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时间最长的主席
第十二章开创了“现代美联储时代”
马丁确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
——《时代周刊》
一、一个“爱玩儿的清教徒”
1974年，位于华盛顿C街另一侧的另一座美联储办公大楼落成，为了纪念备受尊敬的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尼·马丁的功绩，该建筑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马丁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的父亲名叫老威
廉·迈克切斯尼·马丁，因此，人们习惯称其为“小马丁”，其父为“老马丁”。
“老马丁”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与美联储也有着极深的渊源，被称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催产婆”之一。这是因为他曾帮助威尔逊总统起草了创办联邦储备体系的法律文件，此后他又担任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地区银行总裁长达27年。
当然，小马丁比起父亲的才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年仅31岁时，就出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所长，人称“华尔街神童”。1951年，杜鲁门任命小马丁为美联储主席，在此后长达19年的任期内，美国进入金融繁荣、经济成长、低失业率、低通胀、生活水平大提高的黄金时代。小马丁的名字之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关联，正如埃德加·胡佛之与联邦调查局（FBI）的关联。1970年，在他退休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曾高度评价说：“小马丁在如此之长时期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如此之巨大，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很难有人可以相比的’”。
直到今天，联邦储备制度大致上还是沿袭了他创造的模式。不过，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马丁却是个“爱玩的清教徒”，他酷爱网球，据说他会催促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快快开会，好让他中午能够上场打网球。美联储的网球场正好就建于马丁大厦旁边。与他长期共事的一位美联储委员麦索尔说：“别人把小马丁说成是‘爱玩的清教徒’是十分恰当的。的确如此，他所说过的最著名的名言，明白显示他的享乐能力和自律之严，他喜欢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宴会进入高潮时，把装满鸡尾酒的大碗拿走’。”看来小马丁真的是位爱玩的人，甚至在他退休之后，如愿以偿当上了全国网球基金会主席，监督在旧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会场兴建全国冠军赛场的网球中心的
工程。
除此之外，令几任总统感到头疼的是，小马丁显然是个桀骜不驯的主席。有一次，约翰逊总统为了说服小马丁放松银根，便邀请他到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牧场做客。约翰逊总统亲自开着他那辆林肯敞篷车载着小马丁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土道上一路狂奔。不过约翰逊的愿望并未实现，此后利率依然纹丝不动。小马丁还以预测之谨慎——甚至过分谨慎而著称。他不尚空谈的风格使他赢得了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历届总统的信任，被视为一个传奇人物。他当美联储主席时期，美国经历了“二战”、朝鲜战争，庞大的战争开支让美国政府变得极为臃肿、膨胀，但很了不起的是，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执掌白宫和他掌管美联储的20世纪中期，美国迎来了健全货币和财政清廉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膨胀由此得到了短暂的遏制。
在小马丁去世之后，《华盛顿邮报》更是洋洋逾千，历数其丰功伟绩，称他“已成为金融谋略和坚挺美元的一个国际象征”。这一评价对于他的继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在美联储这方天地中，小马丁作为开路先锋和奠基人一直光彩夺目，后继者无论是谁，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为美联储确立起不可动摇的“独立性”
1951年，美联储与财政部的那段纷争也落槌，但是小马丁在其中的功绩却一直延续到了他在美联储的任期。当时，他是财政部次长，却促成财政部与美联储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成为美联储完全独立的标志。
不过，在协议签署之初并未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利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仍旧不能完全控制即将发生的通货膨胀。这时，小马丁已经入主美联储，并成为美联储的核心领导者，上任后第二年，他便向同僚们宣称自己将重新审视和解读《财政部——美联储协议》。
这一年，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获胜，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那些一直想要放松信贷和崇尚低利率的民主党决策者也被共和党人接替，共和党的决策者们与美联储及马丁一样，都希望能够提高利率，反对一味地“稳健货币”政策。
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也不同于杜鲁门，他总是抱持着一种简单的杰斐逊式的信念，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952年9月12日，他在一次重要的演讲时说：“使自由继续下去的代价是减少政府开支和税收，抛弃那种据说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行政部门的武断权力，反对用制造和扩大联邦机构的办法合法地扩大政府权力。”他反复强调把大部分责任集中到地方和州政府，避免过分集中，这当然也适用于白宫与各个职能部门间的
关系。
种种迹象表明，小马丁的时代就要到来，他重新解读协议的机会恰到
好处。
于是，从现在开始，小马丁及美联储不再被迫压低利率，也不再对政府行政机构的指令亦步亦趋，独立的美联储可以放松银根，也可以紧缩银根，只要其认为有必要。由此开始，美联储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独立，债券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得以真正完全分离，美联储开始着手调节货币供应以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接下来的几年里，货币价格稳步上涨，且直接受金融市场的供需变化和美联储的推行影响。
小马丁的努力让美联储真正独立于白宫和国会，这也让美联储感到非常自豪。同样，独立后的美联储的权威性大大增强，它能够与总统和国会叫板。这也成为了美联储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传统，其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受总统和财政部影响。当然这一独立性也受现行的《联邦储备法案》保障：“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政府行政部门干预。”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曾提出过衡量美联储独立性的标准，包括：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对政府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任命和撤销美联储领导人的程序；美联储筹措资金的方法，是否依赖政府或议会的拨款。
显然，这些方面美联储都已经做到，它的独立是实际存在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比如，美联储可以在无须国会的准许下提高收入、拟定财政预算。
三、将权力中心从纽约美联储转移到华盛顿美联储总部
从美联储成立之初，纽约美联储就一直主宰着美联储，其对美联储负责，也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即使是正式有了美联储主席之后，纽约美联储主席的权力也未被减弱，其仍旧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终身会员、副主席，参与并组织负责制定利率。
直到1951年，小马丁当上美联储主席，这种局面开始彻底扭转。
在争取美联储的独立性过程中，小马丁的所作所为为他赢得了来自美联储内部成员的赞誉，这也让他在美联储内部的地位大大提升。在美联储成员看来，新任主席是一个和蔼可亲，说话非常讲究艺术，且能够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和事的人。
