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全传
第六章保境兴建设
保境安民
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因南北的妥协言和，而偃旗息鼓。在北洋系中，先是“主战”的段祺瑞号召“武力统一”，结果川湘战事失利，然后是冯系曹锟主和，逼段辞职。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自此冯、段失和，形成直皖分裂。
晋军入湘作战失败后，面对纷繁动荡的政治局势，阎锡山从“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的沉痛代价中认识到，就山西现有实力，远远不足以外出争雄，当务之急是退出纷争，休养生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于是，他休兵罢争，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号。
按时间推算，阎锡山倡导“保境安民”当在晋军入湘作战以后。但正式见诸文字，却到了1918年初。是年2月21日，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因“邻省兵匪不分，为患堪虞”，电阎“拟恳增请部队，隔河布防，断绝交通，以防侵扰”时，阎锡山回电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卫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竞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始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首次表明“保境安民”的态度。此后，阎锡山多次在相关的电文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919年5月26日，在复段祺瑞宥电时称，“外交棘手，时事益艰，老成谋国，统筹全局，熟权利害，硕划尽筹，敬佩无已。晋省地方现尚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
1920年6月，直、皖两系之争日趋激烈，终于酿成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混战——直皖战争。在此期间，阎锡山与宁夏马福祥、济南田中玉、保定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等电报往还，屡申“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的保境安民之宗旨。
是年6月24日，在复北京田应璜电中指呈：“但凡事以利合者，利尽则离，利反则冲。小言之：秦失其鹿，逐则两方所必争，将为反目之导火线。大言之：副座一争，一不争，不争者亦非不争，将更有所争，其利害更相反，恐终不免有大变化也。”
7月13日，以“减少兵祸保全生机”事，电大总统徐世昌。电报云：“迥恩频年以来，南北失和，生灵涂炭，兵多饷少，火将自焚，凡百现象，久抱悲观”。“祸起无端，变生不测，同舟皆敌，无人不危。俄国过激之党起于行武，墨国党争之祸，即在目前。瞻顾前途不寒而栗，伏思我大总统身系兆民之重，心怀万类之仁，宁人息事必有良谟。目下旱象已成，危机四伏，但能减少一分兵祸，即可为人民保全一分生机，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7月17日，复田中玉筱电，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
7月18日，复曹锟巧电，表示：“兄以为国兴师，弟以为民保境，相差甚远，对之殊生愧色。兹承来电称许，益证同心，惟外间谣言纷起，不值识者一笑。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亦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
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大体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与邻省结盟，使不为我患，进而为我所用。这一点在前述给张培梅的电文中“保境安民”“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所用，代我御侮”一语即已表明。“保境安民”其意只在确保我境安全。为确保我境安全，决不能开罪邻省。若与邻省不睦，我境则难以保。反之若睦邻友好，则不仅不为我患，而且能为我用。m.chuanyue1.com
陕西与晋省毗邻，阎锡山与陕即实行睦邻政策。“自民国七年九月初，徐世昌（七年九月四日）当选总统，陕西陈树藩为靖国军所困，益复不能自支，告急文书一日数至，段氏三令五申强聒不舍，先生不得不略微敷衍，乃委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指挥官，编两支队，于七年（1918）十一月十五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一方故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又面谕王支队长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故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国军开衅”。至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
直隶与陕西一样，也同晋省毗邻。直皖战争时，曹、吴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以“保境安民”，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直系，便设法与其修好。是年12月，阎有一函致吴佩孚，电称：“久钦伟略，正切驰系，辱奉惠函，弥增神往。藉念勋名彪炳，福祉骈蕃，慰如所颂。弟以辁材，谬膺疆寄，山右僻陋，知识闭塞，勉尽保境安民之责，时有风雨飘摇之虞。所幸直晋密迩，唇齿相依，叩附同舟，实深托庇。后值旌旗驻洛，德邻相望，大河南北，受赐益多。前者政局不靖，海内骚动，我兄率师澄清，勋业灿然。挽救狂澜，众意所属。忝在胞泽，早已倾心。乃荷先施，许为知交，感佩厚意，岂有涯矣。兰谱附呈，即乞晒纳。交谊伊始，来日方长，仍盼时赐南针，以匡不逮。”为示睦邻修好，在致函解释前此不出兵之缘由，吹捧吴佩孚的同时，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两千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逾月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可谓处在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元老、“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又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像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拟定了先行夺取山西，占领太原兵工厂，巩固豫、晋、陕三省，然后再竭全力对付奉军的计划。按照事先部署，樊钟秀率部由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出发，经由峻极关进攻山西。
樊钟秀攻晋的消息，早有徐永昌与胡德辅通报给阎锡山。徐永昌，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时任国民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郑州会议上，徐就不同意攻打山西的计划，认为其时国民军的主要威胁是奉军，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应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而后，再行图晋。续桐溪固执己见，坚持攻晋。徐恐山西无备而受害，便遣人将樊军动向告阎。胡德辅，山西五台人，时任国民第三军旅长，驻节石家庄。阎得徐永昌通报之信息后，随即派人前往胡德辅驻地进行疏通。胡遂将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和盘托出。
