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眼中的“大师”
第二十六章曲折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路
我当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事关全局。为国效劳是所有有能力的人应尽的义务。一个人一生中,需要为国效劳的时候并不多。这就是一次。
——格林斯潘
一、与伯恩斯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格林斯潘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并不十分清晰,因为在他5岁时父亲便与母亲离婚,并离开了他。不过,父亲还是给了他一个令他后来为之感恩的礼物。当时,格林斯潘9岁,在与父亲的一次见面时,父亲将一本名叫《希望就在前方》的书交给了他,这是他留给儿子“最值钱的东西”。
在那本书的扉页,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赠言:“等你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回顾过去,去全力解读这些预言背后的理论,并且投身一份属于你自己的职业”,落款是你的父亲。其实,格林斯潘的父亲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也是罗斯福及其新政的狂热拥护者。日后,这些都成为格林斯潘选择经济为终生志向的最初启蒙。
也正因如此,高中毕业后,格林斯潘进入斯特恩商学院学习经济学。虽然斯特恩商学院无法与哈佛相媲美,但是它有着天然的优势——与金融中心华尔街毗邻,学院一贯与数百家世界级的金融研究机构及金融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使其在金融实践方面拥有显著的优势。
在商学院求学期间,格林斯潘的学习欲望完全被激发出来了,一天中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畅读”。一个偶然的机会,格林斯潘读到阿瑟·伯恩斯的著作《评估景气循环》,这本书甚至可以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相媲美。格林斯潘内心有了一种冲动,想要马上去见见这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最终,这个冲动变为了现实,只是时间过了几年,地点、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相见时,伯恩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而格林斯潘在这里攻读博士。师生二人互相仰慕与欣赏不言而喻,格林斯潘佩服恩师的学术成就和理论体系,爱才若渴的伯恩斯则青睐格林斯潘害羞和内向的性格后面隐藏的锋芒与潜力,期待他鹏程万里,青出于蓝。为了使格林斯潘掌握更多的实践经验,伯恩斯除讲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外,还把他入主美联储所遇到的一切、他的政治经验,统统教授给了格林斯潘。
此时,伯恩斯不再把格林斯潘当做一个后辈门生,而是将他视为能促膝相谈的挚友。
不过,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1970年,伯恩斯接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书,他举家迁往华盛顿,在纽约的住房就得卖掉。他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住进来,而不想卖给银行,交由完全陌生的人去处置。于是,格林斯潘贷款买下了伯恩斯空出的房子,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感觉自己每天仍旧与恩师在一起,他特别怀念那些促膝磋商的日子。
二、故交重逢,迎来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机
1968年,踌躇满志的尼克松开始筹划总统大选,这时,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些有助于他大选成功的“得力干将”。于是,他就让他最信任的朋友兼“战友”贾曼特去为他物色人选。说起来,贾曼特与格林斯潘并不陌生,20多年前,他们曾经在一个叫做杰罗米的乐队里一起玩过音乐。
也许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改写。对于格林斯潘来说,这个“不经意”就是与贾特曼的偶遇加重逢。1968年,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子,吃过午饭后,格林斯潘独自走在曼哈顿下城的布罗德街上。他表情凝重,因为就在最近兰德合作社分崩离析,他此时正沉浸在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想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因为至今他也没有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的真正原因或是导火线。对他而言,虽然这些并不重要,但他已习惯于探究事情背后的思维模式。偶然间一抬头,他的眼前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贾曼特。
老友重逢已是喜事一桩,没想到令贾曼特更加惊喜的是,这位昔日为音乐发狂的朋友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而且在这方面显然很有造诣。经过一番攀谈,他兴奋地发觉,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也是尼克松需要的人。
很快,贾曼特便为尼克松和格林斯潘安排了一次会面。当尼克松看到格林斯潘那一刻,就被他沉着、冷静、毫不拘束的态度所震惊,当格林斯潘以其特有的方式向尼克松谈美国经济,并剖析近年来的预算,以及如何从这些原始数字入手时,尼克松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大加赞赏。也许是急于在尼克松面前表现,格林斯潘竟然说起了1966年发表在《客观主义者》杂志上的那篇题为《黄金和自由经济》(文章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文章,显然,尼克松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毫无表情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难怪,当时美国经济正在一条高速的轨道上平稳运行,谁会相信在这样的现实下会出现一些不测。于是,尼克松笑着拍拍格林斯潘的肩膀说:“你太多虑了。”而格林斯潘却若有所失。
这次会面虽然双方并没有在根本上表现出默契,不过,据贾曼特回忆
说:“格林斯潘给尼克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尼克松不是那种喜欢上谁后大加称赞的人。可是这一回,他说,这个人极其聪明,而且讲得头头是道。这样的人我们应该重用,把他拉入我们的队伍。”
不久之后,格林斯潘接到了尼克松的邀请,最终他加入到了1968年尼克松总统大选阵营。巧的是,在这里他与恩师伯恩斯重逢。当时,伯恩斯是尼克松的另一个政治心腹,早在1960年时,伯恩斯便开始担任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这次大选中,他仍旧以尼克松的经济顾问的身份出现。于是,作为伯恩斯的得意门生兼挚友,格林斯潘成为尼克松班底里负责政策调研工作的小组的一员,而该小组的负责人则是伯恩斯的另外一位高徒安德森,彼时年仅32岁的安德森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这个小组实际上是总统竞选的智囊团,负责对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制定方针政策,这也预示着格林斯潘正式踏入了政治圈子。
三、格林斯潘的“实话”
与尼克松的第一次会面时,格林斯潘的“实话”显然没有引起尼克松的注意。但格林斯潘的能力却被尼克松看见。面对上任后马上就要显现出来的财政预算问题,让尼克松十分头疼。
原来,依据美国联邦政府的惯例,前任总统制定的财政预算,要等到新任总统到任的第一年才能生效。而约翰逊显然没有客气,他在预算中制定出10%的附加税的方案,这个方案对于尼克松来说进退两难,保留肯定会让选民大失所望,取消则如饮鸩止渴,会让新政府的运转面临困难。
这时,格林斯潘就成为尼克松眼中能够打破这种僵局的不二人选。于是,他认命格林斯潘为预算问题联络人,这是新总统过渡班子里最重要的职位之
一,其主要职责是与约翰逊政府的预算局长兹维克进行经常性沟通,确保新老政府顺利交接及平稳过渡。
格林斯潘打算在这个自己擅长的领域大干一场,不过,时机可能还是不对,最终,约翰逊总统在附加税问题上并未给尼克松设置什么障碍,使得格林斯潘的作用并未显现出来。暂时看来,格林斯潘留在尼克松政府并没有更多施展的机会。
不过,这是格林斯潘的想法,实际上尼克松对他还是期望挺高的,他先后给他规划两个重要的职位,一个是新政府的财政预算局长,另外一个是财政部或者经济顾问委员会一把手。也不知道格林斯潘是怎么想的,对于如此对胃口的两个重量级的缺口,他却拒绝了。对于理由,竟然是他的咨询事务所需要他去执掌。
