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避免通货紧缩的重量级选手
第三十三章天才少年在左，学术大咖在右
我认为，我的很大一部分贡献，是我作为一名学术界人士、一名智囊人员所做出的。美联储里没有人试图来协调我的观点，也没有人叫我闭嘴。
——本·伯南克
一、狄龙镇上的天才少年
奥古斯塔是继亚特兰大后第二大都会区也是第三大城市，全美最大城市排名第116位。奥古斯塔郡是佐治亚瑞金特大学（佐治亚健康科学大学）的所在地，该地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暖夏热，春早秋和。全年气温不均：冬季最低气温-1℃，夏季最高气温34℃。
1953年12月13日，奥古斯塔一个不太冷的冬日，本·伯南克呱呱坠地，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的到来让全家人都格外欢喜。在他之后，父母先后又为他带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父亲是一名职业药剂师和兼职剧场经理，母亲则是一名教师，不过，在伯南克出生后，便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孩子们和家庭。
相比较而言，伯南克的家庭还算殷实，三个孩子在母亲及父亲悉心照料下，发展都还不错，弟弟塞思成为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名律师，妹妹莎伦则当上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名行政人员，而伯南克的成就更是如雷贯耳。
伯南克兄妹三人成长的地方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对于这个犹太人家族来说，这似乎是他们来到这里最感到有些失落的地方，因为这里几乎没有犹太家庭。所幸的是，镇上有一座名叫奥哈夫·沙洛姆的小犹太会堂，在长辈们的带领下，兄妹三人定期会到那里做礼拜。
对于犹太信仰的虔诚来自于家中的长者，其中之一是外公哈罗德·弗里德曼，他是一名犹太律法的职业朗诵者，也是因为外公，伯南克从小便开始学习希伯来文。此外，爷爷乔纳斯和奶奶莉娜也是虔诚的犹太信仰者。20世纪40年代，这对老夫妇迁居到狄龙镇，乔纳斯买下了当地的一间药店，取名为“吉比药店”。后来乔纳斯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本·伯南克的父亲菲利普和叔叔塞思买下了这个药店，并把它发展成为一家现代化的家族企业。
本·伯南克在以后的回忆中说：“从他记事起，家人们总是告诉他，这里将是我未来工作的地方。可惜，我每次都没有听见去，而更愿意赖在店里的漫画书架边，止步不前。”事实上，大人们也似乎发现了伯南克更适合做什么，尤其是母亲埃德娜，她很早就注意到，小伯南克非常喜欢摆弄数字，似乎对金钱还很迷恋。母亲说：“只要我们一回家，就能看到他在与某个人玩硬币。他3岁的时候就会加减法。你问他：如果我有9个便士，拿走3个，还剩几个？他会立即报出正确答案。”
到了上学后，伯南克的天才之名更盛，高中时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自学了微积分。不仅如此，外公哈罗德·弗里德曼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教伯南克下国际象棋，功夫不负有心人，伯南克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国际象棋手。与格林斯潘一样，伯南克也擅长吹奏萨克斯。当时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紧张的种族关系无所不在。还非常年轻的伯南克对此的反应是创作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关于一支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的篮球队。
在狄龙镇不仅让伯南克学习到了享用终生的知识，而且也让他认识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基本法则，他说：“首先，在像狄龙镇这样的小城镇以及遍及全美国的社区，人们都努力工作以养家糊口……其次，美国人在经济方面雄心勃勃，他们总在寻求机会和进步。”正因此，多年后伯南克走进美联储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与美联储的同事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就会有助于美国的经济繁荣，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正是他们所寻求的。”
一个小镇的天才少年，无时无刻不渴望着鹰击长空、独闯天下的一天。
二、走出小镇，哈佛为他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在高中时代，他就是加州SAT考试年度最高分获得者，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达到1590分，离满分仅差10分。高中毕业时，由于伯南克在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他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伯南克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告别了生活了17年的狄龙镇，只身来到大都市波士顿。
当然，在进入哈佛之前，尽管他各方面都足够优秀，但是也没有更多勇气远离家人去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求学。在父母的眼中，离开家去哈佛，离开小镇来到大都市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好在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伯南克，他就是父亲的好友肯·曼宁，他在狄龙镇上算是出生显赫，他的家族中出过知名律师和棒球明星，他本人也是知名学者，且他当时就是从康涅格州的高中考入哈佛的。当伯南克上高中时，曼宁已经是哈佛研究生院的学生，之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继而开始了一段长期和成功的学术生涯。
曼宁因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获得的人生信条就是，教育改变人生。于是，曼宁就主动到伯南克家去说服他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伯南克离开狄龙去更远的大都市去，而不是选择一家离家近的大学。曼宁诚恳地对伯南克的父母说：“既然是读书的好苗子，就不要浪费，而且还需要接触外面的世
界。”最终，因为曼宁的自信和有感染力的笑声令人无法抗拒。父母及伯南克终于作出了去哈佛读书的决定。
当然，能去名校深造当然是一件幸事，家人也会以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名校而自豪。只是，当时伯南克父母仅是一般的中产家庭，他们还是有些担心家里的存款不够伯南克大学一年级4600美元的学费。
担忧归担忧，还是希望早日能够收到录取通知。有一天，一放学回到家
中，伯南克便听到电话铃声，接起来就听到对方说是哈佛的，并告诉伯南克说他被录取了。电话的那一边用了好一阵子，才让我相信他真的是哈佛的。
事情总算定下来了，高中的日子所剩无几，父母希望伯南克在即将到来的暑假能够自己做一份工作，来赚钱补贴哈佛的学费。于是，伯南克来到距离自己家六条街远的圣尤金医院，如今叫做麦克利德医疗中心的工地打工。那时，医院正在建设一座新的大楼，伯南克的工钱是每小时1.75美元。可想而知，工地的工作肯定繁重，不过，经过一个暑假的锻炼，收获了金钱是一码事，也让伯南克的身体强壮了许多。假期结束，父母开车把伯南克送到了佛伦劳斯，他要从那里坐飞机到夏洛特，然而在从夏洛特转机飞波士顿。晚上11点多，伯南克站在了有许多历史古迹、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校园中心的哈佛广场，他手里拖着两只沉重的大行李箱，身边站着的都是来报道的新学生。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伯南克拖着行李来到了位于韦德楼五层的宿舍，这里是约翰·肯尼迪总统曾经住过的宿舍楼。从宿舍楼窗户眺望下去，伯南克才又一次确定他真的离开了狄龙老家，这里是波士顿，这里是哈佛。
三、兜兜转转，最终还是选定经济学专业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对于刚进入哈佛的伯南克同样适用。美国的大学原则上和理论上讲，只要进了一个大学，任何专业都可以选。但是美国学校都是“宽进严出”的，要从一个专业毕业，必须门门功课都合格，如果所有课程的平均分数达不到要求，学位就拿不到，所以，选专业太随意对学生极为不利。
在进入大学后，伯南克在选择专业时也是几经周折。起初，伯南克对数学专业的兴趣非常浓厚，后来发现在这方面自己的天赋不够，无法跟哈佛那些数学天才们相比。实际上，伯南克当时的问题不是学哪个专业，而是什么都喜欢，他一会儿想数学，一会儿想物理，再一会儿又在想历史。大一时的创作写作伯南克也非常感兴趣，大二的莎士比亚文学也不错，他还想过念英语文学。
眼看就到了大学二年级，无论如何伯南克需要自己做一个决定，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他敲定了Ec10，这是一个经济学入门课，主讲老师是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小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这门课是在几百人的礼堂里讲的，真正的教学其实是由研究生或者是助理教授，在课下的小组讨论中进行的。
伯南克一组的组长是李·琼斯，他后来成为了波士顿大学教授。琼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非常感兴趣，在琼斯的带动下伯南克真正意识到，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深奥和有价值的学科，它能够改变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这与他之前在狄龙老家所领悟到的不谋而合。除此之外，伯南克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因为经济学并不枯燥、乏味，它与数学和历史等学科又紧密结合。就这样，在大二最后一学期，伯南克选定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专业虽然选定，但是可供其研读专业的时间却已不多，当时伯南克只学了入门课程。为了补上落下的课程，伯南克在大三开学后便选了四门经济学课程。其中一门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分析，当时由高级教授戴尔·乔根森任导师。在伯南克眼里，乔根森绝顶聪明、处事冷静、说话简短有力。可能是某种惺惺相惜，乔根森对这位弟子格外关照，在接下来的两个暑假都让伯南克当他的助理研究员，而且还为伯南克的职业生涯提出了建议。在乔根森的教导下，伯南克学会了用穿孔卡片操作计算机和为经济问题建立数学模型。
当时，乔根森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能源经济学。熟悉世界经济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能源危机，起因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1973年10月，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陈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可想而知，当时能源经济学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伯南克有幸在恰当的时间遇到了恰当的老师。在乔根森的带领下，伯南克开始关注石油价格暴涨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衰退（滞涨）。这些日后就成为他四年级论文的基础，研究的问题是政府能源政策对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这个研究也让伯南克第一次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尽管署名跟在乔根森之后，但是这在当时的学术圈里也是举足轻重的成就。在文章中，伯南克和恩师分析了政府施加的天然气价格上限，结论是这种政策打击了天然气供给的发展，效果适得其反。为此，乔根森被邀请去国会听证会作证，伯南克也有幸第一次走进国会山。最终，伯南克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哈佛大学1975年最佳本科经济学论文。
尽管一开始选择专业破费了些周折，不过，伯南克在哈佛四年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毕业时更是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优等生的奖项。他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这就意味着，不管伯南克选择去哪所研究生院学习，基金会都会为他提供前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最终，伯南克决定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因为那里的经济学博士课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为此，伯南克还有些担心恩师乔根森不开心，因为他选了MIT而不是留在哈佛。事实上，乔根森更希望伯南克前程远大，他说：“你就应该去最好的地方学。”