由于事先得樊军攻晋之情报，阎锡山预为布置——以蔡荣寿旅两个步兵团及一个手掷弹营，在东阳关、峻极关、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下庄一战，晋军大败，伤亡惨重，不支而退。樊军一战告捷，再战于蛤蟆滩，又获全胜。随即乘胜直下辽县。樊军的迅猛攻势，大出阎锡山意料之外。他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由南北去增援辽县；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候守常部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前进。李旅在辽县外围曹家寨与樊军接触。阻其前进。樊仍率主力继续北进，在辽县寒王镇、拐儿镇与商部遭遇，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第六旅杨爱源部亦由寿阳调驻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由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来对付樊钟秀。与此相反，樊军孤军深入，人地两生，恃勇取胜，难以持久，在被晋军四下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节节后退，撤出山西。在晋军的强力反击下，樊钟秀攻晋以失败而告结束。
策划樊钟秀进攻山西的续桐溪，因不同意阎锡山的一些作法，长期以来一直在外图谋倒阎。此次以樊钟秀攻晋，自认成功的把握很大，岂料功败垂成，一气之下，卧病不起，逝于天津。
其四、停兵罢战，“息事宁人”。“保境安民”，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来保证，所以，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对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停兵罢战。
阎锡山停兵罢战，“息事宁人”的态度在上述与各方的来往函电中多有明确表示。如1920年7月17日，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就有“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紧接着，在次日复曹锟巧电中，重申上述观点。电文在表明“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之态度后，进一步表示，“弟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生平别无他长，只守此二语而已。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以相从也”。同日，在复马福祥巧电中，再次表示，“此次政争之初，本是内阁问题，大哥列名共谏，原指为和平组阁起见，不料事变多端，竟致诉诸武力，洵与始愿相违。来电以固圉睦邻，静待事定为主，极佩荩筹。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应行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
7月18日，直皖战火正炽，阎锡山遵前所约，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当时陕、甘、皖、闽各省均复电赞同。皖军因两路受挫，牵动他部，而东路又有奉军加入，以致全局动摇，不能再战；段氏鉴于颓势已成，知难复振，始决心停战，自请总统办理善后。徐世昌遂令撤销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军名义，又严令惩办徐树铮等祸首，解散安福部。直皖战争遂宣告结束。
唯力是视
北洋时期，是群雄蜂起的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深谙“唯力是视”之理。他高唱“保境安民”，是为了养精蓄锐，积蓄力量。反之，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保境安民”亦属空谈。有鉴于此，阎锡山在倡导“保境安民”的同时，不动声色地一步步扩充山西的军事实力。有资料说明，从1917年独掌山西军政，到北伐前的1927年，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军。
阎锡山虽自辛亥始，即任山西督军（其间虽一度名称有异），然而在袁世凯时期，迫于政治压力，时有不保之虞，在军事上一直不敢有所动作。到1916年袁世凯垮台，时过五年，山西的军事实力并无太大的发展，只有两个步兵混成旅，7000余人（金永编练之警备队等除外）。靠这区区两旅兵马，想在军阀林立之中，争雄于世，是万万难行的。于是，阎锡山执政伊始，即着手进行了第一次扩军。
第一次扩军开始于1917年8月间。其时，张勋复辟刚刚平定，晋军在拥段讨张小试“牛刀”之后，“撤回原防”。阎锡山先将原第12混成旅与金永的警备队合编，扩充为3个混成旅，旅辖团，每旅两个步兵团，外加一个炮兵营。其番号与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参谋长郑翌民
第一团团长蔡荣寿第二团团长王嗣昌
炮兵营营长周玳
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崧参谋长黄金桂
第三团团长张治圭第四团团长谢濂
炮兵营营长张培兰
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霨参谋长吴藻华
第五团团长刘树藩第六团团长应之
炮兵营营长顾祥麟
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参谋长陈锦文
第七团团长龚凤山第八团团长丰羽鹏
炮兵营营长张振万
另编有两个镇守使：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参谋长张汝频
辖第一混成团团长李维新
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参谋长高冠南
辖第二混成团团长傅存怀
此外，还成立了两个骑兵团（第1团，团长路福保；第2团，团长孙祥麟），以及5个特种兵营——工兵营，营长杨澄源（归第3旅督训）；机关枪营，营长关颖凯（归第2旅督训）；卫生营，营长陈鸿庆（归第1旅督训）；宪兵营，营长张建（以宪兵司令兼任）；卫队营，营长朱灵昭（归督军署直辖）。
次年秋，再增设两个步兵团：第9团，亦即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团长由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兼任，荣鸿胪任中校团副；第10团，团长蔡荣寿（原任第1团团长遗缺由营长杨爱源升任）。新增之9、10两团，名义上归第4混成旅建制，实则人事、经费等一应事项均直接由督军署统辖。
经过这次扩军，山西地方总兵力达10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2个混成团，4个炮兵营，5个特种兵营，共约2万人左右。
在扩充军队的同时，阎锡山还利用段祺瑞的“参战借款”，从日本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计有大正六年式山炮12门，三八式野炮12门，三八式步枪3000支。开始改善晋军之装备。
阎锡山这次扩军，从1917年8月开始，不断进行，一直延续到1923年。是年，他为了推行“军国民教育”，分别在晋中、晋北、晋西北、晋东南成立了4个在乡军人训练连——第1连，驻平定，连长原屏藩；第2连，驻朔县，连长王振恩；第3连，驻五台县台怀镇，连长冯鹏翥；第4连，驻长治，连长崔凝祥。训练连，每连辖4个大排，每排4班，每班设左、中、右3个军士及25个训练兵。这些训练兵相当于预备兵，实行分期训练和会操制——每三月训练一期，每年训练三期，训练后回乡；每年会操一次，每次一个月。与此同时，各驻县步兵团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训练团，对驻地预备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军人训练连”作为“军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开对在乡壮丁普及军事常识，进行军事训练之先河，为阎锡山进一步进行军事扩张准备了充足的兵源。
第一次扩军，晋军不仅由小而大，力量倍增；而且有了正规的建制和统一的指挥（此前既有督军掌握的混成旅，又有原巡按使掌握的警备队）；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阎锡山由此奠定了他的军事班底，开始跻身于地方实力派的行列之中。
第二次扩军开始于1925年间。正式扩军的前一年冬，“北京政变”后，阎锡山应段祺瑞、冯玉祥等之请，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时，为扩大声势，将其原有之团的番号改称为旅。战事结束后，他深感当此群雄纷争、军阀混战之际，不论是图存，还是求发展，都必须不断地扩充实力。
于是，在1925年部队返防后，阎锡山便着手进行第二次扩军。第二次扩军主要是将前此的团改称为旅（10团改10旅）的番号进一步充实起来，此外又另加一旅，使成为11个旅。其编制为旅辖团，每旅两团；团辖营，每团3营；营辖连，每营3个普通连，1个机炮连（配有机关枪4挺，迫击炮2门）。全部共22个步兵团（其中第21团为炮兵团，团下辖营，营下辖连，每连配炮4门）。同时编成第1、2两个师，分别辖第1、第2和第3、第4旅。此外，还新成立一个手掷弹旅，一个迫击炮团。其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师（辖第一、第二旅）师长商震