连三岁小儿都可以看得出,格林斯潘这是借口,难道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部一把手或者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都不如一个小咨询公司的总裁重要?当然不是。在时隔几年之后的一次采访中,格林斯潘又一次以他爱说“实话”的习惯,给大家作出最为真实的解释,他说:“我与尼克松的关系始终没有融洽过。我不想去华盛顿的原因之一便是,我吃不准将来与尼克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曾积极参加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竞选班子里负责经济问题的人中,没有去华盛顿的恐怕只有我一个。”
显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这种话也只有格林斯潘敢讲,这种讲
“实话”的风格,也是他身上一个明显的印记,以至于在未来走向美联储时,让他自己都有一些担心和“忌惮”。
四、格林斯潘的“预言”应验了
虽然表面上格林斯潘拒绝了尼克松新政府的各个要职,但是他与尼克松政府并未断了往来。因为在他看来,初入政坛时自己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他内心并不想要“大隐隐于市”的人生,他也想有朝一日能够在事业上有所突破。
所以,格林斯潘还是出任了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并以此与新政府保持联系,比如,经济增长专题小组和金融结构与管理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大多是一些半职工作,因此也无足轻重,不过有一个委员会是个例外,即纯志愿兵制委员会,也称为盖茨委员会。
在盖茨委员会,格林斯潘又遇到了老熟人——昔日的同窗好友弗里德曼,他们共同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即结束了美国一贯实行的征兵制,而让志愿兵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过程中,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志愿兵制的诞生作出了经济方面的依据。因为当时五角大楼曾多次研究并得出结论,实行完全志愿兵制可能每年需要增加开支50夶风小说
亿~170亿美元,这一巨额支出显然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查阅并使用了大量数据,经过严格的分析和论证,最终证明实行纯志愿兵制不会增加财政负担,相反,实行征兵制却每年可能会增加20亿~4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这一结果也是尼克松所期待的,这下格林斯潘又为尼克松立了一功。
格林斯潘建功立业的脚步并未停止。
1973年6月的一天,很多美国公民从晚间新闻中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家禽孵化场把4.3万只雏鸡扔到灌满了水的水桶里淹死。恐怕连普通市民都意识到了,这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信号。
对于这一点,格林斯潘在1966年就作出了“预言”,当时尼克松一脸轻
松,并未将此放在心上。现在事情完全沿着格林斯潘说的一步步恶化着,1971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由2%上升至5%,这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这次事件引起了国民普遍的担忧。由于1972年是大选年,尼克松总统不希望经济出现问题,因此他想出了一个绝招。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冻结工资和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90天,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制。这就是说,在90天的时间里,政府强制不许价格变动。
在那样的氛围下,即使尼克松这招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选民们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举动的效果非常明显,90天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比如,牙膏价格的年增长率仅为1%,电视机为
0.3%……这样的局面让尼克松尝到了甜头,他甚至开始大范围地推广,试图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这头“恶兽”。
事实上,用控制价格和工资的方法来对付通货膨胀显然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做法。尼克松作为一个对经济有所研究的总统,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一旦停止控制,受到压制的价格和工资就犹如冲出牢笼的“困兽”,立即会变得疯狂不可阻挡。果然,1974年开始,物价便持续快速上涨,股市大幅下跌,CPI累计上涨18.7%,股市累计下跌36.8%。利率随物价上涨大幅度提高,联邦基准利率从1973年3月的7.09%提高到1974年7月的12.92%。联邦基准利率上调到最高后开始下调,两个月后股市触底反弹,4个月后物价达到最高涨幅,5个月后物价开始下跌,利率下调幅度更大,导致1974年9月到1978年1月持续两年多的负利率。政府不得不将所有价格放开,这时被压制的通货膨胀一下子爆出来,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2%。
不能说是后悔,因为作为总统尼克松必须维持自己的权威。不过,他基本上可以肯定,格林斯潘既然能预见,就一定有办法应付。
五、被搁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时下的局势让尼克松很快便作出了决定,他要任命格林斯潘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结构。
1946年,杜鲁门总统牵头成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并明确地给其做了定位,即:不是职能部门,不管具体事务,也没有从上到下的行政系统。对此,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这样解释:“其超脱于官僚机构的琐事之上,专门从宏观层次研究与预测整个国家经济的大趋势,就联邦政府的计划对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所起的作用进行估价,向总统提出全国性的经济政策,以鼓励与促进自由竞争,避免经济被动与缩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就业、生产和购买力。”
一言概之,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是一个微型的“智囊班子”。在人员构成上,通常由三人组成:一个主席,两位成员,都必须由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担任。
尼克松是认定了格林斯潘,但是这个“奇怪的人”却不买账,他明确拒绝了总统的提议。不过,这回尼克松是铁了心了,他一定要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尼克松几乎动员了所有格林斯潘的旧交来轮番说服,包括财政部长西蒙、经济问题人拉什、白宫办公厅主席黑格等。
格林斯潘这样做倒不是摆谱,而是确实有他自己的担忧,他说:“我觉得大家找错人了。你们不会想要我这种人的。若是我当主席并参与制定政策的话,一旦我不同意现行政策,十之八九会辞职的。这对于你们和我都没有好处。举个例子,如果又搞工资及价格控制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在政府待
下去。”
说白了,就是他对于之前尼克松施行的价格和工资控制十分反感,他害怕自己和总统在主要政策方面起直接冲突。与其到时候僵持,不如提前就避免。看来这次格林斯潘是铁了心了,不过,当伯恩斯出来游说他时,不论是出于个人情谊,还是国家利益当先,都是格林斯潘所认同的。
最终,他接受了尼克松的任命,于1974年8月站在了参议院的就职听证会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格林斯潘正式被任命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
席,并定于9月1日上任。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不得不辞职。虽然格林斯潘的主席之位不会变动,但是他上任的日期肯定要延后,至于被搁置多久,这还得由下一任总统来决定。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终究尼克松还是未能听到格林斯潘为他讲经济,格林斯潘也如愿没有与尼克松近距离“共事”,这也可能是冥冥中对他未来的一种成全。
第二十七章边为总统讲经济,边振兴美国经济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九任主席,他现在负有一项新职责,不再弹奏忧伤之曲,而是着手于振兴各家大公司。有人曾告诉过我,吹过单簧管的人在华盛顿做官不一定是坏事。贾曼特曾是一位出色的乐师。他在华盛顿不是干得很好吗!
