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胸怀天下的万言书
度支判官是财政部门属下掌管收支情况的官员，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职权非常大，对全国的财政情况了解得也比较透彻。这份差事干起来其实也是十分累人的。
王安石上任以后，每天都要核算国家的收支情况，算到最后，结果令他大吃一惊：朝廷的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官员和兵员的日益增多加剧了财政的支出。这些都加重了北宋的社会危机。
王安石是一个心系国家百姓的人，见到这种情况，他不可能袖手旁观，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以杰出的思辨力和敏锐的眼光，隐约的察觉到了在赵宋王朝太平盛世的背后潜伏着重重危机。
王安石自进士及第以来，二十年的宦海浮沉，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阅历，现在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抒展政治抱负，推行变法，他懂得首先要打动仁宗皇帝。
其他官员在为自己的私利勾心斗角的时候，王安石则挑灯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完成了长达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一政论性文章是研究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任务作了一个透彻论析。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奏疏中，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其思想之深刻，议论之严密，写作线条之清晰，用词择语之精当准确，一步到位，虽洋洋万言，却毫无拉杂附会之感，可以让人开篇即入，一读到底。不但体现了王安石的写作风格，更成为了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基础。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但都无法抺去王安石在这一鸿篇巨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深的政治思想和高远的政治眼光，千年以前的王安石，其洞察社会问题的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迂腐儒生，甚至有了一点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萌芽。
在这篇著名的奏折里，王安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朝廷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时形势所迫；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用人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当今的学习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善于治理财政，制财要有正确的方法；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国家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陈述道：“以现在的形势来看，陛下你虽然想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合于先王之意”，我认为却一定不会取得什么成绩。陛下虽然是一个奋发有为之君，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再加上一番努力，本应是心想事成，但陛下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人才。”
王安石还指出：“大家一直以为现在官员太过于冗繁，而财政的支付能力已经不足以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无可否认现在的官员确实比以前多出来一点，但这是造成国家财政贫乏的最终原因吗？非也。相比于以前，官员的数量要比现在少的多，俸禄也比现在低，但困扰朝廷的依旧是国家财政的贫乏。其实，官员的俸禄，相比于国家财政而言，‘岂足计哉’，根本就是一笔小钱。”
“我虽然不懂理财之道，但是也看过了历朝历代治理国家财政的方案了。实际上就是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才是充足国家财政之根本”。
“如今大宋久无战事，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按理天下应该是很富足的，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饱受缺钱之苦，这是为何？究其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这与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其根本原因。当时的富商巨贾们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把这些财富作为自己扩充实力的资本保存起来，不进行市场流通，以至于最后出现了“钱荒”，这也是导致北宋财政贫乏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今朝廷选拔人才，考试的内容多是以记忆性的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当今读书人对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仅凭着读书人的博闻强记和略通文采就把他们看作是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认为他们才是公卿的最佳人选。但是，要作到公卿的职位，单凭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治理国家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魄力。若朝廷选拔人才仅靠这两点，无疑会使国家遭受很大损失。可想而知，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只能分析事情的表面，而对问题的本质却不曾提及，这样的人才其实不要也罢”。
“纵观历代的各个王朝，一旦坐拥江山，皇帝通常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慎择公卿”，也就是选取有才能的人担任朝廷要职，然后，再通过这些人进一步选取贤能之人作为他们的下属。如果采用这种办法来选取官员，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就都有称职的人选了。如果让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当公卿，滥竽充数于各个部门，那么，所有部门单位的行政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还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真正有才学的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
