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盲肠
直隶总督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可以庸碌无为；既可能真的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央机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一段“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曾国藩“剃头”
曾国藩又要调回中央工作了，确切地说，要调回中央的“身边”工作。这无疑是1868年（同治七年）秋天大清官场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曾国藩号称“曾剃头”，17年里他一直在外手握雄兵，天高皇帝远，生杀伐断，亦算无冕之王。如今入京，似乎就只有被人“剃头”的份儿了。
他的新职务是直隶总督，虽然仍属封疆大吏，却在天子脚下，地位微妙。京城水深且浑，伸手不见五指，“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一片树叶飘落就能砸中好几个“红顶子”，各种人事纠葛错综复杂。而直隶总督似京官却又非京官，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可以庸碌无为；既可能真的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央机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一段“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朝廷选拔直隶总督，无非是两个标准：首先必须特别听话，其次最好是特别能干。既能干又听话，无疑是上上选，可惜这种优良品种并不多，之前被西方人士推崇备至的桂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兼政治导师）是一个；不够能干但听话者次之，大清国盛产这类品种，俯拾皆是，多数直隶总督都如此；能干而不听话者，与第一种一样，比较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中途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成为乖乖宝，就只能夭折了；至于不能干又不听话者，则连大清国衙门的大门边儿都摸不着。
曾国藩有几把刷子，朝廷是有底的，但曾国藩是否听话，朝廷心里其实也没谱。自从17年前，京官曾国藩在老家湖南起兵以来，随着“曾剃头”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曾国藩也就超越“鸡肋”而成为朝廷的“河豚”——味道鲜美，却可能致命。作为重演“黄袍加身”的最佳男主角，曾国藩被“劝进”的故事出现了很多的版本，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一点：与其说曾国藩的湘军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更像是“卫道之师”——它对抗耶稣基督那位华裔“弟弟”（洪秀全）的精神动力，似乎首先不是为了保卫大清政权，而是捍卫孔孟圣教。
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这就是朝廷对待曾国藩的套路。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署理湖北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此同时，曾国藩的部属们则不断地得到提拔，迅速地获得与其分庭抗礼的地位。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李鸿章等人，都比他们的曾大帅兼曾老师更早、更顺利地获得实缺和地盘，至于左宗棠这类本就与曾氏互不买账的硬骨头，更是行情看涨。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就发布新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s）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这种“融为一体”的如胶似漆中，胶还是胶，漆还是漆：新的中央也留了一手，曾国藩的部下刘长佑被同时提拔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而左宗棠也迅速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年轻的领导核心，在精密地摆布着权力的天平。
曾国藩自己很清醒，在家书中说：“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清廷统一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此后，曾国藩写给中央的大量公文，除了汇报军情外，就是汇报思想，大表忠心。
征战10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和最有实力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此战战兢兢：“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在自己的巅峰时刻踩下了紧急刹车。攻克天京14天后，他上奏，请求朝廷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也很讲大局、很讲政治地“病”倒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大清“河豚”开始迅速地自我拔毒……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甚至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后，曾国藩却不再辞官，实在也已经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m.chuanyue1.com