——福特
一、“老师”与“学生”惺惺相惜
格林斯潘本来以为还未正式上任便会面临解职的局面。不过,福特总统在上任后,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不止一次表达出了对格林斯潘的肯定和信任。最终,格林斯潘再次通过了参议院的确认,正式走马上任。
在上任之前,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彻底结束自己在事务所的任职。他回到纽约,将大权交给自己的副手,并把拥有的99%的汤森-格林斯潘事务所股票放入一个全托基金里。因为参议院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任职期间不允许参与任何商业经营活动。安排妥当公司的事情,个人生活方面格林斯潘也需要做一些调整,他需要离开纽约,到华盛顿任职,为此,住房问题就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不过,格林斯潘没有卖掉位于曼哈顿的房产,而是以租赁的方式在华盛顿安家。这一举动,也许显示出他对自己未来能否在华盛顿长待心里还没数。这是后话。
眼前,他需要面对的是如何与第一位“学生”相处。
在这方面,福特显然是一名“好学生”,他为人和善、谦逊,经常公开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在与格林斯潘及两位顾问相处时,总是表现得十分真诚,他从不以总统的身份来跟他们讨论经济,而是抱着学习和请教的态度。不仅如此,福特总统也不回避自己在基本经济概念方面的缺失,总是认真而诚恳地向“老师们”请教。
面对这样的“好学生”,格林斯潘也不吝啬,他不断地为福特出谋划策。比如,格林斯潘为福特写了很多备忘录,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说:“注意,英国的经济似乎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哪怕只是维持现状,英国政府也必须增加财政刺激。”福特总统在卸任后依旧表示,正像在外交上得益于基辛格一样,在经济上则受益于格林斯潘。
在新政府、新总统之下,格林斯潘不再担心与谁相处不好,因为他与福特的感情在不断升温,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师生关系,他们更像是一对非常合拍的朋友,在很多方面都意见一致,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领域,总能步调协调。一致的信念,相投的性情,甚至让他们产生了惺惺相惜的
感觉。
关于这一点,格林斯潘在自己的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与我共事过的几位总统中,福特是平易近人的,当总统与不当总统时差别最小。福特总统与尼克松迥然不同,如果一个是白昼,那另外一个便是黑夜。福特是个内心坦
然、笃定的人,心中没有那么多挥之不去的烦恼。他没有突如其来的激奋,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如果他生气了,那必定有客观因素。”
福特对格林斯潘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说:“我很幸运,有格林斯潘这样既能干又信得过的人做我的顾问。我对他言听计从,他显然对我的决策也深信不疑。我俩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感情再好,也掩饰不了越来越糟糕和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这才是摆在格林斯潘面前的头等大事。
二、为美国经济准确“调音”
1943年,格林斯潘进入茱莉亚学院学习竖笛。当时,他用竖笛演奏了巴赫及莫扎特的作品,结果令考官们很满意,在茱莉亚学院的两年学习期间,他的竖笛演奏水平又有了大的进步。可见,格林斯潘是个不错的乐手,不过,不知道他面对美国经济这段完全乱了节奏的旋律,能否调出最美的“和弦”。
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格林斯潘开出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剂完整的“药方”。针对福特上任后实施的压缩政府预算、减少开支、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举措,格林斯潘虽然不赞同,但是却并未直接予以否定,而是委婉地告诫总统说:“不要以为少量削减政府预算就能使经济大幅度增长,而是应该对联储会施加压力,迫使它放松紧缩的银根;也不要相信失业率下降会使通货膨胀率大大下降的说法。”
为此,格林斯潘给出的建议是,结束“对经济过时的束缚”,如进口限Μ.chuanyue1.℃ōM
额、公平贸易法,以及对铁路和航空的过度管制。他的原则和口号是“不干预,还是不干预”,让市场自由调节,鼓励竞争,这样物价自然就能够下降,从而有助于抑制当时的通货膨胀。从长远来看,这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过眼下,福特政府需要一种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样才能提升国民对经济的信心。
一向固执己见的格林斯潘也开始了一次关键的转变。
他主动敦促政府,采取有可能促使物价再上涨的刺激经济措施,尽管这与他一贯坚持的信仰不符。这也说明,格林斯潘身上务实的一面,这可能源于伯恩斯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这次,经济顾问委员会所有成员步调一致,连一向指责格林斯潘有些“独断专行”的芒罗也说:“尽人皆知,格林斯潘是个不赞成对经济进行微调的共和党人,不过他喜欢遇事动脑子仔细思考。他当时认为,需要给经济注入一点肾上腺素。”
这个被格林斯潘称为“肾上腺素”的东西就是大幅减税。
这个提议得到了福特总统的认可,在1975年的国情咨文中,福特总统提议减税160亿美元。对于这项提议,国会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态势,不过,国会认为福特的步调迈得还太小,减税的幅度应该再大些。
于是,就减税额度的大小,国会和福特身边的人又发生了争执,为了尽快平息这场影响调控立即执行的争论,福特总统要求经济顾问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恩斯和财政部长西蒙赞成否决国会减税228亿美元的法案。而格林斯潘却不这么看,他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先生,我建议你签署减税法案。”
这一次,福特又接受了格林斯潘的建议。
减税法案的通过,虽然对经济的刺激有限,但还是显现出了一定的效果。1975年夏末,经济表露出了复苏的迹象。这不禁让人们联想起美国此前经历的几次经济衰退,似乎每次都是对经济进行了明智的干预才得以走向复苏。
这恰恰与格林斯潘的“不干预”背道而驰。
不过,格林斯潘却没有承认这一观点。他仍旧认为,经济得以复苏是因为它没有受到干预,因为市场比干预它的政府要员更聪明。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采访时说:“美国经济有一个已知的特点,它通常会设法消除失衡的现象。换言之,美国经济多倾向于形成某种程度的均衡。我因总是提出依靠自由市场的对策几乎惹人讨厌。我建议采取这些对策不是因为我信奉哪项理论,而是我觉得它们会行之有效。对它们不起作用的地方,我也不讳。但我的基本观点是,经济体系能够自我调节。而有人认为,没有刺激经济就无法运转。”
无论是不干预,还是减税刺激,福特总统一直都支持格林斯潘的决定,这说明二人在大多数时候的“默契指数”非常高,甚至在很多场合,通常福特在征询过身边人的意见后,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再听听格林斯潘的意见”。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并非无益。1976年开始,整个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道·琼斯指数开始攀升到1000点,一度亏损严重的公司开始赢利……这些也再次证明,经济运行良好,政府干预是愚蠢的。正如福特总统在1976年1月19日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制定公共政策和解决问题绝非是政府一家的事。”这也是格林斯潘的主意,他是在继续弹奏他“小政府”、不干预的调子。