第一旅旅长傅存怀
第一团团长杨效欧第二团团长卢丰年
第二旅旅长王嗣昌
第三团团长李培基第四团团长侯守常
第二师（辖第三、第四旅）师长孔繁霹
第三旅旅长李维新
第五团团长文海第六团团长荣鸿胪
第四旅旅长谢濂
第七团团长程廷栋第八团团长傅作义
第五旅旅长丰玉玺
第九团团长傅汝钧第十团团长张荫梧
第六旅旅长杨爱源
第十一团团长赵承绶第十二团团长孙楚
第七旅旅长杨中科（亦说该旅旅长由张培梅兼任）
第十三团团长杨呈祥第十四团团长高冠南
第八旅旅长丰羽鹏
第十五团团长关福安第十六团团长金铸洲
第九旅旅长荣鸿胪
第十七团团长荣鸿胪第十八团团长辜仁发
第十旅旅长蔡荣寿
第十九团团长白晋毓第二十团团长许晟蔚
第十一旅旅长李德懋
第二十一团（炮兵）团长周玳
第二十二团（警卫营、宪兵营）
手掷弹旅（下辖两团）旅长张振万
团长分别为赵永胜张万胜
迫击炮团（下辖六个迫击炮营）团长冯鹏翥
第二次扩军也先后延续了两年。军队得到初步的扩充后，紧接着就进行了反击樊钟秀进犯之役。是年冬，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打退了樊钟秀。
打退樊钟秀之后，继续进行扩军。
1927年春，以周玳原有炮兵团为骨干，将炮兵扩充为八个团：
炮兵司令周玳
第一团团长辜仁发第二团团长杨耀芳
第三团团长温玉如第四团团长曾延毅
第五团团长卢光第六团团长周俊杰
第七团团长冯鹏翥第八团团长王锡符
二次扩军后，晋北和晋南两个镇守使依然存在。
第二次扩军使晋军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由第一次扩军结束时的2万兵力，增加到大约4万人左右。阎锡山对自己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支军队颇感得意。借助这支军队，他先败樊钟秀，再战冯玉祥，进而乘胜出击，占有了绥包。此时阎锡山虽然仍以“保境安民”相号召，但事实上已经跃跃欲试，开始准备在军阀混战中显示身手，一争短长了。
第二次扩军之后时隔不久，阎锡山便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兵败，占有了国民军的地盘绥包，将辖区扩大到晋省以外的地区。随着辖区的扩大，晋军相应地改称为晋绥军，同时将原来旅的编制扩充为师，编为17个师。师辖一个旅及一个团，旅辖两个团，团约1500余人。其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师师长李培基第二师师长赵承绶
第三师师长杨士元第四师师长傅作义
第五师师长傅汝钧第六师师长孙楚
第七师师长张会诏第八师师长关福安
第九师师长李维新第十师师长卢丰年
第十一师师长杨效欧第十二师师长高鸿文
第十三师师长丰玉玺第十四师师长李服膺
第十五师师长李生达第十六师师长吴藻华
第十七师师长孟兴富
是为第三次扩军之起始。
1927年春，徐永昌率国民军第3军投晋，使阎锡山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徐永昌原系孙岳国民军第3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深得孙之信赖。徐因籍隶山西，又对阎锡山之“模范省”有好感，故有不同意续桐溪进攻山西，进而为阎锡山通报樊钟秀攻晋消息之举。樊钟秀攻晋时，徐随孙岳转攻天津，占了天津。1926年1月直鲁联军反攻，国民军兵败退守包头。其时，第3军军长孙岳患病休养，徐永昌受孙之托，代理军长职务。是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致电徐永昌，与其共举大事。徐想起当初段祺瑞曾向他说：‘冯玉祥难共事。你是山西人，不如接近阎锡山。阎锡山为人稳健，在国内外有些声誉，大有前途。’”所以，未答应冯之所请。而于次年2月通过阎的炮兵司令周玳的引荐，赴太原面见阎锡山。
“阎锡山对徐早怀好感，这次徐永昌到太原，由周玳引见，与阎会面，阎一见即向人表示‘恨相见太晚’。”徐永昌则向阎表示，“‘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如要讨张，我愿为前驱’。阎对他抚慰备至，优礼厚赠，请他仍回包头驻防。4月，徐永昌二次到太原见阎锡山，表示愿率部进驻山西，并提出：（一）不改变国民军第三军的番号，以客军驻晋；（二）打奉军愿为先驱。阎锡山一一照允，并给他一笔巨款，以资开拔。徐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碛口渡河入晋，驻汾阳县一带。”
徐永昌率部进入山西后，虽因孙岳仍领第3军军长衔，一度继续保留第3军原有番号，直到翌年孙岳病故之后，方才加入晋绥军序列。但事实上第3军从一入晋始就已经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徐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相交相知，历数十年，一直到终死台湾。
徐永昌的加盟，以及对谭庆林所部直军等部的收编，使晋绥军的实力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阎锡山进行了第三次扩军。第三次扩军的时间，在1927年北伐之前。此前，晋绥军只有师的编制，第三次扩军即是将原有师的编制，一律扩充为军。扩充后的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军军长商震
第一师师长李培基第三师师长杨士元
第二军军长杨爱源
第二师师长赵承绶第六师师长孙楚
第三军军长徐永昌
第四军军长谢濂
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第十师师长卢丰年
第五军军长傅汝钧
第五师师长傅汝钧（兼）第十六师师长吴藻华
第六军军长傅存怀
第十一师师长杨效欧第十三师师长丰玉玺
第七军军长（空缺）副军长张荫梧
第十四师师长李服膺第十五师师长李生达
第八军军长谭庆林
骑三师师长孙长胜骑六师师长杨兆林
炮兵司令周玳（仍辖八个炮兵团）
手掷弹旅旅长张振万（仍辖两个团）
另：第十七师师长孟兴富（归总部直辖）
警卫旅旅长杜春沂（归总部直辖）
此次扩编完成后不久，阎锡山“又用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暗中收编了冀南的陈光斗、刘桂堂，山东的范澄秋，冀东的张膺芳等部队，均系估计人数酌给接济，不列入正规编制之内”。
综上所述，经过前后三次扩军，晋绥军迅速崛起，由旅成师，又由师而成军，军队人数急剧膨胀，从两万余人增至13万余人，成为国中屈指可数的几支主要的武装力量之一。阎锡山也随之成为一名颇具声势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发展军事
对于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来说，武器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与否，武器的优劣与兵员的多寡同样重要。阎锡山深谙此理。所以，从他独掌山西军政始，即十分注重军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山西的军事工业，是随着晋绥军的扩充而产生、而发展的。
近代山西的军事工业，可以上溯到创立于晚清的“山西机器局”。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山西始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1892年创办了山西火柴局，1895年设立了山西工艺局。此后，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于1897年上奏清廷，“请求设立以修造枪械为目的的山西机器局。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清朝政府下谕各省：‘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同年三月，胡聘之聘任候补道徐桂芬为山西机器局总办，拨出库银480两择址于太原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旁购庙地38亩筹建。派候补知县王曾奇赴天津口岸，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来机器设备，并以高薪由天津、汉阳等地招募来30余名技工。同年12月又上奏朝廷，获准动用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50000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经费。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招牌。”山西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厂、铜帽厂以及锅炉房。虽名之日机器厂，实际只是一个枪械修理厂，其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初级火器，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枪械产品起先为十八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后改为由英国福公司提供全部金属件，配制枪托进行装配，生产只能装一发子弹的“独子快枪”。“独子快枪”虽远远落后于英军当时装备的五子连发步枪，但在国内仍属新式武器，受到清廷赞赏。加之1900年慈禧出逃西安时，为“护驾”卫队马玉昆部修械有功，山西机器局一时名扬全国。
