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分最高的首任美联储主席
第五章临危受命，埃克尔斯走进美联储
一出悲剧，塑造一位英雄。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一、谁的美联储？谁说了算
林肯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银行为什么会让林肯如此“反感”？这就得从银行的实际控制者说起。实际上，无论是当初的第一、第二银行，还是后来的美联储，在最初都是由少数金融寡头发起设立，在最后的运行当中也是由这些银行家说了算。
不过，美联储似乎对此从不公开承认，对于美联储究竟“是谁的，谁说了算”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格保
密。这样的安排总是令人不悦的，尤其是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赖
特·帕特曼，他在长达40年的任期里，有20年以上是在为一件事“斗争”，即要求美联储公开股东名单，并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
不过，帕特曼在他退休时，仍没有达成所愿。这个秘密最终得以大白于天下，还得益于《美联储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他经过将近50年的探究，最终获得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在这些证据显示下，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
1955年，这两家公司进行合并，成为如今人所共知的花旗银行，至此可以断定，花旗银行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这表明，花旗银行在美联储主席人选认命上有着决定权。
除了上述两家银行外，还有四家银行拥有纽约美联储的股份，它们分别是：保罗·沃尔克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
这样算下来，这六家银行持有纽约美联储40%的股份，到1983年，所占比例进一步增加到了53%。股权划分后，它们分别占有比例为：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从这些铁的数据上就能很轻易看出，究竟谁才是美联储的主人？谁在美联储真正说了算？因此，在1934年之前，美联储并不是没有主席，而是纽约美联储的主席就是美联储的实际当家人，比如本杰明·斯特朗、尤金·梅耶。
1933年，尤金·梅耶从美联储辞职，之后，国际银行家们就“退居二线”，不再直接出任美联储主席，而是转到幕后，并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自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美联储的权力也逐渐向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集中。
于是，第一个被挑中的主席就是马里纳·埃克尔斯，他于1934年到任，到1948年卸任。单从他任职的时间范畴来看，就可以看出，他的任期是多么艰难，多么丰富多彩……
二、学历不高的“苏格兰移民”
从1929年到1933年，历时4年之久的“大萧条”让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在1932年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中写道：“这个伟大、古老、一直是成功的社会的成员们正在自问：西方生命及其成长的长期历程，是不是在他们的时代很可能将到
终点？”
怀疑归怀疑，问题还得解决。美国选择了罗斯福，美联储选择了马里
纳·埃克尔斯。埃克尔斯除了没有受到过什么正规教育外，其他条件和经历并不逊色。虽然他的父亲从苏格兰移民来踏上美国土地时身无分文，但是凭借着两代人卓越的才华，一样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商业帝国。
在任美联储主席之前，他的身份是犹他州的银行家，也是第一证券公司的总裁。正值1920年至1921年农业萧条时期，埃克尔斯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了若干家银行，并将这些银行组成新的家族投资信托公司，即第一证券公司。除此之外，在埃克尔斯的商业集团中还包括宠爱奶牛公司、山州执行公司、合并蔗糖公司等。m.chuanyue1.com
当然，这些在他当上美联储主席之后，就都得放开，因为国会曾专门就他是否可以在拥有犹他州这些银行的同时在美联储任职进行过专门讨论。在美联储此后的传统中，基本上每届主席在走上舞台前，都要与之前的职业生涯彻底告别，国会会专门就此进行审议和监督。
无论如何，谁在1934年来当这个主席，都不会是太轻松的事情。先前美联储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施政都为人诟病，如何拯救美国经济，如何重振美联储的名声，现在都是埃克尔斯需要面临的问题。
很快，埃克尔斯的伟大之处在大萧条时期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准确地看出，货币政策不可能在真空中实施。他向罗斯福政府提议，在当时情况下，为了使经济摆脱大萧条的阴影，除了积极的货币调节之外，财政刺激，也就是超出税收的开支，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斯福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在埃克尔斯的帮助下，让美国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之上的。
比如，1935年出台的《银行法》就是埃克尔斯的提议，因此该法案也被称为《埃克尔斯法案》。该法案一经出台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重振了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加强了联储会制定并且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因此，后人都这样评价埃克尔斯，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确保联储会独立于政府影响之外不受财政部左右中所做的努力。
不仅如此，在埃克尔斯的影响下，1935年的《银行法》创立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银行法》规定，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不得同时成为联储会成员，这就完全隔绝了白宫插手美联储独立决策的可能性。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财政部长辛德要求美联储继续锁定利率，埃克尔斯则明确给予回击。他分析说，这种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确帮助了财政部调动支援战争的财力，但是并不适合于战后时期。埃克尔斯直截了当地说：“它会使美联储成为一个通货膨胀的引擎。”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功绩，才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相当之高，认为他应该是美联储历任主席中得分最高的人。
三、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救赎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他肩负起了应对“大萧条”的重任。临危受命的罗斯福说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要以此来勉励自己，要忘记并藐视恐惧，这样才能最终战胜恐惧。
面对日益凋敝的经济局面，罗斯福很快出台一系列拯救危机的金融政策。
首先，推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
1933年，《紧急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提到，要施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与此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此成立。这个条款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方案，两年后，也就是在1935年的《银行法》中才将其永久化。这项保险于1934年1月1日起生效，联储的成员行必须参加。1963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公开表示，6个月内，15348家商业银行中的14000家，占有全部银行存款的97%，购买了联邦存款保险。最初的保险额度为每个储户最多为2500美元。
除此之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批准了罗斯福总统3月6日关于关闭银行的行政命令，而且授予总统以更大的权力来处理信贷和货币问题；授权财政部长把所有的黄金和黄金证券转入国库，用纸币与之兑换；授权通货管理审计长任命监督官员负责审查，重开或清算被关闭的银行；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发行联邦储备券以抵付政府债券、商业债券及银行的兑换；授权银行发行符合复兴金融公司认购条件的免税的优先股票；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在一年内以高于现行贴现率1%的条件，在确有财产作抵押的情况下贷款。
