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下潜水
要确保大清政权的龙床高枕无忧，就必须确保天津机器局那些特殊的“床”能昼夜运转。将天子脚下的天津，而非边远小地方作为改革试点，退缩、反复的余地就大大缩减了。
李鸿章恋“床”
李鸿章再次上“床”了，这几乎是他到天津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这些“床”——车床、冲床、磨床、钻床和铣床等，显然比宁式大床更令李鸿章兴奋。这些“床”上，将生产出步枪、火炮、弹药等，这些不仅是大清帝国政权的保障，也将是李鸿章个人权位的保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要确保自己在宁式大床上高枕无忧，就必须确保这些特殊的“床”能昼夜运转。
李鸿章深深地明白这点，这就是大局观、全局观。
对这些“床”，李鸿章并不陌生。
与他5年前在上海创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天津机器局“规模粗具，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但是，如同天津是天子脚下的特区一般，天津机器局是彰显大清帝国改革决心、目标、动机的旗帜。
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是老大。而如果从“床”上开始就掌握了枪杆子的制造和生产，那简直躺着就能把大清江山给保卫了。因此，即令是倭仁那样的道学先生，将几乎所有变革都看作是精神污染和亡国先兆，唯独对洋枪洋炮这点“奇技淫巧”青眼有加。ωＷＷ.chuanyue1.coΜ
因此，机器制造局这种新生事物，居然也会出现在天子脚下的天津，实在是时也、运也、命也。与之前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马尾船政局不同，天津机器局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央的手里，确切地说，牢牢地掌握在领导大清国事业的核心力量——满清皇族的手里。
恭亲王奕訢称：“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需要。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但只有李鸿章在苏州经营的洋炮局（后搬到上海扩展为江南制造局）能制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往他省调拨，匪惟接济不穷，亦属取用甚便。”
这是军事方面的考量，其实，从政治方面来说，为镇压太平天国，大清帝国投入了最可宝贵的资源——中央权力。大量的权力，甚至包括军事和财政等关系到“鹿”“鼎”根本的权力，都下放给了地方及统兵的前线将领。毫无疑问，中央不能对此不心生警觉，并未雨绸缪。
天津机器局。
设立天津机器局，是恭亲王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不仅在军事方面，能提升北方尤其是京畿地区的军事装备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能在摆脱对南方军工厂依赖的同时，减少对南方汉人将领们的过度依赖，有效平衡“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
天津机器局的首任总经理，就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兼任。全国新型军工厂几乎都由汉员出任领导人，崇厚则几乎是唯一的满员。这种安排，首先是因为崇厚本人有着洋务经验，早在1862年，他在组建洋枪队时，就开始学习西方的枪炮制造工艺，试铸了“炸炮”若干门，“装子试放，甚为猛利”。另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他那纯正的完颜氏血统，对这个政权有着天然的忠诚。这种血管里流淌的感性忠诚，不是曾、左、李那种基于意识形态认可的理性忠诚所能比拟的。
其实，在执掌军机大权的恭亲王眼中，天津机器局在政治上的作用，或许不仅仅是平衡满汉、南北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毕竟，规模极为庞大的军队和几乎半个中国，都已经操诸曾、左、李等汉臣之手，一个小小的军工厂，要对此产生多少有效的制衡，是不现实的，至少是需要时间的。
倒是在推动京畿地区的改革方面，天津机器局能发挥更为具体而微妙的作用，通过已经形成共识的军事变革，逐渐地带动全方位的改革。京畿地区，是保守者的大本营，改革向来艰难，不比天高皇帝远的江南和两广。如今，卧榻之侧就安了个车床，天天造枪造炮，日夜轰鸣，这巨大的刺激，岂不十分深刻。以危亡相迫，改革所受到的阻力就会相对较少。考诸史料，也的确如此，每当因改革而发生争论时，都是局势比较和缓的时候，而每当局势危急时，似乎就不存在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了，所有人都明智地不争论，而谋求同舟共济。