江南底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英法联军并给予其重创的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7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奏折），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山东、河南官绅看惯了僧格林沁那种“爆炒式”的快速突击，对曾氏的“文火炖砂锅”实在看不上眼，于是“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甚至“劾其骄妄”（《清史稿》），而曾国藩的重点布防策略，在捻军的优势骑兵下似乎并无作用，于是，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不顾当地绅士的反对，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指望这道新的长城能将捻军困死。
结果，捻军大部队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东。舆论一片哗然，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匪势益张”，朝廷也没给他好脸色，这令他痛感“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清史稿》）
捻军入鲁，其实很难说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CharlesWilfridAllan），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子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朝廷的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处分，对中央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拔，并继续留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启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首先，平捻之后，中央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干部，虽然出身旗下，根正苗红，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其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干部”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中央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有野史说，马新贻上任前与中央高层进行了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第三，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第四，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恶性群体事件，京畿重地，这无疑是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17年，处理此类恶性突发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去“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中央已经计划了的“自强”运功（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清廷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淌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淌过改革的地雷阵，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并非出于要“羁縻”、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更多的要“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廉政风暴
18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东方风来居然是满眼肃杀。
有“曾剃头”之称的曾国藩，自平定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多年夹紧尾巴，如今再度出手。“剃刀”直指直隶地区的贪官污吏。
第一批被“剃”的，总共有11名“知县”级以上领导官员，当然，被“剃”去的并非他们的脑袋，而是顶戴。
此时，距离曾国藩到任直隶总督，还不到两个月。
对于直隶官场的腐败，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久前（正月十七），在离京陛辞时，慈禧太后与曾国藩有番会谈。这是两个月来他们之间的第四次谈话。
慈禧太后问曾国藩：“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国藩说：“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慈禧太后说：“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曾国藩道：“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
慈禧太后又说：“百姓也苦得很。”
曾国藩附和道：“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曾国藩日记》）
寥寥数语，一如之前的几次召见，在慈禧太后跳跃而简洁的话语中，曾国藩感受到了最高层对直隶吏治的关注。
但是，到任之后，直隶官场腐败之广、之深，还是深深震撼了曾国藩。他在奏折中写道：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而在写给湘军老部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信中，他感慨道：“此间吏治极坏。”“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顺序，也倒了过来，成了反腐第一、诸事第二。因为，在透骨的腐败之下，当地驻军也是军纪涣散，不仅毫无战斗力，实际上已经成了穿制服的土匪。
“吏治极坏”，首先体现在司法腐败上。“直隶讼案之繁，甲于他省”，居然有12000多件案件被积压未审，被积压的时间少则二三年，多的甚至达到八九年。有的州县官员到任后，从未坐堂审案。