3月10日，罗斯福总统命令禁止金币、金条和黄金证券的出口，除非有财政部长签发的许可证。为防止投机，银行被禁止进行外汇交易。为了恢复公众对银行信任，罗斯福于3月12日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他向公众许诺，从3月13日起，经过政府审查合格的银行将陆续重新开业，并呼吁人们不要去挤兑现金，尽管银行能够满足一切兑付现金的需求。
根据《紧急银行法》的规定，2500万美元的联邦储备券进入了流通，到12月为止，共有超过2亿美元的联邦储备券进入流通领域；复兴金融公司购买了13亿美元的银行股票。联邦储备银行也贷给非储备银行和托拉斯，帮他们恢复信用。银行重新开业当天，发行了一种国库券，一天之内就被超额认购。银行重新开业后，存款超过了取款，恐慌被制止了，银行恢复了信用。
效果比预期的更加突出，到1933年4月初，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到银行，储蓄超过提款；储藏者也陆续将黄金送返联邦储备银行，金融秩序基本趋于稳定。
这让一向对罗斯福不屑一顾的胡佛非常沮丧，虽然这项银行拯救计划草案是在他的任期内起草的，却最终成就了罗斯福的政绩。雷蒙德·莫雷则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在8天的时间里被挽救了。”
有人欢喜有人忧，昔日华尔街的代言人尤金·梅耶，发现自己与新政府格格不入，于是在3月底向总统递交了辞职信，离开了纽约美联储的位子。此后，哈里斯便成为了银行家和白宫之间的中间人。
其次，放弃金本位制度。
与1926年相比，1933年3月，美国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仅是当时的59.6%，农产品价格指数只有40.6%。这样低的价格指数，让定约在以前较高价格水平上的公私债务负担尤显沉重。而要想提高价格指数，减轻公私债务负担，金本位制首当其冲就得停止。
为了终止金本位制，4月20日至28日，罗斯福接连发布行政命令，把禁止黄金出口的规定范围扩大到了一切黄金国际交易中，并规定，除联邦储备银行外，任何团体和个人均不得握有黄金和黄金证券，对收藏者有特殊价值的金币及用于艺术品中的100美元以下的黄金证券除外。6月5日，国会通过了一项两院联合决议，宣布废除公私债务中的“黄金支付条款”，规定政府和私人债务中的黄金可用“法定货币”偿还，债主必须接受。
经过一番努力，罗斯福正式取消了金本位制。这样做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了商品价，并彻底根除了银行挤兑的因素，确保了银行体系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最主要的是，放弃金本位，使得美元恢复灵活汇率，增加了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的自由度，不需要再为了维持国际汇率而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当然，这样做也很好地控制住了黄金外流。最终，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在一个多月之内，从2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准备金比率则从45.6%上升到59.7%。由于黄金储备在国库中，资金无法抽逃，财力未被分散，为日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和赤字财政实施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最后，美元贬值。
为了促成美元贬值，罗斯福首先在法律方面寻求了依据，最终他找出一个内战时期颁布的、允许政府以可变价格购买黄金的法令，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得了购买黄金的权力。此外，他还运用《复兴金融公司法》，成立了一家独立的公司，其主要职能就是购买黄金。所购得的黄金最终都作为了国库向该公司贷款的担保。
一切准备妥当，10月22日，政府购买黄金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随着黄金价格的不断上涨，每一盎司兑换美元的数量也不断攀升，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随着水涨船高，而美元的价值则开始贬损。9月份，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为20.67美元，到10月25日，涨到了31.36美元，进入12月，攀升至35美元的新高度，美元的实际贬损率达到59.06%。
在美元不断贬值的同时，国内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则上涨22%。同时，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对外贸易逆差缩小，使债务人、特别是农民的债务负担减轻了将近一半，而国库由于保有黄金量攀升，使得政府直接获利28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成为稳定国际汇兑美元比价稳定基金，6.45亿美元被用来付清国民银行的债券，1.39亿美元用作联邦储备银行向工业贷款的基金。
在政治上，联邦政府也赚得“满堂彩”，由于联邦政府得到了实际拥有黄金的权力，并具备了宣布公私合同中黄金支付条款无效的权力，以及固定黄金价格的权力，最终，长期以来被国际银行家把控的国家货币主导权顺利交到了联邦政府手中。后来《银行法》和《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巩固了联邦政府控制国家货币政策的权力。
经过一系列的救赎政策，到1934年，美国的失业人数比1933年初减少了400万，至少提供了600万个工作岗位；1935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则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70亿美元；1936年，工商业倒闭企业的数量则是4年前的1/3。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6年上升到121。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30亿美元，银行体系安然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50%以上，道琼斯指数上升
了80%。
以上这些就是罗斯福“新政”中金融政策方面的举措。罗斯福“新政”被称为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它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渡过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资本主义得救了，也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第六章凯恩斯主义者的美联储“新岁月”
“就长久而言我们都会死”，但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将永远载入历史。
——凯恩斯
一、从凯恩斯主义到凯恩斯时代
著名新政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说：“马里纳·埃克尔斯的话表明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有些新政派政府开支论者、特别是劳克林·柯里显然接受过凯恩斯学说，而另一些则无疑间接受到凯恩斯影响。”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中就包括罗斯福总统。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于《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不仅如此，1934年6月，凯恩斯亲自去美国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他怀揣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到总统办公室，他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回忆说，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
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凯恩斯将利害陈述得非常清楚，但是罗斯福却仍旧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不过，罗斯福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凯恩斯对他们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3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由于凯恩斯的观点“超前”，以至于他离开很久之后，与之接触的华盛顿要员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
犹新。
其实，早在大萧条之初，凯恩斯就对美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关心政府做出的每一个拯救行动。1932年，罗斯福和民主党在竞选中反复向选民保证，未来将会确保平衡预算和健全货币政策，凯恩斯一向认为预算平衡无益于经济繁荣，于是他在5月号的《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世界经济展