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就是在山西机器局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辛亥至1930年中原大战，在阎锡山的一手主持下，山西的军事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整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下列几个时期：
1．山西陆军修械所时期。“这一时期，由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共计六年。在这一时期中间，扩大范围，增添设备，逐步向前发展。”
辛亥革命山西光复后，军政府便迅速接管了山西唯一堪称军事工业的“山西机器局”。随即任命李陶庵（李蒙淑）为机器局局长，着手进行扩建工作。几年中虽有一定的发展，职工由初创时期的80余人，增至200余人。但基本情况未变，仍保是留原“五厂一房”，仍以修理枪械为主。
1914年7月，阎锡山任山西督军期间，开始对原山西机器局进行改组，成立了“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陆军修械所与山西机器局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督军公署的军械局，直接纳入阎锡山政治军事的运行机制之中。
修械所创办后，其经费指定由杀虎口（山西雁北通往口外的一个重要关口）的税收供给。其负责人——所长，先由督军公署军械局一等局员郑祥徵担任，同年10月改由原机器局局长李陶庵兼任。因经费关系——每月仅1400元，修械所创办初期，只在内部进行了一些革新整改，无大的变动。
1917年，阎锡山以山西督军兼省长后，与其第一次扩军相适应，对军事工业进一步重视了起来。修械所得以继续扩大与发展。
制约修械所发展的因素在于经费之不足。阎锡山为解决修械所的经费问题，首先设立了“铜元局”。铜元局看似与军事工业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正是它为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物质的基础。铜元局的作用在于用低价从民间收购旧式制钱，然后铸造铜元，从中获利。“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即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用50亿文，改铸铜元19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文，币值即扩大5.8倍。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则不过250万银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
筹建之初，从节省经费考虑，铜元局由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于是扩充范围，兴工建筑。计增设提铅厂、炼铜厂、熔化厂、钢模厂四个厂，原有的机器厂改为印花厂、碾片厂、较准厂、铳光厂等，同时添购了大锅炉一部，一百马力的汽机一部，并将锅炉房也加以扩充。当时全所组织加以革新，所长下设技正二人，以王嘉瑞（字梦龄，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学电气的）、郑永锡（字恩三，英国习菲尔大学冶金科毕业）担任。各厂添设厂监，职员工人共有400余人”。就职工人数而言，较前增加了一倍。
与此同时，为今后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选派张书田、刘笃恭等10余名大学毕业生赴当时国内军工技术比较先进的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一方面在修械所内创设“实习工业学校”，招收学员百余名，半工半读学习技术（后改归国民师范职业科）。
山西陆军修械所名实相符，仍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虽较其前身——山西机器局有了不小的发展，但仍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只能视为阎锡山军事工业之雏形与嚆矢。
2．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自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至十五年（1926年）共计七年。其间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较各时期为多，而兵工厂规模之形成，亦在此时期。”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鉴于群雄蜂起，兵员激增之情形，为限制各省武力，通令裁军。对此，阎锡山一面继续图谋发展，一面虚与委蛇做表面文章。“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是这样的产物。
适逢前此派往汉阳兵工厂学习军火制造技术的张书田等一批大学生学毕归来。同时，铜元局通过铸造铜元，有了一定程度的资金准备。1920年3月，阎锡山将原“山西陆军修械所”与“铜元局”合并，改称“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实习”者，实践学习是也，这一改，顿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有制造枪械弹药之实，而无有其名，既可表示出拥护裁军的姿态，又不影响自身的发展。阎锡山善于作文字游戏，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是在必要的资金准备和技术准备（除了派出去学习的十几名大学生之外，还从汉阳兵工厂招聘了一些技术工匠）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山西军事工业的发展。
实习厂初建之时，实行总办制，由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兼总办。总办下设厂长，李淑蒙任厂长。开始下设铜元、化炼、总务3科。总务科辖出纳、保管、文书、会计、采买、执事等股；铜元科辖铜元、碾片、印花、较准、钢模、铁工、木样、虎钳、机器等分厂；化炼科辖提铅、炼铜、化渣、淘铜、翻砂等分厂。后又设电汽科，购置发电机，为全厂提供动力。因军器中枪弹消耗较大，尤感需要，又从上海兵工厂订购日产2万粒子弹机一套。1921年7月，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的组织机构重新作了调整。原总务科撤销，其所属各股直隶于总办、厂长；铜元科改为机械科，管理铜元制造、军器修配、动力供给；化炼科仍旧；另设一枪弹科，管理制造各种弹药事宜，开始制造军器。又建立了罐头分厂，制造专供各部队军需用的各种食品罐头。1923年7月，阎锡山为再次扩军准备武器，对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再次改组，取消总办，将全厂原有及新设的分厂分归3个科，科下委若干主任，分别管理各个分厂。第1科分管机械、电汽、锻工及新设置的大炮、机关枪等分厂；第2科管新设置的枪弹、炸弹、炮弹、无烟药、炸药、硝酸等分厂；第3科管熔铸、炼铜、罐头等分厂。铜元局则直属厂长。同年9月，又附设了一个兵工研究会，专门研究各种兵器的制作和改进。研究所除会员10名外，尚有研究生22名，“厂长兼会长，聘各军官之有学识者为研究员，学员中调选优秀者为研究生。及后军器制作之改进，受该会之指导不少”。1925年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总办由时任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的黄国梁兼任。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比其前身——山西陆军修械所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即“拥有机器63部，职工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民年9月相继投产。”“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从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曲和余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驾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和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5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000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30000余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作为阎锡山主要的军工企业，与晋军的重大扩充行动是同步发展的，它弥补了大规模扩军所带来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缺陷，为晋军打出娘子关，参与北伐，领有华北三省及平、津两市，提供了武器装备及后勤方面的有力保障。