“其次，诸如五经、学究、明法诸科，朝廷把这些作为必考科目，目的在于使人明志。现在朝廷又开设明经之选，用以选拔通晓经术之人。但是这种考试，也是靠死记硬背和略通文采就可以通过，选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王安石认为，朝廷推行的这种恩荫制度也是存在很大弊端的。如若一个人做了官以后，就可以恩泽子弟，这些被恩泽之人往往没有深厚的知识，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才能，但国家却让他们去当官，对其能力及人品都没有做一个十分有效的考核，因此通过这种途径选拔得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流于一个表面形式，很难做出什么成绩。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国家对于庸才的处理一向严格，往往将他们流放在外地做官，让这些人很难在中央混下去，“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但现在这些人却被安排去主持州县之事，使他们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这种做法就有点不对劲了。以他在地方任职时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数千里之间，很多州县官员都是被中央流放下来做官的，在这些人里面，几乎就没有能认真负责办事的，而且个个都是摆出十足的官气，经常利用手中的职权来谋取私利。
根据王安石选拔人才的态度来看，是坚决反对恩荫取士的，后来王安石进行了科举改革，梁启超以为只是一时之计，但后来无人再有王安石之才之力以继承王安石衣钵，所以王安石的科举改革竟然一演而成为八股，与王安石的本意背道而驰，令人扼腕！
王安石接着说道：现在国家选拔人才方法不当，选拔以后也不考察其道德方面，而只问其出身之后先，论资排辈，依次提升；也不考虑他称职与否，而只是考虑任职时间的长短。再者就是不能人尽其才，文章写得漂亮的，却让他去搞财政工作；搞财政还没上手，又让他去搞司法；司法还没理出一根线，又调去管理礼仪制度。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还提出了高薪养廉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答案的问题，必须结合当时情况来具体判断。王安石在当时提出的高薪养廉思想，与现在的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仍然明确体现了王安石务实的政治思想：想要整顿吏治，首先还是要拿钱出来说话，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技术和所谓的道德建设，还是少拿出来献丑比较好。
王安石把人才问题提到了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地位，可谓是一针见血。在当时的背景下，若不去改革，北宋势必就会朝着衰败的方向发展。而没有人才做改革的基础，那无疑就是天方夜谭。王安石一直都想调和人才与改革之间的关系，他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可惜，时间太过仓促，因为人才培养实在不是一项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业，以至于改革成果最终因为没有人才的支持而被全部废去。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还指出宋朝“崇文抑武”政策带来的恶劣后果。大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正是所谓文化繁荣，人人以诗酒为乐，唱和为美。应该说，北宋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始，对武将的防范就从未停止过。因为赵匡胤就是以武将的身份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他害怕以后的武将会像自己一样篡夺大宋政权，所以就处处打压武将。由此，北宋一朝文臣的待遇、地位始终都要比武将高。最后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风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崇文抑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降低。致使辽金政权屡次深入中原腹地，掠夺财富，涂炭生灵。
因此，王安石提出了一个军事思想，就是全民皆兵，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来达到抵御外敌的目的。而这一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是国际通行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王安石能有这样长远而独特的政治眼光，实在是难能可贵。
应该说《万言书》中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奸吏充斥、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是做了相当深刻的论析的。在王安石看来，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赏识自己的才能见识而支持自己的变法。然而，这种估计错了。《万言书》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仁宗只是在嘉祐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任知制诰，用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经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就很难施展改革的抱负。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还提醒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过于今天，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北宋现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似太平，实则却危机四伏，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革，将会断送祖宗创下的宏伟基业。
