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內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著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独裁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说“所论不当”,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前后连贬两次,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当税监去了。
多年以后,徽宗皇帝退位,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谈起了此事,不由道出了实情:“想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这次崭露头角,虽遭贬责,但一时声誉满京华,人称“此为凤鸣朝阳之举”。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李纲,也谈到了这事,赞赏道:“你先前的论水奏章,朕在当太子时见到,至今犹能诵忆,曾为之赋诗‘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当时,老父亲李夔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并未忧心,反而写信教诲说:“进退出处,士大夫之常,你须自爱,勿以老夫为念也。”
李纲是因直言得罪,心底无私,所以遭贬后也并没垂头丧气,赴贬所途中,心情还不错。从江南入闽,游览了武夷山,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遍访山中道士,流连忘返,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
从这一批纪游诗看,他的兴致很高,治国的抱负一点未减。仔细品味,大有深意——
一夜武夷三尺雪,岩壑无声闻竹折。
云峰烟岫望都迷,玉树瑶林寒更发。
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斋。
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
(《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
不过,他年再来悠哉游哉地赏雪,这个心愿,李纲在此后一生中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时局之变,很快就要打破大宋太平君臣的清梦,李纲也将在血与火中奔突一生。武夷夜雪心情,只能常留梦中而已。
在沙县的一年多小税官生活,李纲似乎过得有滋有味,写下了三百多首古诗和律诗,几乎是无日不诗了。从这段时间的吟唱,来看他的行止,大多为探幽访古、赏月看云,是一派寥阔的心情,全没有失意文人的抑郁不平。
其中有诗云:“一叶轻舠漾碧流,却怜舟子解操舟。急滩乱石疑难渡,短楫轻橈反自由。”(《自建阳泛舟至建安》)
如今远离了旋涡中心,外放边地,心灵反而获得了莫大的自由。在沙县的诗作,看得出他平日唱和多、交游多,生活颇不寂寞。这一段时间看的书、想的古今事也特别多。他尤其追慕放逸山水间的陶渊明,不仅步陶诗之韵和了二十六首诗,还专门写了一首《桃源行》诗。
到了沙县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堂弟考入了太学,名次较高;弟弟李纶也进入了“乡选”,科举前途有望。李纲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精英,为此颇感欣慰,有诗云:“吾家世儒业,教子惟一经。迩来四十载,父子三成名。”
第三年,李纲游历山水的边地生活结束了,经过考核,转为“宣教郎”。这一年,父亲李夔为避方腊之乱,从锡山到了海陵。李纲乘船从长江来到海陵,父子终于团聚。当年的闰五月,父子俩回到了锡山。老爷子不幸感染疾病,卧床二十七日,终一病不起。死后,徽宗有旨赠太师衔、追封卫国公,相当之荣耀。
此后是三年漫长的守丧期,李纲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不惑之年。这时候,他才深感命途坎坷,内心不胜忧伤,竟至停笔不再作诗。直至守丧将要期满,才渐理笔墨,又一气做了数十篇。
“渺渺波涛淅淅风,此身忽在大江东。浮家泛宅云烟里,思古伤今图史中。”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
家愁,国难(方腊之乱),交相咬啮着他的心。年华渐老,功业成空,他又怎能不叹“抱膝空为《梁父吟》”!
李纲痛感当局昏庸、国事日非,渐渐萌生了退意,在梁溪河畔营造了一座庭院,想要归隐故乡了。
在守庐墓的三年期间,在无锡惠山北面的湛岘山麓,他亲手种下了松柏无数,郁郁葱葱,漫山遍野,以至后人将湛岘山称为“大松坡”。
松柏劲节,直如其人。
都说是人间世道,万年如斯。难道,正人君子代代注定就是这种孤寂的命运吗?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运突然降临,北地烽烟骤起。李纲的命运恰好也在巨变前夕发生改变。他守丧期满,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兵戈铿锵的大时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纲被时势所推动,既身不由己、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壮阔舞台。
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秀之。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秀州知州,还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恢复了原官职,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赴京途中,烟雨蒙蒙里横渡扬子江,李纲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江山雄伟冠天下,景物瑰奇绕目前。远迹禹功须我辈,感时怀古一凄然!”
壮志不可销灭,国势如江河狂奔难制。四十三岁的李纲,实际上大半生已过,他在今后还能有所施展吗?
一个圆形线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不同了。
沙县生涯的散淡宁静和守丧期间的沉思,使他更坚毅、更执着。这次复出,有如蓄势跃出。同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时势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场大戏就等着他来导演了!
离开京都数年,李纲重进东水门,见汴京风物依旧,只不过上流社会的颓糜之风更炽。北方有强邻窥伺于国门之外,大佬们却依然在醉生梦死,在做着悬崖之舞——国之安危,于我何干?
