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挤奶
波涛“胸”涌的上海，成为李鸿章为天津物色的最好的奶牛。控制上海，是直隶及李鸿章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上海滩奶牛
横贯天津的河流叫什么？
“海河？”
错！扣十分。
“黄浦江？”
恭喜你，答对了。
回答正确的，是李鸿章同学。www.chuanyue1.com
在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看来，“黄浦江”蜿蜒地穿过天津城区，横贯直隶全境，柔得发腻的江南水，滋养着这北国的土地，以及土地上那庞大的淮军、北洋舰队和一大堆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
作为京畿重地，天津要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而可靠的根据地。而天津改革本身，又将给整个大清国带来其他任何地方无法企及的示范作用。
波涛“胸”涌的上海，成为李鸿章和天津最好的奶牛。控制上海，成为李鸿章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他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
以上海为重心的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财赋重地，也是一切渴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们的必争之地。上海的直接领导人，一是两江总督，二是江苏巡抚，至于“上海道”，那只是具体操盘手而已。自李鸿章出道以来，但凡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大多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故旧好友。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2年间，历任两江总督中，曾国藩是他的老师，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是李鸿章的同年，张树声是李鸿章的学生、下属兼同乡，李宗羲还是经李鸿章推荐才当上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吴元炳两人与他关系疏远，左宗棠则与他关系十分紧张。
至于江苏巡抚，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的22年间，刘郇膏、张之万、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郭柏荫、丁日昌是下属，郭、丁及涂宗瀛三人的苏抚位子，都是由李鸿章推荐而得，张树声则是学生、下属兼同乡，勒方锜是朋友，只有吴元炳、卫荣光关系比较疏远。
显然，李鸿章在两江和上海，几乎是如鱼得水。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如此多的故旧好友执掌江南膏腴之地，这为李鸿章在上海“挤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种影响力，当然是非正式的。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允许李鸿章任命两江地区和上海的任何行政官员，李鸿章所能做的，只是幕后的策划和运作。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出力甚大。在沈葆桢与刘坤一的PK赛中，正在筹划全国海军建设的李鸿章一言九鼎，在太后和军机们面前竭力为沈争取。任命下达之前3个月（光绪元年正月），李鸿章即写信给沈，暗示已经“搞定”：“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
沈葆桢到任后，对李鸿章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动请求中央，优先发展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海军，而暂将自己辖下的南洋海军放到第二位。这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弃了掌握更大权力的机会。这种姿态，在清朝官场是极为难得的。与沈葆桢在海军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与李鸿章因吴淞铁路善后处置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区官员中，得李鸿章助力最大的，应属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万安知县时，深得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因此结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应斩首，但因在三日内收复失地，而从宽革职，投奔曾国藩幕府，为湘军在广东采办军械等，贡献颇大。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将丁日昌从广东调到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为“海派官员”的基调。
尽管私交极好，但曾国藩似乎并不看好丁日昌。当中央在李鸿章运动下，准备任命丁代理江苏巡抚时，曾国藩致信中央，认为丁“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还应再锻炼锻炼、考察考察。但令曾国藩尴尬的是，中央将他的报告“留中”（不公开、不回复），丁顺利晋升。
而在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记载中，曾国藩甚至认为丁日昌“诈人也”，“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曾国藩因之感慨：“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迹。甚矣！用人之难也。”
又一次，曾国藩与赵烈文长谈，提道：“丁日昌在下游，官场无不忿怨。”赵烈文建议他：“欲整吏风，先宜自治。丁以夤刺进，一旦在位，顿欲变所从来，而往时行止，久彰人目，其能尽人而欺之耶？”曾国藩感慨道：“足下亦知吾苦心耶？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渠又暴露于外，方膺艰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耶？”
这是十分值得玩味的：曾国藩容留丁日昌，主要原因就是丁、李“至好”，而且丁在“筹前敌财用”方面相当能干。显然，在曾国藩眼中，整顿吏治的大局比不上李鸿章的交情和丁日昌的敛财能力。
丁日昌自然是聪明人，出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全心全意为李鸿章办事。