其次则在于苛捐杂税泛滥，农民负担过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虏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再次干部的升迁提拔完全看关系，而不看政绩，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因此，干部们人心浮动，对待公务则尽量“支”“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县之类，一经转行，即算办毕，但求出门，不求了事是也”，而“展”就是拖延，“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被曾国藩列为与“练兵、吏治”同等重要的“治河”，频发的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并非“天灾”，而是根源于官场腐败的“人祸”。
被曾国藩首批“剃头”的11名官员，少数是因为行政不作为，“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疏慵不理公事”，多数则涉及经济犯罪及生活作风：“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浮收勒派，贪名久著”。
5个月后（1869年9月），曾国藩再度上奏，参劾了9名官员。在曾国藩的“剃头”刀下，直隶的官员们度日如年。
在对官员们高举大棒的同时，曾国藩也并没有忘记掏出胡萝卜。在这两次参劾的同时，他分两次表彰了总共19名“循良之吏”，以便为官场树立榜样。
其实，加强官员的教育，提高官员的修养，一直被曾国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任直隶的第二天，一贯为人低调、从不爱题词留墨宝的曾国藩，居然主动题词，镌刻成楹联，悬挂在总督衙门里：
随时以洁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这是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训相劝，希望各级干部们能以自己的行动挽回这个“天心”（民心）。
早在他两江总督的任上，曾国藩就曾经亲自撰写了《劝诫浅语十六条》，分别针对“州县”（地方行政官）、“委员”（具体部门的领导）、绅士和“营官”（军官），每个类别4条，总共16条，给下属官员们制定了行为准则，人手一册。这16条语言浅近、朗朗上口，类似曾国藩亲自撰写的军歌《大帅练兵歌》。
到了直隶后，他又撰写了日后著名的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要求包括官员在内的精英们，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高修养。
在这篇文章里，曾国藩提出，要让直隶吏治从根本上好转，学人士子就应在“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经世济用之学）四方面加强学习。而这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义理之学”，能“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只有把“义理之学”学好了，才能带动其他三个方面的学习，“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他号召大家“倡者启其绪，和其衍其波”，“各善其身，各尽其职”，以立功为根本，做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如此，“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Μ.chuanyue1.℃ōＭ
在组织手段、思想教育之外，曾国藩同时大抓落实，而重点就在于“清讼”——清理历年积压的上万个案件，挽回司法的权威。
曾国藩亲自撰写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要求端正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形成一种“旭日初升气象”，杜绝“支”“展”的陋习，限时办理，超时问责，违者记过，如果“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一律撤职惩办。
对于权力极大、直属总督衙门的“保定府发审局”，曾国藩提出必须率先整顿，彻底扭转“行贿受托、得钱卖放、任意讹索、居间勒嘴、反复换差、反复求费”等不正之风，给全省树立表率，推动“通省之风俗立变”。
曾国藩认为，“直隶怠玩之习，相沿已久”，问题就在于州县官员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尽信幕友丁书”，没有“秘书”们就不会办事了，形成了“秘书专政”，不仅行政效率极低，而且造成腐败空间。他要求直隶各州县干部要“亲自收状”“亲自断结”，实在要幕僚秘书们帮助办理的，也必须“亲自细核”。
曾国藩还要求“禁止滥传滥押”“禁止书差索费”，将“四种四柱册（即司法刑狱上的各种报表）按月呈报悬榜”，并“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实行信息公示。此外，还要求将久悬未结之讼案及时“核明注销”，并且“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等等。
对于吏治的普遍腐败，曾国藩一直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在率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胶民膏而秧民命者，天下皆是”。大多数的民怨乃至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而引发，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等，使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甚至包括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也正是抱持着这种“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的信念，曾国藩此前虽然感觉到了腐败可能给政权带来的颠覆性危机，却坚信还有补救的可能。
就在一年多之前（1867年7月21日），还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曾国藩，与其最为贴心的幕僚之一赵烈文煮酒论英雄。
