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何于“鬼节”投江自尽
综观屈原一生，不得不感叹他作为一位政治家与改革家的失败，也不得不为他那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事业而惋惜。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而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诗词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瑰宝。
屈原早年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制定，主持外交事务。屈原主张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他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诽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因竭力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被逐出郢都，流放汉北。后又因小人的谗言，被楚顷襄王再次逐出郢都，流落江南。
奸佞小人的中伤、昏庸帝王的放逐，让屈原有志难舒。面对楚国之危难、民生之多艰而无可奈何，屈原唯有带着满腔愤懑，投身汨罗江中。
屈原投江之日，正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五月五日，楚郢都被秦攻破的日子。而据国内专家考证，屈原在世时，农历五月是楚国南方的凶月，五月初五是凶日和鬼节。为何屈原会选择这么不吉利的一天了结性命呢？
溆浦屈原学会副会长舒新宇认为，屈原早已萌生了“忽乎吾将远行”的离世思想。在《离骚》中，屈原两次说到要像彭咸那样投水而死。彭咸为殷朝贤臣，当年因进谏不成而投水自尽。此后，屈原在《思美人》、《悲回风》中同样多次提到“彭咸”。舒新宇认为屈原的投江自尽，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深思熟虑，当然会有一番精心安排”。
舒新宇所说的“精心安排”，便是屈原追随舜帝而去。屈原在《离骚》开篇便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来表明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而舜帝是楚人的太阳之神和光明之神，并且楚人同样是在五月五日祭拜舜帝。舒新宇认为，屈原在创作《涉江》时，就想象自己跟随舜帝畅游昆仑瑶圃，“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有意在舜帝的祭日及太阳开始升起的这一日投江，以便与冉冉上升的太阳融为一体，与心仪已久的先帝尧、舜以及忠臣彭咸共聚首，去完成他在人间无法实现的抱负与理想。
此说不过是后人研究所得。也有人认为屈原是听闻郢都被秦攻破，一时悲愤交加，感慨万千，既然有志救国却回天乏术，唯有以己之死祭奠国之亡魂。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除了已在汨罗江底沉睡千年的屈原外，又有谁能明了呢？
商鞅缘何结局悲惨
商鞅本姓公孙，是战国时期卫国的庶出公子。他不甘心平庸地坐享荣华富贵，执意选择了一条千古留名的不归路。
醉心于刑名的商鞅本打算在当时已具备实力争雄天下的魏国大展拳脚，可惜虽得主公赏识，却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之后，他听闻秦国孝公欲召集天下谋士赴秦共商国策，遂前往。商鞅靠着急功近利的王霸之术，终得孝公赏识，委以重任，革新变法。严苛的变法严重冲击了权贵们的特权利益，反对之声四起，怨恨之言四溢。然而，在孝公的大力支持和商鞅的努力下，新法得以实行。经十余载持之以恒，秦国的实力日益壮大。
变法于秦国，是成功的。但力行变法的商鞅，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一个对国有功的宰相，为何死得如此凄凉？
其实，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就已注定了他的悲惨下场。提倡变法难免得罪权贵之人，加之商鞅刚直不阿，严苛执法，甚至到了刻薄寡恩的地步。对商鞅而言，任何人任何事，一旦与法律稍有抵触，就绝不留情，就连太子犯法也不可饶恕。虽然由于孝公的干预而不能惩处太子，但商鞅仍坚持将太子的老师与管家治罪。由此，商鞅与一干受惩处之人积下宿怨，恨他入骨之人多不胜数。此时的商鞅可敬可佩，一心只为推行新法、强国安民，万没有想到新君即位后自己将如何立足于秦国，立足于一班虎狼之间。他自然也不会想到，新君即位之日，便是他大难临头之时。
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商鞅成为宰相后，自恃功高，处事不禁飘飘然，大谈自己的功绩，四处招摇，更曾出现不备齐排场就不出行的情况。隐者赵良曾劝其收敛，切忌急功近利。但商鞅根本不将赵良的规劝放在眼里，甚至将自己与当年辅助秦穆公称霸的五羖大夫相比，认为自己的功劳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鞅自大到如此地步，加之变法期间四面树敌，实在难逃一死。商鞅始终看不透官场黑暗，始终认为自己有功于秦，功臣良相的地位无人能及。当孝公离世后，商鞅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屏障。而国家得益于变法终于强大，商鞅因此也失去了利用价值。等待他的，似乎只有那用以缓和矛盾、清偿宿怨的五马分尸之刑了。
赵高是宦官吗
赵高，一个在秦始皇魂归西天之后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拥立幼子胡亥称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至上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数十载，赵高处心积虑陷害忠良，甚至筹谋篡夺王位。其结果是，他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史记》中没有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宫”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宫”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宫”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字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因为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祖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画丑王昭君是毛延寿所为吗
昭君出塞的故事不仅被载入历史课本，更在影视剧中重现，她对汉匈之间的和平局势所作的贡献为世人称颂。然而，出塞的壮举背后，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无奈与冤屈？毛延寿因画丑王昭君被杀，恐怕要数其一。
