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抗灾总动员
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
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10年前遭受战争灾难（平捻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瑾相”。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官员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曾国藩之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的继任人张之洞刚到山西便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陕西、宁夏等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农业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最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记载，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清廷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官员身份和官员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官员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丁戊奇荒”影响远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每当有征战、有大工程，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此次也不例外，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也是李鸿章筹粮筹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走出江南，主动深入华北灾区腹地，实行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
其动力之一，当然是“御灾民于江南之外”。此次灾情严重，灾民如潮而来，远及苏杭，已经造成了江南社会物价飞扬、治安动荡、民怨沸腾，这无论对江南的“小局”还是国家的“大局”，都极为不利。江南官员和士绅们竭力强化在苏北等江南“边境”上的救济力度，希望能将难民潮羁留于此，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深入灾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另一方面，江南士绅们希望以此“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及慈善团体，深入灾区，这深深刺激了灾区当地及江南的士绅们。为了争夺民心，江南士绅提出了“跟踪济赈”的口号：洋人救灾到哪里，我们也救到哪里。这种对洋人慈善目的的质疑，在客观上促成了一场救灾竞赛，将中国民间社会的救灾潜力挖掘出来。
当时英国报刊上刊登的“丁戊奇荒”灾区情景。
在《申报》等媒体的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而在华北灾区，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绅，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慨：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这种近乎极端的排外情绪，居然在这已经上演“人吃人”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当然成功地转移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而且，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对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中国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地方精英阶层的推动和参与，普通农民最多也只能闹些“吃大户”之类的治安骚乱，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暴动。
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鲜明的民族主义意识迸发出了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提前了足足20年。
对于大清政府，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民族主义的硕果，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实还是带刺的玫瑰呢？
夺命大火
1878年的春节，注定不可能安乐、祥和了。
节前，一场特大火灾震撼了天津，震撼了紫禁城，也震撼了全国。
2000多名妇女和儿童被烧死，现场宛如人间地狱：“所有尚具人形之老妪少妇孩童幼女，共收得尸一千零十九口”，其余的死者则已被烧得支离破碎，“尸均烧毁焦黑，其形残缺，俯伸不一。所完整者，大都皮绽骨枯，较常人缩小，上下衣裤毛发，一概无存。最惨者头额炸开，肚腹爆裂，流出胃肠者”。（《申报》1878年1月26日）
火灾现场在天津东门外的大悲庵。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保生粥厂”，专门收容和赈济灾民中的妇女和儿童，却没有料到发生了如此惨祸。即使在这场持续时间3年、死亡人数超过千万、出现了“人相食”的“丁戊奇荒”中，天津“保生粥厂”大火之惨，也是骇人听闻的。
悲剧发生在1878年1月6日，光绪三年的腊月初四，离春节只有26天。
初四日凌晨，煮粥方熟，各棚人等正擎钵领粥，呷食未竟，西北角上烟雾迷空，瞬息透顶，其光熊熊。
是日凛冽异常，西北风大竞。不逾刻，风送火威，火趁风势，满庙皆着。一时妇女蓬头赤脚，拖男带女，夺门而走。
孰知甬道过窄，实不能容。当火势逼迫之余，愈挤愈无出路，有及门者，看门人守常而不达变，不肯放出，将门下钥。厂只一门，遍围百数十棚，大小三千余人，只此一线生路。至门经下钥，而生路绝矣。于是人众哭声震天，以挤拥门前，求一生路。