宋徽宗就是这全国性腐败的头子。有两个故事,足以说明徽宗和他的宰执大臣们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从内库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于诸近臣。他想试探大家对他享受奢华生活的态度,便说:“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们哪晓得徽宗的心思,连忙按惯常思维,一片恭维:“陛下节俭,远胜前代贤君,实为古今未有之圣明天子。”
这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徽宗脸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说话。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论,固然高明,但我以为天生万物,足资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应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抚育万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应享太平之乐,区区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惧?明理者,必不言。”
这个马屁,才是拍准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之技可以比拟的。
徽宗听了,十分受用,对蔡京也就格外青睐,日见宠信,经常夸他:“得大臣之体统,有爱君之忠心!”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了撇开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他就是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头脑十分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
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最后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五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万岁爷您曾经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
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用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梲出守金陵(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的。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嚇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
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廷,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宰执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絛,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宰执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惹火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
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表示愿意充当朝廷对金的议和使者。
这真是巧啊,想要什么来什么。徽宗正愁着议和使者的人选不好找,现在居然有敢于挺身犯难的,当即准奏,把李邺从地方官提拔为京官,封了个“给事中”的官衔,正式下了议和使者的任命。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非常能说会道。此外,“国际潜规则”他也通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
徽宗想想是有道理,但当前国库空虚,一时搜罗不到这么多金子。富甲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刻拿不出钱来,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得金廷,用足了他的优势,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前撞了墙。
——首都眼看都要保不住了,你一个文官在这儿废什么话?你带来的金银,我当然笑纳。你的和平建议,请原封不动带回给你的艺术家天子。
李邺白跑了一趟,垂头丧气,回来复命时,大概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吧,在朝堂上盛赞大金军容之壮,说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
此言一出,举朝哗然!
就算这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这么长他人的志气啊。当即就有人给李邺起了个外号,叫做“六如给事”。
议和不成,徽宗知道再没有圜转的余地了,立即就启动了禅位的计划。大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宋时的开封长官,并不是个常设的职务,而是时有时无,因人而设。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亲王,而且后来都做了皇上。以前的太宗、真宗,就都在开封府做过长官。因其身份特殊,等于明明白白就是皇储,所以仪仗旗帜极为壮丽,出行时辉煌夺目。时人称之为“好一条软绣天街”。
现在太子领了这个衔,其意不言自明。
也就在同一天,大金远征军围住了中山府,开始攻城。中山知府詹度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好歹保住了城池。
徽宗这边,急得团团转,小小的一个中山,能挡得住几日,末日不是眼看就要到了么?惶惶之中,他想起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早先曾对局势有过相当明智的分析,便急召来问道:“王黼为相,不用卿的良策,以致金人两路来犯,国家危若累卵。卿此刻可有挽救社稷之计?”
宇文虚中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
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开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
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是啊,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
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宇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此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呢,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倒也都认帐,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古脑都撤掉。
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那金兵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宰执大臣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皇帝这位子,他娘的做不得了!
事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20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察言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不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童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逃回来以后,大宋中枢已经乱了套,居然也没有人追究他的临敌脱逃之罪。在朝堂议事时,他照样没事儿似的参加。就在这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份檄文拿了出来,请诸宰执大臣定夺如何处理。
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
李纲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守丧结束,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如何办?”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而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对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忧愤,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入冬时节,就碰上了金人入寇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不妨!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
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
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真心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
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而万一京师守不住,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
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具备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也还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
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安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人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
可惜这一腔热血,洒向了一个虚空!
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
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穿】
【书】
【吧】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程序。
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
徽宗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也一头昏倒在地。
混乱之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皇城司”,也就是负责拱卫京师的头头,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他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瓘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赵楷后退。赵楷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瓘以长剑指着赵楷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赵楷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随即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
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
自此,在大宋权力中心的舞台上,他就渐行渐远了。
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不过,钦宗好歹比他老爹要有正事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听从执宰们的意见,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
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
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于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李纲的话,钦宗听着顺耳,龙心大悦,意犹未尽。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钦宗又下旨召见。
这次,两人谈的是军国大事。李纲向皇帝进呈了著名的《论御寇用兵札子》,纵论金军入寇以后的局势和对策,显示出他很不一般的战略眼光,决非只懂舞文弄墨的书生可比。
他说:金国大军入寇之后,兵势迫急,国事可忧。而庙堂大臣,纷然惊扰,起初无御寇之先定之计,继而所发命令,皆失事机,使四方州县无所适从,万民无所依托。而陛下初即大位,因谦虚之故,威信未立,号令未行,贤材未用,奸邪未去。如此,何以抵御大敌、守护宗社?
然后,他一口气提出了二十条建议。针对当前战守、统兵、募兵、钱粮、兵器、情报等方面问题,逐一道来。
他对抗击金军的战略设想,总体上是一个“守”字。金大军深入,战线过长,人地生疏,不可能久留。因此宋军只要坚持“固守之策”,早晚可以看到金军狼狈撤退的时候。李纲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士兵与民夫,广张声势,屯军在要害地段,坚壁深垒,不与争锋。等其气堕,再议征战也不迟。Μ.chuanyue1.℃ōM
他分析:金大军侵入,目的无非有五:一、要求“尊大之礼”,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金国的皇帝之尊,抬高自己;二、索要叛民;三、想要多加一些“岁币”;四、责备我方首先败盟的责任;五,欲割河北之地。
对于“尊大礼”,李纲的意见是:不管他那么多,不妨屈体事之,他愿意叫什么名号就叫什么名号,反正又大宋又不实际损失什么。
对方请求归还降人,这也不妨答应。把那些从大金跑过来的降人统统遣返,以示我们的诚意,且今后再不用提防这些桀傲不驯的降人了,又省去了养活他们的钱粮柴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对方要求增加“岁币”,则不可答应;只能答复说:按照旧约,燕云归中国,岁币才可倍于大辽;如今金既败盟,燕云之地全部拿走,还谈什么增加岁币?