在哈佛求学的岁月里，伯南克收获到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知识财富。1975年，他获得哈佛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迎娶了西班牙语教师安娜·弗里德曼为妻。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乔尔和阿丽莎·盖尔。
无独有偶，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后来出任以色列银行行长的斯坦利·费希尔，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长期承诺、动态优化以及商业周期》。或许师徒二人都未曾想过，在将来的某天居然成了行走在一个办公大楼的同事，只不过老师去时，学生已经隐退。
四、痴心于学术，“大萧条”研究迷
伯南克的外公家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居住，伯南克经常会去那里小住一段时间，外公家的门廊上每天都会聚集一些人，他们当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大萧条，总是讲一些大萧条时企业兴衰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故事让伯南克印象深刻：有一个小镇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制鞋厂，大萧条过后，一家家鞋厂倒闭，使得整个镇子的人都陷入了贫穷中，最为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没有鞋子穿，只能光脚走路。伯南克当时心里十分难过，他总是不停地问，为什么工厂不能重新开工生产孩子们穿的鞋？
事实上，这件事带给他的震动非常大，之后在他所有的学术生涯中，无非都是在围绕这个问题在研究。这样的经历也让他对大萧条时期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这样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是智慧的终极挑战。要理解地质学去研究地震，要理解经济学就得研究大萧条。我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大萧条迷。”在伯南克的另一本关于大萧条时期的论文集中他又这样写道：“大萧条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时期……股票市场崩溃，排队领救济，银行挤兑，疯狂投机，同时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上空。对于我来说，很少见这种如此充满了人的私欲的时期。”
在此后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是伯南克最常看的书籍，这更让他对大萧条的问题着迷，就好像那些研究南北战争的爱好者一样，伯南克几乎寻遍所有关于那段时间经济的书和资料来读，甚至连政治、社会、历史方面的也看。所有的研究将核心问题指向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大圣盘”，即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如此严重。实际上，这还是他小时候在夏洛特问外公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货币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崩溃而不是股市的“大崩盘”引发了大萧条。货币供给的直线下降，通过严重的通货紧缩（工资和价格下跌）损害了整体经济。在1931年和1932年，美国物价每年下降10%。这种通货紧缩让家庭和企业推迟了消费和资本投资的进程，因为如果将来价格更便宜，为什么非要在今天花钱呢？此外，国际上实行金本位也让美国的通货紧缩和衰退很快传播到了全世界。
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的解释让很多人哗然，他们纷纷表示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伯南克也认同，不过，他还想进一步搞清楚一个问题：货币供给下降和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虽然非常严重，但是不是就能全部解释大萧条的深度和长度？在伯南克看来，美国失业率在1929年之前不到5%，到了1933年飙升至25%。虽然通货紧缩在1933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但失业率一直到美国加入“二战”（1941年）以前，才降到了10%以下。因此，伯南克认为，除了货币供给，银行系统瘫痪后信用的缺乏也是成因之一。证据就是，1929年至1933年之间，美国原本的2.5万家银行当中，倒掉了9700家。
当伯南克首次将这样的论文发表出去后，在会议和研讨会上受到很多批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系统只是“表面文章”，就像会计账本一样，主要用来告诉你，谁拥有什么，而不是单独就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他们说，假如一家公司的银行倒了，换一家就是了。
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因为随着银行倒闭，它过去积累的经验、信息、关系网络就会全部被毁，这对社区和它的客户都是巨大的成本。试想，将这种效果再放大9700倍，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信用的缺失能够导致大萧条。尽管如此，伯南克的第一篇关于大萧条的论文还是未能及时发表，直到一年后才在1983年6月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它是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对大萧条的痴迷让伯南克很难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之后他又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一起完成了另外一篇论文，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国际角度出发来验证此前伯南克提出的观点。当时，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伯南克考察了22个国家在大萧条时期的表现，最终发现，有两个因素主导了每个国家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一是这个国家坚持使用金本位的时间长短，越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就越早能够让本国的货币供给涨起来，从而摆脱通货紧缩。这个发现与弗里德曼和舒瓦茨是一致的，再次强调了货币供给的作用；二是一个国家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越严重衰退也就越厉害，这又一次验证了伯南克关于信用变化的作用的论述。
除了上述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伯南克集合了格特勒及其学生西蒙·吉尔格里斯特，后者后来成为了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三人在这段时间内共同研究金融系统的问题是怎样加剧经济衰退的，最终他们发现一种现象即“金融加速器”。具体而言，衰退会使信用流动恶化，而信用恶化又会反过来使衰退更严重。在经济衰退期间，银行坏账上升，他们放贷时变得更谨慎；而借款人自身的金融状态恶化，使他们信用下降，在银行眼里更不值得借钱给他们。更谨慎的银行和信用更差的借款人，合起来就使信贷流动受阻，打击了家庭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而支出的下滑又加重了衰退。
更广义地讲，伯南克们的研究强调了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重要性。比如，如果家庭和企业的负债很高，而当衰退来临，他们的收入和利润下降，就使他们作为借款人更难还旧债或者借新债。同理，如果一个国家在衰退开始的时候，银行体系不健康，那么衰退也就会更严重。在像大萧条这样的极端情景中，银行业的崩溃就带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金融加速器”理论还解释了，除了家庭和企业延缓支出之外，通货紧缩的危害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如果工资和价格下降，甚至是当他们意外地降到很低的增速水平上，都有可能使借款人的收入增长，跟不上他们还债的需要。当借款人有还债压力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削减其他形式的支出，而他们自身更弱的金融条件（信用等级），又会使他们无法取得额外的信贷。1930年代的通货紧缩带来了横扫全国的破产和违约，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通过对大萧条一系列的研究后，让伯南克注意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决定足以使事情变得更好或者更糟，这个人就是央行行长。他和其他货币政策决策者应该这样做：首先，在衰退、通货紧缩或者两者都有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足够强劲，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恢复正常通货膨胀水平；其次，决策者必须果敢行动，维护金融稳定与正常的信贷流动。穿书吧
因此，在面对大萧条时，央行行长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更宽泛的教训，当决策者面对非比寻常的困境时，他们思考问题应该跳出旧有的定式，必要时要挑战权威。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就行之有效，他在面对明显的毫无好转希望的衰退时做了一系列大胆的决定。虽然有些试验失败了，比如《1933年国家工业复苏法》，希望通过限制竞争来阻止价格下跌。除此之外，其他的试验成功了。最显著的就是，罗斯福打破了正统思维放弃了金本位。当货币供给不再受限于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通缩几乎是瞬间就停止。罗斯福还让银行放假——这也是今天“银行
假”的由来，然后只允许最健康的银行重新开张，与此同时他推动了立法，促成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在当时，这些措施都是离经叛道的，受到了各种主流经济学家和保守派企业领袖的声讨。但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的确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伯南克对大萧条透彻的研究，并由此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和成果，构成了今后他的学术思想，为今后他走进美联储以及处置百年难遇的危机奠定了基础。
五、冷静的、心直口快的经济学家
伯南克在获得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后，一心只想从事学术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样能够探索旧观念，发展新观念，身为年轻人的他喜欢学术活动所提供的这种自由，就如他的着装一样，从来不喜欢被西装领带束缚，而是趋向于一些随意的着装。
因此，毕业后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便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大约在那里工作了6年左右。1985年，伯南克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在经济学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学院任教。1996年至2002年间，伯南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正如罗伯特·罗温斯坦所说的：“在普林斯
顿……伯南克发挥了领导才能，并成为系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实干派’‘理论家’，他们的观点更是四分五裂，简直类似于种族冲突严重的前南斯拉夫……伯南克主要通过倾听各方观点，缓解了紧张局面，还提升了部门形象。”
不仅如此，在伯南克的带领下，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变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国际经济学系和宏观经济系之一，家有梧桐树，就不愁金凤引不来，果然，在这期间普林斯顿网罗了如罗兰·伯拉布、保罗·克鲁格曼、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及拉尔斯·斯文森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伯南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最关键的就取决于他谦和、幽默、冷静的性格。他幽默地说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系主任的时候，主要负责“那些重大的决策，诸如决定在系里的休息时间是否供应百吉饼或油炸圈之类”。
