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任命讨人欢喜的经济学家
第九章再大的本事也敌不过“软弱”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艾伦·德鲁里
一、杜鲁门的时代：“公平施政”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小白宫”因脑溢血逝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整个美国都难掩悲痛。不过，国家大事还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身上。继任后，杜鲁门在对内阁成员们的简短讲话中说：“我打算继续实行罗斯福的纲领，希望你们全体留任。我欢迎你们提出建议，我并不怀疑，你们如果认为必要的话，会提出与我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将由我来做，一旦决定做出，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坐在台下的资深内阁成员亨利·史汀生意识到，和衷共济的时候到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离开，对杜鲁门说他要与他谈一件极为紧要的事情，是关于一种能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新型炸弹。但是未进一步说明，使杜鲁门像过去一样对此不甚了解。史汀生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到总统所受的震惊和所知甚少，他的为人令人钦佩。”
史汀生似乎对杜鲁门是认同的，不过，大多数却在议论，他们中有人甚至
说：“天哪，杜鲁门将成为总统了。如果哈里·杜鲁门能当总统，那么我隔壁邻居也能当。”人们对国家的未来甚忧，担心战争将会拖得更长，更担心美国的经济形势受到影响。
杜鲁门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这是对新政的继承和延
续，标榜要维持和发扬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支持新的民权立法等方面，努力巩固和扩大新政的成果。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战后第一个关于内政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主要是继续冻结物价和房租，继续实行战时的经济管制；增加最低工资，公平雇佣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制定充分就业法；实行国民健康保险；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公共住宅计划等。这些经济政策统称为“公平施政”。后来，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这个咨文里，我第一次提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详细纲领，这将是我的政府的施政基础。”
实际上，战后“充分就业”是1944年民主党竞选许下的诺言之一，因此，杜鲁门认为“二十一点”中最为迫切的就是充分就业。这也是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经过双方激烈的讨价还价，国会最后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尽管这一立法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经济决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条款是：其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并决定在总统领导下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使之成为总统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机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就业法的指导下进行其特殊的业务活动，将更多的注意力直接或间接地置于财政活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之上。与财政部长相比，经济顾问委员会更能在全局上关心国内经济发展。而财政部长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公债，组织税收，执行国际金融政策。因此，财政部长受其专业职能的影响，往往容易用单纯财政观点看问题，而不是从全局上引领和指导经济发展。
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在美国总统的经济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之后，走上了美联储主席的舞台，比如阿瑟·伯恩斯、艾伦·格林斯潘等。
二、财政部长是个“保守主义者”
在大多数时候，杜鲁门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实际上早在杰克逊县（密西根州南部县城）时我就是新政派。”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比如，他任参议员以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表达出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他讲道：“没有人想过卡内基图书馆是耸立在钢铁工人的血泊上，但事实如此。我们已记不起洛克菲勒基金是奠基在科罗拉多燃料和制铁公司死去的矿工身上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上。我们崇拜财神，直到我们回到古代教旨并且皈依于上帝的教诲时，这种情况将继续留在我们身边。”
可惜华尔街尽管有能力控制全国财产并且雇佣这个国家最好的律师，却没有产生一些金融政治家，这些人能看透大企业和财富集中控制的危险，他们还在雇佣最好的律师为他们的贪欲和私利效劳。人们能忍受到一定限度，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解决办法。
杜鲁门曾说：我相信，如果不是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60%都集中在四个公司手里，我们这个国家会富裕得多。我相信1000个保险公司，每个拥有400万美元资产要比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好1000倍。我还说，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县城要是每个拥有7000人口那就比一座城市拥有700万人口要好上1000倍。我们的失业、动乱是工业中心人口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其他许多所谓现代化的结果。
不过，杜鲁门并不排斥身边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的很多帮手都是保守主义者，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提出“公平施政”时，斯奈德还是战时动员和复原局局长，他在私下向杜鲁门表达了反对意见。不过，当前任财政部长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被提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杜鲁门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斯奈德能够接任财政部长一职，对此，斯奈德欣然接受。