回顾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烂额，死尸枕藉。门靠大悲庵，系在东南，逾刻火乘顺风，直逼门前，各人被烟迷目，人多跌倒，俯首听烧。然虽死在目前，而姐弟子母，仍互相依倚，有以额颅触母，有以身体庇子，其死事之惨，实难言状……
是日之火，起于辰，猛于巳，厂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午前则该厂一百余棚，烧毁净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毁人骨，或熬人油，或烧棉衣棉裤，故至酉刻仍有余焰。（《申报》1878年1月25日）
“保生粥厂”是设置在天津城外的12家粥厂之一。已经持续3年的特大干旱，造成大量灾民涌进天津。政府随即在城外设置了一批粥厂，共收容了6万多人。
“保生粥厂”就建在大悲庵的西侧，依托大悲庵的房舍，专门收容妇女儿童。但是，灾民人数实在太多，“因就厂之西北偏，遍盖篷寮，与原厂毗连，以为安置地步。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之。计厂一所，内分百数十棚，南向六十余棚，北向数与相将。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并行则隘。每棚住妇女二三十人不等，大小妇孺共约三千余人”。（《申报》1878年1月25日）
其实，这种“粥厂”的功能远远超越了施粥舍饭，而成为实际上的“收容所”，用大清国的官场术语来说，是“就地留养”。针对灾后的难民潮，大清国的基本对策有两种，一是“就地留养”；二是“资遣回乡”。“丁戊奇荒”因为受灾面积大、时间长，遣送回乡实际上就是送上绝路。为了维护稳定，中央下令灾民所到的省份，务必尽力就地收容。
天津作为直隶的首府，以及大清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早已成为这次大面积灾难中的绿洲。蜂拥而来的灾民中，家有余资者尚能在城内租房过日子，无非比平日清苦些，而绝大多数赤贫者，就只能流落街头，这给天津当地的物价、卫生环境、社会治安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负责统筹全国抗灾工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绝不希望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出现任何不稳定因素，下令各级干部严防死守，将收容留养灾民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但是，已经散漫惯了的大清官场，在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时，其施政能力上的衰弱和无能暴露无遗。“保生粥厂”从规划开始，就留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此大的收容所，居然只有一个出口。每天施粥时秩序最为混乱，但除了工役和看门人外，本应到场监督的“委员”“司事”等官员大多脱离岗位。
粥厂的主要功能既然是收容所，实际上也就成了拘留所，未经许可，被收容的灾民是不能随意离开的。火灾当天，那位将他的“工作职责”看得比数千人的性命还重要的看门人，居然锁上了这唯一的出口。这是最为致命的一环，事后发现，在靠近出口的地方，遇难者的尸体层层相叠，居然高达5尺，仵作们必须先花费数小时将这里清理干净，才能进入过火现场。
闻警赶来的“火会”（消防队）成员，一面救火，一面救人——搭梯子从墙上把人拉出来，如此才帮助了三四百人死里逃生。
终于赶到了现场的筹赈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如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天津道刘秉琳等，束手无策，“睹二千余人死状之惨，泣下如雨”，“相与莫可如何而已”。
此时，一艘大清军舰驶来，士兵们准备用舰上的“洋龙”（消防水带）救火，大概为保证水压，下令“火会”的人不得汲水。“火会”的“挑水夫”反应慢了些，就被士兵们打翻在地。“火会”的人大怒，一拥而上，与士兵们大打出手，士兵们寡不敌众，被打得“追奔逐北，遗弃洋龙各器而逸”，救援工作受到严重的阻滞。
案发之后，李鸿章给中央报告，请求将直接责任人、负责该粥厂的“委员”吕伟章、丁廷煌“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并请求对长芦盐运使如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天津道刘秉琳及自己“分别议处”。
最后被问责的，实际上只有那两个倒霉的“委员”，其他人即使受了处分，也无非是异地为官而已。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显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征诸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内战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所谓“流民者，饥民也。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前”。（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首都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说：
“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灾民。
地处灾区的天津固然要严防死守，连远离灾区的江南，也到处是收容所。数百万灾民涌进锦绣江南，地方官绅们竭尽全力，层层堵截，“就地留养”。
最靠近“前线”的是江苏。
江苏巡抚吴元炳从最北边的、远离江南的徐州就开始设卡拦截，当徐州的干部还对开办粥厂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经费不能落实时，堂堂的巡抚吴元炳立即带头捐款。
徐州往南，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所，收容了45000余人。
再往南，扬州成为拦截收容灾民的主阵地。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本有军营旧址，如今砌上围墙，只留一门，四边再挖掘壕沟包围，俨然一个天然大监狱。被收容于此的灾民，一律编号分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所，收容灾民42000余人。
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收容所，地方一把手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起的第一年收容了1200多人。
