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七章问鼎中央权位
改弦易帜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在北伐大军的凌厉攻势下，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势力基本垮台。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拥戴下，奉系首脑张作霖于12月1日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权，同时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为拉拢阎锡山，壮大声势，12月20日又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但阎始终没有就职。洞明世事的阎锡山虽已看出北洋军阀集团不过是强弩之末，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则与时驻绥远、陕甘，响应北伐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尚未完全修好旧隙；二则其僻处晋绥一隅的军事实力也实难与控制北方的强大的奉军相抗衡；三则不愿因战事中途废弛在“保境安民”旗帜下所进行的经济建设、“村政建设”和军事建设等用于增强自身实力的一系列举措。故而一面继续同奉张虚与委蛇，一面暗中与北伐军接款，手握主动，静观待变。
对此，阎锡山于1926年10月13日在山西第四次村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表白：
说到打仗一层，话则甚长。我山西向抱“保境安民”主义，并不闻问外事；然而保得住安得住与否，尚有问题；果真山西有强硬之武力，野心家不敢来打耶？抑为不爱山西之金钱、土地、子女、玉帛耶？二者非也。然则山西非有可靠之保障不可，保障维何？中央政府是也。山西向来绝对服从中央，以地形上之关系，山西距京师甚近，使中央政府稍有力量，即足以保护山西安然无事。例应报解之款项，山西无不如期运解惟谨；而中央政府能令山西安然无事，山西亦不惟命是从，仰藉政府威力，保护地方得以平安无事，历来如此。不意比年以来，中央政府之力量日绌，而非中央政府之力量，反日见膨胀；山西失却可靠之保障，时移事异，则有非自强自救不为功者。特苦于山西民气既弱，兵力又单，人数既稀，物力更薄，实力有限；抑且倚靠中央，已成习惯，十数年来，积重难返；欲山西一省于此风雨飘摇中存站得住，非变更宗旨另想办法不可。方法安在？即一变其闭关自守之政策，而借重于国内之外交是也。简言之：即俗所谓“拉朋友”而已。国内政治力失其重心，迫不得已，而讲求地方之互助，此中苦心正复繁杂，未易言也。我山西“保境安民”之宗旨，原为不肯多事与民休息而定。时至今日，则非有充分之自卫能力，绝不能贯彻‘保境安民’之宗旨……此次战费，约略大数为一千五百余万，地方供应车骡粮秣物料，尚未算入；按全部详计，其数量之可骇，又将如何？作战耶，则耗费滋甚；不作战耶，则蒙钜大之损失；两方顾虑，均属可怕之事，此犹言胜利之战事。倘再为失败之一方面设想。其惊心动魄，又如何耶？
阎锡山在这里既算政治帐，又算经济帐，并就山西近年来的整军扩军和南北广拉“朋友”作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北伐军兴之初，国民革命军所部仅8个军，10万人，其对手则是拥兵约75万的北洋军阀（盘踞湘鄂豫及直隶南部的吴佩孚集团20万人，据有苏浙皖闽赣五省的孙传芳集团20万人，占据东三省及直鲁热察的张作霖集团35万人）。这样，手握兵符，骑墙于北方的阎锡山自然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不久，即于1926年11月派胡宾为代表赴晋见阎，联络山西参与北伐事宜。此举正中阎锡山下怀，阎当即派山西老同盟会员赵丕廉以代表山西教育会赴沪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为名，偕胡宾前往武汉与北伐军取得联络。“赵行前，阎再三嘱咐：‘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我的事。’因为阎有一批枪械，须在三个月之后，才能由日本运到山西，所以不能有所举动。赵随胡到汉，首先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会晤，又见了陈公博，陈引赵赴南昌与蒋介石见面，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举事。’赵将阎的处境和三个月内不能举事的原委说明，请蒋谅解。蒋嘱赵见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加伦将军。赵折回武汉，由蒋作宾引见鲍罗廷。当时军委会曾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伐。会议前夕，赵丕廉接到阎电，表示在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于是，军委会批准授阎锡山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赵丕廉即携带军事计划回了太原，向阎陈述详情。阎在此时仍不愿骤然表明态度，因而没有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这是阎锡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首次接触。蒋介石在南昌给的密电中称“先生以就地理言，山西实为北方革命基地。但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现定：出师须俟两种关键时机，一为山西出师革命即能成功之时，一为山西不出师革命即将失败之时”。
在争取阎锡山站到国民革命一边的问题上，中共也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国民党“一大”以后，北方的工作由孙中山信赖的共产党人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组织部负责人）参与主持。阎锡山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北伐大局已呈明朗时，向李大钊发出密电，要求派教官到太原军官学校，引入“黄埔”经验。赵戴文也曾召集山西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谈话，暗示山西有与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行动一致的可能。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与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方党组织决定不失时机，利用军阀矛盾，争取阎锡山响应北伐，在北方形成阎锡山同冯玉祥合作，一致对奉的局面，改善党军和北洋军阀力量在北方的对比态势。为此，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相继派翦伯赞等特派员到晋，策动阎锡山、商震等响应北伐；李大钊则在北京会见阎锡山的代表孔繁霨，同意由阎组成“北方国民革命军”，并要求阎政治态度明朗化，迅即于武汉国民政府取得联系等等。于树德（当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员）曾经回忆道：李大钊还写给阎锡山一封长信，这封信对阎锡山的响应北伐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络的同时，阎锡山加快了与冯玉祥修补裂痕的步伐。1927年2月，阎锡山特派河东盐运使崔廷献到刚刚移驻潼关的冯玉祥处拜谒慰问。冯玉祥其时正处于军费无着、粮饷两缺的境地，对阎锡山遣使致候多有好感，即与崔廷献两次长谈。其谈话大意由崔整理为十条电阎：“（一）感谢我帅遣使厚意，并嘱代达谢忱。（二）钦佩我帅‘保境安民’，如有侵犯山西者，就是民党之罪人。（三）感激我帅成全接济国民军第一军之苦心。并云：去国后，晋北误会之抱歉。（四）谓我帅为革命元勋，近来谭祖庵、蒋介石、唐生智诸位来信，仰望至切。国家大事，非我帅合作不能成功。（五）力言中山主义及遗嘱为救国之必要。但山西环境不同，我帅苦心应付，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宜，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六）言陕、甘国民军连陕军共编制十七路。吴新田已联合，又派孙连仲、冯治安两师赴紫荆关与襄阳镇守使张连升军队结连。（七）潼关刘师长调驻渭南，孙良诚总司令调驻潼关。（八）言刘雪帅两次派代表来，我劝告须实心投国民党。（九）言吴玉帅抱武力政策之迷梦，不能觉悟可惜。（十）谈话之际，题诗四句文曰：‘铁链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赠我帅作纪念”。冯玉祥的谅解和实力的削弱宽释了阎锡山的防冯之心。
这时，李大钊对阎、冯关系也进行了多方弥合，先为冯玉祥提出“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的方针，待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又为其提出“固甘联陕，联晋图豫”的方针，既为冯的国民军解决了出路问题，又打消了阎锡山对冯的顾虑，从另一方面增强了阎加入国民革命的决心。
对于阎蒋、阎冯间的秘密往来，张作霖实际早有所闻，但出于抵御北伐之目的，他一方面以“讨赤”为名竭力拉阎加盟，另一方面又不时电报质询一二，然而均被阎锡山巧妙应付过去。从北伐开始到1927年初的一段时间，阎锡山与张作霖若即若离，与冯玉祥重归于好，与崛起南方的国民政府暗通款曲，在南北交恶，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犬牙交错的大环境中潜心积聚实力，并得到敌对双方的推崇和谅解。而其所踞的晋、绥两省皆能免遭战乱之苦，并借机进一步发展了兵工生产，壮大了军队力量，通过推行“村政”稳定了地方统治，这一切充分证明了阎氏“保境安民”政略的成功。
根据与武汉方面“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的约定，阎锡山于1927年4月1日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同时将所属山西、绥远各部军队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4月5日，阎电告其驻汉代表赵丕廉，即日起颁动员令，“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
但此时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迁都之争”已愈演愈烈，赵丕廉根据武汉的形势，于次日即致一密电给阎，称“方密奉电五日宣布动员。据告政府，极为满意。但此间内部化分与前局势骤变，北伐主力难免延缓，我们独挡劲敌，责任过重，宜攻宜守，相机审度。”