这件事情也表明，杜鲁门执政初期非常注意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之间进行平衡。无论如何，斯奈德是有立场的，尤其是在面对美联储时，他更想一种理想状态出现，而导致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估计是1946年英格兰银行的一次转变。
1946年，英国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后，由财政部持有其全部股份。英格兰银行总裁、副总裁和理事由政府建议，英王任命，任期分别为5年和4年。英格兰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决定者是政府。在履行法定职能时英格兰银行要遵从财政部的指导，财政部长不轻易行使命令权，两者的分歧通常在内部协商解决，英格兰银行很少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英格兰银行一般向财政大臣负责，财政大臣再为英格兰银行向议会负责。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曾宣称，有关货币事务的政策应由“唐宁街”制定而不是由“针线街”制定。
虽然斯奈德没有直说，但是心里无时不想着，“如果美联储……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如果坐在美联储椅子上的那个人是埃克尔斯，恐怕不行，但是如今麦克凯来了，事情似乎就变得不一样了。
三、美国总统、财政部长与美联储委员间的角逐
要说杜鲁门和斯奈德在货币政策方面，那是前所未有的一致，他们都是低利率的拥护者，二战之后，通货膨胀的溢出让埃克尔斯意识到非提高利率不可，而杜鲁门却非常坚决。于是，他对埃克尔斯说，不再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不过杜鲁门却希望他仍能留在美联储。这让大家觉得很是奇怪，很多人将这讽喻为，把老板变成了员工一样。
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坏，这让在今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美联储里保存了一位敢直言不讳的“斗士”。日后，埃克尔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着他是如何与总统及财政部长“对着干的”，他这样写道：
“政府债券根据三种重要利率维持利率模式：0.375%的90天期国库券利率、0.875%的一年期国库券利率和最长期政府公债2.5%的利率。这表示利率0.875%的一年期国库券接近到期日时，利率会下降、价格会上涨；同样
的，因为短期利率固定不变，所有其他中期和比较长期的证券接近到期日时，利率都会被迫下降，价格都会上涨。
我们希望提高债券利率，引诱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购买和持有这些债券，如果他们不购买和持有，联邦储备就必须购买。一旦财政部增加债券的发行量，美联储被迫购买，就能够自动创造超额储备……银行有了这些超额储备，就会有压力，会以溢价购买国库债券和合格的政府证券，因而为非银行投资者创造了‘搭便车’的机会。”
而杜鲁门则认为，爱国公民在战争时期购买的债券不能因为利率提升而贬值，这是他作为总统的责任，他也必须保护爱国的公民。由于债券价格与债券利率成反比，因此如果利率上升，则会导致在低利率时购进的债券的价值减少。
就这样，因为利率问题，埃克尔斯和总统及财政部长从“台上争到了台
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这种争夺发展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
对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普劳尔也深有同感，本来他在1950年8月主持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会议时决定：“要在我们主要负责的范围内，采取管制信用的行动，拒绝再以目前的利率进一步提供储备金给银行体系；我们也告诉财政部我们的决定，但财政部长斯奈德的回应非常冷淡而突然，指出我们既然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他就无话可说了……”
事实真是如此，他会一直保持沉默吗？
当然不会。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实现目标的“帮手”。这个人就是由杜鲁门选定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托马斯·麦克凯。麦克凯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曾在大公司任职，并且也是费城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总裁，因而他对经济运作十分在行。
最为关键的是，麦克凯总是一副笑脸，对谁都十分和气，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个令人愉快、讨人喜欢的人，否则杜鲁门也不会看中他。正如坊间流传的一则关于杜鲁门总统的笑话所说的：“我希望找到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现在，麦克凯就是这个人。
四、朝鲜战争中的不作为让麦克凯彻底失掉“民心”
要说本事和经验，麦克凯一样都不缺也都不逊色，只不过，他过于软弱的性格，让他常常顶不住来自总统和财政部长的压力，对此，美联储委员们都对他颇为不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面对严峻的战争局势，杜鲁门立即与财政部长斯奈德会面，他对斯奈德说：“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这么说就是希望斯奈德能够筹集到相当多的金钱用于战争。两人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说：“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美联储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初衷在于抑制由朝鲜战争造成的通胀压力，事实上，从1950年6月到1951年2月，物价上涨了17%，生活费用上涨了7%。这些数据不得不让美联储提高警惕，他们的职责就是引导经济回归正轨。于是，就美国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激烈争夺。
在这场争夺中，麦克凯从来都没打算坚持什么。斯奈德打电话给他说：“我将立刻宣布财政部9月和10月的筹资计划，也就是发行13个月期、利率1.25%的公债，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这根本就是将一个结果告诉麦克凯主席而已，这样的做法自然让很多美联储委员很不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普劳尔尤其愤慨，他说：“他（斯奈德）这样做不但违反他从任何方面得到的建议，而且直接跟我们（美联储）的计划作对。”
此时，麦克凯显然已经屈服于财政部和白宫的压力，默认了斯奈德的融资计划。1951年1月，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打算就财政部的融资计划举行听证会，会议主持人塔夫脱参议员邀请美联储主席麦克凯作证，最终麦克凯以“不能作证来反对行政部门的政策”为由拒绝作证。结果是，埃克尔斯走上了作证席，以说明财政部的计划会引发通货膨胀。