无论何时，小马丁主席都能将所有成员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得益于他从不疏远或者打压任何一位同僚。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总是能够尊重每个人的意见，从不以主席权威来影响会议结果。当大家在政策形成之前的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后，小马丁总是这样说：“嗯，我们并没有跑题太远。”
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大家的讨论早就脱离了会议主题。不过，他不会公开制止或者批评，而是以这种幽默的语言来将大家的思维拉回到正轨之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不管大家的观点多么的不同，也并不能成为互相指责和打压的理由；允许内部意见不统一，正是美联储民主氛围的表现，也是团队工作的需要；大家作为团队中的一员，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这种对待同僚的观念，让小马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也让内部成员之间变得亲密无间，在决策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响应彼此的意见，而小马丁的做法是，力争将这些人的意见统一起来，使之最终成为正确的、有说服力的货币决策。
信任似乎可以成就所有事情。小马丁正是用大家对他的信任来提升他在货币政策上的影响力。这比那些利用权力强迫来的结果更令人信服，小马丁与委员们之间的融洽超越了美联储主席这个身份本身的影响力。
美联储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小马丁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他总是很认真、诚恳地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这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确确实实地听进去了。所以，小马丁不仅在美联储内部受欢迎，而且在整个金融界都有极好的口碑。正如美联储委员麦索尔所说的：“我们真的可以说，真正认识马丁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每次我到世界各地去，跟我见面的人都会强调要跟马丁问好，他们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们非常喜
欢他。”
正是由于小马丁这种善于团结所有人的风格，让他在美联储内外的影响力日盛，影响力和权威性一旦增加，就会转变为手中的权力，在小马丁担任主席期间，美联储变成了权力集中的机构，纽约美联储的角色和影响力大大降低，这让纽约美联储总裁斯普劳尔有些愤怒。不过，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小马丁，他谦逊的性格和团结一切人的态度，让整个社交网络和金融环境都开始信任他，他的公信力使得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总能赢得方方面面的支持。
四、相机抉择：使其成为预测和决策的神秘化身
众所周知，当经济扩张濒临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就要学会紧缩货币；当经济周期处于收缩期，美联储又要学会放手。马丁曾开玩笑地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宴会进入高潮时，把装满鸡尾酒的大碗拿走。”实际上，这种原则的另一种叫法为“反周期手段”，意思是，需要制定一种货币政策，当出现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当经济极度膨胀且显现通货泡沫时抑制经济发展。关于这一点，第一任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曾说：“美联储的职责就是，确保充足的货币供给，只要是与经济恢复相关的紧急金融状况需要，并确保经济恢复不会脱离控制以及不会带来经济衰退。
小马丁则更加简洁地阐明这种理念，他说：“美联储的角色就是‘逆风飞扬’，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逆风飞扬”即适度货币政策应灵活熟练地对抗商业循环周期的方向。当经济扩张濒临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就要学会紧缩货币；当经济周期处于收缩期，美联储又要学会放手。
当然，实际操作的过程远比说起来复杂，但小马丁却成为美联储凭直觉做出预测和决策的神秘化身，这种决定要统揽经济事务中的所有因素，然后再逐个按阶段判断出哪些因素才最重要；这种便宜行事的管理风格，无论其正当与否，总之是让外界评论家几乎不可能知道美联储到底是怎样确定货币政策的。
其实，一旦与预测、预言都沾上边，都会让人觉得神秘，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可低估，那就是大多数人对先期性决策会持怀疑态度，毕竟未来不
可知。
然而，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预言家，因为货币政策的影响通常都会存在滞后效应。这并不难以理解，比如，当经济形势强势挺
进，通货膨胀显现端倪时，如果货币政策时机选择太早，那么很可能是货币政策会对经济当头一击，从而使其提前进入大萧条；一旦政策太滞后，经济已经开始疲软，再想拿重拳抑制通胀那就根本没必要了，因为已经没什么可控制的了，经济情况会一路走低、恶化，经济体和消费者都会对政策作出消极的回应。
因此，相机抉择不仅必要，而且异常重要。
小马丁的功劳就在于开创了相机抉择的先河，他的那句名言就是对这种决策最恰当的说明。而在他之后的沃尔克、格林斯潘无不是先期性预测的高手。格林斯潘总是坚信，市场经济作为“无形的手”能够给予宏观经济最好的调控，而美联储只是作为“看门人”对经济进行相机抉择的微调并防范风险，这种作风贯穿于其在位的19年。比如，1987年在他刚上任时，就发表了为市场增加流动性的演说，抓住了控制危机的先机；1993年，他宣布重新回到调控基准利率来影响资产价格，原因在于由于货币供应量口径定义扩充，全球资本流动频繁，以货币供应量为监控目标变得难以实现，必须回到对资产价格的控制上。
每一次都因为掌握了政策的时机，最后才能将危机的影响和破坏性降至最低。这也再一次证明，先期性预测仍需服从相机抉择原则。《央行“前瞻指引”幻象》一文的作者指出，“前瞻指引存在一个幻象，因为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指标的适用性以及央行预测的偏差，央行的决策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读懂央行的思路同样需要科学与艺术。”同样，伯南克也表示，“最重要的不是时间和日期，我想传递的最重要的信号是，我们的政策要视经济而定。”
其中，“要视经济而定”的核心就是相机抉择。面对变化莫测且政治因素复杂的经济世界，美联储及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始终坚持这样的判断方式和政策制定方法。
第十三章使眼色和点头管理的幸福岁月
在特拉华州的一次演说中艾森豪威尔宣布，如果我当选总统将首先把造成通货膨胀的“失控的财政开支”和“经常发生的预算赤字”消除。
——艾森豪威尔
一、艾森豪威尔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著名的“3C”（Communism共产主义、Corruption腐败、Korea朝鲜）问题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比经济问题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不这么认为，他们更关心经济运行的方向，因此在选举前经常会就经济问题进行研谈。
尤其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经常被艾森豪威尔在不同场合提及，认为下届总统就职以后立即要处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正在露头的衰退。艾森豪威尔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之于民主党的政策，即扩大政府开支和预算赤字。
他在特拉华州的一次演说中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将首先把造成通货膨胀的“失控的财政开支”和“经常发生的预算赤字”消除。这种表达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演说中随处可见。民主党的回击也是观点鲜明，他们抬出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并将其与“胡佛萧条”相对比，他们打出的竞选口号是“你还没有过这样的美好生活”和“不要让他们抢走”。这样的回击是为了告诉选民，选举一名共和党人来当总统，就会让你的生活回到30年代的萧条
时期。
艾森豪威尔没有因这样的回击而“理屈词穷”，他说：“在民主党政府下得到的繁荣用杜威州长的话说是‘沾染了血迹的繁荣’。这不是新政而是二次大战，使美国从危机中走出来，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复苏，战争过去以后积压的订货使经济持续在高水平上发展。这个刺激刚刚削弱，朝鲜战争和重整军备随之发生，为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当然，选民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切实相关的利益。因此，艾森豪威尔在竞选将近结束时向选民发誓，他将不攻击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他将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10月20日，他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演讲中说：“任何人说我的目标是削减社会保险、失业保险、让病人和老人贫苦无助都是在撒谎。”10月25日，他在哈勒姆的演讲中则专门对充分就业进行了保证：“假定我们在华盛顿能动员的最好的智囊，以最好的心肠预见到任何将使诚实和辛勤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失去工作的衰退或萧条，那么整个私人工业的力量、市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的力量将被动员起来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除此之外我不能向你们做更多的誓言。”
