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飞：
管虎导演，您这次是作为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评委会主席和短片单元评委主席的身份亮相的，能讲讲您的感受吗？这是您第一次做评委主席吗？
管虎：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做评委主席。以前我对这些事情非常拒绝，一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除了会让我很累之外，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二是因为我觉得电影节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虚的、假的，然后也不太公平、公正，就觉得何苦做这些事情呢？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上海电影节是在真心做一些事情的，它们孵化了很多东西，推陈出新，也有过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钢的琴》这种优秀的电影。上海电影节的这一点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就来做评委了。
一开始，电影节把我请来做评委，我还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能来做评委，因为这是能决定很多小孩的未来的事情，有可能改变别人的半生轨迹，所以我就有点害怕。等来了以后，在刘开珞、张家鲁的帮助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谭飞：
那您在电影节上有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影片？
管虎：
有。我参与过几次电影节的短片看片讨论会，让我挺吃惊的，因为这些短片的水准都很高。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是从全国380个项目中选出的30个，所以整体的水准非常高。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国当下的电影环境，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混乱和茫然的状态，大家都在批判什么门槛啊、什么人事啊之类的事情，也影响着我深陷其中，一直随着这个动态情绪波动。但是，就在这几天，我突然有了兴趣。一开始我是没办法，从早上8点一直安排到晚上很晚，还得跟很多年轻导演，一个接一个地面对面地交流，为了效率，还掐准时间。可是，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跟这些导演聊天聊得很有趣，哪怕时间到了，也还得接着聊。因为这些导演的每个项目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特色都非常明显，也非常清晰。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对他们有了兴趣，觉得再累也很高兴。就这样，我发现这三天过得好快乐呀！
其实，现在做电影人有点像打工，完全失去了以往的一种精神象征，但是在这三天里，做电影导演的荣誉感又回来了，让我感受到了拍电影的快乐和作为电影人的荣誉。而且，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脸孔，他们会唤起我当年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原来是被人评选的，今天有幸站在这里评选别人，特别不容易。所以，我挺感谢这些年轻人的。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杂念，就是希望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汲取一些营养，多和这些年轻人学习一下，了解现在的人的想法，别让自己过早地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谭飞：
从管导的经历来看，你也做过一些很成功的电视剧，像《黑洞》《冬至》《生存之民工》等，在当年可以说是很成功的商业电视剧导演了。而且，我看你拍摄的作品，感觉你在拍摄电视剧方面有两大特长，第一是特别会讲故事，第二是擅长塑造人物。在你的作品里，不管是什么角色，很多人物都栩栩如生。后来，管导才转战到了电影这一块，现在好像也很久没拍电视剧了，那我想替电视观众问一下，今后还有可能再拍电视剧吗？
管虎：
拍！我来跟你说说为什么很久不拍电视剧了。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是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当年，我们毕业后，电影行业变成卖拷贝制的了，没人有买票看电影的习惯，反而需要电影厂长背着拷贝满世界地卖电影，所以电影行业很不景气，很多电影院都改成台球厅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拍电影的机会，当时厂里给了一个低成本的电影，但是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动静，电影就扔在片库里，没下文了。这让我当时很怀疑电影这个行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身是北京人，压力不怎么大，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有点慌了，因为我得生活啊，而我又没有从业资格，导致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当时，我就跟那路边要饭的说，你别跟我要，咱俩都一样。