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能有这样的见识，清醒的头脑，敢于犯言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与众不同、忧国忧君的政治家了。然而，仁宗年老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他已经不能提拔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第二节丈夫出处非天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宋仁宗嘉祐八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五年的王安石，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闲适、最平静的一个时期。这五年的时间让王安石不再像他母亲刚过世时那样悲伤。在这五年中，他没有被政事烦扰，没有被各种案件卷宗所牵绊，这五年陪伴他的只有书，朋友和他的学生。他在绿荫环抱的家中读书、写文章，还收了几个徒弟，给他们讲学，每天都和朋友、学生们讲学讨论，这种轻松愉快的日子，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有时候他也在想，就这样终了一生，不再去为官场斗争而伤感，过像陶渊明那样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岂不是很好吗？
10栖霞山
天气好的时候，王安石经常会和朋友、学生们去登山游水。江宁，这个在江南中最为美丽优雅，最有魅力的城市，有着众多的名山大川。钟山郁郁葱葱，气象万千；玄武湖树林遍地，一片苍翠；栖霞山到了秋天以后，红叶满山，五彩缤纷。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那么得令人向往。这里的每一座桥，每一座塔，都值得亲自去走一遭。王安石每次和朋友登山时，都会文思泉涌，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如：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姿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首诗词的大概意思是说：登高远眺，往事一幕幕；青山绿水仍旧在，只是已枉然。千百年来的英雄豪杰打拼下来的基业，总是经不起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消磨，那些往事早已随时光而灰飞烟灭。
作为一个北宋王朝的官员，作为一个宦官之家出身的王安石，尤其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始终不能释怀的是那深沉的政治情结。他不知不觉的又想起了历朝历代兴亡的原因：不管是兴盛，还是衰亡，都在于人而不在于天。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都是有魄力有能力的人，都能做到严于律己，明于用人。正因为如此，所以都能功成名就，后代继位的君主则往往不思进取，腐化堕落，贪于财货、女色，只知享受不知先辈创业的艰辛，所以最后不免衰败亡国。王安石想到这里，有感而发，写出了著名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那种朴素的情怀，那种关心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不知不觉又在心中激荡起来。那一年的王安石正值四十七岁，四十七岁的年龄，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这是他的黄金年龄，加上他做了多年的地方官，经验阅历此时已经足够了。可惜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大展才华的机会，能否将他那满腔的爱国热忱淋漓尽致地奉献给国家。
王安石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精研了古今名人的穷通之数，而且对此颇有心得。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这么多年来，王安石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这种等待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他心急如焚，却只能等待，这种痛苦与焦急表现在他的许多诗作中。在《明妃曲》中，他用王昭君等人的遭遇来自比，他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此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如果不能如意，那么身在江湖和官场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咏史诗中，他也抒发寂寞之情：
★斗粟犹惭报礼轻，敢嗟吾道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由此可以充分看出王安石的落寞和孤寂之情了。
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江南，王安石那颗孤寂的心此时已经变得惴惴不安起来了。毕竟，他心里装着家国天下，胸怀大志，他不甘心就此屈服于现实，其实也就是他不甘心屈服于自己。此时，很多的消息开始传到了江宁。首先是神宗决定英宗皇帝的丧事一切简办，这个决定让天下所有人为之一震，人们由此开始佩服新皇帝的干练。接着，神宗皇帝下诏要求天下所有的臣民直言朝廷的弊端以及解决弊端的方法，言辞恳切，溢于言表。再者就是开始整顿吏治。宋神宗早就对中央以及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明了于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召见开封知县问一些情况，该知县竟然无言以对神宗，对于他这样的一无所知和迂腐，神宗大为恼火，当堂就罢了该知县的官。
从种种的举动中，王安石看出了一些问题。他看到神宗皇帝是一个有魄力能干实事的皇帝，他敢于打破现状，而且他不满于现状，想要改变这些现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韩维也从京城开封传来类似的消息：神宗皇帝很欣赏王安石，他很有可能会对王安石给予重用。虽然消息还不是十分确切，但此时的王安石再也不能心静如水了，他明白他这么多年的苦学没有白费，这么多年的地方官也没有白做，这么多年的苦也没有白受，机会也许真的就要来临了。
熙宁元年四月，正是江南的晚春时节，朝廷的诏书终于到了，王安石多年的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此时，整个江宁震动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传闻中猜测王安石此去的目的，有人觉得此去必得重用，有人认为此去只是象征性的升迁，种种猜测铺天盖地。有人上门去给王安石道喜，但是王安石对这种事一律不予回应。他又出去游玩了，此刻的游玩不再像以前那样了，这次的出游，是王安石希望在离开江宁的时候，在多看一眼这个地方，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再回江宁。
在地方上推行变法的成功，一方面使得王安石对于变法的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另外一方面，地方变法试验田的成功，也极大地增强了王安石对于变法理论基础的信心，这无疑是后来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遇到众多诘难时候，敢于坚持变法立场不动摇，顶住巨大压力和滔天声讨风暴，坚决、果断推进变法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来源。
