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册

　　他人说

　　著名媒体人、《中国经营报》编委于东辉

　　雪珥：历史的拾荒者

　　经历对于一个人是宝贵的，无论好坏。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宝贵的，无论好坏。关键在于这个人、这个国家，是否有自省的精神和能力，把过去的东西捡拾起来，炼成能量、聚成光束，去照亮未来的路。

　　雪珥，正是这样的历史的拾荒者。

　　1

　　2008年年底的时候，我正醉心于在第二年建立一个新栏目：“中国1909”。那时北京奥运刚过，不少中国人期待能如1988年汉城奥运给韩国政治带来巨变一样，中国也会因这次与世界的融汇而加快改革的步伐。于是我想在2009年新年第一期在历史版推出一个新栏目，通过解读100年前中国大改革的得失，来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资鉴。

　　寻找这个栏目的执笔者是个艰难的过程，所幸，在2009年到来之前，我的编辑找到了悉尼的雪珥。

　　“1909年春天，中南海，一位年轻人正在为一个老大帝国画上最后的句号。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作爱新觉罗·载沣，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后一任领导核心，时年26岁，正是‘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的花样年华。”

　　这是我见到雪珥的第一段文字，“中国1909”开栏第一篇文章的导语，后来我给这篇文章做的标题是《1909年的春天》。这100多个文字让我确信“中国1909”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栏目。

　　后来的结果也印证了我判断的正确。雪珥的文字几乎符合我对这个栏目所有的想象、要求和期待。他对细节捕捉之细腻，对问题研究之深入，与现实关照之紧密，都远远超出同时期我阅读过的其他类似文章。

　　弄清雪珥的身份是件很费脑筋的事，我的编辑花了很长时间和我解释“太平绅士”的意思。雪珥在国内从过政，做过新闻，经过商，在20世纪90年代末移民澳洲。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把最后的兴趣点落在历史写作上，他只是说：“好玩儿。”

　　那时雪珥在澳洲的正业还是贸易，经常在董事会的前一刻还与我探讨文章的主旨、落点。雪珥交稿异常准时，合作的3年里，没有过一次拖延。我曾经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写稿，他说：我在悉尼几乎没有应酬，所以每天晚上从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里，除了看书和写稿，我没事可做。

　　雪珥在悉尼的住处有个很大的院子，他辟出花园，到了节假日，除了给我写稿，就是到园子里除草。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生活在一个农耕社会里。

　　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使雪珥的文字少了内地学者的浮躁与戾气。

　　2

　　雪珥在悉尼的办公室正对着悉尼港。雪珥说总看到一艘军舰停泊在港湾里，而这艘军舰总让他想起大清国的那艘定远舰。

　　或者正是这种莫名的情愫把他的思考和文字都绑定在那个并不遥远的王朝。

　　100年前，改革是中国的主旋律，比照当时的历史环境，那时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都远非今日所能及。一个锐意改革的政府为什么最后会垮掉？中央威权削弱、政府公信力丧失、全民腐败（非独官员腐败），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场浮躁、操切的改革必定失败。这是雪珥的结论。

　　改革死于冒进，而非滞缓。这样的结论不但有悖于传统教科书的定论，也有悖于当下众多改革呼吁者的共识。这未免让雪珥有些孤立。但显然，他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

　　100年前的当国者之一李鸿章曾自喻“裱糊匠”，这是被雪珥欣赏的态度。他认为相对于推倒重来，裱糊是一项更为务实的工作。所以在人们急于否定体制的时候，雪珥倒认为重点是找到体制的漏洞，然后找到修补这些漏洞的方法，这才是改革的要务。因为体制内是集纳精英的地方，如果体制内都不能完成改革，体制外的努力更无法指望。

　　于是，寻找漏洞、寻找修补漏洞的方法，就成为他撰写所有晚清改革文章的主旨。

　　雪珥每次回国来到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不是故宫紫禁城，而是后海边上的恭王府。雪珥对这所宅邸的主人恭亲王奕訢有着特殊的偏爱。他甚至在文章里把后者奉为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努力在当时国外媒体的报道中（雪珥不相信时人或者后人的任何传记）寻找恭亲王的举手投足、一言一笑。他相信那位年轻的王爷是睿智的、坚毅的。他也相信是传统的政治染缸把这位改革者最后变成一个老于官场世故的官僚。因为无论在彼时还是今日的官场，老二的压力和风险永远是最大的。故此，雪珥经常有意无意地提到，周恩来在晚年时就经常流连于恭王府。