正好，那会儿电视剧蓬勃兴起了。在此之前，我正好尝试过一次，拍过两集电视剧，就是黄渤第一次演的那个电视剧。成功以后，就有人来找我拍电视剧。但我是个电影导演，不怎么了解电视剧怎么拍，依然按照拍电影的方式去改剧本、拍电视剧，结果所有人都在骂我，说我这不叫拍电视剧。我就问他们什么叫拍电视剧，他们就给我拿出一套拍电视剧的程序、流程，我看了后就说不行，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来，最后再看结果怎么样。
就是在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好处，首先，毋庸讳言的就是有钱了。其次，我发现通过拍电视剧可以锻炼很多方法和手段，因为我当时想着自己将来还是要走拍摄电影的道路的，到时候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剧作。而且，我的一些拍摄手段和方法，在拍摄电视剧的漫长时间内，都可以慢慢做一些尝试。最后，就是我能认识很多优秀的从业人员，比如说，美术指导、摄影师以及很多设备，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很多好演员。按照我的方式去拍摄电视剧，实际上就是一个等待和积累的过程，也让我的情况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由我拿着剧本去求人出钱投资，变成我坐在那儿就有人拿钱来找我拍摄。当时的整个局面都变了，电视台也更加信任我，可以说是打下了一点江山。
后来，电视剧拍到一定过程，我突然惊醒，觉得不能再拍下去了，不能养成拍电视剧的习惯，不然电影怎么办？于是，我就停止了拍电视剧，而是强行让自己回到了电影上。现在的局面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积累、手段、方式，主要是用在拍摄电视剧里面的，如果要拍摄电影的话，会有很多更新的事情出现，我还要尝试跟上时代的前沿。更多的时候，我需要做好把控和剪辑这两方面重要的东西。
谭飞：
那是不是说，如果你要再次拍电视剧时，你一定跟现在的电视剧主流市场拍摄的一些作品不一样，因为这里面呈现了你这么些年来的一些思考和积累？
管虎：
主要是因为我不用再求着谁了，也不用非要卖某一部片子，因为我不指望着这些作品吃饭，而是因为喜好在里面，因为喜欢了才去做这个。这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喜不喜欢没关系，只要我喜欢，我就还是要做的。
谭飞：
管导的那些电影，像《斗牛》《杀生》《厨子戏子痞子》《老炮儿》等电影，我全部都看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老炮儿》和《斗牛》，因为我觉得《斗牛》是一部第一次展现了一种民间抗战史观的电影。说起抗战，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官方的叙事角度，或者说研究者、专家的叙事角度，但是，在《斗牛》这部电影中，你第一次开辟先河，从一个民间泼皮的角度出发，来讲抗战这件事。这个角度还蛮新颖的，而且它后来也带动了一些电视剧的发展视角。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ωＷＷ.chuanyue1.coΜ
管虎：
这种想法的由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其实，我一直没太弄明白什么叫动机，不知道什么是灵光一现，什么是灵感，这些概念我都不太懂，我就是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一直藏在心里的一种叙述感，这可能跟个人的情趣、爱好、履历、性格等都有关系。像我，就比较喜欢个体生命的体验，就是在一个大的绝望的环境里，个体的生命是怎么去体验的，他是怎么去触摸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以旺盛，几乎就是靠着动物性的本能，就这么活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一直挺喜欢的，但是一直没有机缘。后来，还是因为在拍电视剧《沂蒙》的时候，这部电视剧还得了飞天奖的第一名。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赵冬苓老师写的剧本里有这么一小段，就是讲一个农民怎么弄那个牛，我当时看了，就说这一段要改成电影拍。所以说，人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突然出现东西，正赶上一个契机，就有了这个想法。当然，这跟我的电影观，跟我准备重回电影市场都有关系。大家看《斗牛》和电视剧《沂蒙》，就会发现里面的化妆、服装、道具、场景等都挺像的，当时我就是完全按照电影要求去拍的电视剧。
谭飞：
你很擅长拍这个，包括你拍的火线三兄弟《厨子戏子痞子》。
管虎：
这就是一种乐趣，对我来讲就是好玩、不费劲，要是特别费劲就算了。就是说，我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抱什么希望，就像《斗牛》，当时就纯粹按我的想法给拍了。很多人看了，都说这是在拍电影吗？马戏团都不训牛，而那牛还很不听话，你牵着它，它也不走，你要打它吧，它还倒退，连黄渤牵着牛走的一个镜头都拍不下来。就这么不听话，拍摄第一天，整个剧组的所有人都瘫了，都说这电影没法拍。这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幸好后来越来越好，这部电影也拍下来了。拍下来后，我当时就想，这部电影在电影频道能播出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没想到运气还不错，影院上映后的票房也挺好的。所以我说，电影跟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气质，我们这当爹娘的只管生，管不了它的出路。
谭飞：
您刚才讲到你拍东西时有一个创作取向，就是喜欢在一种极端环境下展现一个个体的命运。这一点上可能在电影《杀生》里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实际上，《杀生》带点黑色荒诞效果，电影里面的那个人所处的环境非常极端，我当时看完后，还在微博上为这个电影取了个别名，叫“一个镇的人如何弄死一个瓜娃子”。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点那种寓言式的东西，你都把握得很准、很巧妙。