将其整个竞选演说的核心概括为一点，就是要对联邦开支进行大刀阔斧的削减，因为高耸的预算赤字极具破坏性，它的膨胀性将危及经济的正确走向。在这种认识下，如果冷战不会持续升级，那么艾森豪威尔计划将在四年内把联邦开支削减至600亿美元。
然而，更让人称道的是，他将使财政部和美联储友好相处，成为互相合作的工作搭档而非敌对的双方。也就是说，当美联储宣布要结束杜鲁门一直奉行的低利率货币政策时，他会让财政部予以配合，而不是像之前的斯奈德极力对抗，坚决不合作。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对通货膨胀保持如此高的警惕性，是因为他害怕破坏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他认为，一个稳定的国内经济以及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是维持国际金融平衡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无论如何，结论是清晰的，即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将对美联储接下来的施政极其有利。结果也是如此，在前面已经详细讲述过。
二、对价格信号反应特别有秩序的时代
作为美联储主席的小马丁是幸运的，他在上任之初便在天时、地利以及人和方面占尽优势。这样的局面让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大为便利。这时，美联储真正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管理全国的货币供应。
不仅如此，在小马丁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代管理货币比现在容易得多。当时银行的资产组合里有大量的政府债券，除了接受存款以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融资手段。小马丁如果希望货币供给增长率降低，只要提高利率，银行希望扩大贷款的想法就落空了。因为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降，在没有其他融资手段的情况下，扩大贷款额必须出售债券，这就必须权衡降价出售债券的成本和贷款所获得的收益。难怪有人说：“在经济扩张、利率开始上升的时候，小马丁只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静坐不动，几乎就可以让贷款总额反射性的减少，使货币供给年增长率降低。”
关于这一点，前任美联储主席埃克尔斯指出，小马丁走上美联储主席之位时，是对价格信号的反应特别有秩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鼓励银行用政府公债建立投资组合。到50年代，贷款需求强劲，贷款利率远高于公债利率，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以存款的形式流入银行体系，作为贷款的资金。银行为了尽量利用贷款需求，必须出售公债。30年代执行的会计规定明确，准许银行不管公债市值多少，都可以用面值计算持有的公债。但是，如果银行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公债，就必须认列
亏损。”
“二战”之后，长期财政债券利率为2.5%，只要将其提高1个百分点，即使其从2.5%上升到3.5%，就会把20年期的政府公债价格从100美元降低到90美元。实际上，从1952年开始，美联储具备了这种提高利率的独立性，也实际上将利率提升了一点。尽管幅度不大，却让一些银行家叫苦不迭，如大通银行的一位银行家满脸愁容地说：“我绝对没有预料到政府居然刻意让银行体系在技术上陷入没有偿债能力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小马丁的货币政策立竿见影，微微提升的利率，就可以让放款总额反射性减少，使得货币供给年增长率降低。一直以来，美联储都羡慕英格兰银行的作为，他们只通过使眼色和点头就能让市场服服帖帖，如今，马丁也享受到了这种成效，在这段幸福岁月里他也可以像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家们一样轻松自如。
相比之下，处于21世纪的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增长率则要困难得多。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使得银行筹措资金的能力大大增强，它们不必只靠出售政府债券来扩大自己的放款总量；其次，上个世纪50年代，银行运用资金占全国企业融资总额的3/5，而现在只提供不到1/4的信用，金融脱媒现象让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相对降低，美联储即便能够控制银行也不见得就能控制全国货币的供给。
这也是现代美联储所要面临的挑战，不管有多难，都会将打击通货膨胀和确保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为此，美联储会持续考虑和调整其选择，从而确定将利率、货币供应量或是信用总额中的任意一个作为为中间目标。在做出选择之前，就有赖于用庞大的计量模型来模拟经济运行状况，再结合其他各种资料，最终决定提高、降低或保持利率不动。
眼下，金融市场对这些决定的反应非常敏感，因为这直接影响各种资产的价格变动。在更长的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决定同样影响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状况和物价水平。这也正是为什么美联储通过制定和运用货币政策让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三、后知后觉的货币政策导致三次经济危机
50年代以来，美联储控制的中间指标有自由储备金净额、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和货币总量比，并按此次序来决定指标控制的重要性。结果表明，美联储对前两个指标的控制较好，对货币总量控制较差，这导致最初的10年内竟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
民主党趁机批评说，这种货币政策造成了“艾森豪威尔时代忽走忽停的经济环境”，也使得美国经济再也没能全速前进。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史华兹为代表的、保守的货币主义批评家们甚至抱怨说，“这家中央银行的运作程序令人费解且非常随意，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一下子抑制信贷，一下子放松信贷，好像对决策方向并没有明确定义。从本质上讲，他们根本没有讨论该如何决定哪种方法会与风向有关。”
对这样的批评小马丁总能平静地接受，事实上，他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的确存在过问题，当然不是不变风向，而是施之过晚。
虽然在上任之初小马丁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都是正确的，但是每次在处理时却并不坚决，正是因为美联储的犹疑让战后美国经济扩张多次中断。1953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仅有不足1%，美联储却对通货膨胀充满焦虑，于是便开始对货币市场施加剧烈的紧缩政策。
其实，几乎在同一时间，伯恩斯也向艾森豪威尔预报说一场衰退正在来临，这也的确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严重关切，他对伯恩斯说：“阿瑟，你是我们对付经济衰退的参谋长，你要每周在内阁会议上报告我们已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样，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担负起这一责任。日后伯恩斯回忆，艾森豪威尔对委员会应付衰退的计划很满意，在一次每周召开的会议上，当伯恩斯报告自己的行动计划时，艾森豪威尔高兴地说：“阿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说这样的话对伯恩斯可算得上是最高的赞誉。只不过，最终美联储没有理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计划，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到了1954年事情发生了大逆转，当美联储想要扭转经济萎缩的颓势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1958年，美联储开始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策略来阻止经济衰退，然而这次的行动又明显滞后，最终未能让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及时“刹车”。1960年4月，也就是在美联储终止货币供给增长的6个月之后，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经济又陷入停顿，这也成为有史以来最短暂的复苏，紧接着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1960财政年度，联邦预算出现10亿美元结余，实现了大幅度削减支出的目的。尽管索尔尼尔一再强调美联储没有及时放松银根是导致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政府如此迅速地使预算由赤字转向结余对1960年的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由主义批评家虽然总是嫌隙小马丁的货币政策过于谨慎，但不可否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民主党人。无独有偶，上述三次衰退均发生在大选之年，高失业率使得共和党在国会内的席位越来越少，并最终输掉了竞选，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虽然当年的主要对手尼克松并不质疑大选结果，但是他却对美联储极其不满，他认为如果有人要为共和党竞选失利负责，那么那就是美联储。他觉得，正是衰退的经济让民主党人抓到了把柄，并最终取得了大选的胜利。