不仅如此，麦克凯居然带领全体美联储委员来到白宫与总统会面，为的就是接受总统及财政部的提议。这样的事情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美联储委员们心里五味杂陈。这样做的结果是，白宫很快便向媒体宣布说：“美联储向杜鲁门总统承诺，支持总统维持政府证券稳定性。”紧接着，斯奈德也发出新闻稿，意图将此坐实，他说：“白宫的宣布表示，政府证券的市场会以目前的水准建立，而且在当前的紧急状态期间，这种水准会维持ωＷＷ.chuanyue1.coΜ
下去。”
一切按照心意施行，这让杜鲁门心里松了口气。他立即写了一份私函，对麦克凯的努力表示感谢，“保证政府证券的市场，会以目前的水准维
持……我希望你代替我向你们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传达我真挚的感谢。”
委员们并不打算接受总统的好意，他们异常愤怒，尤其是对麦克凯感到失望，他们甚至投票要求麦克凯安排在白宫跟总统开会以纠正总统的做法。他们觉得，总统的信是私函，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谁知，白宫很快便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这下彻底打消了委员们的念头。
可想而知，麦克凯在美联储的处境何其艰难。此时，委员们对他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似乎他这个主席的存在毫无意义。
五、美联储主席被置身于“水生火热”之中
麦克凯的行为让委员们无法容忍，尤其是一向以铁腕著称的埃克尔斯。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具体是什么，除了他的秘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事情很快便明了起来，埃克尔斯将上次总统在白宫与美联储主席及委员们密会时的会议记录向新闻界公开了。一向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埃克尔斯，从来都不打算向任何人低头。
只是，埃克尔斯这样做会让现任美联储主席麦克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本来一直被隐蔽处理的矛盾，现在一下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可想而知会引发怎样的轰动。杜鲁门有些措手不及，他立即叫来大法官文森商议，而文森向总统推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时任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的安德森，此人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之后，便成了财政部的一把手。只不过，当下他却要卷入一场非常棘手的争端之中，这件事情有多难办，让他在二十多年后仍旧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双方都不愿意和斯奈德谈判，所以我坚持杜鲁门授权给我，由我告诉财政部该怎么做。”
埃克尔斯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向媒体泄露会议记录的情况，他说：
“把财政部与美联储的争议公之于世，引发国会讨论，造成的长期影响难以预测。”不过，他并没有后悔过，因为事情很快便向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2月7日，联邦市场公开操作委员会向杜鲁门致函，并说：“身为美国总统的
你，和身为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的我们，都在无意间卷入错误态势中，让美国大众看到，你以为你要求我们去执行我们认为违反自己真正意愿的政策。我们却以为，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不但质疑你，并抗拒你的期望。”
麦克凯的处境尴尬而艰难，他没有理由将自己在整件事情中的责任洗干净，却也没有什么更有作为的行动，只是在银行委员会及经济联系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会议上亮了个相，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之前他甚至都不会去出席听证会。
这个会议的重要变化就是，财政部派出了财政部次长威廉·马丁出席，他之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他的作为和名声早就受到政商界的一致认可，此时，斯奈德让他出来解决问题，倒也不失为一个保险的举措。
在这种局面下，美联储逐渐占据了上风，毕竟真正会造成士兵、水手和生产工人战时购买的公债价值降低的原因，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毕竟资产价值最后会比资产价格重要。因此，财政部的低利率主张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连民主党知名人士都出来支持美联储，曾任经济学教授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道格拉斯发表演说，督促“美联储提高警觉，执行我认为国会希望该会拥有的职责”。
关键时刻，斯奈德住院了，财政部便以斯奈德的健康为由，要求美联储在其住院期间不要提高利率，从而改变政府证券市场的现有状况。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缓兵之计”，反正杜鲁门的大招马上便放出来了。
2月26日，杜鲁门召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包括所有重要部门的头头脑脑，如国防动员局局长、财政部次长马丁、证管会主席、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全体人员以及总统特别顾问斯蒂曼。
在会上，杜鲁门向所有人宣读了一份备忘录，并特别强调，这份备忘录在会后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公开，备忘录呼吁组成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动员局长，其职能只有一个，就是解决财政部和美联储当下的争端。不过，备忘录又强调，总统“期望在研究期间，不要尝试改变利率模式，以便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六、先知马丁：精心出炉《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
杜鲁门的大招似乎放得有些不及时，因为马丁在此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事情的解决办法。他仅与住院的斯奈德简单地讨论了一下，便和美联储的委员们达成了一份全面协议，并且“调解人”安德森把这个协议拿给了杜鲁门，总统也没有表达任何意见，直接批准。
于是，在总统的建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时，2月28日，相关人员就对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做出口头说明，两天后，正式文件已经形成，即《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意在通过公共债务货币化，尽量减少创造银行储备金，同时确保政府的需要得到通融。”换言之，财政部同意小幅提高利率，并允许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有些许的灵活性。此后，大多数利率为2.5%长期公债要收回，被利率为2.75%、不能销售的公债取代。除此之外，今后谈到维持市场秩序时，不再提及维持财政部任何债券的面额。不得不提，在协议的最后一点中这样写道：“有关协议的公开声明必须简短，以财政部为导向，不涉及政治。”
