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
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皮钧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
“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最高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恺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
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的宪政并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模式，反而是“集权者的尺码从XXL换成了地方无数小S号”。这个100多年前改革者面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认真提出，只能说明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在百年前的革命中解决，甚至，很多问题不是革命能够解决的。ωＷＷ.chuanyue1.coΜ
因此，改革的落脚点一定是问题，离开问题的改革都是臆想。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筹码阶层”。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把改革的阻力笼统归于体制因素或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因为这样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的人，往往断的是毛发！改革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东西，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一些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任何离开人的研究都是歧途。
事实上，改革的对象，是“筹码阶层”。
所谓“筹码阶层”，就是这样一群人：除了被施舍或者占有，他们没有能力生产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筹码”，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任意“卖出”自己。他们不是普通的懒汉——懒汉只是好吃懒做，而他们崇尚投机取巧，并且把满足私欲的一切行为也冠以“劳动”这样显贵的名号；他们也不是普通的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只是在占便宜，而他们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付出改革的成本，自己获取改革的利润。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只是看人下注、因人成事。他们不是发展的动力，却自认为是成功的筹码，甚至还要独占胜利的荣光。本质上他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但平时在人群中却不易被识别和区分，甚至很多事业被葬送的时候，还难以被人察觉。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
“筹码阶层”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是创新的最大敌人，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懒政怠政的主要人群。他们是个人私欲的奴隶，却要摆出历史主人的派头；没有为历史开道的能力，却要享受创造历史的荣光。其实，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深刻洞察。范雎在其著名的《献秦昭王书》中就深刻指出：“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所以昭王罢黜尸位素餐的穰侯而起用一代名相范雎后，史载：“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如果不能在改革中摆脱“筹码阶层”的束缚，任何政治进步所赢得的民心都将被挥霍殆尽。
我们在雪珥先生的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阶层”的种种嘴脸。今天所遇到的官僚体制、政商关系、社会板结、文化虚无、奢侈浪费，都能够在百年前清末的改革中看到重重迷影。
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历经百年的变革，也并没有取得对这个阶层改革的实效。
改革的边界
改革是有边界的——底线就是避免“始变终乱”，从而引发革命。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存续”，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二者的目标和手段完全不同。因为“改坏了的改革”而引发革命，这在历史上不在少数。但此中得失是不能在革命中寻找的，只能在改革中寻找。因为革命者并不关心改革者关心的问题，二者立场大相径庭。旧王朝的解体和旧体制的崩塌，并不必然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在新体制中继续存在。
改革如马拉松，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看清其本质。好在中国的历史足够悠久，后人可以跨三代研究（正反合）。如宋代研究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衰败的根源，由此把改革的矛头直指“节度使”制度，从而形成“抬文抑武”的体制。结果宋朝倒没有亡于内乱，但因这种“羸弱”的体制使得国力如纸，最终竟亡于外患。后人不一定都能看清前朝的问题，真实原因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之所以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尝试厘清上述问题。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大转折的组成部分。***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没有找到复兴的道路，却引发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是共产党理顺了清末改革者与革命者留下的烂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性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很多问题，其实在清末就已经显现。我们现在要解的诸多难题，甚至可以说与百年前是同一套“试卷”，只不过当时很多题目还没有来得及作答。穿书吧
近代史离今人很近，从情感和认识上更易引起共鸣，殷鉴不远，其意可追。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难度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是一个改革大国，“文明早起、政治早熟”，有着极为丰富的改革实践，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加之改革往往与改革者的情怀、命运环环相扣，与国家的盛衰兴亡紧密相连，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独有的道统与意象。加之改革样本丰富，所有的探索对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真正的改革者从来都承认创造的当代性和主动性，并把历史看作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真正的改革者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克服了狭隘的、地域的意识，而成为具有世界和历史意识的自觉的人。后人完全可以在前人思考与实践停止的地方继续探索——这是我们出版这套改革史的“初心”。
2017年7月1日晨于京华三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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