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飞：
我看电影《芳华》，有一幕让我非常震撼，就是那个大黑幕盖到主席像上。我觉得在中国电影的语境和视角中，是很难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历史的。因此，我觉得小刚导演特别不一样。您是不是特别喜欢有趣的东西，不喜欢无趣的东西？
冯小刚：
主要是我在拍摄《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已经拍过了一场毛泽东的葬礼戏，而那场戏也是我在部队时的印象。再有就是，当我把所有那时候的资料拿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拍摄方式大家好像都用过了。所以，我拍了很多种方案。当时，围绕追悼会这个环节可能拍了有三四天，拍了很多种方法：有扯这个黑布的镜头，因为黑布在高速情况下，会变得有点像那种黑的海水似的，还会有一些反光；还有就是声音，我们撕过黑布的，都会听到一种撕扯的声音；还有就是用微距来拍那个布的碎末，拍它在撕扯的时候在空气中飞溅起来的样子；穿书吧
还有大家都在扎缝纫机的镜头，扎那个黑布，所有的针头在上面啪啪啪地翻飞；还有很多白的花，而这些女兵都坐在叠着的白花里头，用嘴咬那些白的花瓣，弄完之后一个一个往下落，都落在了脚边，哗哗哗地一层又一层。就是说，我们拍了大量很有意思、很多意向的镜头，但是到最后我们却做了一个减法。
因为部队的大门反复地在电影里出现，从第一次刘峰领着何小萍走进大门，到葬礼，到邓丽君的歌进了军营后，晚上的大门红灯笼映着主席像，一直到最后人去楼空了，刘峰再重新回到这儿，我们都在反复用大门这个镜头，那我就觉得，还不如在大门里做文章。因为那时候有葬礼的话，像毛主席的葬礼，影壁上画的那些色彩鲜艳的宣传画肯定是会被遮去的，会把门口的影壁做成一个“奠”字。这么一来，我就突然觉得，如果上边站了十几个人，把一个很大的黑布一起往下抛，到后期的时候再用电脑把那些人给抹掉，那么，到时候黑布被抛起来，黑布在空气中的翻转、声音，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感觉。
谭飞：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代。
冯小刚：
然后我们用重复剪接的方法，每一次都让它重新下来，以此来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
谭飞：
我感觉符号感特别重啊。再说到《芳华》，因为我听说导演这几年是最想拍《芳华》的，像电影《1942》《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老师的文本，更多是他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如果我们以十年为界的话，是不是对您来说，您最想拍的电影就是《芳华》？
冯小刚：
《芳华》在我心里头酝酿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虽然挺模糊的，不是那么具体，但是好像又有好多的画面在脑子里闪现，所以，我一直想把它拍下来。
其实，我拍《芳华》这个片子是没有任何企图心的，和拍《1942》《我不是潘金莲》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两部作品在文学上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而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是想满足自己对那段生活的一个眷恋，可能这其中我还把美感放大了一些。有的人是刚一做导演，第一部作品就会拍自己的一段个人经历，而我等于是拍了二十部电影，才开始拍这么一部电影。
现在距离《芳华》这部电影中的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那么，这就有一个好处，你不会特别陷在那些细节中。比如说，你刚刚经历了一件事，事隔三四年后，你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抽身了，当时的很多东西都忘记了，但是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都留在了记忆里，这样反而更容易抓住重点。
谭飞：
所以您觉得现在这个节点拍《芳华》是最合适的一个时候？
冯小刚：
对，是成熟了。当然，这时候也刚好和严歌苓碰上。其实我在文工团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更有趣，但是把它拿出来拍成电影，可能在审查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还有一个，我其实是想拍那些女兵的。我觉得一个女性的作者来讲这个故事，可能和我们男性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大概就和两个女性作家合作过，一个是《唐山大地震》的苏小卫，另一个就是严歌苓。正好，严歌苓也在文工团待过，她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所以这一点比较难得。
谭飞：
其实您对严歌苓的原著也改得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改动有两个，一个就是刘峰。好像在严歌苓的著作中，刘峰是把手伸进那个林丁丁的衣服里的？
冯小刚：
对，严歌苓把这叫《你触摸了我》。我后来就说你是不是改个名，后来就改成《芳华》了。
