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飞：
在原来的电影节，前两天基本都是于冬于总的头条新闻，不是在炮轰谁，都是说什么要“替BAT打工”了，但是，今年的电影节，于总却特别沉默，是不是因为公司正处于IPO的过程中，才必须要保持缄默？
于冬：
没有，我就是觉得电影行业现在比较浮躁，现阶段需要大家一起团结鼓劲。就比如说《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票房虽然很不错，但是媒体也不能借题发挥，去做一些引导式的营销，来借机批评中国电影。有些媒体一上来就说印度电影的票房很好，甩中国电影几条街，这样说是在唱衰中国电影，这样的营销方式我是不赞成的，也对这种方式表示深恶痛绝。我觉得中国电影这十年来的进步是大家和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因为票房增长的这个数字背后，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实际上也是影响力的代表，表示中国电影有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背景。从这些数字就能看出来，现在中国电影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宝莱坞。虽说中国电影没有阿米尔·汗这样的演员，可印度也没有许鞍华这样的导演，所以说，看问题不能太片面了，不能以点带面来否定中国电影在今天的进步。
谭飞：
您曾经在三年前的上海电影节上说过一句话，叫“我们今后都要为BAT打工”。这句话传播率非常高，甚至电影圈之外的人都知道。但是现在我感觉您的这个观点正在修正中，或者说您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反思？
于冬：
我最先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会上。我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是有一种担忧，或者说是有一种畏惧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无处不在，凡是互联网扫过的地方都是无人烟地区。互联网对影视界这种摧枯拉朽的行业渗透及影响，让我比较担心，所以才说出了那句话。
但是，随着这几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BAT这些互联网巨头并不是野蛮人，它们进入这个行业后并没有离场，而是开始在这个行业里生根，搭建了一些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售票系统和营销平台等，加强了影视的推广力度；它们还对内容产业进行了深度挖掘，像腾讯拿游戏IP做影视，完成了游戏到影视的跨界和转换；等等。这些都带动了整个的电影行业的发展，它们也俨然成为电影行业中的一员。应该说，中国电影这几年能够快速发展，跟互联网电影的营销方式、使用方式、传播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好的一面。博纳在这次资本回归的过程中，就主动拥抱互联网，和阿里、腾讯有了合作，它们也投资了博纳影业。
大家也要看到，像万达这样的大企业，在娱乐产业的布局迅速扩张，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影院硬件的投入以及买买买的模式等，使万达成为一个娱乐帝国。所以，BAT在现在应该叫WBAT了，而“W”就是万达。
谭飞：
那“B”是不是有点淡出的意思了？我看它在影视方面的发力也不是特别狠。
于冬：
WAT现在都成为了博纳的重要股东，而博纳也在今年完成了股改跟上市申报，从新僵局进入了辅导期。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尤其在股灾之后，更加严格了，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趋严监管的形态下，博纳还能够如期上市，那就说明博纳应该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一个好企业，是有持续发展的能力的。
谭飞：
我发现，于总在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逻辑和思维非常缜密。当然，这可能跟您的年龄有关，您其实属于少壮派的企业家。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讲话可能属于一言九鼎或盖棺论定的类型，而我发现您在慢慢地调校自己的思维维度，在看待很多东西时不是说一定要非敌即友，而是让它成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包括您刚才提到的BAT，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俞永福这次显得特别低调，甚至给人一种主席台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们，我在边上为你们服务的感觉。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的变化？因为您刚才说的野蛮人的概念特别对，一个野蛮人进入一个新领域后，必然很有冲击力，甚至很有侵略性。但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大家发现影视圈的水很深，就算有钱或者带着崭新的意识来，也不一定能在这个行业多牛。这种变化是不是特别明显？
于冬：穿书吧
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没有了那种赚一把快钱就迅速离场的想法。因为进入影视业这个行业的原因，有很多财务投资人就是本着捞钱的目的来的，都是在资本追捧的高点上离场，跌到下面的时候再抄底。这属于资本玩法。但是像WBAT这些公司，反而是处在一种产业投资的角度来做的，是把它当作一个产业来做的。
像万达的全球化布局、阿里影业在基础设施的建造、腾讯的内容转换和IP转换等，都是一种产业性的发展，能够持续性盈利。这些互联网公司跟业内的传统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而合作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大家管这种叫作泛娱乐。