第十四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争
经济政策的运行就像是一辆由两个司机驾驶的双控装置汽车，其中一个人利用自己的刹车和油门坚称自己的独立地位，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正确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汽车如果能够长期正常运转纯粹是一种运气。至少可以说，无论汽车开到哪里，这都是一种低效的办法。
——帕特曼
一、特里芬难题和美元危机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特里芬就开始提出“特里芬难题”。1960年，特里芬又在其所著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写道：“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
朝鲜战争之后，虽然美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其所控制的本土及海外企业竞争力正在下降。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欧洲及日本却发展迅猛，战后大面积的重建让企业的固定资产得到完全的更新，而美国企业的固定资产则大多老旧不堪，竞争优势不言自明。这就使得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贸易顺差渐渐变成了贸易逆差。此外，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直接投资逐渐被贷款这种间接投资形式所取代。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无论是贷款还是贸易逆差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单位与金融工具。截止1958年，各国中央银行所掌握的美元总额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不到一年，各国央行手中的美国短期流动负债总额就超过了美联储黄金储备总量，美元信用急剧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黄金挤兑大潮，各国纷纷用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来兑换美联储的黄金。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说服欧洲各国央行在英格兰银行设立一个国际黄金总库。一旦发生挤兑，黄金损失量的50%由美联储支付，其余50%由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共同支付。从表面上看，这个协定维护了各国的利益，实际上当时只有美国黄金被各国兑换，因此，这个措施本质上就是在用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美国的收支平衡。
尽管如此，随着美国外债数量日益激增，黄金储备却日益匮乏，事实证明这种措施的效力非常有限。
可以说，从肯尼迪上台之后，就不得不面临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难题，这使得其在整个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都非常拧巴，一方面他根本不想倚重美联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美联储的独立性。
总统的这种矛盾心理，在整个国家机构及党派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保守派人物认为，预算平衡可以维持物价稳定，这对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是必要的；而自由派人士和许多民主党人则认为，应当把实现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的财政行动主义置于反通货膨胀之上。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哪个更合适哪个更有效的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二、美联储日益被边缘化
实际上，从1951年起到1960年为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成功，其对美国经济的伤害让更多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士觉得，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和观念来管理美国经济。在这种认识之下，围绕在美联储周围的政治气氛发生了逆转。尤其是肯尼迪，他内心对美联储独立原则非常抵触，但是他的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正面临美元危机，采取正面打击美联储独立性的姿态非常不利。因此，在竞选过程中他并未将自己的立场摆到台面上说，不过，在一些场合，他还是会有些抱怨和不满。
有一次，他在与一些企业界的要人恳谈时说：“每一次继起的经济谷底都以更高的利率告终——结果是荒诞的高利率，伴随而来的是高失业、低生产和迟滞的经济。”1960年10月6日，他在与媒体的公开见面会上又一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高利率既诱发了经济衰退，又不能阻止通货膨胀。
此外，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肯尼迪经济小组也发出警告，反对用限制性的金融政策干扰经济发展，认为在必要时要用新的工具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在肯尼迪—约翰逊出任美国总统的8年间，美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被他的追随者吹捧为“战后繁荣主义”，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便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视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绩。
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的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丝毫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扳倒美联储的机会，这时，他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他特意对当下对美联储的自由主义控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说：“过于紧缩的货币几乎令政府债券利率较10年前翻了一番，即从1950年的2.3%上涨到了1960年的4%。然而失业率也在逐年稳步上升，直逼6%，国民经济发展远低于实际发展能力。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在制造虚假的恐怖气息，实际上，1960年物价上涨率仅为1.5%——根本不足为惧。”
帕特曼还宣称：“很明显，这是一种痛苦，美联储施行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是不充分的，扩张主义者试图推动国民经济跟上不断上涨的劳动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步伐……在协议颁布实施之后的整个阶段里，利率在微弱的干预下缓慢爬升。由此，这段时期的典型特征就是银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和个人充足利息收入的持续浮动，而支付这些收入的则是除他们以外的其他美
国人。”
他的所有指责集中于一点，即高利率政策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减速的罪魁祸首。在这种氛围下，美联储越来越被边缘化，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主张是货币政策靠边站，或者其不要过多地干涉财政政策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
