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日本的山口县，又叫作长州藩。1864年的时候，英、法、美、荷四国军舰对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炮轰。炮弹落在藩中的沿海城市下关，猛烈的炮火吓坏了藩主和士兵，于是，他们宣布投降，签订了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1865年以后，幕府政权被推翻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明治天皇进而改“藩”为“县”，下关就成了山口县最大的城市。这里的人靠水吃水，对一种叫作河豚的鱼爱不释手，又凭借着沿海的独特优势，很快便将这个城市发展成别具特色的“河豚之乡”。
下关有个古称，叫做“赤间关”。“间”字，在日文中，被念作“马”，于是，在中国人听来，“赤间关”，就成了“赤马关”。久而久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哪个翻译偷了下懒，把赤字也给丢掉了。结果，日本的下关，就成了汉语里的马关。
山口县里走出过一个大人物。下关炮战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救国，单纯地与西方抗争，只会适得其反。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要推翻落后的幕府政权，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强力政府，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建立强大的帝国。
二十多年以后，他初步完成了自己的构想。1890年，他为他的祖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宪法里充分保障了天皇的权力。两年以后，在这宪法之下，他以首相的名义，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在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交叉口，他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他就是伊藤博文。
公元1895年3月19日，“河豚之乡”最好的河豚料理店外，已是戒备森严。下午两点，功成名就的伊藤博文，身着整洁的西装，带着得意的微笑，恭敬地等候在门前。几分钟后，一位身着蓝色大褂的老人，在左右搀扶下，缓缓走入他的视线。那正是他在等候的人。
老人抬起头。料理店的招牌上，写着三个飘逸的汉字——“春帆楼”。有人曾提出，日本人所学的汉字，是一千多年前与隋朝发行的佛经一道传入日本的。随后，到了唐朝，日本人带着满心的崇拜派遣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向这富饶强大的国度虚心讨教学问，心甘情愿地把对方视为老师。
唐后是宋，宋后是元，元后是明，明后是清，一千多年来，这个老师曾历经多少风雨，多少次改朝换代，凭借着怎样的优秀，才以其独有的韵味屹立于世界之上。
然而，一夜之后，这骄傲的文明，却又以怎样的颓废，消沉至此，随风飘散，直到所有的过往，在这一刻全都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最终化作眼前这三个飘逸的日本汉字。看到这一切，一阵酸楚涌上他的鼻尖。
一阵海风吹来。湿冷的空气中，伊藤博文用鞠躬表达着自己的礼貌。而后，他转过身，用他那发音奇特的母语对门前的士兵说：“李鸿章大人到。”于是，士兵向两侧退去。一扇耻辱的门，被打开了。
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伊藤博文，是1885年的事情了。在那以前，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在那混乱的岁月里，一个自称“开化党”的集团组织，暗地里做足了准备，打算劫持他们贪得无厌的国王，推翻王政，另立幼主。
他们从大臣着手，首先暗杀了七位守旧官员，发布改革政纲，同时打算脱离清廷的影响，自立门户。中国自古建立的朝贡体制，本与殖民掠夺大不相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朝政，中国人并不会过多干涉。
但在这场政变中，有一个人物却清楚地嗅到了危机。他意识到，这场政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因为他看到，在“开化党人”的队伍里头，日本人竟似乎在蠢蠢欲动。于是，他拍案而起，领兵前往，快刀斩乱麻，以勤王的名义一举剿灭了叛乱，将“开化党人”打得四分五裂，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个人，叫作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还是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那时候的日本还不够强大。面对中国军队的介入，日本政府严禁日军与之发生冲突。而袁世凯则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反复请示，当务之急，首应增兵朝鲜，以抗拒日本。
李中堂接过电报，却犹豫不决。因为那时在中缅边境和沿海一带，中国军队正饱受法军的侵扰，在激烈的战火中，无暇他顾。
1885年，朝鲜的混乱逐渐平息了下去。羽翼未丰的日本，依然还没有胆量与它一千多年的老师来一场正面的较量。就是这一年，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伊藤博文。
他记得，这位日本人派来的代表，是以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到天津，请求谈判的。那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四十四岁，但在李鸿章的眼里，他依然还是个青涩的孩子。
中堂大人叉着腿坐在椅子上，手持烟枪，吞云吐雾，摆足了长者的姿态。而面对眼前这位长者，想到他十几年来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日本人的代表却也在畏惧中，由衷地感到几分敬意。
只是在谈判桌上，李鸿章主动退让了。事实上，伊藤博文早就了解到，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支柱，清廷毫无竞争优势。那是经过精心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中国在东南与法国打仗，在西北与沙俄打仗，四面八方，无不面对着世界列强的侵扰。如此重压之下，清政府是不敢强硬的。他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便与之拟定了一份《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条约中规定，朝鲜若再生变故，中日双方若欲派兵，都应首先知会对方。李鸿章刻意地说了几句硬话，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这也是他和他的同僚精心研究以后，所选择的路线。所有人都知道，积贫积弱的中国再也折腾不起了。而这条约的内容，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
会谈之后，这谈判桌上看似青涩的对手，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句话：“贵国若无力改革内政，必将为我国后来居上。”
李鸿章觉得，这晚辈话里有话，言外之意，中日两国终将一战。对天朝上国的重臣来说，这也许算不上礼貌。他思忖片刻，吸了口烟，为了维护尊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也用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复。他笑着说：
“若终有一战，我大清愿意随时奉陪。”
听到这样的回答，伊藤博文未置一词，只是冷冷一笑。而后就转身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关于日本，李鸿章曾在一次宴席中，听一位洋人谈起。这个洋人来头可不小，因为他曾是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那时候，他刚刚离任，带着一脸的轻松来到中国。
在天津，格兰特受邀和李鸿章吃了顿饭。那时候，中堂大人正忙着为国家筹建一支先进的舰队。在饭桌上，面对眼前的洋朋友，他虚心地提了不少问题。看到直隶总督的满脸好奇，美国前总统面带微笑。
他提起当年中堂大人在动乱中为朝廷所做的贡献，他所指的动乱，是太平天国运动。他恭敬地称赞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拯救了国家的伟人。因为他本人也曾帮助他的国家打赢了南北战争。提及这段有关军旅的历程，他总是显得兴奋不已。
他向中堂说起一种在水底下巡航的战舰，这种战舰的名字，叫作潜水艇。李鸿章愣住了，他曾因办理洋务而惊讶于世界的变化，与朝中大臣相比，早已是熟识西洋之物的专家。此时他却恍然意识到，即便如此，他的想象力依然还是无法追上欧美列强前进的脚步。
他连声赞叹，当他正在为筹建一支先进的海军而费神时，大洋彼岸的国度，竟已掌握了如此这般奇特的武器。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微笑中，他定了定神，而后带着满脸的羡慕询问对方，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他的祖国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追赶列强的脚步？
他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客人提到了日本。沉默片刻，格兰特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回答他说，同为黄种人，如今的日本，早已经走在了前头。
是啊！日本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逐渐从紧随其后的学生，转变为先行一步的老师的。想起1874年日本军队悍然入侵台湾的举动，李鸿章时常隐隐地感到不安。五年以后的今天，就在格兰特夫妇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那岛国的天皇，却已将臣属于大清的琉球王国，改造成了他们口袋里的“冲绳县”。
正在如此这般焦急中，李中堂不断请求朝廷扩张海军，以应对这个蕞尔之邦越发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始终都没有搞懂，在那个从来就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小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催生了它日新月异的进步。面对那昔日的学生，他的心里，充斥着毫无章法的慌张。
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李鸿章将中国生产的景泰蓝和丝绸作为礼物，赠给了客人。格兰特深知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因此反问对方，希望自己以什么作为礼物，回赠给他。
于是，李鸿章把目光落在了前总统正握着的手杖上。手杖的顶部，一颗拇指大的巨钻和一圈璀璨晶莹的小钻石，交相辉映，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手杖，不禁赞叹起来：“贵国竟能把手杖做得如此精致！实在叫人大开眼界。”
格兰特笑了。他说，这根手杖是他在卸任时，全国工商名流送给他的礼物，代表着国民的公意，并不能私自相送，唯有待他回国以后，征得同意，才能转赠中堂。
李鸿章笑了。他感谢他的客人愿意将如此贵重之物送给自己。格兰特也笑了。就这样，在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这位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前总统，用他深邃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个人物。
夕阳西下，他仿佛看到，这个身材高大、垂垂老去的中国人，正在用尽全力，在激流中，把持着一艘漏水的木船。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转身，缓缓地说：
“昔日欧洲小国德意志，出了一位铁血宰相，此人名唤俾斯麦，在他的带领下，德国政府改革政务，平叛内乱，于是一跃而起，如今已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总督大人政绩斐然，勤勉为国，我想，在我眼中，您也同样算得上是一位‘东方的俾斯麦’！”
赞美声中，李鸿章淡淡地笑了。他了解这话里的几分恭维。他的笑容，也许只是某种客套的礼貌。时光匆匆，回忆中，格兰特夫妇的身影，也同样随着各自转身，从此消失在他视线的尽头，渐渐地在他脑海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895年，伊藤博文五十四岁，他面前的老人七十二岁。春帆楼前，面对这位前辈，他缓缓地说：
“中堂可曾记得，伊藤当年劝您改革内政，否则必为我国后来居上。如今这话，果真应验了吧？”他盯着面前风烛残年的老人，冷冷地笑道，“大人当年所言，要打便打，必将奉陪，那是何等威风。可如今若是真的打起来，结果会是怎样呢？”
老人狠狠地咳嗽了几声以示回应。潮湿的海风吹拂着整座城市，四下飘散着河豚的香味。而后，一切都冷却下来。唯有耻辱的炮火，残存于他的脑海，久久不曾平息……
第二章
耻
十五
日本的山口县，又叫作长州藩。1864年的时候，英、法、美、荷四国军舰对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炮轰。炮弹落在藩中的沿海城市下关，猛烈的炮火吓坏了藩主和士兵，于是，他们宣布投降，签订了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1865年以后，幕府政权被推翻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明治天皇进而改“藩”为“县”，下关就成了山口县最大的城市。这里的人靠水吃水，对一种叫作河豚的鱼爱不释手，又凭借着沿海的独特优势，很快便将这个城市发展成别具特色的“河豚之乡”。
下关有个古称，叫做“赤间关”。“间”字，在日文中，被念作“马”，于是，在中国人听来，“赤间关”，就成了“赤马关”。久而久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哪个翻译偷了下懒，把赤字也给丢掉了。结果，日本的下关，就成了汉语里的马关。
山口县里走出过一个大人物。下关炮战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救国，单纯地与西方抗争，只会适得其反。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要推翻落后的幕府政权，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强力政府，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建立强大的帝国。
二十多年以后，他初步完成了自己的构想。1890年，他为他的祖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宪法里充分保障了天皇的权力。两年以后，在这宪法之下，他以首相的名义，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在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交叉口，他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他就是伊藤博文。
公元1895年3月19日，“河豚之乡”最好的河豚料理店外，已是戒备森严。下午两点，功成名就的伊藤博文，身着整洁的西装，带着得意的微笑，恭敬地等候在门前。几分钟后，一位身着蓝色大褂的老人，在左右搀扶下，缓缓走入他的视线。那正是他在等候的人。
老人抬起头。料理店的招牌上，写着三个飘逸的汉字——“春帆楼”。有人曾提出，日本人所学的汉字，是一千多年前与隋朝发行的佛经一道传入日本的。随后，到了唐朝，日本人带着满心的崇拜派遣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向这富饶强大的国度虚心讨教学问，心甘情愿地把对方视为老师。
唐后是宋，宋后是元，元后是明，明后是清，一千多年来，这个老师曾历经多少风雨，多少次改朝换代，凭借着怎样的优秀，才以其独有的韵味屹立于世界之上。
然而，一夜之后，这骄傲的文明，却又以怎样的颓废，消沉至此，随风飘散，直到所有的过往，在这一刻全都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最终化作眼前这三个飘逸的日本汉字。看到这一切，一阵酸楚涌上他的鼻尖。
一阵海风吹来。湿冷的空气中，伊藤博文用鞠躬表达着自己的礼貌。而后，他转过身，用他那发音奇特的母语对门前的士兵说：“李鸿章大人到。”于是，士兵向两侧退去。一扇耻辱的门，被打开了。
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伊藤博文，是1885年的事情了。在那以前，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在那混乱的岁月里，一个自称“开化党”的集团组织，暗地里做足了准备，打算劫持他们贪得无厌的国王，推翻王政，另立幼主。
他们从大臣着手，首先暗杀了七位守旧官员，发布改革政纲，同时打算脱离清廷的影响，自立门户。中国自古建立的朝贡体制，本与殖民掠夺大不相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朝政，中国人并不会过多干涉。
但在这场政变中，有一个人物却清楚地嗅到了危机。他意识到，这场政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因为他看到，在“开化党人”的队伍里头，日本人竟似乎在蠢蠢欲动。于是，他拍案而起，领兵前往，快刀斩乱麻，以勤王的名义一举剿灭了叛乱，将“开化党人”打得四分五裂，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个人，叫作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还是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那时候的日本还不够强大。面对中国军队的介入，日本政府严禁日军与之发生冲突。而袁世凯则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反复请示，当务之急，首应增兵朝鲜，以抗拒日本。
李中堂接过电报，却犹豫不决。因为那时在中缅边境和沿海一带，中国军队正饱受法军的侵扰，在激烈的战火中，无暇他顾。
1885年，朝鲜的混乱逐渐平息了下去。羽翼未丰的日本，依然还没有胆量与它一千多年的老师来一场正面的较量。就是这一年，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伊藤博文。