它们这样做，反而将一些传统的电影公司逼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面对的是好莱坞电影的大举入侵和迅速碾压，另一方面面对的是可能要失守的原先市场，再就是互联网市场转化的一种低成本的买电影的模式。
众所周知，好莱坞有着全球最优秀的制造商，很多世界性的人才都集中在好莱坞，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等都在向好莱坞聚齐。好莱坞拍摄的影片，除了在美国本土市场占有95%以上的份额外，在全球市场内占的份额也都在70%以上，所以，好莱坞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全球化资源的集中地。
而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现如今正在蓬勃发展，类似于万达这样的房地产商投入了很多资本到这个行业中来，影院市场的放映系统被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级别，全球最先进的放映技术、放映设备、放映条件，诸如IMAX厅、巨幕厅、全景深、杜比音效等，都在中国影院呈现了。
我们去年的悠唐电影院，在放映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用到了120帧，这是世界领先的放映技术。这些技术在中国落地了，而且规模还很大。这么庞大的一个放映市场，好莱坞怎么会轻易放弃呢？所以，他们马上调整制片策略，寻找中国资本。再加上万达这种买买买的模式，又助力了好莱坞的内容在加速生产，而且是针对中国市场的加速生产。
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国产影片跟进口影片的比重已经拉开了比例。截止到上个礼拜，国产片的比重是40%，而进口影片的比重达到60%。随着6月《变形金刚5》的上映，这个比重可能又要拉开三四个点。等到《蜘蛛侠》再一上映，比重可能会拉到3∶7。这还仅仅是上半年的比分，如果在暑期档内，再没有一个国产片能够出来发力的话，要想守住电影节的半壁江山，压力是很大的。
我所描述的这些，是想说现在的传统电影公司，实际上面对的压力是巨幕电影带来的冲击。因为我们现在拍的有些电影根本连IMAX厅都上不去，只能进小厅播放。在大片的碾压下，小厅播放的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放映周期越来越短。在过去，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首周的票房能够占到各一半，现在好莱坞电影的首周票房基本上占了80%，而首周票房决定了电影的成败。这个时候，互联网里面那些做视频内容的公司也要根据票房来压价，所以就变成了传统电影公司两头受挤对的情况。
同时，网络电影又在抢夺观众。我们有庞大的电影工业，每年生产六七百部电影。而网络大电影在去年的生产量是1800部，今年的网络大电影数量已经超过3000部。同时，网剧的投入也加大了，导致演员的片酬疯长，电影片的价格就不得不做出调整。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导致制片在电影产业的投入空间越来越小，亏损的公司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再加上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和恶意营销，说什么中国电影出现拐点了、《摔跤吧！爸爸》的票房甩中国电影几条街、假脸假鼻子的中国电影没有希望了之类的唱衰言论，肯定会导致资本离场。资本的离场，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的投入再生产的机会越来越低。以上这些，就是我说现在的院线电影受到极大的挤压的原因。
谭飞：
对，我之前也听于总说过，说今后要想跟好莱坞拼一拼，必须要合纵连横。所以，您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动作，就是跟万达达成了一个战略结盟，结盟内容既有院线制作，也有商务合作。当然，也有不同的评价去看你们的这个结盟，有人认为这样的巨无霸合作会走向垄断，会让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小型企业没有了生存空间。对此，您是怎么看？还有很多人说，如果是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目前在中国还是丛林法则，大家想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对此，您怎么看？
于冬：
我觉得跟万达的合作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万达的院线资源。我们跟万达基本上都是同时期成长起来的电影企业，只不过我们博纳是从发行向两端扩张做的影院终端，然后发展到上游的制片，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而万达则是完全从电影院的终端向发行和制片上游拓展。最终我们都会回到制片这个上游的阶段，属于殊途同归。这就形成了合力。因为制片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尤其对大院线电影而言。
我刚才讲到了，院线的周期是非常短的，首周的票房决定了电影的生死，我们的衍生产品以及附带的后端的开发等，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同时，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有效地进行，所以，院线这个环节就变得至关重要。既然大家都在做制片，不如合纵联合，我拿五部电影，万达拿五部电影，还都是最大片，到时候，我们每年就有十部大片可以互相参投。如此一来，大家在开发阶段就有了很多不同的类型，可以你有你的强项，我有我的强项，到时候就能牢牢地占住院线市场这个阵地。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上映后，把档期一排，打的就是阵地战。好莱坞来了，其他电影公司来了，我们打的就是阵地战。