　　仍然和主流史观不同的是，雪珥不承认慈禧是保守的，他甚至不承认清廷存在保守派，在他的笔下只有改革的稳健派和冒进派。但压垮大清政权的，并非入侵者、革命者，而是这个政权自身。于是雪珥陷入在技术层面的苦苦搜寻——压死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辛亥革命，这谁都知道，但有价值的，是找到那根稻草之外的重量。

　　3

　　雪珥一直坚信，变革的力量来自体制内，因此他反感革命，也反感革命者。他所有文章里对于晚清革命者的评价，几乎句句诛心。

　　北洋政府替代了大清，国民党又打倒了北洋，中国在这种循环罔替的历史中不断革命，不断颠覆，可国家是离民权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了？雪珥这样发问。

　　“你不是痛恨腐败的权力，你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权力！”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他大声与一位质疑者辩论。

　　2012年的春天，雪珥在美国游历了40天，他希望能够找到深入美国人骨髓里的民主基因。在费城，他发现美国人以非常简单的卡通片教育下一代三权分立的道理，当下兴奋地把这部短片发到微博上。他认为如果民众不能够广泛、深入理解民主的真正意义，那么革命只不过是饿狼赶走饱狼的过程。

　　当然，雪珥最希望了解的还是中国人的思想状态乃至生存状态。他一次次回国，与政府官员交流，与央企老总交流，与金融家交流，与“左”派的、右派的知识分子交流，他甚至请在北京务工的农民工吃饭，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说，中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能忽视任何一支力量的诉求。

　　2011年冬季的一天，中共河北省某市市委书记专门赶到北京拜会雪珥。在那次会谈中，雪珥再次重申了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改革的动力和贯彻必须来自体制内。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地方官员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对体制的失望。

　　事实上，雪珥对中国的出路总是暗藏着某种悲观的情绪。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上奏天皇的报告，报告中称，中国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民心腐败已到极点。雪珥认为这种全民腐败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但另一方面，雪珥又相信好的体制可以制约这种腐败，他举例说，在无官不贪的大清朝，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关就非常廉洁。

　　所以他相信，管理是一项技术工作；同理，政治也是一项技术工作。

　　4

　　生活中的雪珥是个很随和的人，能够静心倾听别人的观点。他来北京的时候我常在东四十条的天下盐餐厅款待他，因为天下盐的经理二毛也是我的专栏作者。即便是和二毛谈论诗歌、烹饪，雪珥也很诚恳。

　　雪珥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忠实”的专栏作者，他在《中国经营报》历史版开栏3年，从未辍笔。也许是因为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尽管他身在悉尼，但还是总能捕捉到国内的新闻热点，然后抛出关联较强的历史文章。比如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雪珥立刻连夜撰写出有关盛宣怀的历史文章《逃亡大使馆》。此文在微博上的预告被转发5000多次，尽管读者知道此文无关王立军，但还是仅凭标题的那5个字向《中国经营报》致敬。雪珥也是本报所有重大活动的“钦定”嘉宾，2011年冬季本报举办的“竞争力年会”上，雪珥发表主题演讲，演讲后被热情的听众包围签名无法脱身，后来不得不动用会场保安将他“营救”出去。

　　雪珥在本报的专栏最后都集结出版，第一个专栏“中国1909”后来集结成《国运1909》出版，此书是柳传志2011年向社会推荐的两本书之一。后来陆续出版的还有《绝版恭亲王》《绝版甲午》《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等。

　　3年来，有幸作为雪珥的第一读者，感受到他从悉尼对北京进行思考的整个过程。2011年他开栏“李鸿章谈心”，我曾作诗遥寄，或许今天拿来，正可以做本文的结语：

　　拔剑向金陵，举火照大江。

　　功成百战短，国破一死长。

　　雪生执刀笔，隔海启玉章。

　　万里宫鸦在，犹噪旧夕阳。

　　2012年8月21日于北京

　　著名政论家亦忱

　　雪珥：从坟墓里掘出晚清败亡信史（节选）

　　澳洲华裔历史学者雪珥先生，堪称当下身处海外，却用汉语写作最勤奋的业余历史学家。自从2008年他以独特视角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一书，进入中国晚清历史研究话语圈以来，他在短短的4年中，携《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绝版恭亲王》《天子脚下》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出版发行，其晚清改革史研究，堪称独树一帜。

　　相信所有读过雪珥著作的人，对雪珥讲述的晚清改革历史，很难不会产生一种历史现场感。这大概可说是出国之前在国内当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雪珥，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独特优势，能依据那些来自西方报章当年的新闻报道和英美档案资料，来研究晚清历史所独擅的神奇本事：此君竟能将一个进入了坟墓里百余年的旧中国，讲述得栩栩如生，犹如昨日发生的故事一样令人感慨不已。