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富裕危机”。
实际上，罗斯福在行动上已经迈出了一步，他在上任之初宣称：“只有在美国公民出现饥荒或极度需要政府拨款的情况下……才允许政府预算失衡。”这也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余地，好让他在刚到任的几个月里施行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计划有所依据，比如，当时他极力推行的失业紧急救助计划和其他旨在恢复美国经济的计划，都会造成大规模的财政赤字。
只不过，这时的罗斯福在内心仍旧还存在一些疑虑，不相信真实效果是一回事，迫于支持率下降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了获得“大笔消费者”和“预算平衡者”的支持，因为二者任何一方均有能力左右政府的决策，所以罗斯福的言论显得左右摇摆不定，有时候支持一方，而有时又会偏向另一方。
这让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埃克尔斯有些不满，他说：“有时候下午和晚上的矛盾言论听起来不禁让我们怀疑新政是否只是一句口号，或者罗斯福是否真的不懂得什么是新政。”不过抱怨归抱怨，他不可能直接向总统施加压力。于是，他只好凭借自己在美联储的影响力来逐渐影响总统的看法。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所有的努力皆因罗斯福的妥协而受挫。
埃尔克斯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总统对两种彼此矛盾的理论都喜欢，因为他自己也不能真正地确定到底想要往哪里走。为了进一步对总统施加影响，他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担任美联储研究主管，他的名字叫劳克林·柯里，他到任后便立即招募和更换了一批美联储研究员。
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凯恩斯主义真正为罗斯福所接受并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他的“新政”便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特格维尔，甚至将“新政”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的来临。
二、罗斯福的“二次新政”
1934年6月，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总统的议事日程》的文章，他写道：“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证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1934年入夏，美国政府开支开始增加，到1935年，形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凯恩斯思想。其中，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1934年11月，罗斯福任命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为美联储主席。令人称奇的是，埃尔克斯仅高中毕业，却在未读过凯恩斯著作时，就已经拥有了类似凯恩斯的思想。
之后，在罗斯福第一个任期过半后，他终于开始支持更多新的改革，以期赢得“左翼分子”的更多支持。于是，罗斯福开始转变对大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民主社会中小企业才是中流砥柱，他对选民们发出警示，当前大企业普遍拥有超出想象的权力，必须采取新举措来鼓励竞争，限制大企业进一步扩张。在罗斯福的呼吁和努力下，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
罗斯福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给予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可以说，《社会保险法》所创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部分。
除此之外，“二次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认同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的看法。埃克尔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有责任多花钱，从而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促进经济的增长。政府开支超过收入，对国家而言并不是坏事。”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其也支持了埃克尔斯的这一观点。渐渐地，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这也成为美国此后奉行赤字预算所迈出的第一步。到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联邦政府赤字急剧上升，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里根当上总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希望他能有效控制并削减高耸的财政赤字。
不过，在1935年，几乎没有人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转变，因为他们普遍感觉正是因为赤字，才让经济免于陷入严重的大萧条。
三、紧缩的财政政策与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1936年，罗斯福成功连任，而这得益于农民、工人和下层社会人民的支持。因此，在第二任就职演讲中，他说：“如今我们是否该停下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掉头而去呢？当然是‘不’。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
糟、吃得很糟……我在为你们描绘这幅图景的时候并不绝望。我是满怀着希望在描绘它，因为国家看到了并懂得这幅图景中存在的不公，打算要抹去它。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绝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做是多余的。要检验我们的进步，不是看我们是否给那些富人增加更多的财富，而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穷人提供足够的财富。”
号角吹得再嘹亮，还是得落到实处才行。连任后不久，罗斯福就做了一件事情，让三年和平时期的财政赤字来了个“急刹车”，第一次将预算削减一半，不到半年后，又削减一半。与此同时，美联储也增加了各银行的储备金，吸收过剩储备金并提高利率。
《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曾写道：“1937年，当我们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指凯恩斯）预言我们将又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果然，在平衡预算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美国经济于1937年陷入严重衰退，致使百万人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
凯恩斯赢了，埃克尔斯却输了，他的紧缩货币政策普遍受到指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都认为，美联储不经意间就“帮助”本来羸弱的经济陷入不稳定。
1936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也是埃尔克斯所犯的最大错误。一向以罗斯福亲密合作伙伴示人的埃克尔斯威望开始衰落，对此他自己也有所知觉。他说：“一种濒临毁灭的恐惧感占据内阁中某些高层人物的心，他们破例就我的提议和观点提出质疑。”
与埃克尔斯的境遇截然不同，凯恩斯开始被视为神一样的人物。1938年
春，民主党内争相谈论凯恩斯学说，纷纷表达自己对学说的热爱。与此同时，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从遥远的英国给罗斯福写了封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对于凯恩斯的“好意”，罗斯福的态度虽不积极，但也没有彻底否定，《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在书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大量的赤字开支是办不到
的……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
罗斯福可以不理会凯恩斯，却不能忽略白宫的顾问，他们认为只有凯恩斯的对策，才能解救深陷衰退泥潭的美国经济。于是，罗斯福顺应了“民意”，1938年4月，他又一次发表“炉边谈话”，说：“我将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虽然赤字开支没有凯恩斯要求的数量，但是效果却是明显的，到6月份，经济情况开始明显好转。