天津机器局由亲贵出掌，一是自己人可靠，二来展现满人也能与时俱进践行改革，三是能化解因满汉猜疑带来的不安乃至攻讦。这就如同恭亲王亲自掌管总理衙门一样，阎王坐镇，小鬼就不难缠了。同时也宣示了中央的改革决心，将天子脚下的天津，而非边远小地方作为改革试点，退缩、反复的余地就大大缩减了。
曾国藩走了，崇厚也走了，李鸿章来了。
直隶总督和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两副重担，都压在了李鸿章一人身上，他绝不可能如曾国藩和崇厚那般事无巨细地过问，何况，那也从来不是他的工作风格。
路线确定后，人才是关键。李鸿章几乎毫不迟疑地提出了组织人事方面的要求，奏保陈钦出任天津海关道，沈保靖署理天津海关道分管天津机器局。
陈钦并非李鸿章的嫡系。他一直担任京官，由内阁中书考取总理衙门章京，业务精通，在对外交涉中表现不俗，谈判强硬亦有技巧，可算为鹰派。他参与了“天津教案”善后，并出任天津知府，其人品和能力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赏识，而且对天津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李鸿章任命他为第一任独立设置的“天津海关道”，也是历任“天津海关道”中唯一的一位“圈外人”。
沈保靖则是李鸿章的故人。其父沈翟韵曾担任湖北通判，武昌被太平军攻陷后，死在城内，朝廷却硬说他投降“长毛”，予以严谴。沈保靖不服，孤身进入太平军控制的武昌城内，一则寻觅遗骸，二则探听细节，用了3年才收集到足够资料，证明父亲是“骂贼被害”，朝廷下旨平反，并赐恤立祠。李鸿章督师上海时，将沈保靖招致幕下。
在李鸿章幕府中，沈保靖负责为淮军采购军火，后来则主要负责江南制造局的日常营运，因此而成为军火管理专家，不断获得提拔。但他因父亲被诬之事受刺激过度，性格抑郁，不善与人相处，尤其不善与平级的同僚相处，多次请辞，李鸿章自然挽留不准。后因母亲病逝，丁忧出缺，回到了湖北老家。
此时，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正欲大展宏图，沈保靖成了他的第一人选。在李鸿章看来，人才乃是第一位的，有了人才，才能制造出好器，才能练出好兵，“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
李鸿章在给中央递交的报告中说：“沈保靖与臣交近三十年，坚明耐苦，丝毫不欺不苟，实所深信。”当时“洋务”并非人人争抢的热门职业，沈保靖深知其中甘苦，“再三固辞”：“大抵关涉洋务，自好者已不愿为，洋务而又兼出纳银钱，更多望而却步，随俗则恐无实济，认真则必丛怨尤。”在李鸿章再三敦请下，情面难却，他才走马上任。
沈保靖上任后，果然不负期望。他业务精通，办事认真，甚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首先就是要裁抑“洋官员”的权力。在天津机器局初创时，一名英国人密妥士（JohnArmstrongTaylorMeadows）成为崇厚最得力的帮手，实际掌管了机器局的运作。
对于洋官员，李鸿章一直奉行利用和限制相结合，警惕洋人权力过大。他告诉中央：“闽局（指马尾船政局）专任税务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津局（指天津机器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提出应当将人事权和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中方手里：“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甚至早在6年前（1864年），李鸿章在那篇著名的论证“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奏折中，就十分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主持天津机器局的沈保靖，是个性格孤傲而又办事认真的人，用他来对付密妥士，堪称天敌，既不会顾及面子问题而不敢下手，又不会因洋人撂手而影响工作。一年不到，密妥士就体面地“因病撤差”，实际理由则是“于机器未甚精核”。
李鸿章评价沈保靖：“于外洋制器事理闻见较熟，时与津海关道陈钦经营商榷，深费苦心，且能破除情面，严束员匠，撙节经费，毫无虚糜。”赶走了密妥士后，李鸿章和沈保靖开始大量裁撤机器局里的非熟练工人，而从上海和香港引进大量技工。
盛年李鸿章。
李鸿章保奏沈保靖的奏折原件。
这是一个优化天津机器局员工队伍的正常举动，但在英文的《北华捷报》看来，却是李鸿章个人势力的扩张：“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再过半年机器局里将要连一个北方工人或学徒都留不住了，而机器局将完全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