三、肯尼迪减税方案：财政政策吹响胜利的号角
1961年1月，肯尼迪正式走上总统宝座，不过棘手的经济局势让他如坐针毡，他在上任后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沮丧地说道：“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赫勒为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建议总统实施减税，为了说服总统和众多决策者，赫勒做了大量的工作。赫勒日后回忆，减税运动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遇见肯尼迪时就开始了。在那次意见交换中，赫勒对肯尼迪说：“参议员先生，我认为在当选之后需要用一次减税来使经济振作起来。”
对于赫勒的意见，肯尼迪虽然没有首肯却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当选后，请来了经济学界的泰斗萨缪尔森，并组建了萨缪尔森工作小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一个反衰退计划。为了促成减税，赫勒亲自去和萨缪尔森进行交流，最终二人一致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进行一次减税是可取的。
然而，这一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彼时肯尼迪对于“新经济学”还不置可否，他还没有做好完全接受这种学说的心理准备。因此，说服总统就成为赫勒的首要任务。他回忆道：虽然他最终没能说服肯尼迪将减税方案列为反衰退计划的内容，但是，肯尼迪的观念向前迈了一大步，他将4%的失业率当做充分就业的明确目标，同时把4%至4.5%定为经济增长的合理水平。这表示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他将经济政策的目标定为充分发挥经济潜力而不单纯为了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这在以前是从未被认可过的。夶风小说
到了1961年，减税从一开始的不被接受，到开始被人理解。不过，“柏林危机”的发生，又让总统的政策走向相反方向，他希望国会通过临时增税30亿美元的提案，从而为“柏林危机”提供所需资金。赫勒说：“我们的经济如此疲软，怎么能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他邀请萨缪尔森一同前去与总统会谈，最终肯尼迪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放弃了支出计划。
1962年3月，经济的运行正在放慢，他开始重申自己在1961年下半年的看法，他认为在税收的沉重负担下要争取实现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国会的阻挠，又不可能通过增加支出而找到经济刺激。所有结论都指向一点，即唯有通过减税才能刺激经济。
不仅如此，所得税最高税率是91%，最低税率是20%，税收结构也急需调整。这样一来，通过减税建立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税收结构是必要的。虽然事实十分明显，但是反对的人仍旧非常顽固。然而，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其增长潜力大大低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预计。1962年5月，赫勒在给肯尼迪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担心，人们希望不要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经济发展大大低于平均的增长潜力，也大大低于预测，除去增加某些军事开支以外，提出增加支出的建议还会有什么结果。因此现在是采取税收路线的好时机。也许一项临时减税能够应付，但只有进行一次数额很大的减税才能起作用。”
到了6月底，萨缪尔森又将1962年出现一次衰退的可能性从20%提高到50%。到7月中旬，萨缪尔森和索洛说，他们代表“政府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如果不实行暂时紧急减税，1962年的利润、生产、就业和总产值的损失将成为“正在形成的衰退”的特征。
在这些言论的推动下，减税逐渐成了离弦之箭，一触即发。
洛克菲勒和劳工、商会和美国人争取行动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的经济学术顾问，虽然他们对减税的方式却分歧很大，却都极力主张在1962年实行减税。最终，肯尼迪决定从1963年起减税。赫勒说：“肯尼迪保证在1963年实行重大减税是正确的。这是一名美国总统对现代财政政策第一次承担真正的重大义务，它是在有赤字的情况下的减税，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
在减税问题上，处于“靠边站”状态的小马丁和美联储并没有反对，他们从一开始也没打算就减税问题与赫勒产生什么矛盾。只是，小马丁对财政部提出的投资课税减免主张更加看中，他希望总统能够予以支持。
实际上，投资课税减免和折旧自由化方针是企业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不断追求的目标。这两项措施加起来相当于给公司和非公司企业以10%的减税。1962年，投资课税减免获得通过。企业界在1962年已经得到投资课税减免，这使他们感到肯尼迪并不是粗暴地反对企业家的。
在此之前肯尼迪的确骂大商人、大银行家是“狗崽子”，因为他并不是大企业家、银行家这些权力堡垒的崇拜者。不过，他也意识到了企业界对政治的影响力，因此他也会想尽办法来获取他们的支持。他曾对赫勒说：“上帝啊！如果我能找到一种办法像艾森豪威尔那样用平衡预算哲学掩盖大赤字，或者像罗斯福那样用应急开支的名称把赤字排除在预算之外，那该多
好啊！”
其实，肯尼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担心赤字会降低企业界对政府的信心。赫勒对此并不担心，他对总统说：“只要有高度需求和利润，企业家的信心就会增强。由于公司利润在1961年翻了一番而年通货膨胀率只有1%多一点，而实际工资也随之增长。”
实施的确如此，减税和减少政府开支真实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1963年美国经济充满生气，一名记者问肯尼迪总统：“你为什么主张减税？”肯尼迪回答说：“为了刺激经济。难道你不记得你学过的经济学基础了吗？”
最终，肯尼迪总统提出的减税方案在1964年得以实施，此后，美国经济享受了时间最长且毫无干扰的经济扩张。股票市场一片繁荣，出现了长期的大牛市，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增长，失业率下降，一个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逐渐形成。
四、从“三驾马车”到“四人会”
尽管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美联储被边缘化了，但是美联储在政府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小马丁在任何时候都不打算放弃美联储的独立性，其本质上只向国会负责。因此，肯尼迪在处理与美联储的关系时仍旧非常谨慎，在就职之前，他就派赫勒与小马丁会面，目的是从小马丁的口中探听其对新政府的态度。
经过认真的恳谈，赫勒对小马丁及美联储的立场有了明确的认识。小马丁甚至发誓说：“决不放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此，赫勒回答说：“我认为这绝不是总统要你做的事情。”小马丁则说：“合作的余地仍然是非常广阔的。”
针对小马丁的言谈，赫勒回忆说：“我才到华盛顿时怀疑美联储是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我离开时我认为在一个基本上是通货膨胀导向的世界中，美联储必须是独立的，有那么一批反通货膨胀的战士独立存在，不从属于政治过程，绝不是坏事，尽管有时它会使你发疯。”
基于这样的认识，肯尼迪再也没有提出废止美联储独立性的话题，相反，他经常会向小马丁咨询各种各样的有关经济及货币政策方面的问题。他想要与小马丁见面时，他就会告诉肯·奥当奈尔说：“叫赫勒集合他的队伍，我要开个‘四人会’。”
起初，肯尼迪经常会召集财政部、预算局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脑们一起开会，这种组织形式就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财政部长狄龙、预算局长贝尔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他们各司其职，在各自的领域内为总统提出建议。