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对前景十分悲观，认为这个政权将在50年内瓦解：“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则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两人又谈及当时的“总理”恭亲王，赵烈文在上海看过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他认为恭亲王只有些小聪明而已。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偏居江南，曾国藩毕竟是地方诸侯，无法看到全局，也因此容易对全局抱有期盼和幻想。调任京畿直隶后，面对“此间吏治极坏”，他的想法似乎也在改变。
第一次弹劾11名官员后一个多月（1869年7月7日），他与赵烈文深夜长谈，感慨道：“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韵）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韵）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似乎对朝局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廉政风暴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狂风暴雨过后，只是湿了地皮而已。尽管后来的史书说曾国藩治理之后，直隶地区“政教大行”（《清史稿》），但曾国藩自己在当年年底时感慨“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自己虽然“于地方吏治极望振兴，而阖省情形总未见有起色”。
毫无疑问，反腐是场持久战，但此时，更为紧迫和棘手的“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的精力被完全牵扯住，随后又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直隶的改革便在这“官场习气全未转移”的基础上展开了。
“天津教案”始末
1870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天子脚下的开放特区天津爆发。
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TientsinMassacre）。
此时的天津，正值开埠十周年。谁也没能料到，历史会以如此惨烈的鞭笞掀开新的篇章。
一切都从几个刑事案件开始。
这一年，天津忽然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入夏之后，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瘟疫横行，6月份，天主教会育婴堂中有近40名孤儿患病而死。
教会慈善机构的运行，本就暗箱操作，极不透明。民间早有传言，天主教会诱拐、绑架和收购儿童，“挖眼剖心”以作药引子。如此大量的儿童死亡，人们疑心大起，纷纷到坟地围观，甚至挖出尸体查看，传言更为严重。
6月初，官方抓获了“张拴”“郭拐”两名拐卖儿童的罪犯，并于10日正法。18日，桃花口百姓再度拿获一名拐卖儿童的嫌犯武兰珍，扭送天津县衙。结果，武兰珍的口供牵扯到了望海楼教堂及其教民“王三”。
天津道周家勋立即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VictorFontanier），请求协助调查望海楼教堂。此时的法国，已经取代了葡萄牙，获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ProtectorateofMissions），梵蒂冈的神权与法兰西的政权互相依靠，在中国扩张各自的势力。法国使领馆就承担起了所有涉及天主教的领事保护，天主教堂也分享到法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及各种特殊待遇。望海楼教堂内的传教士和修女，也多为法国人。
驻跸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虽然民政并不在他职权范围内，但他的级别相当于总督，是天津的最高行政官员（直隶总督此时还常驻保定），而且，涉外事务本亦归通商大臣管辖。应法国人的要求，他也亲自出面，与丰大业商定，在6月21日，由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送人犯前往望海楼教堂，与谢福音神父（ClaudeMarieChevrier）一起调查取证。自然，调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甚至“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通商大臣衙门就在教堂的对面，而法国领事馆则在教堂的隔壁，三者相距均不足百米，走动十分方便。调查事毕，谢福音神父立即赶到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协商善后。崇厚要求，为避嫌起见，教堂必须增加透明度，今后如有人病死，必须报官查验，并在地方官监督下葬；同时，教堂内收养之人，均必须报官登记。
回到教堂后，谢福音神父便打开大门。此时，围观人群仍有数千，都在痛责教堂杀婴，双方发生了口角。丰大业此时仍在教堂内，出来查看，也遭民众推搡和责骂。丰大业是个火暴脾气，见状立即回到领事馆中，穿上大礼服，挂上配枪，由西蒙（M.Simon）陪同，冲入通商大臣衙门。
此时的崇厚，见丰大业冲进来，“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而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奏折）但根据法方资料，丰大业并未在崇厚面前开枪，只是将佩剑摔在案桌上表示愤怒。
一见丰大业如此凶蛮，崇厚只好暂时退避。丰大业便“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已”。崇厚“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崇厚奏折）
丰大业出了衙门，正见到天津知县刘杰从教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这下子，丰大业激起了众怒，围观民众一拥而上，将他和西蒙活活打死。
随后，愤怒的人群捣毁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烧杀抢掠，遇害者的尸体多被肢解，扔进河里。根据外方资料，修女们死前还受到性侵犯。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在当地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都被纵火焚烧。