至于对方欲求割地,则可答复:祖宗之土,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以赠人?假若割了,再有所求,我方又将送什么给外人?一旦割让河北,险地就尽在对方手中,我朝将何以立国?因此,对这一条,当择善辩之士,以死争之。
在这个札子中,李纲对今后应做的军事部署,说得详尽、透彻、周密,令人惊叹。看来他平时是没少阅读兵书,也没少在实践中下工夫琢磨。
比如,他建议:以朝廷大臣三人,各率精兵十万,分驻大河以北、以南和以东。便宜从事,朝廷不加干预。三帅各据险要坚守,慎勿与战。让敌寇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如果敌军一旦深入,我军就可断其粮道,然后审时度势,发兵攻击,敌人必逃。
钦宗看了他这折子,大为叹服,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的钦宗,多少缓过了劲儿来,不再张皇失措了,颇有些重振天下的抱负。转年正月初一,他下诏,鼓励中外臣民上书言朝政得失。正月初四,又下诏,改元“靖康”,一时间颇有一些新气象。
可惜,这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实在是生不逢时。他上任之后,国家的形势既不“靖”,又不“康”。“靖康”二字,反倒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屈辱的一个年代标记。
与此同时,李纲还上了一道请求把徽宗尊为“道君太上皇”的奏疏,就很关键的皇帝名份问题,发表了意见。
徽宗退位之时,只想着怎么赶紧卸掉担子就好,况且他觉得皇家的事就是他们自家的事,所以没跟任何人讨论。他给自己定的名号非常欠考虑,叫做“道君皇帝”。这样一来,一国之中就有了两个皇帝,实为史上所罕见。这两个皇帝,在法统上都拥有相等的权力,那么退位一事就成了口头约定。一旦徽宗想复辟的话,他还可以用父权来压倒钦宗,再回到旧格局。
李纲对这个可能的风险有些担忧,直言应该为徽宗加上“道君太上皇”的名号,“务合典礼,以昭示四海,而垂后世”——让老爷子当个名正言顺的太上皇,才能保证最高权力归于钦宗。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徽宗不久后便正式被称为太上皇,全国军民也都知道,他已经是当今皇帝他老爹、而不是现任的皇帝了。
谁都能跑皇帝你决不能跑
靖康年的正月,是伴着岁末局势大动荡而来的,一系列的事变排山倒海,让新皇帝几乎喘不过气来!
正月初二,正当钦宗兴致勃勃地准备刷新朝政之时,自前线突然传来败报:宗望大军一举攻陷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已经朝汴京冲过来了,大宋的防守军队一夕溃散!
我们还记得,黄河前线的防务,在半个月前就已部署好,且调动的是禁军精锐,如何会这样不堪一击?
原来,在部署黄河防务时,将领中就有不同意见;同时,在挑选前线统帅的方面,也十分欠妥,最终导致防守呈崩溃之势。
钦宗和宰执们,派了内侍梁方平率七千禁军骑兵,去防守黄河以北的黎阳(今河南浚县),老百姓都能看明白:这有点儿孤注一掷的意思了。但是大家想想,也只能这样了。惟有步军将领何灌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金虏倾巢出动,锐不可当。今梁方平将京中精锐尽行带走,万一有甚闪失,则京中危殆。不如留下数千兵马、防卫京师为根本也。”
当时的宰相白时中是个草包,但是草包掌了大权,就自以为聪明程度要比别人强。他对何灌的忧虑不屑一顾,斥道:“欲拒敌于大河之北,当以全部精锐开赴,岂能忍看敌军擅渡大河、逼近都门?”
白时中固执不听劝阻,只让何灌率二万步兵,驻在黄河以南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作为梁方平的援军,布下第二防线。
这要是下棋,当然是万无一失,但可惜战场不是棋局。
这个身负国运安危的梁方平,到了黎阳之后,不是整军备战,而是一时还改不了往日习惯,每日和亲信纵酒狂欢,至于防卫的事——管他娘的。
宋朝的官员待遇,与前后历朝都很不同,那是空前绝后地优厚。宋太祖善待官员的本意,可能是想高薪养廉,让官员安心报国。但是这个英明的政策,也遇到了下面“潜规则”的腐蚀。高薪不但没有能够养出“廉”来,反而是养出了无数的“无耻”来。宋朝的“武官怕死,文官爱钱”是出了名的。既然有福可享,只要把官做稳就是了,廉不廉、忠不忠的,没几个人放在心上。
在梁方平的习惯思维里,大宋体制的稳固、高薪的好处,那是世世代代也断不了的。他不能设想、也根本不去想:虎视眈眈而来的大金勇士,就是要来砸他们这些人的金饭碗的!