他记得，这位日本人派来的代表，是以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到天津，请求谈判的。那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四十四岁，但在李鸿章的眼里，他依然还是个青涩的孩子。
中堂大人叉着腿坐在椅子上，手持烟枪，吞云吐雾，摆足了长者的姿态。而面对眼前这位长者，想到他十几年来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日本人的代表却也在畏惧中，由衷地感到几分敬意。
只是在谈判桌上，李鸿章主动退让了。事实上，伊藤博文早就了解到，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支柱，清廷毫无竞争优势。那是经过精心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中国在东南与法国打仗，在西北与沙俄打仗，四面八方，无不面对着世界列强的侵扰。如此重压之下，清政府是不敢强硬的。他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便与之拟定了一份《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条约中规定，朝鲜若再生变故，中日双方若欲派兵，都应首先知会对方。李鸿章刻意地说了几句硬话，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这也是他和他的同僚精心研究以后，所选择的路线。所有人都知道，积贫积弱的中国再也折腾不起了。而这条约的内容，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
会谈之后，这谈判桌上看似青涩的对手，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句话：“贵国若无力改革内政，必将为我国后来居上。”
李鸿章觉得，这晚辈话里有话，言外之意，中日两国终将一战。对天朝上国的重臣来说，这也许算不上礼貌。他思忖片刻，吸了口烟，为了维护尊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也用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复。他笑着说：
“若终有一战，我大清愿意随时奉陪。”
听到这样的回答，伊藤博文未置一词，只是冷冷一笑。而后就转身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关于日本，李鸿章曾在一次宴席中，听一位洋人谈起。这个洋人来头可不小，因为他曾是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那时候，他刚刚离任，带着一脸的轻松来到中国。
在天津，格兰特受邀和李鸿章吃了顿饭。那时候，中堂大人正忙着为国家筹建一支先进的舰队。在饭桌上，面对眼前的洋朋友，他虚心地提了不少问题。看到直隶总督的满脸好奇，美国前总统面带微笑。
他提起当年中堂大人在动乱中为朝廷所做的贡献，他所指的动乱，是太平天国运动。他恭敬地称赞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拯救了国家的伟人。因为他本人也曾帮助他的国家打赢了南北战争。提及这段有关军旅的历程，他总是显得兴奋不已。
他向中堂说起一种在水底下巡航的战舰，这种战舰的名字，叫作潜水艇。李鸿章愣住了，他曾因办理洋务而惊讶于世界的变化，与朝中大臣相比，早已是熟识西洋之物的专家。此时他却恍然意识到，即便如此，他的想象力依然还是无法追上欧美列强前进的脚步。
他连声赞叹，当他正在为筹建一支先进的海军而费神时，大洋彼岸的国度，竟已掌握了如此这般奇特的武器。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微笑中，他定了定神，而后带着满脸的羡慕询问对方，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他的祖国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追赶列强的脚步？
他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客人提到了日本。沉默片刻，格兰特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回答他说，同为黄种人，如今的日本，早已经走在了前头。
是啊！日本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逐渐从紧随其后的学生，转变为先行一步的老师的。想起1874年日本军队悍然入侵台湾的举动，李鸿章时常隐隐地感到不安。五年以后的今天，就在格兰特夫妇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那岛国的天皇，却已将臣属于大清的琉球王国，改造成了他们口袋里的“冲绳县”。
正在如此这般焦急中，李中堂不断请求朝廷扩张海军，以应对这个蕞尔之邦越发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始终都没有搞懂，在那个从来就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小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催生了它日新月异的进步。面对那昔日的学生，他的心里，充斥着毫无章法的慌张。
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李鸿章将中国生产的景泰蓝和丝绸作为礼物，赠给了客人。格兰特深知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因此反问对方，希望自己以什么作为礼物，回赠给他。
于是，李鸿章把目光落在了前总统正握着的手杖上。手杖的顶部，一颗拇指大的巨钻和一圈璀璨晶莹的小钻石，交相辉映，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手杖，不禁赞叹起来：“贵国竟能把手杖做得如此精致！实在叫人大开眼界。”
格兰特笑了。他说，这根手杖是他在卸任时，全国工商名流送给他的礼物，代表着国民的公意，并不能私自相送，唯有待他回国以后，征得同意，才能转赠中堂。
李鸿章笑了。他感谢他的客人愿意将如此贵重之物送给自己。格兰特也笑了。就这样，在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这位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前总统，用他深邃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个人物。
夕阳西下，他仿佛看到，这个身材高大、垂垂老去的中国人，正在用尽全力，在激流中，把持着一艘漏水的木船。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转身，缓缓地说：
“昔日欧洲小国德意志，出了一位铁血宰相，此人名唤俾斯麦，在他的带领下，德国政府改革政务，平叛内乱，于是一跃而起，如今已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总督大人政绩斐然，勤勉为国，我想，在我眼中，您也同样算得上是一位‘东方的俾斯麦’！”
赞美声中，李鸿章淡淡地笑了。他了解这话里的几分恭维。他的笑容，也许只是某种客套的礼貌。时光匆匆，回忆中，格兰特夫妇的身影，也同样随着各自转身，从此消失在他视线的尽头，渐渐地在他脑海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895年，伊藤博文五十四岁，他面前的老人七十二岁。春帆楼前，面对这位前辈，他缓缓地说：
“中堂可曾记得，伊藤当年劝您改革内政，否则必为我国后来居上。如今这话，果真应验了吧？”他盯着面前风烛残年的老人，冷冷地笑道，“大人当年所言，要打便打，必将奉陪，那是何等威风。可如今若是真的打起来，结果会是怎样呢？”
老人狠狠地咳嗽了几声以示回应。潮湿的海风吹拂着整座城市，四下飘散着河豚的香味。而后，一切都冷却下来。唯有耻辱的炮火，残存于他的脑海，久久不曾平息……
十六
一切都仿佛在梦中。在美丽的晚霞中，他自负地望着眼前那浩浩荡荡的舰队，脑海里回荡着这句话：大清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他李鸿章；而他李鸿章的巅峰，就是眼前的北洋水师！
只是当海风吹来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被吹散了。而外国公使说的那句“东亚第一，世界前十”，在这特殊的日子，也已沦为笑料。谈判桌前，他昔日的威风全然不见，充斥在他耳畔的，是一阵阵冷冷的压抑。
战争在持续着。一年以前，朝鲜半岛上，一场革命匆忙登场，一支充满仇恨的起义军将整个国家的苦难，归结于西学的入侵和日本的欺凌。他们自称“东学党人”，发誓要除暴安良，打击贪官，重振儒学，以东方经典对抗洋人学说。这支军队四面出击，一呼百应。他们所到之处打击豪强，开仓放粮，队伍日益壮大。
那是他记忆中，1894年的模样。当时是中国的甲午年。那一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尊贵的皇太后办一场体面的寿宴。整个国家顶着国库的亏空，也要渲染出一份节日的喜庆。
太监、宫女、大臣，为了给太后送一份厚礼，巧立名目、搜刮百姓，全都疯了。太后端坐一旁，和善中又不乏威严，冷冰冰地对大臣们说：“谁要是让我不舒服，我就让谁一辈子也不舒服！”于是，所有人都低下头，停止了言语。
他总是惊讶于历史的巧合，一千多年前，两百多年前，十几年前、十年以前，朝鲜半岛的动荡，总是会牵动着一对师徒的心跳。乱局之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接到了朝鲜国王的请求，于是派兵前往，顺利地平息了内乱，却又在宁静的傍晚，陷入另一个泥潭。
一千多年前，在强大的唐朝军队前，日本人来到了朝鲜。两百多年前，在凶悍的明朝军队前，日本人又来到朝鲜。如今，一千年过去了，两百年也过去了，历经两次鸦片战争、饱受了西方列强的凌辱与欺压，中国不再强大，清王朝江河日下。时光流转，岁月轮回，就在这风云突变的1894年，在日益衰落的清军面前，日本人又一次来到了朝鲜。
一切都仿佛还在梦中。从1891年，到1894年，三年的时光匆匆流逝。大清国为了太后的寿宴，上上下下，准备了三千万两白银。户部的银子早已捉襟见肘。海军衙门的款项被挥霍一空。
美丽的晚霞中，“东亚第一，世界前十”的赞美声，仿佛还在耳畔回荡，李中堂的内心，却已忐忑不安。他依然坚信，大清朝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他李鸿章；而他李鸿章的巅峰，也就是这浩浩荡荡的北洋水师。
可是，三年过去了。三年以来，北洋水师未添一炮、一舰，原有的炮弹保存在箱子里，竟已犯了潮。他回想起醇亲王的承诺：修完了颐和园，哄好了太后，他北洋水师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可是这话尚未兑现，醇亲王就停止了呼吸。
心乱如麻中，他的梦，被叫醒了。
1894年，隐忍了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当东学起义被清军瓦解时，在这落魄的老师面前，又出现了日本军人的身影。他们以七千兵力浩浩荡荡，直入汉城（今首尔），与中国士兵僵持、对峙，分庭抗礼。
李鸿章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这个潜在的敌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忽然出现在这片古老的战场。日本人来势汹汹，他们声称，经过上次动乱，他们已在这块土地上，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力。
李鸿章尴尬地笑了。他想起，这一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本是为他们的慈禧皇太后，热热闹闹地举办一场寿宴。为了这场寿宴，北洋水师硬着头皮熬过了三年的岁月。三年以来，他们未添一炮、一舰，船体多处老化，后期的维修难以为继。
他依然还会想起醇亲王生前的那句承诺：哄好了太后，他北洋水师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复杂的内心纠葛中，他连连叹息着。
他渴望以外交手段与日方周旋。可是，日本人早就吃准了他的软弱。当他以“乱党已平”为由，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军时，日本人却恶狠狠地上前一步，给他递来一封“绝交书”。日本人声称，朝鲜从此不再是中国的藩属，而是一个由日本控制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李鸿章愣住了。他意识到，如今陈兵于自家门口的这个日本，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个羽翼未丰的小鸟。在老师面前，这个做了一千年学生的晚辈，已具备了实现它百年野心的实力。
他觉得，也许他对于醇亲王的怀念，并不止是那句重重的承诺。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洋务派就已成了保守派的对立面。多少年来，每当与朝中大员谈起洋务，他只能找出醇亲王这么一个知己。醇亲王一心想要振兴海军，可是身为皇帝的生父，他所背负的压力，却又实在太重太重。劳累中，他终于患上了肝病，最后早早地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很想念他。那以后，李鸿章在朝里，就再也没了帮手。于是，当日本人公然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朝中时，保守派的抨击，就成了回荡在他耳畔仅有的声音。
接着，一时之间，朝野震怒。满脸正气的保守派纷纷上书，每书必言请战。一千年来，历朝历代，哪朝的中国人，会把蕞尔日本放在眼里？于是，唾液横飞，口诛笔伐，一夜过后，李鸿章倍感压力。无助的他四下求援，渴望以外国干涉调停化解战端。可是，等待了二百多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真的再也等不下去了。当中国运兵船从牙山返航时，甲午战争爆发了。
海风习习。昨日的骄傲犹在眼前，人群的热闹依然充斥于耳畔。只是在那寒暄与揶揄过后，李鸿章如梦初醒。朝廷里的抨击，百姓间的谩骂，整个国家的愤怒，依然都回荡在他心底。初入北洋之时，他曾豪情万丈，上书直言，痛陈时弊，声称如今的中国，已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那时他一直都以为，这变局的主角，是那群来自遥远西方的白种人，是那群洋鬼子。却不曾想，这变局中的变局，竟会是自家门口同文同种，做了一千年学生的东洋人。
1895年3月19日，在日本人的引导下，他走进了春帆楼。晚霞之中，他再也无法登临高台，感受海洋的博大，重复那句“洋务运动的巅峰是李鸿章，李鸿章的巅峰是北洋水师”的奉承，更无颜领受“东亚第一，世界前十”的赞美。
当东道主冷冰冰的声音切入他所有的回忆、所有的过往时，他才终于从累积了多年的幻想中回过神来。这时，他才真正地面对现实。而这现实是那样地令人窒息，令人悲伤。
“中堂大人，贵国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了。”伊藤博文平静地说。
十七
一封书信，摆在丁汝昌面前。那是一封劝降书。至于战争的结局，早在几年以前，当他奉命率领着大清洋务运动的巅峰之作——北洋水师前往日本的时候，当那个充满了活力的世界缓缓闯入自己的视线时，大约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就已隐隐地感知到了这份苦涩。
那时的日本并不富裕，他们的财政还在四处举债。他们的历史，似乎偶有亮点，却也只能算是做学生做了一千多年。在历史的拐点上，他们同样遭到了来自洋鬼子的威胁，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在坚船利炮前，同样度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岁月。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土地狭小、囊中羞涩的蕞尔小邦，当丁汝昌率领着那支庞大的舰队缓缓入港时，却惊讶地意识到，这里的君主和臣民，正在穷尽所能地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丁汝昌记得，1886年，当他第一次率领海军造访日本时，那时的日本人，惊异于“定远”舰的吨位和火力，这艘排水量7335吨的舰船，比他们正在建造的“桥立”号，足足多了三千吨的排水量。他们没有这样的舰。
他们的官员绕着“定远”号上的大炮走了几圈，目光中充满了羡慕和惊惧。那正是北洋水师给这邻居带来的震慑效果。丁汝昌知道，当他将这一切如实汇报给李中堂的时候，中堂大人是一定会感到满意的。
他本人一介武夫，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记得，自己当年受命前往英国时，曾利用接收战舰的机会，参观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当他问起大英帝国所以强大的原因时，大概曾有位洋人给他打了一个比方。
这人说，国家的强大，就好像丰硕的果实。果实的生长，需要土壤，需要种子，进而才会有根、茎、叶、花，若土壤坏了，种子就不能发芽，如此一来，就更谈不上果实了。
这个比喻很奇怪，他那时并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并没有去琢磨那些深刻的道理。几年后的1891年，当他再次出访日本，惊讶于这个国家短短几年时间里的进步时，他下意识地向日本的高官，请教了一些问题。
对方告诉他，这个国家从明治维新起，推翻了幕府统治，打倒了割据势力，在天皇的带领下，从孩子抓起，大搞教育，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又不惜举借高额外债，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学习其科学技术。
说话间，丁汝昌再次审视着眼前的造船工厂和工厂中三千多名日本土生土长的技术员工，直到这时，他才又想起了当年那个英国洋人向他讲过的话，于是不禁若有所思。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四年，当这场战争的结局，从他内心深处那份隐隐的感知，正在逐渐升腾成四面八方的一片火海时，一介武夫的他，忽然间竟大彻大悟了。
土壤坏了，种子就坏了，种子坏了，果实必不会丰硕。幕府末期，日本的发展与中国别无二致，办洋务、买洋货、建造工厂、购买洋炮，可是，当中国人止步于此的时候，他们却用这外来的事物倒逼社会的进步，以明治维新，废除弊政、改革体制，使其社会构架与西方进步文明相一致，从而促进商品经济，提振工业生产。这就是土壤。
日本人大兴教育，广建学校，人之所学，皆为先进文明，科学技术无不效仿西方，如此一来，假以时日，其本国国民便已逐渐具备了和西洋人平等竞争的能力。这种举国而兴的教育，就是种子。
有了良好的土壤，又有了经过选育的种子，于是，在早期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他们成长、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场战争的结局，丁汝昌早有感知。这不是一场战役的失败，也不是一支舰队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因为中国已经落在了后面。