谭飞：
对，您改到最后就圣洁了好多，刘峰也没把手伸进去，只是内心有这么一个想法。
冯小刚：
其实刘峰就是想抱一下她。如果他再把手伸进去，再把林丁丁胸罩后面的扣子给解开，再一通胡撸的话，在这部电影里的话，这么做对刘峰这个人物是有伤害的。因为这部电影跟《1942》和《我不是潘金莲》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导演在一部电影里给观众开了很多扇门，但是，喜欢导演开很多门的观众一定是小众的，大众还是更喜欢导演就开一个门，也别让他们一直琢磨这个电影。不然到时候，这三个门都打开了，观众进哪个门好呢？
谭飞：
就是信息量太大了。
冯小刚：
比如《1942》，这部电影的情感应该落在谁身上呢？刘震云恰恰是不希望他的任何一个角色能够打动观众的，他是用每一个角色来共同完成对民族性的一个认识。《我不是潘金莲》也是比较理性的电影，而《芳华》这部电影则是非常感性的，也更符合我自己的这种性格。当然，我也觉得这个电影更便于被观众接受，就是说，观众一看这个电影，就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观众的立场一定是站在刘峰、何小萍那边的，不会站在别人那了。
谭飞：
您的好恶和爱憎在电影里面是很分明的。当然，还有一处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刘峰的结局。在原著里面，是写到了刘峰之死的，他最后死得很惨，而何小萍陪着他走过了最后一段岁月。但是，在电影中，这部片子的落幅在火车站两人感情升华的时候结束了。当然，这可能有篇幅的原因，此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冯小刚：
其实在我拍摄的剧本中，也有你说的这个结尾，也会有刘峰追悼会这一段，只是后来我觉得，我不太想让现在的人看到他们老去的样子。这些话我在电影的旁白里就直说了。像现在参加同学聚会我都能体会这种心情。比如说，我要跟我的同学聚会，那些同学们在过去的时候一个个都如花似玉的，到现在就是白发苍苍了，那还不如不见。所以在电影最后也是，就把他们的美用银幕定格了。
当然也有篇幅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演员。如果最后要加上这么一两场戏的话，就需要换一拨演员来演这拨人，而观众就需要重新认识他们，重新对照这些人都是谁。这就挺麻烦的。不是说这电影是一半一半的，比如说一半20多岁，一半60岁，那观众还有时间去重新建立这个认识。如果不换演员的话，直接给现在这拨演员化装成60岁的样子，那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谭飞：
说到演员，我看了一下纪录片，印象最深的是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您有责任和义务培养一帮人，不能让中国银幕上晃来晃去都是这些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好的，而且从这次的电影成片来看，我觉得您对那些新人演员的使用，包括黄轩也是，还是很理想的。
冯小刚：
我觉得也是有两层原因：一层是让观众觉得他们真的是故事里的这些人，不是要花十分钟去摆脱他们作为明星的那些符号，而这就是新人演员的好处；二是因为拍这部电影，我需要大家有一种集体的意识和一种集体热情。因此，大家要很早就在一起排练，在一起融合，等到开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像是文工团的人了。所以，我们从最早的集中到最后开拍，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这些人每天在一起排戏、排练舞蹈、一起吃饭，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了。如果是找明星来演的话，谁会给你四个月的时间融合？能给你一个礼拜都挺难的，因为他们都太忙了。
我们这种做法今后可能也有更多人采用。比如说，管虎的电影《八佰》，也是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也集中演员一起培训了好几个月。
谭飞：
而且他用了大量的型态演员。
冯小刚：
李安当时用章子怡拍电影也是先训练。当时都没直接说要用章子怡，而是让章子怡先去训练，等练完了再看看效果怎么样。这是这批导演在拍电影时用的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一些导演的拍戏风格也变了。有另外一批导演，就是把演员直接抓过来拍。如果后天开拍，那演员明天再来都行。这样做的话，有一件事情就变得十分必要了，那就是演员怎么也得在开拍的十天以前的某一个下午，或者给几个小时的时间，空出时间去试个造型，好让剧组有时间去做衣服。
谭飞：
感觉这种方式特别不敬畏电影，把这完全当成一个活，当成一个挣钱的事情。我觉得这次《芳华》确实很不一样。
冯小刚：
如果剧组是这样的话，那么演员也不会太认真的。反过来说，剧组的工作人员也会觉得这部戏就那么回事。就不像我们这种剧组，比如我们拍《1942》的时候，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拍《芳华》的时候，说要开拍的时候，整个剧组都非常兴奋、非常亢奋，因为他们都知道导演这次要怎么玩、怎么弄，就都在这个上面铆劲儿。于是，整个剧组一听到开拍了，就马上说各部门再检查一遍，做好准备。
谭飞：
这就跟打仗一样，是实战而不是演习了。但是现在好多电影都像是在演习，都知道是假弹。
冯小刚：
像我们这次，还花钱去做了一些镜头的实验，又试拍了三天。后来，这些试拍的镜头还用上了一些。
谭飞：