对于到来的一系列好的景象,格林斯潘还没来得及回味一番,新的、更大的危机又接踵而来,这些足以让初现生机的美国经济再度蒙上阴影。对此,格林斯潘比任何人都清楚,于是他立即投身到了新的“斗争”之中。
三、平息苏联“粮食抢购”风波
事情还要追溯到1972年。
那一年,苏联农业严重歉收,而这个重大信息却被美国政府派往苏联实地考察的官员们误读了。他们抵达苏联的粮食主产区黑海沿岸时,被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迷惑”了,纷纷表示这是苏联又一个粮食大丰收的景象。于是,他们向农业部报告说:“苏联粮食大丰收。”虽然美国政府高层利用人造卫星再次求证,但是得到的结果仍旧相同。
事实是这样的,苏联的麦穗看上去大而金黄,但大多数颗粒中空,丰收显然是一种假象。苏联人当然知道真相,于是,他们一面假意对外宣称苏联获得20年一遇大丰收的消息,一面则火速派代表团抵达美国,做好抢购美国粮食的准备。
假消息已经飘到美国,美国人就自乱了阵脚。整个粮食市场出现史无前例的波动,粮食行情一再走低,各大粮商迫不及待地寻找买家,打算降价抛售手里的存粮。这显然正中苏联人的下怀,最终,苏联人以迅雷之势抢购了大约1800万吨美国小麦。
事情远未结束,由于苏联人的大肆抢购,加之真相曝光后,不仅美国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而且小麦的价格最终上涨了两倍,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也翻了一番。为了减缓持续上涨的粮价,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对大豆实施出口
禁令。
经此一役,美国人不仅丢了面子,而且损失惨重。
这次“粮食大劫案”给很多美国人都留下了阴影,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们。为此,他们更加投入大力气来探知苏联的粮食需求动态,甚至不惜动用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1977年,一位中情局特工来到格林斯潘的办公室,向经济顾问委员们通报了三则消息:一是卫星照片显示西伯利亚的粮食作物长势极差;二是苏联人正在苏黎世抛售黄金;三是苏联人同时还在鹿特丹预订货轮仓位。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人又要重演一次1972年的“粮食大劫案”。
不过,格林斯潘没有急于下定论,他通过各个渠道来获取粮食交易的信息,比如,7月17日,农业经济学家舒赫在给格林斯潘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加拿大小麦委员会今早证实,加拿大向苏联出售了203万吨小麦……澳大利亚小麦委员会今天否认正在与苏联就出口小麦一事举行谈判。”
在这些既有的证据基础之上,格林斯潘又开始研判苏联粮食采购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经过一番努力,格林斯潘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在海外采购粮食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影响不大。
不过,风波还是起了,美国自身遭遇了粮食减产危机,干旱将严重威胁玉米作物的收成。于是,福特总统异常坚定地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苏联人却不在意,他们开始向法国、阿根廷等国购粮。这下美国的农场主和码头工人开始不淡定了,农场主认为粮食禁运断了他们的财路,码头工人则认为这让他们减少了收入。
农业部、劳工部的长官纷纷向福特总统谏言,希望立即停止粮食禁运政策。最后,福特不得不向格林斯潘求助。格林斯潘对福特说:“如果苏联人需要粮食,他们一定能够搞到手。问题只在于他们从我们这里买,还是从其他地方买。”
言外之意,禁运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格林斯潘给出的建议是:“美苏两国之间应建立一种正常的粮食贸易渠道。换言之,就是要自由交换信息。比如,美国要是事先知道苏联粮食会歉
收,就可以提前为此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也无须在最后一分钟在国际市场上大搞粮食投机。”
10月份,福特总统停止了粮食禁运令,并参照格林斯潘的建议与苏联达成共识。粮食危机最终以平静的方式解决。同样的情景,这次粮食危机苏联人并没有兴起多大的风浪,很显然格林斯潘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拯救濒临破产的“纽约”
1975年5月,纽约债券市场纷纷关闭,随即陷入危机。很多人开始担心,纽约的破产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接下来纽约州、华尔街等其他城市都有可能成为下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恐怕就是全美金融体系。
纽约市长喊出的求救宣言就两个字“要钱”,而联邦政府这次似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情”。福特政府的普遍看法是,爱护纽约的最好办法是不能对它心软。福特和格林斯潘都觉得,单纯给钱会使纽约市沦为一个庞大的领取救济者,而拒绝对纽约的要求做出让步反倒有可能迫使其严格律己。
时任福特新闻秘书的内森干脆将纽约比作一个染上毒瘾的、桀骜不驯的女儿。他激动地向媒体表示:“你不会每天给她100美元供她吸毒。你会让她马上戒掉毒瘾。”财政部长西蒙一向被称作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同时,财政部长的职责又要求他必须是狂热的谨慎理财派,当然,他对债券运作内幕也了如指掌,基于这些,使得西蒙对纽约市理财不当的行为怒不可遏。
西蒙成了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政府问题的强硬派,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倒表现得不那么强硬,经济顾问塞德曼回忆说:“我的感觉是,格林斯潘基本上不算是强硬派。他比其他一些人更同情纽约。不过我们都奉劝纽约‘求助前先管好你自己’,我们的观点是,除非你自助,否则没人帮你。”
绝望的纽约市长终于等来了联邦政府掷地有声的回应。1975年10月末的一天,福特发表了一次公开的、全国性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表示,将拒绝批准所有解救纽约市的法案。不过,这些举措并未激起纽约市的斗志,反而有些“狗急跳墙”的意味,比如,他们试图利用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研究报告,极力渲染纽约破产后的严重后果,以此来威胁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经过一番调查和分析后,一一作出回应,认为他们的报告言过其实。格林斯潘在给福特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虽然出现过一些危险,但大多数不在纽约地区。倘若纽约市破产,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不至于会受到严重影响。”