局势彻底失控了。
“天津教案”的表面诱因，是所谓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但实际上，在其表象下，却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而与信仰关系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导致天津的被迫开放，也导致西方教会可以在此自由传教。这种情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
天主教会的扩张，得力于其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强强联合”。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获得了在中国的护教权，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都从中获益不浅。法国挥舞着教廷的神鞭，更能整合天主教世界的资源，而教廷则依赖法国这个持鞭人，分享到了中法条约中的无数特权。而这条鞭子，正抽打在大清的门面——天津。
恭亲王奕訢曾经将传教士等同于鸦片，他告诉英国籍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把你们的鸦片和传教士从中国弄走，一切都会相安无事。”
传教士们吸引信徒的方式，就是发放利益的“鸦片”，比如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清政府再压中国民众，这一食物链成为天主教迅速扩张的法宝。在这种利益杠杆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也成为30年后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因此，入教在大清国更多地被称为“吃教”，这一说法甚至至今还在江南等地的方言中流传。有学者统计，从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直隶共发生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吃教”，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教会与教民各取所需，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当年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
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
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争夺“羊群”之外，教会也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创收。传教士扩张组织，从上级教会能获得的补助很少，一般只承担传教士的基本生活费用。其他开支，包括中国助手的工资，都靠自己创收。因此，神父们十分乐意动用特权“寻租”，干预地方事务，获得丰厚的报酬。天津望海楼教堂本身，就是法国传教士滥用特权，为此不惜逼迫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强制性拆迁而成——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崇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
自身行为尚不检点，洋教堂更不会在乎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观感。
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年代久远，即使在魏源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也持同样说法。曾国藩在对天津教案的调查报告中，就曾指出教堂本身的五大弊端，令天津民众“积疑生愤”。这些弊端，归根到底就是教会充满了傲慢与不屑。
外方公布的史料表明，教会很清晰地了解外界的谣传，并为之深感委屈和苦恼，抱怨天津人居然将他们当作吃人恶魔。但是，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都看不出教会方面对此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释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天津教案后的审判现场。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天主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天主教会不加节制的滥用特权，其实稀释和侵夺了地方政府本就不多的行政资源和权威资源。而官僚体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复，那就是中国式的“不作为”“乱作为”。
6月初在破获“张拴、郭拐”拐卖儿童案时，天津官方给教会下了一剂最猛的无形毒药。判决公告上称：“（张拴、郭拐）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显然，“拴”“拐”二字几无可能是此二人真名，这两名真实身份存疑的罪犯，即使“用药迷拐幼童”确凿，其目的也不可能是“配药之用”。但“配药之用”加上“受人嘱托”，写入了堂堂的官方判决，实际上是在民意的眼睛里给教堂撒了把沙子。
而天津知县刘杰奉崇厚之令，前去与法国领事丰大业协商进入教堂调查取证时，法国人本已同意。但刘杰在会谈中大发脾气，不时地以“民情愤激”为理由“进行恫吓”，火暴脾气的丰大业中断了会晤，痛骂刘杰“正是动乱的唯一教唆人”，表示说刘杰的级别太低，按惯例他只和崇厚打交道，随后将刘杰赶出了领事馆。丰大业在事后写给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LouisJulesEmilliendeRochechouart）的报告中，对此仍是余怒未消。在“天津教案”中，丰大业枪击刘杰是中外各方共同认定的事实，但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丰大业此前与刘杰已经有了嫌隙。
天津教案发生时重要地点示意图。
