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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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手术究竟要从哪里下刀？
是从脚趾头开始，到天高皇帝远的蛮荒边塞画一个圈，进行试点，成则全面推开，东方风来满眼春；败则当作学费，无伤大局，以收小步快跑稳妥之效？
还是从心脏开始，在最具示范效应的京畿重镇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却要承受破釜沉舟的巨大风险？
这对于1860年代的大清帝国，似乎并非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经受了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考验之后，帝国的中央核心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再不改革的话，等待这个国家，至少这个政权的，只有灭亡的命运。
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脏手术。
主政的恭亲王当然没有想到，这场仅仅是为了救亡图存的变革，不仅真的在危急时候挽救了大清帝国，而且居然还缔造了一个为期30年左右的“同光中兴”；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自强”等口号，即便在百年之后，依然是流行中国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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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心脏，就在直隶，那个紧紧包裹着伟大首都的天下第一省。
曾国藩被选中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来淌改革的地雷阵。在恭亲王这一总设计师眼中，曾国藩身上有着大清官场最为稀缺的两种资源：一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得自于其为了有效应对太平天国而“超常规”进行的一些实践探索；二就是勇气和煞气，这得自于其在战争中杀人如麻而赢得的“剃头”称号。还有一点，他是个汉人，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核心圈，一旦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时，或许更能放得开手脚。
这些稀缺资源，另一个人身上也有。那就是曾国藩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李鸿章。他在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并在这个位子上牢牢地坐了20多年。
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那一刻，大清改革将京畿重地作为试点和特区，就基本成了国策。曾国藩上任前，慈禧太后4次接见，频率之高，十分罕见；而在李鸿章时期，其与中央历届核心（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的关系更为亲密无间。
高层的决心与支持，是一种资源，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之下，甚至是至为关键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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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天子脚下作为特区的大清改革，比起遥远的小渔村来，自然更为艰难。帝国的心脏手术，比起脚趾头手术，对于操刀技术、尺度分寸的要求，自然更高。万众瞩目、千夫所指之下，需要技巧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恒心。
可以说，直隶正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内政、外交上的几乎所有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并影响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也最强烈、最直接地受到这些改革开放的影响，从而在摸索着自己的应对之道。因此，这里是最为前卫的，同时也是最为保守的；这里是最为西化的，同时也是最为抗拒西化的；这里能生产出先进的潜水艇，同时也能大规模破坏铁路和电线；这里涌现了许多“洋务”明星，同时也诞生了无数的义和团……
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改革故事，对于了解全面剖析晚清改革、全面剖析中国150多年的改革史，具有独特的难以取代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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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1860年代的大清改革，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前一段为期30年的改革开放，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史称“洋务运动”。这一轮改革开放，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而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转向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试图寻找某种“主义”的捷径，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最初体现为“是否政改”之争，随后又体现为“如何政改”之争（改良vs革命），骨子里却依然是极具中国传统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党派之争。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同样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在甲午战败巨大刺激下，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
在亢奋之中，帝国最后走上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道路，史称“晚清新政”。前后两段改革开放，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第一轮改革开放的稳健作风，在第二轮改革开放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当我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勾勒出以上的改革线路图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大惊失色，不是因为这种非主流的解读结论，而是因为这种解读过程深深地触及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软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虽然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却都不能不让位于争权夺利、党同伐异。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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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年初，我开始了“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的写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本，按出版先后，分别是《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这本《天子脚下》是第四本。
这几本书也各有侧重：《国运1909》是从1909这个年代入手，《绝版恭亲王》是从恭亲王奕訢这个人物入手，《辛亥计划外革命》是从清末铁路这个行业入手，而《天子脚下》是从直隶这个地区入手。
这四本书中，《绝版恭亲王》和《天子脚下》侧重讲的是，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和挣扎，而《国运1909》和《辛亥计划外革命》则侧重描述“乱改革找死”的繁乱线索。
历史实在是太过浩瀚，我们每个人读史，都只能是盲人摸象，仅得一斑而已。有人摸到大象的屁股，那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伟大；有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那也不意味着历史就如同毒蛇一般。我知道自己是“盲人”，所以我不敢去夸耀自己对大象有多了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东摸摸、西摸摸。摸得多了，对大象的了解终究会更多些。
这套“中国改革史”系列，就是对中国这头大象东摸摸、西摸摸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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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阅读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成了一种产业，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丝毫的意义。一方面，我只是一个“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必须另赚饭票，历史阅读的市场大势与我无关；另一方面，素来有大跃进传统的中国，也已经迅速将历史阅读变成了一种我所厌烦的速食文化。
“资治通鉴”，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随着我对历史写作这个“产业”——没错，“产业”，身处其间的大多数人混碗饭吃的东西——的更多了解，我悲哀地发现，这个“产业”的主要生产者，是两类：一类是象牙塔内的所谓“学者”，他们所有的学问就是躲在书斋内看的几本书，而远离如火如荼却危机四伏的真实官场、真实商场、真实生活、真实社会，热衷于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主义”空谈，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乱开药方；另一类则是卖字为生的“作家”，他们依靠对于语言工具的熟练掌握，能够迅速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甚至网络口水，生产出迎合市场快速消费的文字。
