国主义任何部分的向中国进攻，都必牵涉到对于全国的进攻，而抗日运动的部分开展，都必定影响到抗日全面的开展。所以，晋省当局以为既可以不反蒋、不抗日，而又可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与压迫，则必会成为一种空泛之想，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晋军目前的处境，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开展抗日运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6年5月25日，红军回师陕北20天之后，毛泽东又亲笔致书阎锡山，再次表示，愿与晋省当局建立反蒋抗日同盟。并明确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对晋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约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蕴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见阎，为约请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疏通；5月，朱蕴山再次到山西与阎晤面，进而谈到“反蒋抗日”之事；同年底，绥东抗战后，朱蕴山应阎所请，三次抵晋，并依照北方局的意图，向阎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山西的情况下，依靠蒋介石和倒向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团结抗战，山西才有前途。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进而派出彭雪枫、周小舟等到太原直接与阎方接触。
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工作，在阎锡山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促进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阎锡山进行了反复的权衡。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是志在必得，国之既亡，省将何存。救亡图存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共同的呼声，舍之必为“千夫所指”，成为历史的罪人。因而，“抗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是深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的：要借共产党之手消灭他；但如果反蒋，他和蒋介石实力悬殊，以山西一隅之地是无法对抗蒋介石的，反蒋必遭失败；拥蒋又非自己所愿，而要对付日本是需要中央政府支持的，所以他是既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蒋介石，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于共产党，虽然一贯站在反对立场，前不久双方还兵戎相见。但是，不可否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民心所向，代表了中国现时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那么，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山西，未尝不是一条生路。
基于上述的考虑和反复的权衡，阎锡山从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宗旨出发，大敌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要变中国为他的“殖民地”的危机时刻，作出了他的历史性选择，开始走上了一条“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6年9月，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同时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主持其事，使牺盟会实际上成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同年11月，阎锡山同意中共中央北方联络局书记彭雪枫秘密进驻太原，谈判合作抗日。
同月，主持绥远抗战，一举收复百灵庙。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太原以“彭公馆”的名义建立了联络点（七七事变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
守土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快，中国朝野出现了种种各不相同的抗日主张，阎锡山在“联共、抗日”的既定方针指导下，独树一帜，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
“守土抗战”是一个颇具山西特色的口号。阎锡山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奋斗。纵观他对山西20余年的统治，总是离不开一个“守”字，能向外发展时就乘机向外发展，不能向外发展时，就退回娘子关，闭关自守，1917年的入湘作战后是这样，1930年的中原大战之后也是这样。因而晋绥军以“守”闻名，阎锡山以守存在。大敌当前，他又以“守土”二字来说明他的抗战主张，自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
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正式提出于绥远抗战前后的1936年秋冬，然而其思想渊源则可以上溯到1932年初。“九·一八”事变爆发，阎锡山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上任（1932年2月27日）不久，鉴于日本占领东三省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他向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提交了“请政府检拔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以武力占我东三省，其逞强蛮横，藐视我国家之主权与国际间之正义，至此而极。……今者日本野心未死，节节进迫，其处心积虑，势必亡我东省全土，吞我东蒙全部而后快意。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苟措置不当，华北数省，覆亡堪虑。……在此人存我亡，间不容发之计，为国家主权领土而牺牲，为人类公理正义而奋斗，为我民族存续而流血，义之所在，皆不能因循迂缓，再取无抵抗主义，退却揖让，以自取灭亡。夫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领土，我即不愿轻与宣战，亦宜以铁血主义，坚抗死守，不使日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得寸进尺，而后乃可以徐图自存也。锦州为东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设我锦州再失，藩篱自坏，其进则浸及平津，危及察绥，其覆亡之祸，势必迫于华北全部。锡山等兴念及此，良用心悸。夫国家兴衰存亡，固政府之责，国民牺牲奋斗，实乃民族之光。……处此艰穷危急之时，图国家民族继存之道，政府速宜检拔十万劲旅，增防锦州。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血染敌刃，骨掩长城。”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抗日”的问题，但是，“坚守死抗”，“检拔十万劲旅，增防锦州。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无疑已经蕴含了“守土”的思想，似可视为阎锡山“守土抗战”主张之萌芽。遗憾的是，阎锡山“坚守死抗”的主张，与其他有识之士的抗日主张一样，并未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
其后，面对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阎锡山则以“自强救国”相号召，致力于经济建设，实际上也有着“守土”的意思，其内涵就是自力更生，增加国力，保家救国。正如他在为国民党中央拟订的“三十年防守国策”中所说：“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别无他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良以国力增加一分，在忍耐上减少一分痛苦，牺牲上增加一分力量，对压迫我者，亦使其增加一分顾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策划新的侵略计划——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在于征服全世界，通过“九·一八”事变占有了东三省后，他又得寸进尺，把侵略的下一个目标瞄准了无论是地理，还是经济、政治、军事都与东北密切相连的华北。然而，鉴于武力进攻的条件尚不具备，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与东北不同的作法，这就是一方面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扩张；一方面密谋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打着支持中国地方“自治”的旗号，扶植华北的地方实力派，诱使他们脱离南京政府，听任日方摆布，从而控制华北。