东晋的杂书《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众人皆知汉元帝后宫美女众多，需要依靠画师为其画像，以便汉元帝能从中挑选相貌出众之人。为了能够早日得宠，后宫众人争相贿赂画师，希望画师能把自己画得更美，而唯独王昭君不愿贿赂画师，于是被画师丑化，无缘得见龙颜。后来，匈奴单于入朝，请求和亲，皇帝便按画像选人，选中了样貌不佳的昭君。等到皇帝召见她时，才发现她样貌出众，知书识礼。皇帝懊悔不已，但又不能失信于匈奴，于是迁怒于画师并下令杀之。
《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画师并不止毛延寿一人，还有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均在同一天被杀。至于丑画王昭君的画师是谁，书中并未交代。不知经历了怎样一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总之自此之后，画丑王昭君的罪名就落到毛延寿的头上。
历史上不乏为毛延寿喊冤之人，如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他在《明妃曲》中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在他看来，毛延寿并不是故意将昭君画丑，而是因为人的神韵仪态本来就很难用画像的形式准确地表现出来，难怪毛延寿笔下的昭君与真人不符。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关于昭君出塞的详尽记载，更显“毛延寿画丑王昭君”为无稽之谈。记载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由此看来，王昭君是自愿请求在先，奉召示众在后，并无皇帝选画之说，更无毛延寿丑化王昭君之言。
究竟是否毛延寿画丑王昭君，史书的空白、后人的杜撰，给世人留下一道难解之谜。
为什么曹操欲除孔融而后快
“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穿书吧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谏言。
孔融的确是一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一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孔融的反对，孔融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便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曹操不要皇帝名号的秘密
一代枭雄曹操，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凭借对权谋与智慧的妙用，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拔地而起。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如此优势，枭雄奋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宏图霸业，开创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曾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其“知天命”之年达到权力的巅峰。然而，他最终没有承接“天命”登上帝位，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尝试解开谜题者，百试不殆，述其原因如下。
1.背不起乱臣贼子的骂名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而天下大乱，但纲常伦理、忠孝礼义仍在。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亦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争权夺利、血雨腥风的战乱中，曹操一直以天子之名出师，以捍卫朝廷的名义讨伐。曹操深知，如果自己废献帝、登帝位，那他将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难逃今生来世历朝历代的唾弃与责骂。这是一代枭雄背负不起的重担，曹操也不例外。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绝不是篡权夺位的“奸佞小人”，而是忠心辅政的“贤能将相”。足见其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至深，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2.经不住群起而攻之的激战
虽然曹操已取得对汉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仍局限于北方，东南、西南的孙权、刘备亦非等闲之辈。曹操如果贸然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让孙权、刘备等人有了一个讨伐乱臣贼子的幌子，继而带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如此一来，他苦心经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流水东去，难挽狂澜，不仅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更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任其再怎么兵精将广，一旦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胜算可想而知，亦难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心思缜密的曹操又岂会为了一时的痛快而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3.看不上虚名而重实权
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务实作风。称帝不过是多得一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落井下石之罪，要它何用？
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似乎道出了枭雄的心愿，点破了曹操宁为儿子铺路也不愿自己称帝的决心。然其心中真实的想法，历千年涤荡仍扑朔迷离，但凭后人评述。
华歆是奸臣吗
说到华歆，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他给世人留下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而，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在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势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桥《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公元227年），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他认为，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一事。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受文人杜撰所累，不可妄信之。