中国的朝廷里，满人一伙，汉人一伙；保守派一伙，洋务派一伙；除此而外，还有皇上一伙和太后的一伙。团伙之间明争暗斗，最后是落后的思想占据了上风。历朝历代皆有争权夺利，但当迫在眉睫的军费争不过太后的园子和寿宴时，亡国的日子，也就慢慢逼近了。
明争暗斗中，李中堂周旋于各路，却又不得不在这体系中阿谀奉承，屈膝投降。为了颐和园的工程，他挪用了军费；为了太后的大寿，他又挪用了军费。
丁汝昌想不明白，在这么一个时代里，走在前面的李中堂，究竟渴望改变，还是根本就不想改变？当国库陷入窘境时，他又因害怕朝中口舌，竟不敢予以反驳。丁汝昌同样不明白，这个敢于直面现实的老人，他究竟是勇敢，还是懦弱？
四年以前，当丁汝昌从日本归来的时候，他曾私下里想过，这个东边的潜在敌人，将会用怎样的方式，花费多长的时间，去打造一支比北洋水师更加强大的舰队？
只是，他的思绪还没有理清，他就听说明治天皇号令全国节衣缩食，购买军舰的消息。为了打败中国，日本国民万众一心。他们建立的义务兵制体系，使他们各个战力超凡。改革之后是新的改革，新的改革带来更新的改革。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中，他们的国家正在逐渐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战争是惨烈的。黄海之上，“致远”号被击沉了。这艘舰在战斗中弹尽粮绝，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敌舰，却在半途中，遭到炮弹袭击，坠海身亡，以死殉国。
“经远”号也被击中了。一枚鱼雷打中了船舱，迫使它迅速下沉。管带林永升誓不离舰，直到海水漫过了咽喉，依然号令炮手开炮射击。
丁汝昌也受伤了。在敌人凶猛的火力前，他接到了上面下达的命令。丁汝昌知道，李中堂害怕了。北洋水师，那是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耗费了全部的精力，才艰难打造出的一支先进海军。
从木船到蚊子船，到铁甲舰，从无人问津，到海军衙门的建立，再到后来的初具规模，当外国公使那句“东亚第一，世界前十”的感叹，为李鸿章所耳闻时，他望着天的博大、海的辽阔，情不自禁地认为，这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他李鸿章！
恍惚间，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大臣们、贵族们，在这浩浩荡荡的舰队面前，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大清国已经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大清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悲剧，在这船坚炮利面前，不会再重演了。
可是，谁又会去在意，没有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工业体系、教育体系的依托，这庞大的舰队，却只是无根的浮萍。日本军队海陆并进，他们的士兵越过鸭绿江，向着中国境内滚滚而来。
他们在旅顺遭到了顽强的阻击，但在激烈的战斗过后，11月21日，他们突破了防线。压抑了二百多年的强盗，在那一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两万无辜居民惨遭屠杀。杀戮现场，仅有36位埋尸者侥幸生还，整座城市，只剩下不到八百人。
海风裹着尸骨的腐臭味迎面吹来。辽东半岛，在屠戮中，深陷于恐惧。李中堂也在恐惧着。恐惧中，他生怕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北洋水师，在勇猛的日本舰队前，化作灰烬。
国力的衰弱，夸饰着他内心的懦弱，懦弱的因子，催生着他的自私和愚蠢。当日本人疯狂寻衅的时候，这个处在自私与愚蠢之间的老人，却用一句消极的“保舰、固守”，放弃了最后一丝有可能发生的奇迹。
海陆并进的日本人，正在清扫着战场。忙乱中，“镇远”号搁浅了。清军的防线退出了旅顺，围绕着威海卫蜷缩起来。几天以前，“定远”号沉没了。右翼总兵刘步蟾誓与战舰共存亡。直到弹药将尽，直到敌人滚滚而来，他最终下令炸毁“定远”，在悲壮的炮火中，服毒自杀，以身殉国。
就这样，在苍凉的暮色中，一阵海风吹来，吹散了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所有辉煌，只剩一座孤岛上，最后一份孤独的倔强。
相传数百年前，一艘商船来此避风，一对刘姓老夫妇，救助了船上的艄公，艄公想要报恩，却再也找不到这对夫妇，于是为表感恩，集资建庙，取名“刘公庙”。从此以后，往来的船夫每经此地，必拜此庙，以求平安。久而久之，这岛就成了“刘公岛”。
就在这孤立无援的刘公岛上，丁汝昌——这中国历史上近代海军的第一个总指挥，在他早已感知的绝望中，回想起自己一生的起起伏伏。从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再到北洋水师，在这片土地上，他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也见证了梦想的一次又一次幻灭。
他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终将随着这场运动的失败，而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仰望苍天，在那辽阔的疆界里，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晚霞中，他撕碎了书信，大手一挥，长叹一声。千百年的辉煌转瞬即逝，而这热血男儿，却在时代的交叉路上，陷入了迷途。
1879年，曾有一位夫人，随着她的丈夫一道访问过中国。她的丈夫，就是第十八任美国总统格兰特。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曾接待了他们。她记得，这位总督曾在饭桌上，向她的丈夫提起过许多有关筹建海军的疑问。可是，就在他们回国以后的1885年，她的丈夫去世了，但那有关中国之行的美好记忆，依然残留在格兰特夫人的脑海中。
或许是因为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残存着她与丈夫美好的回忆，从那以后，她总是会格外留意有关中国的消息。就这样，十个年头匆匆而过，十年后的一天，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格兰特夫人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在一场惨烈的战争中，三名中国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还有一位总督李鸿章本人的外甥张文宣，在全军覆没的悲剧面前，以一种令人哀伤的方式——自杀，坚守了他们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也许在这一时刻，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并不想苟且偷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四万万昏睡的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仰天长啸。
那是一场三千年未有的变局。
辉煌不再，往事如烟。在这历史的洪流中，天在变，地在变，仿佛人间的一切，都不得不随之而变。
但在这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坚信，在这千年的迷茫中，在这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仍有一种伟大不曾改变。
也绝不会改变！
夜幕降临的时候，梦，却醒了。
十八
梦醒时分，日本人闯进一艘中国的船只，一番蛮横的检查后，带着一脸鄙夷，扬长而去了。那是一艘从广东开往天津的客船。日本人走了，船上的客人，却陷入了惊慌。就在这惊慌中，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带着愤懑的情绪，快步来到舱外。
海风吹拂着他的脸，不远的地方，陆地已若隐若现。那儿是天津东南方的大沽口。他记得，当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舰队，就曾在这里，用他们的大炮，朝着中国的军队狂轰滥炸过，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但每当想起那些画面，一阵酸楚的泪，就会涌上心头。
他想起，他的出生，是在1858年。那一年，他的国家，正经历着对内、对外的两重危机。这一年，太平天国闹起来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也跟着闹起来了。
清政府被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喘不过气来，直到又过去了两年，洋人用一把火，烧尽了北京城里最漂亮的皇家园林，而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内部的厮杀，这危机，才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
想到这里，他连连叹息。这时，另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旁。那是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很尊敬地叫了一声，“老师”，他点了点头，对方这才上前一步，与他肩并肩，站在同一条线上。
两个人一言不发，沉着脸，望着远方。轮船在海面上摇晃着、飘荡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做老师的，才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
“老师的叹息，可是因方才的事儿？”学生所指的，是被日本人搜船的事情。
老师缓了好一阵子，泪珠在瞳孔中徘徊着。他的学生说得没错。当年鸦片战争之时，用坚船利炮打烂大清门户的，还只是白种洋人。如果说中国人在自满中有好几百年都自闭于世界，并不知西洋科技的发达，如此打了败仗，还情有可原。
但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办洋务，学习西方，本是想要自立自强，重回世界之巅，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花了大笔金钱，最终发展出扬名于世界的东亚第一海军北洋水师，却居然在甲午一战中，被那同是黄种人的日本，给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中国人心里，日本是周边一个弱国，是当年好几次战争的手下败将，是中国人一千多年来的学生，是一个比大清还要积贫积弱的蕞尔小邦。但如今，中国军队竟连这样一个不为中国人所放在眼里的对手给打得如此狼狈。这份耻辱，远远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
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第二声叹息，而后狠狠地擦干了眼泪。
“若朝廷早听我言，必无此辱！”他将一只手放在学生肩膀上，言语之间，却又是一阵酸楚涌上鼻尖。
两个人再次站在了一条线上。
学生没有说话，他陷入了一阵思考。
他的思考是从“中国”两个字眼展开的。他想到上古时期，炎黄大战蚩尤，炎帝、黄帝都是夏族，可蚩尤是黎族。夏族的部落并称“百姓”，黎族的部落并称“黎民”，一战过后，夏族赢了，黎族败了，可部落间彼此融合，这就有了“黎民百姓”的说法。
黎民百姓的扩大，把中原的范围也扩大了，把种族的类型也丰富了。华夏远祖建国于黄河流域，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生产力居于蛮夷之中，于是自称“中国”。这个“中”字，不仅是方位名词，更是一种对自身优越感的认知。
到了汉朝，黎民百姓又扩大了，华夏变成汉族，中原又一次扩大，把南方的“蛮夷”之土地吴越等全都包了进来。汉朝比过去更加强大，优越感也更强，其声名也远播到更远的地方。因此，当汉人面对外族时，就把这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和这个更大的民族范围也叫作“中国”。
他记得宋朝的大思想家石介总结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所以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未必身处正中，但是其地位、影响力、综合国力，一定是要达到镇服天下的等级的。
因此，中国的概念，其实早就超越了僵化的地理名词，甚至也超越了单一的民族特性。但说是超越了地理，中原一带毕竟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生产环境；说是超越了民族，从夏到汉，历经多少年的发展，他们毕竟已是这里历史悠久的常住居民，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若想强大，首先还是需要入主中原。而若想驾驭中原，统治者则不得不首先思考如何满足其主体民族，就是汉族的物质精神诉求。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为入主中原不得不研习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本身的先进性，在政治结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层面，已大幅度领先，而在思想认知层面，本身又具备了包容的特性，并不排斥外来文明并举。理解了中华文明的这个道理，少数民族自不必担心其自身信仰遭到中原文明的破坏，久而久之，他们甚至以此为荣。
到了南北朝，胡人在北面建国，汉人被打到了南面。结果双方竟在谁是“中国”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南朝说自己才是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把自己叫作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双方各有道理。南朝觉得自己经济发达，又是汉族血统，本该是“中国”；可北朝认为，当自己把汉人打到南边去的时候，证明汉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可能还不及胡人，因此自己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
再往后，到了辽、宋对峙的时候，汉人建立的宋朝以其文化之昌盛、科技之进步、经济之繁荣自称“中国”。而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不甘落后，提出“追唐比宋”的口号，于是积极汉化，学习中原文明。为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还要求每年祭拜孔庙、道观和佛庙，连建筑风格都模仿了汉人的样子，后来还在澶渊之战中迫使宋朝变成了自己的“朝贡国”，因此这才自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
后来辽衰落了，金起来了。金人就是女真，就是后来满人的祖先。女真族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打败了辽朝，又把宋人赶到了南方，占领了他们的首都，还把宋人每年对辽的朝贡占为己有，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清朝康熙皇帝时，清军雅克萨之战打败了俄国，在《尼布楚条约》中，清廷也曾以“中国”自称。
就这样，争来抢去，这片土地上几番易主，但中国还是中国，以汉文化为核心，外来文化随着外族入侵而进入中原，在包容开放的环境里，相互交融，竟越发博大。也有人不愿尊重这文化，单以军事力量强行入犯，虽是成功了，可他们的政权，立不了多久，就被赶走了。
要说这种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大约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具体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则是抽象的思想认知。一个行政机构，一种行政方法，这本身都是具象的，两条路也许殊途同归，可一旦确定路线，就不得随意更改，自然也就等于否认了另一条路线。倘若走了一半，又向对方妥协，临时更换，那么换来换去，最终怕是哪条路都走不到终点了。
妥协不等于融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知这一点，社会体制、法规、行事手段一经确立，就不得随意更张，这具有强制性，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后，才能行事。可思想本身，只有境界高低，却没有对错之别，是抽象的。在决策中，确定要走的路只有一条，但在中国人眼里，这并不能证明，正确的路只有一条。一国繁荣富强，必然与其国家体制相关，但这不代表其制度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欧洲中世纪，有二百年的时间，基督教国家都在和伊斯兰教国家残忍厮杀，战争所以能打得惨烈，因为双方的士兵都认为，自己的神才是宇宙独一无二的主，认为对方都是“异教徒”。可是，更早的时候，在中国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就来到了中国；由伊斯兰教发展出的回教，也来到了中国；除此之外，还有祆教、佛教，在不破坏中国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其思想，中国人竟可以全盘接受。
但是，当其影响到了社会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时，后来的唐武宗，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它们大都消灭了。
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秦汉两代的“大一统”，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特色。道路未经确认，就要抬着头看路，选择就是多的。方向一经确认，就要低着头走路，这路，就是最为优先的选项。
可这并不代表走路的人，已经否认了其他的路。秦始皇用力过猛，觉得儒家没什么用，就上演了一出“焚书坑儒”，结果激发全民愤怒，最后给自己的政权埋下了祸根。汉武帝独尊儒术，可他很聪明，“罢黜百家”而不灭百家。在行政上，他用儒家的秩序、理念治理国家，因为他的政权，经历了内忧外患，需要的是稳定和秩序。在认知上，却并没有直接否认其他学派的思想。