　　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专著，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精义和特点，大概也只有用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在90多年前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来加以表述，才最能恰如其分。

　　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被雪珥撰写的著作引进近代中国的历史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中国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神州，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历史上曾演出的诸多故事脚本，如今只要稍微加以彩排并换上一拨演员，照样可以在中国的政治剧场中如法再次上演。

　　在此，说一句可能不被雪珥先生认同的话：其实任何人来评论他的近代改革史研究，大抵无人可及雪珥本人对晚清败亡所做的“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精准定义和评价。

　　我们通读雪珥四卷本的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一个政权的改革历史的基本立意和独特视角：如果不以被卷入改革洪流中的各色人等的“人性”为中心，不以关涉其切身“利益”与“权衡”为基本着力点，而只倾向于研究各种外来的空洞“主义”与“学说”，却放弃研究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问题的产生机制与消解之道，则任何高调的“改革”旗号，终究难逃被滥用的命运，而最终蜕变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或统治集团与觊觎权力宝座的在野政治势力，展开权力斗争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幌子。

　　通读雪珥的上述著作，应该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中国近代改革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观点是，他言之有据地认为，晚清的败亡并不是源于革命的摧毁，而是在抗拒改革等死数十年之后，是在一次次盲目乱改革中自寻死路，才促成其快速奔向历史的坟墓。这其实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史的主要症结之一，即：当一个个主政者可以混日子过的时候，则统治阶层拒绝一切有关改革的争论，一门心思安享权力作威作福，可当抗拒改革导致自己临近穷途末路之际，则改革的“主义万能”思潮却一直盛行不衰，众多政治投机者都指望靠“主义”走捷径，又纷纷忽略国家治理、吏治整顿、民生改善等其实更具技术性的改革问题，结果造成不少“改革者”或“革命者”凭借一个个蛊惑人心的“主义”，便成就了自己借“改革”或“革命”上位取而代之者的事功，在靠空洞的口号加暴力手段轻易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无不只热衷于“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托克维尔语），而可怜的亿万民众也就自然如雪珥所言：“只能在‘黑狼’‘白狼’，或者‘饱狼’‘饿狼’之间进行被动的选择。”

　　最后，谈到许多人之所以会产生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著作，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意味洋溢其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所谓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因此，可一言以蔽之：我们研读雪珥先生的中国近代改革史专著，其最令人称道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从雪珥有根有据建立在西方新闻报章和档案资料基础上的晚清败亡信史叙说中，恰恰能找到一种近代中国改革历史行进的方向感。

　　2012年8月16日

　　《北京青年报》祖薇

　　雪珥：我的优势是对史料的精读

　　中国近代变革史或许就是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记”。而国内对于这段变革史的开端——清末变革的记录，往往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结论，论证的过程充满了荒诞气氛。

　　2009年，也在水里挣扎着想找到小石块的“历史拾荒者”雪珥，萌发了撰写“石头记”的梦想。由他撰写的晚清变革三部曲，《绝版恭亲王》《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颠覆了许多人的观念。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因为书中“赞颂”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全面变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也有人说，他的书比教科书更加真实，因为他的书里，引述了大量被国内史学界忽略的国外文献资料，呈现了很多外国记者拍摄的历史照片，仅在《国运1909》中，就用到了76张图片，它们的资料来源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报刊图书，书中甚至还收录了一张1900年美国人拍摄的一位中国女人畸形的小脚的X光片！这些震撼人心的图片的效果远胜几页乃至几十页的密密麻麻唠唠叨叨的文字！

　　对于雪珥本人而言，褒贬的争论只不过是副产品，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三本书，是因为这话题搔到了大家的痒处：“在河里挣扎的你我实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的。没有任何一部宝典能指引河中的摸索，但希望这本书能不断提醒你我：此处水深、王八多、鲨鱼凶猛……”

　　我的优势不在独家披露内幕，而是对史料的精读

　　记者：

　　因为这三本书，不少人也对您这个作者很感兴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雪珥：

　　我现在是个商人。199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当过省级机关秘书，幕僚，管过机关报，此后，下海从商。在澳洲，除了业余兼任一家中文报纸的总编外，主要就是从商，其间还回国搞过地产开发。商业是个纸醉金迷的行业，如果你想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多姿多彩是非常容易的。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底线，我的底线是，我的夜晚不能那么去过，所以，几乎在每个夜晚，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就是在写作。