在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时，鉴于“他是旧时代的军阀，并在全国统一之后，曾有背离中央的经历，故而对之颇为看重。”这样，阎锡山就成为日本方面最寄予厚望的担纲人物。因此，“华北自治运动”一开始，日本就将阎锡山作为重点争取对象，频频拉拢。1935年6、7月间，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首先到并，访晤阎锡山，拉拢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头面人物。随后，日本陆军部满蒙课课长，以及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的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接踵而至，对阎锡山再行拉拢。1936年1月13日，日本驻津参谋中井，偕新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也飞到太原会见阎锡山。他们满以为鉴于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由来已久的矛盾所在，只要支持反蒋，他就必然会倒而向之。但事实却出乎日方意料之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就已奠定了民族存亡关头，只有“坚抗死守”才是出路思想的阎锡山，深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必将落得一个“千人所指，不病而死”的下场，为智者所不为。是故，他一方面对于频频而至的说客优礼有加；另一方面，则婉言“拒绝日本之华北自治”。
对此，徐永昌在与宋哲元谈论“华北自治”时这样说：“日人华北五省特殊化阴谋，其心目中之领导人物首为阎主任锡山，惟阎公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主张对日极力忍耐敷衍，但不出头负责，日人绝望于阎，转而寄望于商（河北省主席商震）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今则责望于宋（哲元）”。《蒋总统秘录》也作了这样的记载：“六月，日军对于华北五省当政者的政治工作，也还是进行的颇为起劲。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的阎锡山。二十四年六月下旬日本陆军省当局满蒙工作的负责人前往太原访问。其后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以及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干部，曾陆续到晋。不仅阎先生没有为他们动摇，反而在报端发表公开信，将日本阴谋揭穿。并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军事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想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呼吁中央，提高警觉。”
与对日方的态度相反，1935年4月，阎锡山受国民政府特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0月26日，赴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并受命参与拟定“三十年防守国策”（或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同年12月，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就是这一年的11月26日，阎锡山难得在南京逗留一个月之后，返回山西。翌日，即就此期间所见所闻及感想，对山西军政人员言及：“国难日趋严重，危亡可虑，而我晋绥首当其冲，郑重急切呼吁全体军民蜂起牺牲奋斗，死里求生，人人以卫国保家自任。”
1936年秋，打退伪“蒙古军”对绥东的第一次进攻后，阎锡山在给蒋介石的一份复电中，明确提及“守土”二字。他说：“晋绥自肃清共匪（指东征之役之后——作者）以来，积极准备守土，迄未稍懈。军民均有决心死里求生”。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演变，阎锡山在逐渐确定“联共、抗日”基本策略后，进一步将其“守土”的思想与“抗战”结合起来。1936年11月23日，他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采用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1936年12月28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后的第三天，阎锡山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发表讲话。讲话在提及西安事变终得圆满解决时，指出：“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应抱定人不亡我，我不惹人的弱国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正式在公众场合提出了他的“守土抗战”主张。此后，阎锡山又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形式，对“守土抗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诠释，并将其与“牺牲救国”结合起来，成为“七七事变”前后，山西朝野之共识。
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也就是说，面对日本的侵略，在财力、物力、经济力都不如人的情况下，要生存只能死守。“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就当在守上努力。”死守就要不怕牺牲，“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既不同于冯玉祥的“收复失地”，又有别于蒋介石“准备抗战”的提法，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含义。
首先，“守土抗战”不同于“收复失地”。阎锡山说：“能成功，固是该守土抗战，不能成功，也应该守土抗战。说到收复失地，也没有人敢说句不该收复，不过收复倒是对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对。失地是不敢不收复，不过收复可要预先打算打算，看有没有力量收复，打算之后，觉得能收复，那就得很火速的去收复，若打算后，觉着自己的力量不够，那就得看是什么不如人家？比方说预算不如人家，就得加大预算，国民的爱国心不如人家，就得加强国民的爱国心，人民的道德不如人家，就得提高人民道德，人民的体格不如人家，就得讲求人民的卫生，国民的科学知识不如人家，就得普及国民的科学教育，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
其次，“守土抗战”不同于“准备抗战”。阎锡山说：“事有万般，路只三条：一条是是非与成败相连的，两条是是非与成败分离的。这是非与成败相连的一条，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完全以成败定是非。那是非与成败分离的两条，统是不以成败定是非，一条是成功固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一条是失败固是失败，成功也是失败。以成败定是非，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必须审慎，到成功的时候才可为之。义之所在不容反顾者，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不容审慎，应尽力而为之。”“守土抗战”即是“义之所在不容反顾者”，所以“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的意思是倒因为果。抗战是为守土，不应因准备而不抗战，即不应因准备而不守土。”
再次，“守土抗战”还强调了“抗战”的全民性。阎锡山说：“我们今日没有打胜仗的把握，可以怨前数十年内当国者不负责任，没有与我们预备下相当的人力物力，这实在是前者当国者的大罪。若是我们不能打死仗，则不该怨前人，这实在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拼命的守土抗战。但守土抗战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实是全部分的责任，应当大家一齐努力。为保全国家，抱弱国的态度，不能不向人低头；但不能常向人低头，且常向人低头也是无益的。应当赶快踢破经常范围，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加紧自强，使我们的国家，与人立于平等自由的地位。”
除了对“守土抗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外，阎锡山还为在山西实施“守土抗战”，守住山西这块“土”，作了一系列物质的准备，极力加强山西的国防力量。
对于在抗日中山西之战略地位，阎锡山这样认识：“对日作战，山西在形势上应负左之两种任务：（一）为全国之要塞，应永久固守之。按历史上观察，山西地位之重要，不仅为华北之要塞，且为全国之要塞。以世界现势来观察，尤不仅为中国之要塞，且为东亚之要塞。诚以山西不守，则豫陕必相继沦亡，则大江以北亦非我有。江北既失，则江南亦不能保。此皆历史上事实也。至于就世界形势言，山西能守始有与苏俄谈攻守之凭借，盖山西若失，则日本在华北之势力，立足稳固，不惟苏俄希望我于开战时，威胁日本之侧背，完全绝望，且中俄间亦无以联系”。“（二）为全战线之一翼（即山西——洛阳——荆州之线）亦应坚固守备。按此种目的，仅以山西作全部之掩护而非与国家共存亡。但即此任务，亦非固守至相当时期，断难收效也。”“若负（一）之任务，则山西必抱全体牺牲之目的，以与国家共存亡。若负（二）之任务，则山西亦必抱定牺牲主义，以期固守。”