当然，我们这样做，还不至于构成垄断。因为我觉得国内的这点竞争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竞争，而且各大影视公司也各有各的优势。真正的竞争是我们与好莱坞的竞争。好莱坞拿着20%的市场份额，在过去才10%不到的份额，就能来攻打我们100%的市场，这说明美国片已经消化了全球市场的投资。所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我们在本土市场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我们抵御好莱坞的能力。在跟万达的合作中，我更期待的是我们在上游制片上的合作，至于下游影院，则需要大家合纵连横，谁有能力就多帮一把。
谭飞：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您跟万达合作后，导致万达的院线会重点放您的电影，这样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利益侵害？
于冬：
应该不会。在当今这个市场，以现在的银幕数量来看，一旦是好电影的话，只要有5%、6%、7%这样的一个排片量，就表明它每天有几千场电影的排片量。到时候，再加上还在增长的银幕数量，比如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们可以开足马力放28万场，而28万场中，10%的排片就是28000场，那么5%的排片量就是14000场。从这个规模来看，是不会湮没任何一部好电影的。而且，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如果是好片，那它的传播速度只能是好上加好，传得更快；而烂片的传播速度也会传得很快。所以，电影院是不会采用这种很极端的恶意排片的方式的。在市场竞争当中，影院的业绩压力是普遍存在的，每一家电影院都承载着现在市场的增速放缓、票房的收入减少的一个压力，既然如此的话，影院还会拿票房收入来跟观众的选择作对吗？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所倾斜，但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好电影的排片。
谭飞：
但是，于总，确实有这样的个案，比如说我们去年就看到，有一些著名的导演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人在媒体上叫喊，说院线就不给他排片，或者是明知道他的电影好，却排片少。这件事相信您也看到了，您觉得在这件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制度之外的东西？是不是有人为的原因而导致的一些不理性的结果？
于冬：
这个只能说，是属于企业跟企业之间的斗气。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我觉得这是短暂的一个过程。电影行业的整体发展，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尤其是制片跟发行、放映团结起来，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最终，在竞争激烈的前提下，未来可能会形成多线供片或者是多渠道排片、错落排片的场面，而不是今天只有这样的院线排片。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中国缺少艺术院线。不是影院不想做艺术院线，而是因为艺术院线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片源。我们现在所谓的艺术片，本身的数量相对是比较窄小的。像今天上映的《冈仁波齐》，排片量不到1%。那么，我们为什么养不起一个院线呢？就是因为欧洲有专门的艺术院线，生意做得还很好，为全球的艺术片提供了一个院线。但是，我们的引进片是有配额限制的，可能看不到全世界所有的个人电影。
因为艺术片本身属小众电影，需要的是高速的排片率，不像其他电影一样一天排五场，有可能是一周就放三场，但是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现在互联网售票这么发达，观众完全可以在网上通过各种推荐去购买这样的电影来看。影院要是长线放映艺术电影的话，就要有丰富的节目。因此，我也特别希望中国有我们自己的艺术院线，这是中国电影放映市场分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一个必定要走的阶段。
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放开艺术片的配额，就是不要把票房看成引进国外电影的唯一标准，只要有发行商愿意经营，又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查，就可以引进。当然，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起码上海电影节里面的那20部参赛片、北京电影节里的20部竞赛片，是可以拿来在艺术院线播放的。因为它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的展映单元，是可以放映的。
谭飞：
最近大家都在扑票，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的一堆人在问：唉，这个电影你有票吗？同时，如果有个人能在一个时间内看到什么《七武士》这样的电影，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原来没看到过的艺术电影，或者是中国自己的一些艺术电影，可能会形成一个规模效应。
于冬：
对。这样也培养了一代观众对电影的鉴赏力。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艺术电影，逐渐把年轻观众从娱乐消费转变成文化消费。在过去20年，进口片引进执行的是配额制和大片制。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关部门能够痛下决心，调整进口片的引进策略。可不可以说，就是不考虑配额了，直接引进3000张，从中国电影中也精选3000张出来，在多家影院放映。其实，像博纳、万达这样的电影院，空出一个厅来做艺术片的放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只放张扬的电影啊，不然明天放什么？所以就说，艺术片的片源不够，造成了艺术院线的放映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谭飞：