王安石一心想要在宋帝国全境推行变法，实现自己那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可惜当时的统治者并不欣赏他的变法思想，也没有在全国实施变法的愿望。不过由于当时王安石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已经是众人皆知，朝中诸位大臣也深为佩服，于是朝廷一次次要予以高官厚禄，要是一般的官员，碰上这样提拔升迁的大好机会，恐怕会欢天喜地，连呼皇天有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赴任了。可是王安石的性格就很固执，既然皇帝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无法实现变法理想，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于是王安石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躲进了厕所里，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将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没想到却又让王安石追上退还了委任状。
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王安石在仕途上的理想，并不在于当什么官，当多大的官，更重要的是在于能不能实行他的变法理念，能不能让他的变法政策在宋帝国全面推行开来。如果在朝廷当大官，但是不能推行他的变法改革，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地方上做一个父母官，继续他的试验田工作，继续积累更多有关变法改革的理论内容，为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变法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的局面，王安石选择了蛰伏，选择了韬光隐晦。他在等待，等待有一天，新的帝国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在整个宋帝国掀起变法改革的滔天巨浪，通过变法运动让宋帝国变得更加强大富饶，让大宋重现汉唐盛世时候万邦来朝的盛大场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王安石就是这样一只蛰伏着的大鹏，他在等待大风，等待可以让他扶摇九万里的大风。
新官上任三把火，宋神宗当然想在自己当皇帝的时候把天下治理好，于是他启用了王安石。应该说，王安石对这次皇帝下诏入京是很高兴的，他抱着改革的希望来到了京城。这从他当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出金陵》中写道：Μ.chuanyue1.℃ōＭ
★白石冈头草木深，春风相与散衣襟。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作好音。★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心情之欢愉，轻快，一切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了。但与此同时，他没有想到今后会有怎样的惊涛骇浪在等着他，他不会料到他自己将遇到那样多的困难、压力、痛苦和沮丧，更不会预见到数年之后，他会满怀失望地回到这个曾经让他踏上辉煌之路的地方。
对于这次被皇帝召入京城，王安石的朋友把他比之于贾谊，或比之于诸葛亮。他虽然不以贾谊和诸葛亮自居，但是却抱定此次行程一定会有所作为，以不愧对天下百姓，他的这种表现在他的诗《酬吴季野见寄》中表现的很明显的。
★漫披陈蠹学经纶，捧檄生平只为亲。
闻道不先从事早，课功无状取官频。
岂堪置足青冥上，终欲回身寂寞滨。
俯仰谬恩方自谦，惭君将比洛阳人。★
据《石林诗话》记载，王安石被神宗召入京城后，王介以他比之诸葛亮，说：“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而王安石则说：“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玩笑中亦透露出此行欲有所作为的思想。
第三节帝闻声誉见其人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宋神宗还在藩邸（亲王府第之称）当太子时，他就已经对王安石的贤名已有所闻。当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常给颖王赵顼讲论经义，得到了赵顼的赞赏。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意见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由此，赵顼对王安石的印象极佳。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
9宋英宗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万言书》也是十分赞赏的，刚继承大统的宋神宗还没有亲眼见过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非常高大深刻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已经是刚刚当上帝国统治者的宋神宗的强烈愿望了，于是他又一次想起了当年上万言书的王安石。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于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不久即招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看到神宗是一位能有所作为的皇帝，等到诏书到了以后，他虽然还十分留恋江宁，但还是很快地起身赴京。这一回王安石的入京，可以说是得到神宗知遇。
宋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了，异常兴奋，马上招其进宫面谈。这可以说是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臣辩论会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也于此刻缓缓拉起。由于当事双方都是极为杰出、明智之人，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王，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这二者之间的对话必然极能吸引人的强烈兴趣。在宋神宗面前，王安石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书生了，而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见解和充足的实践经验的老臣了，面对宋神宗的询问，王安石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第一次召见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召见以后，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趁机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在听取了王安石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变法改革理论之后，宋神宗被王安石杰出的理论思想和精妙全面的变法内容所深深折服，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共创大业，让宋朝中兴的治世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宏大志向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觉得自己一定要大展宏图以报答皇帝对他的赏识。