“中国”的本质，代表着这种文明的开放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什么样的达官贵人，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被换人。如果外族比本族人做得更好，更能满足百姓的需要，甚至一样可以坐坐龙椅。而其建立在百家争鸣之上的思想根基，则围绕着一个“道”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谓“道”，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道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学生继续思考着。在他的认识中，世界上大大小小许多国家都有各自对宇宙的认知，但更多都是具象的。比如，基督教国家认为上帝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要谈宇宙，首先要谈上帝，然后才能谈仁义，故有“因信称义”之说，意思就是，不论你是不是个善人，只要你不信上帝，你的善也是违背宇宙法则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带来了两种信仰不可并存的尴尬局面。
可是中国的“道”字却截然不同，它是抽象的。《道德经》简单地总结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意思是说，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给它取了抽象的名字罢了。究竟谁合道，谁不合道？只要能为社会带来稳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即可，并没有形式上的特别要求。
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大标准下展开的。那时候天下大乱，各说各话，于是孔子站出来了。孔子认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学说古人的话，穿古人的衣服，然后才能是君子。
因为在他看来，天下以前是不乱的，之所以乱，就是因为丢掉了前人早已设计好的礼仪和制度，找回来就不会乱了。可是他的话，墨子并不同意。
墨子嘲讽称，“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你认为学古人就能成君子，可你学的古人，在他们的时代，一切都是新的。结果，在乱局中，孔子的学生遍布天下，可是在政治上，他一直都没有成功。
到了秦王朝横扫六合，真正胜出的法家，是商鞅。商鞅虽然是因得罪了权贵而被车裂，死得惨了些，可是他的思想却着实起到了效果。他以严格的法律为手段，以改革为目的，嘲笑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那个时代正赶上一场大变革，人口的上涨加上周室的腐败，带来了王室的衰微。到了后来，又出现了铁铸农器的普及，牛耕地的普及，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原先的社会，遵循的是“井田制”，这就是说，田地被分割成“井”字形，中间是公田，周边是私田，井田被分给各个领主，领主强迫庶民在此耕种，每年要向国家承担一定贡赋，且不得买卖或转让。但在新的生产条件下，随着效率的提高，完成了国家的任务，领主有了更多的精力耕种私田，这就导致了地方的私有财产，逐步大于国有财产，从而促使其经济、军事力量一并强过中央。因此，井田制显然就不够用了。
商鞅的变法，其中有一句阐明，他要“废田，开阡陌。”就是说，他要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前人土地禁止开发的条例，以私有土地向国家赋税的办法，替换过去耕种公田最后上交的老办法。于是，秦国的经济崛起了，又以经济为依托，发展了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平定了天下。
孔子的名头，就这样，一直拖到秦朝亡了，汉朝立了，又轮到汉武帝即位后，依据当时行政所需，而被确立的。那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是很有用的。
从此以后，每到太平时代，孔子就会被搬出来，在国家的鼓励下，儒学更进一步发展了。久而久之，孔子的地位在人们心里越来越高，到了明朝成化以后，考试都变成了“八股文”，引经据典都必须出自四书五经，思想都不能偏离孔孟之道。
过去，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对于探究中国人的文化诉求，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可是到了满清入关的时候，似乎只要把儒学办好了，把孔子立起来，就仿佛抓到了汉人文化诉求的根。等到西方传教士再来到中国时，他们竟然发现，于中国人而言，孔子的形象，也仿佛一尊神像，孔子的性质，好似一尊产自中国的耶稣。
在中国“耶稣”的引领下，中国人的文化被缩小了。一个最能吸收外来文明的思维体系，反倒变得排外了。1793年，曾有位英国特使受其国王之命前往中国，愿以其先进科技换取中国的贸易市场，这个人叫作马戛尔尼。
当时的乾隆皇帝看不上他，认为他不遵循自己的礼数，是个未开化的“红发蛮夷”，也没资格和他的天朝上国谈什么平等。结果，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国家就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后来的鸦片战争，所谓的天朝上国战败了。
在谈判的时候，清政府正式以“中国”为国名，与洋鬼子签订了《南京条约》。在这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曾在正规的条约上被人运用。以前唐朝叫“唐”，清朝叫“清”，此时之所以会用在这里，只是因为战场上打不过别人，而带着些许自卑，在这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汉语版上，表达一份内心的不服。可外国人并没看出什么优越性，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个国名，一个手下败将的称呼罢了。
当博大的中国文化，被她的后人逐渐缩小的时候，开放进取的中国人，就变成了守旧派。明朝初期，中国的军备力量和科技发明，都还遥遥领先，郑和开出去的大船，足以震慑全世界，可是，这些并没有反过来促进社会体制的变革，因为商鞅的形象从主流思想中被革除出去了。
国家的精英分子，受制于单一学派的束缚，全都变成了旧体制的维护者。没有社会的依托，所有这一切继续领先于世界的有利因素，就这样止步于此。直到大明没了，满人入关了，建立清政府，再到此时此刻，中国人落后了，而且不但受到白种人的欺负，就连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也成了惹不起的强敌……
从思考中醒来，学生想起，四年以前，老师曾写下一部《新学伪经考》，之后一年，又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对于这两本书，学生不得不佩服。他知道，孔子早已是中国人脑子里的“耶稣”，对于孔子的崇拜，甚至近乎于迷信。而他和他的老师，面对中国今日之积贫积弱，都深知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可对于积极变革的商鞅，却已没几个人会当回事了。
面对这样的困境，他的老师索性就锅下面，把孔子的形象重新包装，变成了改革家，在书中用看似缜密的逻辑和考据反复强调。他说是两千年来的误传，把这个改革派人物，给变成了保守派。学生知道，这或许是让中国人理解改革的最佳途径。
1895年旧历二月十二日，这艘来自广东的客船，在天津靠岸了。老师又叹了口气，随后对学生说：“走吧！”于是，师徒二人便匆匆离开了客船，朝着他们人生的舞台进发了。
他们记得，那一天，日本人已攻破了旅顺。
十九
1895年4月17日，春帆楼上，一支笔被拾起。随后，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人，迎来了自己最为耻辱的一刻。一纸条约摆放在桌上。桌两旁的椅子，一排高，一排低。椅子旁的人，一排面带微笑，一排面色凝重。
随后，被拾起的笔又重新落下，端正地摆回原处，于是，条约的落款处，便留下了他的名字——李鸿章。
这就是《马关条约》。
随行的大臣们哭了。李鸿章陷入了久久的沉默。签下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中国将把自己的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还要先后分八次，共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对日通商口岸。
思绪中，辉煌了几千年的中国，因为自满而停滞了进取的脚步，因为科技的落后，被大炮轰开了国门，从此积贫积弱。1840年以来，中国人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中国的老百姓从未接触过白种人，中华文明的广度也并不曾扩展到遥远的西方，面对这样陌生的敌人，失败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恐慌。
可中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在这同为黄种人的日本面前，在这个弱国、小国，一个做了一千年学生的岛国面前，自己竟然也会败得如此不堪。这样的羞辱，中国人不能接受。
李鸿章知道，在这条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就这样强忍着内心的酸楚。那是他应得的苦涩。是他的一味媚上，把海军的费用挪给了颐和园；是他的自私和愚蠢，把北洋水师葬送在避战的指令下；是他的幼稚和天真，从一开始，就把战争的所有希望寄托给了外国的调停。他看清了清廷衰弱的事实，却并没有弄明白，这当今世界的道理，乃是弱国无外交。
他抬起头，恍惚间，一阵眩晕侵袭脑际。在谈判的时候，他的左颧骨中弹了。那时战争还在继续，日本人依然挥舞着拳头，扬言要获取更大的利益，否则必将南取台湾、北占京畿。双方僵持不下，但日本人掌握了主动。
在战场上，日军势如破竹；在谈判桌上，日本人组成了强大的智囊团队和缜密的情报机构；在宫廷里，他们君臣同心；在国会中，他们各党各派枪口向外。
面对共同的对手，他们不仅有多种谈判方案，有天皇和人民的鼎力支持，甚至还直接窃取了清廷的电报，从而早早地摸清了对手的底牌。而在如此这般的攻势之下，他们的对手，却只有一副年过七旬的肩膀。
3月24日，李鸿章就是在这种举国狂热中中弹的。当他乘轿前往馆驿的时候，那枚子弹沿着平滑的轨道，击碎了他的眼镜，打穿了他的颧骨，最后停在他的目下。所有人都陷入了惊慌。医院里，他的嗣子李经方抱头痛哭。随行的大臣们面色凝重。刺客被带走了。
狂热的日本社会，又陷入了一场来自天皇的震怒。伊藤博文眉头紧锁。在这谈判的紧要关头，他最为担心的，是这桩恶劣的事件，给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人都怀着自己的心思，揣着自己的情绪，每一个人要么哀伤，要么心怀鬼胎。
清廷的官员不住地哭泣着，日本的上上下下，匆忙间，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最为周到的服务，看护着这个重要的人物。而就在一天以后，他醒了过来。
那一刻，他的嗣子、他的对手、随行的大臣，在他面前，仿佛都在微笑，所有人都藏着属于自己的小九九。而在这微笑中，他却只是缓缓地伸出手，指尖落在那件沾满血的衣服上，冷冷地叹了一声：
“此血所以报国也！”
迫于国际政治的压力，他的枪伤使日本停止了继续侵略的脚步，却怎能洗净这三千年来从不曾有过的耻辱！谈判桌两侧的椅子，一排高，一排低，那是来自这做了一千年学生、数次战争的手下败将，最为露骨的嘲讽。
谈判的尾声，他曾像个孩子那样，苦苦地哀求，求对方在和约的条款上，再通融一点，在赔款的数额上，再减少一点，哪怕就当是为他留一点回国的旅费。但也许他自己也如明镜般清楚，这最后的哀求，只能换来他的对手，一阵冷冷的摇头。
1895年4月17日，当他用颤抖的手，将自己的名字，永远、永远地钉在这历史的耻辱柱上时，在那阵眩晕中，他看到，他的对手，那个冷冰冰的伊藤博文，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在大臣们的泪水中，他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那是一阵令人痛心的微笑。它深深地刺痛了中华民族的神经，撕碎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一切，都标志着辉煌的华夏文明，在今时今日，已输得一无所有。
二十
受尽了屈辱，李鸿章回国了。身为一千年以来，第一个败给日本的中国高官，这口气，他难以吞咽。在回来的路上，他发誓，终身不再赴日，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但这愤怒中，却又隐藏了太多太多的无助。日本不是他的祖国，那里有暴躁的刺客，有冷酷的对手，还有一排矮人一头的椅子。可是，抬头望去，陆地越来越近了，他的祖国就在眼前，可在他心里，又生出了更多的不安。
1895年5月2日，北京城里一千三百余名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闹了起来。他们都是各省来的举人，是经历了多年寒窗的读书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生的苦读，都是围绕着家国天下的信念进行的。
在这积贫积弱的岁月里，面对西洋鬼子的坚船利炮，他们本已是忧心忡忡。4月15日，当《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他们的信仰似乎轰然倒塌。
人们痛心疾首。当听说《马关条约》中议定，要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人的时候，一位来自台湾的举人再也忍受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都沾染过读书人的眼泪，这三千年来未有过的耻辱，让所有这些学子，在迷茫中，找不到光明的路。于是，在这国耻面前，所有人都哭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站了起来。在学子的泪光中，他感慨着：“眼下我大清已穷途末路。列祖列宗的脸面，早已被丢光了！”他的话，催生了更多的酸楚和更多的眼泪。在这酸楚与泪水的交融中，他摆了摆手，直起身子，大声高呼，“若想脱胎换骨，却还有一条路，摆在朝廷的脚下，也摆在你我读书之人的脚下！”
话音未落，学子们从哭泣中，安静了下来。他环顾四周，看到在那一刻，每一个人的表情都仿佛凝固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大手一挥，喊出两个响亮的字：
“变法！”
当李鸿章重归故里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愤怒，依然还未散去。诅咒、谩骂，千夫所指。他深知，这留在中国人心底的伤口，在未来的历程中，不论经过怎样漫长的岁月，都终将难以平复。1895年5月2日，1300名学子盘踞不去，联名上书。那画面，他并未亲眼所见，却在往后的许许多多个日夜，残留于脑际，投射在梦中。
这，就是“公车上书”。在那残酷的岁月里，在那莘莘学子的悲伤中，有个人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早在1888年，他就曾利用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朝廷上书一封，那时他就曾预言，蕞尔日本，终将超越中国，跻身世界列强。
他直言不讳，痛陈时弊，声称唯有变法维新，才能拯救中国。可是，这番肺腑之言，皇上并没有看到。大臣们拒绝了他的条陈，从此再无下文。那时没什么人了解他的底细。
1858年，他出生于广东，二十二岁时就曾游历于香港。那时候香港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国恨家仇中，他发出一声惊呼：
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从那以后，他带着一种文人特有的责任感，在昔日孔孟之道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场对西方文明的探究。他并不懂外文，他所阅读的外国图书，都是翻译版的。但这无碍于他思想的生成。就这样，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他开始认识到，这个老旧的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境地。可是，在两千多年孔孟之道的熏陶下，这里的人民，早已习惯了每日的墨守成规，孔子的地位，从春秋战国时被冷落，一直被推到类同于宗教领袖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谈及变法，又是何等地艰难。
但他偏偏想要迎难而上。1891年，他在广州开设“长兴学堂”（即“万木草堂”的前身），广招学生。在这里，他收获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学生，叫作梁启超。他还先后写下两本书，一本叫作《新学伪经考》，另一本叫《孔子改制考》，两本书都试图推翻历朝历代对孔子的解读，事实上，就是用看似缜密的逻辑，把这个历史上的守成派，包装成了改革派。
纷纷扰扰中，他的祖国愈加衰落，他的弟子却越来越多。他的名声愈加远播，可身为读书人，看着国家江河日下，他内心的愤懑，却也越积越深。
于是，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即将留下中国代表的签名时，1895年4月15日，在痛哭流涕的学子中，他站了出来。他告诉大家，当务之急，唯有痛革弊政，变法维新，才能自立自强，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列。
在学子们的支持下，他挥毫泼墨，痛陈万言书，请求朝廷停止议和，以迁都之策与入侵者展开对抗。万言书还要求朝廷痛下决心，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以求自强。
5月2日，都察院门前，一千三百名学子盘踞不去。万言书上，有每一个学子的签名，而在所有这些签名中，唯有他的名字，最为引人注目。
那个名字，叫康有为。
北京城里的愤怒，依然还未散去。学子们的眼泪，依然悲伤地流着。当李鸿章重归故里，从一份耻辱，踏入另一份耻辱中时，“卖国贼”的称呼，早已塞满了他的耳廓。
战争之后，有人悲伤，有人沮丧，有人在耻辱中度日如年。在“卖国贼”的称呼中，在举国声讨中，在朝中大臣的明争暗斗中，慈禧太后没了往日的威风。动用了三千万两白银准备的大寿，并没有按照她的计划顺利进行。
1894年11月7日，颜面尽失的太后下令取消了热热闹闹的场面，最终只是在宁寿宫里，黯然地吃了顿饭。全国的老百姓，全都将这国家的腐败和堕落，安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头上。那副年过七旬的肩膀，在经受了日本上下万众一心的蹂躏后，却还不得不在沉默中，面对祖国四万万同胞的挞伐与唾弃。
喧嚣尚未散尽，5月6日，会试的榜单揭晓了，康有为在新科贡士中名列第五。5月15日，他在紫禁城的保和殿里参加殿试，没过多久，他再次脱颖而出，摇身一变，就成了进士。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考取了进士，就意味着入朝做官，跻身士大夫行列的梦想成为可能。
先前的“公车上书”，最终因都察院官员拒绝递交而草草收场，但在这次小小的失败面前，这个胸怀天下的读书人，却已在隐隐间，预感到了大大的成功。
就在这喧闹中、埋怨中、愤怒中、悲伤中，李鸿章掐指一算，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他已坐了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此时此刻，这段漫长的人生经历，于他而言，于他的国家而言，是多么的讽刺与辛酸。
他想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都曾被称为与洋人打交道的专家里手，最终，却又在这无情的现实中，留下了头顶上的千古骂名。