为保国家永久固存，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山西之防备力量。为此，除了扩大西北实业公司的军火生产，加紧制造国防武器，增强部队装备之外，阎锡山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加大军备预算，从1935年开始，在山西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绵长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基本完工。同时，阎锡山还在省内实施全民军训。基于“守土抗战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实是全部分的责任，应当大家一齐努力”的认识，从1936年底开始，首先对各机关公务员，一律施以军事训练。由军队上抽派军官，负责教练军事动作，并练习打靶。各县行政人员也是每天上军操，由警官担任教官。同时在各学校也实行军训，……当时规定高中一级以上的学生受军训，所以凡有高中班的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和助教，负责军事训练。训练科日分术科、学科。学科每周在课堂上讲授一小时，内容为典范令和一般军事知识。术科每周两小时，内容为制式教练、射击教练、刺枪和手掷弹教练等。每月会操一次。每逢暑假或寒假时，率领学生作野营或野外学习等动作。据一位在当时访问过太原的记者说，他在太原街上遇到的人几乎有一半是穿军装的。另外“阎锡山想把其军队扩充到十万人，再建立一支比其正规军还多两倍的民兵和一支由一万五千名学生组成的青年尖刀军官队”。阎锡山还为学生军训亲自编写了《军训歌》四首：
其一，操练本领
学生军训第一要齐整，齐整才能表精神。
托枪开步走，行军与宿营，抖起精神练本领。
其二，冲锋陷阵
作战须要全民总动员，人人均须上前线。
冲锋与陷阵，学生须当前，军事知识，学习为先。
其三，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交迫最当心，自古外患内忧引。
第一除汉奸，第二除坏官，欲御外侮，且清内氛。
其四，努力战胜
国家民族危险莫若今，挽救全赖我学生。
努力一战胜，民族可复兴，领导人民，死里求生。
组会救国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它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然而，另一方面，牺盟会又是一个戴着“山西帽子”，以阎锡山官办团体的面目出现的群众救亡团体，因此又与阎锡山是有联系的。
官办群众团体可谓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之一大特色。“九·一八”事变后，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面对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出于上述考虑，他觉得有组织群众团体，将其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必要。于是，在他的支持与许可下，从1932年开始，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员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阎锡山利用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操纵山西的政治方向，但是由于左派青年的积极活动，这些团体通过约请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王辑五等左派教授到太原，传播新的思想，特别是向青年学生讲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又汇聚了一批左派进步青年和青年领袖，这是阎锡山所始料不及的。
这些群众团体虽然同属官办团体，但是，由于阎锡山如同对待军政人员中的各派势力一样，对他们施以“制造矛盾，分散力量”，互相牵制的策略。因此，“各团体彼此不相联系，互相间时常发生冲突与磨擦”，以致难以协调领导。有鉴于此，1936年春，阎锡山又以“自强救国”相号召，将所有由他控制的群众团体统一合并，组织成一个新的团体——“自强救国同志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赵戴文任副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虽然没有自己完整的纲领，但由于阎锡山亲任会长，较之以前的那些群众团体，其“御用”性则更强，政治色彩也就更加浓厚。自强救国同志会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传阎锡山的政治主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逐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利于抗战的政治主张，如“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迎头赶上现代化的国家”；“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准备抗战”；“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等，自强救国同志会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救亡运动发展的作用。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时，原有各团体中的左派进步青年也都随各自所在的团体归并于其组织之下。
但是，由于自强救国同志会在实际上仍是由阎锡山的旧人员把持，加之成份复杂，人员参差不齐，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很有限。于是在会中左派青年的倡议下，阎锡山又同意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8月初，绥东爆发了晋绥军与伪“蒙军”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日本的侵略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存在”。在这危急的形势下，阎锡山进一步感觉到组织发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必要性，于是他提出“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并发布悬赏捉拿汉奸的通令，提出“第一除汉奸”的口号。明确改变了此前“防共”、“剿匪”的政策和提法，开始把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了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办的暑期训练班中，一些进步学员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提出要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因势利导，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救国会”。这正好与阎锡山的上述想法相吻合，从而也就得到了阎锡山的支持。但他提出，在组织名称上须作改动，认为以“牺牲救国”称之，更为合适。于是，团体名称根据阎锡山的建议定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6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上正式发起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同年10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召开宣传大会。新成立的牺盟会组织仍由阎锡山亲任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部干事、他的表侄儿梁化之兼任总干事。下设委员，委员由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担任。牺盟会虽然成立之初仍是阎锡山的“御用”团体，然而他却与自强救国同志会不同。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青年的实际工作，牺盟会一开始就有了自己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纲领，宣布“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本省民众将于此项组织下，实行总动员，铲除汉奸，武装抗敌。”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和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更从此扩大到全国军民的大团结。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
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纷纷致电表示祝贺。同时“却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感到愤怒。日本除指令其驻太原特务机关直接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外，还由其外务省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蒋介石的外交部即打电话给徐永昌，要徐问阎锡山是否知道这件事。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这时把阎锡山包围起来，对他说：那些青年胡闹，给你闯了乱子！并乘机要求取消牺盟会。”由于各方面的非难，牺盟会刚刚成立，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起来，就被迫停顿。