表面上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过,真实的情况是,福特政府并未一直“冷眼旁观”,而是出台了一项援助纽约市的方案,只不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直接把钱给纽约,而是加上了8%的利息。实际上,明眼人早就看出了端倪,这一方案主要出自格林斯潘之手,只不过碍于一些考虑,在当时并未对外公开。
直到1999年,媒体在采访卸任的福特总统时,他才将这个真相还原。他
说:“这一方案主要是格林斯潘想出来的。纽约市本来期待联邦政府提供紧急现金援助,根本不想采取措施改革纽约市的退休金计划或工资制度。格
林斯潘帮助制订了一项全面的计划,既解决了问题,又无须联邦政府提供紧急援助。”
五、不情愿,却不得不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位子上下来
自就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以来,格林斯潘忙得不可开交。福特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经济问题需要他来解决,格林斯潘任主席之前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与银行一样,可以享受按时上下班的待遇,自从格林斯潘上任后,这个机构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几乎都要加班到很晚。不过,所有的忙碌也被证明是有效的,不仅经济有所回暖,而且格林斯潘在解决“粮食抢购风波”和纽约危机时,显露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华。
不过,这也成为格林斯潘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其他两位成员认为,格林斯潘和总统走得太近,违背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一向超脱于政治的传统。不仅如此,格林斯潘总是将一些出风头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许他们染指。一说到这些,这两位委员就感到十分愤怒,他们中的一位甚至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大吐苦水,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对记者说:“格林斯潘只顾与白宫拉好关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形同虚设。他很少露面,既不对我谈他在忙些什么,也不在乎我在忙些什么。”而另一位委员的言辞更加激烈,他说:“格林斯潘和历届主席不一样。他并不把经济顾问委员会或其他成员放在眼里。我很尊重格林斯潘,可他这个人不善于与他人合作。”
不论经济顾问委员会内部成员对他如何看待,他似乎都不怎么在意,也不需要在意,因为福特总统的看法如何才是关键的。人们在日后说起时,都普遍认为福特与格林斯潘是总统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关系最为融洽的一对。
无论他们的关系有多好,一些基本层面的问题还是不能回避的。比如,1976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也是经济非常不景气的一年,同时,也是又一个大选年。
这次福特的对手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州长卡特,他拿起“经济复苏缓慢”这把利剑直刺向自己的竞争对手福特。他发誓说:“倘若我当选为总统,一定优先致力于减少失业。”显然,他没有提起通货膨胀,因为在他的复兴经济的“关键手段”中,包括兴建公共工程项目,扩大就业咨询服务并组建类似大萧条时代公共资源保护类似的机构。这些做法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显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经济问题上,福特与卡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主张,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方面,即一个不要干预经济,另一个则要干预经济。两位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样也是立场鲜明,一方是格林斯潘,另一方是克莱因,双方各事其主,并在《面对全国》新闻节目上交锋。
克莱因说:“我觉得政府首先应充分认识到目前经济停滞不前的后果。依我之见,它比政府目前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尤其是在竞选白热化的时候。”随后,他提出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
格林斯潘回击说:“我认为,尽快降低失业率的最佳办法是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失衡以及经济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使私人部门能够迅速创造就业机会。”
结果,选民选择支持卡特。
1976年11月2日,卡特在大选中获胜,1977年1月20日,卡特宣誓就
职,就在同一天,格林斯潘离开了华盛顿,回到了纽约,位于曼哈顿的房子成了他此时最好的归宿。
离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格林斯潘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格林斯潘的理论是错误的,相反,很多人认为,格林斯潘不过是走到了同一时代人的前面。他的理论在未来的某一天终将一统天下。
第二十八章十年的“迷惘”岁月
我感觉,格林斯潘有点失望,但他从不会后悔。他只面对现实。
——麦基
一、迟来的“经济学博士”头衔
记得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任主席一职时,他的同僚们用“这位没有博士头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来称呼他,这其中的意味估计大家也多少能体会出些什么。当年,因为经济拮据,他不得不终止了攻读博士学位,时隔多年后,纽约大学授予了格林斯潘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却还是没有完成。
这倒也不是什么越矩之事,因为根据某个人已出版的论文授予博士学位非常普遍,纽约大学也正是依据格林斯潘从1959年起,历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依据授予其博士学位的,这些文章包括:1971年5月刊登在《商业经济》杂志的题为《美国经济资本开支与内部受益率模式》、1977年5月发表在《形势综述》上的,题为《不声不响的革命》;以及在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的文件,题为《美国总统的经济报告》等。
无论如何,拿到博士学位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走下来之后,这无疑是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安慰。虽然,他仍然不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但是他却不会闲下来,现在他要做的事情似乎还不少。
首先,他又回到了过去23年一职经营的事务所。