显然，这里面少了美联储的参与，肯尼迪觉得应该让其列席。于是，最初的“三驾马车”就变成了“四人会”。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四人会”运行顺畅，并且起到了实质的作用。经常是小马丁跑来告诉经济顾问委员会他对财政政策的想法，赫勒等人则会告诉小马丁他们对金融政策的想法。在这种沟通过程中，双方基本能够做到以诚相待，开诚布公。据不完全统计，美联储长期债券的购买问题，是“四人会”开会讨论频次最高的议题。【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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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当时美国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一方面经济疲软不堪，另一方面美元又出现贬值危机，于是，财政部副部长设计出一种对债券买卖的扭曲操作方法，要求由美联储卖出短期债券，吸收短期资金，同时避免买进短期债券，这样就可以减少短期资金的供应，提高短期资金利率，阻止资金的外流。反过来，则鼓励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维持长期债券的高价格和低利率。长期债券利率对长期资金市场起指导作用，而维持长期资金的低利率对促进住房和生产设备投资是有利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种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不过，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非常复杂，需要由总统主持召开“四人会”。这样在每次开会前，小马丁为了应付总统的要求安排购买长期债券，但会后这种购买就会疲软下来。托宾负责跟踪债券买卖和利率变化，当他发现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不积极时就会对赫勒说：“你最好打电话给肯·奥当奈尔，要他再安排一次‘四人会’，因为小马丁未能购买足够数量的长期债券。”
于是，在赫勒的提议下，“四人会”又一次召开。果然不出所料，长期债券的购买量会再次上升，小马丁这时会对肯尼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这也构成了肯尼迪时期美联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关系，即相互监督的关系。小马丁有时批评经济顾问委员会，反过来，经济顾问委员会有时也会批评小马丁。
然而，说到底小马丁是一名彻彻底底的民主党人，而且是保守派，他并不相信通过减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1961年下半年，小马丁的任期即将结束，肯尼迪甚至萌生了换掉小马丁的想法，不过，这时小马丁在国内外金融领域的声誉日益响亮，因此，肯尼迪仍旧任命小马丁继续执掌美联储。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经济顾问委员会极力与美联储保持经常互动的关系，他们定期举行午餐会，一起讨论金融事宜。日后这种聚会变得更频繁，两个重量级的经济班子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聚餐会。有时这种餐会在白宫工作班子的餐厅举行，但更多时候大家愿意去美联储总部进行，赫勒和经济顾问委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机会。
在肯尼迪时期，小马丁在坚决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的同时，温顺地配合着肯尼迪所打造的财政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小马丁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只要对经济稳定增长有利的，那就应该支持。
五、认清形势及时转舵的艺术
1962年4月17日，肯尼迪居然提出要求国会“修改美联储主席任期，以便让一位新总统能在他的任期开始的时候任命一位由他自己选择的美联储主席”的提议，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个系统主要官员必须拥有总统的信任”。言外之意，小马丁并不是他信任的主席人选。对于这样的暗示，小马丁并未出声。站在一边的共和党人先不干了，他们认为这是公然攻击美联储的独立性。
肯尼迪想法很简单，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在这之后再也没有提及此事。相反，他立即改变了已有的观念，在1962年6月14日针对共和党的反击给予这样的回应，他说：“我们（总统和美联储主席）在履行我们职责时毕竟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尽管美联储是独立的并向国会报告。”
说这样的话也有其背景，那就是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疲软和1962年钢铁危机，这些都让肯尼迪保持着某种政治克制，他不想因此再去激怒金融和企业界领袖。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停止了对政府与美联储关系的探究，转而在1962年12月4日的纽约经济俱乐部见面会上，肯尼迪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最充分的说明。当被问到弥补赤字是用储蓄还是用发票子来筹集资金时，肯尼迪说，“这一决策的责任在马丁。”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说：“欧洲曾建议少依靠金融政策，多依靠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
对于肯尼迪总统的种种做法和真实想法，小马丁心知肚明。小马丁是一个十分机警而又精明干练的银行家，他太懂得美联储事实上有多大的选择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偏离政府所规定的金融政策。
关于这一点，通过下面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十分清楚。
当肯尼迪第一次宣布1963年减税计划时，小马丁的第一反应是发出警
告，并说赤字必须从储蓄中筹款。他的言外之意是，随着赤字的增长他将不提供追加的货币去购买新的联邦债券。这样一来，联邦债券的价格将下跌，换言之，利率将上升，这时人们会在高利率的诱惑下用储蓄来购买债券。声明一出，便遭到老对头——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的抨击，他说：“小马丁无权否决减税。”
小马丁当然也是识时务的，他随后便修改了他早先的声明。
1963年6月，为了稳定美元币值，肯尼迪总统签署第11110号行政令，宣布将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转移到财政部。由于黄金储备量不足，肯尼迪总统将财政部金库里的白银作为新增的发行储备。他指示财政部印43亿美元的“白银券”，即以白银储备为发行支撑的美元纸币。这是继林肯之后再一次使用主权信用工具的美国总统。
尽管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白银美元方案被取消，但是这也再一次说明了肯尼迪的立场，他认为处于国际支付平衡的不利情况下，必须使金融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较少发挥作用，而让财政政策发挥较大作用。对于这样的看法，小马丁基本是认可并配合的，在1961年至1963年所奉行的政策显然与1952年至1960年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复苏的早期阶段，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危险过于敏感，过早地实行紧缩政策使复苏流产。因此，在1960年以后美联储再没有切实打算施行紧缩金融政策。对此，很多人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一些人认为，这说明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减弱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联储是在逢迎肯尼迪的政策，因为肯尼迪对窒息经济的金融政策是不能容忍的。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都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美联储的独立并非是完全的、绝对的，它只是一种相对的独立，美联储主席始终不能脱离白宫前行，占上风的仍然是妥协。美联储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经济班子，一旦碰到白宫决定的政策，它极可能是合作的。另一方面，要维护一个独立部门的利益，特别是金融界的利益，美联储要给人一个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印象也是很重要的。
关于这些小马丁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领悟力也决定了他在美联储的日子将持久下去。
第十五章被极端政策一再推高的通货膨胀
约翰逊时代的美国，似乎得上了一种追求“巨大”的德克萨斯综合征：最大的福利计划，最大的教育计划，最大的民权立法行动，权力最大的政府，最大的国家发展计划（新边疆、高边疆、伟大社会），最大的美国影响力（连越南的沼泽丛林都值得去试一试），最终也就招来了一场最大的反战运动。而此间执政的约翰逊，更是将好大喜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跟美国总统学智慧》节选
一、一个极端实用主义者的政治野心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旋即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机舱里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的当选虽然有点意外、偶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必然。
林登·约翰逊出身显赫，父辈都活跃于德克萨斯州的政坛，在一群有势力的德克萨斯财政要人的鼎力扶持下，约翰逊24岁就成为了国会议员的秘书。除了这些贵人的帮忙，约翰逊所具备的实用主义的信条也是他在政坛如鱼得水的关键。