然而，既要抗日，就要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要发动群众，组织民众。于是阎锡山又采取了一个能够左右逢源的新策略，这就是：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希望把牺盟会这个组织办得有声有色。而要做到这一点，靠山西的旧班底不行，必须大胆延揽共产党的人才。于是，在允诺筹建牺盟会的同时，他想到了曾经被他通缉的共产党人薄一波。随即便派薄的同学郭挺一去北平寻访，请薄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原名薄书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阎锡山“清党”时被迫离晋，同年8、9月间，与其他几十名共产党员一起受到山西当局的通缉。1931年因工作需要薄一波曾潜回山西，被当局侦知后，再一次受到通缉。也就是在这一年，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阎锡山派人到平时，薄一波与其他一批共产党人经中共党组织营救，正在准备出狱。
薄一波出狱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了阎锡山的邀请，回晋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薄一波先于1936年9月回晋考察了40天左右，通过各种关系，广泛接触了所认识的与阎有直接接触的朋友，对阎锡山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摸清了山西确已形成可以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然后，薄向梁化之提出并请他转告阎锡山：表示愿回山西工作，但还需要回去同“远方的朋友”商量一下。薄回北平后，立即通过组织向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经北方局决定，薄一波和由薄一波选择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人一同到山西，以抗日活动家身份，帮助阎锡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1月3日，薄一波等到山西后，翌日即受到了阎锡山等人的约见。阎锡山对请来的客人表示了欢迎，薄一波笑着说，在山西对他是有通缉令的。阎锡山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的。当薄一波向他提出三点要求（“约法三章”），即：第一，这次如果回来，是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必须保证所用之人的安全时，阎锡山表示同意和接受。同时阎还答应了薄一波与几个“找来”的朋友一起工作的要求。这说明阎锡山事实上已经默认了薄一波延揽共产党人到山西工作，也就表明阎锡山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于薄一波等“是阎锡山请来工作的，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而是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山西来的；他们同阎锡山自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可以说是阎的部下，但不是一般的部下，而是特殊的部下，因为早有前述的‘约法三章’。当阎方提出要按上宾的规格定他们的薪金时，他们表示是来帮助做救亡工作的，不是作客，不要高薪。他们知道，作客的，地位、薪俸高一些，但没有实权，做不了实事；反之，不作客人，地位、薪俸低一些，但有实权，能干些实事。对他们的这种态度，阎锡山是满意的，他自认为是选对人了。”这样，薄一波等人在山西积极开展工作，逐步与阎锡山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挂着“山西牌子”，“讲山西的话”，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
开始工作后，薄一波等人在征得阎的同意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仍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但实际上由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主持工作。这样，牺盟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之间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由中共通过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牺盟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36年底开始，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
牺盟会在成立初期，在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培训救亡骨干和军政干部的工作。
为了对军政干部实施培训，以适应抗战的需要，1936年6、7月间，阎锡山成立了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委员会由他自兼会长，下设政治助理和军事助理，前者由赵戴文担任，后者由杨爱源担任。薄一波回到山西接管牺盟会后，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随即，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逐步纳入了牺盟会工作的轨道之中。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下，牺盟会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要者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
在这些训练班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是以阎锡山“村政”的名义命名的，属于阎锡山训练基层政工干部的机构，因此，阎锡山：对其十分重视和关注。在训练班开办期间，他曾多次到场讲话。关于为什么要办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他这样说：“今日敌人侵略下的晋绥，就应该趁尚有办法之前，很快的唤起民众，一致救亡。……该谁出来抵抗敌人的侵略，不用说，谁也会想到用兵抵抗。可是晋绥只有十万兵，到这些兵抵抗不住敌人的时候，又该谁们去补充。你们想想，国是大家的国，事是大家的事，兵并不是为兵而打仗，乃是为保护国家而打仗。到了兵保护不住国家的时候，人民还能不受亡国的祸害么？你们想谁愿受亡国的祸害，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的。不愿意，那就得人人起而自卫。到了今天，本该是人人起而自卫的时候。可是看我们的人民，还是自私自利，你不管我，我不管你的各自为谋，不知自卫为何事。在这里，我们要教老百姓知道自卫是不可缓的，只有唤起他们。至于如何唤起他们，那就是你们今天应该负起的责任。”因此他要求参加训练的村政协助员：“教老百姓明白爱国就是爱自己，拿钱是为了自己，出力也是为了自己，把一片散沙的民众变成一块胶石的民众，保卫晋绥，巩固国防，保护自己。完成伟大的救亡任务。”
训练班共招收两批学员，大约1000人。村政协助员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就分到各县去工作。主要任务是：“（1）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地把亡国灭种的危险性和抗日救亡的迫切性告诉民众，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2）发展牺盟会会员，用十人团（即一人发展十人，十人发展一百人，以此类推——作者）的方式，组织一百万会员；（3）选择会员中间民族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者，介绍其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招收名额为两万人（这是阎锡山提出的武装民众计划，要两万名连排级干部，五万名班干部，三十万名国民兵）。村政协助员派到各县以后，牺盟总会又派出几位巡视员前往各地，分别检查和帮助他们的工作。总会还创办了《村政协助》刊物，对村政协助员的工作起了协助作用。”
这些训练班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为山西培养了近万名基层军政干部。这批干部经过训练，都初步具备了进行群众工作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素质，先后充实到后来成立的山西新军和地方政权中，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骨干力量。
在此期间，阎锡山还在牺盟会的促进下，释放了一批关押在山西监狱里的“政治犯”。如前所述，从加年代共产党诞生起，阎锡山就一直在山西推行反共政策。到1936年底1937年初，被关押在太原的“政治犯”已达二三百人，这些“政治犯”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王若飞在内。为了把这些“政治犯”救助出狱，薄一波多次找阎锡山谈话，向阎表示山西的抗敌救亡运动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而这些“政治犯”又都是爱国的有为青年，他们却被关在牢房里，这和山西目前的政治形势很不相称。既以抗敌救亡相号召，并愿和共产党合作，就应该把这些“政治犯”全部释放。阎锡山则认为：蒋介石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没有释放，山西也不能放。薄一波又向阎锡山表示目前山西的做法与蒋已有不同，山西可以做得漂亮一些，首先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经过多次协商，阎锡山首先同意释放王若飞。随之，也同意了释放其他“政治犯”。1937年4月，阎锡山在全国首开释放“政治犯”之先例，释放了关在山西陆军监狱里的王若飞。接着，关押在太原的其他“政治犯”也分批被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