管虎：
你说得对。对《杀生》这部电影而言，这个时空很重要。其实，我们敢于架空这个时空，能够讲寓言式的、能够表示整个社会从上层到底层的一个缩影的故事，是一个挺费工夫的事情。而且，当时我的经验、覃宏的经验也不是特别多，电影出来时正好赶上三艘大船，所有人都说这部电影出早了，要是再过几年出来，肯定效果更好，票房更高。其实当时我们拍了很多，要是将这些都加进去，整部电影会看起来更加完美，但是着急赶档期，想和美国的什么电影对抗一下，有人说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但是，当时我、宁浩和杨树鹏就这样做了，虽然这些行为挺幼稚的。就这样，只能说这部电影命运不济。
不过，事情总是充满意外，就像《厨子戏子痞子》这部电影，其实带点实验性，为了好玩而拍的，就看你有没有胆子，敢不敢做，没想到票房竟然上亿了。说实话，我胆子再大，也得有人陪着，没人陪着就不行。所以，宁浩那哥几个还挺不错的，说就陪着我实验一回，相当于密室过关，玩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这么做的原出发点，还是当时的电影市场问题。我记得还是一年前的上海电影节，有一个什么论坛，我、娄烨和王小帅，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边。当时，有人告诉我，底下的记者一边拍我们，一边说中国最不赚钱的几个导演全坐在这儿了。听了这话，我就很生气。没有人跟钱有仇，但是电影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文化属性。结果，有人就这么说我们，我那个小孩心气儿就上来了，我就想跟他们较劲，就想赚点钱给他们看看。就这么的，我就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拍了一部跟密室过关似的一个故事。拍这部电影时大家都很放松，就当是玩儿似的，如孩子刚毕业拍的电影，但是目的性很明确，就是想告诉大家，商业电影我们也可以拍，只不过我不愿意做而已。
谭飞：
其实《厨子戏子痞子》这部电影的结构特别商业，就是奔着观众的喜好去拍的，但是我觉得您找的那个切入点特别好——说北京为什么那么多杨絮。直到现在，我从一月到三四月份，看到满天飘的杨絮，就会想到您的电影。估计再过个几十年，大家一到那个季节，都会想到曾经有一个导演，试图用这种角度和荒诞的方式来解读北京的杨絮。
管虎：
那是有开玩笑的成分。
谭飞：
话虽如此，但是却把您刚才讲的大时代跟个体的命运，包括人的东西连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挺巧妙的。再说说电影《老炮儿》，《老炮儿》其实是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也是传播效果范围最广的。一开始，《老炮儿》的排片量是不行的，后来，它完全是靠着口碑一步一步逆袭的。《老炮儿》的这种情况，您是原来就预想到的吗？
管虎：
没有。在那个时代，我基本上是一个宿命主义者。就是完全跟你说的似的，我认为人跟电影一样，他出生后就有了一个独特气质的东西，然后剩下的就是长大，这是命运，不是我们能操心的。好比说，我们只负责把菜递到窗口，而服务员去往外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惯性里做这件事情，我喜欢这件事情，当然我来做，于是就讲了一个关于北京老头的老北京故事。电影拍出来，肯定就有人来质疑你。在拍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讲这么一个北京故事，南方人看不懂、不想看可怎么办，还有一些影院经理，他们根据自己所有的经验，告诉我这电影的票房也就是两三亿到头了。甚至到后来，他们还弄什么调查问卷，把我给弄烦了。我当时就觉得，每个人生命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注定好的，争不得、拧不得，所以，我就想，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因为我坚信一点，电影还是应该以内容为第一项，只要是人类世界，就有个东西在勾连，不能老拿一些外部的东西，比如说拿票房来作祟。到了后来，电影播出后，慢慢地，由于电影口碑比较好，加上观众对我的支持，我在这个过程中长大了，影院经理也在改，增加了排片量。
所以说，人在创作上真的挺需要自信的，需要确立自己的信心。不是说，一个人在家一拍脑门子强行说我这对了，就是确立了自信，而是说信心需要反馈回来，才能慢慢地坚强，慢慢地构建一种自信。而且这种内心的柔软只能自己去克服。每当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采取过很多不同的方法，要么不闻不问，直接躲国外去，或者是强行不看评论，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行，到了半夜，我还是会偷偷去看，去面对。就是说，人一定会经历一些大锤子、大刀子一样的打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代价。
谭飞：
《老炮儿》这部电影我自己去看了三遍，看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观影感受，就是我发现有些观众会在某些段落鼓掌。现在的观众很多都不爱鼓掌了，大家也很烦鼓掌，觉得鼓掌是挺虚假的事情，但是，观众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在看到他们从看守所出来的那一刻，有很多人都在鼓掌。这一点可能是《古惑仔》那些电影都没有的感觉，可能这部电影正好在一个节点上，有一种社会情绪，把人民群众的某些心声给抒发出来了。
管虎：