宗望早把大宋君臣骨子里的腐败看透了,根本没把什么禁军精锐放在眼里。占领相州后,就派部将迪古补,带了一小队骑兵前去骚扰黎阳。
那梁方平也真是了得,见敌骑远远而来,竟然吓得魂飞胆丧,开门出城,打马向南一路狂奔——城里的七千禁军骑兵,老子管不了你们了!
大宋承平日久,即便是禁军,其实也无甚精锐可言了。本来他们对上第一线作战就心存畏惧,现在主帅单枪匹马跑了,其他人哪里还呆得住,一夜之间,竟逃得干干净净。
驻守在南岸的守桥宋军,见前方部队莫名其妙逃散,又见金军旗帜自天际遥遥而来,也是吓得不轻,急忙烧断了浮桥,望风而逃。
溃逃是带有传染性的,后方的两万步兵也炸了营,跟着向南逃窜。一夜之间,黄河南岸竟无一兵一卒守卫。
可怜北岸那些想过河逃命的宋军残部,没了浮桥,被迫游水渡河,有好几千人在河中活活被淹死。
何灌阻拦不住溃兵,只得跟着也退了下来。一直跑到泗水关也收不住脚,又继续南奔。
金大军来到黄河边,被湍流挡住,却见两岸空无一人,便不担心被袭扰,从从容容想法子过河。他们沿着河岸,寻出了二十多艘小船。
这些船只,都是南岸宋兵焚烧浮桥后,桥索烧断,被风浪推到北岸的。
金人把这些破船修了修,每只大概能装五、六人,就这么蚂蚁搬家似的,足足用了五天时间,把全部骑兵渡过了河。余下步兵,留待慢慢过渡。
渡河时,大队金兵挤在河岸上,人马杂沓,毫无秩序。此时大宋方面哪怕有一支小部队来袭扰,也能造成金军的大崩溃。
可惜,这只能是梦想!
宗望勒马岸边,一面吆喝着杂乱无章的军队,一面指着对岸嘲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黄河,我辈岂能渡过?”
在古时作战,一河之险,要胜过雄兵百万。宋军不战自逃,把上帝赐与的这大好天堑放弃,但金军可不领这个情,待骑兵一过完河,立刻纵马疾驰,进占宋军弃守的滑州城,接着便直扑汴京而来!
正月初三,警报频频传入宫中。钦宗连忙下诏亲征。
古代的皇帝亲征,不一定就是皇帝真要去阵前打仗,而是象征着全国总动员。
徽宗在前一天,就从败军之将何灌那里得到了金军渡河的消息,不由大惊,整夜无眠。童贯、蔡攸等一群人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徽宗情不自禁地自语道:“快逃,快逃,否则走不脱了!”
赵宋的开国皇帝,是正牌的武将,可是这一系的子孙,不知为何身上有太多怕死的基因。“闻风丧胆”四字,可谓是为他们天造地设的成语。
初三当天,便有太上皇诏书颁布下来,声言要去亳州太清宫烧香。钦宗也知道老爹这是要跑,也就任他去,还特地下诏为老爷子的脱逃打了一下掩护,说太上皇确实是要去烧香谢恩。
太史官当天为徽宗占了一卦,得出结果说:宜于正月初四出行。
但徽宗连一晚上也等不得了,初三当夜二鼓时分,他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拔腿开溜。带着皇后、皇子和帝姬(公主),一大家子人乘坐小轿来到通津门,连价钱也不讲,随便雇了一只运粮的空船,连夜乘船东下。临走时,还不忘带上了他最宠爱的的乔贵妃。
走了一段路,徽宗嫌船走得太慢,就改为上岸坐轿,加紧疾行。他这一溜,不仅连钦宗都没通知,对先前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些宠臣,也一个都没打招呼。
走了一段,徽宗还是嫌慢,便又找到一条运输砖瓦的船只,坐上去继续前行。
由于逃得太仓促,当晚连饭也没吃。跑到后半夜,徽宗饿得挺不住,干脆把老脸一拉,厚颜向船家讨得炊饼(馒头)一枚充饥。他掰开饼,与皇后分而食之,觉得这饼的味道简直比得上驼峰和熊掌了!
吃过不久,正在歇气,忽见蔡攸带着几名内侍,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
徽宗远远望见这一队人旋风般地追来,心里忐忑,便高声呼道:“尔等是来追还,还是前来保驾?”
蔡攸冲到近前,翻身下马,泪流满面地跪拜道:“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离陛下,今特来护驾东巡。”
徽宗眼睛一热,差点落下了几滴老泪。
他知道:自己一走,这几位“爱卿”在朝中是立不住脚的,他们不跟来又能怎么办。时势易也,乾坤倒转。堂堂一国之君,不仅自己的龙椅坐不稳,连几个宠臣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叫人怎不悲从中来!