在这个协议的形成过程中，麦克凯依旧不是主力，起到关键作用的仍旧是前主席埃克尔斯。而此时，埃克尔斯虽然不当主席了，但仍在联储会里有一席委员之地，名义上退为次要角色，他的威望、资历、魄力，却往往在联储会内部实际上唱主角，足以掩盖身为主席的麦凯布的光彩。
《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的签署，基本解决了政府与美联储控制权的争端，政府控制利率的时期宣告终结，同时，为之后独立的美联储铺平了道路。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评论马丁，认为他确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当然，埃克尔斯所做的努力也是不能抹灭的。
斯普劳尔在10年后写信给《纽约时报》的罗桑，他说：“叫做协议是客气
话，实际上，这几乎完全是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的声明，说明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债务管理的相关领域中准备做哪些事，不准备做哪些事……我认为，马丁对这份协议的贡献，是促使财政部长向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开出的条件屈服。”
这里不得不说，马丁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麦克凯之后，他要走上美联储的舞台，并且这一走就是19年之久。而在解决这次争端中，他的表现被所有人看在眼里，这为他今后在美联储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大大提升了他在美联储中的地位。实际上，他主张形成的这份协议，客观上成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正如斯普劳尔所说的：“在这份协议之前，财政部主张在双方职权重叠的领域中，财政部拥有主导权；美联储则挑战这种主张，并促成双方在这些事务上平起平坐，显示美联储不只是虚假的独立而已。美联储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宣称，他们在货币事务方面拥有独立性，可以背离政府的整体经济
政策。”
在这些大神面前，麦克凯显得暗淡无光，不过，令他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还是他的软弱，这是性格使然，又能怪谁呢？
第十章杜鲁门更需要一个经济智囊，而不是美联储
自CEA成立的几十年来，它也饱受争议。有人认为CEA是智慧的来源，政策的锦囊。也有人认为它是自由经济的绊脚石。平心而论，在经济日益复杂、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环境下，CEA确实是美国政府不可多得的助手。
——马克·戴维斯
一、第一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美国，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便是经济，不过，美国经济复杂而难以预测，但对联邦层面的行动又非常敏感，诸如政府支出、税收、关税、利率以及对各行业的政府补助等。这些问题不仅普通人不容易理解和驾驭，同样身为总统也未必都能很好地理解和决策，因为总统也可能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经济的专业知识。
杜鲁门尤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在上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经济智囊。1946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作为政府专设咨询机构成立，并任命埃德温·诺斯为第一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埃德温·诺斯当时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自1923年以来他一直同这个学会有密切的联系。诺斯是一个受人们尊敬的、温和的保守派，有学术界的背景并且是农业经济专家。在此以前，他没有在政界服务过，并以他客观而无党派偏见的立场而自豪。这也是杜鲁门的用意，他想选择一位专家而不是党派维护者来出任。
在选择成员的问题上，杜鲁门仍旧非常有“个性”，另外两位成员与诺斯完全不同，无论是他们的背景还是学术领域，比如副主席利昂·H.凯泽林，他年轻有为，当上副主席时只有38岁，但其背景和经历很复杂。他早先当过律师，后来攻读经济学博士，1933年进入罗斯福政府工作，是新政的忠实簇拥者。先后任职于农业调整局和几个公共住房机构，在立法起草方面也积极参与，1946年的就业法他就提出不少建议和意见。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他与纽约州参议员瓦格纳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在三人委员会中，凯泽林是最倾向自由派的，也由于他从政多年，使其具备了极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敏感性。
而另一位委员约翰·D.克拉克则又不同于前两位，他的主要职业经历都集中于商界，直到40多岁时才辞去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的职务。之后，他开始重拾学业，193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转到学术界。除在大学任教外，也曾在怀俄明立法机构效力过，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支持就业法的参议员约瑟夫·奥马霍尼，也是由其引荐他来到杜鲁门身边。
对于这样的搭配，杜鲁门总统是十分满意的，他在回忆录中说：“还在法案通过以前，我就已经同预算局局长讨论到关于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委员会必须同预算局局长密切合作。可是，一直到1946年7月才确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人选。我任命了约翰·D.克拉克博士，利昂·H.凯泽林和埃德温·诺斯为委员，由诺斯担任主席。”
“这三位都是资望极高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观点是十分不同的，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将保持着大相径庭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我在任命他们的时候就知道。我认为，正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时，便能适当地加以选择。”
然而，这样的安排仅是杜鲁门的美好愿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矛盾和争执取代了真正的职责。
二、良好的愿望却导致了相反的结局
本来想听到更多方面的对于经济发展的建议或者意见，没想到这却成为了经济顾问委员会内部分歧的直接原因。
诺斯与其他二人关于委员会的性质及职能的理解大相径庭，诺斯以一个纯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的咨询意见。他不希望将复杂的政治因素渗入到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也极力避免充当决策者和倡导者。而凯泽林和克拉克则不同，他们认为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才是自己的主要职责，这一点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无异。