玩笑之余，人们一致认为，伯南克非常善于调和观点、把握大势。正如他在普林斯顿时的同事吉思·格罗斯曼所说的，“伯南克不仅是个非常冷静的经济学家，他还一向心直口快，这也是他的主要特质之一。他的基本原则是对同事们很坦荡，这也让他能够了解他们的观点，为己所用。”
有这样一个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
1982年，罗伯特·巴罗当时还为伯南克从芝加哥大学到了哈佛大学。有一次，芝加哥大学举办著名的“货币与银行学研讨会”，作为受邀学者，年轻的本·伯南克也来到会议现场。与伯南克一同来参加会议的还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桑迪·格罗斯曼，这二人平时关系就不太好，在卢卡斯看来，他不喜欢格罗斯曼的原因之一，就是后者总在研讨会上接嘴插话，打断别人的发言。
正好轮到了伯南克发言，而格罗斯曼果然就如卢卡斯所说的，开始随意插嘴和打断伯南克的发言。当时，坐在一旁的罗伯特·卢卡斯很快便有些激动起来，他实在看不惯格罗斯曼的行为，他甚至越来越激动，简直快要按捺不住了。突然之间，卢卡斯一跃而起，摔下他的钢笔，愤然离开房间，大声喊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不过，当时在会议室中的人只有巴罗知道卢卡斯针对的是谁，而大家并不知道，大家以为卢卡斯是对伯南克的发言有意见，估计当时连伯南克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伯南克当时并未激动，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合礼仪的举动，他的反应十分平静，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继续按照他的大纲讲下去。这让当时在场的巴罗十分震惊，他说：“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面对杰出的罗伯特·卢卡斯的这番举动，还能保持如此镇静，这种反应实在令人惊讶。”
直到研讨会结束后，伯南克才找到巴罗并问道：“鲍勃怎么了？”
通过这件事情更证明了伯南克是一个处变不惊、面对压力能够冷静处理和应对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也是未来在美联储行走的必备素质。否则，当那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来临时，他就不会如此镇定、如此平静地做出正确研判。正如财政部部长小亨利·保尔森所说的：“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面临信贷危机的日子里，他聪明、有创造力，善于打开新思路，总在盘算着下一步棋。”只有内心平静，才有可能去思考更多、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三十四章走进美联储，政治生涯拉开帷幕
伯南克“非常严谨又温声细语……理性的领导、言行一致以及惊人的工作热情，都赋予美联储以新动力”。
——阿尔特·罗尔尼克
一、“直升机本”的争议
一直以来，伯南克都自认为是个“职业学术人”，不过，2002年，当美国总统小布什询问伯南克是否愿意担任美联储理事时，伯南克还是一口应允了。在任美联储理事期间，他因为两个声明而声名鹊起。
第一个声明就是那个关于通缩危险性和如何消除通缩的讲话，声明一出便被各大报刊广泛报道。在这个讲话中最为出名的内容就是：在法定货币体系中，政府拥有制造货币的物质手段，政府总能借助印刷更多货币避免通货紧缩。他还引用弗里德曼的说法，即应对通货紧缩可以用“直升机”向实体经济“空投”货币。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美国政府掌握着印钞权或也可称为电子当量，它可以想印多少美元就印多少，基本上没什么成本。
实际上，直升机的比喻最早来源于弗里德曼。当时，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了一篇关于“最优货币量”的论文中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他在论文中提到“直升机”，是为了避免讨论银行业体系的错综复杂之处——他在其他场合已对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以及刺激需求，绝望的当局总能选择从直升机上撒钱的招数。”
可以看得出，伯南克对弗里德曼的观点非常认同。不过，在他的这次讲话中压根儿就没有提起弗里德曼的名字。相反，他却对凯恩斯大加赞赏，很多人都知道，在学术观点上，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与弗里德曼唱反调。伯南克当然也清楚这种利害关系，只不过他仍旧在讲话中说：“凯恩斯曾经半认真地提出一项反通缩的措施，即政府在瓶子里塞满钱，把它们埋在矿井里，然后在让公众给挖出来。
他的这一声明直接将他在学术领域里高大的形象贬损下去，有人甚至用“臭名昭著”来形容上述这些内容，他也被华尔街一些人称为“直升机本”，单从这个称呼里就能听出有多少讽刺的意味。于是，在声明发表一周后，就受到了各界异常激烈的批评。那些批评者认为，伯南克作为美联储理事，发表这样的演说既不恰当也不必要，他不应该用如此明确的方式来阐释这些不同寻常的步骤和措施。同时，批评者也认为，伯南克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中主张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过，有人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单就从这两点来看，对于伯南克的指控都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首先，伯南克是在特定情形下发表这些观点的，2002年底，也就是伯南克发表声明时，各地普遍都在担心通货紧缩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跨部门的专职小组，以便密切关注通货紧缩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伯南克发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时，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五年来的第二个通缩恐慌。第一次通缩恐慌大概发生在1997年至1998年间，当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除此之外，当时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发出了同样的担忧，比如保罗·克鲁格曼，他在2003年初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悄然逼近美国经济的通货紧缩》。同年春，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兼欧洲央行影子理事会理事威廉·比特指出，“在工业国家，通货紧缩的幽灵再度游荡在各国央行和财政部的走廊上。”
综上，对于称伯南克是“直升机本”理事的攻击是不公正的。不仅如此，如果通货紧缩真正发生，那么上述那种干预措施就是十分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争议归争议，在不久的将来伯南克将在一场大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到那时候谁也不会再记得他曾经是不是说过“从直升飞机上撒钱”这样不合时宜的话，如同人生，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
果然，在2005年6月，伯南克离开美联储，成为小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彼得·哈契尔形容这段时光“很显然是一场拖延了太久的工作面试”。在总统身边当顾问正式拉开了伯南克的从政帷幕，此后，他将一路走向属于他的权力的巅峰。
二、“格式光环”之下的艰难抉择
2006年2月1日，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宣告了格林斯潘时代终结。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交接并非看起来那么容易，格林斯潘被誉为是20世纪末传奇式的人物。1987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到2006年2月1日卸任一共经历18个年头，被称为是“铁打的格林斯潘，流水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在美联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有多崇高。
在任的18年间，格林斯潘经历了世界上发生过的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科技革命、亚洲金融危机、股市泡沫、新经济破产、安然丑闻、恐怖袭击、房地产不景气和泡沫。每逢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危机出现，格林斯潘都能像魔术师一般神奇地将其化解，正如有人所说的，格林斯潘培育了繁荣，减缓了萧条，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创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不只是伯南克，任何一个有可能接替格林斯潘的人都不会对这些熟视无睹，无不被格林斯潘这些卓越的成就所折服。正如美国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断言：“格林斯潘显然是联储建立以来最有效的主席。”WellsFargo&CO.总裁R.Kovacevich则认为：“他是历史上最好的联储主席。我认为他大概会被记载为古往今来最好的中央银行家。”因此，任何人在接过他手里的权杖的同时，一个巨大的“光环”也随之笼罩过来，与其说谁来接替格林斯潘，不如说成是谁敢接替格林斯潘。
关于“谁是格林斯潘的接班人”的问题，美国媒体甚至曾刊登过这样一则寻人启事：现寻求一位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的专家，他应在华尔街享有良好的声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能从容应对金融危机，他还应有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能够促成各方共识。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最好有一定的商业经验。有意者请联系白宫的布什总统。一句话，格林斯潘的接班人，应当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投资者的“定心丸”。
其实，历史总会在特定的时候选择应该出场的人，伯南克迎难而来，他能否不被淹没在巨大的光环下，这应该是伯南克上任之初最想表达的。只不过，这种表达还是十分成功的，因为当布什正式宣布伯南克为现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随之猛涨，收盘时上扬了近170点。政商界乃至国际金融界都给予了好评，《纽约时报》社论甚至将伯南克称作布什所能做出的“接近完美的选择”。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也持同样看法：“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好的一个。”
那么，伯南克何德何能，能成为接替“金融总统”格林斯潘的上佳人选？
当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伯南克拥有纯正的经济学出身——他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证书，并曾就任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他有着三年作为美联储经济官员的经验。他还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的主席，在白宫直接发挥他在经济政策上的见解。
如今，对伯南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长远的名声，除了要走出那位有超凡魅力的前任的阴影，更重要的是要向华尔街证明自己的能力，毕竟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不过，好名声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伯南克需要很多这样的艰难考验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不过，伯南克自己却说：“我的头等要务是保持格林斯潘时代已确定的政策和策略的连续性”。
这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他不打算做争强好胜的“莽夫”，即便格林斯潘曾经无比光彩夺目，现在已经不重要，因为现在在美联储说了算的，能够主导政策导向的人是他，而不是他。一个人是想改变世界是很难的，伯南克还远远不为外面的政治圈所知，他需要在公众面前通过层层的试练，市场才会相信他，未来他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三、伯南克眼中的泰勒法则和美联储利率