对，你这个说得特别对，这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因为《老炮儿》这部电影写的背景，正好处在这三十几年来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的时期，这件事情在欧洲、美洲都是不可想象的，明明人家可能需要100年做完的事情，我们30年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出问题才见鬼了。所以，就有一个人，有责任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一些被遗忘的事和人，这属于社会学的一个范畴。如果敢于面对，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敢于直面这血淋淋的现实的话，它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胸中有一口抑郁之气，而社会中一定是有这样的人的。这就是电影的功能，让人自省、疏解。所以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把这30年带来的不平和表达了出来，疏解了很多人心中的抑郁之气。
谭飞：
而且，小刚这个角色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在传递给观众一个观点，社会快速发展了，也得讲规矩。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传递的一个观点。
管虎：
这种批判的声音一直有。其实不光是规矩，电影中也只是拿规矩做了一个平台，我们与生俱来的很多东西，就像我长大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路走一路丢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变成了我20年前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开始喜欢钱、喜欢车、喜欢房子。有时候我就会想，我对爱情还有那么忠贞吗，对朋友是不是还那么仗义，对父母还像以前那么孝顺吗？就是这么走，一路走一路丢失了身体里的一些比较宝贵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会学范畴里面的一些东西。可是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战国的时候，我们古人讲铁肩担道义，讲究重义情深。现在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呢？所以，电影就拿“规矩”这件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是可以带轮转的，可以一代换一代，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传承的。
谭飞：
在电影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认为这里面的人物塑造，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是您的老父亲偶尔出现的几次，都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一种宿命感，或者说有一种特别固定的符号感。说到演员表演，就不得不说冯小刚导演了。冯导因为这个角色拿到了金马奖的影帝。当时，你为什么会找冯小刚导演做主角呢？你为什么会脑海里第一直觉闪到他的脸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别人都不会想的。
管虎：
我们当时想拍一个生动的电影，就是一个超越这个故事影片的范畴。大家都知道，故事影片一般有男女主角，架构一个什么事件。有很多人都说中国导演不会讲故事，我认为这个就是胡说八道。因为故事在电影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想起来很多电影，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经典人物，比如，祥林嫂、小武等人，但具体什么事，有些大家可能是记不住的，所以，电影中，人物其实最重要。像那麦基讲什么剧作课，简直是在误人子弟。
如果以人为重的话，当一个电影成立的时候，要找哪个演员去演，就成为一大难题了。有时候，我们这些导演坐一块，就会想中国有哪些演员可以演，或者说他就没法演，就算演出来了也不像真的。当时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跑到北京的后海，真的找了一个北京老大哥，但是这样也不行，他一面对镜头、这么多灯光就晕了，他身上那些生动的东西就没了。后来，大家就想，我们不找演员，就是不从演员里面找，而是找一个这行里对这事熟悉的那个人。提出来这一点后，所有人都在说小刚导演比较像。虽然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但事实也证明异想天开有时候也未必是坏事儿，然后就是去做。等去做、去沟通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隔膜、陌生、阶级差别什么的就都没了。
谭飞：
除了小刚导演外，我们在电影中还看到了两个著名的小鲜肉。我个人觉得，在他们的艺术履历中，这部作品都应该是他们这些年来比较关键的一部，因为电影中的李易峰、吴亦凡，都奉献出了他们相对偏上一点的一个表现。
管虎：
实际上是这样。在我看来，先不管他是不是小鲜肉、是不是偶像，我一开始见到亦凡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是说，我依然活在我的象牙塔里，我见到亦凡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偶像，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男孩，很吸引人，又特别阳光，让人感觉很舒服。其实，这就等于亦凡在我这里是被剥除了偶像那件外衣的，就是一个小男孩。等我们聊天后，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上进心，也很热情的人，对电影有一种憧憬。我对他特别有兴趣的地方，是他的那个状态，就那个孤傲的劲儿，这是我需要的。而且，有些东西通过训练也能做得到。所以，让吴亦凡来演，对我来讲是一件兴趣盎然的事情，没有任何别扭。