　　记者：

　　您在书中大量引述了国外史料，其中有相当部分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资料观点不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雪珥：

　　我所精读的外文史学论文，数量大大超出了中文论文，这并非贬低中文论文，但的确很多中文论文只是为了拿职称、拿文凭。我本人就收到过不少所谓的核心刊物的广告信，出多少钱就可以发论文。市场有这个需求。从这些应景之作、饭碗之作里沙里淘金，成本太高，但还是不得不淘。国内的历史学者中有很多优秀人才，但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很多原因，他们并没有，甚至不愿意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举个例子，国内学者发表在论文里，至今还会引用一本《李鸿章自传》书上的内容，但这实际上并非是历史文献，而是上世纪一位美国记者在监狱中，根据李鸿章访美的新闻杜撰出来的小说。这一重大的失误，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了长文做过披露。我不想在此讨论史学理论，但西方学者们带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一、从细节入手；二、兼听则明，掌握更多史料；三、不盲从，尤其是不能在意识形态先导的前提下盲从。

　　我的三部曲，《绝版恭亲王》是从一个人物切入，《国运1909》从一个年代切入，而新出的《辛亥：计划外革命》则是从一个行业切入，正在报上连载的《天子脚下的特区》，则是从天津、直隶一个地区切入，将这个人物、年代、行业、地区所发生的很多历史碎片，慢慢解析、串联、铺展。其实，真正能淘到“独家”史料的机会并不多，关键还在于史料的解读，我可能比以前的研究者对史料咀嚼得更细致些、思考得更独立些。可能有人不赞同，但我相信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细节决定成败”，而不是思想决定成败。没有细节支撑，思想就是妄想，史学就成了研究者的个人梦呓或混饭的饭碗。

　　清末变革失败有天然的因素，也有人为抹黑的因素

　　记者：

　　您在书中对晚清帝王、大臣的变革做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评价，这其中似有为统治者“美化”的嫌疑。您怎么看呢？

　　雪珥：

　　其实，我的书中绝对没有美化任何人的倾向，而只是在尝试还原真相。晚清变革是个复杂的话题，晚清变革的面目被遮盖在浓雾当中，有些是天然的，这么大的国家，又是千头万绪的，很难厘清，不仅我们后世的人，当时的人也很难看清楚。还有人工的降雾，晚清倒台以后，后来者国民党有意识地把晚清进行了改造，将其塑造成了落后、腐朽的政权，以此显示国民党取代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合理性、进步性。

　　晚清变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们看到的观点是说清廷抓不住重点，自私，想保自己的政权而愚弄百姓，变革都是假的，等等。但我看到很多史料，包括国内能查到的很多史料，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常理上来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时代，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作为产权明晰的“董事长”或“大股东”，恰恰最没有动机或最不愿意让他管理的这家“公司”衰败的。为什么没有做好？有能力的问题，有外国入侵的问题，或者变革的方向、进度问题。比如慈禧太后说要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因为端方报告称君主立宪政体好，能利国利民，调动人民群众的才智，而且也利君，可以确保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

　　记者：

　　您认为晚清变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雪珥：

　　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变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变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任何变革，都应循序渐进，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却沉浸在浮躁情绪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时间长、见效慢，想在制度建设上强行超车，完全不顾基础。戊戌变法时，皇帝和杨锐等四个小秘书（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诏书，很多是将日本文件翻译过来一发布，就算变革了。这样强行推动的体制变革，甚至将张之洞、李鸿章等变革的操盘手都推到对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这种浮躁心态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准备立宪期为9年，被一致批评为“假宪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宪政变革的准备期却是30年。

　　不折腾对于中国很重要

　　记者：

　　晚清变革最终失败，演变绵绵不绝的革命。

　　雪珥：

　　首先，任何变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才是变革最凶恶的敌人。皇权、绅权、民权，其实是三方博弈，其中的枢纽是绅权。在晚清变革中，绅权绑架了民权，将自己打扮成民权的代表，最终导致皇权失控，民权最后也没有伸张。翻开清末的各路媒体，基本看不到新闻，都是为自己这一派别的利益服务，成了所谓“机关炮+机关枪”，为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不惜造谣、编假新闻，根本看不到真相，这就使民众的信息混乱了，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信息“超限战”中，民众是受害者，政府也是受害者。就像保路运动，分明是川路公司的经手官员挪用巨款去上海炒股，损失300万两，极其惨重，为了挽回损失，趁铁路国有化之际要求中央财政埋单，没有得逞，就煽动民众，指责中央政府“卖国”，动辄以“七千万股民”的代表自居，但恰恰他们就是“七千万股民”身上最大的吸血虫和既得利益者。这其实是打着民意的旗号愚弄人民，不仅掏空了他们的血汗钱，还要民众为他们出钱出命。