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在“清党”的名义下，大肆逮捕残杀共产党人，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面对南方北伐尚未成功，内部业已分裂的局势，阎锡山起初感到迷惑不解，但经过观察，很快就表明了拥宁拒汉的态度。阎锡山作为山西地方的统治者，出于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反感，对武汉政府联俄联共、反孔等“过激主义”的做法本就颇为不豫，在宁汉之争中自然采取了上述态度。对此，阎锡山在5月6日致其驻京代表温寿泉鱼电中称：“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时期愈延长，愈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腐败军阀，必不足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拥蒋拒汪的态度跃然纸上。5月11日阎锡山致南京蒋介石的真电中更反映出他希图联奉联蒋，共同反共的心机：“此间前本亚农（何澄）兄来意向张雨亭（张作霖）处进行一致讨赤办法。顷接驻京代表称：雨帅面告联蒋讨共，完全容纳百帅主张，已分电效坤（张宗昌）、馨远（孙传芳），对蒋勿再进攻等语。现在效坤、馨远所部是否停止前进？及近日情况如何？我兄对于暂时联奉讨共有何意见？如何进行？均乞详示，以便与各方接洽为盼。”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双方都以“总理信徒”、“正宗国民政府”自居，因而都未轻言放弃北伐。武汉方面对以后的发展方向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首先东征讨蒋，然后再继续北伐；二是首先继续北伐，进军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中原，再与阎锡山联合，驱逐奉军出京津，最后解决东南问题；三是先巩固革命基地，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四是先南伐，向广东进军。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进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进军。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北渡长江，攻打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阎锡山这时表面上虽与双方依旧保持信使往来，但其感情的天平无疑已经大大倾向于南京一边。北伐两路出兵，战事顺利。6月1日，武汉方面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4日克复开封；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于6月2日攻占徐州。北伐军已经打到北方，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遂于6月3日在山西全省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编所部晋绥军15万人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向东出击，做出了响应北伐的具体行动。此时阎锡山仍以电报力劝奉系新派杨宇霆、张学良等在“讨赤”旗帜下转向“三民主义”，接洽和平办法，并于6月5日再电蒋介石建议与奉方停战，“联合讨共”。阎的主张虽因奉系旧派吴俊升等人作梗未果，但阎锡山不战而胜的政略思想和顽固的反共心理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南京授予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最终亮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尽管阎锡山的表态来得未免有些迟缓，但南京方面仍然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对此，《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七号》这样说：“蒋总司令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已请国民政府任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二月二日通过，国民政府三月十一日特字第三十八号任命。先生十五年派代表赵丕廉于南昌晋谒蒋总司令，嗣经多次晋谒，并至武汉、南京，密切联络，策定北伐方针，研定作战计划，巩固革命阵营，促进合力北伐。先生同时，力劝奉方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半年之间，全国各方演变纷繁，先生坚持三民主义立场，与蒋总司令密切结合，运筹全局，高瞻远瞩，审度事机，振臂奋起，拒受武汉之游说及委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之任命，于今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为了把阎锡山置于麾下，增强北伐的声势和力量，武汉方面见通过阎的驻汉代表赵丕廉不够得力，遂派与山西有渊源的孔庚赴晋说阎。因路途阻隔，孔庚6月17日方抵达太原。其时，对于归属，阎锡山已有定夺。孔庚在晋自然受到了冷遇，事后孔在向武汉国民政府汇报山西之行，谈及6月17日与阎锡山商讨北伐事宜时说：
他说他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他的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他也不知道何所适从。提到政府方面，他说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他又说……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是为他所把持，一切事务，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共产党忌刻蒋总司令的功劳太高，怕国民革命成了功，想出种种办法在后方掣肘；但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他还是革命的。他说他不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说我去了很好，可以对他讲一讲。同一篇报告中，还讲到：后来见着国民政府参事赵丕廉，他说他初回山西的时候还能讲几句话。到后来越说越不行，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又去会赵次陇，赵避嫌不见。会着了南警察厅长，他说武汉怎样的糟，南京是如何的好。他到了南京之后，本预备到武汉来，因为武汉被共产党盘踞，所以就回去了。他又说共产党排斥辛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辛亥起义的老人物，自然不见容，只有同蒋介石合作。……还会着了阎锡山很信任的秘书长同实业厅长，他们既不晓得国民党，更不晓得三民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
孔庚在太原饱受坐冷板凳的滋味后，终以被阎锡山“礼送出境”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之后，阎锡山走向了以同蒋介石合作为主流，以反对共产党为主线的政治道路。尽管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其间不乏反复，如中原大战时的联冯反蒋，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等。但基于个人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阎锡山终于沿着拥蒋反共的道路走向了人生的终极。
“清党”反共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方面中常委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开始在武汉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宁汉双方在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反共的契机下达成了一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就此结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山西始有了国民党的秘密活动。山西代表苗培成、赵连登等人从广州返并后，即会同在并的国民党员韩克温、赵光庭、李江等人，以太原平民中学为基础，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委派，来到太原，住在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负责筹建中共山西党组织并筹划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1924年5月，山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成立，由张叔平、傅懋恭（彭真）、纪廷梓三人组成支部干事会，张叔平任书记。高君宇在完成建立共产党组织期间，还同苗培成、韩克温等人进行了筹备国共合作的谈判。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时间大致为1924—1925年——据该省党部首任执行委员李冠洋的回忆为：1924年冬成立了临时省党部，1926年冬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正式省党部；据王建富的研究为：1924年5月成立临时委员会（省党部），1926年12月15日由国共双方共同协商召开了国民党山西省“一大”，选举产生正式的山西省执行委员会（简称省党部）；据《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中的资料为：1924年5月5日成立省党部筹备处，1925年冬改为临时省党部，1927年5月5日在太原市四川会馆召开国民党山西省“一大”，成立正式省党部。第一任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为韩克温、苗培成、李冠洋、郭树棠、梁贤达（以上5人为国民党员）、王瀛、孙真如、王鸿钧、彭兆泰（以上4人为共产党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为朱志翰（女，共产党员，以后4人为国民党员）、艾晋泰、郭镐都、薛映离、高淑英（女）5人，韩克温、李冠洋、彭兆泰3人为常务委员。当时阎锡山在南北之间持骑墙态度，对党派活动限制较严，且两党主要负责人及普通党员均非阎系人员，两党有关国民革命的活动均不为阎锡山所喜，尤其是善于组织群众运动的共产党受限制和压迫更甚，故各种活动均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两党达成合作，近期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尽管内部不乏争执，但国民党的许多活动仍多由共产党人主持。
1924—1927年间，山西的国共两党主要合作进行了以下工作：一、号召山西民众，声援国民革命；二、组织学生抗房税取得胜利；三、组织太原国民师范学生运动，把该校建成山西反帝爱国运动的坚强堡垒；四、“五卅”惨案后，掀起以“沪案后援”为特征的反帝怒潮，发动工农群众，反对军阀战争；五、共同促进，发展了两党的组织；六、北伐前后，展开了联阎反奉的统战工作。
随着北伐的胜利，一些官僚政客及旧军阀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山西，阎锡山手下的一些干部也在北伐大潮中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党内亲阎势力“官厅派”；以苗培成、韩克温为首的新右派，向来就主张排斥共产党，但又同阎锡山没有渊源，遂成为蒋介石在山西的代言人；上述两派同以共产党员为主要成份、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对立日见明显。