“孔明”原来有两个
1700年前，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其过人的智慧、高尚的德行，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的尊敬与推崇。众人皆知诸葛亮字孔明，孰不知在那个群雄并起烽烟弥漫的三国时代，还有一位才德兼备的孔明——胡昭。
胡昭，字孔明，魏国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生于公元161年，卒于公元250年。胡昭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善于书法。他师承大书法家刘德升，与钟繇齐名，不相伯仲，素有“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的美誉，更因弱冠之年就有绝世之才华而被世人称颂。
胡昭生逢乱世，却厌恶出仕为官，宁可隐居陆浑山中（今河南嵩县东北），在当地开馆办学，教授贫苦百姓读书识字。
胡昭的办学颇有成效，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子弟司马懿。胡昭看出司马懿聪慧过人，机智敏达，料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于是竭尽所能，倾囊相授。胡昭对司马懿，不仅有传道授业之义，更有舍命相救之情。司马懿虽敏于学却傲为人，与他人结怨，遭人追杀。幸得胡昭历尽艰辛赶往劝说，司马懿才得以死里逃生。
胡昭志不在朝野，却生不逢时。时值东汉末年，权臣涉政，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了增强实力，争夺地盘，纷纷广发英雄帖，招揽人才。
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才德兼备之人，且在当地颇负盛名，多次派人请胡昭入仕为官。胡昭不为所动。曹操不厌其烦，屡次相邀，逼得胡昭无奈之下亲自前往拜见。即使直面当朝丞相，胡昭仍态度坚决，自言“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准许息隐山林”。曹操深知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虽求贤若渴，也留不住拒他于千里之外的胡昭。
袁绍亦听闻胡昭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争霸天下。胡昭本就不齿于官场的争名逐利，更看透袁绍嫉贤妒能之心，对袁绍的邀请“坚辞不就”。为防袁绍设计加害，胡昭悄悄逃离冀州。几日之后，袁绍果然颁下缉拿令。而胡昭已遁入山林，得以逃过一劫。
胡昭对各路诸侯接连不断的辟召避之不及，不得已迁居陆浑山中。其后迁至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居住，仍难免魏帝曹芳的“公车特招”。而胡昭正是在这一年病逝，终究没有入仕为官。
悠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只留下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隐没了胡昭的“尺牍之迹，动见模楷”。
房玄龄稳居相位的玄机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这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一副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一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忧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劝李世民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以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于是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秦王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李世民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房玄龄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冯道为何能事四朝、相六帝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历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而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俸事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三十一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瀛王。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
1．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
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俸事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他并未提出良方妙计，却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2．处事不执著，见风使舵
冯道不执著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地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遂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3．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