四、大转变：不要“借钱太多”，而是“收更多税”
一向以赤字消费第一人自居的埃克尔斯，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变成了“稳健货币者”，他的这一转变为罗斯福圈内要员普遍诟病。因为在1940年至1945年之间，政府支出的60%是信贷资金而不是税务收入。
尽管如此，埃克尔斯仍旧力谏罗斯福不要“借太多钱”，而是“收更多
税”。此时，正值二战最为关键时期，他说：“可以通过吸收银行客户过于膨胀的存款来资助战争，而不能依赖于认为的制造大量货币。只有在战时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水平，才能避免战后出现通货膨胀。否则，一旦有所松懈，极度过剩的货币供给就会变成通货膨胀的发动机。”
埃克尔斯的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9年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上涨了40%，失业率却低得出奇，甚至出现了劳工不足的问题。这就让很多妇女和黑人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实现就业，家庭收入随之增加。普通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增多，但消费的项目却有限，这就促使他们手中剩余的钱越来越多。到1944年，美国个人存款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占总收入的25%。
收入增加促使消费激增，消费繁荣又促使生产势头强劲，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循环。不过，随着控制力的逐渐放松，埃克尔斯关于通货膨胀的预言很快便成真。
194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5%，第二年又攀升至14.4%。不过，这次通货膨胀与众不同，它并没有像其他几次战争之后的物价飞涨那么严重。究其原因，可能是战后膨大的政府债务中有一大部分被用于形成真实资本，即对投资于新工厂和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
增长。
不过，有一点还是令人担忧的，那就是失业问题。
刚转入和平仅10天后，就有180万军火工人失业，有60万登记要求失业补助。1945年8月出版的《产联新闻》报道说：“一场势如燎原烈火的失业危机，本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席卷了整个美国。”不仅如此，从战场归来的一千多万美国退伍军人也亟待就业。同时，美国的出生率持续高水平，使得人口持续增长，这也给美国的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于是，1945年1月，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默里提出了“充分就业法案”，以期建立一种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的“就业权利”，要求联邦政府在经济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时，调整开支水平，为失业的人提供补偿。正如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所说的：“充分就业是未来美国的关键，而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进步永无止境的国家。”
这个法案经过整整一年的辩论，最终于1946年1月才表决通过，因此被称为《1946年就业法》。不过，此时的就业法，与之前倡导的充分就业大不相同，它被严重地修正，所以此时它并不保证充分就业，也不保证其与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社会福利的政府政策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虽然充分就业的愿望大打折扣，但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的思想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不伴随通货膨胀的加速，“充分就业”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也成为了美联储时刻关注的两个课题。
第七章独立之战，开创美联储独立先河
我发现一件令人欣慰的事，那就是如果我早就背叛自己所属的阶层，那么自己能早在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肯定之前就声名卓著。
——埃克尔斯
一、针对美联储“独立”的改革宏图
在很多人眼中，美联储曾经只为两任主席的执政欢呼喝彩，即两位对美联储如何运作产生重大影响并最能体现美联储精神的伟人。其中一位便是马里纳·埃克尔斯，他是一位共和党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私人幕僚中最富创造性思维的人物之一。埃克尔斯曾主持制定新政立法，对美联储做出重大改革，出任美联储主席近14年。在《联邦储备法》诞生70周年时，即1983年，美联储总部两座办公大楼的其中一座，即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这也足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埃克尔斯的尊崇。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美联储所做的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
在埃克尔斯之前，美联储实际控制权在纽约，这在之前进行过介绍。埃克尔斯认为，决策权不能落入分散在12个区的储备银行的银行家手中，因为美联储的货币供给调控应该直接而强有力地影响整个美国经济，而不是为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位银行家的地盘服务。这样做的前提就是集权，将分散的权力收归起来，掌握在一个坐镇华盛顿、隶属于国家的机构手中。
从这一刻起，美联储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它可以控制各地区储备银行，并监督它们的内部事务，可以否定或者无视后者的政策决定，监管一切，从新建筑开放计划到员工工资，再到贴现率变化，凡此种种，事无巨细。
这项政策一出，与预期的一致，受到各银行家的极力反对，不过，以美国银行为首的西部各银行却发出了赞同的声音，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华尔街霸权的受害者。事实上，此时的12个储备银行行长，都变成了华盛顿认命的美联储7位委员的“下属”，当然，纽约银行行长并不在此列，他仍旧拥有一些“特权”。
以上这项改革撇清了美联储与12家储备银行的权责关系，而下面这项改革则让美联储与白宫政治权力划清了界限。其核心是，让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长都被“罢免”为美联储成员。在此后的美联储的运行中，美联储与白宫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界限越来越清晰。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政治内阁无法直接干涉或者参与制定货币政策，总统的要职就是执行美联储的决策结果，却无法直接插手决策的制定。
这样一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真正开始起作用，他们是货币政策的真正控制者和决策者，在12位委员中，有7位是美联储委员，其他5个名额则有12家储备银行轮流担任。这样，在进行公开表决时，美联储就可以以多数票优势通过其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当然，前提是美联储委员们内部要达成绝对的一致。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改变，都会触及一些人的底线。当埃克尔斯决定改革之初，就收到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告诫和支持，他说：“你应该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反对……不过，我不在乎。那些家伙的反对意见我也不打算听。”
埃克尔斯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如果您都不在乎，我也没有理由
在乎。”
正是这种坚决和一致，让埃克尔斯在美联储改革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不仅为美联储恢复了良好的名誉，而且他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央银行自身的经济敏感性。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马里纳·埃克尔斯手下的美联储变成了‘凯恩斯主义在华盛顿的布道中心’。”埃克尔斯在后来也回忆说：“我发现一件令人欣慰的事，那就是如果我早就背叛自己所属的阶层，那么自己能早在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肯定之前就声名卓著。”
可见，埃克尔斯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越早越有益处。