1927年初，山西国、共合作的破裂已见端倪，在两件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阎锡山对两党态度的演变：一是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省党部在太原文瀛湖公园举行工人、学生联席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主席苗培成无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首次在公开场合公然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当即受到在场的几千群众的口号反对和共产党员王瀛讲话的驳斥。苗见广大工人群众不买帐，即与其手下“山西工人代表总会”委员长杨笑天组织人员捣毁了共产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次日，总工会会友又捣毁了设在平民中学的右派大本营。嗣后，以国共两党为背景的两个工会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月，双方的人见面就要打架，被当局称为“街斗”。这段时间，宁汉尚未分裂，阎锡山对此持“观望”态度，基本上不予过问，也不偏袒一方。至4月下旬，阎锡山表态支持国民党省党部，下令禁止国共两党“街斗”，并让苗系骨干每人从山西省公署领取手枪一枝，以便向共产党动武。
二是1927年5月9日，中共山西省委召集太原全市各大、中学校师生及工人群众在国民师范大礼堂为李大钊举行追悼大会，由张勋（张文昂）任大会主席，薄书存（薄一波）负责布置会场，省委负责人颜昌杰、崔锄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尚未开始，阎锡山即以“共产党集会不合法”为名，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会场，冲散了大会，当场逮捕了共产党员张勋、武学和、王道明和进步青年杨怀义等四人，在会场揭露阎锡山背叛革命的薄书存幸得群众掩护才离开了会场。
“五·九”事件是阎锡山向蒋介石靠拢，也是山西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右派联合反共的一个信号。由于当时阎锡山同武汉国民政府还保持着联系，中共山西省委对争取晋阎站在革命方面还没有完全失望。时隔不久，中共打入国民党省党部做情报工作的周凉云（张晔）发现了一份“清共”名单，立即报送省委，得到这一情报，中共山西省委才提高了警惕，采取了规避措施，在以后阎锡山的“清党”中，组织未受到大的损失。
阎锡山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即遵照南京国民党中央命令，对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进行了改组。这次改组，实际上也就是山西公开清党的开始。它在省党部“排除了全部共产党人，由张继、何澄（2人为国民党中央派来），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霨（4人为阎锡山的人），苗培成、韩克温、李冠洋、郭树棠、杨笑天（5人为原省党部委员）等11人，组成党务改组委员，苗培成、韩克温、郭树棠等为常务委员。不久，即由这个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通缉共产党的名单，交党务改组委员会决议通过，颁发通缉令。公开缉捕颜昌杰、崔锄人、王瀛、王鸿钧、邓国栋、薄书存、赵秉彝、孙真儒、朱志翰、王箴、杨高梧、彭兆泰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32人”。（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第56页。）同时指派张继、南桂馨、梁永泰、苗培成、李冠洋、郭树棠、杨笑天7人为山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进行“清党”活动。
在“清党”过程中，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派系分化，改组后的省党部除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人外，逐步分化为由掌握党务实权的苗培成、韩克温组成的CC派和以李冠洋为代表及受其影响的郭树棠、杨笑天等亲中央党部丁惟汾的“中山主义大同盟”派。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又统一将各省省党部改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山西省委员会由赵丕廉、李鸿文（2人为阎锡山的人），苗培成、韩克温、姚大海（3人为亲二陈的CC派），李冠洋、杨笑天、胡伯约（于右任的人）等9人组成。因李冠洋在省党部内遭苗、韩等人排挤，从上年9月离开山西，到了南京后就一直未归，杨笑天不久也离开了省党部，而阎锡山对党务工作向来不感兴趣，“清党”后只派了两个闲散角色参加委员会，故新的山西省党部即由苗、韩等CC派所把持，直至中原大战阎蒋分手时为止。
阎锡山不仅追随蒋介石在组织上清党反共，而且绞尽脑汁想出了“清其法”重于“清其人”的做法，提出在思想上“清党”的概念。他说：
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于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之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肇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鄙意清其人，尤须清其法。若清其人而效其法，则共产党党员得以反共之口号，潜伏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作共党之工作。且故意为本党得罪社会，必使国民党三字不容于中国而后已。试问本党自活动以来，社会上怨声载道，是岂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所应招来者乎？皆仿效共产党挑拨阶级斗争手段所致也。尤可注意者，为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铺伙迫掌，弊病虽大，范围尚小，操纵较易，尚可转头。若农民协会散在乡村，范围既大，证之政治能力，无论如何组织，无法操纵。况以自谋自利相号召，已入破坏途径，更失操纵原则。提倡之初，即是正人忧之，坏人喜之。成立之后，必为流氓地痞所把持，劣绅土棍所利用。初则报复，继则抢夺，终必至内讧，互相械斗，放火杀人，提倡者亦无法以制止。以往事实，可为殷鉴。即使操纵有术，亦必为共产党所利用。是农民协会，若办理不当，非特国民党自杀，并以杀国人也。亟当慎重处之。深愿本党于此竭力清党之际，确定本党行为之界限，恢复被共产党已失之人心，保存本党在中国存在之基础，党国幸甚！穿书吧
武汉汪精卫政府发动“七一五”政变，开始“分共”后，阎锡山在山西加快了“清党”步伐。在阎锡山的支持下，苗培成等人一方面调动军警封闭了共产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太原兵工工会，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国民师范、进山中学等共产党活动的中心，通过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便衣警察告密、侦察，对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开会斗争、侮辱打骂、开除学籍，甚至逮捕拘留。省立一中因被视为“共产党巢穴”，还在校门口架起了机枪，恐吓进步师生。“清党委员会”没有捕到主要通缉对象，就从中共外围入手，单在太原市受迫害的就有一百余人，其中公审知名人士、山西法学院教授胡遽然一事最为突出。
胡教授和王瀛是陕西同乡，思想左倾，素受进步学生拥戴，平时言论多同情王瀛等共产党人，常常指责苗、韩等CC派，故而成为CC派的首要目标。苗培成带头斥责胡组织“西北革命大同盟”和“偏袒”王瀛等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大的“罪恶”，要胡“彻底认罪”，争取“从轻处理”。胡教授坚持大义，据理驳斥CC派的斥责，结果被当堂用刑，打得惨不忍睹。幸由平常敬重胡遽然为人的南桂馨从中转寰，保证让胡先回去休息，好好考虑一下问题，然后再作处理，才结束了这场“公审”。事后，胡教授被扣押一年，才由赵丕廉等人保释，但不许其再回法学院任教授。
胡遽然这样的知名人士，且与阎锡山的一些高级幕僚相契，只因思想左倾，就被CC派扣了一顶“红帽子”备受折磨，在清党期间，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旦被捕，则万难生还，王瀛的被害就是一例。在清党中，被通缉的省党部共产党员王瀛、朱志翰夫妇到武汉中央汇报山西国共分裂情况，接受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很快回山西去整顿工作”的指示后从京汉路绕道大同，在沿同蒲路南下太原途中，被特务跟踪，于崞县城外一家小旅店被捕。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均不能奏效。王、朱夫妇还是被提交军法会审，定以“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因王瀛是山西知名的共产党员，审理情况专门报告了正在井陉讨奉前线督战的阎锡山，阎当即电令：“为维护地方治安，抓住共产党要犯，立即执行枪决。”“临时特种刑事法庭”即按阎锡山指令，于10月11日判处王瀛死刑，执行枪决。王妻朱志翰因有孕在身，幸免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交监执行，直至抗战开始，才被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
在“清党”中，阎锡山借演说怎样“实现三民主义”，也对CC派提出了限制性警告：“山西党政，欲得良好效果，必须使党成为公道之净白团体。不偏不激，不畏浅识者之言，不要无意识之好，鼓其智仁勇，切实监督本省行政首领机关，使之事事纳入正轨，尊重山西全省之利益，及各方面相关系之公道，按照三民主义之党纲，循序而行。监督机关，若枝节为之，必至窒碍横生。尤不可唱高调，而窒碍事实，作无益而妨害有益，致入自杀之途……党无权力时，易招人轻视；党有权力时，须防人利用。贪官劣绅皆绝大本领者，利用党以胡闹，自当严防。但图利与图名者，每藉党以自谋，而图名者为害尤烈，因其易于欺世。”
阎锡山追随蒋、汪“清党”反共，迫使中共在山西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陷入低谷，直至抗战军兴，国共二度合作时止；至于国民党组织，因山西党务经“清党”后基本由CC派所把持，阎锡山尽管想用“掺沙子”的办法控制省党部也终未如愿，但从此国民党CC系也基本失去了对山西政局的影响力，以后的20多年间，政治经济方针大计，阎锡山基本上都是实行山西版本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省党部事实上已成了阎锡山应付蒋介石的一只政治筹码，可以任由阎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政治地位远在阎氏后来一手创立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以下。
出兵讨奉
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震惊最大的莫过于张作霖，昨日方信誓旦旦共同“讨赤”的盟友，今日一转眼成了“革命军”。山西方面态度的公然转变，使得因宁汉分裂迟滞了北伐进程而形成的南北军事均势产生了严重不利于奉方的变化。张作霖一方面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海陆大元帅”，任命潘复担任“安国军政府”内阁总理，将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并发表了7个“军团”级的战略单位，以壮大声势；一方面以北洋诸将的名义发表一篇“讨赤”通电，意在暗示蒋、阎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南北“对等联合”，以延缓北洋系的灭亡。另外，又速遣和阎锡山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军政府参谋署长于国翰为代表赴并见阎，明为劝阎接受“安国军副元帅”职务，请阎推荐“军政府”阁员，实则窥探阎锡山的动向。时值宁汉相争，无暇北顾，山西军队承平十数年未有大的战斗，如其独力正面对奉作战，战力和数量均非奉军对手。阎锡山很明了这一点，故虽未答应再度与张合作，但友好地接待了于国翰，表示易帜是为了自保，并不意味与张对敌，今后反共立场绝不改变，并剖陈利害，托于转劝张作霖取消“大元帅”称号，改易“东北国民革命军”。至于晋方今后是否向奉方用兵，则始终未与透露。于国翰不得要领，无功而还。奉方只得根据印象判断，阎锡山素性谨慎，且实力有限，又与奉方长期交好，不致单独冒险与奉军作战，故对阎的防备有所放松。