公司位于联合国广场一号大厦,这次回来,他似乎做好了在这里长待的打算。他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了自己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室的格局尤其“独特”,采取了套间的模式,在外面的一间设计得宽敞舒适,陈设极其典雅、整洁,每当有客户来访时,这里就是最好的接待室。而“秘密”则位于里面的套间,那里是他真正工作的地方,里面随处可见摊开的文件和书籍。这也正是这种布局的好处,使得格林斯潘在工作是不用有任何拘束,在里面随心所欲,有时候他的雇员们几乎很难发现他是否在里面,因为他根本不会正儿八经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很可能他在办公室的那个死角里席地而坐翻看文件。
自由的工作环境,没有繁忙的政事叨扰,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审视美国的货币政策,并系统地整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成套思路。他认为,过去的货币主义的贡献是:强调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在政策行为以及它们对经济的滞后影响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等。但是,这一套货币主义不能解决中央银行内部的争论:究竟哪一种货币总量目标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格林斯潘认为,联储会传统的控制联邦借贷利率的做法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但他并不能肯定,是否改成以控制储备金就能改善货币政策。他后来在担任联储会主席时,曾经在实践中探索过把储备金作为控制目标。另外,他还认为,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是由于不能测定货币的周转速度,因此单独控制货币总量是危险的,中央银行应该根据经济失衡的具体情况来调整政策。
二、增加“曝光率”,积极招揽生意
虽然对未来的方向仍旧不确定,但是现阶段他必须要面对现实,并且他也深知他所能掌控的是什么。那就是利用自己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位子上积累的名声,为自己的事务所发展谋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他深知,过不了多久,公众就会将一位前内阁成员遗忘。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要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一直维持下去,至少不会让公众对他完全失去兴趣。
为此,他展开了一系列“自我营销”举措。
加入哈里·沃克演讲事务所就是他的第一步棋,别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演讲经济公司,这家事务所创办于1946年,位于美国高校集中的波士顿市,在建立之初便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请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不仅如此,社会各界名人也多会选择其作为自己的代理公司,如当时的美国前宇航员约翰·格伦、纽约州长克莫、自然学家简·古多尔等。格林斯潘正是看重了这一点,效果自然不错,他几乎每周都会在一些重要场合演讲一次,诸如公司午餐会、贸易协会聚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等,每一场都可以有1万至4万美元的收入。可想而知,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当然,格林斯潘看重的并非金钱,而是名声,这样可以使他在公众心里保持较高的曝光率。
一向性格平淡的格林斯潘突然和新闻界的关系也热络起来,《商业周刊》杂志的一位编辑弗兰克林回忆说:“任何时候你想听取他的看法,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不管他正在忙什么,都会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接你的电话。”对于格林斯潘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积极的转变,从此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于未来是充满无限期望的。
除了演讲和媒体曝光,他也参加各类协会、委员会,积极与各流派的经济学家们交流探讨。他曾经受邀参加了《时代》杂志旗下的“经济学家委员会”,这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不过也有一些常客,如曾在肯尼迪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海勒和奥肯,著名货币学派理论家斯普林科尔和华盛顿大学商业研究中心主任韦登鲍姆。
这些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在一起,经常展开一些激烈的辩论,这也是
《时代》杂志所乐意看到的,他们甚至有时候会故意扮演推波助澜者的角色,将这些辩论激化,从而在他们的杂志上就可以大肆宣扬,赚足读者的眼球。
在多次辩论中,格林斯潘的表现总是积极的,他的表现也受到了众人的肯定,韦登鲍姆就说:“格林斯潘看问题入木三分,对各种经济数字的含义娓娓道来。通常我们这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人士聚到一起,互表
敬意。”
在不同渠道、各种场合的曝光很快便有了效果,至少对于事务所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格林斯潘也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商业“炒作家”。在70年代末,像美国铝业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美国食品总公司等,甚至摩根银行都邀请格林斯潘加入董事会。《财富》杂志甚至这样写道,出任摩根银行的董事好比是被册封为“纽约金融世界的爵士”。
格林斯潘自我炒作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他很快被即将参与总统角逐的里根看上。
三、一场为人诟病的“斡旋”
经过4年的沉积,格林斯潘内心的那份对于再次回到政治舞台的渴望日益迫切和强烈。他的眼睛无时不望向华盛顿,只消有一双与之相遇的“眸子”,一段“华盛顿之恋”便会自然而然地展开。那么,这次是谁给了格林斯潘回望呢?仍然是老友安德森。
不得不说,朋友在什么时候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格林斯潘的朋友们每次都能在最为关键时刻给予他最大的帮助。安德森亲自安排格林斯潘与里根的会面,里根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让格林斯潘加入他的竞选班子。多年后,安德森回忆说:“里根问了格林斯潘许多政策方面的问
题。里根一向谈吐随便,但对重大问题会刨根究底弄个明白。格林斯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晤后他马上告诉我,他想让格林斯潘加入他的竞选
班子。”
与多年前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班底一样,安德森仍然是全职的国内政策顾问,格林斯潘仍是不支薪的兼职顾问。在整个竞选期间,格林斯潘常常对他认为过于乐观的一些具体假定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他亲自推算各种预测结果,设法使各种数字前后一致,并有所印证。安德森的妻子安娜利斯也是里根竞选班子的顾问,她说:“格林斯潘的作用在于,他能告诉我们,‘这些数字但用无妨’。”
不过,在整个大选中,格林斯潘在里根与福特之间奇特的斡旋,成了美国近年来总统竞选中的一件奇事。