　　其次，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永远正确了。指点江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做。吐沫横飞的批判者并不当家，其实并不关心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细务在他看来，无非是将当家人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投枪和匕首”而已。中国是个大国，而变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来支撑。我认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稳定，在稳定状态下尚且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在动荡中达成的。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得靠变革，靠建设。

　　2011年5月23日

　　《大众日报》卞文超

　　雪珥：显微镜下读中国近代史

　　1月1日晚，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定居澳大利亚后，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习惯于轻装简行。

　　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一面是“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印着“蒋文胜，商人、律师、记者、朋友、澳大利亚太平绅士”等社会职务。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读史而知兴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

　　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脚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言谈衣着都极随意，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绅士”那样讲究。

　　行万里路从体制内出走

　　从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虽然已有数本著作，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

　　在和记者交流的3个多小时中，他十分健谈，表现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干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来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开发。1999年，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技术移民澳大利亚。

　　有跨度、有纵深的生活经历，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记者：

　　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感觉像一个谜。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

　　雪珥：

　　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主业还是做生意、做贸易，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

　　记者：

　　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雪珥：

　　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就给校领导做助手，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件，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

　　我感觉，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让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

　　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后，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国下海，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一个项目上有200多个官司不足为奇。“非典”时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我常说，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记者：

　　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

　　雪珥：

　　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儿了。应酬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不喜欢。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晚上商店很早就关门，街上黑灯瞎火的，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凭空多出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写点东西。

　　记者：

　　你解读历史的角度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学院派，这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

　　雪珥：

　　正是因为我在一线干过，在潮头玩儿过，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无菌环境下做的实验。我更倾向于把历史还原至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中，思考实际问题如何解决。

　　细节比对历史另外的可能性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举个例子，他对保路运动的叙述让读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910年，持续3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盘，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铁路建设没有进展。中央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并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川路公司借此煽动小股东情绪，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借群众事件向政府施压。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在雪珥笔下，这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挑拨官民关系的案例。利字当头，运动往往与正义、非正义无关。

　　记者：

　　所谓的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你是怎么去做的？有关保路运动的历史细节，是如何获得的？

　　雪珥：

　　因为在国外生活的缘故，我能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历史记录，研究资料来源不局限于国内，也不局限于当事的某一方，片面的材料只会导致不客观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我会使用律师思辨的方法，把各方提供的细节摆出来，由此推出结论，不言自明。

　　台湾出版的200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我精读了两遍，真实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细节中。就算“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过细节上的仔细比对，也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当年的眉毛、眼睛大体是什么轮廓。

　　因为当过记者，写东西会考虑怎样的叙事更吸引读者。但事实上，我的文章细节句句有出处，连天气、景色的描述都有资料来源。

　　记者：

　　对于历史的解读，大众的接受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教科书结论，也不再满足于主流提供的观点。你挑战了哪些主流的观点？

　　雪珥：

　　在历史研究上，我不是很同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阵营这种二元论的划分，而是倾向于三元论——把人群分成官、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三个阵营。官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一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同。官想要天下太平、国富民安，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有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保路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

　　历史上“正”和“邪”的分野，随时可能发生颠倒。对恭亲王、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等历史人物，你都表现出自己的判断。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雪珥：

　　官方主导修史，多半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有话语权的一方，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把对立的一方打扮成“魔鬼”。事实上，既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历史事件中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的历史观可以用三点来概括，说来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我认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从人性切入，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很多历史事件中，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信奉什么主义，也不是因为他属于什么党派，而是因为他个人所处的位置、利害关系。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是“人性”。“两个基本点”就是“利益”和“权衡”。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处境，也就是你的“位置”所决定的你的利益需求。不同的位置，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做一名记者的利益是多写稿，写好稿，多拿稿费。但是同样一个人到了宣传部，他关心的重点就是新闻媒体别给我惹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与此同时，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位子，会表现出不同的原则和底线，做出不同的选择。当事人会去“权衡”，有的人会说这种事我万万不做，但有的人就无所谓。这是“立场决定观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总理衙门”，不仅处理外交，而且承担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相关职责内容。这像是一个今天的跨部门委员会，总理衙门大臣不是专职的，而是由各部大臣中挑选了兼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恭亲王就很巧妙地让反对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给他们压担子，成功地将所谓的顽固派、保守派，转换为改革的同行者。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被他感染而同化的。