6月11日，阎锡山接其驻南京代表携回的蒋介石真电，要其暂缓进兵，待蒋方攻占徐州后，分兵陇海线，形成侧击京汉线态势，再行出击。此电正合阎意，故山西军队只是号称分大同、娘子关两路出兵，实际并未有大的动作。在北伐战略认识上，阎蒋之间经多次文电往复，基本达成一致：一、奉方视国（宁）共（汉）为鹬蚌，自以渔人居之，故代奉讨共易，要奉方易帜归从，共同讨共难；二、对付奉、共两敌，先共后奉，奉方实力强大，易在侧后取渔人之利，且中原隔有奉军和冯玉祥大军，晋军很难与南京呼应，成功把握只有六成；三、先奉后共，易于联络南方各省及冯玉祥的军队，且攻略首都北京，是国内外观瞻所在，又兼一举敉平北洋军阀，完成北伐大业，更利于登高号召，统一全国，成功把握即有八成；四、伐奉步骤，由晋方全力从京绥、京汉两路进攻，宁方沿津浦路北上，并尽可能联络冯玉祥部共同北伐。
阎锡山与蒋介石正式接洽不到一年，双方已能就国是达成高度谅解，尽管阎在一期北伐中一兵未出，但他拒汪拒奉，“清党”反共的作为，深深得到蒋介石的赞赏；而蒋能以后学之身，一举成为北伐全军最高统帅，并得到英、美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控制了中央政府，亦使阎锡山不得不以领袖人物相看。在各种利害关系的交织中，阎锡山与张作霖的谅解已无法继续下去了。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46人为委员；7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各军军长：第1军商震、第2军杨爱源、第3军徐永昌、第4军傅存怀、第5军傅汝钧、第6军丰玉玺、第7军张荫梧（为副军长，军长由阎锡山兼）、第8军谭庆林、第9军郑泽生、第10军李维新；7月15日，北方国民革命军进占石家庄，奉军退守正定，奉晋冲突已成必然之势。
北方国民革命军各军均由二至三师附炮、骑、工等特种兵分队编成，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为第1、第7、第9各军，出兵京绥路；右路军为第2、第3、第4、第10各军，出兵京汉路；另以第6、第8军为挺进部队，其余为总预备队。当面奉军京绥路方面为第3军团所属的第9（军长高维岳）、第12（军长汤玉麟）军，主力配置于宣化、张家口附近，另在平地泉派驻一部机动部队；京汉路方面则为奉军3、4军团之主力。双方兵力对比，奉军占有较大优势，且能依托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进行兵力机动。晋军则居于外线作战，掌握主动，并且占有炮兵优势，阎锡山密谋采用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方式，乘对方不备，一举击溃奉军，乘势控制京津。
尽管晋奉双方剑拔弩张，张作霖还是于7月28日、8月25日派代表与晋方联络，希望阎锡山能从石家庄撤军，守中立地位。但这时阎已下了北伐决心，头次还接见张的代表邢士廉，劝张服从三民主义，第二次则对张作霖、张宗昌两人的代表拒不理睬。8月初，张作霖为应付局势，一面令驻兵京绥、京汉线的第3军团主力积极补充训练，一面组成三个校阅组，视察该军团所属部队。8月中旬，由第3军团中将参议于珍率领的第一校阅组经过大同到丰镇、平地泉校阅第9军各部后由该军参谋长刘维勇陪同返经大同，突遭受阎之命的晋军大同镇守使李生达扣留，并转送太原，晋北顿呈紧张局势。
此时，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之外，他所投效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迫于北伐失利和武汉方面的压力，于8月13日宣布辞去总司令一职，在沪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此去电多方表示挽留之意，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态度截然相左，但物议所在，蒋留任已不可能。8月19日，武汉政府通电宣布迁都南京。9月16日，国民党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决定宁汉合作，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次日，中央特委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4人组成主席团（阎锡山在内）。9月21日，汪精卫、唐生智等不满蒋介石恋栈不走，返回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反对南京特委会；9月28日，蒋介石在反对派的压力下离沪赴日本；胡汉民则深居上海，闭门不出。国民党党魁三巨头皆不在位，其他大员们则多沉迷于“党统”之争，根本无暇顾及北伐大业。这一阶段，阎锡山已发动兵力，并于奉军有过多次小的战斗，亟待中央配合支持，而奉方乘南京混乱，在津浦方向连连反攻得手，一时声势重振。故阎锡山连连向南京中枢要人和驻扎河南的冯玉祥发电，请求速定北伐大计，会商共同进兵方略，却杳无回音。因而，这一时期阎锡山成为主张进兵北伐最积极者。
9月29日，阎锡山以“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为题发表讨奉通电，指责张作霖“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之尊。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既无悔祸之心，何有改善之望”，重申了自己“不惜委曲婉转与张作霖相周旋，原冀其有所悔悟，以期和平解决”的一片“苦心”。即日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奉阎之间终至决裂。
奉军当前部署为主力沿京绥、京汉两线配置，力求机动。其防御重心一头在察哈尔的怀安，一头在石家庄和新乐，预备队则布置于津浦铁路沿线和冀中一带，可以方便地向京绥、京汉、山东方面运动，加之奉军经年作战，部署得当，装备又好，其防御相当稳定。针对奉方部署，为达到突然袭击，尽快攻占北京之目的，阎锡山制定了“集中重兵，两端下手，多路进攻，分割围歼”的战役方针，拟将奉军当面主力及预备队吸引到京绥、京汉线的两头，出奇兵腰斩京汉线北端，“直下京津，厥收奇功”。
至发表讨奉通电时，左右两路军均已进入进攻出击地域：左路军总指挥商震，所部前敌总指挥、第7军军长张荫梧率第5师王靖国部由大同沿京绥线向张家口，附近之敌攻击前进，最靠前的第14师李服膺部由阳原县经蔚县谢家堡向南口附近之敌攻击前进，第15师李生达部由天镇经怀安县左卫向宣化附近的沙岭子之敌攻击前进，攻占张家口、宣化后即向北京进军，以策应右路军；所部左翼队司令，第1军第3师师长杨士元率本师及配属部队攻占平地泉，并同时袭击同北丰镇之敌；所部独立骑兵队司令、第1军骑2师师长郭凤山率部配合左翼队袭取平地泉、丰镇后，向怀安方向运动，策应15师；所部挺进骑兵队司令、第9军军长郑泽生率本军各部及骑9师担负东翼阻击任务，协同左翼队袭取平地泉后，转战察东、古北口附近，待敌向关外退却时，截断京榆（山海关）间交通，全歼残敌；所部骑兵别动队司令、骑6师师长杨兆林率本部及骑7师担负西翼阻击任务，在察西一带阻敌退却，并负责阻断张家口、多伦及京、张之间的交通；总预备队由第1军（缺第3师）、步兵第9师、直属炮兵及保障分队组成，接应各部。右路军为北方国民革命军主力，由阎锡山直接任总指挥（实际由徐永昌代行），第3、第2军军长徐永昌、杨爱源分任副总指挥，第2军第6师师长孙楚任前敌指挥。该路军以2、3联合军为主力，由石家庄、获鹿、平山、井陉一线向北进攻；第4军（缺第7师）傅存怀部由高邑、邢台沿京汉路向北车运，接替驻石之第2军的防务，并担负侧翼佯攻任务。另派第6军第4师傅作义部为一支奇兵，由太行山间挺进，从京、保（定）之间截断铁路，以求全歼京汉路保定以南之敌，并相机策应左路军李服膺部。
战局开启，北方国民革命军初期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经激战击退奉军高维岳第九军，占领了宣化；右路军杨爱源第2军兵力最强，2、3联军很快以优势兵力推进到接近保定的定县、望都一线。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路、津浦路也发起进攻，以策应晋军。面对两线作战，张作霖决定在津浦路方向取守势，集中兵力先解决西线战事。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了兵力部署，向京绥、京汉、陇海三路军队下了总攻击令，开始向阎、冯军队发起反攻，当日即收回定县，切断了晋军右路军前线部队与石家庄方面的联系，右路军全线动摇。原在石家庄亲自指挥战事的阎锡山次日即将总部转回正太线获鹿车站，右路前线由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所属各部皆转战于太行山地。左路军6日推进到张家口、宣化一线后，即遭到奉军激烈抵抗，奉方频频增兵，先头15师伤亡几近三分之一，陷入与敌胶着状态。10日，奉方又发起猛烈反攻，前敌总指挥张荫梧最后出动了卫队，才保住既得阵地。由于晋军兵力不足，在收缩兵力转战之际，被张作霖调集来的号称30万大军节节压迫，张学良、韩霖春第3军团等部由石家庄向娘子关南北地区进攻，晋军右路军全军退守娘子关；张作相、万福麟5军团等部反攻连连得手，乘势将商震左路军压至天镇永嘉堡一带，才被李生达15师力战所阻。商震拟在大同布置防线，因阎锡山深感兵力薄弱，遂令放弃雁北、绥远，左路军集结雁门关一带山地，凭险防守，晋北重镇大同也被奉军占领。幸得奉军一向在铁路沿线机动作战，缺少山地攻坚作战经验，加之阎锡山及时收缩兵力，在南北两个方向组成依山傍关据险防守的重兵防御集团，并增强了炮兵力量，虽暂时失去大同以北的地盘，但毕竟大部拒敌于“省门”之外，此时已是1927年10月底了。
因奉军反攻猛烈突然，北方国民革命军左右路主力均很快收缩于省内，执行南路挺进任务的第4师傅作义部在挺进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未得到撤退命令，遂照原定计划出易县，趁奉军主力云集京绥、正太两路，腹部空虚的机会，于10月13日一举攻占京南重镇涿州。因为联络中断，无法确定下步方略，傅作义只得踞城固守。而这时，涿州已成为陷于奉军防守腹地的一座孤城。奉军向来看不起晋军，认为其打不了硬仗。现在晋军全数兵败撤回，孤军一师守一座孤城，更不被张作霖放在眼里，遂令张学良、韩麟春限期攻取涿州。孰料奉军四次总攻，多次增援，均未拿下涿州。
张作霖震怒，派张学良亲自指挥攻城，最多时一天竟向城内发射炮弹四五千发，及至派工兵炸毁西南城墙。傅作义则集中兵力，亲自督战，数次打退奉军进攻，固守不移。
傅部以一师兵力坚守涿州3个月，牵制了奉军十万之众不能南下，大大缓解了冯玉祥部压力。傅数次电阎请援，阎锡山无力增援接应，只得多次回电嘉勉，12月18日，阎锡山致电傅作义着第4师全师官佐一律晋衔一级，军士以排长记名，并赏洋7万元鼓励士气；南京方面此时一面催冯玉祥、白崇禧等部北进接应晋军，一面于12月27日任命徐永昌、傅作义二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对阎锡山表示笼络，而以师长一级任军委会委员，傅作义实为空前绝后之一人。尽管如此，涿州遭奉军重重围困，城中粮食乃至鼠雀均被军民食尽。傅作义粮尽援绝，而围城奉军也成强弩之末，双方即接受了北京商民代表调停，议定傅部改编为国防军而不属奉军序列，傅作义本人离开部队。从1927年10月13日攻占涿州至1928年1月12日傅部接受改编出城，历时90天的涿州攻防战终于结束。涿州之战使傅作义一举成名，其在涿州城内建立的防御工事系统被后来的参观者誉为防御工事的典范，晋军也因此以其对奉防御作战的成功使得“善守”之名更扬于天下。
傅作义出城交出兵权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傅优礼有加，待似上卿，傅却始终未接受奉方许以的方面军司令官职，亦未接受蒋介石事后的两次收买，深得阎锡山赞赏，阎曾不无得意地对赵戴文说“傅作义是咱们的关云长，义重如山”。