此外，主席与其他二人的矛盾集中在了是否去国会作证的问题上。
第一次作证是由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当时，该委员会要对杜鲁门政府为复兴欧洲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进行听证。在制定马歇尔计划时，诺斯曾经直接参与过，因此参议院要求他出席作证。结果，诺斯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坚持认为一旦出席一个国会委员会，就会损害他同总统之间的机密往来关系。不仅如此，他觉得经济顾问委员会应当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提出建议上，而不要充当倡导者的角色，否则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门知识的科学性就会遭到怀疑。
此后，他拒绝出席所有国会的听证会，甚至连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对经济报告作证也拒绝参加。这让凯泽林和克拉克更难以接受和认同，他们认为履行政府计划受托人的职责是顾问委员会应起的一部分作用。不过，碍于总统的含糊其辞以及维护委员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他们选择了支持诺斯，也没有出席作证。
然而，诺斯却有些不识时务，他在演说中讨论到是否作证的问题时，公开批评了他的同事们，这让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激变并公开。
随之而来的是1948年杜鲁门再次竞选，在这档口他不想出现任何不利于连任的消息。一直以来，美联储对于通货膨胀的言论让他十分反感，而此
时，他却想迎合这种言论。于是，杜鲁门要求在夏季召开政治大会，在11月选举之间的空隙中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这种安排也是以参加竞选为目的的，为的是让共和党控制的美国第八十届国会为反通货膨胀的失败负责。
当然，要想达到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听证会上的作证尤为重要，如果他们支持总统反通货膨胀的8点计划，那么这将有助于民主党人把这件事变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筹码。然而，杜鲁门亲自认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诺斯却不买账，他仍认为这不是委员会的职责，所以拒绝出席听证会。
问题变得有些棘手，其他两位成员也越来越忧虑，他们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经济顾问委员会很可能会失去国会的支持，尤其是国会削减预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决定做些改变，主动去修复与国会的关系，从而确保经济顾问委员会不会因此而被解散。
1948年8月3日，杜鲁门也做出了明示，他鼓励但不要求委员会成员作证。虽然有些客套，但中心是明确的，凯泽林他们当然懂得。于是，凯泽林和克拉克8月4日第一次在国会露面，参加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听证会。这着实是一次不小的改变，要让这种行为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传统，之后只要被要求就政府有关计划作证时，他们都同意出席。自1949年开始，他们甚至经常为讨论总统经济报告出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
一切改变都变成事实，只有诺斯还是如故。这样做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辞职不干。1949年10月，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诺斯向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并于1949年11月1日获得批准。即使这样，他从来都不隐晦他辞职的原因，并仍旧公开抨击说：“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知识的科学性对咨询至为重要的要素被阉割了，而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则置若罔闻。”
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诺斯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可见，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
三、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蜜月期”
其实，从一开始杜鲁门就选错了人，诺斯对于他的“公平施政”很少同
情，还经常公开发表演说来批评杜鲁门和他在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所倡导的经济政策。而凯泽林则是新政的信徒，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赞誉有加。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不二人选。在凯泽林主政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期，凯泽林在国会各委员会作证时对支持杜鲁门政府起着更为公开的作用，与诺斯不同，凯泽林认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总统经济纲领在国会中的受托人。他拒绝接受诺斯关于客观性和无党派性的主张，宣称委员会是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应当同政府行动一致。
这一时期，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主席之间建立起了比诺斯更加亲密的关系，凯泽林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合作也比诺斯更有效，他保持着同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以及查尔斯·墨菲的密切接触。
在接受《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访谈录》的采访时，凯泽林这样描述自己和杜鲁门之间的关系，他说：“自从我成为委员会主席以来，我想不起杜鲁门在任何重大事情上不接受我的建议，不管是对是错。杜鲁门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不同于来自别人的建议。财政部像是一个州的皇帝，我说一个州是因为它应付的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局。总之，总统们以前一直向国会送交经济计划，但是他们的顾问们一直是部门的负责人。成立委员会的设想就是要有一个经济参谋长，他的任务是综合处理，把各部分筛选出来然后装配在一起成为一个总计划。我记不起有总统不接受我的建议而接受约翰·斯奈德建议的重要事例。尽管就私人关系说他比我更亲密（实际上斯奈德和我很少分歧），他采取这种方法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原则是支持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项工作的性质而选择的人；第二，因为他感到需要这种帮助；第三，主要是因为在我的经济观点和杜鲁门的经济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自然的相互同情。”