　　记者：

　　所以归根结底，你赞同“实用主义”是历史人物抉择的出发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雪珥：

　　没错。我在政界工作了10年，在商海游泳了10年，以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并没有人脱离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不怀疑有人是“纯理想主义”，但这种人太稀有了，很难看到。

　　超速致倾覆改革开放始于晚清

　　1923年，上海《申报》回顾了前60年政府对经济的扶持。社论认为，晚清九年是最好的时间，民国十年最黑暗，对比两任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有“贤、不肖之别”。

　　雪珥认为，晚清王朝的政经改革史无前例，且卓有成效。最终王朝覆灭的原因不是改革不行，而是改革速度过快，导致了帝国的脱轨。

　　记者：

　　80多年前媒体的这一评论，会不会是刻意厚古薄今、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

　　雪珥：

　　不会。当时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都有史实可以证明。

　　中国的改革史，始于1860年代恭亲王所推动的改革，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从1860—1911年，晚清的50余年其实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

　　晚清的政治改革其深度、广度、力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最后6年，尤其是1909—1911的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比如，1908年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白银2亿两大关，史无前例。而政治上，到1909年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层面上，作为国家议会的资政院也随后成立。

　　记者：

　　你认为以恭亲王为源头的晚清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改革？

　　雪珥：

　　是的。我们经常批评1911年推出来的责任内阁，说它是“皇族内阁”。但是，这个“皇族内阁”并非传统概念上的权力极大的内阁，而是新型的、在国家议会的监督下的责任内阁，是个弱势的政府。这一点一直被忽略。这届内阁的总理、庆亲王奕劻也干得很别扭，多次想撂挑子。

　　记者：

　　既然晚清的政经改革得力，为什么还会灭亡？

　　雪珥：

　　1911年时，很少人认为这个政权会突然崩溃。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土崩瓦解。主流的解释说是清政府假改革、改革太慢，而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太快，导致超速失控。

　　立宪运动启动后，从三权分立转为地方自治，实际上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变异，成了地方分离运动。一个很典型而被广泛忽视的情况是，到1908年，中国的年财政收入超过了2亿两白银，这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央财政所能掌控的，只有区区2400万两。一个政权，丧失了对88%的财政收入的掌控能力，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恶的能力，更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傀儡。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深刻地论证过改革和革命的关系，他认为改革的推行必须依靠权威资源的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改革一定会被人利用，最终走样，而成为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工具。到了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几个造反的军人，就引爆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力量，而是这个政权早已四分五裂了。

　　民主的实现关键是政治土壤改变

　　采访中，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对韩寒的欣赏。他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对革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也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一个开车时连打远光灯近光灯的规则都无法遵守的民族而言，激进的革命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无序和灾难。”雪珥说。

　　记者：

　　晚清改革的轨迹被辛亥革命打断，你认为这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吗？

　　雪珥：

　　从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找“制度灵丹妙药”的阶段。精英阶层，尤其是体制外的精英，将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乃至执政者，以为换个制度——往往是换个制度的名称，换个执政者，就一切迎刃而解。这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种潮流。

　　精英们乃至全社会，不断地在“改制”的折腾中颠来倒去。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夺权混战之中，鲁迅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人马打着动听的口号，其实只是为了夺权。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主义”万能风潮，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

　　政改不是换一拨人来当权。主义、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

　　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激进的革命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宜？

　　雪珥：

　　是啊，毫无疑问。治理国家就像运营一个公司，不停

　　地更换股东，并不能带来公司效益、员工福利的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公司。

　　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公司治理是一门科学，国家治理更是一门科学。想要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行状况，为什么不从实现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决策公开透明这些具体的层面去操作，非要拉下一群狼，换一群更饿的狼上台呢？

　　记者：

　　建立更民主、更先进的政体，难道要靠执政者的自律来实现吗？

　　雪珥：

　　没有任何理论敢于相信“自律”的力量，要靠更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惩罚机制保障。必须注意的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执政集团内部，都不可能真的万众一心，既存在内部的利益博弈，也有会形成内部的权力制衡——这也是执政集团自身健康的保障。晚清50年，“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种“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并存的模式，令体制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权力本身是恶的，折腾只能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寻找更科学的治国方法，去制约权力。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变。

　　2012年1月6日

　　各界人士评点

　　身处天子脚下，敢问路在何方？

　　学界

　　戴旭（著名战略思想家、中国空军大校）—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雪珥则在历史的彼岸，对着这个摸了170多年石头还没有走过河去的民族大声疾呼：切莫重蹈前朝的覆辙！也许追金逐利的涛声会淹没他子规一般的啼鸣，但浪花碎灭之后，我相信雪珥的赤子之心、睿哲之思，将如灿然的珠贝一样闪耀在岁月的残阳里。