由于奉、直联军同时在陇海路方向对冯玉祥猛烈进攻，冯部当面压力很大，已无法策应北方的阎锡山。阎锡山兵退省内后，再无力发动反攻，只能调整部署，以第2、第3两军为主力，组成右翼地区军，由徐永昌、杨爱源分任总、副指挥，孙楚任前敌指挥，以井陉为前进阵地，防守固关、娘子关、六岭关、黑三关一线；以第1、第7两军为主力，组成左翼地区军，由商震、张荫梧分任总、副指挥，防守龙泉关、长城岭、铁角岭、雁门关一线，并以京绥线撤回的骑兵担负阳方口及其以西地区防御，以李服膺师布防于繁峙平川两侧，担负诱敌入繁峙川“口袋”的任务。晋军部署既当，又兼山西表里山河形胜之地，终于稳定了战线。阎、冯两军遥相呼应却伐而未进，深感缺少中枢协调和经济力量支撑之苦，遂形成邀蒋复职的共识。
轻取京津
蒋介石下野只是迫于政敌攻讦的权宜之计，在日本不到两月时间，即于1927年11月10日回到上海，开始频频露面，作出准备重新上台的姿态。蒋介石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并有英、美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又与日本取得一定程度的谅解，原武汉一派的力量已不是对手。经阎锡山、冯玉祥多方活动，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请，并得桂系李、白赞同，蒋介石终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并于5日致电阎锡山，感谢阎对其的支持。阎则于7日致军委会主席团、蒋介石、李烈钧、冯玉祥的电文中称：“据驻津专员报称：前派赴济南之某国人返津。据云：孙传芳有二万余人、张宗昌亦有二万余人，势均力敌。张作霖与杨宇霆内定拟将山东军民政权交孙，任为一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宗昌亦作空名义督办，张有去大连之表示。张之部下固反对孙接任，而孙之部下亦因张之部下反对，大为不满，双方意见已生隔阂。某国人曾谒张宗昌，张对之甚好。并云：北方无晋，大局万无解决之法，奈奉方不听，无可如何。但反奉之事，宁可牺牲地位，亦不愿为。观察鲁方情形，如果孙夺张权，必有问题发生。张宗昌虽不做，亦必有其他之组织，此时各方军队，如能前进，使北伐有紧张之势，彼内部必生变化，或乘孙张之隙而离间之，尤为有效。等语。”电文中不无夸张自己情报工作的缜密和表白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高明之处的用意，也带有尊崇中央，“情报资源共享”之意。接着，借奉军年初向山西发动新的攻势之际，阎锡山又专电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称“兵不统一，用兵大忌”，建议中央统一北伐全军战斗序列，提议由蒋介石任北伐全军总指挥。并分电冯玉祥，建议二人共同促成此事。对阎的拥戴和伐奉的贡献，蒋介石心中明白，就任后即为北伐援晋积极筹备，在电报中给阎锡山以“屹立河朔，功在党国”的高度评价。阎、蒋的合作，这一阶段堪称默契。
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了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常务委员人选：蒋中正、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阎锡山、谭延闽11人为常委，蒋中正为主席。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了北伐军序列，成立3个集团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后又将驻扎两湖的广西军队编为第4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因为2、3集团军原驻北方，靠近前线，加之蒋介石私心保存嫡系第1集团军实力，自然就把主要战斗任务交付2、3两集团军。一个月来，奉张在京汉路向阎冯所部增大压力，并于4月1日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山西进攻；蒋介石亦于同日在徐州指挥部通令2、3集团军7日开始总攻击。
其时北伐军由第1集团军担负津浦路方向攻击任务，循泰安、济南、沧州直驱天津，当面之敌为直鲁联军张宗昌及孙传芳残部；第2集团军担负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域的攻击任务，沿新乡、大名、顺德一线北上，然后与各集团军会攻京津，进军路线关隘重重，当面之敌为可沿两条铁路机动作战的奉军主力，故任务最为艰巨；第3集团军仍由京绥、京汉两线夹攻北京，然后与各军会攻天津，作战对象亦为奉军主力，但易于同第2集团军呼应，进退裕如，战略地位较冯玉祥部略优；第4集团军因远驻两湖、豫南一带，令随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攻，相机填补1、2集团军作战地域之间的空档，属于战略预备队性质。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看似根据各集团军集结地域安排作战方向，且把驻有日军，容易引起涉外争端的济南划归自领的第1集团军作战范围，显得非常周到。但其让嫡系避开奉军劲旅，专攻北洋军阀残破部队，而以阎、冯两军担负消耗极大之作战任务，尤以冯军进攻路线最长，作战地域最广，作战对象最强为甚。蒋介石借北伐作战削弱异己的心理昭然若揭，精于世故的阎锡山岂能没有察觉，只是由于晋绥军位于伐奉最前线，受奉方压迫也首当其冲，不推倒奉张难有发展出路，所以阎才没有作声。冯玉祥尽管对北伐作战较为积极主动，但因所部粮饷弹药俱缺，补充工作一直未能如愿，年初作战还是阎锡山在关键时支援了200万发子弹。拥蒋上台，依靠蒋中央支援补充的想法落了空，故在战斗中也产生了保存实力的念头。这样，4个集团军北伐从头起就各自有了想法，加之在作战任务和战后权利分配中的苦乐不匀，终成为两年后中原大战的诱因之一。
阎锡山既跻身北伐，事成骑虎，即在蒋介石军令下开始行动。面对劲敌强友，虑及战后权利分配，阎锡山对第3集团军北伐确定了一整套战略、政略方案：在军事上，采取了“中心突破，径取北京”的战略方针，化繁为简，充分利用优良态势，在逐鹿北方的棋局中巧获先手；在政略上，阎锡山洞察当时的中国政局，一头紧紧倚靠中央，充分获取了掌握中枢权力的蒋介石的支持，一头着意拉拢日、美、英列强，预埋伏笔，挟洋人以自重，掌握了战后权力分配的主动权；在实际操作中，阎锡山更为信奉“心战为上”和情报工作，重视“智胜”，终于以1、2、3三个集团军中实力最小之地位，轻取冀察京津两省两市；成为北伐讨奉之役最大的赢家。
阎锡山发兵二次讨奉，在态势上是以逸待劳，从固守前进阵地出发，攻击师老兵疲的当面奉军，未战已获先手。在第一次讨奉部署的基础上，阎锡山略加调整，完成了第3集团军新的部署：总司令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前敌总指挥商震；以原右路军为右翼军，总指挥为第12军军长徐永昌，副总指挥为第2军军长杨爱源，前敌指挥为2军6师师长孙楚，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迫敌转向京汉、津浦两路之间第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从而迟滞冯部前进，并吸引奉军增援部队，助左、中路军顺利攻取北京；以原左路军为左翼军，总指挥为第1军军长商震（兼），副总指挥为第四军军长傅存怀，前敌指挥为第7军军长张荫梧；另增加中路军，由原机动游击部队组成，亦由商震任总指挥，左翼、中路实为作战主力，其共同任务为分头出平型关、涞源和龙泉关、阜平，从侧背对仅有六七师兵力可以机动防守支援的保定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势在必得，并向京绥线方向派兵一支（由左路副总指挥傅存怀率领），由雁门关向大同方向出击，屏蔽察绥奉军主力张作相、汤玉麟部向南策应，并相机作预备队，从北路围攻北京，确保主力攻占保定、北京。
经4月上旬右翼军中路获鹿战役、南路马山（山西平定县属）诸战役、北路塔崖（河北平山县属）诸战役一期作战，平山、保定一带奉军预备队被牵制到石家庄以南，为中路出击营造了良好的态势。其时，第2集团军在陇海路及豫北彰德（今安阳市）遇到了张宗昌所部和奉军的激烈抵抗，冀南之敌大部被吸引到豫北战场，冯玉祥尚派石友三等部支援津浦路方向的第1集团军作战，彰德前线冯部主力孙连仲、韩复榘两部血战半月有余，战线几次险被奉军突破，牺牲累万，方才打垮当面之敌。其间冯玉祥、蒋介石多次发电请阎锡山迅速攻打石家庄，以解豫北之困，均为阎敷衍过去。直至4月26日，奉军在京汉路石南段防御已被冯军突破，开始向北溃逃，阎锡山才下令右翼军集中优势兵力总攻石家庄一线，并于5月3日令左翼、中路相机发动总攻击，策应攻石战役。5月9日晨，第3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此时，奉军察哈尔方面主力被阎军左翼偏师阻击，无法南下增援，石南军队大部在冯玉祥军追击下溃逃，保定已成无险无兵的不守之地。第3集团军各路会攻冀中，在保南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了北伐中最为激烈的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在冀中平原，四面皆敌。故奉军在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对攻方晋军的压倒优势。晋、奉两军在方顺桥胶着十数日，战线一日数易。奉军不时进行短促反击，危急时，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火线，并连连电冯，请派在方顺桥东南方向距离前线最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晋军右翼军总指挥徐永昌也派周玳与韩取得联系，韩复榘已当面同意照办晋军的请求。孰料正值此一发千钧之时，冯玉祥却一纸调令，借口津浦线方面危急，将韩部调至石家庄。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蔽，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幸得第4集团军先头部队赶到，才得以解围。但阎、冯两人在北伐中遭遇危难，互不救应，一报还一报，成为以后种种不快的因果。
晋军分南北两路侧背接敌，对奉方守军形成钳形夹击。为减少牺牲，晋军在对守军集团实行夹击的同时，中路军在方顺桥以西实行了三次大的迂回作战，迫使奉军向北延伸战线，正面顿显空虚，阎锡山于5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石家庄就近指挥，晋军遂于5月29日以优势兵力克方顺桥、完县。至此，阎锡山已经料到剩下的只是折冲各方，保定乃至北京方面单等传檄而定了。
5月下旬，奉方败势已呈。第2、第4集团军亦均已进入河北境内。三路大军一齐指向北京，究竟鹿死谁手，阎、冯、李之间尤其是阎、冯之间不言的较量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阎锡山在战略政略态势上稳操胜券，故意抬高调门，于5月17日向国民政府发电，请战地政务委员会迅速北来河北统筹该省政务，同日还向冯玉祥发一电，请其在政务委员会到来之前，主持统筹河北税收粮秣，以示自己没有染指河北政务之想。冯玉祥在战乱之中根本无法筹措军需和税收，马上回电请阎锡山主持，恰给阎以口实，使冯自己在以后蒋介石把京津冀察划给阎锡山时难以出口，只能发发第2集团军“工作要好，地盘要小”的牢骚。
冯玉祥因在北洋军阀混战中屡次反戈，一度被称为“倒戈将军”，改编为国民军后又执行亲苏、亲共路线，并有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的历史，故不为蒋介石所喜。虽然冯在弥合宁汉裂痕、促蒋复职等事上对蒋有过帮助，但因其军队数量和作战力均为北伐诸军之佼佼者，是为蒋之所忌。4月中旬，战事方启，阎锡山驻南京代表在徐州见蒋，蒋介石即云“阎总司令先到北京办法较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何成浚对其的“体己”话更为露骨：“冯方不卖力，讨便宜。介石意思始终望阎总司令态度持重，严守待机。且谓山西先到北京，尚有办法。若冯先到无办法，且有危险。现在最好于井陉方面以牵制方法助冯。”