在江南官场上，李鸿章依靠各种牵丝攀藤的关系，发挥着非正式但相当巨大的影响。而在江南的国有企业领域，李鸿章的影响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举凡大清国的重点官办企业，大多受制于李鸿章，而除了煤炭行业之外，几乎所有主要企业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说，大清国的官办企业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
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从天津遥控上海的企业，李鸿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却颇有争议的干部，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等。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清廷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从来就不是李系人马，沈葆桢之前，刘就代理过两江总督。在光绪元年的江督夺位战中，李鸿章协助沈最后胜出，刘黯然离开，出任两广总督。3年后，双方展开第二轮较量，李鸿章最得力的淮军将领、时任云南巡抚潘鼎新，与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最终潘鼎新下台，回京另有任命。
刘坤一接任了两江总督后，立即发难。他的枪手、御史董俊翰向朝廷举报，矛头直指李鸿章最为得意的招商局并购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SteamNavigationCo.）。这一并购案，完成于1877年3月1日，被李鸿章乃至后世的诸多学者解释为中国企业对抗外资企业的一大胜利。
但是，董俊翰指出，收购旗昌其实是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他更是指责，各级官员在招商局内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函牍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
不久，刘坤一的另一枪手、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只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几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会办兼“官督”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葆桢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三、在并购过程中，招商局高层则从美方获得大量回扣（“中金”）。
王先谦同时指控，招商局早已出现资不抵债的严峻局面，账面上的资本金及借款已达500万两，但各项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50万。当务之急，必须严肃查处招商局的官员，“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王先谦提出了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王的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刘坤一严肃查处。
刘坤一则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刘坤一在处理过程中对李鸿章主动拉拢，表示调查最好是由南北洋共同进行，但李鸿章毫不领情。他在交给朝廷的报告中，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说招商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这等于是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而且，他将王先谦的攻击，上纲上线，认为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经过几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桢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对于上海地盘的控制。
在李鸿章的平台上，天津与上海实际被整合为一个整体。黄浦江与海河的合流，促成了改革资源的集约经营，这令大清国为期30年的洋务运动，终于呈现了相当夺目的一些亮点。
天津“越轨”
可李鸿章偏偏又干了件犯忌的事情。
天津“越轨”了，居然将手伸向了上海的敏感地带：
李鸿章派手下干将朱其诏、盛宣怀，前往上海，协助上海道台冯焌光，与英国方面谈判。这等于是给了上海方面一记耳光。
天津的老大是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上海的老大是沈葆桢，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都是“洋”大人，都是开府建衙的一方诸侯，平起平坐，本该河水不犯井水。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在大清官场是极犯忌讳的事情，讨嫌招恨不说，事权不一也容易造成“湿手抓了干面粉”，是不明智的。
这是1876年秋天，一个多事之秋。
一切似乎都源起于8月3日在上海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这天，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昂然地行走在刚刚通车一个月的吴淞铁路上。英国人戴维（DavidBanks）是那天的当班司机，他看到前方路轨上有行人，就拉响了汽笛。那行人走下了路轨，但就在火车即将通过时，那人又突然走上路轨，戴维刹车不及，火车从那人身上碾了过去，当即身亡。
这是中国正史所载的第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吊诡的是，在户籍制度极为严格的大清国，这位中国铁路事故的首席受害者，却竟然是盲流，根本无法查证其身份，也无法在当地找到任何亲戚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苦主”）。英方舆论因此怀疑，此人可能受雇于中国政府，以这种“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激化矛盾，从而动员民意，阻止吴淞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事故发生后，大清官方一反常态地迅速行动，一口咬准这是一起“谋杀案”，应将肇事司机戴维交给中国审判，“一命偿一命”。英国方面则坚持根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绝不“引渡”。最终，英方宣判，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本身应承担全责，火车司机戴维无罪释放。
上海道冯焌光立即下令，军队开进吴淞铁路沿线，并责令英国人立即停止铁路修建及已经开始的“半程”营运。
英国人也毫不示弱，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下令驻沪英军进入战备，并增调两艘军舰开往上海。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则公开指责冯焌光等地方官员，在故意激发民众对铁路的憎恨。