　　经济学家梁小民（摘自《生活周刊》2011年7月19日）—

　　雪珥文笔通俗、流畅，读他笔下的历史，能像小说一样地把整本书读完，很受启发。

　　徐有威（著名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雪珥的成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承认……用现代的语言描述和解读100多年之前的历史，这就是雪珥有特色的语言特点。也许是没有受到历史系系统训练的背景反而更加容易发挥，雪珥曾经的从政和记者背景，使他的视角和文笔在绝大多数历史系科班出身中也是难以比拟的。那些体制内靠出版学术论著成长的学者，那些从来没有当过官也没有近距离观察过为官者的学者，即既没有吃过猪也没有看到过猪跑的学者写不出来的……我读着雪珥的书，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掩书沉思。这些资料我过去多少知道，但是经过作者的一番诠释，我又发现了它们新的内涵；而那些从来没有注意到的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则更令人耳目一新。【穿】 【书】 【吧】

　　萧斌臣（著名教育专家，北京大学教育与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

　　雪珥写历史的角度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主流史学家，其视角独特，眼光独到。与其说是在写历史，不如说在写现实。

　　商界

　　徐子望（著名金融投资家、美国高盛全球合伙人及中国区首任董事总经理、现任CXC开投基金董事长）—

　　雪珥先生的研究擦去了历史这面镜子上的很多污渍，让大家能够重新窥视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明镜，思索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经过百年涤荡，如果祖国这次能够成功升级，雪珥的研究及其生动有效的传播将功不可没！

　　林白曦（MikkoRautio，芬兰航空中国区首代，在中国长大的芬兰人）—

　　历史的进展有时是必然的，但经常也会是偶然的。回顾过去大家都可以做个事后诸葛亮，评头论足地假设一下如果当事人用其他方式运作有可能会是另外的结果。可现实是无情的，历史的篇章也是不可能倒流的。我最崇仰的是能公正地阐述过去的人，你可能对作者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可你必须诚实地坦然地面对曾经发生的历史。

　　雪珥的清末丛书使我大饱眼福，孤陋寡闻的我在以前还没有接触过能这么客观阐述清末这短短的几年的作品，它不偏不倚，让事实把前因后果慢慢地道来，书中文字诙谐风趣，与时俱进，读起来轻松，像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山上婉婉而下，让人受益匪浅。

　　我以为你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你就不会知晓她的将来。书中有些100多年前发生的事还在我们的社会中重演，是昨天，是今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有分晓，雾里看花也无妨。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发起人、创融国际资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改革”一词在什么时候成了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又是何时，总与“工具化”联系在一起？是权力的作祟，还是各种利益在重新调整中失衡？清末，纵使改革是民心所向，亦是官心所向，中国革命还是没能站起来。1911年，改革失败，王朝解体。10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的需求仍在，以史为镜，现代的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

　　媒体界

　　《南风窗》官方微博—

　　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在《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一书中，雪珥对于晚清改革史凝练成如此简单的两句话。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我们脚下的石头，其实前人早已经摸过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看得清彼岸，并有渡达彼岸的决心、智慧和勇气。身处这样一段历史的乱流里，我们更需要清楚地记得来路，而这恰恰是雪珥文字的价值。

　　何亮亮（著名媒体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在大家的一贯印象中，清王朝的最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萧三郎（著名媒体人、《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

　　我曾在《中国经营报》上追看雪珥《李鸿章谈心》等专栏，深为雪珥独特的历史写作所吸引。雪氏的历史写作，近来蜂拥出版，坊间流行，独具特色，个人以为，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一是，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挖掘以及实证，并累有新见。这与他在海外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文物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学者写历史文章所少见到的。二是，珍视历史的“古为今用”。写历史文章，有人力图冷静复原当时的气氛和现场，或标榜不带情感的“零度写作”，雪珥显然不属于此类。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当下。祝贺雪珥改革史四卷文集出版。希望更多的人从雪珥的历史写作中有所助益。

　　王晓渔，《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2日—

　　雪珥不是满足于给那些不懂文言的读者讲述一些白话版的故事，而是有着专业的文献功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同时又写得一手酸辣麻香的文章，对得上“深入浅出”四个字。