由于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青年的积极努力，由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需要，牺盟会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1937年2月，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到太原访问，他对于太原和山西省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现在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齐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歌唱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作法，普遍到全省。”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对此则作了这样的记述：“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像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绥远抗战
绥远1928年分省，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归绥）、包头两市。绥远不仅以畜产丰富闻名中外，且盛产云母、军马、小麦等战略物资。同时，由于与外蒙古接壤，又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早在1927年，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就在其预谋侵略中国的《田中奏折》中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其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里所说的“满蒙”就是指我国的东北以及包括绥远、热河、察哈尔在内的内蒙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为实现所谓的“满蒙”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染指内蒙。1933年夺取热河全省，1935年又陷察北。其后，日方又进一步拉拢、扶植绥远苏尼特右旗扎萨克王位的继承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作为傀儡，利用其建立“蒙古帝国”的野心，煽动蒙古独立。1933年7月间，德王为了在日蒋之间独树一帜，拉拢部分王公代表，召开“自治”会议，以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震惊全国。当是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无暇北顾绥蒙，被迫同意成立了管辖蒙旗事务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于是，德王便以此为资本，与日本方面私下交易，接过日本人赠送的5000支步枪和50万元钱，在察北组成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聘任村谷彦治郎以下200余名日本军人为各级顾问。伪蒙古军成立后，在日本关东军和驻蒙绥特务机关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到9个师，外加1个炮兵团。与此同时，日本为完全控制内蒙古，还收买绥远五原的花花公子王英作了汉奸。任王英为所谓的“大汉义军司令官”，在察北招收土匪，组织了伪“大汉义军”。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以伪“蒙古军”和伪“大汉义军”，在伪满热河之骑兵的配合下，进攻绥东，占领绥远。
如前所述，绥远自1926年为晋军所占起，即成为阎锡山治下不可分割的部分。绥远的存亡既是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更为阎锡山地方个人利益之所系。因此，在阎锡山看来，绥远和山西一样，自然属于他的必“守”之“土”。日伪对绥远的觊觎和“磨刀霍霍”，也就自然是阎锡山所不能容忍的。从其“守土”的观念出发，抵抗和反击也就是必然的。
1936年夏初，德王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和操纵下，加紧扩军备战，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侵绥部署。同时日本的特务活动也更加猖狂，日军的飞机不断在空中侦察，汽车连夜赶运物资，调动部队，潜伏各地的汉奸也蠢蠢欲动。鉴于绥远的危机，傅作义于6月1日赴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秉承一切。当时副委员长阎立下决心，誓保国土，绥省重要城镇，各筑永久工事。”是年7月底8月初，经过一番筹划，伪蒙军首次犯绥，进攻傅作义所部驻守之土木尔台和红格尔图。对此，阎锡山不仅以傅作义部组织抵抗，而且命其骑兵赵承绶部予以配合，彻底将之打退。是为绥远抗战之前奏。
8月的进攻，对日伪来说只是一种试探，其后必有大举侵绥的行动。阎锡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于9月14日“上蒋委员长函”中指出：“自王英匪击溃后，绥远晋北，表面上虽较沉静，然日方积极招匪调兵，预备甚力。盖以王匪试探我方决心，以作其准备之标准，恐秋冬之交，必再来犯。”进而提出：“预估敌人最大兵力，不过五万，日军参加，不过一万左右。山意对彼第一次来犯，必须暗集七万以上兵力，出其不意一击，始能迅速战胜，或可期其暂不来犯，使我得以从容布置”的对策。并主张从全局考虑，以“统一国论”、“制止汉奸”、“下令征兵”、“非常财政”对之。同时，指定晋绥军“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挺战之部队”，并指出“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并召集“晋绥全体军官，轮流到省听训，谕以：‘我们要为国家尽责任，我们要为责任牺牲，全体官兵应成功以尽责任，成仁以保人格’。同时手谕在绥各将领云：‘我决无保留晋绥军的实力，到他省苟活的意思，告我全军遇敌作决死战。’”
在此期间，应阎锡山所请，蒋介石派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也入绥作战。
此后，阎锡山进一步关注着日伪动向，并随时与在绥远的傅作义通报敌情。在10月8日给傅的一份电报中，明确向傅通报：“（一）张北特务机关长调任化德军政府科长，遗缺由植原继任。（二）冬日张北田宝昌征来蒙兵幼军及精壮者各二百余名。（三）王英匪部三个骑兵团六、七百名，枪马齐全，现由各乡村移驻张北宙滩。（四）李守信扩充机炮大队，计分十二连，每连百六、七十名。（五）张北现停载重汽车六、七十辆。（六）张垣之汽油多被日人买去，运往商都（属察北境，伪蒙军基地——作者）。并闻日本唐克车五辆，由化德开往张北。（七）驻热河张海鹏部，准备向察省出动。”
10月11日，根据日益紧急的敌情，阎锡山电令绥远方面颁发战斗序列如下：
（一）兹任命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第一路所部为三十五军，附第二零五旅（欠四零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个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
（二）任命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十三军，附七十二师，及炮兵二十七团。
（三）任命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六十八师附炮兵二十四团，及小炮一、三两中队。
（四）任命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七十师（欠二零五旅四零七团），附独立第八旅。
（五）任命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一师、第二师及第七师。
并于是月23日，电报蒋介石，称：“长密绥远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玖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已令傅主席遇有敌探，立即拿获枪毙，倘果入境来犯，即予迎头痛击，追踪追剿，与钧座硕画幸相同也。”
至此，在阎锡山的主持部署下，绥远前线各部队已呈严阵以待之势。然而，一贯谨慎从事，此时又以“守土”为行动准绳的阎锡山并不急于发动战事。他在11月3日，复蒋介石2日“请酌收复百灵庙（绥境重镇，德王把持之蒙政会所在地——作者）之时机”冬辰电的电文中说：“长密百灵庙地居绥境，任德王以蒙政会驻在地为借口，屯兵聚粮，为将来西进南犯之根据地，关系至重。惟以山预料下令之日，德王或即宣布独立，借日军抗战，不免有对日挑动真面目战争之虑，利害亦关重要。
山意现在伪匪军果不出钧座所料，有所发动模样，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较为有词。”此电所持方针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后并以此执行。
就在阎锡山静观敌之动向的时候，11月5日德王借口百灵庙特税改路事，向傅作义发出挑战性的通牒。阎即电傅指示：“德王此电显系开衅之先声，师直为壮，我方自当一一明白答辩，免为所诎。惟原电所列各点，此间有不甚详悉者，应由执事饬拟辩驳电稿拍来核定再发。但文首必要的话，须说出者为：‘自来辩难之文，有强词夺理者，未闻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颇引为憾也。