客观地说，如天津机器局这样的新式企业，的确大大增强了李鸿章的影响力。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而非职务和头衔。李鸿章能在自己的宁式大床上高枕无忧，正是因为他建立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不因为他个人官位的升降而剧烈变化，即使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官职几乎被剥夺殆尽，他的实际影响力乃至权力依然不损。
此时的大清国，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磨砺，捍卫孔儒“圣道”，对抗西方及洪秀全之类的“耶稣弟弟”，已成为朝野共同使命。时人和后人论及湘军，认为那是“卫道之师”，而非“勤王之师”，是有道理的。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满汉精英跨越了种族的鸿沟，而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洋务运动能得以展开并持续30年的最主要原因。
在这种大变局下，既能埋头拉车，更能抬头看路的李鸿章，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枪满“床”，才能笏满床，“枪”就是作为和能力，这叫作“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潜水艇未挂龙旗
光绪六年（1880）中秋节，被军方严密警戒的天津某段河流上，出现了一个“怪物”。
只见它“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机器发动之后，这个怪物慢慢下潜，不一会儿就碰到了河底。因河水太浅，“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但它依然“灵捷异常，颇为合用”。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艘潜水艇，尚未能悬挂龙旗。
根据当时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周刊《益闻录》9月27日记载，这艘潜水艇“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置无不如志，询摧敌之利器也”。
此时，距离1863年法国建造成功第一艘非人力（通过储放压缩空气驱动）驱动潜艇“潜水者”号（Plongeur）仅17年，而距1879年英国建成第一艘热机驱动的潜艇“复活”号（Resurgam）仅1年。潜艇正在成为全球军工研制和生产的最新热门，而大清国却在天津的河流中悄悄地赶上了世界的潮流。
大清国真的在雄起了吗？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根据5月13日《益闻录》的报道，此前一年（“客岁”，即1879年），天津机器局的“某员”禀请试造特殊的“轮船”，经层层上报，中央批准“就厂局试办，其能否合用，仍俟察查复奏”，并下拨专项经费。而且，这位姓名至今不详的“某员”还保证，“如不适用，愿将开去款项照数赔偿”。
随后，“某员”“雇佣工匠十余人，自备薪米油烛等费，并木料铁皮分投采办，不动该厂公项”，也就是说，这项科技攻关，完全独立核算，与天津机器局的日常生产无关。同时，当局对这项军工研制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禁止外人窥探，即其余工师，均设严禁，不准窥视”。而根据计划，该特殊“轮船”在第二年（1880年）的“春夏之际，当可竣工”。
到了这艘“轮船”秘密下水时，人们才发现这居然是“驶行水底之机器也”。
无疑，这是大清国军事工业的巨大突破。
当时的潜艇，绝对属于高科技领域。从达·芬奇构思“可以水下航行的船”以来，300多年间，各国的先驱不断致力于发明这种神奇的机器。1620年，英国人戴博尔（CorneliusDrebbel）发明的第一艘“可以潜水的船只”，在伦敦泰晤士河下水，这只如同海龟般的“潜艇”，靠人工躲在船内摇橹，被人讥笑为“缚在船下的一个铃铛状东西”。这一年，明朝的万历皇帝驾崩，而女真部落的努尔哈赤则刚刚在萨尔浒大战中歼灭6万明军，正在迅猛崛起。
潜艇的概念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而最早指出它在军事上的优势的，居然是上帝的仆人。1648年，英国切斯特主教约翰·维尔金斯（JohnWilkins）写了本《数学魔法》（MathematicalMagic），提出潜艇在军事上的五大优势，如私密性、安全性等等。此时，清军已经入关4年，顺治小皇帝高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