在教堂取证当天，天津的三级地方长官（道台、知府、知县）均到场，也亲眼看到了教堂外的汹汹民意，却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或许是一种懈怠和迟钝，也或许是一种过度自信，希望凭此民意给老外们来个下马威。惨案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FerdinandLow）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官员在这整个事件中的拖拉作风对将来很不利。”
其实，在此前10多年的内忧外患侵蚀下，大清政府早已成了弱势政府，外不足抵御列强，内不堪绥靖地方。面对强势的天主教会及法国外交官，以及同样强势的当地民意，天津地方官员早已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于是，只好搬出被曾国藩猛烈抨击过的“支”（推诿）、“展”（拖延）功夫，过一天算一天。
显然，在这种弥漫各方偏见、猜疑、仇恨的氛围中，天津的任何工作都难以实际展开。而天津教案，则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给了整个社会狠狠一鞭，将社会郁积已久的矛盾以爆炸的方式释放出来，代价极为昂贵，无论大清政府、民众还是洋人，都感到了这一鞭带来的彻骨疼痛。民意的神鞭，彰显了悲壮、可怕的力量，这迫使各方重新寻找尺度和边界，学会“适可而止”，倒在客观上为此后30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天津的改革与开放清除了“块垒”，减轻了日后利益冲突的烈度，可以略微轻装前进。
曾国藩“淌雷”
曾国藩一定是痛恨天津的。
这个华洋杂处的开放口岸，比起宁静的直隶省城保定，令这位“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官方文件正式头衔），离自己实现政治“善终”的目标似乎越行越远。
面对“天津教案”一场风波，这位已是60虚龄的直隶总督，感到的只能是无尽的烦恼：莫非，自己的一世英名，将要沉没在天津这帝国的渡口？
高处不胜寒的曾国藩，自从剿灭了太平天国以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早日从权力的高空“跳伞”，实现软着陆，他使劲地夹紧尾巴，闭紧嘴巴，做个低调的官员。
虽然他向来以“忠臣”自许，但“忠臣”二字，不到“盖棺”自然难以被“论定”，而“权臣”二字，却是不折不扣地印在了他的脑门上。考诸历史，“权臣”向来比“奸臣”风险更大，曾国藩为权力过大而寝食难安，实在不是出于矫情。
离开自己经营多年，早已成为“湘军派”大本营并且也算是非之地的两江，对于忧谗畏讥的曾国藩，未必不是好事。但是这直隶总督之职，却也并非是省油的灯，自己仅剩的那点灯油，够熬多久的呢？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天子脚边”）的津官，毕竟仍是地方官员，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直隶难，最难是天津。曾国藩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绝对没想到天津的麻烦居然会如此之大。惨案发生后，曾国藩敏锐地看到其严重的后果：“将来构怨兴兵，恐激成大变。”
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并非地方行政机关，而是清廷的派出机构，主管的是外贸和外交事务，属于“条条”上的；而直隶总督则是地方行政长官，属于“块块”上的。天津就是这“条块”相交的地方，“天津惨案”因为涉外，“条条”上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责无旁贷。而治理地方秩序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更难以置身度外。
此时，曾国藩却正在病中，虽然已经休假了一个月，但在6月21日惨案爆发的当天又续假了一个月。第二天，清廷的指示就到了曾国藩的病榻上，要求他尽快入津：“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多数幕僚都主张他不要奉命，以病推辞，静观其变。此时已经调任湖广总督的学生李鸿章，也急急来信，建议观望并缓进。
吊诡的是，与中央指示同时到达的，还有曾国藩采购已久的“寿材”——为自己打造棺材的建昌花板。尽管“棺材”被民间普遍理解为“升官发财”，这对于老病缠身、心力交瘁的曾国藩，依然是个不祥的信号。他在“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之后，还是决定以身犯难，遵命赴津。但在临行前，他写下了遗嘱：“此去津门，有去无回”，并说“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显然，这更像是一封效忠信和决心书。
曾国藩于7月4日动身离开保定，8日抵达天津，自此在天津连续工作80多天，直到9月30日回任两江总督。这起棘手的涉外事件成了曾国藩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其他所有政务、包括已经推进了一年多的廉政建设都几乎停止。
如此突发的、严重的、涉外的群体性事件，对于曾国藩，也是个全新的挑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曾国藩好歹比其他人更早地在秦淮河里先摸了几年石头。只是，这海河毕竟直通大海，远比秦淮河要深得多了。
一踏进海河，曾国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过河”，简直是淌“地雷阵”。
首先是民间鼎沸的仇外和排外情绪。美国公使镂斐迪注意到，惨案之后，“天津正在制造和售卖一批批新扇子，上面是刻绘得很粗糙的纵火和杀人画面。扇子对华人的影响正像插图对美国人的影响那样。制作这种扇子是投人所好，它的畅销，正是当地百姓对暴动并不感到遗憾或懊悔的确凿证据。此间舆论对天津暴民们的同情，比爱尔兰农民们对打死地主的一位农民的同情，无疑有更大的一致性”。
天津的这种情绪，迅速向全国蔓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帝国发生很多暴力排外事件，遍及芝罘（烟台）、南京、登州、镇江、抚州、广州、上海等。
而国际社会，尤其法国的反应也同样十分强烈。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法国更是指控这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矛头甚至直指当地驻军。7月19日，法国驻华代办也到达天津，并立即秘密会见了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司令。一个月后，大沽口外聚集的各国军舰，计有法国5艘、美国1艘、英国3艘，而在最临近的深水港口芝罘（烟台），还有2艘法国军舰、1艘意大利军舰和3艘英国军舰。局势十分严峻。