兹特分条答复如左，幸详察焉云云。’至百灵庙特税改路一事，系商人因绥蒙交涉纠葛为时太久，自由变更路线，我所深知，当予据理答辩。其余应变各节，及不能应允之无理要求，亦须振振有词，使中外共见共闻，知其曲不在我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事已至此，日伪大举犯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1月15日，经过周密的部署，王英率伪军5000余人，在日本驻察北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直接指挥下，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由商都出发，向绥远门户——红格尔图进攻。驻守红格尔图的晋绥骑兵赵承绶所部根据事先部署，奋起反击，是为红格尔图保卫战。绥远抗战由此正式拉开战幕。
红格尔图保卫战，由于守军的顽强作战，经过三日激战，以伪军的败退而告结束。该战之后，日伪军集结于百灵庙，准备更大规模的犯绥。
在红格尔图激战正酣之时，11月17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太原。这是蒋介石第二次亲至太原。此前，于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首次到山西，逗留4日，其间还在阎之陪同下，至五台河边村，拜见了阎父。这次来晋，主要是商谈绥远及与日关系问题。就在飞并的前一天，11月16日，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要求：“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蒋介石此番来晋面议，与阎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
11月18日，蒋介石结束太原之行，乘飞机返回洛阳。晋绥方面随即开始部署收复百灵庙的战役。
23日夜，傅作义部孙兰峰旅、赵承绶部孙长胜旅经过300余里的长途行军，抵达百灵庙外围。午夜，发起总攻。经过十余小时之激战，于次日上午胜利收复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乘飞机逃脱，残敌败溃。整个战役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获日伪军200余人，并缴获大量日伪文件和弹药辎重。此后，晋绥军又乘胜出击，以孙长胜骑兵部队一举收复了百灵庙以东日伪盘踞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大庙。基本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
绥远抗战以打退日伪进攻，进而收复百灵庙等地的胜利载入史册，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对于绥远抗战，阎锡山作为晋绥军政首脑，不仅力主抵抗，主持部署，而且带头捐输。就在收复百灵庙前的11月17日，他将其父遗产87万元（阎锡山之父阎子明，于1934年12月17日病逝）以其母的名义捐给绥远前线，“以作御侮之用”。在他的带动下，晋绥军将领纷纷解囊：赵戴文捐款1.5万元，王靖国捐款4万元，杨爱源捐款2万元……。太原市各学校还纷纷成立学生救国会，停火、节食。募捐运动还由学校普及于商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敌将士，已成为太原人的中心任务！”
绥远抗战的爆发，犹如平地一声春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当时，以舆论为先导，以募捐为主要形式的援绥抗日运动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由于对绥远抗战的主持领导，阎锡山一时声名鹊起。“从11月中旬开始，许多地方如杭州、上海、广东等地都派代表来太原，甚至亲来绥远慰问前线部队。代表团肯定地告诉阎锡山，绥远的抵抗就是保卫全中国，并且鼓励他继续坚持斗争。许多代表团还给阎带来大量的资金，这些钱都是作为全国‘援绥运动’，为前方战士捐献一天工资的口号下而募捐起来的。此外阎还收到好几百份，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实力派们及世界领导人的电报，赞扬他和傅作义将军敢于反抗日本，晋绥军杀退敌人的拼搏精神。《中国周刊》载文说，绥远抗战发生后，全国人民即一致动员起来支持英雄的保卫者。《华北通报》载文说，许多人们都看到，在绥远的抗日运动中，阎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调停”西安事变
就在阎锡山以“守土抗战”相号召，主持发动绥远抗战，名噪一时之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演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国内外各种势力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姿态和反应。支持张、杨者有之，谴责张、杨者有之；主战者有之，主和者也有之。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阎锡山则是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的。
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一方面以其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另一方面分别致电各地方实力派，“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对于阎锡山则不仅致以张、杨联署致各地方实力派的“靖机电”，而且以张学良个人名义另致“元未电”，进一步说明情况，请求得到理解和支持。张、杨何以对阎锡山这样“器重”呢？事情起源于双方在“停战抗日”问题上的共识。
从1935年开始，张、杨奉命在陕北“剿共”，同时阎锡山出于“防共”的需要，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派晋绥军5个旅的兵力入陕作战。然而，在与红军的交手中，无论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抑或是杨虎城的西北军，都难逃出师不利的“厄运”。从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的败北，到红军东征晋绥军的不支，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得以先后站在了同一的立场上——摒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阎锡山与张、杨同属地方实力派，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一样，既有过合作，也有过对抗。中原大战中反蒋与拥蒋的分歧，再一次使他们处于对立的地位，隔膜经年。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双方在1936年前后，却越走越近，关系日渐密切。从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
值得指出的是，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的这一系列接触，是以商计“剿共”开始，却一步步走向其反面的。1935年10月7日，张学良在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5天之后，即亲自驾机飞抵太原，“商陕北剿匪事”。接着，次年1月8日至11日，张学良、杨虎城联袂赴并，与阎锡山“会谈剿匪事”。
很明显，张、杨与阎锡山的上述两次接触都是以商谈所谓的“剿共”为目的的。但是，此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取得了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具体成果；同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阎锡山在红军东征的打击下，感受到了新的威胁，开始考虑政策的调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4月29日，张学良再一次亲驾飞机到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张学良此行虽在名义上仍是与阎锡山会商“剿共”军事，然而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真正目的是试探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的态度。1个月后的5月27日，张学良再次飞并，进一步与阎交换意见。与此同时，6月，杨虎城也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向阎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双方在新形势下的这些接触虽然还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却达成比较接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6月6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肯更甚焉。”正因为这样，对于杨虎城的秘书他如是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此后，张、杨，特别是张学良，与阎锡山反复联络交换意见。李金洲作为张学良的秘书，以“私人”身份几次往返于晋陕之间。据李金洲回忆，就在张学良第四次到太原之后不久，他受张之派往并，“相机与阎锡山晤谈”。到太原后，先行拜访了山西省主席赵戴文（1936年5月27日徐永昌赴南京任职，赵戴文继任山西省主席）。赵称：“阎主任时以剿匪非计为念，理由为对内则将来无对外也。”继而在赵的陪同下与阎锡山面谈。阎锡山在谈话中，除表示了上述看法外，还嘱转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当张学良得知这一切后，“颇有喜色”。10月初，张学良再派李金洲并戢翼翘，携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张在信中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当时正值绥远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张学良同时允诺援助绥战。因而阎锡山在复函中称：“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暑去寒至，时过境迁，几番往来，几经交流，可以说阎锡山与张、杨之间在“停战抗日”问题上初步取得了共识。正是基于这一点，10月31日阎锡山方与张学良一起向蒋介石进谏。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在此之前，蒋氏为督饬张、杨继续“剿共”，以避寿为名，先到西安，再飞洛阳。然而“避”之不及，众多军政要员还是要进行祝贺的，阎锡山也不例外。借赴洛给蒋介石祝寿之机，他偕徐永昌、傅作义于蒋氏寿辰前一日乘包机先赴西安，对张、杨的多次太原之行进行回访，同时进一步交换意见，当晚同乘专列沿陇海路东行洛阳。在蒋介石的祝寿典礼完毕之后，阎锡山履行与张之诺言，联袂晋见蒋氏，并就停战抗日问题向蒋进谏。岂料其时仍一心要“剿共”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谏言，厉声责之：“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与张学良寄予很大希望的进谏不得不就此划上句号。进谏没有结果，两人均感遗憾。在此情况下，他们之间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阎锡山最后对张学良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