大宋的两位君臣，为了一个共同的强国富民的理想和信念，终于走到了一块，摆在在他们前面正是那遥不可知的未来。宋神宗最后对王安石这样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说，让我们一起为大宋中兴，强国富民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神宗初登大位，志气非凡，刚性烈烈，富于朝气。他自幼痛心于皇祖屈服于辽和西夏的国耻，不满于朝廷、州县萎靡不振。也看到了宋太祖时所建立的行政官员人事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重用文人借以抗拒武将，防止出现再一次陈桥兵变式的军事政变，因此大开科举，录取官员；另一方面，基于南北朝时期就有的门荫和恩荫制度，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科考就可以做官，由于这两点，北宋初期还没有什么，到了中期，官员冗余的情形逐渐严重起来。其次是军队的不断扩大，每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加入官兵吃皇粮，土地无人耕种，到了神宗时期，军队的数量据说已经达到百万之多。数量庞大的官员和兵员给朝廷的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官员们文恬武嬉，军队战斗力低下，在与辽国和西夏国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他锐于学，励于志，早有强国雪耻的愿望。在东宫听讲学时，常不满足于伴读讲解，经常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穷根究底，使讲经史的伴读紧张的出汗。日过正午，学而忘餐。内侍（在皇宫服侍的宦官）为此常加以催促：“恐饥，当食。”而当时做皇子的赵顼却回答说：“听读兴致正浓，不感到肚饥。”直到英宗皇帝再派内侍传令休读才作罢。
神宗亲政以后，急于物色理国的英才。他对大臣们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为了使大臣们重视战备，他亲自改太祖创立的景福库名，用自己做的一首八句三十二字的诗，一个字代表一个库，加以命名。这首诗引录如下：
★五季失固，玁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诗的大意是，五代丧失幽云边塞，中原暴露，边防无险可守，北方的夷狄遂得肆意侵扰。太祖建国的时候，有征服外敌，收复失土的宏图。为此在朝中设立内库，作为招募征士的经费。曾孙赵顼守之护之，岂敢忘记先祖遗志呢？
宋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和皇室成员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通常是些空洞无聊的理论教条，这无疑令他非常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还给宋神宗泼冷水，历史记载，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郑重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汉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盛兵强的渴望。可惜当时围绕宋神宗周围的人，不论是太后还是朝中的大臣，大都不理解他富国强兵的想法，剩下极少能理解他那富国强兵、重振大宋天威的大臣们，又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意义，而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的道德文章。宋神宗有一次询问大臣关于富国强兵的政策，一个大臣说要修德，一个大臣答要修身，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这些空洞的答案无疑让宋神宗无比郁闷，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大宋王朝已经面临着深刻军事经济的危机，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除掉辽、西夏的军事危险？怎么样夺回故土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大宋王朝扬眉吐气，布天威于海内？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
当时的当国大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自从在庆历（1041－1048）新政中败下阵来后，都已经磨光了锐气，变得畏事保守，不赞同神宗富国强兵、养兵备边、主动制敌的线路。朝中的大臣都如此死气沉沉，畏难保守，安于现状，不图革新，从他们身上既然得不到富国强兵的政策答案，宋神宗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积极寻觅，希望能在那里寻找到能安邦富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最终宋神宗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他正是那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
王安石在仁宗和英宗二朝，虽未受到重用，备用执政。但在士大夫中，他享有极高声誉，被视为“一代伟人”。很多人都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官职为意，钦佩他好学多思，深通经术，自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安石）不作执政（宰辅）为屈。
神宗即位这一年，河北大旱，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线。司马光主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在被皇帝召见和在《万言书》中所闪射出来的改革精神，和神宗孜孜于励精图治的心相通，神宗器重王安石，定下了重用王安石的决心。ωＷＷ.chuanyue1.coΜ
第四节遇明主，欲行新法