他叫船家把船停下,上岸与蔡攸等人相聚。众人伤心了一回,见不远处有一寺院,君臣便进去歇息。
庙里主持被一行人惊醒,披衣来到大殿,见是一帮官家模样的人来叩访,怎么也想不到是当今至尊。主持大大咧咧坐到了主座上,让客人坐了下位。
老和尚把来人打量了一遍,开口问道:“几位官人是现任还是罢任?”
徽宗答道:“均是罢任。”
主持见一行人趾高气扬,不像是失意官员的样子,就问:“看众位意态自如,莫非还有子弟在京中做官?”
徽宗看那主持口气太大,忍不住,就索性挑明了:“我有二十七子,长子乃当今皇上。”
和尚闻言一惊,忽然想起民间哄传太上皇要东巡的事,方才恍然大悟,慌忙伏地求饶。
徽宗此时也无心斥责他无礼,带领众人回到船上,只顾催船家快走。
国难当头,做太上皇的不与社稷宗庙共存亡,反而逃窜在先,这一路上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充满了喜剧性。
船行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徽宗怕老婆、子女饿得受不住,便命宦官邓善询去把县令找来议事。邓公公打发人去找,不敢说是太上皇到了,而是以别的理由召县令前来。少顷,县令骑着马、带着一队仪仗来到岸边。
邓公公见又是一个有眼不识泰山的,便从人群中跃出,厉声喝令县令下马。
县令不吃那一套,说:“我身为京畿县令,就当有威仪,哪有徒步来见老百姓之理?”
邓公公不愿打哑谜,便搬出了真佛:“太上皇帝驾幸亳州,要在此驻跸!”
县令大惊。连忙舍了马,一溜小跑来到船前,山呼万岁,舞蹈请安,表示情愿领罪。
徽宗见这小官爽直得可爱,不禁一笑,说:“公公这是与你戏言!”说罢,把县令召至船中问话。
等太上皇把当地情况问完,蔡攸忍不住谈起了最实质的问题。他说,现在御驾最大的问题是——乏食啊!
县令不敢怠慢,马上吩咐人去准备。若不是金兵入寇,国家乱了套,他一个小小县官怎有机会一睹天颜?所以这次有机会报效,当然尽全力去办。当下从本县实际出发,备了丰盛的酒席,让徽宗一行饱餐了一顿。
吃罢出发,船走了不远,就因冬季河道干枯搁了浅。徽宗逃命心切,发了脾气,当即舍舟上岸,骑了一匹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在今河南商丘)疾驰。
颠簸了一夜,终于听到了报晓的鸡鸣。前面岸边,有一小市镇。一行人走入镇中,见居民皆在酣睡,独有一老妪家还点着灯,竹门半掩。徽宗便推门进去。
屋内,一位老太太正在灯下纺织,见有生人来,忙问徽宗姓氏。徽宗答道:“姓赵,居住东京,现已退休,让长子顶班了。”卫士在旁听了,都忍不住笑。徽宗看看卫士,自己也笑了。
老太太估摸着这是一帮贵客,便向徽宗进酒招待。徽宗起身,恭恭敬敬接过酒,喝了一口以后,又将酒杯传给卫士。
老太太见徽宗被冻得够戗,就请他到卧室内,拥炉烤火。还动手脱去徽宗的袜子,给他烘脚趾。
乡间百姓的淳朴,深深打动了徽宗,他叮嘱卫士一定要记住老妇家的地名,以便日后报答。可惜,等到后来太上皇出巡的龙舟返京时,老太太已经过世。徽宗不忘点水之恩,赏给了老太太几个孙子一大笔银子(见《挥麈后录》)。
在老妪家休息好了之后,徽宗一行趁着曙色又上了路。
晨雾正浓,前路迢迢。真个是:敌军未薄汴京城,漏夜跑煞胆小人。一日一夜,队伍竟狂奔了数百里,次日抵达南都(今河南商丘)。健壮的“鹁鸽青”生生给累趴下了,又换了骡子继续跑。到了安徽符离,才又登上官船走水路,最后到了泗上。这已是现今江苏的地面了,距敌已远,徽宗这才有了一些闲情,带人上岸去买鱼。
纷乱时节,物价飞涨,徽宗跟一位鱼贩子讲价讲不下来,双方恶语相向,几乎动粗。那鱼贩子想不到是当今天子在跟他砍价,对徽宗一口一个“保义”地称呼,大为不敬。宋朝的武职官阶,共有五十二阶,保义是其中的第四十九阶,鱼贩子这是把总司令叫做了班长,连降了徽宗五十阶!