格林斯潘除了为伯南克留下一个个难题外，也为其留下了一个选择货币政策的工具——泰勒法则。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决策基本上遵循泰勒法则而为，根据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相对于目标水平而调整利率。实际上，泰勒法则是一个简单的等式，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趋势。
泰勒法则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提出，是常用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之一，其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
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泰勒法则启发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如果中央银行采用泰勒法则，货币政策的抉择实际上就具有了一种预承诺机制，从而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决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伯南克对泰勒法则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更是详尽地分析了泰勒法则和美联储利率决策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还专门撰文，在文中伯南克不仅利用改良版的泰勒法则反驳了市场针对美联储零利率政策的诟病，而且还强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FOMC的存在无法被替代。
以下是该文章的全部内容：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对货币经济学贡献良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泰勒法则。泰勒法则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等式，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联邦基金名义利率的变动趋势。因此，这一法则不仅受到学术界和美联储的重视，也为广大投资者所瞩目。
泰勒本人认为该法则应该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泰勒一直对美联储过去十多年的货币政策持质疑态度。在近期的IMF会议上，泰勒再次重复表示美联储未能严格遵照法则操作才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无效。在本文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不认同泰勒的说法。
1.何为泰勒法则
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泰勒法则。长久以来，FOMC就一直是联邦基准利率、隔夜贷款利率的决策者，而泰勒法则在1993年才面世。泰勒法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
公式可以描述为：r=p+0.5y+0.5(p–2)+2(the“Taylorrule”)
其中：
r=联邦利率
p=通胀率
y=实际GDP和目标GDP的绝对偏差
2=美联储目标通胀率
名义上，美联储的目标真实GDP是指在劳动力和资本完全使用的假设下，经济体的总产出。在这一假设之下，变量y在泰勒法则中可以被视为产出缺口。
简而言之，(原先的)泰勒法则认为美联储应该以0.5%作为基准来收紧货币政策(加息)。每加息1%相对应通胀率走高2%，抑或实际GDP之于潜在GDP1%的增幅。
泰勒法则还认为，当产出缺口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应该将利率维持在历史平均水平2%。在1993的论文中，泰勒指出，此前6年(1993年之前)FOMC的决策和他的公式描述完全一致。
2.泰勒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诟病
看起来泰勒法则很好地展示了过去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路径，但是这对于未来美联储的决策有实际意义吗？
最初泰勒本人也不认为泰勒法则可以作为实际政策的指导。在他1993的论文中，泰勒承认，一个定式的规则无法将货币政策决策人所遇到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作为美联储主席，我相信泰勒最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我的决策中，我会参考很多公式和法则，包括各种泰勒法则的变化公式。但是我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在变化莫测的实际经济面前，任何单一的法则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泰勒却开始变得固执。他坚称美联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照泰勒法则来制定货币政策，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错误。
泰勒认为，美联储在2003年至2005年保持了过低的利率(和泰勒法则的理论利率相比)，由此引发了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出现。此外，泰勒还指责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未能及时加息，因此导致了美国复苏乏力。
在计算产出缺口上，2009年之前我使用的是FOMC官员当时的预估数据，2010年之后我使用的则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预估数据。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数据要反复修正，因此第一时间并无法得确切的结果。对于货币政策决策者而言，预估和实际数据的意义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显而易见，2003年至2005年和2011年之后，美联储实际利率的确“过于宽松”——低于泰勒法则的理论利率水平。
我曾在2010年就泰勒所认为的低利率引发地产泡沫做出回应。简单来说，我认为2003年至2005年的利率水平情况并无法和地产泡沫的规模和引发时间有明确的联系。这里我不想就这段时间的利率做更多的展开，让我们来重点看一下金融危机后时代的利率水平是否过低。
3.改良版的泰勒法则
为了检验泰勒法则的有效性，我对泰勒法则做出了一定的改良，并对其指导意义做了一些统计。首先，我对泰勒法则中通胀率的计算方式做了调整。原公式中，泰勒将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指标，但是在实际决策中，包括FOMC在内通常将消费者价格作为通胀参考。GDP平减指数不仅覆盖了国内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而且还涉及了政府开支和资本商品的价格。此外，它还排除了进口物价这一因素。
实际操作中，FOMC一直更倾向于将消费者价格的变化作为通胀指标，其中PCE指标重要性最为明显。美联储为PCE设立目标水平，并将核心PCE视为中期通胀趋势的参考。简而言之，我用PCE替代了传统泰勒法则的通胀指标。
第二个变化则出现在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对应上。在原版泰勒法则中，0.5%的利率调整直接对应1%的通胀和产出缺口。而在实际中，货币政策决策者更倾向于接受更大的通胀变量，以换取更为稳定的产出状况。泰勒在其随后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变化。从我的经验来看，FOMC更乐于接受相对更高的利率/产出比。现任联储主席耶伦也暗示1.0%的利率调整对应1%的产出缺口可以更好地反映通胀和就业情况。
在修正法则下，绿色的理论利率和黑色的实际利率在过去20年都保持了十分高的契合度。在2003年至2005年间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利率过低情况。所谓的“标准利率”长期以来在实际利率下方，直到近期才“归位”。显而易见，泰勒法则所推荐的明显负利率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FOMC维持利率水平在零附近并利用其他更多宽松措施的决策完全正确。
针对泰勒诟病的美国复苏不够强劲，我想说的是，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大衰退时代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美国在复苏中也面临了其他不利因素，包括2010年的财政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必须说，美国的复苏已然显著。
言而总之，泰勒所认为的美联储问题缺乏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十分合理并且具有延续性。
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因为对泰勒法则变量做出了调整才得出了我的结论。不过在我看来，用核心PCE替代GDP平减指数完全合理，而调整后的利率/产出缺口比也可以更好的呈现FOMC的实际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原公式利率/产出缺口比的情况下，无论使用何种通胀参考，泰勒公式都会将1990年代的货币政策定义为“过紧”；将2003年至2005年的货币政策定义为“过松”。如果货币政策过松是造成泡沫的主因的话，那么如何解释90年代股市的大涨行情呢？
4.真实的货币政策：系统性，而非自动化
在上文中，我已经证明，90年代以来的美国国币政策在改良版泰勒法则下十分合理。那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就可以依照这一改良公式而去实际操作呢？FOMC能否仅凭借一个公式来做利率调整的决策？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货币政策需要的是系统性，而非自动化。简单的泰勒法则并无法描绘出FOMC委员实际抉择中的复杂性。举几个例子：
泰勒法则假定(认为)货币政策注定者了解产出缺口的规模。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很难计算产出缺口，因此FOMC委员们根本不可能就产出缺口达成一致。泰勒法则还假定(认为)联邦利率存在均衡性并且(通胀处于目标水平且产出缺口为零的情况下)是固定的2%。而上文已经指出，FOMC委员和市场均已经意识到实际均衡性要低于泰勒法则的设定。当然，FOMC也不可能就均衡性利率达成一致看法。泰勒法则并未指出，在预测利率为负数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者应该如何操作。泰勒法则未能给出通胀和产出缺口的重要性/偏好性。事实上，政策决策者的偏重点不同，经济结果的不同以及货币政策效果传递的差异化也很难标准化。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FOMC的存在无法被替代。当然，我也不希望见到机器人代替人类做决策的那一天到来。
四、伯南克的“颠覆性”
2002年，当伯南克就任美联储理事时，就在一次演讲中暗示美联储应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借鉴的是“要稍微有点儿颠覆性”。具体而言，这种可能的颠覆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确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应当说，伯南克与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最大分歧是是否将反通货膨胀定为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伯南克和许多货币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为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而努力。
所谓确立通货膨胀目标就是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目标并将其制度化。具体操作办法是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公开宣布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比如1%到2%，然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这个范围内。