到了1776年，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的同时，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打得热火朝天。美军研制的一艘单人操作的潜艇“海龟”号（Turtle），试图攻击英军旗舰“老鹰”号（HMSEagle），结果失败。这是人类历史上潜艇的第一次军用。
美国人的努力在88年后（1864年）终于成功，南军的潜艇“汉利”号（Hunley），炸沉了北军的护卫舰“豪萨托尼克”号（USSHousatonic），成为历史上第一艘有战果的潜艇，但爆炸激起的巨大漩涡，也将这艘潜艇和艇上的8名成员全部摧毁。这一年，曾国荃的湘军部队攻破了南京，太平天国彻底失败。
谁都无法想到，当时被内忧外患弄得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国，不仅没有坍塌，反而开始了神奇的中兴，几年之后，在李鸿章治理下的天津，居然研制成功了世界上最为高精尖的机器动力潜艇。
天津机器局本非造船厂，只是为了满足驻津的北洋军舰及招商局轮船的维修，才建立了附属的船坞。但是，就是这一“兼职”，也令天津机器局在海军装备的研制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根据李鸿章的文件，早在1874年，他们就研制成功了挖泥船，“以铁为之，底有机器，上有机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载重万斛，置之岸上，旋转最灵，较人工省费而工速，诚讲求水利不可少之器也”。而在潜艇下水的同年（1880年），天津机器局又成功制造了一套舟桥，有“行军桥船130余只，百丈之河，顷刻布成平地”。1881年，造成2艘“130匹实马力，七丈螺旋桨”的水雷布雷船，并可兼战舰用。m.chuanyue1.com
天津机器局本就是大清国天子脚下最重要的改革试点，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将机器局原先的洋人总办撤换，任命了自己的亲信沈保靖。
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天津机器局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不断提升。沈保靖上任当年，天津机器局的主导产品“黑火药”的日产量就超过900公斤，同时，还兴建了一些新的工厂。
天津机器局在大清国军工企业整体布局中，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来说，江南制造局侧重大口径舰炮、海岸炮的制造，湖北枪炮厂侧重陆战车炮制造，而天津机器局则成为全军火药的主要生产基地。同时，天津机器局也承担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卫供应。
单靠火药生产自然是不够的。1875年，天津机器局新增了“枪厂”，制造“林明敦”步枪（RemingtonRollingBlock），同时，还设立了“枪弹厂”。
1876年，增设“电气水雷局”，制造各种水雷，并培养制造和使用水雷的技术人员。到1877年，天津机器局的产品就涵盖了黑火药、饼药、铜帽、林明敦枪、枪弹、前膛炮弹、后膛镀铅来福炮弹、各式拉火、各式水雷等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工企业。
1883年，增设“棉花火药厂”（硝化纤维火药，比传统的黑火药更适合于后膛枪）；1887年，又增设了“栗色火药厂”（栗色火药因燃烧慢，用做巨型火炮的发射药不易炸膛）；同期，从海外引进铸钢机、水压机、起重机和车床等设备，筹备生产海军所用的新式长钢炮炮弹；
1895年，炼钢厂投入使用，铸造钢质炮弹。1896年，增设“无烟火药厂”……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天津机器局发展成为一个员工超过2000人，门类齐全的大型军工企业，生产各种火药、铜帽、枪弹和炮弹等，“其间巨栋层栌，广场列厂，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堞炮台之制，并渠屋舍之观，与天津郡城遥遥相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沈家本《重修天津府志》）
天津机器局平时主要供应北洋舰队及直隶、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等地的驻军，“军火拨用日繁，该局为海防水师取给之源”，成为“北洋海防水陆根本，关系重要”，“系海防军实事宜，非寻常局务可比”。（李鸿章奏稿）1880年，中俄因伊犁问题剑拔弩张，中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天津机器局加班加点，赶造军火，紧急供应山海关、乐亭、牛庄、烟台、吉林等地前线驻军；1884年，中法在越南发生冲突，法军扬言将进攻华北，天津机器局也是“倍数赶制，各厂皆添做夜工”，以备战争之需；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天津机器局更是成为陆海两军的主要军火库。