赵宋王朝统一天下（也不能算全部统一，最多只能算是半统一）之前，五代十国的乱世，人民流离失所，很难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学习，造成读书人锐减。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皇帝强力推行崇文抑武、优待士人的政策。当官的只要不犯错误，就能平稳升迁，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官员们都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达到一定级别，还能让子孙荫官，进入仕途；也用不着很高级别，中级官员就行。这样做的好处是：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大家都去读书，文化得以迅速恢复。这样做的坏处，除了全民血性丧失，还使已经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达到臃肿的地步。太祖太宗两朝，内外官员不过三五千员；到了宋仁宗皇佑年间，就达到了两万多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们，书读得当然很好，但能不能做事可就很难讲了。赵宋王朝给官员们的工资福利待遇还很高，用大把的钱钞，养着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极其庞大的庸官队伍。清朝人赵甄北评论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赵宋王朝由于未能真正统一天下，因此长期受到军事压力，也就不得不养大量的兵。宋太祖时养兵二十二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五万。这还不算，由于宋朝的皇位来路不正，总防着武将们，因而采取“将不专兵”的政策。军官的驻地一般不怎么变动，部队却需要调来调去的，免得军官和某支部队呆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成了军官的私军，对朝廷构成威胁。比方说，禁军一支部队前年驻扎在帝都开封，去年调往河北防御辽国，今年调回开封轮休，明年调往陕西防御西夏，后年调回开封轮休，这样一来，虽然没有打仗，军费开支却不比作战时少。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就产生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问题，简称“三冗”。随着北宋统治的延续，“三冗”越来越严重。再加上赵宋王朝极为怪诞的“不抑兼并”，到宋神宗继位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复杂和尖锐。为了改变这一面貌，神宗终于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图强。
高处不胜寒。皇帝最清楚，国家在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后面，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有2.5万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关于吏员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也是一笔很庞大的开支。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仅官、兵两项，就已经开支很多；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亦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宋代分全国为十五“路”（后来分为二十多路），“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中央派往各路的官员称监司官，每路不是一个监司官，而是四个。一个省不是一个省长而是四个，分别是：帅、漕、宪、仓。“帅臣”是安抚使，管军队；“漕臣”是转运使，管钱，主要任务是把地方上的钱粮输送到中央；“宪臣”是提刑按察使，管司法；“仓臣”是提举常平使，大致相当于省民政厅加省粮食局的作用。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各管一摊，将割据的可能性降低为零。国家的管理成本再次翻倍。各府、州、军、监的官员们需要巴结、打点的领导由一个变成四个，需要出四份常例钱钞。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
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为变法做的主要准备工作就是设立了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这是个什么机构呢？还要从赵匡胤篡位说起。宋朝的皇位来路不正，除了防着武将之外，对宰相也防的很严。万一宰相权势过大，篡夺赵家的皇位怎么办？所以北宋一朝，皇权凌夺相权的情况相当严重。北宋的宰相不仅不能管兵权，而且莫名其妙地不能管财权。财权由三司管理，三司，分别是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不归宰相管，直接向皇帝负责。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个司的司，归自己领导；后来，干脆又把“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总算把财权抓在自己手里。
当然，这也说明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本来，宰相不管财权，就是皇权限制相权的体现，如果宋神宗不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根本就不会出现。
“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王安石也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政大臣、宰相），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变法的过程中，神宗充分利用君权的力量保证新法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谏”，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面前，神宗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对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并同意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为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H、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而且，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变法进入了高潮。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保证了变法的顺利实施，并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第五节响亮的“三不足”口号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法会面临的巨大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早就做好了向这些阻力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要知难而进。