里根除了请出了格林斯潘,他最想得到的还有福特,他想让福特作为他的副总统助他一臂之力。当然这并非心血来潮,他是有根据的。1980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选择谁作为竞选搭档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同时调查还认为,如果里根选择福特作为竞选伙伴,他的支持率可能上升2到3个百分点,这对于最终的胜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里根当然不会放过任何让自己可能赢的机会。于是,格林斯潘就担当起了为里根和福特“穿针引线”的角色,结果并未成功。在这段“奇事”里的格林斯潘扮演的角色为人诟病,有人甚至觉得,他是私心太重,才极力怂恿福特答应里根的请求,为的就是在未来的政府里捞个一官半职。
对于这样的质疑,格林斯潘并未辩解,倒是基辛格给予了回应,他说:“我们并没有强福特所难,我们一致认为,关键是要把卡特拉下马。”不论基辛格如何解释,他俩的作为即使不是出于私心,做的也并不明智。
一直站在格林斯潘身边,对格林斯潘赞赏有加的拉姆斯菲尔德也说:“格林斯潘和基辛格是怎么想的,我无从得知。反正我觉得,挑选一位前总统当副总统是我听过的最馊的点子。我个人认为,他俩的用意是好的,可好心用错了地方。怎么能让两人同时扶方向盘呢?选福特当副总统只会削弱里根,好像他这个总统不能全权做主似的,美国人不希望有一位有名无实的总统。”
四、公司外的顾问和社保主席
没有福特的助力,里根也赢得了大选。1981年,卡特下台,里根上台。
这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也是意义重大,他终于有了重返政坛的机会。不
过,他的仕途似乎还没有展开的机会,里根上任后立即认命唐纳德·里甘为财政部长。华盛顿传出的内幕消息称:“这一举动表明里根总统不买格林斯潘更加传统的保守主义的账。”
格林斯潘虽然留在了里根政府,却是一份“兼职”工作,有人戏称他是一位“公司外的顾问”,因为此时他主要还是在纽约的事务所任职,只有当政府有需要向他求教一些经济问题时他才会出现在华盛顿。
在兼职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在一次研究经济形势的会议上的表现颇受好评。这次会议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财政部长、经济顾问等政要悉数出席,格林斯潘在会上表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的优点是注重事实、数据和经验证据,这恰好是供应学派之短。格林斯潘的这番观点,后来被人形容为言辞“犀利与简洁”并存。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内心对于这次重返政坛之旅还是失望的,如果不是因为作了社保主席,估计这种失望会更加浓重。
里根上台伊始,社会保障制度支付危机就显现出来,由于政府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几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被任命为社保委员会主席,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贝克回忆说:“挑选格林斯潘领导该委员会是因为他在经济界德高望重。此外,格林斯潘作为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又享有跨越党派利益的名声,在政界也备受尊敬。”
的确,归根结底,社保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上任后,格林斯潘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于1982年设计出了一个微妙的妥协方案:增税开源与“细水长流”并举,包括分两阶段增收雇主和雇员的工资税;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对高收入受益者的津贴收税,并且把按指数化增加的生活费用津贴推迟6个月支付。正如赫伯特·斯坦恩日后所说的:“大幅度减少个人收入的第一个社会保障法案引人注目。”
格林斯潘提出的方案,在国会进行质证时,委员们基本上没有意义,最后一致通过。这让里根松了一口气,这个令他头疼的难题终于得以解决。于
是,他在1983年4月20日的一次讲话时自豪地说:“这个方案表明我国无论何时都对社会保障承担铁一般的义务。”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则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在社保委员会主席一职上的精彩表现,是他重返华盛顿政坛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未来他在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虽然之后,他仍旧不咸不淡地做着公司外的顾问,但是在里根心里,他终于扎下了根。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始终不能在仕途上再有所突破。习惯于面对现实的他,转而继续经营自己的名声,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让自己扩大知名度的机会。甚至给苹果电脑做起了“代言人”,就像娱乐明星一样,1985年,格林斯潘的画像出现在苹果电脑的大幅海报上,在他的肖像之下写着这样一行文字——“如何避免负债,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顾问,借助电脑管理自己的财务”。
政治上日益纯熟的穿梭挺进,让格林斯潘的未来走向成了一个“谜”,他不知道,身边的人也无从预知,从1976年到现在,几十年的迷惘时期是否会过去,谁也说不准,在华盛顿日盛的名声也许会让事情现出一些端倪,这谁又能说得准呢?
第二十九章华丽的美联储舞台首秀
格林斯潘胜任这一职务,而且会干得很好。我猜想沃尔克可能表示过,“最好叫格林斯潘来接替我”。
——安吉尔
一、一生都只为这一天
格林斯潘虽然从未公开表示过对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多热衷,但是其所有的努力不得不说都是在等一个机会。当年,他的恩师伯恩斯从总统的经济顾问,到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再到美联储主席,这不得说是为他做了一些指引。格林斯潘本人在企业界、金融界的名声日盛,在盘根错节的政治领域也可以穿梭自如,都是他争取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的“资本”。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他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有可能不再接着干下去,当然,这也不只是道听途说。1987年春天,格林斯潘受“两个贝克”——霍华德·贝克和詹姆斯·贝克之邀秘密前往华盛顿,两个贝克直截了当:“你愿意接受美联储主席一职吗?”
格林斯潘几乎没有犹疑,说:“如果不认命保罗,那我就接受。”的确,格林斯潘对美联储主席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所以才有这样的魄力敢于把自己的野心直接暴露出来。不过,此时,距离沃尔克任职到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谁也不希望这样一次谈话被敏感的市场知晓,这将会引起极为剧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极富破坏性。
因此,三人在结束谈话时,一起发誓对此绝对保密。
格林斯潘在回纽约的路上,心里已经有些小激动,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十分明确的事情,两位总统跟前的重臣不会亲自跟他会面,也许只需给他打个电话说:“将来保罗离职了,你愿意过来任职吗?”