最高统帅对战区负责人相亲相间，遂使阎锡山有机可趁。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急须对策，阎锡山于5月4日、5日、9日三次去电献计，主张避免与日冲突，转道北伐，建议“联英美以制日”，并投合蒋的心理，称“中国外交无善法，只有忍之而又忍之”，表示对蒋介石在“五三惨案”的善后中对日示弱充分理解。与冯玉祥“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的强硬立场截然相反，使蒋对阎有了一种“老成谋国”，可资信赖的印象。有鉴于此，当美国政府致电国民政府愿意充当中日关系调停人时，蒋介石立即向阎征求意见。阎锡山回电认为“以夷制夷”的办法“于外交裨益甚大”，“历来外交，用此策略，致胜者故多”，主张请蒋促成其事。蒋、阎对外交事务的着眼点基本一致，阎又积极主张由蒋行使国家外交大权，这对蒋介石以后决定把外交事务冲繁的京津冀察地区交给阎锡山不无影响。
5月30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磋讨收复京津及善后事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蒋、阎都对冯玉祥军事力量过于强大感到不安，特别是阎、冯都希望向河北、京、津一带发展，利害冲突尤为尖锐。据说蒋、阎谈及冯玉祥时，阎锡山对蒋说了这样一段话：“请你翻开历史看一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使蒋在确定人事安排时采取了不利于冯的措施。
能够把比邻晋绥的京津冀察纳入势力范围，实在也是阎锡山加入北伐的一个要因。为实现这一目的，阎锡山早在1927年春即在京津安下了钉子。是时，阎的驻京首席代表田应璜去世，阎即派谙熟日方情况且善于折冲尊俎的南桂馨赴京继任。并与南商定一旦北伐到京津附近，恐有日方阻碍，就由南桂馨通过其在段祺瑞系的关系疏通日方，以便顺利接受京津。如果国内舆论不利，就把责任推到南一人身上。南桂馨到任后，为阎锡山维持与奉方的关系作了大量工作，并且与在日本时的旧交、日本驻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后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少将取得联络，事先通报了山西方面准备出兵北伐的信息，使日方有所了解，为事后取得日本对阎锡山占领京津的“谅解”打通了关系。南桂馨到任前，阎的几个代表行动极不统一，南到京后，统一了事权，山西方面的公关情报工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不久南就和英国驻京公使蓝普森举行了一次会谈，蓝普森称侨民们担心国共合作收回租界，特别表示怕冯玉祥军进驻京津“发生意外”，南详细解释了阎锡山不会是武汉政府的做法，如阎接收京津，一定并且必须遵守与各国的既定条约。安定了外使，初步摸清了外交方面对北方大局的心理，为以后阎锡山展开对英美的外交活动作了铺垫。直至同年6月晋奉开战，南桂馨始迁津躲避奉方的缉捕。
当时，因在华北用美国借款修筑铁路一事，张作霖和日本方面交恶。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曾密告与阎派驻京代表苏体仁有联系的原安福系政客姚震，“只要阎军打入保定，我们日本就可压迫奉军退出华北，如果退出时，溃不成军，恐怕山海关也不易出去了。”日方这一情报很快由姚震从京转到天津，即由南电告阎锡山，加上事后更为准确直接的相关情报，对坚定阎锡山二次攻奉时采取“中心突破，侧面接敌，先下保定”的决心起了很大作用。南桂馨在天津先后联络了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内务部警政司长李升培、警察总监署司法处长蒲子雅等人，能够及时获得日方、奉方主张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派、掌管京津治安卫戍大权的北洋皖系势力对时局的看法。在张作霖即行败逃之际，南已经联系好了以上各个方面，尤其是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新井达成谅解，由日方放出不惜一战的口风，坚拒归降冯玉祥军的原张宗昌部徐源泉、孙殿英两军以第2集团军名义接收天津，而由张宗昌撤离时，留一个团交从保定奉方软禁中跑出来的傅作义指挥，并报请阎锡山同意，由傅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出面负天津卫戍之责。甚至阎对京津冀察的主要人事安排都通过南取得了北京外交使团的“谅解”。在掠取地盘，扩充实力的总目标前，阎锡山可以说是不计手段，事事尽可“从权”的。
南桂馨“不辱使命”，在关键时刻，于5月18日电阎：“奉方又议决反攻，阻我前进。（一）咸日去电，已否接到？最重要者外人表示冯军到京津附近，必挑衅。我军单独到此，极欢迎。（二）伟民方面与馨规定四条：（甲）芳泽劝告奉张于最短期内退出关外。（乙）奉张将中央政权及近畿维持秩序各事交付伟民负责，由伟民征求各方意见解决国事。（丙）奉军退后，无论何方军队，不得侵入马场、任邱、大城、保定线上，并由山西约同宁方劝止各军前进。如冯不听劝止时，山西及宁方军队概不参加北进，冯方所有单独行动，山西与宁方不负责任。（丁）山西设法约同各方赞成伟民征求解决国事意见电。以上四条，昨日芳泽回复认为甚妥。拟一、二日向奉张作有效之劝告。如条约有效，我方似应预作准备。”阎锡山即于21日将此电内容报告蒋介石，蒋次日即予原则同意之回复。北伐即将告成之时，南桂馨于5月29、31两日向阎电告了“法国领事及驻津部队司令不同意第二集团军到京津……日本第三师团以动员编制大部抵津”及“美领事询问第二集团军能否不至京津？”等情报，此时蒋介石正在石家庄与阎晤面，这些对蒋在善后安排中充分考虑京津的归属问题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ωＷＷ.chuanyue1.coΜ
阎锡山派员与日方接触，尽管事属机密，但为了浑水摸鱼，在张作霖之后寻找新的代理人，也不排除日方有意透露机密之情事。1928年5月11日，北伐战事正酣，蒋介石忽致阎锡山一电，称“现密倾据上海电呈日本土肥原致我兄一电文云：目下各方情势均极危急，日本为保障东亚和平，维持大局起见，业已决定彻底地讨伐南方之暴行，而扑灭过激主义，确望阁下从速与反过激派奉天讲和，倘不讲和，恐亦为日本之敌，请熟思之断然讲和，以救中国于累卵之危，谊属知交，故直陈劝告等语。土肥原夙以挑拨为事，兄曾注意及之。此电尤有离间恫吓之作用，可恨亦复可笑也。”阎锡山即于5月14日电复蒋介石云“现密承示日人土肥原致山电文，离间恫吓，诚如尊论，可恨亦复可笑。奉张惯用离间挑拨手段，值我整个革命军一致猛攻之际，要须慎防，当团结我全军将领，一致奋斗，以破其奸也。”阎锡山复电未提及他本人是否接到过土肥原此电，且复电电文言辞闪烁，这段公事与史徵，鉴于土肥原是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且二人在校时过从甚密，“土电”的出现更显得扑朔迷离。不管如何，“土电”确实起到了：一、离间蒋阎关系，二、促蒋在考虑华北人事安排时注意日方态度的作用。对在北中国政治角逐中增强阎锡山的地位无疑是有利的。
5月30日，第3集团军攻占保定。这时，同在京汉路方向北进的第2、第4集团军只推进到石家庄及其以南地区。为不失时机抢占北京，第3集团军以张荫梧部为左路先锋，以孙楚部为右路先锋，兼程挺进北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逼迫，张作霖不得已于6月2日晚离京返奉，6月4日晨在沈阳皇姑屯站被日人爆炸陨命。而同日阎锡山则被南京国民政府限即刻到电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8日凌晨，阎锡山先头尖兵孙楚率其卫队营及副官处乔装为奉军，在北伐诸军中最先进入北京，顺利接收了奉军留京卫戍部队鲍毓麟旅的防务（一说张荫梧部先到北京）。鲍旅和平退往通州时被第2集团军先头冯治安部所阻，又退返北京，被第2集团军汽车抢运到京的韩复榘部尖兵营缴械。韩部试图趁势接受北京防务，被掌握北京警政的地方维持会王士珍等人拒绝。
同日，阎锡山电命南桂馨接受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投诚，接收天津防务，并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请任张荫梧、傅作义分别担任京、津警备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暨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
6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了对张荫梧、傅作义的任命。
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改称北平市，并以北平、天津二市为特别市。
6月25日，中政会决定成立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李石曾任主席，暂由阎锡山代任。后又经中政会决定，国民政府任命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楚溪春为北平宪兵司令，何成浚为北平公安局长；南桂馨为天津市长，袁庆增为天津宪兵司令，曾延毅为天津公安局长；商震任河北省主席，赵戴文任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任绥远都统。除北平市长何其巩、公安局长何成浚外，京津冀察绥要职均为阎锡山夹袋中人所占。不久，赵戴文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遗缺由察哈尔警备司令张会诏护理。同年12月，察哈尔、绥远由特别区改省，都统改任省主席，两省主席分由杨爱源、徐永昌担任，华北地区的控制权就此转入阎锡山手中。
山雨欲来
克复京津，北伐既成。在“北伐”旗帜下驱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集团军效命疆场，逐鹿中原，得使自己职掌中枢的蒋介石志得意满，即准备以“中央”名义号令天下，实行“削藩”策，进而一统天下了。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出对内施政方针通电，声称北伐完成后，将立即施行力行法制、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减免苛税、裁减兵额“五要政”。
7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称：国民革命军现有84个军272个师计220万人以上，全年需军费80000万元，而财政岁入仅45000万元，相差甚巨。军委会希望将军队缩编为80个师120万人，军费减至财政收入的60％。7月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
经对直鲁军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草草收编围剿，确定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方针后，北伐军四总司令蒋、冯、阎、李及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烈钧、戴传贤等人于7月11日——13日在北平小汤山会议北伐善后问题。会上，划定了各集团军的辖区范围：第1集团军为广东及华东沿海富庶地区，第2集团军为山东、河南及原有的陕甘宁青4省，第3集团军为冀察平津及原有的晋绥两省，第4集团军为湖南、湖北及原有的广西省。对于如此划分，李、白嫌地盘太小，又无出海口；冯玉祥则因济南和胶东半岛为日本占领，山东是一个残缺省份，又未得到心中久想的河北和平津，此次北伐牺牲最多，所得却寥寥，意见更大。但北伐刚刚结束，他们均不好意思像旧军阀那样公开争夺地盘，只能在心中隐忍不发。而阎锡山和蒋介石均在北伐中获利颇多，为北伐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没有意见。故会议开始时尚和风细雨，融融一堂。谈及利害问题后，拥有重兵的冯、李马上表示出自己的不满，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会议最后，蒋介石忽然提出一个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同时举行编遣会议，整理军事之议案。建议取消各种“总司令”、“总指挥”名义及相应的集团军和军一级编制机构，由编遣委员会负责在全国军队中择优编成国防军50—60个师，其余军队一律遣散，以集中财力进行国家建设。