目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新西兰、巴西和韩国等。实践证明，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既稳定了物价，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确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由于投资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向不明确，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更大。尽管格林斯潘在实践中也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头等目标，但他明确反对设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
格林斯潘更相信美联储不公布目标通货膨胀率也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设立这一目标只能束缚美联储的手脚。特别是在出现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或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时，固定的目标会使货币当局丧失应变能力，货币政策因而失去灵活性。比如在1997年，如果美联储实行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并根据官方公布的和绝大多数权威机构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去提高利息，美国甚至全球可能会失去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机会。
伯南克并不认为设立通货膨胀目标会束缚美联储的手脚，他明确表示，一旦危机出现，美联储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稳定经济。
在2006年的一次讲话中，伯南克又一次强调：“防止能源和物价上涨导致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的最好办法是稳住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期。”因为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减少货币工资率和总供给的波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目标也是GDP目标和就业目标。问题的关键是，伯南克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不适用于危机时期，那么一旦危机来临，伯南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是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停止增加利息，还是承担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增加和维持高的利息？夶风小说
其次，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相机抉择与固定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在充满变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美联储应当继续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还是遵守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格林斯潘与伯南克货币政策的另一重大区别。
格林斯潘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根据经济形势和专家特别是他个人对经济统计数字的解释、判断和对经济走势的直感、预测，施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认为，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能按照固定的规则操作不是因为导出这些规则的数学模型太复杂，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这些模型更为错综复杂。这个日益复杂世界的许多最基本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总是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动状态。规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但不能代替从广泛的经济分析和风险估价得出的政策判断。
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把格林斯潘驾驭经济比喻成掌舵，需要左顾右盼，不停地调整方向，以避免触礁和翻船。显然格林斯潘的风格具有浓重的凯恩斯学派色彩。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功也使他愈来愈倾向于“鲁莽行事”。与格林斯潘不同，伯南克主张固定的货币规则，至少是“约束的抉择”。所谓固定规则政策是指联邦储备银行应遵循一个公开、清晰、连贯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不应依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动。
如果用驾驶汽车作为例子，固定规则就像公路旁的停车标记，无论有无其他车辆的行驶都必须停车。这与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政策主张非常接近。货币政策按规则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个人的意愿和见解操作可增加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上不必要的波动，但同时也会使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机械呆板，缺乏灵活性。尽管伯南克强调危机时美联储会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固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规则只适用于经济良好运转时期，而不适用于危机时期，人们不仅会对其政策规则打折扣，而且会加重对伯南克应对突发、重大事件能力的怀疑。其实人们更希望美联储有所作为的是危机时期而不是经济良好运转时期。可以预测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新的美联储的动作会比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迟缓，大概一直会到这种破灭使通货膨胀降低到目标区以下，美联储才会考虑到是否降低利息和降低多少。
第三决策程序的变化——模糊政策与透明政策。在伯南克执掌美联储大权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正式议程中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在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方面，应当向国外学些什么。在格林斯潘时代，这种讨论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格林斯潘认为，一定程度的模糊政策会使市场，特别是投机商措手不及，以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力。格林斯潘上任时的一句名言是：“我想我应该警告你们，如果我把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可能会误解我的意思。”尽管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仍位于新西兰、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央行之后。
格林斯潘经常凭直觉和经验而不是经济模型来识别即将发生的重大经济变化，而伯南克则更依赖经济模型进行预测。显然，通过研究这些模型，华尔街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联邦储备银行究竟想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伯南克主张揭开美联储神秘的面纱，公开其行为、意图和策略，发表其长期经济预测，并欢迎公众参加货币政策的辩论。他认为，“只有当公众知道美联储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并从制度上约束中央银行实现其许诺，追究其偏离政策目标的责任，股票和证券市场才能运转良好。”
更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利息和通货膨胀走势的迷惑，促进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伯南克还反对美联储用利率政策对付股市泡沫，认为这种政策不仅不能打击投机活动，反而会损害整个经济。这些观点与格林斯潘大不相同。可以相信，伯克南执掌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方面会有很大的提高。
第四决策风格的变化——人格魅力与非人性化。格林斯潘时代，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联储主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神经。有人甚至把美联储主席比喻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领域一言九鼎的“经济沙皇”。而伯南克执掌的却是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小的美联储，并且他的学术理念就是要收缩美联储的活动范围，将重心集中到反通货膨胀这一使命上。弗里德曼认为“最糟糕不过的是一个捉摸不定的美联储”。
另外，经济决策的制度化、透明化、非人性化，增加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依赖少数“精英”制定经济政策是民主体制的精髓。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伯南克上任时虽然强调优先考虑“保持格林斯潘时代确立的政策和策略的连续性”，但在短期内他不会，也无法用个人的魅力去影响有关政府税收、支出、医疗健康保险和社会安全保险等政策方面的争论。
缺乏“华盛顿经验”和“华尔街经验”使他不大可能就这些非联储职责范围的问题发表有影响力的见解。他既不具备格林斯潘那种与生俱来或经验赋予的对股票市场韵律的灵感，也没有格林斯潘那些广泛的华尔街和企业界纽带。伯南克在经济学界的声誉，加上政见低调和没有裙带关系或许使他更适合这个收缩了的美联储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不利的一面是，一旦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人们就会期盼一个像格林斯潘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中央银行家来力挽狂澜。前克林顿内阁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任校长LarrySummers指出：“货币政策永远是中心，但维持全球信心的能力在未来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最后，四位一体——新瓶装旧酒。美联储在以上四个方面货币政策的可能变化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明确的数量化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固定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来保证；清晰的目标和规则必然容易被公众和市场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具有透明度；实现透明的政策目标，遵守固定的政策规则，必然使决策过程依赖于制度、承诺、责任及其奖惩，而不是个别人的意愿、见识和素质，这本身就是货币政策非人性化的过程。
作为一个学院派的、低调的美联储主席，执掌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弱的美联储，伯南克将致力于推行货币政策在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可能的变化实质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货膨胀与失业、长期与短期、规则与灵活性、透明政策与模糊政策、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以及民主和精英政治的交替这些古老命题在货币政策领域的翻版。
第三十五章史无前例、百年一遇的危机
要应对当前美国经济的烂摊子，没有人比伯南克更有知识上的准备了。
——克鲁格曼
一、危机来势汹汹，百年不遇
在截至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从2005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而2005年10月，伯南克在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听证会上仍旧表示，不存在房地产泡沫，房价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诸如就业、收入和新家庭的增长都同样强劲”。