形势立即开始紧张起来。
上海因火车撞人事件而引发的中英对峙，令天津的李鸿章大为紧张。
此时，李鸿章正被云南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事起1874年年底，英国陆军上校柏郎（Horace
owne）率领武装探险队深入缅甸，勘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翻译马嘉理（AugustusRaymondMargary），前往中缅边境与柏郎探险队会合，带领探险队进入云南腾越（今腾冲）土司领地曼允。
1875年2月21日，探险队在曼允遭到地方驻军、腾越镇左营都司的李珍国的阻止，马嘉理出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马嘉理及其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脑袋也被剁了下来，悬挂在曼允城墙上，史称“马嘉理事件”（MargaryAffair）或“滇案”。
这可不是个好时候：法国陈兵越南，要求开放云南曼允（也即马嘉理被杀之地）；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中日冲突在即；在西北平叛的左宗棠也不顺手，要求中央引进外资，用于西北练兵，对抗沙俄。
案发后，伦敦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向中国方面严正交涉，并且派出了5000名士兵，集结在中缅边境上，武装示威。3月19日，威妥玛正式要求彻底调查、赔款、惩凶，并且免除在华英国商人在“正税”及“子口半税”以外的一切内地税。
中英双方的谈判十分艰难，期间，威妥玛多次以下旗断交甚至武装对抗相威胁，离开北京，跑到李鸿章辖下的天津，或者沈葆桢辖下的上海，弄得这两位南北洋大臣不得安宁。威妥玛的强硬态度，令大清中央十分担心中英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此时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清国，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经过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斡旋，中英双方同意在烟台重开谈判，李鸿章在7月28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
英国人趁此危机，在上海把“吴淞马路”当“吴淞铁路”来修建。在铁路兴建的初始，威妥玛就在上海。烟台谈判重开后，威妥玛坚决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马嘉理事件的谈判中，一揽子解决。这下子，中英之间的交涉有了两个主题：马嘉理事件及吴淞铁路。
吴淞铁路的谈判自4月份就开始了，一直由上海道冯焌光负责，对手则是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梅辉立（WilliamFredrickMayers）及英国驻沪总领事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梅辉立在前往上海前，曾在4月10日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建议，可由中国政府将吴淞铁路“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这样，既可以保障“洋商资本不致无着”，也可以令“中国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但谈判并不顺利，英国方面同意中国购回铁路，但坚持购回后仍应继续由英国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m&Co.）继续承包经营数年，而沈葆桢指示冯焌光，中方购回铁路后必须拥有完全的处置权，这导致了双方谈判在4月28日破裂。
担忧全局的李鸿章写信给冯焌光，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尽快与英国人就收购铁路达成条件。不久，围绕马嘉理事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奏效，美、德、俄、奥等国公使突然集体到烟台“避暑”，实际上是给英国人施压，中英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
但上海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李鸿章担心这会影响到中英整体谈判大局，也顾不得官场忌讳了，奏明朝廷，将朱其诏、盛宣怀派到上海参与谈判。《烟台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10月5日），中英双方重开吴淞铁路谈判。英国人最后放弃了承包经营的要求，双方于10月21日达成协议：中方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回购吴淞铁路，在中方支付完所有款项前，铁路由英方继续经营，中方支付完毕后，铁路归中方自主经营。
一般认为，李鸿章签订的《烟台条约》是又一“卖国”条约，回购吴淞铁路也是亏本买卖。但是，《烟台条约》签字之后，英国人却后悔莫及，他们认为自己落入了李鸿章的圈套之中。
原来，《烟台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在租界内免收厘金（一种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才出现的流转税）。这条看上去是对洋人们的巨大让步，却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中国政府在租界外对洋货有征收厘金的权利。
英国人痛苦地发现，这条规定加上对鸦片实行关税与厘金并征的条款，实际上是李鸿章“给英国商业的严重损害”。
英国政府只好请求大清政府重新谈判，李鸿章因此争取到了足足10年的时间，直到1885年7月18日在中法战争压力下，才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英国政府迟至1886年5月6日才批准。这等于说，在10年时间内，《烟台条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既没“卖国”，还将很多棘手的问题长期搁置，令英国人自食其果。
至于吴淞铁路，在中方分期支付完所有的赎金之后，终于收回。但围绕这条铁路的善后，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却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李鸿章希望继续经营，甚至可以继续让英国人承包经营，用这条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铁路，强行推进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及各项改革。而沈葆桢却坚持要将铁路完全拆毁。
之前，沈葆桢在吴淞铁路问题上，不惜与英国人动武的强硬态度，令正在烟台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