格林斯潘心里盘算了一下,自己被任命的几率估计有十分之一,不,或者是四分之一也可能。
事实上,两个贝克很快便和总统提到了新主席人选一事,也极力向里根推荐了格林斯潘。不过,沃尔克当时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他主动提出来要继续接任,那么里根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然而,沃尔克在与里根会面时却十分肯定地表示,他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决定不再连任。对此,里根的回答很直接,他说:“我的一贯政策是,任何出于个人原因想离开政府的人,我都不
挽留。”
不过,从任职以来很少和白宫有过度接触的沃尔克在离任时,居然要求政府承诺由坚持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继任主席,当然,里根心里早有打算,便一口应允。《商业周刊》报道说:“当总统和沃尔克对照各自提名的美联储继任人的名单时,两个人都把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作为首选。”
所有的一切基本明了。不过,远在纽约的格林斯潘并不知道。几天来他的背部一直疼痛,他不得不去诊疗所接受治疗。以至于当白宫打来电话时,都找不到他,直到20分钟后,他才与白宫接上话,当从电话里听到希望他来接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几乎是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答应了。这与多年前在尼克松政府时的拒绝、百般推脱几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87年6月2日,也就是给格林斯潘去过电话的第二天,里根正是对外界宣布提名格林斯潘的决定。
市场很快有了反应,在宣布提名消息仅几分钟后,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点,但很快又反弹上来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至少部分金融界人士认
为,格林斯潘是接替沃尔克的合适人选,这就是格林斯潘之前在纽约深耕自己名望的回报。不过,外汇交易市场一片颓势,美元对日元和欧洲各国货币的比价大幅下跌。这恰恰说明格林斯潘的软肋,他似乎并未建立起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声望。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天,在东京,美元的汇价有所上升;在巴黎,美元汇价比前一天上升了1%。
不论是白宫,还是纽约证券市场,都给格林斯潘的上场亮出了最热烈的拥抱,认定他是美联储新主席的不二人选。当然,格林斯潘自己也深信不疑。接下来是参议院的例行审议,最终以91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对格林斯潘的任命。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正式就职。在就职仪式上,格林斯潘面对带有福特总统签名的《圣经》讲出了这样的誓言:“我应该感谢前任主席,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不上涨的通货膨胀、牛气冲天的股票市场、低利率和高就业,有了这一切,今后4年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二、将打击通货膨胀视为头号重任
接下来的日子好不好过,只有经济基本面的表现说了算。事实上,格林斯潘的日子会很辛苦,因为沃尔克在职的最后一年,美元汇价一直走低,而且在1987年2月,七大工业国财政部认定,他们已经把美元压低了,现在(格林斯潘上任后)可以把美元往上拉一点。不仅如此,虽然沃尔克靠着个人的魅力,重新建立起了美联储的信用,但是却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理论上的烂摊子:要阻止通货膨胀,必须采用高到足以扼杀企业的利率。
显然,现在还不确定,美联储能否成功刺激陷入困境的经济。作为沃尔克的接班人,格林斯潘必须从头做起。因为无论是以利率、非借贷储备金、借贷储备金,还是货币总量为目标,都无法充分有效地刺激经济,达成美联储期望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就看格林斯潘将如何做吧!
在面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考问时,格林斯潘说:“我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要工作是‘实现(经济)稳步的、最大程度的增长,同时又不让通货膨胀的恶魔从魔瓶里冒出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视为对立冲突的’。而前任联储会主席沃尔克的政策‘从根本上是准确的’,我不打算改变,将努力‘遵循(前任的)脚步走’。此外,我觉得经济衰退尚没有出现苗头,第三世界的债务形势也有了改善;然而联邦预算赤字的任何增长都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不赞成通过提高税收来降低赤字;我预感,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很快就会大大下降。”
这一段话表明,格林斯潘将会把打击通话膨胀视为自己的头号重任。这正是延续了他的恩师伯恩斯的做法。伯恩斯曾说:“我大半生都致力于唤起人们对通货膨胀危险的警惕。”不过,就在格林斯潘上任前一段时间,伯恩斯因为心脏搭桥手术并发症不幸去世。如今,打击通货膨胀的重任被他的学生格林斯潘继承。当然,这也是他对前任沃尔克的承诺。
格林斯潘的这番表态,马上就变为现实。
在他上任仅24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9月4日,格林斯潘宣布将联邦优惠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从5.5%提高到6%。提高利率这样的举措,自1984年4月以来还是第一次。对于格林斯潘的做法,美联储的其他委员并不认同,他们错误以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这时,格林斯潘在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了作为一名通货膨胀斗士的坚决,他力排众议提高了利率,一点不含糊地表现了格林斯潘对通货膨胀预兆的严密注视和高度警惕。当然,格林斯潘这样做是有根据的,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已节节增长到165亿美元,这不仅使美元疲软不堪,而且还引来了抬高进口商品国内价格的阴影。另一个征兆是,低失业率加上额外生产能力的下降。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通货膨胀如加速前进的列车正隆隆驶来。
这让许多观察家吃了一惊,他们纷纷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金融界许多人认为提高优惠利率也并非一个“很激烈的政策改变”,《财富》杂志登出经济学家米基·利维的看法,他说,“那(提高利率)只是个一箭之远的射程,不是联邦要进一步收紧的信号。”
不过,有些观察家则把格林斯潘的举动视为他“急于摆脱沃尔克的影子”,以显示自己的独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引用经济学家戴维·琼斯的话说:“格林斯潘想要表明:一切在他的控制之下,在反通货膨胀的战斗中他是一条硬汉。”
这些声音立即刺痛了里根总统紧绷的神经。大选在即,如果格林斯潘坚决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就要延缓经济发展,这样共和党在1988年大选获胜的概率就会大打折扣。就算里根再不愿意,格林斯潘就是这样做了。
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来自密歇根州的议员里格尔这样问过:“如果明年大选前政府里有人想影响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定的话,你怎么办?”格林斯潘回到说:“我看不到有这种可能。不过若真有人想这样做的话,我当然会顶住。”
格林斯潘没有食言,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只不过,在做之前,他往往需要承受来自国会、报界以及在位总统方方面面的压力,还要忍受公众对他的冷嘲热讽,有时甚至被描绘成为一个魔鬼。不过,在今天看来,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普罗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通货膨胀长期得到抑制的确是格林斯潘的一个主要功绩。格林斯潘的主要成就显然包括他成功地延续了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的成就。沃尔克任内把通货膨胀率从12%降低到3%,格林斯潘把这个势头延续了下来,使美国经济的低通货膨胀状况稳定了下来,这可能是他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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