但是，灾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年底，苏州收容的灾民已经超过2万人，收容所超负荷运行，情况危急。而大量“漏网”的灾民，继续南下，最后连杭州城内也人满为患，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队长”。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收容的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3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Μ.chuanyue1.℃ōＭ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1878年1月25日的《申报》报道粥厂大火。
官方也意识到，依靠腐败丛生的“官赈”，难以有效赈灾，更难以有效“防流”。于是，政府开始加大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广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1万元创办，此后不断拨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养堂、力田所、工艺所、禁节所、戒烟所在内的庞大机构。
民间慈善机构的首要目的，是对当地社区进行特殊的自保。在20世纪20年代天津报纸上曾刊登一篇《灾民叹》，最为形象地反映了这点：“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地方扰乱，关系匪轻，到那时有饭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劝众位行善积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平安，让灾民们有饭吃，才能有效收容他们，避免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当然，民间慈善也是精英阶级实践政治参与、维护主流社会价值的主要渠道。大清国的精英阶级，实际上是政权的基础和依靠力量，赈灾、收容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也是宣扬主流理念的绝佳渠道。而在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大清国的执政基础实际上大大扩大，超越了满汉的种族分界，而牢牢奠定了以孔孟之道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的崛起，与其说是“勤王”，不如说是“卫道”。
对于大清政府来讲，在死亡千万的“丁戊奇荒”中，能成功避免大规模的有政治诉求的暴动，实在要感谢那些基于价值认同，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权捆绑在一起的“士绅”们。
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
这种大清特色的“中产阶级”，用行动验证了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一个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对政权有基本的认同，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共同理念，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本。
1878年5月（农历三月），34岁的盛宣怀，奉命赶回天津。
此时的天津，因为能喝上稀粥，在遍地饥荒和饿殍的华北，俨然就是天堂，盛宣怀日后回忆道：“天津遍设粥厂，途为之塞。”
盛宣怀的老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饥荒赈灾总指挥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赈局的干部，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
这大大出乎盛宣怀的意料。
虽然身为第二梯队的厅局级干部（候补道），盛宣怀先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而后参与了轮船招商局、湖北大冶煤铁矿等大型企业的创办，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
而近些年来，他似乎一直在走背运。无论招商局还是湖北矿务，都是问题不断，一团乱麻，盛宣怀的能力遭到了普遍的质疑。3月下旬，当接到前往河间府赈灾的调令时，他正在上海，亲自督促中外技术人员，冶炼湖北大冶的铁矿石。安排好企业的工作交接后，盛宣怀立即从天津转赴灾区。
他很清楚：在自己的个人事业中，此次下派赈灾，是很关键的锻炼和考验，既能令他从乱麻一般的企业中得以暂时抽身喘气，更能填补他在地方行政经验上的空白，为今后的仕途铺平道路。而他所没想到的是，这次挂职锻炼居然长达8个月，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进入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献县，受灾之惨况，令盛宣怀震撼了：“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在这场史称“丁戊奇荒”死亡人数超过千万的大灾荒中，各地都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河间府作为直隶的重灾区，其惨况可想而知。
盛宣怀虽非名门出身，但自小生长在锦绣江南、鱼米之乡，事业上也一直顺风顺水，何尝见过如此人间惨剧。之前，他曾在1870年参与过直隶的抗洪救灾，负责在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江南膏腴之地筹集赈灾善款及粮食、棉衣等实物，“实力劝导，集捐甚巨”（李鸿章奏折），并在上海安排轮船，“妥速运解”，表现了相当干练的募捐能力和组织能力，深得李鸿章赞赏，特别为他请旨褒奖。但是，与那些慷慨解囊的江南士绅和百姓们一样，他也从未身临灾区。这次到河间府的特殊“挂职锻炼”，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地狱般的灾区。