徽宗又气又好笑,对蔡攸说:“卖鱼人呼我为保义,这汉毒也!”回到船上,他兴犹未尽,还做了诗以资纪念。刚脱离险境,老人家就又显出了艺术才华来。
泗上是个丰饶小镇,风景怡人,徽宗看得顺眼,有意在此小驻,喘口气再走。
就在逗留之际,被他撇在汴京的一帮宠臣童贯、高俅、宇文粹中等人,好不容易摸着踪迹,匆匆赶了上来。
徽宗在这时候,已不只是想跑到淮河就算拉倒,他准备渡过淮河,再渡长江,一直跑到江南去逍遥。童贯等人明白:徽宗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徽宗健在,他们的富贵就不成问题,因此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再次启程后,童贯带领三千胜捷军护送徽宗往扬州跑,高俅则带领禁军留驻泗上,作为警戒。
到了扬州之后,正准备过江时,当地父老都劝谏徽宗不要过江——哪有国还未亡,皇帝就先奔命的道理?徽宗不听,坚持要过江。
江南是安全地面,随行卫士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加之流急船小,连太上皇后都暂时留在了扬州,护卫人员就更不可能全部跟随过江了。但是卫士们怕留在北岸没人管饭,岂不是成了盲流,因此都愿随驾南渡,好多人拼死攀住船舷痛哭。童贯嫌这些人累赘,就命亲军放箭阻遏。乱箭之下,有好几百人被射死在江边。
可怜这些卫士,饥寒劳累了一路,转眼间就成了水中冤魂。微末人物的命,在大历史的风云中,就是这么不值钱!
渡过长江后,徽宗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安顿了下来。看看身边,真真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除了乔贵妃,亲人都跑散了。这一路狂逃,他只顾自己逃命,连一起出逃的皇子、帝姬都顾不上管了,大多流落于民间,吃尽了苦头。
此时在京口管事的,是江南转运使曾青空。曾青空是个很有名气的词人,以前做的一些词,多有流传到宫内的。乔贵妃读了,大为欣赏,曾多次向徽宗问过曾诗人的情况。这时,徽宗召见曾青空,特地把乔贵妃叫出来说:“你在京师,多次问起曾某人,就是此人。今日让你瞧瞧。”
乔贵妃见偶像现身,大为惊喜。徽宗一高兴,便吩咐用七宝杯斟满酒,让乔贵妃向诗人敬酒。曾诗人一饮而尽后,徽宗哈哈大笑,索性连七宝杯也赏给大诗人了。
老皇帝这样顾头不顾腚地跑了,新皇帝心里也发毛。正月初三这天,钦宗虽然下了亲征诏书,任命吴敏为行营副使、李纲为参谋官,摆出了要抵抗的样子,但实际上在宫里急得六神无主,心惊肉跳。前不久“六如给事”李邺对大金军威的形容,如今一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
这群虎狼之师,说话间就要扑到汴京城下。先逃一步的老爸是对的,此时要是不走,哪里还能走得脱!
而且这样的犹疑,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正月初四一早,钦宗就和宰执们在延和殿议事,商量何去何从。
宰相白时中提议:“金人来势凶猛,京城恐将不守。陛下应尽早出幸襄阳,以避其锋。”
当天,李纲恰好在延和殿等候召见,听说钦宗君臣正在里面议论弃守京城的事,吃了一惊,他腾地站起来,对东上閤门的传达官朱孝庄说:“我有紧要公务,要上殿去,在御前与白宰执论辩。”
朱孝庄认为他的要求不合规矩,便没有答应。按照大宋宫廷的规定,宰相议事,为当天的第一要务,在宰相退下之前,其他任何人不得进见。
李纲心里顿时冒火:整个国运,系之一线,还跟我讲这个!他怒气冲冲地说:“千钧一发之际,还要拘泥?你速去通报,不得延误!”
朱孝庄见李纲神情异常严峻,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便转身去殿上禀报。
李纲不等钦宗的旨意下来,就大步走到了殿上,向钦宗奏道:“臣闻京中军民议论,有宰执大臣主张圣上出城避敌。如是,则国家危矣!道君皇帝将固守京师之大任托付于陛下,今敌未至,就将京师弃之如糟粕,日后以何颜面见上皇?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
钦宗顿时哑然,浑如木偶。
白时中见自己的计划被李纲搅了,气急败坏地问道:“都城可守乎?”
李纲驳斥道:“天下城池,可有一座抵得上京师之固?京城倘若不守,况乎平常州县。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若弃之不顾,还有何处可守?若能激励将士、安抚民心,岂有不守之理?且事到如今,‘我能往,寇亦能往’,逃到何处才能逃得脱?”
正在争论间,负责修缮城墙事务的内侍陈良弼从内殿出来,禀报说:“京师城楼修缮,实在迟缓,至今完工者百不及一二。尤其城东樊家岗等处,壕浅沟窄,万难防守。况且城中兵器甚少,万岁爷若不早做巡幸计,恐祸将至矣!”
钦宗听了,又是一阵心悸。他看了看新上任的兵部侍郎李纲,见李纲的神态镇静自若,忽然想到李纲也是一个颇知知兵的,便说:“卿可与陈公公先去察看城防,朕等你回来,再做商议。”
李纲奉了旨,立刻前往城东实地察看。过了半晌,他满头大汗地回到延和殿。
钦宗心急,忙问:“如何?”