此外，天津机器局还先后设立了水师学堂、电报学堂、水雷学堂等，培养军事人才。水师学堂还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成为北方最大的洋务大学校。
1881年，天津机器局接收了一批由“神机营”选派的官兵，入厂实习。
“神机营”建立于太平天国动乱之中，是北京卫戍部队中装备最为先进的主力，此次“选派心灵手敏官兵三十员，就近赴天津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等项及各种军火机器，以备军实”。
这是天津机器局第一次正式对现役军人进行系统的武器制造和维护的培训，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拟定了教学计划，安排学员们学习“所有克虏伯四磅炮各项炸弹、格林炮子等法”及“神机营”新配备的新式步枪的子弹制造。学员到天津之后，先安排他们“周历各厂细窥奥妙，半月以后再分厂学艺”。
这些学员们被要求自己动手制造“手器”（小型枪械），随后每个工序跟进学习，真正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对提升“神机营”的战斗力自然大有裨益。
就在“神机营”学员实习的同时，还有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就是由朝鲜国王选派的69名朝鲜官兵。根据上年中央的上谕，“朝鲜为东北藩服，唇齿相依。该国现拟讲求武备，请派匠工前来天津学造器械，自宜府如所请，善为指引”。这其实是“抗日援朝”的重要环节，以期提升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对抗日益猖獗的日本进犯。
考虑到朝鲜军队既“无其器”，也“无其人”，李鸿章认为应该“择易办而急需者行之”，那就是“子弹、火药及修理军械之机器”。子弹、火药是易耗品，“须源源接济，若专持购办，必有缓急难持之虞”，最好是能自行生产；军械修理也同样。
朝鲜官兵到达天津后，也与“神机营”的官兵一样，先全面参观了机器局，如各类学堂、铜冒、枪子、卷铜、镪水、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及烧炭窑，还去水师局观看了学生军的“洋枪队步法”，到电机局参观了“语话筒”（电话），并访问了“镇海”号军舰。随后，天津机器局根据朝鲜官兵每人的不同特点和志愿，将他们分到了不同的工厂中实习。
但是，朝鲜人立即感到这些大机器生产不适合朝鲜，因为朝鲜根本无力购置设备，而且没有一两年的实习，根本难以掌握。当他们了解到神机营官兵在这里学习手工制造军械时，认为这种“小手器械”“精致与便易，亦非无机悬造之比也”，便提出希望改学“小手器械”。
这有点出乎中方的意料，中方本来希望朝鲜官兵在华“漫漫学习，务须明白，不责速效”，从西方语言、化学等等开始补课，把基础打好。其中的外语一项，中方告诫朝鲜兄弟：“中国既与各国通商时，以不解洋文之故，见欺受害甚多。贵国亦应如是。惟此一学，务要精通，不宜半途而废。”朝鲜官兵也很踊跃报名希望学外语。至于化学这种“数十年亦难尽通”的基础，更是需要长期积累。
朝鲜明确提出要“速成”，中方只能改变计划，让所有朝鲜官兵改学实用简单的“小手器械”。急躁、不耐烦、想走捷径，几乎是大清国和朝鲜这种“后发”国家急起直追的通病，而且，越落后，越是想走捷径。朝鲜人在天津机器局实习期间，对于大清国的洋务成就并不认同：“中国之机器厂，始于同治元年，李中堂设置于上海。年增月加，规制渐广。其始也，亦欲派送工匠往学于泰西。以其道远而事多难便，仍于中国近海通商诸处诸厂习造。始则以洋人为师，募洋匠为工。今则中国工匠多有能者。然尚时时质问于洋人。至于铜铁及各项器机药物，皆购于洋国。”如此投资长，见效慢，正热望于飞速前进的朝鲜，哪里有耐心效仿呢？
天津机器局虽然能够研制出潜艇这样的国际尖端武器，却还是昙花一现。潜艇、舟桥、布雷艇等等，都没有能转化为批量生产，更没有能转化为清军的战斗力。庞大的天津机器局，在少量的高精尖成果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庞大的作坊，以生产火药和子弹为主，为进口枪炮做配套。那些本来值得后世自豪的成果，也如同早期那种容易沉没的潜艇一般，湮没在清军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战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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