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也一概不受。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历经四朝淘洗，古今多少德义之争也皆付谈笑中。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稳定了暂时的局面，也为北宋之后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因其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此后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他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孰小人孰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的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三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也把寇准贬去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落得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雷州，终结了他迭宕起伏的坎坷仕途。
包拯有没有当宰相
中国历史上判案铁面无私、为官公正严明的“包相爷”，在世人的心目中堪比“青天”。然而，这位以为民申冤、造福百姓为己任的青天相爷，却未曾获得丞相之名，“相爷”之称实乃误传。
秦腔《铡美案》一剧，把包拯称为“相爷”，秦香莲有唱词道：“相爷替民伸屈冤……”然而，综观北宋一朝的官制和包拯一生的仕途，不难发现，包拯并未为相。
在宋朝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仍居于核心地位，但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并不固定。这明显是在集中皇权、分散相权，以缓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异，更加分散了正宰相的权力。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有之事。但无论怎样调整宰相制度，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的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迈，他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步入仕途。
宋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任天长知县，颇有政绩，后调任端州知州。回京后，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朝廷命包拯权知开封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拯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皆可闻之。
包拯为官二十余载，最高任职枢密副使。而枢密院是管理军国大事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由此看来，包拯的职权与副宰相无异。然而，宰相的名号却始终没有落在这位铁面无私的判官头上，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复杂关系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东坡，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东坡在官场中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东坡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不能苟同，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黜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东坡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东坡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东坡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东坡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m.chuanyue1.com
苏东坡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东坡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东坡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东坡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东坡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心心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范
苏东坡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东坡“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东坡逮捕入狱。不久，苏东坡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东坡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东坡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千万不能因为苏东坡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东坡，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东坡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经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于是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东坡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东坡，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朱元璋为何要杀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战场上，刘伯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的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仔细品评个中因由，不难发现，刘伯温那料事如神的本事，在助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将他推向生命的终结。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而刘伯温是个外乡人，本已在情分上有失亲密。更重要的是，刘伯温料事如神，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他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朱元璋又岂有如此宽广的胸襟，容得下此等能人长期留在身边？更何况，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用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中必有一番作为。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唯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彻底与刘伯温决裂，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