而当被问及他对杜鲁门有什么影响时，凯泽林底气十足地说：“这个问题第一涉及我同杜鲁门的接触以及我对杜鲁门影响的性质。这个问题对杜鲁门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不管对错，他认为这个人是政治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应当通过这个人得到基本的建议。我们有一个体系，借助它我们得到各部门的信息，我们总是先把经济报告草稿散发出去并把正式文本送给他们。我们还有工作班子一级的在每一个领域的部门间联系委员会。我自己则经常和各方面在最高层以及内阁会议上见面。所以他们要说什么我是知道的。而如果他们的意见与我不同时，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见总统。杜鲁门是很容易接近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很多人必须接近。如果我在任何时候拜访马特·康纳利并且说：‘我能见总统吗？’他从不说‘我将给你回话’而是说‘星期三8点钟，星期四10点钟’。我总是单独谈半小时。这是我从不滥用的进行接触的一条线路并且是很容易做到的。这种会见一年大约有20次。进行接触的第二条线路是通过内阁会议，上面我已说过。第三条进行接触的线路不管是对是错是在正常线路之外，杜鲁门为其他目的约见我。我帮助他起草有关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的演说。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有一批人围桌而坐，包括克拉克·克利福德、戴维·劳合以及查理·墨菲。杜鲁门头两年当总统同后来是不一样的。头两年他多少有点褊狭，缺少对全局的把握。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咨询意见。正如你能回忆起的，头两年他的经济政策并不理想，但是在1946年选举以后，当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之
后，他从政策到政治都觉醒了过来。他任命了一个小组，每星期一晚间见面，从1947年到1952年他决定不再竞选为止。这个小组由现在称为健康教育福利部的负责人奥斯卡·尤因当主席，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奥斯卡·尤因、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这件事表明对经济政策总体作用的承认。参加者还有查理·布兰南，他后来当了农业部长、劳动部副部长戴维·莫尔斯、内政部助理部长杰比·戴维森以及一两个其他人。它是一个小组，每周一晚间在沃德曼公园尤因的家里吃晚饭，讨论三个小时。这种聚会所讨论的都是一些高层次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应该做的，凑巧遇到的第一件事是对《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应当做些什么。这个小组通过它的每个参加者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影响。他给会见杜鲁门的人提供一种一致的立场。它对克拉克·克利福德有帮助，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见总统。我试图勾画在这个小组中谁更重要，是克利福德还是我。克拉福德在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的事要做，我对克利福德如何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的事要做。我不知道谁更重要一些。我不认为任何人会比绝顶聪明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做得更好。我也不认为任何人能像委员会主席那样取得良好的结果。”
显然，杜鲁门将经济顾问委员会真正当做了自己的“经济智囊”，虽然不会言听计从，但也是遵从有加。这也算是实现了他设立经济顾问委员的初衷。
四、在“扩张经济”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要说凯泽林在早期的确为总统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有时是在尤因小组时期对“公平施政纲领”的提出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凯泽林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开始越来越热衷于一些不在经济顾问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比如，他尽一切可能使他自己成为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成员，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尤其如此。在他的带领下，经济顾问委员会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政府之外，经常与代表企业、劳工、农业和消费者的咨询团体接触。
不仅如此，凯泽林非常喜欢与新闻界打交道，他总是热衷于通过公众媒介公布委员会的工作并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的经济观点，比如，他开始提倡“国家繁荣预算”，旨在通过这种预算为经济的增长和扩大确定合理目标，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让经济实现长久的稳定。他还认为，不应当为了维持短期的物价稳定而牺牲平衡的经济增长，某些通货膨胀在经济扩张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长期的物价稳定对它必须容忍。
这样的说法与杜鲁门及财政部长斯奈德的观点似乎异曲同工，他们都希望维持长期的经济扩张。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凯泽林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总统经济报告，报告承认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并允许产生一个经济的调整期，但更强调经济增长的乐观目标。报告没有要求减税和增加开支，却一味地强调在未来几年要平衡预算，减轻债务负担。
对此，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共和党少数派，对政府把报告用于政治目的并继续回避对衰退的责任持高度批评态度。他们也对凯泽林把扩张主义看做医治经济病的药方表示怀疑。批评者认为，这个报告缺乏中心以及明确的目标和政策，而这些对经济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面对迎面而来的批评和质疑，凯泽林没有反思，相反，他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朝鲜战争已经迫使全国把反危机转移到了应付战争的紧急需要之上，因此，即使冒着发生破坏通货膨胀的风险也要实行扩张经济。