3．太原兵工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起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共计四年。这四年之中，为兵工厂极盛时期。因为那时阎锡山的实力，经过了十年培养已相当雄厚，于是扩张出山西，统治了河北、察哈尔、绥远，尚有北京和天津。经济上有了力量，所以兵工厂的设备，也大规模的扩展。同时阎锡山把军队已扩展到二十多万人，兵器弹药的需要，自然随之增大，因此制造军火的兵工厂，生产能力随军事的膨胀亦着着上长而加大。太原兵工厂设备的扩大，全在此时期。”
1927年，经过三次扩军，阎锡山所掌握的晋绥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20万兵力、实力雄厚的地方武装。强大的武装需要强大的军事工业来支撑，所以，自恃羽翼丰满的阎锡山一改过去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作法，公开打出了军事工业的旗号。是年1月，他正式将原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更名为太原兵工厂。
太原兵工厂虽然在名义上仍归省署军械处，但事实上则直接隶属于阎锡山的督办公署。就其组织形式来说，则更接近于现代工业。兵工厂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总办制，进而实行厂长制。厂下分设采运、验收、工务、检验、核稽等6处，每处设处长一人，负各该处全权责任。厂部组织系委员制会议，负责处理厂内有关事务。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外，原学兵团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其中的一个分厂——冲锋枪分厂。上述6处中，以张书田（与阎锡山有亲属关系）任处长的工务处地位最为重要。工务处分管厂内20多个部门，“计有处本部、工程师室、医疗所、制图室，以及十七个分厂。即枪厂、冲锋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压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木样厂等。其中压铜壳厂与压钢弹厂，合并改为铜壳厂，成为十六个分厂”。
在太原兵工厂成立的同时，将原无烟药和制酸两个分厂单独划出，另行组建了山西火药厂。山西火药厂首任厂长由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化工科的张恺担任，工程师是日本帝国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
太原兵工厂时期，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不仅在生产规模、产品数量上都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炭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以火药厂厂长张恺之名命名的“恺字炸药”，学习德国先进制药技术，改铝粉和皮克林制药为硝酸制药，成为山西火药制造的重大发明。
其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000余人”。“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900枝，炮弹15000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6倍。”“在我国后起之秀的太原兵工厂，不仅可同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其规模与现代化程度也超出了汉、沈两厂。”
太原兵工厂时期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全盛时期。正是它支撑了中原大战期间巨大的军火消耗。同时也正是中原大战的爆发，导致了阎锡山军事工业的由盛到衰。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兵败避居大连。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节制晋绥军政事宜。在编遣晋绥军的同时，对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也施行打击，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4月合并改组为“太原修械所”。太原修械所时期，原15000余名职工被编遣13000名，只余2000余人。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开始向民品生产转变。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重整山西兵工——以壬申命名，将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原火药厂部分改为壬申化学厂。由于阎锡山的重视，山西的军事工业又以壬申两厂的形式迅速发展起来，职工人数回长到5000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壬申两厂及其辅助性工厂——育才炼钢机器厂，遂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
六政三事
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中的“六政三事”确使山西有了新气象，大力兴救亦使山西子孙的文化程度有所提升。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立民财”目标的具体措施。
“六政”，包括水利、种植、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是指种棉、造林、畜牧。
为了推行“六政”，阎锡山做了大量宣传教化工作。他先后颁发《手谕人民十四条》、《督军训言》、《告谕人民八条》等。
除宣传晓喻外，阎特别强调官吏的组织、实行的关键性作用。1917年10月，成立了“六政考核处”。随后，派出50多名实查员到各县考查督促。
“六政三事”从1917年10月到1923年春，推行近6年，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据阎锡山1918年办理六政的报告，该年阳曲、太原等39县，新开和疏通干支水渠156条，凿井3300余眼，修筑水池8处，共可灌田729000亩。从浙江换购湖桑树苗10万株，购回桑籽9000余石，全省种桑3300余亩，成活桑苗5000万株。1917年7月，开办的省城蚕业工厂开始收蚕织绸。还办了传习所，由各县保送百余人学习技术，女子蚕桑传习所也即将有学员毕业。各县种树1000万株，成活十分之七。禁止缠足方面，虽然明令“未缠足者，不许再缠，已缠者令其解放”，但收效甚微。10岁以内女子缠足约禁十分之八，11岁以上女子解放缠足者，约十分之六。剪辫子推行较快，1917年3月，官学商各界已基本剪除，普通民众则延至7月底。对于禁吸鸦片，所花力量最大。阎下令军界从旅长起，地方从省署起，厅道局所至县知事，层层清理，一层禁断不净，下一层即不开始，具体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负责查拿，依法严办。
为了堵塞外省鸦片运入，沿黄河成立稽查队，“大案运输，业已绝迹”。另外，公开悬赏捉拿售烟者，“抓获烟土一两，赏洋二十元”，并且制造戒烟药丸数万，查明烟民，勒令戒断。总计1918年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案4609起，由官厅勒令戒烟者36469人。
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使山西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也有相当多的地方欺上瞒下，网开一面，对吸烟、赌博放任不管，致使一些地方恶习如旧，积重难返。