往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前往旅顺，前往北洋水师曾经驻扎的基地，也不曾感受那天的博大，那海的辽阔和回荡于那天地间，一声声令人愉悦的赞美和奉承，或是带着一股自大，默默念叨着“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的巅峰，就是北洋水师”。所有这一切，都随着夏季烦闷的风，被吹散了……
二十五年的历程，就这样结束了。谁也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当年风光无限的他，却要面对如此这般的狼狈。那天，在朝廷中，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弹劾了他。光绪皇帝下旨将他革职，至此，朝廷把他投置闲散了。
狡猾的慈禧太后，在这风口浪尖上，聪明地选择了退让。她停止了对朝政的过问，把光绪皇帝推到了前台，自己匆匆忙忙地藏在颐和园里，享受着美轮美奂的奇景，躲避着举国上下的怒火。宫廷中，新一轮的争夺拉开了序幕。
在战争的惨败过后，她难免也会有些手足无措。在她心里，李鸿章是她权力网中重要的人物。可她知道，眼下，就算是她本人，也确实做不了什么了。
于是，她只好下令叫人为对方收拾了一间屋子，以便这被革职的中堂大人在北京能有个住处。李中堂谢过太后，便带着随从和家眷，依着朝廷指示的路线，穿过一条“冰碴胡同”，来到一座寺院的门前。
时空流转，匆匆间，已是1901年。同一座寺庙外，同一个老人，同样的落寞，同一份凄凉。从回忆中醒来，现实中，他停下脚步，他的随从，随行的大臣，也都停下了脚步。
他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此时此刻，四面八方，都充斥着洋人的脚步声。他抬起头，长长地叹息着。眼前，一块牌匾横在当中。牌匾上，三个潇洒的大字，仿佛已在岁月的打磨中，变得黯淡无光。
这三个字是“贤良寺”。
二十一
那是一段特别的回忆。当他在回忆中睁开眼睛时，时间已来到1896年。这一年，他出国了。甲午海战以后，他曾前往日本。但那毕竟还是在亚洲，那场出行，是屈辱的，是不齿的。而今，无官一身轻的他，顶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名，整日游手好闲，却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允许他带着出访的任务，到真正的西洋去走走、看看。
他高兴地说：“一辈子照猫画虎，这下，终于能见到真老虎了！”就这样，在随从的搀扶下，他登上火车，驰向了远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北方的沙皇俄国。
他记得，这有关出国的念头，本是源自这一年春夏之交时的一次对话。那时候，他曾带着二十五个年头的漫长记忆回到天津。昔日的过往已成烟云，“卖国贼”的骂声，也已逐渐散去。昔日的军营里，如今全都换了人物。回想起身为直隶总督的时光，他不由得发出阵阵感慨，生出几滴热泪。
就在这泪光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他连忙回过神来，压抑住情绪。只见来人向他行了个礼，大喊一声：“中堂大人！”于是，他露出了微笑。片刻之后，他已手持烟锅，坐在椅子上，叉着腿，开始吞云吐雾了。
那个人，就是袁世凯。
一直以来，在李鸿章眼里，袁世凯都还只是个“娃娃”。虽然他当年驻军朝鲜时，曾成功地镇压了“开化党人”叛乱，但这个“娃娃”的言语，在他心里，终归还是略显稚嫩。也许这种认知不仅存在于李中堂心里，一直以来，整个大清朝的文武百官，也都这样认为。
甲午战争期间，这“娃娃”就曾提议，朝廷应任由他来编练新式军队。可是他的话无人问津。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个负责后勤的小人物。
1895年，当《马关条约》的屈辱换来举国上下的齐声讨伐时，他终于坐不住了。于是，这一年5月7日，他决定把自己多年以来在军中所看到的腐朽和弊病一一列举，上书朝廷，总结得失，提出了一整套整顿旧军、编练新军的计划。
他的奏折落到了军机处一位“清流派”大臣的手里，这个人物叫作李鸿藻。那时，战争之后，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影响下，朝中的风气发生了变化，先前的保守派、洋务派，在这国耻之中，竟全都变成了改革派。
李鸿藻认真读完了这份奏折，对其中的内容，颇以为然。变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成了这个国家的主流。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位“清流派”的大臣，一改往日保守大臣看不起西洋事物的惯例，竟选择主动奏请朝廷，把袁世凯调进了督办军务处。
这一年，袁世凯三十六岁。说是调进了军务处，但事实上，这个部门本是战时为了统一节制各路统兵而设立的，战败以后，这里并没有太多实际的差事可办。可这个李中堂眼里的“娃娃”，却并不曾就此沉沦。
他灵机一动，租了个住处，又找来一帮人，帮他又是翻译，又是编撰，没过多久，竟依照西例，整了一套兵书。书中所言，练兵要则、军饷制度，无所不包。
他还结合自身经验，总结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军队的军事思想，洋洋洒洒书写了12卷治军之作。书成之后，他马不停蹄四处分发，从亲王到大臣，趁着那股改革的风气，所有手握重权的人物，几乎都阅读了他的作品。
就这样，一夜过后，朝廷之内，“袁世凯”这个小人物的名字，竟转瞬间成了一股潮流。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佳音。他的兵书得到了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兵部尚书荣禄的一致认可。12月8日，所有这些亲王、大臣忽然史无前例地联名上奏，保举这个“娃娃”依其新法，在天津小站创建新军。
就这样，他迈开了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
1896年春夏之时，曾担任过二十五年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故地重游。在昔日的军营里，他遇见了以前印象中并不成熟的“娃娃”。这个“娃娃”毕恭毕敬地把这位老上司、老前辈请进屋里，敬上水烟，开始汇报他练兵的成果。
面对这个意气风发的晚辈，李鸿章不禁感受到对方心里正在涌动的力量。只是，在这烟雾缭绕中，在这个曾写满了辉煌的故地，那些过往的记忆，却又不知不觉地，重现在他眼前。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当北洋水师在耻辱中全军覆没的时候，他这一生的荣耀，也终于随之消散。看到眼前这个自信满满的“娃娃”，他不禁感到一阵黯然的忧伤。他觉得自己似乎还可以做些什么，但在这个晚辈面前，他却又觉得，自己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他想要出国的念头，就是在这时生成的。他从这个“娃娃”嘴里听说，德国的克虏伯炮厂研制出一种新式大炮。这种大炮可用电动机械起吊，并装填炮弹，炮架前还增设了一种先进的液压系统，炮身可360度旋转，炮口亦可上下调整……
袁世凯热情地讲解着，李鸿章认真地倾听着。就这样，那伴随了他二十五年洋务运动的激情，又一次被点燃了。谈话中，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陷入了沉思。他为朝廷办了一辈子的洋务，却一直都是照猫画虎，可那真正的老虎，他从来都不曾见过。去见一见西洋的真老虎，那是他一生的梦想。
就这样，几天以后，带着那份重新点燃的激情，这位七旬老人，又一次跪倒在慈禧太后的面前。太后笑了。面对自己权力网络中的大臣，这个阴毒而狡猾的女人，也并非总是绷着脸。
李鸿章记得，他们主仆之间说了很多话，大概是跪得太久了，又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到最后，他居然难以起身。不过，在那一天，这些琐事，都无法阻挠他油然而生的好心情。言语过后，太后不仅恩准了他的请求，而且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于是，1896年夏天，这个历经二十五年洋务运动的七旬老人，终于在随从的搀扶下，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列车。
他们的第一站，是北边的沙皇俄国。
二十二
把首站选在俄国，是当李鸿章跪在地上的时候，太后抽了一口烟后拿定的主意。当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朝廷正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参加。太后吐了一口烟雾想，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眼里，中国似乎只有这么一个开明的人物。
于是，太后叫了声“小李子”。大太监李莲英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来，接过了她老人家手里的烟锅。
太后把腰板挺得笔直，换了个姿势对李鸿章说：“不管怎么说，这俄国人还是帮助了咱们，咱们就是要让人知道，谁帮助过我大清，我大清就不会亏欠了谁！”
这话，太后不是对李莲英说的，可做太监久了，这“小李子”对她的每句话，都由衷地感到崇拜，总是情不自禁地在一旁默默点头。
李鸿章瞥了他一眼。事实上，这三人中，对于俄国人的“帮助”，恐怕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有所了解，甚至可能连他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马关条约》以后，日本人割走了辽东半岛，但俄国人突然跳了出来，要求对方把吞进肚子里的土地给重新吐出来。
紧随着俄国的，还有法国和德国。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日本人吓了一跳。首相伊藤博文和几个核心幕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几个人做了一道算术题，发现三国派往中国的军舰，加起来共有12万吨，经过了前一轮战争的消耗，日本已远不是对手。
就这样，经过一番商议，精于算计的日本人最终决定，向中国讨要三千万两白银，以换回辽东半岛的所有权。
于是，朝里生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大概早先是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提出来的。俄国干涉辽东半岛问题，让这位整日与仁义道德打交道的“清流派”人物心生好感。于是，他提出，“大清国如今积贫积弱，此次事件表明，俄国人还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反倒成了危害，倒不如‘联俄抗日’，以取自保为上”。
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朝臣的赞同。那个时候的大清国，是真的陷入了迷茫。保守派中那些不是过分顽固的人物，都已经开始转变了思路。洋务派的张之洞提出了一模一样的观点。新一轮的议论声逐渐在朝中占据了主流。过去“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这时愈加明确地转变成了“结强援”的路线。就这样，这议论声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夶风小说
战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真正地走上了前台，可他批阅的重要奏折，都还是得让太后过目的。太后看完了奏折，心里揣摩着，“这洋人，看来也不全是坏的。”就这么寻思着，没过多久，她就又看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将登基加冕的消息。
太后认为，这俄国人帮助了咱们，咱们也不能亏欠他们。所以她交给李鸿章一个任务，要他代表清廷，参加俄罗斯沙皇的登基加冕礼。除此之外，还要他负责跟这个北方的邻居，私下里签订一份条约。
就要到达莫斯科了。听说李中堂要走访沙俄和德国，其他国家也终于坐不住了。于是法国、英国、美国纷纷效仿，邀请李中堂前来访问。
就这样，一场德国之行，变成了欧美之行。对于三国干涉还辽的动机，李鸿章内心多少是有所了解的。俄、法、德早已对辽东半岛垂涎三尺，自己都还没有行动，又怎么能让日本人抢了先？
洋务派的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事实上，就是基于整个国家对列强毫无反抗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来源于早先的大臣林则徐和他的好友魏源，为避免招致灭顶之灾，中国不得与单一敌人展开对抗，而是要主动引入更多的敌人，让列强与列强之间相互争夺，如此一来，则强敌无暇他顾，中国可趁机图强。
洋务派确实这样做了。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大战略下，办了二十五年洋务，最终，那洋务运动中最杰出的作品——北洋水师却还是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之后，全都沉入了大海。中国人“自立自强”了几十年，就强出这么一个结果来，思来想去，除了暗含着讽刺的意味，倒也还真的有些悲凉呢。
火车进站了。李鸿章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慈禧太后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要和这个国家签订一份密约，以此在两国间确定一种特别的关系，从而达成“联俄抗日”的政治目的。
几个月后，一面是沙皇隆重的加冕礼，一面是谈判桌前态度严肃的俄国官僚。谈判桌上，李鸿章仿佛又重新找回了自己当年的威风。经过几轮谈判，他得到俄国官员一笔私下的贿赂。对此，俄国人保密的态度是极为明确的。
李鸿章并没有拒绝。那时候的他，也许并不因此感到不安。在他眼里，对于他的祖国，这场谈判，他是立了功的。很快，一份《中俄密约》签订了。签订之时，李鸿章仿佛扬眉吐气，自满地叹道，“此约可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因为条约的前两款，中俄两国就已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威胁结成了同盟。他认为，这是摆在大清国眼下最为重要的问题。可他并没有弄明白的是，为了换取这个目的，他代表中国，把在东北地区铺设铁路的权力拱手让给对方。更为要命的是，密约中还确定，俄国人同样有权把他们自己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连接到这条铺设在东北的铁轨上。
当李鸿章手持烟枪，面带微笑，转身离开的时候，在他身后，俄国的官员，也悄悄地笑了。
那笑声中仿佛掺杂着某种嘲讽的意味，好像是在说，“这个老头，办了二十几年洋务，竟还是这么糊涂。”
二十三
当拥有十万员工的克虏伯炮厂出现在李鸿章眼前时，他带着满脸的惊叹，目睹了袁世凯口中那种新型的大炮。他不由得感叹说：“若能从这巨大的火焰中，取得一粒火种，我大清如今的面貌，或可有所改善。”
时光如梭，昔日威震东亚的北洋水师，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带着一阵感伤，一个叫作伏尔铿的造船厂向他敞开了大门，那就是制造“定远”号和“镇远”号的地方。
一阵来自记忆的苦涩催生了他的泪水，二十五年的辛苦，望着天的博大、海的辽阔，一切都仿佛只是一朵白云、一朵浪花，一阵风吹来，不论如何晶莹，最终都只剩一地凌乱。
但所有这些所见所闻，也许都将很快被他抛之脑后。很多年前，他就曾听说，在西方的世界里，住着一个铁血的宰相，这个人手腕强硬，智谋过人，在他的力挽狂澜下，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德意志，逐渐走向了统一，成为令全世界都有所忌惮的强大帝国。这位宰相，叫作俾斯麦。
他还记得，当年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访华时，大概是为了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或许是一种客套和礼貌，他在见到李中堂时，也曾形容说，李中堂就是“东方的俾斯麦”。
李鸿章倍感荣幸，却不曾想，此时此刻，当他来到这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时，他竟然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位真正的俾斯麦。
只是铁血宰相已不再铁血。八十二岁高龄的俾斯麦先生因为反对皇帝，此时已赋闲在家。当这来自东方的“俾斯麦”，和这身居西方的俾斯麦相互拥抱时，李鸿章的内心，却又平添了几分焦虑。
他不明白，同是四面为列强所环绕，同是积贫积弱、破败不堪，和那辽阔的大清帝国相比，这令全世界都尊敬的老人，又是怎样力挽狂澜，将小小的德意志，改造成如今的模样？他不知道，俾斯麦也没有明确告诉他。
这位昔日的铁血宰相只是笼统地对他说，一个国家的强大，最为重要的是君臣一心。李鸿章深深地点了点头。在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醇亲王。
为了保护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不遗余力地和太后周旋。一个国家的兴衰，就在这样无休无止的周旋中，被弃之脑后。颐和园修好了，可这祖宗的基业，却在失败中，走向更大的失败，在耻辱中，走向了更大的耻辱。
“君臣一心”，谈吐间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可在那深宫之中，却是顽固派、保守派，还有各式各样的团体，一同堵在眼前的墙。也许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太过先进的治国理念、国家政体，李鸿章并不真的明白，但对于俾斯麦这一针见血的言辞，他却颇以为然。
俾斯麦听说，昔日日本刺客射进他左颧骨中的子弹，至今依然留在那里，于是友好地告诉他，如今，在这强大的德意志，他们的科学家已经发明出一种用来照射骨头的机器，那就是X光机。
他很乐意为自己的中国朋友，照一照他的骨头，看看有没有方法，能把那枚子弹给取出来。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只是，在这感激之余，他却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两个老人再次拥抱在一起。一位是“东方的俾斯麦”，一位是真正的俾斯麦。他们都曾面对一个贫弱的国家，他们都曾是这个国家的脊梁、一个民族的依靠，他们都曾为自己的祖国耗费了毕生的精力。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留给俾斯麦的，是他身后无尽的荣光。他的祖国崛起了，成了科学发明和工业技术的佼佼者，是西方列强中屈指可数的强国。而留给李鸿章的，却是一支全军覆没的舰队和一份三千年未有的耻辱。
李鸿章又一次登上了火车。他对俾斯麦说，希望在对方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还能有幸赶来祝贺。俾斯麦轻轻地点了点头。或许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但俾斯麦异常感动。火车开动了，铁血宰相冲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敬了一个军礼，而后就那样目送着火车，渐渐驶出视线……