至于刘伯温的死因，同样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视，还给他送了补药。刘伯温吃过补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不久之后病逝。刘伯温与胡惟庸，当时早已是死对头，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而不动声色，尽显帝王权谋。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也是后来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以胡惟庸当时的权势和处境，实难如此嚣张跋扈。这不得不让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以上种种，也许不过是笼罩在阴霾之下的臆测。事实如何，恐怕再难考量，就留待有心之人的无限遐思吧。
抬棺上疏的海瑞为何没有被嘉靖所杀
嘉靖年间，海瑞抬棺上疏，直言进谏。“抬棺上疏”是后人对海瑞冒死进谏的叹服之词，虽有些许夸张，但也不算过分。
历代王朝，多的是直言进谏之忠臣良将，为何独有海瑞上疏而名声大噪？这不得不从嘉靖皇帝的独断专横说起。
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为藩王长子。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染病身亡，膝下无子，也无兄弟。于是，身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熜被群臣迎接至京师，登基为帝。即位后，嘉靖皇帝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帝，而众大臣却坚持认为嘉靖皇帝应过继到明孝宗膝下，以保证嫡系即位的正统不受歪曲。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边是维护正统的群臣，谁也不肯作出让步。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带领两百余名朝臣冒死进谏，长跪左顺门下嚎哭不起。嘉靖皇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令侍卫将群臣逮捕，施以廷杖之刑，更将18人杖死，毫不留情。
嘉靖在位期间，直谏敢言之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剩下的尽是敢怒不敢言之辈。如此一来，海瑞的大胆进谏就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任户部主事。他对嘉靖时期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深感忧虑。当时的嘉靖皇帝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深居西苑不出，斋醮玄修，妄求长生不老。海瑞忧国忧民，眼看国力日衰，不得不冒死向皇帝呈上《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大兴土木，不事朝政。
面对如此蛮横的皇帝，语气稍重都得提心吊胆，更何况句句铿锵，言之凿凿，直指皇帝的为政弊端？就连海瑞自己也预计到上疏之后难逃一死，事先安排好了后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
虽然嘉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命随侍的宦官“趣执之，无使得遁”。然而，在得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之后，嘉靖皇帝沉默良久，拿起奏疏反复阅读。最终只将海瑞关押入狱，并未执行死决。
对于嘉靖皇帝没有立斩海瑞的原因，后人作出不少推测。一说海瑞官职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其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若杀海瑞，则天下震动。二说嘉靖皇帝欣赏海瑞，认为可以“以作治贪之利器”。三说嘉靖为向天下人展示其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帝王气量，故放海瑞一条生路。
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从《治安疏》中寻找答案。海瑞上疏，开篇即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更言“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在此前提下，才开始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并将弊端之源归于“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尽显“皇帝英明”而罪在他人之意。尤其是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如斯谏言，只要有机会让皇帝静心细读，便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可免杀身之祸。这正是海瑞的过人之处。
上疏之事，让海瑞天下闻名，流芳千古。史说“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值得一提的是，海瑞入狱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驾崩，新君即位后便下诏释放海瑞。若非如此，恐怕海瑞躲得过阎罗王的召见，也逃不过不见天日的牢狱之灾了。
权臣年羹尧不得不死的原因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年羹尧曾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入京，他深得雍正帝的特殊宠遇，位极人臣。然而，短短一年时间，惊涛骇浪迭起，92条大罪，一丈白绫，断绝了这个曾集高官显爵于一身的大清功臣的性命。究其原因，众说纷纭。
1.恃功自傲，引火烧身
有人认为，年羹尧自恃功高盖世，不把天子和朝臣放在眼里。在一次庆功宴上，雍正出于爱将之心，多次要求将领们将铠甲卸下，却无人敢动。唯等年羹尧发话之后，众人才敢卸下铠甲。年羹尧俨然将国之将领训练成了家之兵丁。