“长民智”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民无智则为愚民，其弊则椎鲁劣钝”。欲长民智，非教育一途不能实现。教育之于经济、之于军事、之于整个国力，就像基础之于大厦。缺乏教育而谈良好政治、谈民主意识，是空洞的，因为国民素质远不能达到其要求程度。阎在推行“用民政治”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首要位置，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这样的话：“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足见其对发展教育的远见。
阎锡山所说的教育包括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几个方面。“国民教育”指普及性的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为了使山西能普及国民教育，阎提出了“扩充师范”、“筹集资金”、“调查劝导”、“分步推开”等步骤和措施。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500所，在校学生约50000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为722156人。按当时人口计，国民教育普及率已达70％，比1917年增加10倍。
“人才教育”是“以供给适应时代之行政自治，及社会高等事业之用为主”的教育层次，是“屋之在地上者也”。1919年，阎锡山即按照“用民政治纲目”设立育才馆。其后，又在太原设法政、工业、农业、商业、医科专门学校、外国文言学校、进山中学等，并在运城、大同、长治、临汾、代县等地设省立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为各项事业培养专门人才。
“职业教育”“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重在培养学生从业技能。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自高级小学起，加授职业课程，如养蚕、造林、植树、畜牧、商业等科目；二是开办实业学校及各种工艺传习所、职业补习学校等。
“社会教育”“以改良风俗开通知识为主”，主要通过设立冬学、颁发《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普及刑律知识等措施实施。
为了普及国民教育，使学生学有所成，阎锡山特别推出了“文言改白话”和“使用注音字母”两大措施，并将后者写进了《山西用民政治大纲》之中。他认为，文言课本古奥难懂，非十年功夫不能应用；采用白话课本，书面所述与平时习闻习见相同，通俗易晓，四年可抵十年功夫，收“事半功倍”之效。注音字母可以使读音统一，并进而推动语言统一；学生亦容易通过注音识字。
兴办实业
阎锡山在发展工业、开办银行、修筑铁路的“厚生计划”中，为的不是民众，而是由此聚敛财富，掌握山西的经济命脉。
兴办实业，是阎锡山“厚生计划”的一大措施。“厚生”，即“厚民生”，通过开发资源，开办实业，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富，增强国力。1925年2月，阎以“关于晋民自动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为题在全省实业会议上作演讲，提出“开发实业，不可过滥。必须选定实业的种类，各按其出产之状况，而因地制宜”的原则，并公布六项实业发展的计划：炼油计划案；炼钢计划案；机器计划案；电气计划案；农业计划案（包括水利、肥料、农业试验场三项计划案）；林业计划案。这六大计划案都是根据山西物产资源状况及地理环境特点设计出来的。其中，“炼油计划案”规定每年拨款30万元用于炼油计划，逐渐建成年产720吨之炼油厂25个，以达到全省原油自给。“炼钢计划案”拟在省内设育才、经济两大钢厂。育才厂以培养炼钢人才为目标、经济厂以产钢铁为目标。经济厂又分制铁、炼钢、钢轨、电机四部。制铁部计划日产生铁40吨；炼钢部计划每日产钢40吨；钢轨部计划日产85磅之标准钢轨40吨；电机部计划供应全厂电气。“机器计划案”规定，先在省垣建设育才机器厂一处，一方面培养工人及管理员，并负责改良山西产业所用各类机器。另一方面，负责生产机器，每日至少产出10台，以资推广，力争三年使山西现有的1万余编村，每村拥有10架机器。为了使“电气效用”在各村普及，“电气计划案”规定，将全省划分为15个区，在每区设一电气厂。太原厂规模为1500千瓦，其余14个厂各为500千瓦，15个厂年发电量为8500千瓦。“农业计划案”对改良土壤，实施灌溉，防治病害作了规定；“林业计划案”规定从1925年至1954年分阶段造林，总量为98万亩。
“厚生计划”于20年代中期全面实施。1926年9月，育才机器厂及育才钢厂同时投入生产。到1930年，机器厂生产出机器1300多台，钢厂产钢数万磅。育才机器厂首先专门为兵工厂提供机器设备，后来改造社会生产所用机器，同蒲铁路所需机械工具及西北各厂建筑所用机器设备。所造机器还远销至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与二厂同时开办的还有山西火药厂，该厂投资140万美元，下设无烟药厂、酸厂、火工厂、炸药厂、黑药厂、压药厂等分厂。日产无烟药400余磅、硫酸3吨，生产规模在当时为全国之最。
作为“厚生计划”之具体实施，阎锡山还主持改造扩建了山西军人实习工厂、普晋银矿公司、裕晋煤矿公司（1915年建）、蚕业公司（1916年设）、山西省工业实验所（1917年设）、同宝煤矿公司（1919年设）以及山西平民工厂等。
官方、民间“两条腿走路”兴办产业，是阎锡山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阎认为，“山西的实业，不能不办，也不能专靠官办，必须人民负责自动办理”。为了真正做到“人民负责自动办理”，阎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实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及奖掖措施，从而使辛亥革命至中原大战结束这一段时期，成为“山西私营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历史上，山西有着经商理财的传统。早在明清时期，晋商足迹遍及全国。民初，山西仍“执全国金融牛耳”。但当时的金融均为民办，规模小，经营方式落后。阎锡山上台后，充分认识到金融的“经济核心”作用，于是，竭力发展和掌握金融业。山西省银行的成立，乃是其操纵金融，把握山西经济命脉的重要举措。
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后，经济处于拮据状态。于是，权且设立铜元局和机器局，在民间收购制钱和废铜，铸造铜元，从中获取利益，以敷急用。由于考虑到省政和军事开支日益增加，阎认为有必要设立具有地方发钞权的机构。这样，山西省银行在原官钱局的基础上，于1919年8月1日成立。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办形式，预定资本额300万元。发动各县公款局、商会、钱业公会、粮食公会等机构认购股份，但募金额很少，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善后公债”充股的。这部分公债是辛亥革命时，阎锡山向祁县渠筱洲劝募的13万两白银，原准备分年抽签偿还，省行成立后，此项公债便折合成股份。公股方面，除官钱局转交的20余万元外，其余由财政厅筹措，开业时资本总额约为180万，公私合办形式持续到1922年至1923年。后来，阎锡山为了摆脱私人股东的监督和控制，以利于自己随意调用省行资金，便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以现金将私人股一律收买，此举使省行由公私合办变为公办，同时，私股返还兑现，也保证了该行的信用。
在代理金库方面，山西省银行在太原分行设立了省金库。省金库代财政厅发放各种款项、支付军政等费，同时，兼顾发行和兑换金库券。该券即公债券，它是以硬性摊派方式认购的债券，需6个月后才能兑换，利息极低。金库券发行额由财政厅决定，此项发行从1921年开始，1928年结束。
省银行直接控制省钞发行。山西民间发行纸币“钱帖子”由来已久，各地私营商号，只要有一定的资本和信用，即可发行纸币，从而导致纸币发行陷入过滥的混乱地步，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1922年，阎锡山召开全省商界联合会，禁止私币发行，统一省钞发行。规定由银行增加纸币，限期兑换私商所发的铜元券。到1923年，私币基本收回。为使省钞发行权成为法定，阎还颁布了“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山西省发行铜元规则”、“山西省长阎颁布发行镍币条例”、“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等。这些法规多被编入《山西现行政治纲要》、《山西省政现行法规汇编》中，从而通过法律手段，保证了省钞发行权集中于省行。