王安石明白，变法既是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之争，也是积极自由的新思想与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哪一方赢得胜利，都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当时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来看，变法派处于一个有力的位置，有皇帝这个坚强的后盾，再加上王安石的领导，似乎变法派占了很大的优势，其实则不然。问题之一就是神宗。神宗变法的热情非常高，但除旧的魄力有限，他虽是变法派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又不能完全融入到变法派的阵营之中，因为他是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的调和者及统帅者。而守旧派实力也非常庞大，绝大多数皇亲贵族都属于这一阵营，更重要的一点是高太后，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她是守旧派的积极响应者，尽管双方在实力上来说都势均力敌，但由于守旧派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已经千年的儒家思想，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认为社会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就能冲破垄断阶层和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不仅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且还能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质的飞跃。反之，若改革失败了，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不仅不能发展壮大，而且在四夷强盛、国势渐衰的情况下，大宋王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王安石总是鼓励神宗，要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然而，神宗对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阻力似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总是摇摆不定，往往被议论所动，对变法本身产生怀疑，这也就使得守旧派有可乘之机，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变法，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其实神宗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希望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不会受到太多的阻力，他总想找到一条捷径，一条阻力最小的捷径，但在当时的北宋王朝，这完全是走不通的。
在变法派与守旧派的相互争锋之中，双方都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吕诲在《论王安石疏》中就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了抨击，他将政事比作水，认为安静的水才能澄清，搅动水必然会浑浊，凡事都要顺应天命，不能逆天而行，因此像王安石这样随便就进行变法的人，不应再居于朝廷，应立即贬谪。富弼也指出，王安石在变法时任用小人，违抗了天命，因而到处都有地震、瘟疫，以至于四方人心日益摇动，一片混乱，因此最好能够“安静”下来，也就是尽废新法。
保守派的理论非常的简单，无非就是天人感应说。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天，人与自然是一体的，由天人合一产生了天人感应说，既然天与人是一体的，自然会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天人感应说应该说是一种迷信的源泉，其理论依据和思想价值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安石在这种观念上是持一种折中的态度。他认为天与人确实有联系，人本来源于自然，永远无法割断这一联系。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诸如地震、瘟疫这样的灾难，跟上天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采取积极地措施，这些都是可以应对的。所以，他认为，天变不足畏。
据《长编》记载，神宗年间，有一年某地旱了很久，滴雨未下，神宗亲自下诏罪己，避殿易服，就连平常的膳食也减少了一半。又多次在郊庙社稷及宫观寺院祈祷，神宗为此终日忧心忡忡，叹息不止，甚至听信保守派的谗言，认为此难与推行新法有关。对于这么一位敬慎畏天又有点迷信的皇帝，王安石立即指出，水旱这样的灾难都是在所难免的，即使是像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王都免不了水旱之灾，难道能说是他们道德不足，为政不明引起的吗？何况神宗即位以来，连年丰收，遇到一点水旱之灾也是常理之中的事。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是上天示罚，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
王安石这种天变不足畏的精神既有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吸收和放大，还有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和发挥，也有对佛教义理的传承和发展。
在儒家传统的观念当中，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后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继承。因此，崇古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王安石要进行变法，前提也要打着古人的旗号方可进行。然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特别是毫无保留地继承古人所留下的一切事物，哪怕是一些糟粕的成分，后人也不能有丝毫指责。这在保守派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保守派坚持认为，祖宗之法是万不可变的，变更祖宗的法度是一项莫大的罪名。司马光甚至宣扬一种越变越退步，越变越亡国的言论，主张应世世代代遵守祖宗之成法。当然，除了观念上的保守之外，利益的驱使也是他们极度保守的重要原因，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严重触犯了大地主大贵族们的利益。