我觉得您刚才提出的建议很好，因为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但是，一个新的问题是，如果您刚才的建议成功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人来说自己没奶吃了。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文艺片导演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影响，原来好歹还能挤进影院的电影，因为国外的优秀文艺电影一进来，可能就挤不进去了。
于冬：
没有，他根本就挤不进去。大家可以去影院看看，有文艺电影的排片吗？
谭飞：
那零点零几这样的时间段可能有排片吗？
于冬：
不太可能。其实我说的是在商业院线当中，专门拿出一个艺术厅来定点放映艺术片，相当于做艺术片的专场。
于冬：
比如说，晚上6点定点放一些艺术片。这些艺术片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国外的，或者是已经过了映期的，或者是电影节的一些电影。我觉得每个电影院是愿意做这个生意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气氛，没有一个社会共识，导致没有观众进来看。如果只有两个观众买这一场票，电影院可以做这个生意；如果有十个观众要买其他的电影，电影院就不会放只有两个观众买票的电影了。这是很多电影院的一个基本选择。
谭飞：
那博纳影业能带这个头吗？
于冬：
博纳是很想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博纳的规模还不够大，我们有心无力。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院线公司，尤其是那些领头公司能够形成共识，初步先建3000个厅，这就有了3000张银幕，专门做一个艺术院线。不过，影院做这些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打开配额，能够让全世界的影展电影进到中国。到时候，恐怕任何一个电影院都会争先恐后地来报名，来加入这个艺术院线。
于冬：
影院也不怕没有观众。因为有很多人都想看戛纳今年获奖、提名的电影，也很想看伊朗电影，却苦于没有渠道，只能通过淘碟、看碟的方法来看。所以说，艺术片其实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的，不容小觑。
谭飞：
我看您最近发的朋友圈，说对不起《荡寇风云》这么好的一部电影，说发行不好。您能讲讲发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看您对这个电影的期望是很高的，您也一直在宣传说这个电影拍得很好。而且，这个电影的题材属于抗日、抗战片，为什么会发行不好呢？
于冬：
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看韩国电影《鸣梁海战》，就是一部纯粹的抗日战争电影，用了一种夸大的表现方式来表现一个民族的力量。这部电影集结了900万韩国观众，拿到当年的票房冠军。同样是抗日电影，《荡寇风云》为什么在中国市场的票房不好呢？有些观众说，这部电影明明讲的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事件，但里面的倭寇却花钱雇佣中国人，导致电影中的戚继光打了一帮汉奸，打了一帮中国人。其实，这只是电影里面的一个片面、一个阶段。历史上的戚继光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我们中国的沿海疆土，从丹东一直到浙江、福建沿海等地，形成的这一条漫长的海岸线，正是因为戚继光以及他的戚家军的存在，才能打赢了大小一百多场战役，不断打败倭寇，才使得倭寇在明末清初这个阶段不敢轻易窥视中国、招惹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电影还是比较难拍的，首先题材就不是很流行，其次是我们长时间看的一些抗日雷剧坑害了大家的胃口，让大家觉得没有新意，不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相反，那些真正看过电影的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再说了，陈嘉上导演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导演，在处理电影细节上非常考究，也很有自己的个性。他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又融入了许多新的电影元素，使得电影具有很强的可看性。可惜，档期才是电影的生命线，《荡寇风云》在档期遇到了五部好莱坞大片，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国产电影处在劣势上的原因之一。
我们国产片的票房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产片保护月的这一个月。把档期给国产片让出一个空间来，那么，我觉得戚继光这个电影，在正面对阵《加勒比海盗》的时候，虽然会输，但不会输得那么多，应该是你有2/3强，我也有近1/3，不至于差那么多。但是没想到《摔跤吧！爸爸》又出现了，来了一招乌龙摆尾，把档期抢回去了，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的。所以，从营销角度来讲，我们在档期安排上也有一些失误。
于冬：
《荡寇风云》本身是一个好片子，这个片名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最早叫《一代战神戚继光》。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博纳做这样的片子还是挺有压力的。