在激进的民意和同样激烈的外交乃至军事压力之外，曾国藩还遭受到来自清廷内部的另一种压力。以醇亲王奕譞（其长子就是日后的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极左派”们，认为天津的“民气可用”，应该借此浩荡东风，将洋鬼子们赶下大海。
在这艰难的夹缝当中，曾国藩只能讲政治、讲大局，而无法讲法律、讲公正。
一方面，他提出要“以命偿命”，用同样数量的脑袋为遇害的洋人们“申冤”，因此，尽管被抓获的“凶手”中，只有少数几人是证据确凿的，但他们最后都被处决。而那些证据不足的“凶手”处决后，每家都得到了500两银子的“封口费”。
另一方面，他严格地将官方的责任限制在玩忽职守（“失察”）而绝非煽动上，因此坚决顶住了法国方面要求他处决天津地方干部的强烈要求。
第三方面，他也不得不做好战备，敦促清廷在京畿附近紧急部署部队，做好与法国军事对抗的准备。
而此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被革命推翻，代之以第三共和国，根本无暇东顾。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最后并不情愿地接受了中国的处理意见。
天津的激进民气似乎并未衰竭。天津新知府马绳武甚至不敢在衙门内与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HydeLay）见面，而要求到法国人的住处去。李蔚海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官员都对天津老百姓的不信任怀有恐惧。”而法国领事馆对行刑现场的记录，也的确显示了民意的可怕力量。16名“凶手”在前往西直门外刑场的途中，受到了民众英雄般的送别，人们高呼“好汉”，甚至在行刑前，死囚们仍引吭高歌，毫无惧色。李蔚海说：“这些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作为烈士，我担心，恐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同样的，老外们也很难接受曾国藩的处置方式，法国人高喊：“强权即公理那个悲痛的格言，必须严厉地在中国予以实施，不然的话，我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并撤走。”在华侨民的敌对情绪十分强烈，甚至开始广泛建立民兵组织，这令同时期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HenrySeward）大为吃惊。
天津教案后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凶手们”。
可以说，对于曾国藩主持的善后，几乎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在当时各种势力和情绪尖锐对立的天津“地雷阵”中，无论谁来淌雷，无论如何淌雷，要想没有代价，面面俱到，那是绝无可能的。
天津惨案，本可能葬送大清国那来之不易的和平国际环境，及安定团结的内部局面，曾国藩毕竟把它平息了。这对大局来说，就是胜利。
曾国藩自己，则似乎亦不满意。他在发给数十位友人的信中，反思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辞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并表示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外惭清议”是显然的。激进的民意以及煽动和利用这种民意的幕后力量，并不能或者并不愿意理解曾国藩乃至所有当家人所面临的艰难和无奈，“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连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说：“（曾国藩的）整个倦怠，他对人民的恐惧和他的优柔寡断，曾使人们对于他怎样取得他从前的声望，普遍发生了怀疑，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被评价过高的人物，才能不过平庸而已，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
至于“内疚神明”，则未必如此。后世史家多以为曾国藩抱恨于自己在天津的违心作为，这甚至导致了他的健康更为恶化，并终于在两年后去世。其实，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看，与其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在用现实主义手法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同时，嘴上高喊的却是理想主义的口号。这与李鸿章言行一致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
曾国藩在天津惨案中的处置方式，是任何一位智商、情商和阅历到位的官员，所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势禁形格”。何苦自责？何必自责？自责又有何益呢？“吾日三省吾身”已经成了曾国藩的一种生活方式，“内疚神明”的自我评价，就如同年轻时多看了几眼美女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是“禽兽”一般，无非是一种精神“按摩”和道德“体操”。这种接近“自损”和“自污”的公开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层，能大大减轻被他人主动攻击造成的伤害烈度。如果认为曾国藩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于此，甚至因此而导致短命，那后人推崇的曾国藩的豁达和通透就无从说起，岂不自相矛盾？
天津惨案中，曾国藩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一回淌雷的“先锋”，结局并不悲惨，“先锋”并没有成为“先烈”。此时，正好他的老根据地两江爆发了刺杀总督马新贻的惊天大案（史称“刺马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原型），清廷下令曾国藩立即回任两江总督，而由李鸿章坐镇天津。
一顶降落伞盛开在天津的地雷阵上空，飘向秦淮河，曾国藩终于能够实现他的“软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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