年羹尧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奴仆使唤，对雍正的恩诏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明知雍正打算亲笔为《陆宣公奏议》撰序的情况下，都敢以不愿烦扰圣驾为由，自拟序言，更要求雍正公诸于天下。如此飞扬跋扈，雍正岂能容他？
对于雍正大力整顿吏治一事，年羹尧处处干预，诸多阻挠。其贪敛财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被贬职上任，仍大运财产，更带数千亲兵同往。此时的雍正，严惩贪官及违法乱纪者是势在必行，行之必厉。而年羹尧可谓是雍正的宠臣，位高权重，以其开刀，对于彰显雍正彻底改革的决心，再适合不过了。年羹尧不知收敛地撞在风口浪尖之上，正好给了雍正帝杀一儆百的机会。
2.高鸟尽而良弓藏，国已定而谋臣亡
亦有人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之事，他的死正是一代帝王为巩固帝位而上演的“鸟尽弓藏”的悲剧。据说，康熙帝原本指定皇十四子允褆继位，而雍正帝篡改诏书夺取帝位，并且得到当时任川督的年羹尧的一臂之力。年羹尧牵制了拥兵于四川的皇十四子允褆，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既登帝位，又有雄才大略治世贤能，若留下年羹尧这个知其篡位阴谋的功臣，实乃一大掣肘。加之年羹尧一旦得势就不知收敛，功高盖主而不自知，迟早落个丢官丧命的下场。
3.觊觎帝位，自取灭亡
更有甚者认为，年羹尧之死是因其自立为帝的计划败露。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中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永宪录》中也提到年羹尧曾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商谈做皇帝的事。《清代轶闻》一书更记载了羹尧失宠之后的情形：“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由此可见，年羹尧似乎真有称帝之心，只因为“事不谐”，不得不“就臣节”。
年羹尧堪称一代功臣，却难逃一死。转瞬间从权力的巅峰急转直下，跌至生命的低谷。个中原因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真实的李卫如何为官
一部《李卫当官》，让雍正眼前的大红人一路火到现在。电视剧里那个要饭出身却才干过人、大字不识而幽默诙谐的李卫，赢得观众的青睐，也引起众多的质疑：历史上真实的李卫是这样当官的吗？
史料记载，李卫确有其人，祖籍江南铜山，即今日的江苏徐州，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李卫并非要饭出身，而是有着殷实的家境。正因此，得以花钱捐了监生资格，避开科举的正途走进官场。李卫虽顶着大字不识的包袱闹出了不少笑话，但凭着机敏的头脑和缜密的心思，确实当出了一副官的模样。
1.“暗度陈仓补亏空”
雍正即位不久，发现各省钱粮亏欠甚多，下诏彻底清查，各省官员闻讯，恐慌不已。李卫时任浙江总督，听闻此事，主动上奏朝廷，以钦差大臣初到地方恐有诸多不便为由，希望能够让自己协助其处理清查事宜。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提议，批准他协助被派往浙江的钦差大臣彭维新进行清查工作。
随后，李卫以生日为由，命各州县的官员速来拜贺，趁生日筵席之时将一干人等召进密室，让各人如实上报亏欠情况，示意他自有办法化解。众人早已被钦差大臣前来清查之事吓得乱了阵脚，听李卫这样一说，全部如实交代，并登记成册交予李卫。
再说钦差大臣彭维新时任户部尚书，为人做事认真仔细，此前已在江南各省揪出一堆贪官污吏，气焰甚是旺盛，无人敢阻。岂料一到浙江，便被李卫所持的协助清查的批示镇住了，不得不与李卫商量如何处理清查之事。李卫谈及共同清查的过程中恐有争执，故作为难，不知如何是好，逼得彭维新提出分县清查的方案。而这正中李卫下怀。
李卫当下便让随从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于纸上，揉成纸团，与彭维新抓阄分县。彭维新岂能料到纸团已被人暗中做了手脚，那些存在亏欠问题的州县，几乎尽在李卫手中，而彭维新抓到的，不过是些问题不大的州县罢了。
如此这般，彭维新再认真清查也无济于事。李卫这边，名为清查，实则督促各州县填补亏欠。待所有清查工作结束，李卫故作焦虑地问彭维新：“各地可有亏欠？”得到的当然是他早已肯定的答案：“没有。”李卫佯装意外，同时开心地表示自己负责的州县也没有。
此事一经上报，雍正大喜过望，加封李卫为太子太保，大加赏赐。浙中各级官吏也因此各升一级。经此一事，李卫的手下众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个大字不识的纨绔子弟刮目相看。
2.“明刀明枪挑事端”
李卫为官，不乏耿直倔强的一面。对于官场中的不平事，如眼中沙粒，不除不快。不仅向雍正帝呈交弹劾奏章，更将奏章誊抄之后送至被他弹劾的官员面前，公开宣战，痛陈其恶行，直戳其痛处。那些被李卫弹劾的官员恨他恨得牙痒，却动他不得。
与李卫同朝为官的田文镜，小肚鸡肠，见不得李卫受宠，妒火中烧，暗地里在雍正面前说李卫的不是。雍正深知李卫的为人，对田文镜的挑拨不以为然。田文镜使坏不成，转而讨好李卫，欲与之结交。时逢李卫母亲去世，田文镜备下重金厚礼，派人前去吊唁。李卫不但不领情，反而当众大骂：“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他将来者赶出门外，田文镜的名帖与厚礼也被李卫愤然丢入茅厕之中。
以上种种，不过是后人的评述。雍正年间真实的李卫究竟如何为官，恐怕只有那段已逝的历史才能完全明了吧。
刘墉非宰相，更非罗锅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及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宰相相比，权力相差甚远，但仍旧享有天子之下众臣民之上的显赫地位。所以，在世人看来，大学士与宰相无异。史籍中有记载，刘墉于乾隆五十年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被降为侍郎阁学，到嘉庆二年得授体仁阁大学士。于是，电视剧在需要突出主角的情况下，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墉是“罗锅”，那更是笑谈。电视剧里弓腰驼背的刘墉，只是为了增添幽默诙谐的影视效果。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清朝取士选官注重“身、言、书、判”的标准便可知，科甲出身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身”为首，可见最重要的条件即形体，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身无残疾，以示官威。
虽说是笑谈，然“刘罗锅”的称号也并不是没有根据。有史书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的刘墉已是八十老翁，弓腰驼背可能是衰老的征兆，而非“罗锅”的恶疾。
刘墉一生，虽无宰相之名，却曾履宰相之职。清廉刚正之余，也不乏圆滑机变之态，尽显封建王朝一代官家为人处世之道。而“罗锅”之名，在后人看来，钦佩之美誉更多于敌对之嘲讽，笑而言之，未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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