他从不对任何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移”，后人在他的传记中这样说：“有无限的实用性，不为理论所牵累。”更多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实用主义者，他可以按照他不断上升的野心的需要，随时变换特殊的颜色。比如，当他追求其全国性政治野心时，他所持有的已不是德克萨斯石油大王或大牧场主这些新贵的地方主义狭隘眼界，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公司领袖们的战略高度。
从他近乎顺畅的政治路途中，随处可见他转弯的艺术。当1960年被选为副总统时，他所学会的政治操纵艺术已到达近乎完美的地步。许多学习美国政治的学生集中注意于他在国会山表面上的忙碌生活，把他描绘成立法机构的巫师，几乎单枪匹马地推翻了麦卡锡，并且在1957年促成了自19世纪改造国会以来第一个联邦民权法案的通过。的确，约翰逊是一个能干的政客。不过，他的某些做法也并非没有利益取向，他所采用的政治手段也不是多么道德，正如有位作家说所的：“作为多数党领袖，他所建立的‘制度’使参议院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立法机构，但它实际上摧毁了参议院知识渊博、意义深邃的辩论传统。”
正是由于他实用主义的信条，让他在政治上的野心逐渐成为现实。在其主政白宫的几年里，他的执政则更像一场悲喜剧，既被赞誉又被无情地鞭挞。他在上任的前两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广受好评，他也因此声名鹊起、神采飞扬。此后，事情急转直下，他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等到他离开白宫时已是声名狼藉、黯然神伤。
在经济领域，约翰逊总是与他的经济顾问们很难融洽相处，他虽然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却又不信任他们。这其中只有阿克利稍稍例外，他对阿克利提出的忠告极为认真，虽然并不总是照办，但从来不漫不经心或随意否决。他有时也把这些建议交给别人进行检验，但着重于这些建议在政治上的可行性。
总之，由于这种深深的不信任，让约翰逊总是害怕自己的观点被泄露，所以他对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将保密工作做到极端，比如，当他作出重大财政决策时，往往不给助手们及经济智囊们以任何暗示。不仅如此，他更不会就此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他总是将各部门之间割裂开来，决不允许跨部门讨论和参与。因此，在约翰逊时期，在各种决策之间总是缺乏应有的平衡与协调。这也正是后来种种经济政策失之偏颇甚至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二、减税及消除贫穷运动实现伟大社会之梦
贫穷是肯尼迪无法容忍的，减税也是肯尼迪一直希望完成的事业，不过，在这些都还没有开始实际运作时，他便再也没有机会实现。约翰逊继任后，首先就宣布要继续肯尼迪未完成的事业。
他首先就是要将减税法案推行下去，他认为现在政府要做的最为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减税。在一次演讲中约翰逊说道：“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立法比早日通过肯尼迪总统为之长期奋斗的税收法案更适合于继承他的事业了。这是一个为增加我们的国民收入和联邦收入而设计的，并给反衰退提供保险的法案。”
约翰逊的鼓槌落得再有力，也敌不过一个事实，那就是要想让减税得以实施，还要看国会的脸色。为此，约翰逊只能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他知道国会最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因此，约翰逊早已同财政部、预算局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商讨出对策，其核心就是在预算支出上做文章。不过，在具体的预算支出数字上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又发生了分歧，赫勒极力主张把1965年的预算支出定在1105亿美元的盘子上；狄龙则主张把支出压得更低以便保证参议院通过税收议案。
当然，约翰逊的看法很重要，他认为小幅减少无法打动国会议员们，于
是，他同意狄龙的主张，并对他狄龙说：“除非我们告诉国会，新预算将大约为1000亿美元，否则我们甚至不能把它送到参议院的会议上去。”之后转身又对赫勒说：“如果你不把这个预算压到1000亿美元，你将撤不出一滴尿。”
总统的意图十分明确，最终，1965年美国财政年度的预算被制定出来，最终的盘子定在了979亿美元，实际上共和党要求的条件是980亿美元。结果不言而喻，减税议案通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约翰逊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他对经济智囊们说：“一旦你得到减税，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正像艾森豪威尔曾经做过的那样。他先讲节约，然后敞开花钱。”
1964年1月8日，约翰逊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本届政府今天宣布对美国的贫困问题无条件开战。”这是基于当时美国的现状作出的结论：从1960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人高达3990万，占总人口的22.2%。这与美国世界经济强国的名头极不相符，被称之为“富裕中的贫困”现象，这样的现实使得社会治安状况十分糟糕，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也引起了一些进步作家的口诛笔伐，他们纷纷对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公正现象进行抨击。
因此，出台一项消除贫穷的计划显得尤为迫切，在经过一系列的筹划和准备之后，于1964年3月16日，约翰逊批准将消除贫穷计划的提案送达国会，同时附上了一个特别咨文，强调贫困是“国内敌人，它威胁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福利”，并将提案正式定名为《经济机会法案》。
法案遭到国会无情的批评和强烈的反对，不过，在约翰逊的游说下，法案最终于1964年7月23日获参议院通过。8月8日，又以226票对18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8月20日，约翰逊正式签署《经济机会法案》，这为反贫困计划确保了资金来源，因为只有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才能获得财政拨款。
与减税议案相比，消除贫穷计划就没有这么幸运，虽然提案获得两院的通过，但是最终实施却出现了问题，使得整个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约翰逊在《有利地位》一书中，曾经用减少贫困人口的数字来表白自己的成就，他说：“当我离开白宫时，政府报告表明在1964年有3500万美国人陷于贫穷之中，而现在已有1250万人脱离贫困，在4年中几乎减少了36%。”
虽然减税和消除贫穷计划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却可能助长通货膨胀的形成。小马丁及美联储的委员们担心当经济发展过快，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自然法则会催生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美联储打算在不引起公开矛盾冲突的前提下遏制经济发展。对此，约翰逊非常恼火，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的想法，甚至强硬地要求美联储必须适应经济增长的新环境。1965年，约翰逊将小马丁传唤到约翰逊牧场，就紧缩货币政策的危害性进行重申，这样，白宫和美联储的矛盾一触即发。不过，约翰逊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冒险之举。
三、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约翰逊膨胀的内心
有人曾这样评价约翰逊：“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要不然就是不做，害怕没能达到尽善尽美。这一性格特点使得他在越战中越陷越深。”1965年7月27日下午，约翰逊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们一起审查了各种方案，出于充当越南大资产阶级守护神和世界宪兵的使命感，他作出了越战升级的决定，派更多的战斗部队来到越南。
打仗从来不靠嘴，靠的是“钱”，因此，约翰逊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战争费用问题。对于激增的军费开支，参议院早就有人通知了美联储主席小马丁，他对小马丁说，越战的“授权款项”激增到了未来政府无法避免赤字的程度。实际上，早在1965年3月时，小马丁在一次“四人会”的会议上，就提出过未来赤字和赤字对美元汇价冲击的想法，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合群，因此，他的想法根本没有人在意。
关于当时的情景，小马丁日后回忆说：“到了5月，我确实变得很担心，开始设法在委员会中推销提高利率的想法。有两位委员支持我，有一位模棱两可，到了7月和8月，情况变得很明显，军事支出飞跃上升，只是数字还没有显现出来，我继续等待，我可能等得太久了。到了10月，约翰逊把我召唤到白宫，就在我要离开时，他说：‘小马丁，我要去做胆囊切除手术，在我手术期间你不会那样做吧？’我只能回答说我割过胆囊，情形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回家跟夫人说：‘要是我在总统住院期间提高在贴现率，结果他死掉……’”