二、自身矛盾之下的“妥协”——出让独立
刚建立起的权威和声誉，被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涂上了阴影。这也是埃克尔斯自身的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强硬地宣称美联储应该独立于政治之
外，一方面却又表示，中央银行应该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即作为由国会和总统制定的财政政策的补充，并应该协助政府信贷。
对此，埃克尔斯解释说：“作为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目标，美联储不能简单地被与世隔绝，它并不是万能的。其整体目标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低失业率以及合理地稳定物价。但在目前形势下，美联储的主要工作是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补充。财政问题继续以过于庞大的财政赤字形式存在，那么美联储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要向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储备金，以帮助政府拥有足够的必须资金，即使出现通货膨胀。”
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出让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从1936年开始，他坚持推行紧缩政策，联邦储备金比率从12.5%一路高涨到25%。这其实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看法，他们认为美联储对经济增长最大的帮助就是“袖手旁观”，货币政策应该最大程度的契合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强行去干扰经济发展的脚步。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美联储一直采取完全消极的货币政策的原因。加尔布雷斯说：“1937年的行动是美联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因为其在今后15年里没有展开过任何一次类似的行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美国大肆举债达到千亿美元之巨，对此，美联储并未表示异议，而是尽其所能给予配合，它利用自己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部的债务计划，并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的流动货币，允许私人买家可以吸收新的政府债券。至此，美联储完全听令于财政部，无条件出让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作为中央银行，它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关键词，即“低利率”。在“二战”期间，政府长期债券利率一直被稳定在2.5%，短期利率则更低，只有不到0.5%。
1949年，保罗·沃尔克还是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在读经济学系学生，不过，他却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在自己所撰写的名为《二战后美联储政策之问题》的毕业论文中写道，“尽管通胀问题始终能在人们惴惴不安和无比关注的情况下抬头，但某些对策似乎并不切实可行，也不像是要和这种危险作斗争，因为随之产生的政策方针可谓过于消极。”
其所指的正是美联储在战时奉行的消极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美联储屈从于战争金融强横的结果，这样做的结果是，美联储失去了自己对货币和物价的控制力，而后果是严重的，那就是美国将面临无休止的通货膨胀。www.chuanyue1.com
因此，沃尔克认为，“美联储必须停止与利率紧紧挂钩，不要将利率设定在固定水平，也不要打着反通货膨胀的幌子，允许利率随市场压力而上升。”虽然这是事后的分析，不过，作为当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埃克尔斯来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他没能去坚持。关于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美联储没能抵抗住财政部的阻力并维持在一个更加独立的位置，我为此深感遗憾，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支持财政部战时的廉价货币政策。”
虽然，在“二战”期间，埃克尔斯也曾多次因为这一问题与财政部发生争执，但最终都被迫妥协。当然，他不是不希望美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只不过，他对于那些因财政部战争金融政策而获得暴利的银行和投资人表示愤怒。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在借入自己的货币，即向拥有特权的中间人支
付固定数量的酬金。
对此，埃克尔斯抱怨说：“当然，这些银行家乐于接受财政部金融政策的诸多方面，因为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交易员和经纪人。这些措施能确保拥有无数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他们发一大笔横财。然而此时的购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来源于真正的储蓄存款，而是来源于通过非银行投资人购买政府债券的行为所创造的货币。”
埃克尔斯将这种情况比作是“自由搭便车行为”，为了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他采取的方法是，限制银行参与政府债券市场链和发行不能被重复销售的政府债券。然而，他却从未取得过胜利，美联储的独立性被颠覆，他也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向总统叫板，唯一的要求就是“独立”
之前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出于埃克尔斯自身的一些矛盾性，当然最大的压力就是战争的需要。这些都是他做出妥协及出让美联储独立性的原因，也是在整个“二战”期间维持0.375%低利率的无奈之处。
长期的低利率及战争的刺激，让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如约而至。这让埃克尔斯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他希望美联储能在通货膨胀出现时有所作为。所以埃克尔斯焦急而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无法限制银行体系可以创造的货币数量，但我们却可以限制生产工具及劳动力的供给，只有这样才能稍微降低过快的经济发展，也是目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埃克尔斯想要提高利率，让经济增长放缓，而财政部却坚决不同意，他们一方面想继续通过低利率控制政府信贷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私人经济行为。这让埃克尔斯有些恼怒，不过他仍旧不忘保持风度及理性，他是这样认为的：“这只是一种责任冲突，财政部的首要任务是以尽可能最低的成本为政府提供资金……而美联储的工作却是尽可能帮助维持经济稳定的货币和信贷调控。”
之前，为了确保为美国政府在战争中融资，他已经做出了妥协，并同意了“二战”时政府的要求。现在，他必须要提高利率，并且决定要为此做点什么。他多次试图提高利率，却均遭到财政部的反对，为此，他甚至暗示，如果白宫及财政部继续反对，自己及美联储诸人将采取静坐示威的方式。
时任总统杜鲁门对此极其反感，他与财务大臣约翰·斯奈德都是低利率的忠实拥护者。杜鲁门认为，爱国公民在战争时期购买的债券不能因为利率提升而贬值，这是他作为总统的责任，他也必须保护爱国的公民。由于债券价格与债券利率成反比，如果利率上升，则会导致在低利率时购进的债券价值减少。
而埃克尔斯则不同于杜鲁门和约翰·斯奈德，他认为美联储的初衷在于抑制通胀压力，让经济回归正轨。于是，就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激烈争夺。
此时，埃克尔斯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背负了“退党变节”的罪名，有人甚至这样说：“一向拥护平衡预算与紧缩信贷政策的埃克尔斯已经放弃自己在新政初期的立场，转向反动派阵营。”这样公开向总统叫板的结果就是，1948年，杜鲁门拒绝再次认命埃克尔斯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虽然埃克尔斯在争取独立的最后的战争中失败，但是这种争斗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对于美联储来说，这才是它未来真正走向独立的开始。这也让埃克尔斯成为了在格林斯潘之前美联储主席中得分最高的一位。他坚持美联储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并致力于加强美联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让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权威，虽然卸任，其影响力却超过了现任主席。