很快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证明了这种说法有多么错误。
2007年2月8日，作为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宣布北美住房贷款按揭业务遭受巨额损失，减记108亿美元相关资产，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序幕。两个月后，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申请破产保护，裁减员工比例超过50%。随后30余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陆续停业。
一场次贷风暴旋即肆虐、蔓延，到了8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倒闭，随后贝尔斯登、花旗、美林证券、摩根大通、瑞银等相继爆出巨额亏损。2008年3月中旬，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产损失被摩根大通收购。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
到了2008年7月中旬，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巨头“两房”遭受700亿美元巨额亏损，最终被美国政府接管。作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厂商，通用公司的股价跌至5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破产危机隐现。2008年9月中旬，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华尔街的五大投行倒闭了3家。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击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市持续暴跌，欧洲的情况尤为严重，诸多知名金融机构频频告急，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挫。2008年9月下旬，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规模最大的银行。
其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受此影响，不仅金融市场遭受全面打击，流动性出现严重不足，而且美国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GDP下降6.1%，失业率节节攀升并于2009年创下5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也一度处于崩溃边缘，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长连续下滑，格林斯潘称其“百年一
遇”的危机。
二、伯南克力排众议一路降息、救市
2008年1月初，伯南克召开了紧急政策会议，与同事们讨论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伯南克让人准备了声明草稿，以备当天官员们同意降息使用。伯南克对同事们表示：“我们的政策利率太高了，经济有下行风险，我对此很担忧。”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委员不同意降息。
1月15日，从市场上传来一则悲怆的消息，花旗集团宣布第四季度亏损，其中包括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180亿美元额外减记。与此同时，各家评级机构继续调低金融机构和产品，特别是抵押贷款产品的级别。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市场依旧运作不良。伯南克于2008年1月21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美联储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策，降息达到75个基点，使得联邦基金利率由4.25%降至3.5%。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这时休克状态，甚至对于我们这些赖此呼吸和生活的人也是如此。”另一位分析人士则称，“这是百年难遇的事件……经济正不断衰退，而美联储迎头赶上，竭力重振衰弱的信心。”
无论这些人如何说、如何表态，经济领域的坏消息却从未停止传来。法国兴业银行对外宣称，因为交易员杰罗姆·克威尔违规操作，导致该行在关联交易中累计亏损超过70亿美元。这似乎在提醒伯南克“又该降息了”，1月30日，美联储再次降低了利率，这次降息的幅度是50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
结合前面两次降息，短短一周之内美联储就合计降息幅度达到125个基
点，这几乎是过去25年来美联储推出的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此，美联储官方给出的解释为：“金融市场仍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企业和家庭的信贷在进一步收紧。此外，有资料显示，住房供给紧缩在深化，劳动力市场也表现疲软。”简而言之，美联储需要做出表示，因为金融市场的状况不容乐观，经济衰退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不过，此时美联储内部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008年4月29日的会议上，美联储委员们争论激烈：达拉斯联储主席Fisher表示，美联储需要考虑是否应收紧信贷政策，让美元走强。针对他的这一观点，人们持有不同意见。总体来说，大多数委员倾向于提高利率而不是降低。2008年6月，伯南克注意到，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促使美国通胀短期内走高。耶伦在2008年6月25日的会议上表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什么时候加息是个问题。到今年年底那会，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最终，伯南克在美联储6月会议上表示：“我同意多数人的看法，3月我们看到的危机状况有所减退，但我仍不能排除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我对雷曼非常担心。”那次会议上，多数美联储委员支持将利率维持在2%。
果然不出所料，2008年9月，雷曼兄弟于9月15日宣布破产。此时，委员们才想起来之前的争吵似乎意义不大，于是，在2008年9月16日的会议上，委员们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伯南克表示，美联储尚无足够的信息，所以暂不进一步降息。他说：“我认为我们的降息政策是非常好
的。今年早些时候，我们采取了快速行动，这是妥当的，虽然当时此举存在非常明显的争议和不确定性。”
事实也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就如时代周刊评选他为年度人物时的理由所说的，伯南克“是在正确的时间里处理金融危机的最正确人选”，他以“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果断行动，拯救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平息了市场的骚动，帮助美国规避了经济灾难”，如果没有伯南克，目前的美国经济情况可能“更糟”。2009年是金融危机之年，也是本·伯南克之年。
三、推动AIG救助计划和7000亿救市计划
接下来，伯南克要做的就是在排除更大阻力的前提下实施救助AIG的计划，关于具体细节，伯南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2008年9月16日晚上8点，我筋疲力尽，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是如此，但还是不能干坐着。通过我在美联储的办公室窗户，我看到宪法大道上交通的亮光，还有国家广场上成排的榆树影子。还有好几十位工作人员在忙碌，但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却空荡荡的。米歇尔·史密斯是我的办公厅主任和对外联络总监。她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我对面，等着我发话。
4个小时以前，我和财政部部长汉克·保尔森挨着坐在白宫罗斯福厅。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旁边。壁炉上挂着一幅西奥多·罗斯福马上骑兵装束的画像。我和保尔森坐在棕色皮制扶手椅上，木制会议桌的对面是当时白宫的主人——表情严肃的小布什总统，他旁边是副总统迪克·切尼。围绕会议桌一圈的其他十几个位子上坐着总统顾问、保尔森的高级助手、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一般来说，总统会让会议的气氛轻松一点，总会先插个科打个诨，或者以揶揄自己亲近的助手来开个场。但那个下午他没有。他问得非常直接：“我们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哪说得清，总统当然也知道。我们已经在与失控的金融危机斗争超过一年了。3月份，我们刚刚借给摩根大通300亿美元，好让他们有钱买下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9月初，为了防止为美国居民住房市场提供一半抵押贷款支持的机构倒下，布什政府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而就在一天前的凌晨1时45分，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而直到最后一刻，保尔森和美联储纽约联储主席蒂姆·盖特纳一直在为雷曼寻找买家。
现在，我在向总统解释，为什么美联储计划要贷款850亿美元给美国国际集团（AIG）。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曾无节制地豪赌，使用新奇的金融工具来对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提供保险。如今，抵押贷款在以历史最高的比例违约，那些购买了这种保险的金融公司，以及AIG的其他交易对手，都在理赔。如果得不到现金的话，AIG不是在几个小时内，也至多不超过几天就得破产。我们无心帮助AIG、它的员工或是股东，我对总统说。但是，金融系统和更重要的经济整体，都承受不了AIG破产的打击。
由于雷曼破产，市场已经有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恐慌迹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周一（9月15日）暴跌了504点。这是自2001年9月17日——也就是“9·11”恐怖袭击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且它还波及了全球市场。伴随着对金融机构信心的丧失，银行间借贷市场利率飙升。恐怖的是，在雷曼破产拖垮了一家比较大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后，我们收到的各方面消息都指向，不论大小的投资者都在逃离货币市场基金。
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在大选年救助AIG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就在两周前，总统所在的共和党还在其2008年党大会上称，“我们不支持政府对私有机构的救助。”而美联储现在的干预计划，恰恰会违反“公司应当遵守市场纪律，而政府不该为公司所犯的错误买单”的原则。但我也知道，假如AIG违约的话，眼下已经够差的金融市场条件会变得更糟，不可预见的结果一定会给美国和全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AIG是一个半的雷曼兄弟。AIG在13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在全球有7400万个人和公司客户。AIG为18万家公司和其他企业主体提供保险，这些客户雇佣着1.06亿员工，占美国劳动人口的2/3。AIG的保险计划保护市政当局、养老金以及参加了401（k）退休计划的投资人。AIG倒下，会连带拖垮美国和国外更多的金融巨头。
总统一脸严肃，认真听了我的解释。保尔森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提醒过他，救助AIG很可能是免不了的，而小布什自己也知道选择的余地几乎不存在：没有任何私有投资人有兴趣购买或者借钱给AIG；美国政府既没钱也没权力救助AIG。但假如AIG的各级分支机构还值钱、能用作抵押的话，美联储可以借钱给它。
听完我的解释，小布什像他在整个金融危机当中的那样，再一次强调，他相信我和保尔森的判断。他让我们做该做的事，他去做他该干的事，也就是提供政治掩护。我对他的信心充满感激，更感谢他愿意做正确的事，即便这可能给他个人和他的政党带来政治后果。获得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总统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命运可就交在我和保尔森的手里了。