不消说，小马丁对于紧缩货币政策谨慎至极，他的担忧也让他在作出决定时畏首畏尾，直到1965年12月，小马丁才开始行动，将利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到4.5%。到1965年12月底，预算局长查尔斯·舒尔策警告说，越南战争的压力将在1966年把物价抬上去。他说：“说得实际点，这意味着最终要增税。”不过，他又说明他并不认为现在提出一项全面增税是聪明之举。财政部长福勒也持同样看法。1965年圣诞之夜，福勒通过电报向约翰逊报告了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韦尔斯·米尔斯的会见。福勒问米尔斯对增税有什么意见。米尔斯说他在1966年不想干了。他说：“在1966年没有胃口。”
而约翰逊则不理会他们的看法，即便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坚称：“对战争费用的估计从来都不是肯定和精确的，但是各种指标有力地说明，就在越南打一个有限战争，它对经济目前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可以驾驭的。这些指标使我们在1965年末希望并且相信运用财政金融管理工具能够在不寻求我们无法获得的增税，不取消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贫民、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少数民族所迫切需要援助的条件下承担起我们的义务。然而我在好几个场合指出——向国会，向全国——我们不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我们对要花多少钱没有精确的预测，当有必要要求国会增税时我是不会迟疑的。”
1966年1月12日，约翰逊向国会提出了今后一年的立法框架。他对国会议员说：“这个国家十分强大，足以使我们在世界其余地区追求我们目标的同
时，仍能在国内建设一个伟大社会。”约翰逊始终相信，大炮和黄油是可以并举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只有约翰逊相信，因为现在他的主观愿望已经战胜了理性思维。真实的情况是，大炮和牛油并举是美国难以承担的，同时在两线作战会让美国不堪重负。
而约翰逊却不想停止，他急于成事的性格推动着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1966年起，越南战争开始耗去约翰逊的巨大精力，因为他要钻研地图，寻找轰炸目标，彻夜不眠地阅读战报，曾经的政治铁人很快便显得疲惫不堪。在他任期的晚些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是“森林中的一只动物，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躺在树下睡觉、吃饭、读书，并做我想做的一切”。
终于，在大炮和黄油的双重重压之下，美国社会开始激变，全社会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青年人纷纷逃避兵役，拒绝到越南当炮灰；而且随着战争升级导致军费暴涨，国内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到1968年，越战使“伟大社会”计划大部分化为泡影，使家庭、大学和民主党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也迫使约翰逊宣布放弃寻求连任。
四、物价失控，通货膨胀这头困兽呼之欲出
约翰逊常常被称作“也许是这个星球上精力最旺盛的人”，现在他不得不为他的精力用错了地方而付出代价，而“流血”的不只是他的政治生涯。几年来风生水起的财政政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为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高额国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截至1968年，美国物价已经失控，通货膨胀率创出5%的新高。
在此之前，小马丁虽然也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反通货膨胀的力度十分微弱，为此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菲利普·科德维尔说：“美联储试图反抗，但在那段时间里，将贴现率提高0.25个百分点就算得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别想试图将利率调高到足以遏制通货膨胀的程度……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约翰逊就会降责到美联储头上。这种说法也对，所有总统都必须找到一个代罪羔羊。在约翰逊看来，美国经济极具弹性，美联储不应如此固执……”
在1967年，约翰逊甚至想撤掉小马丁美联储主席的身份。整个美国经济都在白宫及其经济智囊们的鼓吹下摇摇欲坠。1968年，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昆甚至还在大肆吹嘘：“经济衰退是经济环境中规律性特质，其通常被视为不可避免……但此时的经济衰退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可以被阻止的现象，它就像是飞机失事，而不是飓风。”
因此，威尔逊及这些自信满满的经济管理者们坚持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凯恩斯主义”则要求，要想抑制需求积累和避免经济过热发展，就必须采取增税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保罗·沃尔克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他早在1965年时，就给自己的上司福勒送去一张便笺，上面写道：“上帝！如果现在再不增税，整个新经济都将身败名裂。”
很多人都不这么认为，尤其是约翰逊，他一方面隐瞒越南战争的真实代
价，一方面在其经济顾问催促其增税时拖延搪塞。直到196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增税法案，不过其力度很小且为时已晚，根本无法遏制过热的经济。
新上任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肯认为，有一些因素，如对长期繁荣和附加税暂时性质的预期可能对增税的影响力起了抵消作用。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美联储放松银根的政策。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大部分政府经济学家都同意实行更具刺激性的金融政策，因为他们看到了建筑业的走势，担心约束性财政政策走过了头。但是他们的经济分析和担心都错了，美联储的政策只起到抵消财政约束和促进通货膨胀的作用。
当美联储终于实行紧缩政策的时候，经济的反应并不比它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反应更明显。到1968年初，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就紧缩力度的程度展开连续数月的“辩论”，最终，强硬派输给了以小马丁为首的中庸派。1969年1月，约翰逊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份经济报告，他指出，1961年以来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也承认通货膨胀是个问题，但仍坚持认为没有及时向约束性的财政政策转移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新经济学”的失败，而是需要有一种更灵活的政策。
无论如何，通货膨胀已成为既定事实，当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时，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6%。小马丁的时代也行将结束，日益显示的通胀压力，以及美联储的员工一次次在经济预测中犯错，使得小马丁长达19年之久的美联储岁月悲喜交加。也许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比起理性思维他更看重直觉判断。在他的内心，他无比清晰地知道，引入新的经济预测精确度对于经济的危害比林登·约翰逊小野马般疯狂的吉普车旅行更加危险。因此，他只是偶尔一两次对新的经济报告和政策制定程序表示不满，大多数都维持着不紧不慢的中庸派的作风。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他在大选中向美国人民做出了结束越战、削减财政赤字、实现预算平衡、抑制通货膨胀等允诺，因此，他以微弱多数击败了民主党的竞选对手入主白宫。
而在他真正胜利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将美联储主席换掉，一直以来，他就对小马丁独立斗士的形象十分反感，并且这种独立由于法律规定，使得美联储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不受国内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冲击，所以小马丁实际控制着全国的货币政策，大权独揽。尼克松决心打破美联储独立的神话，而不破坏其独立的形象。于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最信任的人派到这个岗位上，这个人便是阿瑟·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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