我经常说做电影要做到“三个满意”：一是领导们满意。要做领导满意的电影，很好做。领导给钱，我们再支持一点，做出来的电影领导也挺高兴的，乐见其成，到时候，我们拿到网络上、电影频道上卖卖。每年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展映月、重大节假日，很多国企会拍摄很多应景的、让领导满意的电影，这也是中国一个特色。
二是专家满意。就是电影要获得业内的认可，让同行觉得拿出来的影片不跌份儿，或者能够参加影展、获奖。这种电影一般投资也不大。就像贾樟柯、王小帅导演的电影，花不了什么大钱，也不难拍，只要审查能通过，我们就支持。
三是市场满意。其实让我们拍纯粹市场化的电影，我们也会拍，就像王晶导演，每年拍好多部这样的电影。但是，要把领导满意、同行满意和市场满意结合在一起拍电影的话，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中国电影要想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需要制片人、企业家来贡献一份责任和压力。为什么要叫企业家也来贡献力量呢？这是因为企业家是要有社会责任的，他们有使命感来做这件事。
比如《建军大业》这部电影，有重大题材、历史人物和史诗命题，是一部让领导绝对满意的主旋律电影。但是，在拍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观众接受，尤其是让今天的90后年轻观众接受，就比较难了。更难的是，拍完这部电影后，又要让导演能在同行面前抬起头来，还要让同行觉得刘伟强比以前拍得好，黄建新的监制也更好了，这才厉害。把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后，再去拍这样的电影，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参加上海电影节的微博之夜时，觉得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微博颁发了一个奖给我们。当时电影还没上映，我们就先得了一个奖，就是因为电影的首款预告片和长卷海报的转发量破了历史纪录。
谭飞：
因为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流量小鲜肉嘛，转发量自然高。
于冬：
流量小鲜肉们带动了转发量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影响力大。像那个长卷海报，有50多个明星在海报上，打响了电影的影响力，而那个长海报的转发量也破了纪录。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那天上台领奖的时候，特意叫周恩来的扮演者朱亚文、毛泽东的扮演者刘烨上台，后来我们发现现场还有很多我们的演员，比如，李易峰、张天爱、周冬雨等人，导演就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叫上台了。
于冬：
看到这一幕，我就很感慨，就让这些演员上台之后介绍了一下他们在戏里的角色。李易峰一上来，刚拿到话筒，下边就有一片粉丝在尖叫了。李易峰还没说他在戏里演的是谁，就听到下面的粉丝在高呼“何长工”了。我不认为这些年轻粉丝知道何长工是谁，但是他们会去看这个电影，一定会通过这个电影，在将来知道何长工是谁。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把它用在一部主旋律电影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甚至觉得，如果这个电影票房能够取得成功的话，我希望能够过10亿票房。因为这几个月的票房，过1亿都难，所以我们立下这个目标，希望在今年的暑期档，这部主旋律电影能够被拍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类型商业片，能够让年轻人接受，这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博纳这几年都在有意识去尝试的事情。
谭飞：
昨天文隽也讲到，说这个事也给了香港导演一个学习的机会。通过这样的电影，香港的导演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温习了一遍，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关于这一点，我也特别想知道，于总为什么总喜欢用香港导演来拍一些中国内地人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情内地人了解起来都很费神。是因为香港导演的执行力强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于冬：
对，因为香港导演在制作商业电影上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是，如果我用香港导演来拍主旋律电影，还按照过去的惯性模式去拍的话，他们是不会拍的，也不会接受这么拍。只有当他们用自己习惯的、自己理解的方式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才会接下这部电影来拍。那么，在拍摄的过程中，为了让他们的拍摄不跑偏，为了让他们能够用本土的故事和语境来完成这部电影，制片人、监制黄建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就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那时候我跟徐克导演沟通最多的事情，就是要求原汁原味地找一帮东北演员来参演。
在整部电影里头，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内地元素，包括我们的美术、服装等，用的也全部都是内地的工作人员。像易振洲等人，是长影的老美术，他们对东北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都有充分的认识，这些都是香港电影做不来的。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用去想这是香港导演，那是大陆导演，大家都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么多年，博纳做了很多电影，跟香港电影也合作过很多，所以，我对香港导演的熟悉程度，要好过很多制片人，我是知道这些导演的强项和优势所在的。