此时，这场大灾荒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灾区现场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怀为了防止“官赈”惯常出现的贪腐，坚持“挨户详查”。当陪同他的当地“绅董”都不肯进入民户家中，担心“秽气所蒸，疫易传染”，他却总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惊的是，为了体验灾民的生活，他甚至亲尝灾民家的所谓“饭食”。
有一次，盛宣怀前往巡视东光县某乡，“竟至露宿终夜，归而咳逆，上气大作”（《盛宣怀行述》），加上总在大风中步行，导致了“毕生喘疾”。
盛宣怀深入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现场办理赈灾救济，不仅简化了赈济环节，而且提高了赈济的针对性，他告诉李鸿章：“职道自问尚能惠及极贫，毫无浮冒等弊。”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盛宣怀发现，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能收购当地人的纺织品，就可以“稍济其生机”。他立即在献县创办了一家“纺织局”，并且在当地少年中选了些稳重的人，为他们购置纺织机，教他们织布技术。收购上来的布匹，盛宣怀考虑可以带到东北，去换取粮食，或者可由军方收购作为军用，“彼此获益”。
献县设立纺织局，这是大清国赈灾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之前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政府采购”，兴建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既赈灾，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埋单的仍是财政。而盛宣怀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商为赈”，财政只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引路——盛宣怀动用了2000多两赈灾款购置织机，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随后，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自己生存。显然，这是从“政府赈灾”演变成了“市场赈灾”的尝试，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申报》对此大加赞赏：“若得各灾省皆仿此行之，则民悉力于耕作，又安见不可补当前之缺憾而冀此后之丰亨欤！”
更为可贵的是，盛宣怀又为灾区捐出“所积集金巨万”，其夫人也“典鬻珍物，尽出己蓄”。
盛宣怀到河间府还不到1个月，一场风暴就席卷了这里的官场。
风暴的源头在北京。
御史李桂林突然发难，弹劾河间府下属的景州（今河北景县）在抗旱救灾中有中饱贪污、强行摊派等行为。
李御史的弹劾状指控，上一年（1877年）年初，省里下发给景州赈粮6000石，但州政府门卫（“门丁”）马汝霖竟敢“勾串朦蔽，自九月迟至腊月，始行放给，尚存千余石，遽行停止。该处饥民恳求施放，而该门丁百端阻挠恐吓，以至酿成巨案”。政府大院的一个门卫就能控制赈灾粮，显然，这背后是有人在教唆。
李御史同时指控，景州的“劣绅”刘经枌（刘景汾）、高贻方等，不仅以赈灾为名，提出“不论贫富，概行勒派”，而且当“需索不遂”时，居然勾通官府，动用警力“直至刑押，以至民不堪命”。
虽然这一弹劾中，涉及的都是小人物，但如果坐实，直隶赈灾的功绩将因此一扫而空。此时，抗旱救灾已经成为大清国压的第一要务。灾区缺粮少吃，但绝对不缺少汹汹的民意，一旦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大清官方本已艰难的维稳工作，将完全失控。
李鸿章收到了中央转来的弹劾状，吓了一跳：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在这种遍地干柴烈火的严峻时期，如果真的出现举报中所说的问题，自己难辞其咎了。他立即下令景州知州恩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却更是吓了李鸿章一跳：堂堂御史的弹劾状，居然是看在银子面上的“有偿举报”，而出钱收买御史李桂林的，是景州的士绅赵志和、孟昭麟、张丕振等。
原来，为了弥补官方赈灾资金的缺乏，担任赈灾总指挥的李鸿章，下令各受灾地区动员当地家财殷实的富户和士绅们“义捐”。而在景州，被举报的那位“劣绅”刘景汾不仅是当地“义捐”的倡导人，而且在劝募他人募捐方面也很卖力，得罪了不少人。买通御史的赵志和，是当地富户，“有地三十余顷，并开设钱铺”，按照当地士绅合议的劝捐计划，赵志和应捐1000两。赵志和曾经在安徽担任过知县，其子赵撝谦也捐了个通判的职务，平时也是横行惯了的。父子俩只愿意认捐900两，而到了该缴款时，却依然一毛不拔，“抗不完缴，且首倡浮言，煽惑众户”。至于进京收买御史，恩廉的调查则说仅是风闻，没有实据。
被这么一搅和，景州当地的“义捐”几乎被毁灭。所有士绅们都停下来观望风向，此前已经认捐的2万余两，只收到了一半，拖欠的“义捐”还有8000多两，离采购赈灾粮的款子还差着很大一截。
实际上，这种“义捐”的确是硬性摊派，只不过在表面上由当地士绅们“民主协商”其分摊的数额。景州在当年（1878年）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一是“劝捐局”，负责民间募捐，另一个是“助赈平粜公局”，负责用政府公款及募捐所得善款购置粮食，平粜给当地尚有财力的民众，一则平抑粮价，二则尚有财力者可先得粮，三则资金能更集中于为赤贫者提供无偿救济，等于是挖掘了当地尚存的财力，加大赈灾的可持续性。
根据景州“劝捐局”的规定，各家富户的捐款数，是由大家公议的，各方签字认可后，“助赈平粜公局”即公告于众，并根据这些认捐金额进行粮食采购，而捐款则由“助赈平粜公局”派人催收。“劝捐局”只负责动员、签字，“助赈平粜公局”负责后续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迟误买粮”，捐款一旦确认签字，就等于协议成立，为防止出现口头许诺的虚假捐献，《景州筹办助赈平粜公局章程》规定，如不按约缴纳已经认捐的款项，则可动用公权力进行追讨，“即行票传，倘有违抗，解府办理”。
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强行摊派，也是在严峻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当地士绅心里不爽极为正常。赵志和可能主要还是对刘景汾主管“劝捐局”不服，便挑头动员其他士绅，认而不缴，景州赈灾粮的购置计划因此完全被打乱了。
图为盛宣怀。
对于恩廉的调查，李鸿章仍不放心，立即命令盛宣怀与李金镛、吴大澂等，“不动声色，就近驰往景州，按照所参各节，严密逐细查访，据实详确禀复核办”。查案之外，李鸿章明确表态：“劝富济贫，事关地方大局，未便任其阻误。”