作为一个在政、商两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老运动员”，我基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丝毫的实践经验，“学者”和“作家”们何以能读懂曾国藩和李鸿章们在复杂局势下的无奈抉择和艰难挣扎？又怎么能真正从中总结出足以“资治”的“通鉴”呢？没有丝毫“当家”经验，甚至“当家”意识的人，又凭什么轻言当家人的得失，并为现在和未来的当家人总结历史经验呢？
我几乎固执地坚信，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万里路更为关键。实践不仅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阅读器。万卷书只有通过万里路，才能真正被阅读和消化。
不过，需要感谢一部分专业“作家”的是，因为他们的基于对文字市场的敏感而进行了无私克隆，令我等少数人对晚清改革的客观评判，得到了更多的传播和认可，从而得以逐渐摆脱了“少数者”的境地。作为一个思考者，对这样的克隆，其实还是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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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依然还是“传媒写作”，而非“出版写作”。几乎所有文字，我都是安排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先行发表，然后集结整理成书。因为媒体动辄数百万发行量（流量）的传播效果，是目前混乱而无序的出版行业绝难企及的。一个思考者，除了希望让自己的思想心得与更多的人分享之外，还期望什么呢？
“中国改革史”系列中，前三本《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和《辛亥计划外革命》，前后在《中国经营报》连载了两年。而这本《天子脚下》则从2011年年初开始，在天津的《新金融观察》报上连载。
在连载的过程中，我得以与读者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反馈和帮助。其中，来自政界和商界精英人士的大力支持，令这些专题连载的影响力得到大大的提升，进而激发了更多读者的参与，也令我得以不断更新对于中国改革的第一手资讯。
这本《天子脚下》，以我为《新金融观察》撰写的专栏《天子脚下的特区》为主，结合了我在别的媒体上撰写的有关直隶改革的内容，整合而成。这册内容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从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开始，到1880年代中期，事件跨度约15年左右。还有更深的改革、更多的人物（如袁世凯），还在继续写作、定期连载之中，等待陆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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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谢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先生及天津的其他官员，他们以开明的姿态接纳并鼓励我将这个选题安放在天津的媒体平台上；也要感谢《天津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张颖女士、《新金融观察》报主编刘韵涛先生、副主编刘宏伟先生及编辑李香玉女士，通过他们苦心运营的媒体平台，我得以与“直隶”诸多精英人士相互砥砺。同时，也要感谢搜狐财经频道、《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朋友们对这个选题的大力支持。
一如既往，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l和Ceri。
希望还在读小学的她们，今后不仅能读懂中文，更能读懂中国。
雪珥
2011年8月7日@澳洲春雨之中
开篇
天朝的渡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
在帝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关注每一块城砖的细节，或许才能在天朝渡口的历史激流中，测量出帝国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RussellYoung），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
TheNorthAmerican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
NewLifeinChina
），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他盛赞了当时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SimpsonGrant）的评价，认为李鸿章是与俾斯麦（OttovonBismarck，德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英国首相）及甘必大（LeonGambetta，法国总理）并称的当世四大伟人。
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这种说法，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有共鸣：“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金钺《天津政俗沿革记》）
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
Guideto
TientsinandNeighbourhood
）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4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此书还引用另一美国名人、汇文大学（PekingUniversity）创办人贝施福（JamesWhitfordBashford）的评价，认为天津的进步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他任何城市。
1908年出版的天津指南封面。
这本有趣的书甚至单设一章，探讨天津的城市性格。天津人比较饶舌，“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Tenoily—mouthedPekingesecannotgetaheadofonetonguyTientsinese）。书中还引述明恩溥的话，天津人脾气暴躁、爱吵架、仇外，甚至连周边地区的一些茶馆都挂上牌子：天津人免入。但如今，天津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领导下，其改革和进步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老外们对天津的赞赏和关注，其来有自。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不相上下。
这一切，首先因为天津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半个首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有9个国家在此建立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诡的是，9国租界总面积虽然已超天津旧城8倍之多，却也才相当于上海租界面积的一半。显然，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一直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显得更为重要和复杂起来。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此时，南北两个通商大臣都是专职，分别由薛焕和崇厚担任。随即，南方的通商大臣衙门先迁上海，再迁南京，改由两江总督兼任，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到了曾国藩失手天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这年（1870年），代理“三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向中央建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他刚刚参加了天津教案的处置和谈判，对此深有体会，认为直隶总督兼任通商大臣，更能调动资源。ωＷＷ.chuanyue1.coΜ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省会，跻身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原先的省会保定则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京师驻了外国使节，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晚清50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顺势成为首任北洋大臣，进驻天津。而他一手缔造的“淮军”部队，也在完成了剿灭捻军的任务后，获准驻扎在直隶地区。至此，李鸿章开始同时掌控京畿的军政、民政和外交，权倾朝野，天津果然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这座城市与李鸿章一道，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大臣设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进行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信（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掌控，绝非等闲之辈所能拿捏。Μ.chuanyue1.℃ōＭ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强于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是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的自信。“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
600年前天津建城时，有一个预言者令人费解地在四个城门各放了一个汉字：抬、卫、归、海。后来，天津城墙拆除，城砖被运往威海卫，人们便以为预言应验于此。其实，“抬卫归海”，或许是个屏障尽失、堡垒沦陷的悲剧，或许是个藩篱尽除、羁绊解脱的喜剧。
而在帝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关注每一块城砖的细节，或许才能在天朝渡口的历史激流中，测量出帝国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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