虽然埃克尔斯走了，但是美联储并没有停止抗争。他们强硬地表达了要提高利率的呼声，不过，杜鲁门依然不予理睬，他甚至采取行政命令，将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叫到办公室，在经过一番恳谈之后，白宫向外界宣布：美联储将继续把利率维持在原来的固定水平上。
这一决定的影响力仅维持了几周，委员们便又“反悔了”，这次他们集体抗议，杜鲁门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让财政部和美联储坐下来协商解决冲突。1951年3月，协商的结果出台，即《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在协议中，财政部同意小幅提高利率，并允许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有些许的灵活性。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埃克尔斯虽然不是美联储主席，但他仍以美联储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协商。而财政部的谈判代表则是副部长威廉·迈克切斯尼·马丁，这个人后来也成为了美联储主席，并且成为后来美联储主席纷纷效仿的标榜。
《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系统协议》的签署基本解决了政府与美联储控制权的争端，政府控制利率的时期宣告终结，同时，为之后独立的美联储铺平了道路。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评论马丁，认为他确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当然，埃克尔斯所做的努力也是不能抹灭的。
第八章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统治世界
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弗兰兹·皮克
一、法西斯要投降，并且是无条件投降
任何一场战争表面上看来比的是军事实力，实际上打的则是“金钱”，没有钱任何战争都别想继续下去，“二战”在财力上的耗损同样是空前的，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1.3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60%至70%，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万亿美元。
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唯独美国置身事外，它向交战的双方出售军火和物资，换回大量的黄金。直到1941年12月，轴心国与同盟国皆已疲惫不堪，财力几近耗干，美国才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宣布参战。
美国参战两年后，也就是1943年1月1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及两国高级将领，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一次战略会议。会议之后，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其核心内容为反法西斯盟国将把德、意、日的战争进行到这三国“无条件投降为止”。
对，就是无条件投降，从军事、政治及经济领域全面摧毁这些法西斯国
家。事实上，德国早在1942年8月就有了停战的意思，并提出和盟国媾和的条件，德国退回1939年9月1日之前的边境，以结束这一场德国必败的战争。这一宣言让德国国内的反战力量极为震惊，他们本来已经着手策划军事政变，现在看来他们即使再努力，美国人也是不会放过德国的。
对于《卡萨布兰卡宣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罗斯福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而做出这项声明（德国必须无条件投
降）。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内部意见分歧，他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赢战争，再说他也急于向陷于斯大林（今伏尔加）格勒战役僵局的斯大林担保，绝不单独对德议和。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德国的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战的。”
虽然基辛格的话颇有道理，但是战争的代价是昂贵和残酷的。如果战争可以提前结束两年，那么就会有无数生命和财富免于战火的屠戮和耗损。不过，对于那些对战争下了血本的银行家肯定不希望就此结束，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战争继续下去。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据统计，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结时，美国的国债从1930年仅160亿美元狂涨到1946年的2690亿美元。可想而知，那些战时购买国债的银行家和私人投资者的获益有多么丰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大放异彩的时刻。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的意义远非如此，二战之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实力被掏空，金融和货币完全陷入崩溃。资本和黄金在这个关头开始寻找新的、安全的避风港，放眼望去，此时恐怕唯有美国可以担此重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GDP占全球的66%，钢铁产量占全球的61%，汽车的产量占全球的80%，黄金储备占全球黄金存量的75%。所有昔日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一种新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呼之欲出。
二、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曾经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在“二战”之前，英镑仍旧是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的40%左右还是用英镑结算，伦敦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样的实力之下，美元自然也要称霸世界成为世界货币，而此时能与之抗衡的就只剩下英镑。于是，在“二战”之后，美、英两国在国际货币领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美元与英镑的战争。
显然，在这样的战争里，战争领袖和英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巴顿、艾森豪威尔众人也只有袖手旁观的份儿。在这场战争里，两个赤手空拳、满腹经济理论的人上场了，他们分别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英国财政部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怀特出场时放出的“大招”是“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即“怀特计划”，其企图由美国控制“联合国平准基金”，通过“基金”使会员国的货币“钉住”美元。这个计划还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
具体而言，“怀特计划”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建立稳定基金，以此保证国际汇率的相对平衡；二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支持穷国发展生产。“怀特计划”为正在寻求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美国政治家们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可行性方案，因此，摩根索和罗斯福总统对此一致叫好，已经提出便立即进入了总统审批程序。
而凯恩斯则提议创建世界银行，即“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同盟发行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凯恩斯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非常了解，他设计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间，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银行，各个参与国管理的世界银行来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名字叫“班科”（Bancor），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用“班科”换取黄金。凯恩斯的理由是，如果有这样一种世界货币存在，就能够避免形形色色的货币投机，就能够杜绝在货币不同的汇率之间钻空子的现象。