盛宣怀经过调查，认为赵志和收买御史、试图抗捐的事实是成立的，收买御史的费用是3000两。对于赵志和等这种敢于在此非常时刻公然挑战政府的人，盛宣怀认为绝不能手软，否则“将来地方公事必多掣肘，不独赈务一端，刁风断不可长”。
李鸿章一见盛宣怀的报告，立即派兵，将赵志和等以“抗不缴捐，诪张为幻”“阻挠赈务”的罪名，全数逮捕后押赴天津。但赵志和等人在狱中坚决否认收买御史的指控，控方也缺乏过硬的证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其实，李鸿章、盛宣怀并不关心小小的赵志和是否要被定罪，几个刺儿头被抓到天津之后，杀鸡儆猴的效用就显露出来了。盛宣怀与李金镛乘虚而入，“传集各该捐户，当面剀切劝谕”，并采取两手措施，一是“将实系无力者，核准免缴，其有力而未逮者，分别核减”；二是对“实在殷实之户，仍照原数不减”。在盛宣怀的软硬兼施下，“该捐户等尚明大义，陆续遵缴”。
这是盛宣怀配合李鸿章演出的一台好戏：李鸿章手持大棒，而盛宣怀则趁热打铁，从当地“铁公鸡”身上，硬生生地拔下了带血的毛，总算勉强筹集了景州的赈灾款。
在河间灾区挂职锻炼的8个月，盛宣怀的行政专长得以展现，终于走出了办企业所带来的巨大阴影。李鸿章向朝廷提交的奏折，既肯定了他在赈灾中“出力出资，不辞劳怨”的苦劳，也肯定了他“历办招商开矿要件，久著劳绩”的功劳，提出“其才能洵堪任使”。
果然，第二年，盛宣怀就在李鸿章的保驾护航下，大大进步了——代理天津河间兵备道之职，成功跻身大清国地方行政官员的行列，一颗政坛新星升起在天津的上空……
“爱国”的鸦片
在一连串的不幸消息之外，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或许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兴：经过多年的“国产化”替代努力，大清国自行种植、自行生产、自行消费的鸦片，正在加速夺回被进口鸦片占领的市场。
作为北方最大的鸦片集散中心，天津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1875年的鸦片进口量，仅占天津口岸所有进口商品总量的21.5%，与1870年李鸿章刚刚上任的30.4%相比，下降了三成左右。这意味着，国产鸦片夺回了近三成的市场。
尽管华北在1876—1879年遭遇了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并对全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但鸦片市场的国产化进程逆风起飞。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3年后（1882年），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口创汇。
吞云吐雾的大清烟民们，用他们那羸弱的臂膀，扛起了大清国“鸦片财政”的重担，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拉动了大清国GDP的迅速增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在大清国的舞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如同鸦片那样，成为爱国主义的最好道具。
第一个赢得满堂喝彩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汩汩石灰水——没有硝烟，因为点火焚烟无异于聚众吸毒——奠定了他自此之后高、大、全的爱国者形象。在他那光辉形象的阴影里，蜷缩着一个猥琐的“卖国贼”，他的名字叫许乃济。
许乃济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是因为他竟敢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在他提交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政府的禁令导致“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这种反动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人义正词严的斥责，许乃济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并在次年（1839年）郁郁而终。
吊诡的是，成为英雄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向许乃济的想法靠拢。1847年，江西抚州署知府文海致信当时担任陕西省巡抚的林则徐，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并防止白银外流。
鸦片战争后，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纷纷看中了最为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林省长与时俱进，其回信令文市长大跌眼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甚至称赞文海：“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他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显然，此时的林则徐，所反对的并非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卡尔·马克思说过：“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在林则徐当政期间，陕西是否已经将鸦片的种植列入支柱产业之一，但从林则徐这样的人物都敢于公开鼓吹鸦片种植，可以确认当时鸦片已经至少成为地方官员们的新宠。尽管朝廷要到1874年才明确放开，但大清国的传统历来是“看见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地方官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看在白花花的税收银子面上，朝廷也乐得装聋作哑。何况，种植鸦片毕竟是地方官们的把柄，抓在手上，需要的时候就能轻易地收拾他们。
地方政府喜爱鸦片，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这对于地方财政是极大的诱惑，也极大地支撑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随着国产鸦片的产量提升，鸦片吸食者的队伍也日益庞大，鸦片馆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城乡涌现。ωＷＷ.chuanyue1.coΜ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步地达到和谐兴奋呢？