易峰其实有很多的演出经验，我们两个的交流就在于怎么合作，怎么把他的那些经验统一起来，怎么把它扔掉，找一个新的经验。这些都是创作必经的一个过程。观众可以说他们还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还没有精进，但是，在跟之前比，他们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谭飞：
我希望导演能不能想一想，或者提一些建议，怎么样去调教所谓的这个年轻偶像、年轻演员的演技。从您的自身经历，您觉得哪些东西是特别看重的？或者说，是他们身上哪些特别重要的东西让他们成名？
管虎：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人的交流。想要调教一个演员的演技，想要让他达到什么表演状态，这些都是技术上的事情。但是，如果两个人人心隔着，没成为朋友，就完全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只有两个人特别熟识了，在一块花大量的时间聊天了，了解了对方的生活状态后，才能谈得到怎么去帮助他达到那个状态。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直接就跟他聊演技什么的，这完全是一个无用功。
谭飞：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作品，可能就是在演员还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开始拍了。
管虎：
所以演出来的东西比较生。
谭飞：
对。我个人认为，有些演员在有些地方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样。
管虎：
其实不是，了解一个人，一定要跟本人接触。我接触的演员也不少，会发现都是他旁边的人、团队的人在闹，他本人根本不是那样的。他一旦把身上的那些东西抛开后，就是特别可爱的小孩。
谭飞：
也正因为他可爱，才有那么多粉丝、那么多人喜欢他。
管虎：
对。其实对电影而言，对我们而言，粉丝什么的其实不重要。因为这些年轻演员的身体里一定是有什么特色的东西，要不然他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而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个特色的东西。
谭飞：
我也听到江湖传言，说继《老炮儿》之后还可能拍续集，是真的吗？
管虎：
我这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要是做续集的话，这种商业操作肯定赚钱，但是，我绝不会做重复的事情。
谭飞：
那你现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八佰》上面吗？
管虎：
对的，我现在只做这一件事。
谭飞：
但是有《八百壮士》珠玉在前，这是丁善玺导演拍摄的，当时是林青霞、柯俊雄做主演。很多人很喜欢林青霞的那张剧照以及柯俊雄那个英姿飒爽的感觉。而且，据我所知，谢晋元这个故事在历史书上是有记载的，这就说明它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历史事件，那么，它的改编和空间难度好像就大一些，你是怎么去克服这个难题的？有没有什么规划？
管虎：
我完全可以在这几年做点别的事情，做好多电影出来，因为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主创，全是一线的摄影和美术，但是，这几年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这一件事，从搭景开始。是我们疯了吗？不是，我们没疯。我之所以想拍这个电影，是因为这件事情里面有一点特别之处。《八佰壮士》1975年上映，当时的历史环境在限制它，今天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它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战斗，全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百姓跟看戏似的在旁边围着看那些真枪实弹；它又是事关民族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发生在1937年。现在去问这帮小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当年的那些事。当时就等于是撕破脸了，不是打你一拳，给你一巴掌的那种欺负，而是把你踩地上往你脸上撒尿，就是受这么大的羞辱。
有些人的角度在于说别人不好好抗日，但是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的着眼点就在于怎么进入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能带给我们什么。我认为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一定是之后的一些战役不具备的事情。我们所有人，包括你刚才说到的谢晋元的人物设定，还有老百姓的各种回忆录，都没有人真正地知道那个仓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大家只看外围，所以我想知道。我觉得做电影的人有责任让观众知道，我必须带着他们重新走过那段历史，重新走过那四天，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相信里面是一大奇观。
为了身临其境，我让他们逼真地还原这件事情，花了大量的功夫，一比一复制、真砖实瓦地搭起来了一个四行仓库，现在成了一个大的工程了。这个时候，对我而言，对我们所有主创而言，它不是一电影，它已经远远超过一个电影了，它是社会的，它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事情。这也不怕说酸词儿，确实是这样子。我们老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必须得过去，我觉得真是有这个感觉。
谭飞：