正是由于上述这一系列的铺垫，加上晋陕之间在地理上的密切关系，张、杨在事变爆发后，同时发出两电给阎，希望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发动兵谏，扣留“元首”，其事非同小可，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消息，阎锡山接电后大感意外，吃惊不小。遂连夜召集紧急军政会议，探讨事变真象及其对策。会上，阎锡山表示了对张学良此举的不满，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作者）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
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
张、杨在收到阎锡山的回电后，先于15日以“向亥”电回复，一则表示对绥远抗战的“佩仰”，一则解释“请蒋暂留”的目的——“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继而于17日以李金洲为代表赴并见阎，面陈详情。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受到南京方面的注视。事起突然的西安事变，由于蒋介石的被扣，使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变成权力的真空。国民党政治集团内部依照不同的利益关系，迅速分野，出现了旗鼓相当的两派势力：一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一是以孔祥熙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首的主和派。两派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和战问题上争执不下。于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遂成为解决这次事变的关键所在。阎锡山作为当时实力派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人选，加上山西与陕西之间不可分割的紧邻关系，他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时任行政院长、主持南京政务的孔祥熙所说：“阎伯川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亦如何应钦、孙科在致阎的信中所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切即日向汉卿剀切劝导。”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12月13日，孔祥熙在与阎锡山通报情况时，就明确指出：“我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乞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办法相商，称：“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14日，孔祥熙再次电阎：“弟意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即希迅速密加运用，或派妥员即往尤佳。”15日再电阎：“务乞我公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在连日文电相商催促的同时，孔祥熙与何应钦达成一致意见，派黄绍骇、莫德惠等专程前往太原与阎锡山面商一切。
这样，事实上在事变一开始，阎锡山就被推上了调停人的地位，阎锡山自己也顺水推舟，开始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
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同时，以“寒午电”致行政院长孙科，称：“元电诵悉，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允应适宜。”并将致张、杨“寒电”抄送转达。在孔祥熙提出促使蒋介石先转赴并的转圜意见时，他又立刻表示了赞成的态度。
12月17日，张学良的代表李金洲到达太原。阎锡山在听取了李对事变的详细陈述后，“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命令秘书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同时，准备以赵戴文、徐永昌为代表，于18日同李金洲一道去西安，参与解决事变。后因代表去陕“能与委座单独谈话”的要求未得到西安方面的明确回复而将行期推延。
就在阎锡山准备派代表随李金洲一同赴陕之际，南京方面决定派黄绍螗“赴晋与阎面洽”。鉴于情况有变，阎让李金洲先行返回，约定20日再来并接赵、徐。
此后，阎锡山继续与各方接洽，履行“调停”之事。
12月19日，致电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称：“皓电诵悉，营救介公出险，为目前第一要义，尊见至佩。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原则尤为切当。弟致张、杨寒电，杨承察及。昨汉卿代表来晋，谈次察知汉卿颇有悔过之意，但尚不能认为确有解决之方。辱承垂诿，当勉力为之，尚乞随时指示，俾利进行。”m.chuanyue1.com
12月20日，致赵丕廉“号电”，说明：“顷接汉卿、虎城皓申电：李君金洲返，具述尊意及经过情形，敬悉。洞察愚情，指示周挚，感佩非可言谕。良等愿再为公告者：一、抗日之外，绝无他图。为抗日而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二、决不造成内战。兹事体大，动关安危，惟望我公不弃，切实指教。”
21日，再致电赵丕廉，称：“顷接汉卿号来电。文曰：效电尽悉。李秘书金洲因今日天气不佳，拟缓返并。谨复。等语。当复一电。文曰：接号来电，知天气不佳，致阻来使。鄙意为国家计，非使现在僵局善化，不能上一致救国之途径。特复。等语。”
另于同日致电冯玉祥、居正等，表明：“辱承垂诿，谨当在中央严整纪律之下，竭尽绵薄，不顾一切，营救介公脱险。但恐心余力绌，有负尊命耳。季宽兄今日可到，一俟晤面，当秉承中央意旨，迅速执行。特先奉复。”
12月22日，鉴于先是“天气不佳”，再是“福特机现因端纳南返，已飞南京”，赵戴文、徐永昌一直未能成行，阎锡山决定先派傅作义前往西安。他在就此事给赵丕廉的电报中说：“顷接汉卿来电云：福特机现因端纳南返，已飞南京，次陇（赵戴文）先生及次辰（徐永昌）兄如何来陕，并何时可到，尚乞裁复。等语。我意汉卿代表现未再来，而于次陇等能否单见介公一节，又无明白答复。傅宜生与汉卿个人私交尚好，拟先令其以代表前敌将士名义赴陕一行，打开僵局。次陇、次辰俟察知机宜，即行前往”。傅作义在接到阎锡山要他赴西安的指示后，准备先飞太原请示后再作行动。不料，所乘飞机因迷失方向中途误降河北易县，及至25日方才返抵太原，此时蒋介石已在张学良的护送下离开西安。
就在阎锡山以调停人的身份周旋于各方各面，以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相号召调停于宁、陕之间的时候，局势一步步走向明朗化。一方面，已与张、杨在事实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制定了促进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17日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作为第三方面，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表明了自己和平解决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支持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立场。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内部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抗衡，主和派占了上风。以孔祥熙和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通过蒋介石的英籍澳人顾问端纳直接与西安建立了联系。在端纳先行赴陕之后，宋子文、宋美龄也相继到了西安。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作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原拟派往西安的赵戴文、徐永昌也就再未成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推动下，在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各个方面力量的促进下，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的口头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此为标志，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解决而告结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识的必然结果。虽得力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以及各个方面的促进，但阎锡山作为调停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对此，毛泽东在于12月22日写给阎的信中这样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倡言“自强救国”