由于省银行拥有适当数量的准备金，因而省钞兑现还是不成问题，山西省银行也信用昭著，该行发行的钞票一度流通于京、津、绥远甚至宁夏，省行由此获利丰厚。然而，随着阎锡山介入军阀混战，作为军费开支主要来源的省钞越发越多，逐年攀升。
阎锡山通过成立山西省银行，掌握了发行省钞的大权，操纵了山西金融，控制了山西经济命脉，并使山西经济成为其政治、军事发展的有效手段。山西省银行的成立，也改变了过去“各商号滥发钱帖，几成不兑现之纸币”的金融混乱状态。然而，由于无视经济规律，不清楚准备金情况，依军政之需，无限量地扩大省钞发行，省钞信用随之扫地，在更大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交通实文明之导线”。阎锡山执政山西后，遂以“改进交通为百政之先”。当时山西有105个县，无航路可通，陆路除平定、大同原有铁路两段能东达外，其余山路崎岖，平原泥淖，转运困难，生产元由发达，人民生计“日形艰窘”。针对这一状况，阎一上台，便颁布了《修理道路桥梁规则》、《区长督修道路条例》，督饬各县区对所辖之道路，认真修理。1919年，拟定了规模宏大的《山西全省修路计划大纲》，将所待修筑的道路分为省路、县路、乡路三级，宗旨为“省路省修，县路县修，乡路乡修”。其中，省路包括干路和支路两种。干路为大同——太原——运城线；支路又分为大支、小支及大支兼小支三种。县路为各县城彼此间的官路，乡路为乡与乡之间的四邻联结之路。根据计划安排，省路从1920年1月开工，6年完成，其中，前3年修筑干路，后3年修支路。县路及乡路与省支路同期，为保证实施这一计划，在省城设立了路工总局，各路段设路工分局。
1920年4月，干路开工。筑路队伍包括军队、招募路工、以工代赈、监犯外役四个方面人力。通过三年修建，完成了省干路1480里。
但是，由于财力拮据，原来的筑路计划很难完成，阎锡山本人对此也不抱乐观态度。故将原计划“自民国九年一月（1920年）开工约以六年一律告成”，改为“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
见风使舵
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当羽翼丰满之时，阎锡山便由局内加入军阀混战的局外之中，走出山西一隅之地，最大限度地扩充地盘。
“保境安民”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军阀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积蓄力量以屈求伸，所惯用的一手。而当他们羽翼丰满时，则必然以手中的武力为依恃，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军事扩张。所以事实上保境安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永远的中立是没有的。阎锡山正是这样，当他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通过“致力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使实力逐渐膨胀起来之后，参与军阀纷争就成为势所必然。
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阎锡山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宣布“中立”，冷眼旁观。然而，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他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表面上仍取观望态度。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拥段联冯倒直。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之际，元勋孙中山曾使张继以私人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因深切感受到曹吴的骄横诡谲，对所受压迫（把持中央政权的曹锟、吴佩孚，想把山西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故而不免向阎施加压力，并曾有索要饷械之事），心有不甘，故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他不亲自出面回复，而是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两函都是由阎锡山亲拟，令秘书缮写，交张继来使带回。而温寿泉转达的段意则是，出兵石家庄，堵截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他也予以默许。
直奉双方酣战之时，阎锡山一面预做准备，一面静观事态发展。直到得知段祺瑞将要出山主持国政以及北京政变的背景，直军败势几成定局后，他才应冯玉祥电请，于11月1日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正式介入反直军事。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之初，阎锡山先以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霨为总指挥，率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后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全权指挥。关于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张培梅的电报中作了如下指示：“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袭击了由湖北北上增援的直军，并解除其武装；接着，又一鼓作气阻击了来自河南的增援部队，也算旗开得胜。不料问题却出在内部。原来，晋军虽在几年中不断扩大迅速发展，但因久不作战，又失之于阎锡山的骄纵，“顽皮松懈，士气颓弱”。开入石家庄后，对总指挥军令多有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为整肃军纪，决定杀人立威。遂以指挥不力和谎报军情为由，先斩后奏，将龚凤山、刘树藩两旅长枭首示众。龚、刘被杀后，一时谣言四起。阎锡山对张培梅不经请示，擅杀将领，深表不满，疑张有独立之心，并由此引发了张培梅率部撤防后不久的去职返乡。
晋军驻守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直军不知虚实，不能北上。牵制直军北上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大约在12月底，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由石家庄过境，一时间几支队伍混杂，市面秩序不稳。有鉴于此，阎锡山准张培梅所请，将晋军悉数撤回娘子关内。
晋军虽以出兵石家庄的军事行动，参与了反直战争，但是，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所以并没有经历大的战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作了一个姿态，也可以说只是阎锡山将其势力向娘子关外扩展的一次预演。以此为开端，在后来的一个时期中，阎锡山以他的晋军为资本，在军阀混战的漩涡里“摸爬滚打”，也曾“辉煌”一时。
在出兵石家庄参加反直军事的同时，阎锡山一方面顺应拥段出山主政的呼声，与各方频频电报往返，极力推戴段祺瑞出主中枢。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4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另一方面亦加强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曾几何时，阎锡山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步步地疏远了与孙中山及昔日同志的联系。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善于掌握时机的阎锡山开始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因而有了对张继的默许响应。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11月13日，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在此情况下，11月27日，阎锡山派出专人赴津迎接中山先生，“并请训示”。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设会址于海子边教育会，由山西大学教授李翰章担任主持人。以示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中“速开国民会议”的号召。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向“各省各军民长官”发出“马电”。阎锡山接电后，于23日复电先生，表示：“马电奉悉。尊处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具见伟筹，已饬属知照矣。”穿书吧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方势力皆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翻云覆雨，今日甲乙联手以制丙，明朝乙丙合作以对甲；忽而称兄道弟，山盟海誓，忽而剑拔弩张，视为寇仇。阎锡山既已置身于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也就自然不能脱此窠臼。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转换向背，由联段、冯反直，而联直吴、联奉张，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兵戎相见。