我发现您的爱好真的是一以贯之的，您喜欢用这种狭窄空间来展现一种人的绝地的命运或者他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四行仓库，您是怎么样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又是怎么样尽可能地规避掉一些敏感的东西？因为你也知道，涉及这些的话，在咱们国家的语境下还是会有一些规定的，你怎么样在语境下做到一个极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
管虎：
招数、策略，毫无疑问肯定有很多，但是，如果现在我说出来以后就不是招数了。其实这方面是个工程学，我能告诉你的是我是有意的，就是在挑战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在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我要做有把握的事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没劲。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都属于挑战没把握的事情里面的其中一项，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但这些对我来说，对我现在这个年纪和心智成熟度而言，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是比较得体的。我感觉我就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生的，虽然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我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有一个责任在的。往大了说，是对国家电影发展的贡献；往小了说，是我自己的一个责任，不然我告慰不了自己。
谭飞：
就是说您还有您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在，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很多人一听说是这种题材的片子，一般人都会觉得您是在靠拢，或者说能不能在国家主流叙事中找到一个新的空间。
管虎：
你说的这个是电影以外的事情，就感觉所有东西都在算计，包括观众的感觉、电影票房、女孩爱不爱看、政府等。我就对很多人讲过，尤其是对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讲，不要去算计这些，这反而会让人很舒服。其实，电影就是这样，一旦聊起来就会觉得原来拍电影还挺累的。然而人，实际上，我觉得关于电影本体的这种辩论和讨论应该多一些，而电影以外的那些批判的声音就不归我们管了。就像小刚导演前两天说的，我觉得也是如此，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电影本体的讨论，而这恰恰是现在极为缺乏的。
刚才我说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我现在没有荣誉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诗人就很容易感染画家，成为精神引领领域的文化人；50年代的时候，随便一些大明星，诸如谢芳老师之类的，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引领。但是，现在做电影导演，让我总感觉自己跟打工的差不多，都是在干一个活，而不是在做一件事情。我要跟所有人说我们在拍摄的这个《八佰》是为了做件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干活。我要是真的简单干一个活儿，就不干拍电影这个活儿了。如今所有人都愿意跟着我做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感谢他们的，而他们也让我觉得，还是有一批人很重视电影本体的。
谭飞：
最近您正在慢慢披露一些《八佰》的演员，我听说有八大男星会加盟，这是真的吗？
管虎：
真的，确实有八大男星参演。也会有一些之前参演过电影《老炮儿》的演员参加。因为拍戏嘛，都拍了这么久了，肯定会有一些合作过的、自己特别熟悉、特别好的演员来参演，因为和他们也不用磨合，而人家也愿意来合作。这是任何一个导演拍戏都会有的情况。
谭飞：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宣传单，大家都在说您拍的这个电影里得找一些型态演员。我是第一次在中国看到“型态演员”这四个字，它具体是指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管虎：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制作电影的过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手工作坊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电影的一个生产流程。比如说，王宝强就是从北影门口等着拍戏的群众演员中脱颖而出的。但大家不知道，群众演员里面有一个人是群头，就是说，每个群头手里有好几百的群众演员，群头每天给人钱，这些群演就负责演。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流程了，很多群演都已经变成职业群演了，不管演什么，他们也不问，来到片场后穿上衣服或大概地喊两声就行了。中午有盒饭吃，然后到点儿群演们就走了，甚至还有些群演演一半溜了，或者是跑到一个地方睡觉的，等等，这些情况都有，也都是现在拍电影常有的事情。当然，主要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会导致整个电影质量的下降。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些影视剧里面的群演，会发现好几部里面都是这些人，有些人甚至连衣服什么的都穿不对，穿得不符合那部剧，状态一看就不认真，细看根本就不是那个时代里的人。就这样的状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业界就普遍认可了，就原谅和容忍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这种风气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是容忍不了的。夶风小说