就在王安石等变法派全面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熙宁三年举行的进士考试当中，出了这样一道题：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的这个考题，就是针对“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言论而出的。
司马光表面上是让考生辩论这三个问题，实则早已暗示了答案，谁敢说《诗》《书》等六经是不可信的陈迹，谁敢否认圣人之言？司马光此举确实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道考题是针对王安石的，这些话，正是王安石经常说的“大逆不道而言”的夸大版本，司马光其实就是借这次策问来鼓动考生反对变法。
神宗皇帝并不愚蠢，一下子就识破了司马光的用心，在审阅之时，被神宗看出了名堂，用红笔把题目划掉了，并且指令“别出策目”。意思很明白，神宗皇帝在袒护王安石，但是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神宗和王安石谈话，提到这个事情，神宗问王安石：“你听说过‘三不足’这种说法吗”？
王安石回答：“臣没听过”。
神宗就对王安石道：“外面人都说，现在朝廷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翰林院拟试进士题，专指此三事，爱卿听说过这样的话了吗？”
王安石沉思了片刻，从容说道：“臣未说过这样的话。臣辅助陛下变法以来，陛下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每做一件事情，唯恐伤害了百姓，凡事都以百姓利益为本，这就是‘惧天变也’。陛下特别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众人之言也有不值一听者。那些陈旧迂腐之见，必须加以驳斥，至于说祖宗之法不足守，则本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四十年，也屡次修改成法，更何况陛下这样的有为之君呢”？
神宗说：“敬天法祖爱人是公认的治理天下之道。爱卿的说法似乎与此全然不合。爱卿学识深厚，见多识广，朕才疏学浅，还请爱卿为朕详细解答。
王安石说道：“古人一直以为，地震、瘟疫之类的灾难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联系起来，臣对此却不以为然。依臣看来，天地万物自有其规律，日食月食，地震等都是自然现象，和君王的行为没什么联系。我说的此番话，陛下不一定会全部认同，天地之道，玄虚难测，不谈也罢。但对流俗之言却不必畏惧。流俗之人不学无术，目光短浅，看问题只是从自身出发，不能纵观全局。做大事者，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并且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于国于民是有利的，还害怕流言吗？
从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来看，王安石不但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否定，相反，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清晰地申述了这种说法，等于明确提出了“三不足”精神。司马光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意在攻击王安石的这一考试题目，竟成为王安石改革精神的标志性提炼与总结，在中国思想史上，闪烁着不朽的人文光辉。
神宗毕竟没有王安石这种胆魄，虽没有直接反对王安石的话，可后来他曾表达过这种思想：“朕非好劳苦，也想做点事情，希望在朕的有生之年能够为百姓谋求幸福。朕也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至于兵，虽然可以安天下，但不可轻用，并不是朕不敢杀人，而是担心‘天道不祐也’”。
可以看出，神宗还是有畏天思想的。
保守派在诋毁变法的同时，也给王安石加上了一项重要的罪名——拒谏。那么王安石是否真的拒谏呢？据《宋史·陆佃传》记载，当陆佃向王安石进言，说外面有人传言说他拒谏时，王安石回到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可见王安石拒绝的只是流俗之人的荒诞言论而已。
11褒禅山华阳洞王安石题字
底下去掉一点点
然而，总是有人不停进谏，为了不失人心。王安石就和神宗谈起人心得失问题。王安石说，所谓人心，必先符合“理义”，如果符合理义，就算是“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如果不符合理义，“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
王安石的意思是，众叛亲离，不一定就做错了；万众欢呼，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谓人心，并不能做为衡量一件事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王安石在制定新法的时候非常慎重，尽量考虑老百姓的意见。每当朝廷下达新的政策之时，王安石都会派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各地长官询问百姓，然后再立法。等立法确定之后，又告知百姓，只到大家都较为满意时，然后才正式下令实行。不论所有新法是否真正做到了民无异词，但提出这一标准就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和对人心民意的尊重。
由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因而在包括富商在内的社会上层，一时之间反对变法的声音占了主流。对保守派来说，他们无法想象像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为何会背叛自己的阶层，置本阶级利益和呼声不顾。其实王安石比他们想得更远，他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为此暂时牺牲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让贫困至极的下层百姓得到一点好处，是完全应该的。但保守派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视自己利益至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最终只有王安石这样目光远大、刚正不阿、体恤下情的政治家才会冲破一切阻力为百姓谋利益，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气却是无人能及，他的贡献更是不可抹杀的。
在任何一个方面，王安石总是看得更深远更透彻，可惜高处不胜寒，木秀于林而风摧。所以，那些打着“人心”的幌子攻击新法的家伙，自然不能为王安石所容。人可以讲话，但不应该毫无原则地乱讲话，甚至是闭着眼瞎讲话。谣言摇动，流言四起，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上下齐手，左右夹击。
从王安石不畏艰险、不怕压力、不惧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气概中，可以看出他坚毅的个性、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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