过去，我们都觉得国产片很粗糙，外边一打仗永远是那几段声音，来回播放。但像今天，电影院已经是全景声、立体声了，很多环绕的声音可以融在一起。在录音的时候，声音是混录的，却可以分层。这么一来，机枪声就是机枪声，打在钢盔上的声音和打在树上的声音、打在土里的声音也都是不一样的，都会在电影院里有所呈现。所以，在我看来，这次《建军大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谭飞：
那您若从一个制片人的角度，给《建军大业》提前打个分的话，你觉得能打多少分？
于冬：
我觉得《建军大业》这部电影对于刘伟强来讲，是百分之百最好的作品，是继《无间道》之后他拍出来的最好的电影。《无间道》这部电影是2001年拍摄的，时隔这么多年，刘伟强面对一个这么陌生的题材，还能够驾驭得这么好，是很了不起的。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神来之笔：周恩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武汉去找毛泽东，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刘烨扮演的青年毛泽东正在长江里游泳，看到周恩来过来后就上岸了。毛泽东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他就站在岸上跟周恩来挥手，而周恩来则是西装革履的。看到这个画面和镜头后，很多观众觉得好像以前看到过，因为这就是一九五几年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画面。这场戏不存在于剧本中，于是我就问刘伟强，你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是怎么拍的。刘伟强说自己翻阅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他觉得两个人见面总得有一个设计，于是就这么拍了。因此，我觉得对于一名香港导演来讲，能够拍摄完成难度这么高的一个电影，是很了不起的。
谭飞：
这些细节都经过了该有的审查，是吧？就是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于冬：
对，这个细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惊喜，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电影能这么好看，也没想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原来还可以这么拍。当时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就是因为共产党被逼到了绝境。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我们不武装斗争的话，整个共产党就会被全国范围内的清党行动威胁。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一批年轻的革命人，身怀革命理想，才有了这么一次起义。看完这部电影后，会让很多年轻人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建军历史，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也会对共产党的一些早期的革命将帅产生钦佩之情。这才是这部电影的目的——虽然不是一个教育片，但是让观众看完之后，能由衷地觉得那些二十几岁的革命将帅，能够为了家国、理想，融入一种奋斗的事业当中去。像今天，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在靠爹妈。当然，当下和过去的历史各有不同，今天的年轻人也有不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我觉得，毕业之后创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怀揣着其他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跟当年那种有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是在不同年代的一种呼应。
谭飞：
对，有人也描述过，说经常听到共产党是什么先锋队，但是对这个概念却感觉很抽象。但是，像你这么一说，把当年的革命将帅看作是偶像级的人物，回到他们原来的那种感觉，可能这种先锋队的概念就具象和立体了，可能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些革命将帅不论是人品还是素质，在当年就是领先他人的，所以共产党的成功是合理的。
于冬：
最可爱的就是刘伟强导演。当初我给他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就问我是不是搞错了，还问我为什么找他拍，他说他不懂得怎么拍这类型的电影。我说你怎么不会拍，这是你强项。等我讲完之后，他就说OK，他能拍。
谭飞：
最近这几个月，我看国产电影的票房很不理想，很多电影的票房连5000万都到不了，到了8000万就是一个天花板了。但是，我看到大佬们好像也没有人为此痛心疾首，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大佬们忙着跟国外的电影公司合作，想要去参与国外电影的投资。在这些大佬看来，反正都是挣钱，依托国产电影是挣钱，依托好莱坞也一样是挣钱，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再这样搞下去，中国电影就会跟中超一样，全用外援，到最后国产前锋反而进不了球，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于冬：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集合好莱坞的制作资源，去拍英语片或者拍中文片，这都是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上的必由之路。因为当投资资本在中国过剩的时候，一些投资商想要签一些导演，却发现这些导演都被人签掉了，就是很多大导演都被资本绑架了，而那些新导演的成长速度又比较慢，或者说可驾驭大片的创作团队比较少。而好莱坞是一个现成的团队，不光有美国导演，还有希腊导演、法国导演、墨西哥导演等，全球导演都在好莱坞。那么，我用这些大导演、好的制作团队，拍中国片也行，拍英语片也行。所以，放大到世界全球市场来讲的话，无非就是做出了一个选择。只不过现在是我们在跟投一些好莱坞大片。