大家可以看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太阳帝国》，这部电影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外滩拍摄的，里面的群演都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大家将这些群演放大、一个一个定格去看，会发现这些人都演得特别棒。还有李安导演拍的那部《色戒》，就是在上海那里拍摄的，但他却能控制得很好，把一个烂大街的地方拍得非常精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就是做不到呢？就是因为分工不够精细，不够明确，而这也就是我说的型态。《八佰》既然是一部带着观众回溯过去、重新走过1937年那个苦难史的电影，就需要回到那个年代。就像我为什么花那么多工夫去搭景，就是得让我自己以及观众相信，我们就处在那个环境中。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让那些成千上万的演员相信，他们就处在当时那个环境中呢？我可以告诉全国所有的观众有这么一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让车墩的群演们相信这一点。难道我能直接问别人愿不愿意？问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三天的时间，跟着我一块重新走过那段历史，跟着我一起上文化课、给他们看当年的影像？如果他们愿意，那就陪我玩三天。这些都表明，我们中国群演的投入精神和认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电影的认知、喜欢度和重视度都不一样，所以我才说中国电影需要变革。
谭飞：
我觉得导演您说的特别对，中国电影还是比较粗放，正处于一个工业化的进军过程中，总是去模仿别人的特效或其他东西，反而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更基础的东西。
管虎：
对，这个基础的、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人——处在每个环节中的人。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看作一个大机器的话，我们每个人就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而这颗螺丝只有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才能尽情尽兴地投入进去，工业化也才能形成。但是，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一些灯光师过几天当导演去了，一些作家过几天也当导演去了，就好像什么人都能当导演一样。当然，这一行是允许才华释放的，也不一定就需要累积很多的经验才可以，而我的意思是，大家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就像我去派拉蒙学习，刚进大门时就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她非常漂亮，负责带着我们几个，给我们做介绍。我就问这个女孩，说你那么漂亮，不想当演员吗？女孩就说了，她不想当演员，她说自己在派拉蒙负责带着所有人来参观，她很喜欢这个工作，也觉得这个工作值得骄傲。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喜欢、适合的位子上工作一辈子，这才叫工业，但这一点是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如果光有钱，用钱堆出来去拍一部电影，就不叫工业了，那就是大款砸钱。
谭飞：
是的，拍电影，人的状态一定要对，否则观众没有代入感。就像现在有些观众看年代戏就特别没有代入感，没有代入感观众当然就没兴趣看了。那《八佰》的成功，也可能跟您说的这点有关。
管虎：
对。好比《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电影，虽然评分很高，但是我认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主要讲的是中国台湾山地族人跟日本人打仗的事情，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说，一部电影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定要透过银幕跟今天的人说话，这是电影的文化属性。不然一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被人拿出来讨论，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留下来？如果只是拍过就算，大家看过就忘了，这就不是电影文化了，导演也不是文化引领人，而是文化搬运者了。所以，作为导演，他是有阐述权的，他是有义务透过银幕跟观众交流的。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1937年还是2017年，都应该做到。就像我在拍的这部《八佰》，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功夫下足了，如果我在电影中尽量做到能和当下的观众对话、交流，就是20多岁的小女孩也会喜欢看这部电影的。
谭飞：
您这次参加电影节也很多天了，那您也知道大家都在说最近的中国电影的虚火程度已经降得非常厉害了。那么，您怎么看国产电影的这种退潮？您觉得这个现象应该来一次彻底地呈现，然后再破再立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
管虎：