也正是在AIG救助计划之后，保尔森和伯南克向国会提出了拯救金融系统的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当时，随着雷曼兄弟破产，美国全面金融危机的序幕由此拉开，为了救市，美国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这个计划背后伯南克功不可没。
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人对美联储及伯南克对AIG及金融市场的救助不满，认为这是在拿纳税人的钱补贴华尔街，认为救助资金会遭受巨大损失。事实上，这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在金融市场稳定后，那些借款机构全部连本带息将所贷的资金偿还给了美联储。这样看来，美联储不仅没有做了亏本买卖，还赚了一笔。就拿AIG来说，美国财政部最终获得了177亿美元的
利润。
当然，就职能而言，即使不盈利一旦危机爆发，美联储也是会向市场提供救助的，目的就是稳定危机中的金融市场。由于在危机期间向金融机构输送了大量紧急贷款，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急剧膨胀到24000亿，这种贷款规模和贷款增长速度在百年美联储的历史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归根结底，伯南克通过向市场输送这些救助资金，使得融资成本降低，保证了短期资金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政策并非像很多人误以为的一样是“左手出右手入”的徒劳之举。
四、持续量化宽松政策（QE）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危机中，虽然美联储的紧急贷款确保了金融市场不会全面崩溃，但是美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后的复苏却十分缓慢。为了助力经济增长，在伯南克的主导下，美联储持续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即通常所说的QE)。不过，每一轮量化宽松的细节及背后的逻辑均不完全相同。
2008年11月底，美联储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本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内容包括，美联储宣布购买6000亿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决定购买1.25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债券、2000亿机构债券和3000亿长期国债。本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购买长期债券降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增长。此外，QE1还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资金，稳定了雷曼兄弟破产后的金融市场恐慌。
紧接着，伯南克于2010年11月，又推出了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2，其包括宣布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政府债券，目的是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长期利率，借此提振美国经济，特别是避免通货紧缩，并降低高达9.6%的失业率。
不过，本轮量化宽松的效果并不好评判，因为无法确定其所带来的货币一定就会流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当然，可以确知的效果是，美元随QE2走低，美元指数已接近2009年11月的低位。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升，股指上扬。换言之，对QE2反应最灵敏的是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膨胀必然会使资产价格上涨，资产泡沫也会吹大。
也正因为如此，量化宽松都是有期限的，如果无限期下去，那么后果就如给膨胀的气球继续充气一样，后果不言而喻。按照计划第二轮量化宽松于2011年6月份结束，伯南克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认为结束这一计划会对金融市场和经济产生太大影响，市场早已有预期，且对国债市场真正有影响的不是目前美联储的购买节奏，而是其持有量。我们将在国债到期之后将资金再次投入市场以购买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MBS），我们持有的证券数量将保持基本稳定。”
按照这种说法，在第二轮量化宽松之后不会推出新一轮政策。不过，有人还是将QE比作是一部系列电视剧，作为总导演的伯南克设计并控制着全部剧情，同时细致入微地调整演员对剧本的理解，最终由于剧情的需要，QE3又如约而至。2012年9月1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全球低息环境和充裕的流动性持续一段更长时间，因而可能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再次带来通胀和资产价格的压力。
剧情已经上演，各方的宣传攻势也已铺天盖地。如同所有剧集一样，对QE3的评价可谓鲜花与鸡蛋齐飞。为了控制舆情与局面，伯南克这位总导演积极出来澄清，在9月份的会议后，伯南克表示说：“这是一个旨在聚焦实业的政策，我们要做的是竭力拉动就业。”
这意味着将0～0.25%的超低利率维持期限将延长至2015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与前两轮行动不同，美联储的QE3举措没有明确限制，将一直持续至就业市场复苏。加上在现有的“扭转操作”计划下购买的长期美国国债，美联储将在今年剩余时间以每月850亿美元的力度购买资产，与2010年推出的QE2力度相当。
这次伯南克给所有人留了一个悬念，即QE3将于什么时候结束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等。当然，在QE3的执行过程中，不时会有人跳出来要求提前结束QE3。这样一来，伯南克就得不厌其烦地向众人解释并游说各方，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利率短暂上升，但也可能带来放慢甚至终结经济复苏的巨大风险，同时让通胀进一步下滑。”在此次讲话中，伯南克似乎刻意不想透出带有倾向性的信息。在谈到美联储是否会放慢债券收购步伐的关键问题时，他严谨地照搬了一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的政策声明说：“在最近一次例会上，美联储已经清楚表明，当局将随时准备扩大或缩减资产收购的规模，以确保货币政策跟上就业和通胀形势的发展。”
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出口和美国整体经济。但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势必将冒极大的风险，海量的货币供应量，必定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飞涨，致使大量投机者进入市场，尤其是对能源和有色金属类价格的影响更为巨大，有可能造成比目前还严重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灾难也许会比之前更沉重。
从全球市场看，“量化宽松”还将加祸于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其他经济体，并促使别国货币也出现贬值。此举对全球结算以及支付工具的美元打击巨大，同时会给持有高额美元资产的国家带来严重损失。
当然，也有人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以色列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的论文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时说：“其他国家对QE批评是荒谬的。他认为世界经济却必须重回正轨，如果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世界经济也不会回到健康状态。美国在扩张财政政策方面已经举步维艰，因为这方面的代价已经很沉重了，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货币政策之上。”因此，他认为伯南克所做的是任何一位中央银行行长在这一位置上都会选择做的事情。
不过，伯南克在即将卸任时，还是表达了对持续QE的复杂感情，他在任职内的最后一次讲话时暗示，尽管美联储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宽松政策副作用的危害，但他们并不急于很快紧缩政策。美联储有很多管理通胀风险的
工具。
耶伦能否接好伯南克递过来的接力棒？尽管美国核心CPI数据距离目标的2%仍有不小距离，但失业率已距离6.5%的目标仅有0.2个百分点的差距。2014年美联储的挑战是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将维持现行的超低利率水平，然而随着经济复苏的持续和QE削减逐步展开，美联储维持宽松政策的意图、前瞻指引的效果将不断受到审视。
不过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即在不采取非常规扩张性政策的情况下，经济本身的正常状态和自我修复功能不足以支撑可持续的充分就业。”
不过无论是伯南克，还是其继任者，谁也不会在意其他国家的反应。就像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普洛瑟所说的：“美联储的思路是，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最适合美国经济，那么就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因为强大的美国经济也符合全球其他地区的利益。”这可能才是QE3要不要退出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十六章拷问伯南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金融危机，可是掌舵的伯南克先生竟然睡着了。将来危机结束以后肯定会有铺天盖地的指责与批评，不过现在揪出主要责任人还有点为时过早。经济政策出现了巨大失误，始作俑者一定要承担责任。
——迪安·贝克
一、在艰难抉择中的猛烈降息是否恰当
根据著名的“墨菲法则”得知，无论是哪任美联储主席在上任初肯定都会遇到棘手的问题，而伯南克需要面对难题显然要比格林斯潘当时的更大。在格林斯潘任期快结束时，其已经让美国经济、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变得过热。因此，伯南克上台时面临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率的小幅上升，以及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泡沫问题。
事情的结局也证实，伯南克所经历的危机要比以往的每一次危机都更严重、更复杂，持续的时间也更久。那么，面对艰难的时局，伯南克做得怎么样？让我们先来看看常用来“拷问”美联储主席的三个问题。首先，他是否对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他制定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过了头还是火候不够？其次，为什么伯南克对政策透明化这么推崇，而美联储在政策沟通方面仍出现了那么多问题？最后，伯南克或他领导下的美联储是否容易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
答案是的确有些做得不到位。比如，当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爆发危机时，美联储的降息速度太慢。2008年1月，美林证券的经济学家大卫·罗森伯格说：“伯南克的动作太慢了。”因成功预言2000年至2001年的股票市场危机而闻名于世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认为：“伯南克没有意识到房地产市场衰退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在这方面，沃尔克做得更好。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无所畏惧。”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迪
安·贝克则写道：“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金融危机，可是掌舵的伯南克先生竟然睡着了。”他的结论是，“将来危机结束以后肯定会有铺天盖地的指责与批评，不过现在揪出主要责任人还有点为时过早。经济政策出现了巨大失误，始作俑者一定要承担责任。”
事实上，批评者至少希望伯南克在面对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率上升，金融市场崩溃时，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帮助市场恢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阻止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规避道德风险。