“当国”与“当家”毕竟是不一样的。“当国”的李鸿章，不能不考虑全国大局，大清国此时正在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细节之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沈葆桢却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造成任何的借口。而且，沈葆桢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这也造成天津与上海官场的截然不同的风格。
最终，沈葆桢成功地拆除了吴淞铁路，展露了他的政治求生本能；随后又将拆下来的路轨机车等，运到台湾重新铺设起来，这又展露了他作为改革者的一面。李鸿章显然认为这种做法太不“纯爷们”了，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其实，沈葆桢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铁路一拆，沈葆桢的改革者形象被彻底摧毁。老外们能够理解大清国为了主权而收回铁路，却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将已经属于自己的铁路拆除。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讥评沈葆桢是“犟驴般的自大”（mulisharrogance）、“耍小孩脾气”（childishtemper）。甚至在1879年沈葆桢去世后，《北华捷报》（12月18日）还指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官员。
郭嵩焘曾认为，当时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桢）能尽其实”。
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因此，在李鸿章主政期间，天津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多。
“世博会”搏一把
光绪四年（1878）正月二十六日，正在天津指挥抗击百年难遇的3年大干旱（丁戊奇荒）的李鸿章，照例又给远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写信，通报国内国外各种情况。
自从上一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后，天津与伦敦之间的通信就变得十分频密。李鸿章给郭嵩焘的信，常常一写就是数千字。即使被诸如抗灾这样的事情占用了大段时间，李鸿章也总是能抽出时间，给伦敦写信。
在这天的信中，李鸿章除了一大堆重要公务之外，还写道：“本年巴黎炫奇大会巨观，鸿章神往，而力不能赴，藉得游目骋怀，亦盛事也。”
所谓“炫奇大会”，就是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世博会将在巴黎召开，李鸿章指示郭嵩焘，务必从伦敦赶过去，“就近挈随员与会，总署派赫德招商运货前往，闻颇可观，借拓眼界。”
在抗旱救灾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同时，驻守天津的李鸿章，为何还在百忙之中，关注远在天边的“炫奇大会”？
去年（1877年），李鸿章接到了一名海关官员的信，请求他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李鸿章一下子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比铁路更快的切入口——那就是世博会。
这本新书名叫《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李圭在宁波海关充当“文牍”。这位级别很低的官员，却出席了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成为第一位亮相世博会的中国官员。
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被称为“世纪博览会”（CentennialExposition），因为时值美国建国一个世纪。这届世博会上，中国共带去了720箱参展商品，价值约20万两白银。其中各种土特产与手工艺品，包括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在世博会上被推为第一。
这并非中国参加的第一次世博会。之前，在1851年的首届伦敦世博会上，清政府谢绝了英国的邀请，没有出席。英商“宝顺洋行”（Dent&Co.，也称颠地银行）的买办徐荣村抓住机遇，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送去参展，获得了奖牌。此后几届世博会，中国人都没有参与，留下记录的只有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因协助太平天国而被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王韬，前去观展，而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
中国与世博会的正式结缘，是1873年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经奥匈政府再三邀请，大清政府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籍的洋干部赫德负责筹办。维也纳世博会，成为大清国第一次对14个口岸的外贸状况进行全面统计、分析的契机。完全由大清海关外籍干部组成的参展团，携带大量中国商品，亮相维也纳，引起极大的关注。
而常为后人所忽略的是，中国参展团在世博会上大量散发展品目录及中国通商口岸10年贸易资料，这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大清国的洋官员，后人往往因此而认为这不能代表“中国”。其实，这些洋官员虽然国籍并非中国，但其完全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政府雇员，是代表中国的。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洋干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海关及总理衙门等经济和涉外部门，提供专业服务，同时，也有如同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那样的，在美国岗位上离退休后，被中国政府直接聘请担任特使，出访列国。这些洋官员，是大清国官员序列的组成部分。
维也纳世博会，既揭开了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序幕，也确定了由海关出面组织参展工作的惯例。维也纳世博会还在进行时，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BenjaminParkeAvery）就向总理衙门提交了正式照会，邀请中国参加1876年费城博览会。