　　柳中原，《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7日—

　　雪珥历史叙述的一大长处是，他擅长将平常所见的史料，寻找到一种新的解读角度，然后转化成故事素材，从而将历史娓娓道来，思路清晰，条理有序，讲述有趣味，阅读无障碍……面对卷帙浩繁的历史材料，如何理清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如何辨别激情口号之中的真伪，如何不为传统观点所束缚，最终穿越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我以为，既需要坐冷板凳的工夫，更需要的是所谓史家眼光……雪珥自称是“非职业历史拾荒者”，这就仿佛郭德纲所说的“非著名相声演员”，既是自谦，分明又有十足的自信在里面。“非职业”，摆明了不走老套路，而“拾荒者”，或者意味着“人弃我取”，废物利用，主流学者们不用的、看不上的史料，我有能力用新方法、新观点来重新运用，不是自信又是什么？……我以为仍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在雪珥的笔触中隐隐潜伏，尽管远居澳大利亚，尽管面对的是100年前的人与事，但他的现世关怀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我看到雪珥想做的，是努力去除涂抹在历史脸上的脂粉，将她还原回一个素颜女子，至于她是清秀可人，抑或是满脸雀斑，那就交托给读者诸君自己来做判断了。

　　网友

　　天地人（网名）—

　　我认为雪珥先生有两个基调。第一个是国民的劣根性和相互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一点在甲午之战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第二点是体制内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以及由此对体制外的人民造成的恶劣影响。

　　guxin（网名）—

　　雪珥极为擅长从经济的角度来透视政治的变革，从而揭示在一个官僚专制主义的体制下经济改革无从深入。实际上，晚清的历史必须重写，我们方能理解旧制度为何能阻挠新改革。

　　何以畏惧（网名）—

　　因为做生意，又不住在中国，很喜欢雪珥那种肯讲真话，不谈主义的劲头。

　　话别锦少爷（网名）—

　　雪珥先生虽然是业余的历史学者，但他创作的目的应该不仅仅在于普及历史、娱乐大众。他更着重于用深入浅出的写法，还原历史彼时彼刻的原貌，为今时今刻的历史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即所谓的“以史为镜”……要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翻案，不仅需要能忍耐拾荒故纸堆的寂寞，更要有最终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准备。雪珥先生在翻案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得体，对于一些历史人物都是点到为止，没有详谈，但那段历史的是非曲直，依然讲得非常透彻。

　　霜落（网名）—

　　关于1909年，宣统元年及前后的这次宪政改革，本可以看成清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但一百年这个历史轮回却将其披上了“风景旧曾谙”的诡秘外套。百年前的那些世态百相，在今天看来仍有似曾相识的感受，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一丝心惊肉跳。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历史照进现实”的景观，同样也是“资治通鉴”式历史经验的优质写本。

　　煜譞（网名）—

　　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撇开政治的偏见，客观评价清廷的新政，才是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所应持有的态度。

　　人可一笑（网名）—

　　在众人为改革众说纷纭的时候，他以特有的冷言冷语试图唤回我们的理智。

　　西甲铁闸（网名）—

　　雪珥的特点是站在“体制内”的角度，不是以往史学界以“球迷”的身份来评述“场上情况”，所以有些东西很值得玩味。

　　冬日透窗（网名）—

　　总觉得雪珥的文字在不经意间映照出如今的历史，也许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在不断轮回，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珰湖（网名）—

　　通篇的阅读，让我有着一种怅然和失落。但是，也正是这部《天子脚下》一书，却以其特有的形式深刻地向我展开了一段天子脚下所发生的改革事宜。翔实的内容，不拘小节的构思，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带领着我重新一睹这段过去的岁月。身处天子脚下，却道敢问路在何方？了然于胸地解读过去的同时，更是沉浸于那一个失败的“改革开放”。

　　驭笔峰居士”（网名）—

　　刚刚读过雪珥老师的《天子脚下》，第一章就把俺hold住了……“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笑喷了，看了雪珥老师的书才知道晚清这么多细节，原来细处也这么有趣……

　　人天地（网名）—

　　雪珥评价晚清改革，并非基于什么“主义”，而是着重于对事实的研究，注重“技术”的分析。敬仰的作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MT03（网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京七日，读雪珥的《天子脚下》，作者既谙中国传统官商规则，又有较理性客观的国际史视野，得出的结论自然独到。推荐给和我一样渴求理解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朋友。

　　风过杨柳岸（网名）—

　　这样具有颠覆性的内容，虽在意料之中，却也足以让人震撼，原来是这样……我们多年来看到的、听到的，有多少谎言？美国有一本书《历史老师的谎言》，可是，那是我们想这么做的吗？到底我们的中学历史书，还要骗学生骗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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