杜鲁门接受了凯泽林的扩张主义政策而不赞成实行管制。起初，这种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物价的稳定，但随着战争的升级，朝鲜战争速战速决的愿望落空，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许多经济观察家发出了警示，他们认为战争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如果再不实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膨胀性的“工资和物价”盘旋上升将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凯泽林却无意接受这种观点。实际情况却是，到1951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开始丧失其影响，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前用于扩张经济的各种动员组织皆被接管，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开始退让，物价和工资管制立即开始实施。
眼看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影响力不复存在，凯泽林转而将视线投向“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利率之争”上，他想通过财政部来给美联储施压，以继续维持他扩张经济的政策。然而，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达成了“协议”，这在前面曾详细记述过。这下，凯泽林彻底被孤立起来，连同他的扩张经济政策彻底被人遗忘。
在凯泽林领导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由于没有对经济决策起到积极的作
用，越来越受到国会内保守派的批评。1952年，在国会考虑1953年预算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预算被削减了25%。这意味着什么，估计连普通人都能想到。如果不是参议员约瑟夫·奥马霍尼从中周旋，在预算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允许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头9个月使用剩下来的资金，恐怕经济顾问委员会用不了多久就会面临“断顿”的现实。
现在问题暂时被解决，而接下来，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他就是下一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虽然杜鲁门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却收效甚微，本以为经济顾问委员会能够成为真正为自己所用的经济智囊，而不是像美联储处处与自己背道而驰，不成想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委员会，自身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以至于无暇也无能力顾及总统的问题。
第十一章“冷战”思维及欧洲复兴
我们懂得，我们不能在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界中分享繁荣，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经济困扰无论出现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暴力政治的诞生地。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觉得，向正在医治因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而遭受损伤的朋友和同盟者伸出援助之手是正确的。
——马歇尔
一、“杜鲁门主义”敲开了冷战的大门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国会两院经过辩论后，分别于4月22日和5月8日通过关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帮助它们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杜鲁门主义”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被学者认为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这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在此之外，美国一直将苏联视为盟国，正如杜鲁门所说的：“过去我们同苏联的协议，一直是我们单方面在让步”。现在，杜鲁门要改变这一切。
实际上，早在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关于“铁幕”的演说，就揭开了“冷战”序幕。此后，英国因无力对希腊政府镇压希腊人民革命武装继续进行援助，于1947年2月21日由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于3月底停止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希望美国填补它撤退后留下的“真空”。英国的这一表示为美国扩展势力和执行以实力“遏制”苏联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当然，美国人之所以敢公开与苏联对抗，凭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其政
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经济自不必说，到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霸主。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原子弹，这成为了美国叫嚣世界的强大靠山。正如美国著名当代历史学家加尔·阿尔裴维茨所说的：
“杜鲁门当时提出强硬主张的资本是美国率先拥有了核武器，而且当时还是处于独家垄断地位。如果没有核武器，冷战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做任何事情都必有一个原因，美国做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只是为了显摆自己的强大。从表面来看，杜鲁门主义是为了遏制来自苏联的对东南欧的威胁，将世界划分成自由民主和极权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对此，杜鲁门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他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于是，在杜鲁门的鼓吹下，美国民众纷纷支持并为总统大唱赞歌，认为他是拯救美国、欧洲甚至整个人类的英雄。“共产主义红魔一日不除，世界就永无宁日”，正如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总统咨文时说的，“我们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愿意帮助自由的各国人民摆脱极权体制的控制，保障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因此，我呼吁美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势力发展迅速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以抵挡‘共产主义的颠覆’。”