并要求会议原则通过其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还当面邀请与会的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和他一块去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对蒋的发难，冯、阎、李、白等人洞若观火，但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对“编遣”二字绝难正面反对，因地盘分配早已满腹牢骚的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马上在“编遣”的枝节问题上大提意见。唯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议案不置可否，作好了后发制人的准备。小汤山会议虽以四总司令共同签署《军事整理案》结束，但同时埋下了各个军事集团间不和的种子。以蒋氏心理，借裁军建设为名行“削藩”之实，势在一举两得。孰料各集团军兵符在握，均有问鼎中央权位的野心和力量，一旦举措失当，必将导致狼烟烽起，战端再开。就蒋而言，如何能够平稳“削藩”，以“中央系”一统政局，即成为当务之急；就冯、阎、李而言，如何能够妥善保存本团体的军事实力，借以维持既得之利益乃至有所扩展，从而可在中央占一席之地，更成为生死存亡之关键所在，故必尽全力以争之。北伐成功，阎锡山是蒋中央之外各集团军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偏促于娘子关内一隅而成为手握晋绥冀察京津六省市军政大权的华北实际统治者，且内厚结以把握中枢实权的蒋总司令，以“革命元勋”枢臣地位可谓一言九鼎；外广延于日美英法诸强驻华使领官员及日本驻华军事首领，挟洋人以自重，疆臣强藩地位更增问鼎之心。与3、4集团军相比，冯军力最强却失之于外无奥援，所占陕甘宁青鲁豫东西遥遥，难以呼应，其势已坠；李、白份属新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控制地盘均不足论，在党争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绝难独树一帜。至于唐生智及粤、川、滇大小军阀，或地处偏远，或实力微弱，皆不在踌躇得志的阎锡山眼中。故北伐善后伊始，阎锡山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决计紧靠“中央”，削弱他人，借机发展自己。蒋介石则限于羽翼未丰，对各军事集团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蒋对阎锡山在地盘分配上已市其“恩”，且阎对中央执礼甚恭，自然成为蒋裁兵“削藩”之依仗。与此相反，执傲不驯且军力最强的冯玉祥则成为首批裁兵的主要对象。
小汤山会议后，蒋、冯、李等人相继离平南下，阎锡山借口身负平津卫戍之责，难以即刻南下。冯玉祥面对“裁兵”大势，急欲和地位相似的阎锡山联合行动，离平时坚邀阎结伴同赴南京，阎锡山推辞说请冯先行，至多再耽搁一天即动身。冯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阎的专车已向南开出，才放心前进。不想阎锡山的专车开到顺德（邢台）后电告各方称胃疾复发，以医治为名径自回了山西。8月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裁撤各政治分会、设立国民政府五院八部、《军事整理案》等重要决议。其中最为关键和敏感的军事整理问题因阎锡山的缺席，不能正式开会，以致到宁的各总司令在“裁兵”程序和预案等一系列问题上争得焦头烂额。年底前裁撤政治分会的决议亦因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抵制而流产。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等人的联合攻击，亟待阎锡山来给他从中转圜；冯、李等人则以为和阎利害一致，盼望阎锡山来“加盟”，共同与蒋抗衡。如此，各方函电交催，形成了似乎阎锡山不到，编遣就进行不下去的舆情，阎的身价较北伐时又抬高了一截。阎锡山却故意迟迟其行，先是疗疾，后又以“侍父疾”为托词，尔后又是“侍疾劳顿致病”。其间，阎锡山一面观察南京各方军事首领的动态，以摸清底蕴。一面加紧调整冀察平津人事，整顿收编部队，联络在关外的张学良，稳固辖区统治。直至文章作足，才在各方频频电邀下，于12月12日行抵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后，受到各个方面的热烈欢迎，接连在宁就任“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并于12月20日应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在中央无线电台发表了和蒋介石口径一致的题为《裁兵为建设之先务》的广播讲话，标榜自己立场公允，一时声誉鹊起。12月29日，张学良等奉军将帅通电宣布东北方面“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受到全国舆论欢迎，国民政府也取得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半年之久的“编遣会议”终于新年元旦在南京开幕了。编遣会议名为裁兵，实质上却刀拔弩张，在生死利害的冲突面前，国民党各军事集团间分化组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阎锡山到宁前，冯玉祥一面准备和3、4集团军共同抵制蒋翦除异己的做法，一面又幻想依靠蒋的支持，保存实力，从而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再相机领导其他力量推倒蒋介石。所以，冯见军事实力仅次于他和蒋的阎锡山迟迟不到南京，即很快就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一职（军政部常务次长由冯系将领鹿钟麟担任），并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拉蒋压他人的编遣原则和具体方案，即有名的“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的四项原则和“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共编8个师”的具体提案。当时第1、第2两集团军分别拥兵50余万和42万（据《李宗仁回忆录》），第3集团军官兵共计近24万人（据《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4集团军人数无确切资料，但当在第3集团军之下。按冯玉祥提出的四项“编遣原则”衡量，根据各集团军所属部队组成情况，冯的编遣提案表面上还是比较公允的。当然，冯玉祥潜在的想法是把1、2两集团军拉齐，把3、4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以蒋、冯团结为中心，借此控制其他方面。孰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并不愿让一个与己力量相近的军事集团并存，故对冯的提案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让其待正式会议开始后提出。冯玉祥的提案不仅蒋氏不喜，也没有得到李、白的支持，结果把自己摆到了各派的对立面，先输了一着。
阎锡山到宁后，蒋介石派何应钦先去看阎，据当时阎锡山派驻南京具体负责编遣事宜的周玳回忆，“何对阎说：‘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何走后，阎就召集我们共同研究提案的内容。几经研究，最后决定：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到八个师；其余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当即写成了书面，送交何应钦转交。”这一方案与冯案的前半部分完全相同，关键在于增加了“由中央处理”“六到八师”一条。中央何许人也？明眼人一看便知。在会前的私下活动中，蒋介石拉阎压冯马上得到阎锡山的响应，奉上了一份“钦定”方案。冯玉祥使劲贴不上的，阎锡山竟坐在家中就轻易得到了，阎冯二人心计高下，泾渭分明。
在正式会议上，阎锡山提出的方案得到多数代表赞成。蒋介石因势利导，表示他本人对编遣方案并无成见，顺应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原则上采用阎锡山的提案，并建议在中央编遣区外，再加上一个东北编遣区。冯玉祥对蒋、阎的配合极端不满，提出战事刚毕，还不到裁并军队的时候，以抵制阎案。为防急中生变，蒋介石只得同意先把编遣办事机构建立起来，下半年再召开编遣实施会议，着手裁兵。编遣方案最后基本实现了蒋介石的计划，照会议通过的编遣方案，蒋介石不但在编的军队最多，而且通过增加东北编遣区，获得了张学良的好感，实力和声势越发膨胀。为了进一步笼络阎锡山，蒋介石决定在编遣委员会里成立一个管理编遣经费的经理组，委派阎锡山作组长。阎锡山对冯玉祥在方顺桥战役中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利用蒋冯之间的矛盾和李、白对冯一意靠蒋的不满，在编遣会议内外营造不利于冯的舆论环境，致使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中陷于孤立，最后只得称病抵制会议，并于1929年2月5日以养病为名，避居豫北辉县百泉村，其军政部长一职也交由鹿钟麟署理。由于各实力集团的消极抵制，编遣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决议，最后以各集团军（编遣区）各指定了一个编遣主任委员（1、2、3、4集团军分别为何应钦、鹿钟麟、周玳、白崇禧）而于1月25日不欢而散，草草收场。
在编遣会议上，各集团军首脑人物看透了蒋介石把持中央，翦除异己，对地方实力派去之而后快的心理，深深感到蒋介石实行各个击破方针对自身的威胁。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亦因蒋介石独自包揽党政军大权，想在中央分一杯羹而不可得，故以革命“左派”相标榜，在反蒋的军事实力派中寻找同盟军。以编遣会议的结束为标志，各方反蒋势力在相互争权夺利的重重矛盾中不断分化组合，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反蒋潮流。阎锡山在这一反蒋潮流的风口浪尖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在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闹剧。
“唇亡齿寒”
由于各方意见的不相一致，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并未达到。会后，为统一党权，紧接着又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蒋氏一手把持，出席代表406人，其中他圈定与指派的就占到81.2％。会上蒋介石操纵党权，宣布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籍；开除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的党籍；恢复因分裂国民党而被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等人的党籍……引起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这样，由编遣会议导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进一步激化，并进而演变成一场从政治倒蒋到军事倒蒋的反蒋运动。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并未在南京留任掌管裁兵款项的“经理组长”，而是径回山西，一面整理辖区军政事务，巩固新控制区冀察平津；一面观察蒋中央和各实力集团的动向，以决定下一步行止。阎锡山见蒋介石急于“削藩”，自己与冯玉祥因种种原因殊难一致对蒋，第4集团军方面又缺少历史渊源，难以密切呼应。尽管蒋暂且尚不至对己下手，但为自身安全计，必得有一唇齿相依的力量引为奥援，方可万全，故而把目光放到了关外“故旧”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身负父仇，易帜东北，深受日人挟制之痛；且与阎锡山有多年渊源，在党军北伐始终，亦深感晋方回护之功；现在二人辖区相接，双方又无利害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远处东北，虽因易帜深受蒋介石之欢迎，但亦须有人在中原互为依托，阎锡山以辛亥“元老”，素有“老成持重”之称，在国民党内声望正隆，可谓正当其人。这样，张学良以晚辈自居，和阎锡山文电相往，感谢阎在编遣区划分上对东北的关照，表示“此后事件如承指导，无不愿效步趋”，“嗣后关于时局重要事宜，尚祈遇事关垂，风雨同舟。”阎锡山也表示“属在交旧，幸接邻光，既深车辅之依，宜有挈提之雅。此后遇有可以为力之处，仍当竭其绵薄，以副雅命也。”晋奉关系一时修好如初。1929年三四月间，张学良派鲍文樾为首的代表团到晋见阎，通报了东北解决常荫槐、杨字霆的内情，鲍称“张学良说，他年青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说阎是他的父执，请求阎指导他。这分明是表示反蒋，只是没有明言。”阎锡山当时的交际处长梁汝舟的这段回忆虽有臆测之嫌，但鲍文樾曾任奉军参谋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特派其到晋见阎，必有重要之事相商，由此说来，这又当在情理之中。