1937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临近，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在地处“国防第一线”的晋绥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年元旦，阎锡山就此拟写“遗呈”，“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守土抗战”、“加紧自强”。他说：
吾国自“九·一八”以来，已五阅年矣。国家一切虽属皆有进步，究不足以独立图存。列强均势不可久恃，立国必须独立自存。始能有国可与，自非速谋自强，不足以图自存。盖不速恐时不我与也。日本国际法家芦田均在中日亲善之座谈会上，曾云：日本今日之力量，尚不足以并吞中国四百余州，必须再进步十年二十年方能。此本老成训诫其少壮之语，乃仅为我留十年二十年之余地，我国必须乘此图存。应踢破经常范围以图自强，而自强之道必须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国家预算为国家富强文明之根据，不加大预算，国家富强文明难期发展。民众武力为抗敌御侮之实力，若不武装民众，则抗敌御侮难以成功。欲加大预算，必须变负担为资本，人民始能乐从。欲武装民众。必须使人民知今日之亡国，非抢夺政权，实攘夺国民经济，“那个朝廷不纳粮”之心理，应使其确实改变。区区之意，留呈中央。供诸同志之参考。
1月2日，傅作义因日本驻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代“关东军要求成立防共协定、斡旋察绥”电阎锡山，请示“对此应如何应付”。他在收的傅的电文后，当即回电，命令：“对羽山应由接头人转达祸害东亚之和平者，诚然莫过于共产主义（傅作义转达羽山之语——作者）。但关东军若与绥方有所协定，及暂任察绥之斡旋，皆足以扬共希望，仅以同情为助力，则获益良多。无论有何形式，皆不利于防共。至于德王原出彼之西犯，并非出之我之东攻也。但我方环境，只能承其攻击而尽力抵抗，不能与其协商也。”要傅作义以强硬态度拒绝关东军的挑拨与要求。
此后，阎锡山在不断倡言“自强救国”的同时，加强了训练民众的工作，进一步支持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就是这个时期创办的。他在对民训干部教练团的讲话中说：“去年北平学生慰劳绥东前敌将士代表，及晋察绥三省慰劳绥东将士代表，先后提出愿到前线牺牲。我告以牺牲不是抗战的目的，抗战要求胜利，必须先获得军事知识和技能，抗战才有更大的意义，所以才有民训干部教练团的组织。大家知道：我们是弱国，应该自卫，进而自强。尚须踢破经常范围，加紧努力自强。”
1月28日，阎锡山呈请国民党中央，将原为“防共”而组织的“防共保卫团”改编为“陆军”。
如前所述，绥远抗战的胜利进行，几乎轰动了整个中国，援绥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举国上下一派抗日激情中，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通令嘉奖抗战将领，阎锡山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等宝鼎勋章”，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被授“二等宝鼎勋章”。
3月15日是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3月14日，阎锡山作为晋绥两省的实际统领者，与前一天到达太原的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一道前往绥远首府归绥，出席大会。
绥远虽自1926年以来一直属于晋军之势力范围，但阎锡山本人则大约从辛亥初年转战绥包后，再也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此番到绥，抚今追昔，他感慨良多。对此，阎锡山在《告绥远民众书——牺牲奋斗守土抗战》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我近年时常想来看看绥远的民众，但总找不到机会，直到现在，才得如愿以偿。此次我来绥远，和民众们见面，所感到的“愉快”，要比我过去所走到的任何地方，都增高数倍；和民众们谈话，所感到的“兴奋”。要比我过去和任何人谈话，更超过几分。
我们绥远这次守土抗战，红格尔图的坚守，百灵庙大庙的克复，捷报传扬，海内外同胞，欢欣鼓舞，各省市方面，不远千里万里，捐款项，备礼物，派代表，前来绥远，慰劳我们的抗战将士，甚至救死扶伤，到兵营医院去服务；全国对于绥远的热烈援助，已经为人人所看到。这种伟大的感召，固然应归功于前线为国牺牲各忠勇将士，但是我们绥远的爱国民众，一部分能同军队一样的到前线拼命打仗，如兴和县守庆余乡的服务队。及各县帮助军队作战的保安壮丁服务后备各队，暨各民团，屡次奋勇抗敌参加大战；一部分能精诚团结，巩固后方，一心一德来做前方战士的后盾；这和到前线拼命，一样的可嘉可佩！敌势所以不致蔓延成患，并且能够迅速扫荡，恐怕不单纯是由于惧怕我们军队的威力，实在更因为看到我们绥远全省的民众，有壮烈的牺牲心，和坚强的团结力，不能再容许他们一逞的缘故吧！
绥远和山西，壤地相接，不仅是西北各省的门户，实为全国的国防要塞；在昔绥远，本是山西的一道，民国成立，析置为特别区，近年才改为省区；但是不管他的名称如何更换，在地理上，两省所形成的密切关系，是永久变不了的；而且还不止地理一方面，两省需要互相扶助的密切关系，那是更多更多。现在国难日益严重，几乎是全国的难题，一时都集中到晋绥，并且要在晋绥解决；我们晋绥民众，非本着共存共荣的心理，有真确的认识，密切的联合，牺牲的勇气，奋斗的精神，那就绝对不能过渡这个空前未有的难关！
我常想：绥远要安全，必须赖山西作后盾；山西想图存，必须先能保绥远的稳固。这次绥远抗战，绥远民众，在前方出了很大的力，牺牲了很多的人，山西民众在后方出了不少的钱，结果击退了敌人，夺回了我们自己的许多国土。从这件事实上，更可证明我们晋绥两省，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渡过此难关；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死里求生；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担当我们在“国防第一线”应负的重大责任！
阎锡山在归绥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说：“此次来绥感想有二：第一绥远本是山西旧日的一道，划分为省，原期以国家力量发达绥远，以固疆圉，现在尚未能做到，我心上感觉得未能十分的满意。第二此次追悼阵亡军民，全国人士，十分注意，尤其是新闻界来宾很多，觉得我们的民族意识很发达，这就是民族意识的巩固。”
3月15日，归绥5万群众在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隆重集会，举行“绥东抗战胜利阅兵大会”暨“绥东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追悼大会”。阎锡山出席了这次大会，一起出席的大会的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有各省、各地方实力派及社会各界代表，盛况空前。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始。继汪精卫之后，阎锡山发表讲演，向大会致词：
亲爱的将士们！
我们定住心想想：今天的守土抗战是不是已经成功了呢？此后的绥远是不是已经能够过安心的日子呢？全体将士们！我不如此想，我相信你们也不如此想，希望你们不要如此想！
当敌人的炮火打到我们的家门的时候，我们应该守住我们的领土，这是不能计较利害的对。从去年八月以来，赖诸将士忠勇抗战的精神，获得土木尔台、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数役的胜利，因而使得我们绥远人民在今天还能过较安身的日子。诸将士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九·一八以来的教训，应痛下守土抗战的决心！我们要更加努力准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领土！
将士们！四百多军民在这次抗战中是牺牲了！可是由他们的死。换来了绥远的安宁，换来国防第一线的巩固。亲爱的将士们！死难军民遗留下的这些产业，是要我们加力保护的，是要我们继续他们的大业而发荣滋长的；不然我们怎能对得起死难的英雄？怎能对得起四万万同胞对我们的热望？
亲爱的将士们！死难的英雄，给我们下了自强救国的种子，我们要培植他，灌溉他，使他发芽，以至于开花结实；我们要对得起死难的英雄与四万万同胞的热望，我们只有振奋起我们军人勇气，继着阵亡将士的精神，努力准备，为国奋斗！
3月16日，阎锡山在归绥接受新闻记者采访。
3月17日，阎锡山先后出席绥远党政军各机关学校联合升旗典礼和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发表题为“自力更生发达绥远”和“发达教育、增大生产、今世亡人国家的动机与方法”的讲话。当日在结束绥远的活动后，返回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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