离开德国，李鸿章来到了荷兰，来到了比利时，来到了法国，也来到了英国。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才刚刚结束一场演习。在那博大的天空下，在那辽阔的大海中，金色的黄昏，涂抹着朴茨茅斯港的海岸线。
他驻足于此。夕阳下，74艘各式军舰闪闪发光。他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那个属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他曾登高望远，将满腔的志向写在诗中：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那一年，是1843年。那一年的中国，第一次与西洋白种人签订了耻辱的条约。那时候，李鸿章正在准备参加顺天乡试。三千里外的广州，英国人正在随心所欲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心高气傲的他，曾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学，终将为这大清国一雪前耻，重现昔日的辉煌。
然而，所有这些浪漫的遐想，在时光的流淌中，终于还是化作一缕微光，躲在夕阳的余晖中，一点一点消逝而去。当这大英帝国的强大舰队真的停靠在他眼前时，他笑了。他自嘲说：“昔日竭尽心思，靡尽财力，我北洋水师方才勉强成军。而今视之，又岂止是小巫见大巫。”
回忆停在1896年8月31日。当李鸿章在年轻的美国，结束了自己的访问时，他恍然想起，这匆匆的时光，已在五味杂陈中，过去了整整17年。他提议要去看一个人，而那个人，此时此刻，正静静地躺在一副铁制的灵柩中。那就是第十八任美国总统格兰特先生。
李鸿章依然记得，当年这位朋友在访问中国时，对自己所讲的那席话。他曾说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应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可在1885年，他就去世了。十几年后，他的忠告，竟不幸应验，最终变成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久久挥之不去的痛。想到这些，李鸿章恭敬地转过身子，面朝灵柩，悲伤地叹了一声：“别了。”
格兰特夫人将一根手杖递给了他。他认出了那根手杖。夫人微笑着说：“总统的人民，已经接受了他的请求。”
李鸿章伸出老迈的双手，颤抖着接了过去。在这一刻，他再也无力掩饰内心的感动，缓缓地落下了眼泪。对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那不仅是一份穿越了十七年的承诺，更是这残酷人生中，那“卖国贼”的骂名下，一丝仅存的尊严。
轮船出港了。西方的世界，不论多绚烂、多精彩，终将被他抛之脑后，也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祖国，不论多悲凉、多腐败，也终将是他出生入死的地方。
他无法回避。
也没有人能够回避……
二十四
1895年夏天，翁同龢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对于这个年轻人，他很早就留下了印象。七年以前，康有为就曾给朝廷上书，但那时，他还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那时他就曾预言，蕞尔日本，终将超越中国，跻身世界列强。
那一年，醇亲王正在向太后献媚，说要给她修一座园子。李鸿章正热火朝天地武装着北洋水师。朝廷里的大臣多数还很保守，而身为“清流派”的翁同龢，也恰恰就是这保守大臣中的一员。
当保守的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条陈时，他只是莞尔一笑。一来，他认为，康有为只是一介布衣，实在不值得一见。二来，康有为所言，日本将超越中国，很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大概那时在翁师傅眼里，康有为不过是一介狂生，不足挂齿。
七年过去了，当翁同龢终于决定与他一见的时候，天下的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康有为所预言的，日本终将超过中国，在这时已成为事实。康有为本人也考中了进士，即将跻身于士大夫阶层，不再是个默默无名的小老百姓了。
这样一个有才、有名的人物想要见一见翁同龢，身为皇帝的老师、国家的重臣，他没理由不见。更重要的是，甲午战败以来，朝廷里掀起了一股改革的诉求，过去的保守派大臣，再也没办法按照以前的老路前进了，这时也思索起求变、求新的问题来。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很不甘心，趁着自己考中进士的机会，再上一书，条陈所言，依然是痛陈时弊，请求变法。而这一次，大约正是凭借这天时、地利、人和，他成功了。
光绪皇帝自四岁登基，就一直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打仗以前，老太太当着天下人的面作威作福，仗打败了，大清国被日本人一顿羞辱，她没面子了，想要逃脱责任，这才想起了谁是合法的主子，把皇上推到了前台。但她自个儿却躲了起来，跑到颐和园里继续作威作福去了。
看着自己的江山被糟蹋成这副模样，皇上怎能不着急。他经常和老师翁同龢私下里交流意见。但翁同龢毕竟是个传统学派的代表，谈做人、谈为官，这些他都是在行的。过去的中国，把全国的政治理顺了，国家就能兴旺，社会就能繁荣；可如今的中国，除了这些，还得想办法搞好洋务，学习西方的东西。对于这一点，当了两代帝师的翁师傅，也着实没了办法。
就在这时，一条有关改革的折子，被都察院转呈到了皇上的面前。条陈所言，谈钞法、谈铁路、谈机器、谈开矿、谈铸银、谈邮政、谈务农劝工、谈惠商恤穷，诸如此类，总之是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凡与改革相关，无所不包。
甲午之耻尚在心头挥之不去，读到这么一篇大作，光绪皇帝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自言自语：“这不正是朕求之不得的嘛！”他一高兴，令人照抄了全文，精选了其中几条，打算隔日上朝的时候，下发朝中大员、各省督抚，要求他们按照条文，“悉心筹划，酌度办法”。
但这事，他还不敢私下决定。为了维护太后对政治的干预，军机处早在皇上亲政前夕，就制定了一套制度：涉及诸如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的问题，皇上要奏明太后，获批后才可施行。至于一些重要的朱批、口谕、电旨、折件等文件，皇上也不得不在第二天以前上报太后。
这个制度是否还有效？皇上思索了一阵，在屋子里来回踱起了步。但最终，他还是长叹了口气，下令军机处，先把条陈转呈给颐和园，等到他“亲爸爸”阅过了、批准了，这才在上朝的时候拿了出来。
朝会之后，康有为的名字一时间成了群臣议论的焦点。就这样，这个小老百姓从最初的人微言轻，到如今的高中进士，从开始无人问津，到一夜过后的声名鹊起，似乎一下子成了朝廷里的红人。那时候，他已经是朝廷正规编制中的一员，是工部候补主事。在这以后，他的条陈又被扣了一次，可在先前成功的光环下，他倒并没有感到沮丧。
登上高台，望着熙熙攘攘的京城，他恍惚间意识到，自己的手，似乎已隐隐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当大臣们都在议论他康有为的名字时，他觉得，是时候该大干一场了。
就这样，1895年夏天，翁同龢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对于翁师傅而言，这个年轻人曾在七年以前预言到日本的崛起。也在七年以后，从一介布衣，摇身变成了朝中的官员。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而康有为又正是如今当红的改革派。皇上认可了他的改革意见，身为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没理由不多听听他的意见。怀着这样一种思绪，翁师傅友好地接待了他，甚至尊敬地称呼对方为“先生”。
而在康有为自己看来，经过前几次失败的经验，他也同样意识到，眼下若想迅速让朝廷接受他的主张，结识权贵、打通大臣，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今，看到翁同龢这样的大人物都愿意如此恭敬地迎接他，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条由自己发起的变革之路，已经越走越宽敞了。
1895年8月，北京的街头多了一份刊物，当时，这份刊物还被叫作《万国公报》。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1月中旬的时候，北京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这个组织，被叫作“强学会”。刊物也好，学会也好，它们都是康有为要“大干一场”的开始。有了名声，又得到了朝中大员翁同龢的支持，康有为觉得，自己的腰板也许已经硬了起来。
12月，他又把《万国公报》改成了《中外纪闻》，让他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担任主笔。除此之外，他还准备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一家图书馆，馆内图书，多是从上海购买来的外国译作。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为他日后必定要走的路，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在强学会开设之时，康有为大笔一挥，写下“俄北瞰、英西晱、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中国本是四夷之中，最为强盛的“上国”，如今环顾四周，却仿佛一只被虎豹豺狼分而食之的肥壮绵羊，如此之为“中国”，康有为的讽刺之中，蕴含着一丝悲凉。
负责组织强学会的人物里，还有一位来自翰林院的侍读学士，这个人叫作文廷式。而他，正是翁同龢的学生。一时之间，凭着康有为自身的名气，更凭着朝中权贵的帮忙，再加上山河破碎的夜幕下，那抹凄凉的晚霞，强学会一经成立，各地官僚或者捐款，或者入会，一番热闹场景于是呈现在康有为的面前。
利用甲午战败的借口，翁同龢帮着皇上，把各地倾向于太后一系的军权，全都改革掉了。曾经的淮军、湘军、毅军，在这时，也被他一并裁撤，重新组合，交由几位皇上信得过的大臣分别统领。朝中势力的天平，正在左右摇晃。
骂名中，昔日风光无限的李鸿章失势了。一位与“清流派”交往甚密的大员王文韶，接替了他的位置。除此之外，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枢要部门也都换了不少面孔。翁同龢认为，在这朝廷之上，经过了一番洗牌，皇上应该可以放手一搏、乾纲独断了。就这样，由于最为靠近权力的中央，翁同龢本人的号召力，相较于以往，也有所增强。
在强学会热闹的场面中，各地大臣纷纷附和，入会、捐款者络绎不绝，负责记账的伙计大声喊着前来捐款者的名字。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款五千两，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五千两，还有顶替了李鸿章刚刚到任的王文韶，也一样捐款五千两。除此之外，有不少武将也捐了巨款。
在这热闹的场面中，康有为高兴得合不拢嘴，在他看来，变法维新的未来，今日是这笔银子，明日就将播散出去，成为一颗又一颗顽强的火种，散落在中华大地之上。
就在这时，记账的伙计又喊了起来。
“李鸿章，捐银两千两！”
热闹的屋子，顷刻间，全都安静了下来。前来拜会的名流们，站着坐着的学生们，这时全都转过头来，不约而同地看着他。康有为愣了一下，半秒过后，他才回过神来，连忙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快步走前去，大喊一声：
“‘卖国贼’的银两，我不收！”
就这样，在这番热闹的场面中，强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了北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康有为觉得，没有收下“卖国贼”的银两，他保住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而在这长长的捐款名单中，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却一直都令他印象深刻。这个人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可此人对改革颇有一番兴趣，为了支持强学会，竟拿出了自己几乎一整年的俸禄。
康有为记得，这个人曾经主动找过自己，谈及家国天下，也曾激动不已。“俄国熊对我虎视眈眈，英法德蚕食我大清财富，美国鹰盘旋在我上空，蕞尔日本，如今也是野心勃勃。”说到对国家的忧愁，康有为觉得，此人与他实在算得上同道中人。想到这些，他点了点头，把单子上的姓名念了出来。
“袁世凯。”
二十五
在拜访康有为以前，袁世凯还曾拜访过朝廷里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了见到这个人，他先是通过自己昔日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朋友，拜会了朝中的大太监李莲英，一番拉拢后，又通过李莲英的介绍，这才得以见到对方。这个人物，叫作荣禄，是个满人，出身正白旗，一家老小都是达官贵人。
袁世凯听说，此人很早以前就是太后的亲信，但后来因为违抗了太后懿旨，又收受了贿赂，结果被贬到了西安。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宦海中，似乎都听不到他的名字。但在一年以前，在太后的寿宴上，他的身影，却又一次出现了。
对于那场寿宴的尴尬，慈禧太后内心是再清楚不过的。1894年年底，群臣正在为她祝寿，中国的领土上，日本人的军队，却已经势如破竹。大臣们的微笑是强装出来的。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前线的战报不时地传回后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悄悄地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眉头一皱，太后就看出了他的心思。老太太知道该怎样摆正自己的位置。开打以前，或是打一场胜仗，她都大可以号令天下，让众人唯她是从，可眼下，这战场的情势十分危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若她还像往常那般发号施令，恐怕这败给倭国的耻辱，就得让她老人家来承担了。想到这儿，她凑近皇上，用一种关爱的语调说，“皇上日夜为战事操劳，也要注意身体。”光绪皇帝顺从地回答了一句，“亲爸爸说的是。”
可是，这热闹、这关爱的背后，老太太的内心，是有些恐慌的。朝中一直就有着所谓帝党和后党之分，虽说表面上看，都对她恭恭敬敬，但她知道，此战过后，这股势力必定会抓住机会，对她的派系进行一番削弱和打击。就是在这样的大氛围下，她又一次见到了荣禄。
荣禄在被贬之前，一度把官做到工部尚书的位置。他还是个带兵的好手，在此之前，曾做过步兵统领，被贬以后，也一直都还是个西安将军。想到这些，在热闹的寿宴中，太后脸上的表情也终于自然了许多。寿宴结束的时候，老太太把荣禄叫到跟前。就这样，他被留在了北京。
战事进入了紧要的关头。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再次把荣禄调整到了步兵统领的位子上。后来，日本人的进攻愈加猖狂，朝廷为了统一节制各路统兵，成立了督办军务处。荣禄也跟着参与了其中的诸多事务。过了不久，他又在太后的操控下，得到了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一跃成为朝廷里手握实权的重要人物。
老太太打着一手如意算盘。甲午战争结束了，《马关条约》签订了，太后权力核心中的头号人物李鸿章被拿掉了，她在地方军队中的诸多势力也被裁撤了，她本人也跑到颐和园里避风头去了，向着她的人会不会因为一场战败而倒戈，她还不能确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老师翁同龢的帮助下，正一步一步走向乾纲独断的目标，此时正在和大臣们探讨着有关“变”的问题。1895年，康有为的条陈引起了他的注意。同样在这一年，袁世凯把自己编纂的12卷兵书四处发放。从亲王到大臣，在这迷茫的岁月里，却因他的兵书，而豁然开朗。
慈禧太后在各地方军中的势力，因为一场战争的失败，而大多被裁撤掉了。但那“身兼将相”的荣禄，光绪皇帝却并没有理由把他换掉。荣禄城府极深，性格中，带着一股圆滑和隐秘。在朝中，他并不轻易得罪谁，日常的事务，若不违背他所维护的原则，他不会轻易成为谁的掣肘。他也很想把国家的事给搞好，但有个框框，他坚决不会突破慈禧太后的权威。他知道，他的地位就是靠着慈禧太后得来的，而慈禧太后用自己的权威把如此高位给了他，他也同样得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太后的权威。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想要出头的袁世凯，自然是不会放过的。袁世凯几经周折，在李莲英的引荐下拜会了荣禄。
荣中堂对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一见面，就连连赞叹说：“你的兵书我都看了，写得很好。”
两个人相谈甚欢，临走的时候，说笑声都还在继续。那时候袁世凯还是个道台。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大胆结交权贵名流，像个赌徒一样四处下注，心想总有一条路子可以走通。
带着这样的思绪，当他听说强学会的消息时，他把自己几乎一整年的俸禄，全都捐给了康有为。在他和康有为相识的时候，他从这个书生满口的“变法维新”和家国天下中，弄明白了对方内心世界的某种浪漫主义思想，于是，他也跟着高谈阔论起来，“俄国熊对我虎视眈眈，英法德蚕食我大清财富，美国鹰盘旋在我上空，蕞尔日本，如今也是野心勃勃。”这话正是康有为内心独白的翻版。话音刚落，这位欲以“变法维新”拯救国家的文人连呼两个“好”字。
从那以后，袁世凯就成了他心目中的同道中人。
1896年4月，袁世凯又一次见到了荣禄。只是这一次，在他的军营里，荣中堂站在高处，俯视着他，漫不经心地把两只手背在身后。这样的时刻，着实让他感到有些恐惧。在一个老旧的世界里，想要搞出什么新名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小站练兵还不满一年，各式各样的声音，就已经不绝于耳。袁世凯练兵格外重视纪律，对于违反规定的士兵，惩处起来，下手从来都是很重的。于是，风言风语就这样被传了出去，传到了一个叫作吴景桂的御史耳朵里。御史，就是负责监察朝廷大臣的官吏。他们常常会把官员们出格的行为写成奏折，上达中央，由此充当皇上的耳目，起到监督的作用。
袁世凯从自己在宫中的人脉关系里听说，正是这个御史，给他罗列了一长串罪名，如今已递给了皇上。没过多久，荣禄就来了。袁世凯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是因为他早早地得到了宫里朋友的提示，荣中堂此番，正是代表朝廷，来调查他的。
荣禄要调查的内容，在皇上的口谕里说得很清楚。御史参劾他“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除此而外，还说袁世凯总是“论情面多少馈赠多寡”，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这个从朝鲜回来的年轻人行为粗暴，并没有带兵的能力。”