实际上，凯恩斯计划的真实用意在于，维护英镑的地位及英国的利益，对此，中国著名经济研究员丁一凡先生说：“凯恩斯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当然有保卫英国利益的企图，因为他已经看到英国再想维持当年英镑的这种霸权地位是不可能了，而且英国因为打仗，因为黄金不断地外流，它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地位，所以他先发制人地提出创造一个统一的货币。”
美国当然能够看透其中的玄机，所以当凯恩斯计划提出之时，便给予了严厉的回击，他们决不允许英国的如意算盘得逞。罗斯福总统第一眼看到这个提案时，就一口否决。当然，原因很简单，这肯定有悖于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元的利益要求。
美英之间的货币战争虽然看似激烈，其实结局并不难预料，因为当时美国无论是自身的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早已将英国甩过18条街。所以，当怀特提出将美元确立为主要的世界货币时，罗斯福就开始为此敲边鼓，在各种场合不断宣讲“怀特计划”对促进世界贸易的好处。罗斯福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向世界各国传递着一种霸气和力量，他说：“这个伟大的国家将要担当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它如此夺目，它会继续复兴、继续繁荣。它将改变这个世界。”
三、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崩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奉行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金汇兑本位制。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又称为“虚金本位制”，指一国货币一般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或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的比价，并在后者存放外汇或黄金作为平准基金，从而间接实行金本位制。
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对货币只规定法定含金量，禁止金币的铸造和流通。国内实行纸币流通，纸币不能与黄金兑换，而只能兑换外汇，外汇可以在国外兑换黄金。本国货币与某一实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汇价，以存放外汇资产作为准备金，以备随时出售外汇。
导致这一货币制度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战争使得原有的国际金本位制无法正常运作。战争期间，各国经济严重失调，政府贷款大量增加，纸币肆意滥发，通货膨胀席卷全球。
不仅如此，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之前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遭受重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意外崛起，二者的位置颠倒，英国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战后的债务国，而美国则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肆虐，汇率波动剧烈。战后的短期时间
内，无法恢复到战前金本位的平稳有序发展状态。更为严重的是，战后世界黄金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直接导致传统的金本位制很难恢复，各国只得允许汇率浮动。
此时，一些国家借机放弃金本位，利用通货贬值实行汇兑倾销，各国为了防止汇兑倾销，除加强外汇管制外，还对贸易施加种种限制，这就缩小了世界贸易的范围。在汇率剧烈动荡、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形下，世界货币制度的重建就成为一战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一战”后，各国为了恢复经济及国际货币秩序，各自做出了相应的妥协和让步，以期实现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稳定发展。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世界货币金融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建立一种蓬勃向上的货币体系，并最终确定了一种节约黄金的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汇兑本
位制。
这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对当时各国的金融政策以及各国单独采取黄金兑换制度起了重要的影响。不过由于受到兑换黄金的浪潮加剧和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减少两方面的压力和制约，最终使得金汇兑本位制丧失了节约黄金的作用。因此，很快便结束了它的寿命。最终，在经过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之后，终于全部瓦解。
而此后，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先后被迫废除金本位制，金本位制这一国际货币体系也最终宣告告别历史舞台。
至此，主要的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崩溃，这给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恢复国际货币秩序，美、英、法三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与谈判，并于1936年9月达成了协调外汇交易的《三国货币协定》，同年10月，又签订了三国相互间自由兑换黄金的《三国黄金协定》。该协议规定：三国中任一国若要调整汇率，都需事先知会其余各方。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提金本位与固定比价，也没有制定出协调各国政策的正式机制，三国只是同意尽力维持协定成立时的汇价，减少汇率的波动，共同合作以保持货币关系的稳定。
实际上，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它的实际作用极其有限。不过，就这种尝试本身而言却是十分成功的，其标志着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破产，对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着启示作用。同时，这也标志着国际金融货币制度的多边化和国际化的开端，并预示着以美元为中心的新的国际金融制度的诞生。
四、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的银行
根据《海牙国际协定》，1930年5月，由美、英、法、德、意、比、日等国共同组建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是英、法、德、比、意、日等国的中央银行与代表美国银行界利益的摩根银行、纽约和芝加哥的花旗银行组成的银团，其最初创办的目的是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偿支付及其有关的清算等业务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机构，该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并接受委托或作为代理人办理国际清算业务等。国际清算银行不是政府间的金融决策机构，亦非发展援助机构，实际上是西方中央银行的银行。
于是，当“二战”爆发后，一些奇怪的问题产生了，比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竟然同时由交战双方的银行家所组成，包括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纳粹德国工业托拉斯的脑人物赫曼·施密茨、德国银行家冯·克特·施罗德男爵、德国帝国银行的沃塞·方克和埃米尔·普尔，后两位甚至是希特勒亲自提名的。
正是因为如此，当1938年3月德军占领奥地利后，便大肆洗劫维也纳的黄金，而这些黄金以及后来从捷克劫来的黄金都被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金库之中。而纳粹德国的董事却禁止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其中，捷克的黄金在被占领之前转移到了英格兰银行，而纳粹迫使捷克银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取这笔黄金，当时的行长诺曼应允了此事。最终，这批黄金被德国用来购买了大批战略物资。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各方舆论纷纷谴责英格兰银行的所作所为。美国财政部长亨利·莫金撒亲自给英国财政部长约翰·西蒙致电，而西蒙却百般推诿。后来，有人就此事向首相张伯伦询问，得到的答案同样是没有的事。之所以张伯伦会帮助掩饰，是因为其本来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大股东，而该公司和纳粹德国的I.G.Farben（德国染料托拉斯）是密切的商业伙伴。