像我听说的《变形金刚5》，国内有些公司都争先恐后地保底中国市场的发行，就是为了一个在中国市场的署名。就是这么一个署名，可能在中国就会变现，又能圈很多钱了。但是这种做法是目光短浅的。我们真正雇佣好莱坞的优秀制作团队，想要做到跟中国的故事嫁接，这才是未来要走的一条路。因为现在有很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中国故事，包括很多中国电影也是，在请好莱坞做特效，请好莱坞的演员来演，请好莱坞的导演来导，但是这些都是根据故事本身做出的两个选择：一是用国际人才拍中文片，二是用国际人才拍英语片，但这些英语片中有中国人物和中国故事。这个阶段，是中国电影必须要经历的阶段。这种做法，跟过去我拎着包到香港买电影一样，大家看现在香港电影不都进来了吗？同样的，将来我去买好莱坞的大片，万达也在买好莱坞的大片，等这些大片进来之后，我们慢慢就跟这些公司的制作人、制作导演形成了默契的合作关系。到时候，我有我的中国故事，可以请好莱坞这些导演来拍，甚至可以到中国来拍。这样的话，我的成本比他降低了很多。
这次博纳在戛纳宣布，要跟美国的导演艾默里奇合作拍《中途岛》。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擅长特效和技术的导演，选择跟他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故事本身跟中国有关系。因为《中途岛》的拍摄，就是把“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进行再现。过去美国拍《珍珠港》的时候，打了很多模型，花了很多钱，而今天的特效技术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完成的效果还要比原先的好。当时，杜立特驾驶飞机轰炸东京，从东京飞回去的时候油不够了，只能迫降在中国。这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故事，所以，这场戏要怎么把它拍出来，就跟中国以及中国市场有关系了。当艾默里奇导演给我详细讲了他关于这场戏的一些构思后，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中国的制片人开始慢慢地影响世界导演，影响他们会选择一些和中国有关的故事，或者是中国人能够参与进去的故事。因为现在的中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都发生故事。
谭飞：
那您觉得这样的合作对国产电影的有利之处在哪儿？因为这最终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还是得以自己为主体，对吧？不能说都是和人家一起的，你最终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主体。
于冬：
我觉得，中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形成中国的六大，这样的话，就能够吸引全球的人才来拍中国故事。这个时候，中国故事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用英语片，因为这样才能够进入英语发行的市场；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是中文片，因为中国电影在辐射周边的力度上越来越大了。现在的话，我们的传统市场，还有中国香港、台湾，包括北美、澳洲、新西兰、新马泰等地都可以同步上映我们的电影，因为华人在全球的影响力、居住的集中地，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辐射。到时候，我们会把中国电影的规模越做越大。
谭飞：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要只看这一个篮子，或者不只看这一块蛋糕，而是看整个世界的蛋糕？
于冬：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转变。我们现在是电影大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每年有700部的产量。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电影大国变成电影强国。现在说起世界电影的强国，头号强国就是美国，然后就是欧洲的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有印度等国家，而中国现在正处于电影大转强的过程中。所以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本土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现在我们每年能保住50%，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了。
第二个指标就是中国本土电影的出口能力。所谓出口能力就是辐射能力，就是指电影在海外的辐射能力。像美国电影是全球辐射，欧洲电影是英语市场的辐射能力强，而宝莱坞则辐射到非洲地带，包括印尼、东南亚等地都受到宝莱坞的影响。但是，宝莱坞最大的特点还是在本地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在印度，连美国片都干不过它。宝莱坞这一点就是很具特色的地方，而中国电影现在还需要十年的发展时间，才有可能做到。
谭飞：
实际上，今年相对去年、去年相对前年的票房增长是有所放缓的。既然您说到了十年的发展时间，那我想请于总预测一下，中国票房的这个增长率，在十年内还有没有可能像前几年一样，出现一种井喷式的增长？还是说它只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量？