事实上，伯南克在2008年初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货币举措，比如连续三次大幅降息，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然而，一位专门从事研究美联储问题的专家艾伦·梅尔泽却认为，伯南克之所以会在2008年1月那么猛烈地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主要是因为屈从于政府和市场的压力。言外之意，伯南克作为一位学术大咖，其作风相比较前任格林斯潘来说太过于软弱，容易屈从于白宫及政治压力。
而商业经济学家迈克尔·达尔达则是另外一番高论，他经常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当时他坚称，“我们已经忘记了正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出现危机……这样猛烈的降息也许会消除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过我想我们离通货膨胀也不远了。”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珀森同意迈克尔的看法，认为美联储的快速降息“对市场的刺激过大”，会促使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
真是美联储主席难做，及时施政再恰当、合理，也会引来各方不同的评价。伯南克处于百年不遇的危机潮头，各种明浪、暗浪随时会劈头过来也实属正常。
二、利率为什么这么低？伯南克博客为美联储辩护
在任职美联储主席一职起，伯南克就与危机挂上钩，起初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危机，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时期将利率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并采取了一系列特别措施以刺激经济。
尽管市场对伯南克危机中的表现是认可的，认为他是最适合的美联储主席人选，也是能够控制这场危机唯一的人选，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低利率的诟病。为此，伯南克专门在自己的博客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文章主要围绕“利率为什么这么低？会不会一直这么低？低利率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这几个问题展开，下面就是其博客文章的全部内容：
现今，世界各国的利率，无论短期长期都异常低。美国政府可以以1.9%的利率借款10年，以2.5%的利率借款30年。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率甚至更低，例如，德国政府10年期国债利率为0.2%、日本为0.3%以及英国1.6%。瑞士10年国债的利率为负，这意味着债权者持有瑞士债务还要倒过来付给瑞士政府钱！企业及个人的贷款利率稍高，根本原因是信贷的风险，但也处在历史上很低的水平。
低利率不是短期的反常，而是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美国10年国债利率于1960年至1970年间处在低点，1981年达到15%的顶峰，而后持续下降。其他条件等同时，投资者会在通胀率高时需求更高的利率以补偿被动失去的购买力。但现在通胀保护债券的利率同样很低；实际或通胀调整后的五年期美债利率约为负0.1%。
利率为什么这么低？会不会一直这么低？低利率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在街上问，“利率为什么这么低？”他很可能会说是美联储在保持低利率。狭义来说，这没有错。确实是美联储在设定短期基准利率。美联储的政策也是长期通胀率及通胀预期的主要决定因素，而通胀趋势影响利率，但对经济最重要的是实际或通胀调整后利率。实际利率才是对资本决策最有实质性影响的。美联储影响实际的回报率，尤其是长期实际利率的能力是间接且有限的。短期内，实际利率受广泛的经济因素所影响，包括经济前景——这些是不受美联储所控制的。
为了理解其原因，有必要介绍均衡实际利率这一概念。均衡利率是在产出缺口为零和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自然利率。很多因素会影响均衡利率，而均衡利率会在不同时期改变。在一个迅速增长的动态经济体里，我们预计均衡利率会高，其他所有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反映了投资的高回报。在一个缓慢增长或陷入衰退的经济体里，均衡实际利率低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投资机会不多且回报不高。政府开支及税收政策也会影响均衡实际利率：高额赤字会趋向于增加均衡实际利率（同样的，其他所有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因政府贷款使私人投资的可用资金减少。
如果美联储希望产出缺口为零且劳动市场饱和（当然希望），那么它的任务就是使用它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力，或更现实一些——它对均衡利率的最好估计，因为均衡利率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如果美联储试图将市场利率保持在与均衡利率相比过高的水平，经济发展会变慢（可能陷入衰退），由于当贷款的成本高于回报时，资本投资（和其他长期消费，如耐用消费品）就丧失了吸引力。相似地，如果美联储将市场利率相对均衡利率压得过低，经济发展最终会超速，引发通货膨胀——另一种不可持久且不受欢迎的情况。底线是，经济情况而不是美联储最终决定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实际回报率。美联储影响市场利率，但不是以一种不受限制的方式；只要它的目标是经济健康，那么它必须将市场利率引导向隐藏的均衡利率的水准。
这些听起来很像教科书，但对这些概念的误解导致了一些对美联储的糊涂批评。我是主席的时候，不止一位立法者在指控我和美联储制定政策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们“把老人们扔下公共汽车”（指任老人们自生自灭，把成就建立在老人们的痛苦上），这是一位参议员的原话。立法者们当时关心的是已退休人士只靠存款来生存，而低利率意味着他们只有非常低的收入回报。
我也很关心退休老人们。但如果目标是让退休老人享受高实际回报，那么美联储在不正确的时间点提前加息恰恰是最糟糕的选择。在过去几年疲软（但复苏）的经济条件下，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均衡实际利率是异常低的，可能甚至是负值。美联储提前加息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造成经济减速从而导致资本投资回报降低。经济减速会迫使美联储为增加资本流动而再次降息。这并不是假设的场景：近年，几个有重要地位的中央银行曾经提早加息，而后被每况愈下的经济环境所迫降息回到原点。最终，提高存款者回报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做美联储所做的：保持低利率（与低均衡利率更接近），这样经济可以更快复苏到产出健康投资回报的水平。
另一个经常听到的、与此类似的批评是美联储通过将利率保持在“人为的低水平”扰乱了金融市场以及投资决策。与时常被宣称的所不同的是，美联储无法抽身而退，把利率交给“市场”来控制。美联储的动作决定货币供给量从而决定短期利率；它只能把短期利率定在一个水平。那么该是什么水平？对美联储来说最佳的策略是将利率定在中期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水平，即（目前很低的）均衡利率。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人工的成分!当然，关于一个特定时间段均衡利率实际上是多少的争论是合理的，这也是每一次会议上美联储政策制定者都会辩论的话题。但这一争论似乎并不是批评的源头。
经济状况，而不是美联储，最终决定了可持续的实际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都很低，不止美国。那么经济状况的哪些特点最终导致了现今的低实际利率？我会在今后的博客中谈到。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已经走向复苏，其中有几个人的功绩必定会彪炳史册，他们中除了保尔森外，本·伯南克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伯南克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摆脱经济低迷最大的功臣，在保尔森早已离开美国的政治舞台，伯南克还在为美国进一步摆脱低迷走向复苏发挥他的作用。
路透调查也证明，伯南克任期内的整体表现得分颇高，他们认为，伯南克曾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多年不遇的经济衰退。在伯南克的执掌下，美联储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引入定期的记者会制度。以前美联储一度像一座堡垒，甚至都不宣布政策改变。
根据该调查，伯南克获得的分析师给分平均为8分，满分为10分，尽管他因未能预先发现隐患而受到指责，但Manulife资产管理的首席分析师BillCheney表示，伯南克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基本正确，没有给10分的原因
是，他事先未能采取防范措施，比如抵押贷款的监管措施。
事实上，伯南克在为美联储辩护的同时，也有人为他在鸣不平，相对于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而言，在其施政过程中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更何况有些政策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只有其最终显现出威力时，才能真正堵住议论者、批评者们的悠悠众口。
三、美联储的QE对美国经济到底有多大帮助
事实上，关于QE效果的论定一直都没有定论。对于外界各种质疑之声，伯南克反驳道：QE并非对经济作用不大，还应结合其他工具用。为此，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予以陈述，文章写道：“QE1确实必要，问题在于QE2和QE3。QE让资产价格上涨，富人更富，但普通人未获益，也无法证明QE大力帮助增加就业，美联储迟早要放弃把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增长乏力的借口，不再把问题怪到别人身上。”
伯南克认为QE等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创造美国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能因为QE无法包治经济的百病就要停止使用这类政策，而应该将其与其他政策工具结合使用。此话一出，又引来一些批评，其中《华尔街日报》则发表评论文章称，伯南克这是在暗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如今不尽如人意，他领导美联储时采取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为此，《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还一一罗列出了伯南克的几大“罪状：
首先，美联储的第一轮QE发挥了作用，有必要用它克服金融恐慌。但此后的两轮QE显然没能成功帮助经济复苏，资产价格上涨让富者更富，普通劳动者还没有盼来经济的回报；其次，美国的失业率之所以能降至5.5%，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很多长期失业者没有被劳工部统计为劳动者。未能吸引长期失业者回到就业市场，也是美联储维持超低利率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劳动力参与率稳定，现在的失业率还会接近8%；第三，如果一种理论无法进行测试考验，就不能成为理论。伯南克的后危机货币政策理论是，一种政策如果发挥作用就要加码，要是没发挥作用还得加大剂量。这不是数据驱动的货币政策；最后，伯南克不喜欢负起经济不佳的责任，这可以理解。但他和美联储迟早会被迫停止将金融危机用作经济增长缓慢的通用借口。伯南克可能也应该不再把问题都怪在别人身上。
从QE被伯南克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口诛笔伐，结果是什么？是危机在历经不到一年之后便见底，并没有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情形。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所评价的说：“在经历了一场他未曾预见的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引导美国避免陷入可能具有毁灭性的恐慌之中。然而时隔五年后，他利用不同寻常的政策帮助美国实现的经济复苏却疲弱得令人沮丧。他所留下的混杂着失败、无畏、执着和沮丧的遗产也将进一步受到外界关注。”
实际上，量化宽松是一种在利率工具不太能发挥作用时的控制流动性的工具。它让央行得以印钞注入市场，但又因为这些钞票买入了特定的资产而可以将央行的账目表做平。一个工具的作用好坏关键在于使用者是谁以及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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