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筹办参加费城世博会的指示后，进行了精心布置，将全国划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分别由东海关（烟台）、浙海关（宁波）和潮海关（汕头）的税务司负责筹备工作。已经在海关服务了10年的李圭，被选入代表团，赫德明确要求他“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从日后李圭之书受到官方力撑来看，他在代表团中的定位，实际上就是“随行记者”，目的在于加大世博会在中国国内的宣传力度。
李圭参加了费城世博会之后，顺道参观了华盛顿和纽约、伦敦、巴黎、里昂、马赛等，历时9个月，行程8万里，回国后于1877年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详细记录了费城世博会的盛况，及游历欧美、日本的感想。
李圭在书中，不仅描绘了中国传统商品在国际上受到欢迎，更发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且不论电话等新生事物，即使中国传统的拿手东西，比如瓷器、丝绸等，英国和意大利的工艺和技术都已经远超中国，中国必须奋起直追。而此时的李圭或许还不完全清楚，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交通革命引发了商业革命，中国传统的丝绸和茶叶行业，已经从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定价权也从华商手上转移到了外商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深刻变化。
书稿交到李鸿章手里后，李鸿章大为赞赏，在序中写道：
夫自通商以来，泰西诸国，日出其聪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为富强计者，若铁路、电线、车舡、炮械之属，转相仿效，务极新奇；而于商务，尤所措意，舍是则无以自立其国，匪特习尚所在，盖亦时势使然也……方今中外同好，几若一家。若英、德、法、美各邦，朝廷既特简重臣往驻其都，而又分遣生徒出洋肄业。五洲重译，有若户庭。车轩往来，不绝于道。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又岂只一名一物，为足互资考镜也。
显然，在李鸿章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睁眼看世界的猎奇报道，更是促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催化剂。赫德下令，由海关拨出专款印刷此书，首版3000册，海关官员们人手一册，并送给了不少高层官员，其余的则全部交给书肆公开发行。赫德与李鸿章一直明争暗斗，但在这件事情上却空前一致，配合默契。
图书上市后，读者反映十分热烈，甚至出现了不少盗版。李鸿章倡导的“商战”论，经此书推动，得到了更多的“粉丝拥趸”。
经李圭对费城世博会的介绍，对于随后的巴黎世博会，李鸿章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此时，中国还只有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这还是因“马嘉里案”发生后，在英国强烈要求下，前去道歉并留驻伦敦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加上陈鼐、帅远铎等，合称“丁未四君子”（他们考中进士的1847年是丁未年）。中国官场传统最重“同年”情谊，往往相互引为奥援，李、郭也不例外。李鸿章官运亨通，郭嵩焘一直在辅佐他。
郭嵩焘从英国隔三岔五地给李鸿章写信，大谈在西方的见闻，对李鸿章启发极大。即使是在“丁戊奇荒”最为严重的时候，李鸿章也时刻不忘记关注巴黎世博会的筹备。当1877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爆发战争（俄土战争），李鸿章最担心的，就是次年的巴黎世博会能否如期举行。夶风小说
在李鸿章的安排下，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在巴黎世博会前，郭嵩焘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巴黎。两名主要随员黎庶昌、马建忠，都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和朋友。黎庶昌是驻英公使馆的参赞，而马建忠则还在巴黎政治学院进修《国际法》。他们随同郭嵩焘出席巴黎世博会，富有强烈的观察者使命。
巴黎世博会，与费城世博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商品似乎不再抢手了。盛宣怀选送的59件瓷器、3个木架、1箱绸缎、1艘乌木架竹船及铜钟、铜铃，除售出1件瓷器、3个木架外，全部退回。或许，这次经历对盛宣怀有极大的震动？在爱迪生的留声机和钨丝电灯泡面前，中国千年不变的老产品，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博会期间，郭嵩焘给李鸿章写了大量的信件，详细描述了自己对世博会的观察和思考。而黎庶昌则写成了《巴黎大会纪略》一书，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巴黎世博会的点点滴滴。马建忠更是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法的角度在重新思考中国的国家定位，他在从世博会发给北京的信中写道：“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明确提出“均势”的说法，与李鸿章之前所一直倡导的“以夷制夷”异曲同工。
经历了世博会及多年驻外生涯后，郭嵩焘也开始思考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更深层的原因，他已经将“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与“孔夫子”“孟夫子”等相提并论，并认为：“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他甚至深入了政治体制的层面：“推原其（英国）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议政院，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世博的组织者宣称EverythingstartswithWorldExpo（一切始于世博会），这本是一句夸张的广告语。对于世博会这样的“炫奇大会”，李鸿章曾告诉郭嵩焘：“西人志在牟利，炫奇为主。中国志在考镜，以博物馆、学馆为主。”这是十分清醒的认识。所谓“炫奇”，前提必须是有“奇”可“炫”，必须先提升工商业，先关注文化教育事业。
亮相世博会，赢得掌声及喝彩，这实际是一国工商成就之“果”，而绝非其“因”。但在急切甚至急躁地寻找着救亡与启蒙捷径的中国人看来，世博会如同那些万能的“制度”“主义”“思潮”一样，成了一帖灵丹妙药。
10年后，“思想家”郑观应将李鸿章提出的“商战”思想全面进行阐述，他将世博会作为“商战”的核心内容：“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开始……博览会之关系尤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
不知正忙碌于点点滴滴干实事、干杂事的李鸿章，看到“思想家”们如此简捷而又武断的结论，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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