李纲本来对城防就有所了解,这次实地看过,更是胸有成竹:“臣方才所见,京师城墙高峻坚实,各处城楼虽尚未修好,但无关紧要。四周濠河,既宽且深,惟有樊家岗一段河道,因乃皇家禁地,龙脉所在,往昔未允开挖,所以河道窄浅。然可用精兵强弩据守,可以无虞。”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可叹!赵宋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把汉唐以来一个整体上刚毅勇猛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心怀莫名恐惧的民族、一个萎顿不堪的民族、一个苟且一天算一天的民族。
李纲禀报完毕,神色凛然,看也不看神色尴尬的陈公公一眼。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城墙究竟牢固不牢固?此刻是守还是逃?关乎大宋的存亡,也关乎真龙天子的一条命。深宫里长大的钦宗,哪里经过这种阵势,完全丧失了决断能力,只是连连问诸位宰执:“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大臣们平日斗鸡走狗时,个个都是神采飞扬;而一旦面对军国大事,则茫然不知所措,惟有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大宋的命运,由原来的一马平川被逼成了狭窄一线。如何能绝地求生?如何可逃过一劫?历史就在这个关口,神奇地将李纲猛然推到了舞台中心。
见到高官们行尸走肉的样子,一股原始的血性在李纲心内涌起,他跨步出列,奏道:“今日别无他途,惟有整军备战,激励士卒,准备御敌。此外,亦应召集都中百姓协力守城,待勤王军至,合力歼敌。”
钦宗内心矛盾,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想了想,问李纲:“依卿之意,是要坚守,然朝中大臣均不知兵,谁堪领军之责?”
李纲答道:“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为的是将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时中、李邦彦虽是文臣出身,素不知兵,但以大臣之尊,召集军民御敌,乃其职守!”
白时中一听,倒抽一口冷气:这岂不是要让我去送死!他大怒,厉声道:“李公整日大言御敌,却不曾亲临战阵,岂非欺君罔上!又言京师可守,今事急矣,李纲可领兵出征么?”
历史有时是由私欲创造的,与所谓的人民群众无关。此刻,白时中出于怕死而使出的激将法,竟然无意中挽救了大宋即将崩溃的命运——他代替历史选择了一位最好的抗敌领袖。
李纲自少年起就负有报国之志,官场蹭蹬十余年,等的就是这电光火石的一瞬!他哪里是真心想催逼白时中这样的草包去领导抗敌?朽木从来不可雕,李纲早就料定,此刻决无大臣敢慷慨赴国难,那么,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他上前一步,向钦宗启奏,声震屋宇:“大臣畏缩,难道朝中再无他人?陛下倘不以小臣无能,责臣守城,臣当万死不辞!然李纲微末小臣,威望不足以服众将士。”
有人愿意出头去扛帅旗,钦宗当然高兴。官小不怕,可以当场任命么!钦宗环顾左右,急问:“执政中可还有官缺?”
给事中赵野答道:“尚书右丞现缺。”
钦宗不加思索,立即任命:“李纲任右丞!”
按照宋朝官制,官服以官阶不同而有不同的颜色,加官晋爵之际,还要赐给新的官服。但钦宗在慌乱之余,完全把这事给忘了,李纲连忙提醒:“臣尚穿绿袍,今责以守城大任,如何能服中外?”
钦宗这才想起来,立刻命内侍取来尚书右丞的冠带,亲手赐给李纲。李纲当场穿戴好,跪拜致谢,朗声说道:“时方艰难,臣不敢辞!”
这一场较量与争论,竟然不知不觉从清晨吵到了正午。钦宗见尘埃落定,心理略略踏实,这才起身,乘车驾回去吃饭了。同时吩咐众宰执都不要回府了,就在崇政殿门外的厢房中摆宴赐食。
下午,钦宗又召见宰执大臣等在福宁殿议事,继续讨论皇帝是去还是留的问题。各宰执仍是畏敌如虎,力劝钦宗早走为计,正式提出了“奉銮舆出狩”之议。
什么叫“出狩”,不是去打猎,乃逃跑是也!作为一个皇帝,最大的失职,是弃国而不守,但是这样无耻的行径也要披一套冠冕的外衣,这就是自古以来的“高位者无错”原则,代代如此。
钦宗心里何尝不想走,但是他刚刚即位,守土有责,如果真的要跑,总要给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因此暂时没表态,只任命了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棁为副留守。
这个任命,其实大有深意在:既然“留守”都已经有了,皇帝当然是要走!
李纲意识到:此乃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有些话不说就永远没机会了,便不顾诸宰执的脸色,力陈皇帝决不可走的理由。他说:“昔日安史之乱,唐明皇闻听潼关失守,便仓促巡幸入蜀,结果宗社、朝廷都陷于贼手,经过多年才能收复。后人说,其失策,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然拥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必不能久留。舍此都城而去,就如龙离水源,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有臣等留守,于事何补?宗社、朝廷必将为废墟!愿陛下思之。”
这番话,说得切中要害。据李纲后来回忆,“上意颇回”——钦宗终于被说动了。
然而怕死之人珍惜生命的意志,也是很难动摇的。就在此时,内侍王孝竭在一旁奏道:“皇后、贵妃、国戚都已出都门,陛下岂可留此!”
钦宗一听,神色大变,霍地起身下了御榻,对着李纲等人哭道:“卿等就不要再留朕了,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说罢,便想拂衣而去。
——这一走,大宋这个名号,还能不能存于天下,就很成问题了!