就这样，荣禄漫不经心地背着双手，出现在了兵营里的高台上。练兵场上的袁世凯吓出了一身冷汗。到这个时候，他都还不了解自己究竟被参劾了一个什么罪名。
荣中堂不动声色地观摩着战士们的队列、军容，一支部队怎样，他大致扫视一番，便已了然于胸。听着战士们整齐划一的口令，他侧过身，想要问问随行大臣的观感。一旁的大臣连忙回答说，他虽不知兵，但仅观表象，却可感受到新军气势如虹。
荣禄这才露出笑脸，诚恳地点了点头，以一个前辈的口吻回答说：“此军远非湘、淮所能比拟，效法西洋，专练德国军操，是一支颇有实力的军队。”他注视着袁世凯的背影，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坚决地说了句，“此人练兵得法，正是我大清难得的人才。”
就这样，荣禄离开了。袁世凯的冷汗还没有流完，荣中堂却已上书一封，全盘否定了御史的条陈。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荣禄带着鲜明的态度，称赞这个年轻人，是“将领中不可多得之员”。两个月后，围绕在袁世凯周围的弹劾风波，竟变成了一份来自皇上的嘉奖。
袁世凯喜上眉梢，一摸额头，冷汗总算散尽了。回想起此番事件，荣中堂所以能够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他认为，先前在李莲英的引荐下，他曾提前与中堂有所接触，这大概是原因之一。除此而外，中堂亲眼看到了他练兵的成果，心里必定是赞许的。在这两个事情上，他进一步往深处琢磨了一下。如今，大清正是到了用人之际，谁能把兵练好，谁就能获得朝廷的青睐，谁能把会练兵的人拉拢到自己的门下，谁就占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他袁世凯已得到了荣中堂的认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个年轻的政治家，也多少有了些数儿。
至于那个参劾了他的御史吴景桂，几天以后，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回家的半道上。
二十六
1896年年底，贤良寺外，已是一片喧嚣。康有为所创办的强学会，在北京才立足没多久，就在这年1月份的时候，被御史杨崇伊告上了朝廷，罪名总结起来，只有四个字，就是“结党营私”。究其原因，强学会喜欢在开会时揭批时政、褒贬他人，给中国人教授了多少有关洋枪洋炮的问题，这并不好说，朝廷也并不在意，可是从上一年的11月起，强学会的组织就发展到了上海，两地学会每到开会，群贤毕至，言辞犀利，直指时事，这里面的目的和用意究竟何在，朝廷里，却隐隐有人担忧起来了。
就这样，没过多久，北京的强学会遭到了查禁，从此被强行改造成了专门用来译制各国书籍的“官书局”，再也没有条件议论时政了。消息传来，康有为躲在屋子里破口大骂。可是骂声还没落下，消息又传了来，上海的强学会也遭到了查禁。他这下愣住了。他多少有些不解，他的强学会，直接上通着皇上的老师翁同龢，虽说翁师傅并没有以个人名义出面支持，但对于强学会，他在宫里，显然也是颇有些正面影响的。如此这番背景，怎么就能被一个御史的奏折给整垮了？为此，康有为私下派人打探了打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御史杨崇伊，正是李鸿章的亲家。
“这个卖国求荣的老朽。”了解了这么一层关系，他愈加愤愤不平了。
“卖国贼”李鸿章曾发誓，终身不再赴日。可他回国的路线，却又需要在日本换乘轮船。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在海面上，他下令随行人员将一块板子架在两船之间。随从照做了。于是，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在飞溅而起的浪花中，只见这年过七旬的身影，步履蹒跚却毅然决然地，从木板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李鸿章兑现了他的誓言。一个民族的屈辱无法因此而得到补救，他头顶上的骂名，也不会因此而被人摘去。但他认为，如此行事，能够使自己感到些许安慰。
船继续开动了，船缓缓入港了。就这样，1896年年底，这个一辈子照猫画虎的老人，终于在目睹了真老虎的模样后，回到了北京。贤良寺古朴的门打开又关上了。贤良寺内，是他万里之行后最为渴望的安宁。而这贤良寺外，那沉寂已久的社会，却已充斥着阵阵喧嚣。
喧嚣中，他的骂名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一种全新的变法思潮，正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种子播散了出去，即便是遭到严厉的打压，依然会自行生长、冲破束缚。北京、上海的查禁并不能使康有为的热情有所减损，也并不能阻止这猛虎出笼一般的思潮席卷全国。
强学会虽遭到了查禁，可义愤填膺的爱国者更多了。他们的组织并没有缩小，反倒是在扩大。“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外患当头，内忧犹在。当这三千年的自尊转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向着康先生的号召聚拢了来。
就在这充满艰辛的一年里，康门中多了一个消瘦的身影。当时的北京城里，有个有名的镖局，叫作源顺镖局。它的创始人叫王正谊，是个从底层社会中闯荡出来的侠士。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五，又练得一手好刀法，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行侠仗义，行走江湖多年，各行各业的朋友无所不交。甲午战败之时，朝中曾有位御史上书力陈议和之弊，结果朝廷却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革职戍边。当时，护送这位御史安全抵达边疆的人物，正是这大刀王五。大刀王五虽是个武人，是个十足的爱国者。据说，在他所有这些朋友里面，他最为要好的一位，却是个出身官宦的书生。
而此时此刻，就在这充满艰辛的岁月里，就在这处处遭到打压的康门中，这位书生将辫子向后一摆，大笔一挥，便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大字。
“谭嗣同。”一旁的梁启超，逐字念道。
喧嚣中，变法的声浪盖过了“卖国贼”的头衔。贤良寺内，李鸿章倒在躺椅上，带着一份思绪，独享着那安宁中的冷清。
初回国的时候，中堂就见过了皇上。他把国书、勋章，全都一并交还了朝廷。光绪皇帝点了点头，嘉奖了几句，他便匆匆离开了。他又来到了颐和园。太后见到他，先问了一声，俄国的事怎么样。他不无得意地讲解了《中俄密约》的内容，话音刚落，太后脸上就布满了笑容，她满意地说：“今后倭人欺我时，总算还有个依靠。”
在太后的笑容中，李中堂似乎还能感觉出更深的意思。他估摸着，为太后办成了这件事，自己大概还是有被重新启用的机会的。可是，太后最终也只是抽了口烟，依然那样笑着要求他，再回去等等。他跪谢太后，接着转身离开。
几天之后，他的等待确实得到了结果，可这结果，却又让这位办了二十五年洋务的老臣，露出一脸的尴尬。他被朝廷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按照清廷的制度，总理衙门里的官，共分了三类：第一类是属于亲王、郡王和贝勒的，这是决策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这是主事者，是第二类。而这个“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是第三类，是没有什么实权的位子，就是人们笑称的“伴食宰相”。李鸿章笑着摇了摇头，暗自感慨。
顶着这么一个虚名，李鸿章沿着当年英法联军的路子，一路走到了圆明园。望着写满耻辱的残垣断壁，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年轻时曾说过的豪言壮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今真的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望着天边的晚霞，他不由得嘲笑起自己曾经的无知。太难了。一切都太难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日子里，曾风光无限的他，仿佛与这破败的辉煌，恰好融为一体。
就在这时，有官兵叫住了他。他愣了一下。原来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重新走上前台的皇上，已经把圆明园列为禁地。对于李鸿章的误闯，朝廷似乎并不打算通融。随后，带着满心的忧伤，他被罚了一年的俸禄。朝中的大臣几乎全部更换成皇上的亲信，李鸿章没有实权，也不愿插嘴，只是躲在贤良寺内，自言自语地回味着那趟欧美之行。
“我办洋务数十年，不敢说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算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的愿意与我见见面，谈谈普普通通的事情。有的已经退居山林。但和他们交谈，却也还是一件乐事。”
说完，他又闭上了嘴。贤良寺内，于是重归于平静。
而贤良寺外的喧嚣，却已愈演愈烈了。
二十七
时间已是1897年11月15日。寂静的夜幕下，贤良寺的门，缓缓打开了。李鸿章拖着老迈的身躯走了出来。一顶轿子正在等他。在随从的搀扶下，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坐了进去。而后，轿子被重新抬起，轿子内，他的脸上，焦虑中却掺杂着一丝得意的笑。
国难当头，朝廷又一次想起了他。甲午战败已成往事，马关之耻已是烟云，想要摘掉那顶“卖国贼”的帽子，他唯有在国家危难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办了二十五年洋务，他渐渐了解到，中国之积贫积弱，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在强国面前，弱国只有任其蹂躏。当初，他从老师曾国藩手里接下了“天津教案”的烂摊子，在那件案子里，中国人确实误会了洋人。可是这误会真的就是空穴来风吗？这误会真的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野蛮”吗？
几千年来，中国人安分守己，从不惹是生非。可是洋人多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的敲诈勒索，你不听我的，我就消灭你，你不学我的，我就殴打你，如此蛮横无理，又怎是常人所能忍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依然还在发生，来到中国的列强，比过去更多了，侵略者的军队比过去更强了。可是，那一股又一股反抗的力量，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897年。
这一年11月1日，在同样的背景下，在山东的巨野县，两名德国传教士遭到了谋杀，当场身亡。消息震惊了世界。山东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忙碌了起来。凶手最终遭到了严惩。可是，这一切都仿佛于事无补。
12天后，3艘德国军舰忽然停靠在了胶州湾。又过了一天，他们要求所有中国的守军全面撤退，否则后果自负。德国是整个西方世界一支飞速上升的力量，饱受了半个世纪的折磨，中国人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朝廷中展开了一场议论，可弱国终归只是弱国，一个连蕞尔日本都难以招架的国家，又怎会有能力对抗这来自欧洲的强敌？
带着一份无奈，所有人都统一了意见，于是，光绪皇帝带着一脸忧虑摆了摆手，最终同意了敌人的要求。接着，在满朝文武的叹息中，德国军队跳下战舰，登上滩头，不费一兵一卒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有利地形。而后，驻扎于此。看上去，似乎不打算离开了。
那已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和胶州湾联系到一起了。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本是沙皇俄国最强劲的对手之一。可是1895年，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们却主动接近俄国，一同商量起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宜来。
面对中国这块肥肉，德国人知道，他们还没有能力和英、法、美、俄，这些老牌对手分一杯羹，但如今，这日本也想来夺食，他们终于不高兴了。跟着俄国、法国一同要回了辽东半岛，德国人总算松了口气。可随后，他们就盯上了胶州湾。
1896年12月14日，以干涉还辽“有恩”于中国为理由，德国人向清廷提出，他们要把胶州湾无条件地“租借”50年。但那一次，中国人拒绝了他们。一年以后，“巨野教案”震惊了世界。山东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再次成了洋人大做文章的工具。当3艘德国军舰真的停靠在胶州湾的时候，光绪皇帝退缩了。中国的军队根本就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如若与敌人正面对抗，留给以后的问题，恐怕还会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朝廷又一次想起了李鸿章。1896年，当李中堂出访欧美八国的时候，在首站俄罗斯，他曾以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筹码，换取了俄国人的庇护。当李鸿章向太后汇报了《中俄密约》的内容后，老太太曾高兴地捂着嘴说：“今后……总算还有个依靠。”
就这样，在这个夜晚，贤良寺的门被打开了。手无实权的李鸿章，在随从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工夫，才终于坐进了轿子。随后，起轿，离开。轿子内，他的脸上，焦虑中，却掺杂着一丝得意的笑。
他觉得，这正是他摘掉“卖国贼”骂名的好时机。如此棘手的问题，满朝文武中，唯有他有能力解决。
他要去的地方，正是俄罗斯公使馆。
那是公元1897年的12月11日。散朝后，翁同龢匆匆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大臣们只是觉得，这一天的他，带着满脸的愤懑。早朝的时候，他顶撞了皇上。身为两代帝师，翁同龢通常举止儒雅，很少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好在皇上终归还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终归还是留了些面子。看到老师阴沉的脸，光绪皇帝清了清嗓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太难了，一切都太难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一个贫弱的民族，想要勉强立足，多少的辛酸和委屈，都注定要塞满它的内心。当李鸿章亲赴俄国公使馆，想要尽力促使《中俄密约》起到效果的时候，俄国公使很快就微笑地派出了他们的舰队。11月16日，俄罗斯的军队和德国人的军队面面相觑，却在此后便没了下文。
皇上和大臣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沙俄方面的消息，但半个月过去了，到了12月1日，俄国人却忽然提出，中国若想取得他们的帮助，首先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听着俄国公使的言语，大臣们全都低下了头。
他们要求中国北部省份的部队必须聘用俄国人作为军事教习，在东北、吉林等地建造铁路时，必须要从俄国贷款，从俄国聘请人员；松花江、嫩江一带必须准许俄国船只行走；黑龙江下游一带必须禁止中国船只通行。除此之外，当俄国军舰正式进入胶州湾的时候，中国的官员还必须负责照应一切。
甲午之后，每个中国人的神经，都似乎比过去更加敏感。每一份耻辱，都势必比过去更加刺痛人心。没有人还想去尝一尝变成卖国贼的滋味。俄国人如此苛刻的要求，朝廷里没有人愿意答应。
这时，有人提出也许该在德国方面去碰一碰运气，万般无奈之下，翁同龢照办了。但德国人态度蛮横，声称“租借”胶州湾是他们干涉日本还辽事件之后应得的报酬，并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一切再次陷入了僵局。
曾经态度保守的翁同龢，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终于放下了身段，主动低下头，向一些较为友好的洋人请教起方法来。但所有人都无计可施。税务司里的一位英国官员只是沉重地对他说，胶州湾之事若不能很快解决，列强便有可能借此大做文章，到那时候，这个衰老的民族，才真的到了最最危险的时候了。
两代帝师狠狠地叹了口气。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严峻的形势。肩膀上沉重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整整思索了一个晚上，在德国人的枪炮之下，昔日的悲剧将会重演，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将会全军覆没，被再次削弱的国防力量，在列强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到那时候，更加可怕的事情，也势必会席卷而来。想到这些，他夜不能寐。
为了不让更大的悲剧重演，第二天，他忍辱负重，带着更加谦卑的态度，会见了德国公使。在德国使馆内，“巨野教案”被重新提起，但那德国人的态度，却又显得更加蛮横。经过一番周旋，翁同龢一再让步，免除山东巡抚官职，在济宁建造天主教堂，除此之外，赔偿、立碑，把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的承办权特批于德商……
就这样，那德国人的态度逐渐回暖，德国公使的脸上，似乎露出了微笑。于是，翁同龢见机行事，试探性地将话题引向了胶州湾。他说：“中国愿以另一座岛屿的租借权，换取贵国军队从胶州湾撤军。”可话音刚落，德国公使逐渐回暖的态度，又忽然冰冻了起来。公使先生犹豫了片刻，翁师傅在压抑的沉默中那样冷冷地坐了一阵，随后，就看见了对方在冷漠地摇头。
“我只是个办事的，一切都要等候我国皇帝的安排。”那德国人清了清嗓子，如此回答。
3日、4日、5日、7日，翁同龢自己，翁同龢带着大臣，翁同龢带着亲王，在和德国公使反复争论过后，他们依然只是得到那句“服从德国皇帝安排”，随后，就被草草地打发走了。转眼间已是寒冬时节，在这寒冷的天地间，读了一辈子孔孟之道，学了一辈子待人接物的礼貌，翁师傅从不曾遭受过如此这般羞辱。洋人的蛮横，他早有耳闻，可是身处其中，想到肩膀上扛着的这个国家，他必须要小心翼翼。
身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这样的气，他难以下咽。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2月11日。与德国的谈判，是这几天来早朝时无法回避的焦点。光绪皇帝看过了翁师傅草拟的条约稿件。一天前，太后也读到了这份稿件。而这一次，两股势力的代表，却生出了同样的不满。这些年的愤愤不平，于是一齐涌上了光绪皇帝的心头。
生于乱世，面对如此一个破败的王朝，这年轻的皇帝，终归还是收敛不住内心的急躁。他将那份稿件抛掷一旁，厉声斥责说，“大臣不尽责，无故让步，这是要我大清自取其辱！”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尽了委屈的翁师傅也终于按捺不住了。一向儒雅的他忽然拉大嗓门，咆哮似的顶撞起了皇上。