只要有拥兵自重的军阀存在，国内纷争就不会平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而是与新的分化组合相伴随。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孙中山先生到京后，因“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得不到响应，忧愤之中病情恶化，突然逝世，“反直三角同盟”首先瓦解。接着，直系再起，控制了湖北及东南五省。继而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同时，为争夺地盘和军队，奉、冯反目。奉张、直吴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三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曾经两次开战厮杀的直、奉两系，在1925年底、1926年初又重新携起手来，共同对冯，迫使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
面对新的形势，阎锡山并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等待时机。出兵石家庄作为军事扩张的一次预演，使他看到了晋军的弱点和不足。所以，在石家庄撤兵后，即着手进行了第二次扩军——将晋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二个旅，步兵将近四十个团，骑、炮兵各两个团。总兵力达八万人以上。
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借倒戈反吴之新胜，迅速扩编，兵力扩大到三四十万人。人多饷缺，军械无着，扩大地盘势在必行，于是山西成了首选目标。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军三个军分别驻在察绥、关中豫西和河北，从北、南、东三个方向扼住了山西，直接构成了对山西的威胁。这样阎锡山无论是向外发展还是守土自保，都必须首先打破国民军的三面围困。
为了摆脱困境，阎锡山走出了修好吴佩孚的棋子。1925年夏，他派时任《晋阳公报》经理的梁航标（汝舟）到武汉面见吴佩孚，以释前嫌，联合倒冯。梁航标代表阎锡山与吴佩孚商定了双方配合对付国民军的行动计划。接着，阎锡山又与奉张取得联系。
1926年春，奉军、直军，以及张宗昌的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起进攻，所谓的“讨赤”之役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前，吴佩孚要求阎锡山予以配合，先行出兵京汉路，肃清驻扎京汉要冲顺德（今邢台）的国民第二军郑思成部，扫清由武汉北上之障碍。由于当时直吴军队尚在江南，奉张所部主力也未入关，阎锡山担心公开与国民军对立，会引火烧身，首先对山西不利，便以抓孔庚为借口，出兵顺德。
孔庚自1917年被释兵权，出省谋职后，即策动反阎。1925年，樊钟秀进攻山西，孔就参与过策划。其时在郑思成部任职。1926年3月初旬，阎锡山应吴佩孚之请，继出兵石家庄后，再一次兵出娘子关。所派部队系商震第一师、杨爱源第六旅，外加周玳的一个炮兵团。为了“师出有名”，阎锡山对这次出兵行动的解释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出兵顺德，完全是为了解决孔庚，这是山西内部的问题。”部队出关，先取石家庄，然后沿京汉线南下，一路肃清元氏、高邑、赞皇等地的国民军后，集结于顺德附近。接着，以炮兵为先导，始行攻城。经过一番激战，破城而入，郑思成出逃，孔庚被俘。
孔庚是在藏身的天主教堂里被俘的。孔庚被俘后，被带回了山西，软禁在督军府庆远楼。两个多月后，阎锡山又悄悄将其放走，元勋，临行时还送了3000元的旅费。
郑思成部被解决后，商、周等部北返石家庄待命。随即，为部署对国民军进攻山西的作战，杨爱源部返防山西，其余各部再由石家庄北上保定，收编了魏益三的国民第四军。对于魏部的归附，阎锡山深表欢迎，遂授予“正义军”之名义，仍以魏为军长驻守石家庄。至此，晋军由石家庄而顺德，再由石家庄而保定，打通了京汉路，为吴佩孚北上扫清了障碍。
收编魏部后，阎锡山命出关晋军稍事休整，即行撤兵返防。
尽管阎锡山以抓孔庚为借口，多方掩饰晋军出兵的真实意图，然而既与国民军交火，即成骑虎之势，正面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晋军回防后不日，吴佩孚就率部北上保定。在此之前，阎锡山与直、奉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由大同一带进攻察绥的国民军，从外线对国民军形成大包围态势。吴佩孚进驻保定时，奉军已提前于4月中旬压迫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面对直军北上的形势，国民军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在南口和多伦两地与奉、直军作战；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攻打雁门关，试图乘机占领山西。
1926年5月18日，国民军以八万之众进攻山西。对此早有防备的阎锡山，大约在4月份即开始陈兵大同一带。一俟国民军来攻，严阵以待的晋军即发起反击。与冯玉祥部的正面军事冲突爆发。由于交战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军韩复榘部曾一度打通京绥线，直逼大同城下。受整个“讨赤”之役形势的影响，战事断断续续，时而打得难解难分，时而胶着对峙；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一直进行到8月中旬。
8月，直、奉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起攻势。中旬，国民军从南口悉数撤出，退往西北。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经过一番厮杀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积极调整部署、弹药供应充足、各部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有鉴于此，国民军于撤出南口后，不得不开始从山西撤军。以8月18日大同解围为标志，晋军与国民军在山西境内的战事宣告平息。
国民军撤兵后，阎锡山瞅准此千载难逢的良机，趁势以三路追击，一鼓作气占领绥远的丰镇、集宁、平地泉。9月3日，兵至绥省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亦称归化）。他又不失时机地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至此，攻冯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境内撤出，晋军占领绥远，为阎锡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以后，绥远归人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因为领有绥远的关系，晋军自此被称为晋绥军。
此次阎、冯交恶，阎锡山以八万大军持久作战，最终转败为胜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晋军的实力。通过这次作战，还夺取了绥远地盘，收编了国民军所部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分别称为第十三、十四、十五师），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北中国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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