我们在这里说这些也只是在聊聊天，说再多也没什么用，改变不了什么。再说了，在我看来，这些现象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我们就等着它过去就行了。这种现象就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又有点像2000年初的韩国影坛，它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这个环节就是电影蓬勃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不必批评它，也不用愤世嫉俗，就等着水落石出，看它的结果了。其实现在已经看得很明确了，观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挑剔了，不是随意能糊弄的。很多观众都发现了，一部电影中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内容不行，就算找一千个明星来演，这电影也火不了。所以，这不就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整个发展过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谭飞：
我刚才也提到，现在有一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带流量的青春偶像派演员，他们几乎成了电影节最消声的一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说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有一堆业内人士站出来批评一番，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产业链条里的一种不平衡造成的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工业不健康，所以才会出现责任的落实和真实情况不匹配的现象？
管虎：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谁都没有责任，这是时代的责任。很多人都说小鲜肉们出这个问题、出那个问题了，我们先不管其中的真假，而是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有人说是大人宠的，有人说是身边人工作不到位，有人说是合作平台的问题，等等。虽然这些有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却成了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讨论。所以说，这是整体的文化氛围的原因。而且，现在成为明星很容易，只要有机缘就“啪”的一下成为一个明星，不像过去做明星，还需要一个读书、训练的过程。等这些年轻人成为明星后，什么都没训练过，就因为名气大，被人请去演戏，结果显而易见。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造星的商业链的过程，这是当下的时代造成的，我们只骂那些小鲜肉们是没有用的。
我刚才说，我们国家花了30年的时间改革、发展，已经赶上国外100年的发展速度了。我觉得将来的发展速度会缓慢下来的，到时候，大家的生活也可能会慢下来，可能会重新开始重视训练、读书等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工作等趋于正常。所以说，有些人光把小鲜肉拿出来骂是不对的，因为是这个时代造成了这个局面，你我都有责任。当然，我也相信，这个时代终究会过去的，不会一直持续这样。
谭飞：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只有电影这个领域才有类似的养成太迅猛的状况？而是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所有领域几乎都是如此？
管虎：
是的。我们可以去打听打听其他行业，会发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有抱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急功近利。每个人都在急功近利，所有人也都在说要缓下来、慢下来，但没有谁真正做得到。说到这个，我还是挺佩服一些人的，比如说小刚导演。最早的时候，他其实比谁都火，一年一部电影，现在，他反而由着自己的性子，不再关心电影以外的事情，而是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非常幸福的，我将来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所以，他拍《芳华》，才能使用新人演员，还要求他们素颜。他这么做，就是在尊重电影本体。
谭飞：
您是1968年出生的，马上就50岁了，我们中国人管这个年龄段叫知天命。我听到一个说法，说男导演的创作生命力跟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都有关系，这是真的吗？我看您现在就一直在健身，在做运动。
管虎：
拍电影这一行，到最后其实是体力的事情。尤其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八佰》，整个拍摄过程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人的体力要求极高。我从业这么多年，看到过很多，也经历过很多，也非常明白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要是承受不了的话，是特别容易妥协的。再说了，人要是太老的话，创造力会下降，身体状态也促使他的身体机能没有那么活跃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严格地说还算是一个做导演比较好的年纪，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身体。
（根据2017年6月24日谭飞采访管虎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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