李纲像是受到猛然一击,索性什么也不顾了,拜伏在地上号啕大哭,最后爬到了钦宗跟前,一把抱住钦宗的腿,以死相阻。
正在混乱间,燕王和越王两位亲王来到殿上,对钦宗说:“宗室虽人心惶惶,然臣等两家决计不走。虏骑孤军深入,人数不多,偌大京城如何就守不住?恳请陛下禁止宗室、国戚出行,以安人心!”
恰在此时,殿前司(禁军武官职名)曹曚前来禀报军情,也言及“禁军同忾,决死守城”。
听了他们的话,惶乱无主的钦宗这才稍稍稳住了神儿。他想了想,马上命人取来纸笔,御书“可回”二字,盖上了皇帝玉玺,派宦官去追皇后和国戚们回来。
紧接着,钦宗眼睛盯住李纲说:“卿留朕,整兵御敌专以委卿,不能稍有疏漏。”
皇帝这是把命都交给自己了。李纲一则喜悦,一则惶恐,再拜受命。然后,就和李棁一起出宫,开始部署城防了。
敌骑不远,军情急如星火,朝堂上光是议论去留的问题,就浪费了一整天时间。李纲忧心如焚,当晚没有回家,就宿于尚书省,连夜筹划各处防守。宰执们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宿于内东门司。
不久,派出去的宦官回来禀报说,中宫、国公出行已远,当晚无论如何也追不回来了。
正月初四的这一日,真可谓翻云覆雨。到了半夜,钦宗突然又变卦,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压倒,连觉也不睡了,派宦官连夜出宫,命宰执大臣们准备好供路途上使用的军令状。
初五日,天一蒙蒙亮,钦宗就把白时中等宰执召到宫中,反复商议,最后做出决定:坚决逃跑!
白时中喜不自胜——小命终可得保!他假作慷慨地说:“陛下勿以李纲之论为意,尽早离京为好。即固守,亦不须陛下亲执干戈,留在都城何益?臣愿护圣驾出幸,他日朝野若有非议,罪只在臣。代君受过,古之亦然!”
君臣当即议妥。接下来,整个皇家的逃跑行动,就以惊人的高效率展开了。
等到天大亮后,李纲从尚书省起身去上朝,走到街上一看,不禁愕然!只见街上百姓三五成群,神情惶恐,都在纷纷传言,说“皇上就要南狩啦”;并言之凿凿地说,太庙里的先皇神位都已被搬出来了,暂时寄放在太常寺内!
李纲惊疑不定,只顾打马快行。等到了祥曦殿,一切都被证实:宫中禁军卫士皆已全副披挂;皇上的车舆、仪仗已全部排列好;六宫女眷的被褥包袱也都装好了车。
万事俱备,只欠开逃!
李纲被这个突然变故闹懵了,一时间惶悚无计。
——这一片大好山河,难道真的就要在脚下塌陷了?
他又一次热血直冲头顶,全然不顾生死,疾步来到那些整装待发的禁军士卒面前,厉声问道:“你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
禁军被这一声悲愤之问所激励,都举臂高呼:“愿以死守宗社!不留此,何处去?”
壮士的一阵呐喊,山摇地动,连森严宫阙似乎也在颤抖。
寒风中,队列前,李纲身上的一袭大红官服如烈火摇曳,备极悲壮!
见军心尚可用,李纲不禁为之一振,决心力挽狂澜。他抢步上前,拉着禁军殿帅王宗楚等入见皇上,对钦宗说道:“陛下昨日己许诺留京,今复成行,为何?岂不知六军(禁军)之情己变,彼辈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怎肯舍去?万一士卒在出巡途中散归,谁可护卫陛下?且虏骑己逼近,必知皇上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又何以御之?”
钦宗这才有所感悟,下令停止出行。
李纲立刻对宰执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
然后他转身出祥曦殿,向禁军宣示皇上的旨意。禁军卫士听到这个好消息,皆拜伏,山呼万岁,其声震地!
李纲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再回殿上,劝皇帝登上城楼去见见将士们。钦宗同意了,起驾登上宣德门。宰执、百官、将士都排列于城楼之前。
钦宗伏着栏干,俯视良久,然后乘御辇下楼,走入队列中,慰劳众将士。
李纲深知,御敌的关键,就在于士气。有不怕死的士兵,就能创造不怕死的奇迹。他和吴敏当场撰写了数十条口号,内容是讲金人犯境、欲危宗社,朝廷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让阁门官在军前宣读。
每读一句,将士就自发地一声应诺。须臾,六军皆感泣流涕。固守之议,就此再无任何动摇的可能了!
当日,钦宗也翻然悔悟,下了决心死守。他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曚为副使。又将贪生怕死的白时中罢相,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建立了一个战时的指挥中枢。
李纲担任的这个亲征行营使,并不是虚衔,而是实有的职务,设有专门的官署。办公就在大晟府,设置了参谋官(机要秘书)、勾当公事(文书、办事员)、统制(武官)等官职,皆听命于李纲。
养士千日,用在一时。
后人多有不知,“靖康”这个大宋乃至华夏的耻辱之年,也有忠贞之士奋起退敌的荣耀时刻。
这一时刻,在数日之内,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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