于冬：
我觉得中国电影还会保持一个继续增长的势头，但是由于我们处于高位增长的阶段，这个增长的速度可能不会是两位数了。去年，中国电影是72亿美元的票房，而美国是113亿美元到117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票房，它在100亿美元这个阶段已经停留30年了。14年前，中国的电影票房是2亿美元，从这个数字突破到了72亿美元。这个时候，我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速放缓的情况。因为从2亿美元跨到5亿美元，是百分之百的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建电影院就可以了，而现在的银幕数量已经足够多了，那我们就需要提高电影内容质量，需要好的故事、好的电影来把守市场，同时还需要更多的世界级大片来丰富电影市场，这才能使得电影越来越蓬勃发展。
我现在还真的很期待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不断强化剧场式的观影体验、沉浸式的视听感受后，电影院的观影人次的回流会越来越多。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就要求电影制作的工艺不断加强，而不是简单地把故事讲完——这些事情一些互联网的公司都会干，小屏的内容也都可以做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能在大银幕上跟好莱坞电影竞争，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制片人的理想和责任。
谭飞：
那您觉得我们几年才能赶得上好莱坞的票房总量？可以先说一个数字吧。www.chuanyue1.com
于冬：
我觉得这十年是中国电影超越北美的最后机会，或者是唯一机会。因为中国跟美国在产品方向上存在差异。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最近在做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这个选题，我一直在想，好莱坞的崛起靠的是什么？其实它靠的是一代伟大的制片人，他们把电影从东海岸带到了西海岸，从而创建了这么一个大制片厂工业，使得“二战”后期之后的全球开始输入它的价值观。这么来说，这一代的制片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今天的好莱坞，除了迪斯尼还有老板之外，其他的都是CEO，这些老板都变成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金融家。这些CEO们不停地如走马灯一样换人，就是因为财报不好，他们亏钱了。
之所以亏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肯再冒险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们只能不停地拍续集，拍超级大片，却很难去挖掘、开发人文电影。要知道，美国电影的强大之处是向全世界输出它的价值观，而不仅仅表现科幻与英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的口碑影响力就逐渐衰弱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些电影不好看，但是没办法，它都是大制作，在特效上花的钱多，靠这种技术还是能够撑到世界市场上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制片人在做什么呢？中国刚刚崛起的这一代制片人，像我、王长田、王中磊等人，每天都在看剧本，开Party聊天的时候还在聊各种IP。这一代制片人都把握着每一个企业的产品方向，他们还没有完全被资本绑架，还有一份电影人因为对电影的这种热爱，还能去拍一些情怀电影、人文电影。因此，在资本不缺的情况下，在中国市场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就能够催生出一批好电影出来，像博纳拍的《智取威虎山》《桃姐》《明月几时有》等好电影。
当然，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们首先考量的不是让许鞍华拍一部商业片，不然的话，电影就变成是被资本寡头决定的，就是带着好莱坞现在执行的模式，这样的电影票房、投入产出就会垮掉。因为这一代的创业家还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梦想在拍人文电影、情怀电影，所以，这个十年可能会有很大一批的好电影出来，使中国电影能够快速增长。
综上可知，一方面是好莱坞的制片人被银行家控制，另一方面是中国电影的这一代创业家还在一线拼搏，这就形成了反差。如果这十年中国电影还不能够超越好莱坞的话，而我们这些人将来总要退出的，总要给二代企业家让位的，总要被银行家、金融家吃掉或套现的，到时候，大家要指望这些银行家、金融家去超越好莱坞的电影，那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才说我们要珍惜这十年中国电影的产业发展，这也是我们超越好莱坞的绝佳时机。
谭飞：
好，谢谢于总的这个产业判断。今天于总跟大家说了很多真知灼见，我也觉得于总对电影还是很热爱的。估计跟于总本身是学电影专业的有关，而且，于总是从基层开始摸爬滚打，变成一个电影界大佬的。
于冬：
在电影圈，很少能找出第二个人来，像我一样，每个档期、每个周末都没有离开过电影的。这些电影我都会去看，我知道什么样的电影在一线，知道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这么多年从卖拷贝盘、电子拷贝开始，接触电影，到现在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了，都在市场的第一线摸爬滚打。
谭飞：
对，也希望这个行业新来的人，多学学于总的作风，脚踏实地地为电影做一些事情。
（根据2017年6月23日谭飞采访于冬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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