因为蒋介石的编遣会议并未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故而从其他角度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会后，蒋氏先拟向反对其编遣主张，称病发难的冯玉祥开刀。但第2集团军军力雄厚，未便轻动干戈。于是，蒋通过吴忠信向李宗仁疏通，希望4集团军一致对冯行动，但李宗仁以“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为由，不愿加入纷争。李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借机向蒋剖析各军事集团统兵大员都似一串制钱上的“钱串子”，中央有事，拿这“钱串子”一提即起，一但串子断了，钱撒遍地，恐怕不好收拾。见李宗仁态度如此，蒋介石考虑利用各派力量相互攻打恐难成功，遂采取分化瓦解，由“中央力量”各个击破的方针来对付各地“强藩”。打击的首要目标则改变为实力较弱，又近在肘腋的李宗仁第4集团军。以求肃清湖北、武汉，先真正“统一”长江流域，再安定北方。于是，有了蒋桂战争。
蒋桂战争源起于1929年2月。是时，蒋介石经由江西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运去大量军火，以便在向湖北用兵时，由鲁负责隔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防止广西和广东李济深方面派兵支援武汉。李宗仁预料蒋可能对其下手，遂先下手为强，于2月19日主持武汉政治分会决议罢免鲁涤平本兼备职，以何键继任，派兵控制了湖南。蒋介石即以此为名，下令第1集团军各师向武汉方面施行讨伐。为孤立桂系，蒋介石连电阎锡山，要其赴宁商讨军国大事。阎见反蒋派各树一帜，大事难成，故伎重施，称病不到南京。同时，又以“和事佬”自居，一面向蒋表白服从中央，并替李、白缓颊；一面致电白崇禧，请桂系诸将“礼让为国”，并遵照蒋介石通电命令，于3月16日将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静观时局变化。随即于3月29日通电响应讨伐桂军。
阎锡山更为得意的一件事是借讨桂之机，由阎从中斡旋，蒋介石启用了闲赋北平的唐生智，由唐携巨款游说驻扎冀东、原属唐旧部的第4集团军李品仙、廖磊两部脱离了桂系，由唐带往河南漯河驻地，解除了阎锡山的“肘腋之患”。
蒋介石特别注意冯玉祥的动向，深恐冯与李、白合兵。故特派邵力子等人到冯的驻节地华阴见冯，劝冯同蒋合作。“当时在华阴总司令部内盛传邵力子带来了三个重要条件，就是：1．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2．要孙良诚回山东担任主席，如果有所不便的话，也可派石敬亭（山东人，西北军将领）去山东任主席；青岛特别市归西北军接收。3．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蒋的要求是让冯玉祥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北。但冯还是虚与委蛇，不作正面的答复，尽量拖延时间以待事态的发展。不料正当长江战事激烈的时候，桂系将领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突然倒戈，桂系遂一败涂地。这场战事如此迅速结束，对冯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于是冯不得不答应蒋介石的要求，赶忙发了个‘马后炮’的声讨桂系的通电。可是这时蒋介石见目的已达，竟把上述的三个条件原封收了回去。冯玉祥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冯玉祥本来就与桂方有共同反蒋之约，在蒋桂大战长江时，他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率兵出武胜关作壁上观，准备见机行事。不料桂系兵败迅速，蒋介石乘机在武汉行营约见韩复榘，盛情款待，备加夸赞韩在北伐时的战功，并送洋10万元。又通过韩给冯玉祥的另一员大将石友三送款30万元，使冯玉祥的两员心腹战将萌生了投蒋之意。
由于冯玉祥在武胜关迟迟不动，既失去了进兵武汉的时机，又使蒋介石和李宗仁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弄巧成拙，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蒋介石见南方基本平定，遂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冯玉祥。蒋系特务散布说，冯玉祥和苏俄勾结，中央获苏联东方政治分会1929年2月10日致驻外各临时政治分会和军事分会训令一件，内称苏俄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进攻蒋介石；向山西发展，打倒阎锡山，将中国西北部与苏联连成一片。这些说法引起阎锡山的警惕，不得不加强黄河一线防务，以防冯军进攻山西。
为了进一步逼迫冯玉祥，蒋又在背后阻止日军撤出山东，使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收济南和胶济路发生困难，只得与4月25日称病辞职，率军返回河南；随即，蒋介石却于5月3日派陈调元为接收胶济路特派员、代理山东省主席，接管了路、省大权，第2集团军仅有的一个临海富庶省份也落入“中央”手中。至此，蒋、冯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5月7日，蒋介石发布题为《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的文告，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矛头所及，一眼便知。冯玉祥在舆情上自不甘落后，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通电指责蒋介石在外交上卖国、党务上非法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行政上用人不当等，促其下野。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正式向蒋发难。同时冯军主力集中于豫西、潼关一带，炸桥毁路，冯、蒋之间的军事行动呈一触即发之势。殊料就在双方即将交兵的关键时刻，原来依附冯玉祥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中央，冯的心腹爱将韩复榘、石友三亦受蒋策动，背冯投蒋，于5月22日通电“拥护中央”。蒋冯间尚未开战，韩、石率部东行途中即遭忠于冯玉祥的孙良诚、庞炳勋等部阻击。眼看内部相残，又见从滦洲起兵时就追随自己的老部下竟反戈相向，再加上蒋介石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冯玉祥在精神上已难支撑，亦不敢贸然应战，故采取了避战自保的防御策略，于5月27日发表“洁身引退，以谢国人”、“入山读书，遂我初衷”的下野通电，遂上华山隐居读书。
借与冯相争之机，蒋介石把另一地方实力派唐生智推到了前台。先是令其从河南进攻冯军，冯通电下野后，又让其偕何成浚往太原谒阎锡山，转交蒋介石促阎对冯玉祥属部用兵函。阎锡山对蒋介石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以求各个击破的计谋洞若观火，眼见各集团军中力量最强的冯玉祥起兵伊始，即被蒋介石消弭于一旦，唇亡齿寒，能不心惊？故阎锡山一改编遣会议捧蒋压冯的做法，对冯玉祥曲予维护，甚至不惜以与冯“共进退”来向蒋说项：“山为促成和平统一，故决计约同焕章出洋，果能如愿以偿，非特目前免除战祸，将来亦不至留国家隐患。焕章去，山若不去，山为失信背义，当亦钧座所不取也。玉成此举，全仗钧座割爱。山约焕章同去，即军事可停，国家可定。……山自抵运城后，即派朱参谋长绶光、贾秘书长景德赴华阴促驾，焕章随派曹浩森、邓哲熙来运，据转述情形，焕章尚能知难而退。惟对于所部之安置，撤销通缉之成命。将领之保全，军食之维持等事，尚容有顾虑之处，现正在商酌中，俟有结果，再行电请核示只遵。”针对蒋介石的疑虑，阎锡山于6月11日在太原接见唐生智、何成浚等人后再度电蒋，重申冯若出洋，必偕行；冯若爽约，则为中央负责北路军事剿冯任务。阎锡山以退为进，获得了蒋介石如冯出洋，给予经费，撤销通缉，保证安全，对冯部统筹拨发欠饷、恤赏的许诺，并表示不允许阎走，还要借重阎“收束西北，办理善后”。
蒋介石在表面上对阎锡山任用有加，实际上却在北平、河北乃至阎的统治中心山西指使党务人员组织学生、市民抗阻阎的政令，甚至直接殴辱阎系行政官员，阻挠政务，瓦解阎锡山对辖区的统治体系。阎锡山本欲将行之于山西一省的“村本政治”等一整套行政方略拿来在华北诸地试行，以培植经济实力，扩大政治影响，为问鼎中央厚植基础。孰料万事方才起步，即遭蒋百端阻挠，离心之想油然产生。遂一面于6月15日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发出“请严定党政权责”的抗议电，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及有关厅局长严格限制各级党部的活动，授意对地方各级党部挑起的纠纷，必要时可用非常办法处置。并加紧了联冯抗蒋的行动。
阎锡山为冯玉祥东山再起做好了文章，自然博得了处境窘迫的冯玉祥之感激，使冯在绝望之中增加了联阎抗蒋的信心。为了达到共同对付蒋介石的目的，亦从便于回旋计，冯玉祥力拒大部分部属的劝阻，应阎锡山之邀，继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之后，于6月21日晨7时携随员20余人和汽车3辆由风陵渡渡河入晋。
为进一步笼络冯玉祥，同时向蒋略显颜色，阎锡山于6月20日再度电蒋，坚拒向西北用兵，坚决与冯一并出洋，并在电文中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焕章退据甘、新，联俄联蒙，将来必为中国患。（二）国家初建，国基未固，军事若旷日持久，倘少生变化，恐动摇国本。（三）北方连年兵旱，民不堪命，若再用兵，非特民困可虑，且恐民怨日深。共党乘机煽动，致蹈俄、德复辙。有此三点，故决计约焕章出洋，以期和平统一。如彼不来，则应当遵照中央原定计划，以军事解决，山绝无丝毫犹疑。此意曾屡向钧座言之。今幸焕章决来，国事已可无虑，焕章所部只须钧座加以布置，西北更无问题。惟与焕章同游，已有前约，国人皆知，信义所关，山固不能有负于焕章，并负国人。想钧座爱山，当亦不肯使山有负于友朋，重为天下笑也。”阎锡山为现任北方封疆大吏，手握重兵20余万，下野出洋实不可能，但他一口咬定要与反蒋兵败的冯玉祥共同出洋，挟蒋之意尽溢言表。尽管蒋介石最为顾忌阎、冯联合，但在阎、冯两军实力尚存，根本依在的情况下，不得不准阎所请，改逼冯出洋为请阎扣冯不出山西，隔离冯与西北军的联系。在军事实力的凭仗下，经一番折冲，阎锡山在拥蒋反蒋的棋局上又获小胜，取得了下一回合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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