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鸦片被明确合法化，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
大清国18行省，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
贵州鸦片质优价廉，成为抵抗洋货的先锋，畅销两广，开州（今开阳）、婺川（今务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
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高达全省1/3的耕地，“出（昆明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
四川鸦片在“乡村篱落皆遍种之”，涪陵等地“皆以种罂粟为要务”，日常蔬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甚至“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有学者估计，四川一省生产的鸦片，可能占了全国市场总额的40%。
福建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
浙江台州“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陕西“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
山西“无处不种”，“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
英国领事馆向伦敦报告说，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从北京到镇江，发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英国外交官甚至向议会发出了警告：“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
尽管法律依然禁止，种植鸦片实际上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公开行为。因此，人们开始呼吁应当将鸦片种植合法化。
最著名的呼吁之一，来自1872年6月4日的《申报》。这篇发表在头版头条的文章，题为《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罗列了开禁后的两大好处：
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
这是为了减少外贸逆差，比较靠谱。
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
这是通过税收杠杆抬高鸦片价格，让吸毒者们因为成本增大而停吸。显然，这点极不靠谱。
两年之后（1874年），李鸿章也大声呼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如此则“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他认为，国产鸦片替代了进口鸦片之后，今后全面禁烟就不大会受到列强的干预，比较易行。
在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之后，清廷在这年追认了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既成事实，国产鸦片再次得到飞速的发展。仅在山西一省，根据1877年统计，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
“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人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且“罂粟收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而良田反荒芜而不置，人力之所以日驰也”。（曾国荃）
待到罂粟烂漫时，一场席卷华北的特大干旱袭来，历时3年，饿死千万，这就是“丁戊奇荒”。长期忽视粮食生产而注重鸦片种植的恶果立即体现出来。山西成为这次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山西巡抚曾国荃痛诉道：“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左宗棠感慨地说：“上年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
媒体认为：“丁戊奇荒”是因“饥省之民不重五谷，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万国公报》）而“山西一省，半因贸利而种罂粟，弃其稼穑之本业，顾目前之利而不顾后日之患，一遇凶年，家无积谷，顾此罂粟，不可以代米麦之用而果腹焉，则悔之无及矣。豫省本多务本之人，近年以来，亦渐流于游惰，罂粟之种虽不如晋，而其浆亦有流传于他处者，则亦不为少也。积久不返，天怒神怨，乃大降罚，旱魃为虐，以代斧钺，盖其所以惩之者，果矣”。（《申报》，1878年6月14日）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受灾各省纷纷开始查禁鸦片种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种罂粟者，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等张之洞到任后，在鸦片种植最红火的交城、代州两地，铲除了所有罂粟。到1883年前后，山西的鸦片已经基本禁绝。
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其有效期并不长久。
当华北灾区的遍地饿殍被埋葬后，当断垣残壁被裱糊粉刷之后，人们又捡起了鸦片这一营收利器和财政印钞机。1908年，仅四川一省的鸦片产值就高达3500万两，超过当年从日本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其中的2300万两，就地完成了销售，极大地拉动了内需，也令四川遍地烟民。
1872年6月4日《申报》头版头条论弛禁鸦片。
一手毛瑟枪，一手大烟枪，以“双枪兵”著称的川军，成为这场鸦片爱国运动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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