实际上，“杜鲁门主义”仍旧是出于经济的考虑，用“杜鲁门主义”来给一个巨型的援助计划提供理据，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防止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崩溃。此后，这样的计划扩展到全球范围。杜鲁门作为美国总统，总是在共产主义斗争的必要性的说法上兜圈子，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无论有没有共产主义，西欧的经济都会经历严重的困难。美国人并不太明白战后重建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之类的复杂问题，但是他们很容易理解反共
主义。
而杜鲁门却从不打算藏着掖着，他坦率而直接地说：“如果国家控制的经济形态（如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扩张不被制止，私人企业所依靠的开放的世界市场得不到恢复的话，一场萧条就会发生，而且政府就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然后我们就只好告别我们的传统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利益驱使下，马歇尔计划才有了诞生的土壤。
二、马歇尔计划的“阳谋”
提到马歇尔计划时，人们特别喜欢一句话“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复兴了欧洲，却照亮了自己”，与其说马歇尔计划有阴谋，不如将其称为“阳谋”，虽然美国人有阴谋的打算和动机，但其结果却是积极的，毕竟欧洲复兴了，无数难民免于死亡的威胁……这些都是可以放在阳光之下敞开来说的。当然，说到马歇尔计划，就不得不提一下马歇尔本人。
马歇尔全名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他本人就是一个传奇，参加过一
战，1939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帝国，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时代》周刊称之为“祖国的托管人”。“二战”结束，马歇尔本想解甲归田，但是杜鲁门向他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让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一职。
有理想和抱负的人怎可轻易停下自己追求的脚步。1947年1月，马歇尔就任，三个月后他便前往苏联，与老朋友斯大林会面。马歇尔此行的目的不是叙旧情，而是协商关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问题，他希望苏联能够接受美国援助，并与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共同实现复兴欧洲的计划。
虽然斯大林曾亲口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说过：“我信任马歇尔，就像我信任自己。”但是，这时他却面无表情，对马歇尔的复兴计划毫无兴趣。
不过，苏联不参与并未让他放弃，在去苏联之前，他先到了法国和德国，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人们，他们流离失所，随时都会死去。整个欧洲大陆充斥着死亡和毁灭的味道，因为不断增长的高失业率、食品短缺等，导致各国接连不断的罢工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到1947年，欧洲经济一片萧条，没有任何增长的迹象。农业生产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
战后的欧洲，俨然成了废墟之上的人间地狱。马歇尔回国后，在一次全国广播中强调西欧需要继续帮助。他说：“病人正生命垂危，医生却不慌不忙。”讲完话，他立即找来了乔治·凯南，彼时他是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对欧洲的情况了然于胸。因此，马歇尔没有多说，便直入主题，让他在两周之内草拟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太琐碎”。
凯南一口应允，并找来些帮手，他们都是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杰出专家和人物，包括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政治学家托马斯·布莱斯戴尔，经济顾问保罗·波特等。不过，在整个计划制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
克莱顿的家族是美国的棉花大王，二战爆发后，他弃商从政，并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是美国战后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全程参与了制定《关贸总协定》。长期经营企业的经历让他对经济问题深以为然，他认为，“大多数的战争源于经济问题，自由贸易能够鼓励世界和平，但保护贸易很可能带来更多的猜疑和敌视。如果商品不能自由跨越国界，士兵的靴子就会踏过国界。”
很快，马歇尔计划初步形成。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应邀来到哈佛大学举行的第286届毕业典礼，他做了一次历时15分钟的演讲，宣告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做好了准备。不过，他在演讲中并未提及具体的援助细节和数据。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起，到1952年止，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四年，是欧洲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20年的空前发展。此外，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催生了美国和西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巩固和推进了北大西洋同盟，并使之持续到冷战终结。最后，马歇尔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起，在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的自由贸易。穿书吧
正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马歇尔援助是输血，它维持了软弱的西欧经济，并使欧洲经济具有促进其本身复兴的力量。”
欧洲复兴了，受益的是美国，其不仅为美国商品扩大了海外市场，而且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种种迹象表明，这为增加美国出口，缓解国内经济改革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加强了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控制和支配能力，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为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就好比一个富人周围如果都是穷人，那么，这个富人的好日子就不会太长，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消费，富人就没法获得丰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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