他将同样的言语反驳了回去，批评皇上身在宫中逞口舌之快，却不知臣子之艰难，而这大清国的积弱，绝非几句风凉话所能解决问题。翁师傅说完，左右大臣全都吓坏了。他停了下来。在这样的场合，如此一吐为快，对于他来说，此生还是第一次。
急躁的皇上冷静了下来。批评他的，毕竟是他的老师，而这老师的话中，也毕竟句句都非妄言。于是，他长出一口气，原谅了对方。随后，他又讲了些零碎的琐事，早朝就结束了。可散朝后，翁师傅依然那样心事重重。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带着一脸愤懑和满心的忧虑，匆匆忙忙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有座火山，在激烈地翻滚着。
他决定去见一个人。
二十八
那是北京城带给康有为的又一次失望。1897年12月11日，他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了。不到一个月前，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来，使他彻夜未眠。身为一个读书人，当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可是眼看着国家一日不及一日，强敌面前，早已尊严扫地，他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面对这江山的千疮百孔，他焦急得泪如雨下。那时他已身在北京，只身一人，内心的焦躁无人倾诉。就这样，就在这泪光和焦躁中，他又一次提起了笔，奋笔疾书，慷慨陈词。
那是他的第五次上书。和前几次相比，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大胆了。前几次的条陈中，他只是提到了部门的加加减减，其中的一些，皇上接受了，有的已经让大臣去商量了。可是一转眼，德国就入犯了胶州湾。中国军队不敢抵抗，全线撤退，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权宜之计，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
他知道，眼下的中国人，面对来犯者，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那个“弱”字。这个世界没什么道理可言，事实证明，强国欺负弱国，弱国的子民只有委曲求全地活着，这就是道理。
条陈中，他不再过多地关注具体的单项事务，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更加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上。他认为，沙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都是中国可以效仿的对象。皇上大可以以此为蓝本，施行中国式的变法维新运动。之所以会选择这两人为楷模，康有为觉得，此二者相较于西方列强，都是后来居上的成功案例。而诸如英国的皇权只是个象征，是没有实权的，可是俄国的沙皇、日本的天皇，却是真正的“开明君主”，是有实权的。在他看来，中国人走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之路，中国人的信念里，是必须有个皇帝的。因此，学习俄、日的政体，于中国而言，是上策。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和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策略，这些或许也都会起到效果，但中国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表象上的变革，都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难以为继。他把条陈递交给自己所在的工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场景浮现在他眼前。
他很清楚，他的言辞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的尺度，日本明治维新时，不但铲除了德川幕府，就连跟着一起“倒幕”的武士阶级，也一并被铲除掉了。想要推动一场庞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阻力，恐怕也少不了血肉横飞的场面。守旧的大臣为了抱住自己的利益，会誓死反抗。
可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都充分地说明，中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流于表面的细枝末节。没有适宜的土壤，就无法真的移花接木。如今，看到日本这等蕞尔小邦，都能用它的坚船利炮打沉整个北洋水师，德国人也跟着来了，恐怕日后，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永无宁日。面对这个弱小而庞大的民族，一场列强的瓜分狂潮，也许已经不远了。因此，在条陈中，他不得不秉笔直书，不得不用更加激进的思想，去弥补朝廷的缺失。
不出所料，他的条陈果然被工部扣了下来。但历经数次失败，这一次，他早就有了准备。上书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条陈誊抄了好几份，通过先前结识的权贵朋友，又向各个机构的高层人士一一分发了出去，希望他们中至少有一人能够将他激烈的言辞，递交给皇上。
可是，他在日渐颓废的北京城里一连等了近一个月，朝廷里始终没有什么动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失望的情绪和焦躁的状态彼此交织，他不禁长长地叹息一声：“在这个老旧的国家里做些新鲜的事情，实在是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翁同龢也同样收到了康有为的条陈。对于这个晚辈，也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已不再守旧，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为读书人，翁师傅对他一直以来都还保有着几分赞赏。对于他为国为民的热情，翁师傅也始终都予以了肯定。
但是翁同龢身为重臣，既是户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对于康有为此番大胆的言辞，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有些冒险的。那时候，他还没有和德国人展开谈判，俄国方面也还没有想要敲诈的意味。他依然认为，清廷的体制虽是出了问题，但终归不至于到了大变一场的地步。因此，这份条陈，他始终搁置一旁。
可是，时光匆匆。往后的一个月里，频繁往来于德国公使馆和紫禁城之间的翁师傅，终于在俄国人的讥笑中、德国人的蛮横中，还有皇上、太后的批评中，受够了夹板气。就这样，在1897年12月11日的那次早朝上，面对皇上的批评，一代大儒、两代帝师的他，终于顾不上自己一直以来的儒雅形象，咆哮似的顶撞了回去。
那时，康有为正在收拾行李。他五次来京，五次上书，却只有一次上达给了皇上，思来想去，这第五次上书，怕是又要打了水漂。北京城又一次让他失望了。但在失望中，他却只能够无力地摇头叹息。
就在这时，他的门被敲响了。
二十九
1897年12月11日，翁同龢又一次见到了康有为。
面对列强的袭扰，他历来都是幕后的参与者，但这一次，随着角色的转变，他真正地成为前线的亲历者。昔日的纸上谈兵，在态度蛮横的洋人面前，只剩下无尽的冷漠和屈辱。当皇上在早朝中轻巧地用一句“大臣不尽责”，来形容他在这些艰难日子里付出的努力时，他仿佛在一瞬间，忽然理解了当年李中堂所经历的困境，也不禁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为这大清江山所面临的处境，更进一步地思索起来。
从鸦片战争至今，已过去了近五十年光景，为了求得自强，洋枪洋炮，国家没有少买，铁甲舰、巡洋舰，国家也没有落下，可是事到如今，偌大的一个大清国，自强不见起色，反倒比过去更加羸弱了。
回想起皇上对自己的无端指责，他很难受。他虽然用激烈的言辞反驳了回去，也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什么惩罚，可他心里的这股火，却着实难以熄灭。就这样，他想起了康有为不久前托人递给自己的条陈，想起其中所谈及的俄国、日本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想起他鼓励皇上彻底改变中国政治土壤的改革策略。那时候，对于这些观点，翁师傅觉得也许有些过分激进，他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制度，也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出在处理洋务上。
但是此时此刻，摆在眼前的屈辱，却给他迎面泼了一盆冷水。对于朝廷，对于眼下手足无措的状态，他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而对于康有为那份激进的条陈，他也同样开始了新的思考。
于是，散朝以后，没有带随从，没有伙同他人，翁同龢独自一人匆匆地离开了。这是一次个人的拜访，也是一次秘密的会面。他所前往的地方，叫作南海会馆，他记得康有为每次进京，都要住在这里。
就这样，当康有为在失望中，再次收拾行囊，打算告别北京的时候，他的门被敲响了。
1897年12月11日，在那份属于整个国家的屈辱中，这位来自权力核心的长者和这位胸怀家国天下，一心想要图强的晚辈，第一次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平等地说了一番话。翁师傅坦诚地对康有为说，若不是他亲身感受过任人宰割的痛苦，对于这激进的变法，他始终都是一笑置之的。可是，如今，他的思想在剧烈地转变。当昔日李中堂所承受的委屈，如今正原模原样地落在他自己身上时，他开始意识到，也许在他们这些老旧的大臣里，没有一个人是对的。
他告诉康有为，在来时的路上，他再次回味了先生的变法思想。他恍然觉得，也许在这所有想要自强的思想中，唯有康先生是对的。他用一种谦卑的姿态请求这位晚辈能在北京多住几日。因为他决定，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苍生，他打算郑重地把先生的条陈呈递上去，让皇上可以亲眼看到。
“请康先生留京耐心等候，但朝中情况较为复杂，需要等候多久，这并不好说。不过，请康先生放心，给皇上举荐人才，本就是我的责任。当此国家危难之际，身为臣子，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对话结束了。翁师傅匆匆离去。他走的时候，把康有为所著的《俄彼德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几本书也一并带走了。条陈里所讲的东西，这几本书，已经全都写清楚了。就这样，失望中长出了希望，在这日益衰败的北京城内，康有为将收拾好的行李重新摊开，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等待。m.chuanyue1.com
1897年过去了，1898年来了。德国人的军舰依然停靠在原地。德国公使最终得到了他们政府的训示，愈加蛮横地前往总理衙门，推翻了先前由翁师傅拟定的种种条件，直截了当地否决了用另一岛屿代替胶州湾的建议，提出若不允“租借”此地，德国军队将在陆地上，尽其兵力所至，任意侵占。消息传来，朝廷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大清皇帝的威严，又一次狠狠地遭到了羞辱，悲愤与失落中，皇上愈加焦躁地生起了闷气。而就在散朝的时候，翁同龢留了下来。身为皇上的老师，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正是他上奏的最佳时机。
就这样，皇上又一次读到了康有为的条陈。在这大清国日渐衰落的岁月里，那些行文中态度恳切的激进思想，反倒唤醒了这位封建皇帝内心的热情。为了进一步了解条陈中所讲的事，他后来又深入研读了康有为的两本著作。
他从书中读到，18世纪以前的沙皇俄国和19世纪初期的日本，原本是两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可因俄罗斯圣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均虚心学习西方，励精图治，从而力挽狂澜，他们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宪法之后，却因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而使他们的国家从此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读到这里，皇上忍不住跳了起来。朝廷办了这么许多年洋务，花了不少钱，最终只收获了一场又一场的失败，原因在哪儿，他从不曾真的弄明白过。洋务运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群老旧的大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瞎子摸象。可这康有为的思想，与所有那些老旧的大臣们都截然不同，是建立在俄、日两国成功的经验之上的，是有根的。于是，带着这股热情，1月16日，在早朝上，光绪皇帝郑重地向大臣们提出，经过一番思索，他已初步决定，面对今日之颓势，大清国应当变法。
可是，皇上的言语换来的，又是朝臣们的一片沉默。
而在那一天，翁同龢却站了出来。他成了那天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正面支持皇上变法的实权人物。
洋人的新年过去了，传统的春节就要来了。1月22日，一阵炮竹声唤醒了熟睡的康有为。他伸了个懒腰，向窗外望去。他依然没有等到朝廷的消息，而时间却已匆匆流逝。
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一。
这一年，是中国的戊戌年。
三十
贤良寺的门又一次关上了。《中俄密约》没能为李中堂摘掉“卖国贼”的帽子，反倒使中国人失去了更多的主权、更大的尊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和他曾指责过的另一个老人翁同龢，一道坐在了德国人的谈判桌上。随着两位颇有书法功底的老人，在条约的落款处，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胶州湾南北两岸的陆地、湾内的各个岛屿，就这样被无条件地“租借”给了德国，“租借”的时间，是九十九年。
胶州湾沿岸潮平100里内，成了允许德国军队自由通过，却不允许中国军队随意行走的“中立区”。除此之外，山东省内两条铁路线的建筑权，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采权，山东各项事务的开办优先权，也全都一并交给了德国。这就是《胶澳租借条约》。
那是李中堂的又一次卖国。
那也是翁师傅的第一次卖国。
狼的肚子，总算被填饱了。可另一匹狼，却又在蠢蠢欲动了。德国人对胶州湾的侵占，使得沙皇俄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趁着中德双方紧张谈判的当口，忽然将舰队转移到了旅顺，又以“帮助清廷，制衡德军”的借口，迅速登陆。朝中的大臣害怕了，唯有李中堂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或许是强颜欢笑，又或许是看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贤良寺内，年近七十五岁的李中堂，也许在那压抑的氛围中，做梦都在期待一个机会，能够助他摘掉头顶的骂名。说来也许可笑，也许无奈。在他年少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挽回整个国家的尊严，而今，在这人生的暮色中，那大大的野心，却只剩下这么一个自私的小小的愿望。
带着这份愚蠢的愿望，他相信了俄国人。接着，沙俄军队长驱直入。而他们的目标，却不是制衡德国。那时的世界，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命稻草。两个列强早已在私下里达成了协议。据说，沙俄政府甚至向德国这个老对手发去了感谢信，信上说，“正是因为贵国对胶州湾的侵占，才给了我方出兵旅顺的借口。”
没过多久，总理衙门中，出现了俄国公使的身影。前一阵子的友好全都不见了，所谓欧洲人的“契约精神”，也不见了。公使先生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说，他们尊贵的尼古拉二世沙皇，想要把旅顺口和大连湾一并“租借”了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这里建一条铁路，直达黄海，若中国人不能在五日之内予以答复，后果是什么，他就不用细说了。
也许这就是命吧。曾经胸怀天下，而今自身难保。几天以前，在德国人的谈判桌上才卖了国，几天以后，在俄国人的桌前，李中堂又一次用他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卖国之后还是卖国，条约之后又是条约。一份《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后，俄国人又追加了一条续约。“弱小”的中国人又一次退让了。俄国人的肚子又一次填饱了。
可是这块“肥肉”的香味，却又引来了英国人、美国人和一个又一个西方列强的垂涎……他们正在摩拳擦掌，距离行动，不过只差一个体面的借口。
年轻的光绪皇帝，是焦躁的。老迈的翁同龢，也是焦躁的。朝里朝外的人，面对这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全都陷入了新一轮的焦躁。就在这焦躁的氛围中，耻辱中的李鸿章，在他头顶的骂名之下，又一次体会了颜面扫地的悲哀。历经二十五年的洋务运动，出访过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领略过最为坚固的坚船利炮，也感受过人生在世最为冷漠的谷底，他却依然弄不明白，这个屹立了五千年的民族、辉煌了三千年的文明，今时今日，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又究竟要走向何方……
只是在恍惚间，他忽然想起一个身影。在他印象中，那是一个口出狂言、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如今，随着时局的千变万化、国力的愈加衰微，焦虑的皇上和翁师傅，也都出现了冒险的思想倾向。这个年轻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迅速地崛起，孕育出整个大清国一场剧烈的喧嚣。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对于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躺椅中，李中堂淡淡地摇了摇头。见多识广的他，办了二十五年洋务的他，遍访过欧美八国的他，在内心深处，隐隐间，却生出了几分忧虑。
就这样，贤良寺的门，又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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