与此同时，美国派出专人到国际清算银行进行调查，负责此次核查的科克然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敌对国家的董事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巴塞尔的气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家彼此熟识，已经多年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润的事。他们有人提出，应该放弃彼此的相互诘难，大家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去钓钓鱼，克服大家的骄傲和复杂的情绪而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当前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单化。”
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与德国纳粹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国际清算银行最初就是在德国人雅尔玛·沙赫特的倡导下成立的，其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并于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出任国家银行总裁。
因此，国际清算银行为纳粹德国输送黄金并非难事，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此时的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已经处于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不过，1940年，美国人麦基垂克却成为新一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当然，这与美国此时未卷入战争有关。
当1942年美国全面进入对德战争时，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竟然没有将麦基垂克踢出国际清算银行，直至战争结束，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这也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1943年春天，麦基垂克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4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
面对这样的事情，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看不过去了，他于1943年3月26日在众议院提出了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为的就是搞清楚“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然而，美国国会和财政部却不予理睬，更没有去调查。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说：“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
美国、纳粹德国、国际清算银行之间，不外乎就是“货币关系”，也只能如此理解。这就跟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整个欧洲都陷入了纳粹的铁蹄之下，为什么瑞士却能够堂而皇之地表示“中立”。原因很简单，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此时瑞士的功能就是获取来自美、英等国银行家的战争融资，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也正是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本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便终结使命的国际清算银行，最终又继续存活下去了。
五、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胜出
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出现。
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英美两国在“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的双边谈判中激烈争论，结果是英国做出了最大的妥协和让步，被迫放弃“凯恩斯计划”，接受“怀特计划”的提案。不过，美国对英国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协议，随机召集了30多个国家开会共同商讨。三周后，发表了《专家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
1944年7月，在美国的邀请下，西方主要44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参加一个名为“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从而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体系的根本宗旨是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在新的货币制度下，被推选出来的这种新货币能够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汇率制度可以稳定汇价，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从而有助于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最终制定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政策。
实际上，《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黄金—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黄金—美元本位下，美元以35美元折合一盎司黄金的官价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则直接与美元挂钩，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可用美元向美国政府按官价兑换黄金；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活动，以保持外汇行市的稳定。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根本不平衡”时，才允许贬值或升值；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承担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措施。会员国在遇到经济结构失调、国际收支不平衡、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不稳定等情况而发生国际支付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组织提出贷款申请，并提交予以调解国际收支的适当计划，基金组织经过审核证实该成员国确有资金融通的需要时，就可以向该国提供一定数额的外汇，对其在短期内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起到临时性的资助作用，贷款只限于会员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即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确定国际支付的结算原则。会员国不得限制经常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政策措施，要在兑换性的基础上实行多边支付，从而取消外汇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基础而建立的，其结束了“二战”之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混乱无序状态，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全面恢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确立。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从根本上确立起美元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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