我看您对演员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林丁丁，你就说她不要假笑；对于钟楚曦演的那个角色，你就要求她的跳水姿态得优美。从这也看得出来，导演对《芳华》演员的整体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包括对黄轩也是。我觉得黄轩这个演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虽然也是俗称的小鲜肉，但是他的演技是比较被公众认可的。
冯小刚：
黄轩这人耿直、义气，但是又特别知分寸，特别经得住接触。再一个，就和你看到他脸上的那种笑容一样，他是很真诚的一个人，是内心很善良的一个人。当然，别的人也都很善良，就是说他更突出这一点。都说相由心生，你看黄轩的眼神，里头传达出来的气质，就说明确实是非常诚恳、友善的一个人。
谭飞：
实际上也有一种说法，就说黄轩并没有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人来展示，而他甚至在电影中有一点绿叶的感觉。这其实对一个所谓的正当红的演员来说是有些障碍的，但我看他也完成得很好。
冯小刚：
黄轩就说一切以剧情为主，他没提过任何问题，只是在表演上，有时候会跟我商量一下。其实对他的表演，我都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把握得挺好，一直很安静地在动脑子琢磨该怎么演。
因为《芳华》剧组里的演员都是新人，规定谁也不许带助理，但是，我们觉得黄轩毕竟是明星，就准他破例，结果他也只带了一个人。到剧组后，他一看这些女孩都没有助理，于是，他也让他的助理远远待着，打饭自己打去，也不用助理管他。闲了就自己搬一个马扎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所以说，这个人心里头是非常有数的。
谭飞：
那我们再说说六分钟一镜到底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个场面，这可能也是观众看到后会感觉很震撼的一场戏。导演能不能讲讲当时的设计是怎样的？因为整个场面确实很震撼，而中国电影中很少有如此逼真的。同时，我们也看不到敌人，这一点可能跟《敦刻尔克》有些类似，就是表达了我军士兵的英勇，他们到最后甚至被震成了碎片，但电影将这种真实感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出来。
冯小刚：
我在拍之前，让剧组的美术找来了参加过越战的一位老兵。这位老兵是成都人，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军级的干部。当时，他父亲就跟他说，你要想在部队站住脚，就必须要去打这一仗，于是就把他托付给他们那个连长了。这位老兵的妈妈还送给连长一块手表，意思让他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儿子。结果，打仗的时候，他要冲锋，他的连长就踹了他屁股一脚，给他踹一边去了。这让他觉得特别丢人，连里的那些农村战士也都瞧不起他这个干部子弟。
有一次，他们在树下边放哨，当时需要有人去树上边观察一下敌人的火力点在哪儿。当连长说需要有人爬树顶的时候，他就往上爬，结果又让连长给薅下来了。因为爬树顶是最危险的一个活，有可能被敌人给打下来。这个老兵当时就跟连长急了，说我无论如何都得上去，说我他妈是一男人，不能老这么被你保护着。就这么的，他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因为他在树上，人家马上就发现他了，所以往这边射击，而他也就知道了敌人的位置在哪儿。等到他报告完了信息后，他觉得自己是屁滚尿流地从那个树上顺着树干摔下来的。
这个老兵说，他自己见到第一个牺牲的人，就是他去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连队要过一个桥，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所有人都趴地上了。但当时没人牺牲，紧接着，他们就发现，跟着他们一起走的一个16岁的小战士，他的手榴弹的弹柄被打穿了。就是说，这个小战士的本人没中弹，但是那个子弹把手榴弹的弹柄给打穿了。眼看手榴弹要爆炸了，但弹柄却拴在腰上取不下来，就这么的，在他们眼前，这人直接就被炸碎了，身上的水壶都挂到树杈上去了。
这给老兵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完这个后，我就把它放到了电影中的第一场战争中。然后我在想，应该怎么拍这个战争呢？我觉得要跟着刘峰走。我也像拍《集结号》时那样，用碎剪的方式来拍。像《集结号》的第一仗可能是六七分钟，但是我可能有300个镜头在里面，而这部电影不是，这是一个镜头，所以也确实很有难度。
正好那时候在放《血战钢锯岭》，我看它基本上也是在用过去比较惯用的一个手法在拍，所以我就觉得，能不能用一个过去大家没有用过的方式拍这个镜头。我就跟摄影师罗攀商量，说既然我们整个影片都是长镜头，如果在战争这里却换了一个镜头语言的系统，那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了，还是应该继续保持一个长镜头。可是，对特效团队来说，这个事儿的挑战太大。因为要显得战争的镜头比较猛烈、残酷、真实的话，就需要在摄影机和被摄的人物之间安放炸点。www.chuanyue1.com
谭飞：
这其实是挺危险的。
冯小刚：
但是摄影机由于要一直跟着刘峰走，那么，就不可能在摄影机和他之间放炸点。可是，我们又要表现出战争的残酷来，也没有时间去装炸飞的假人或者那种肢体的。包括特效化妆团队也觉得很困难，因为刘峰负伤、中弹的效果都难以完成，而那一切都是靠剪接，而现在不让剪接，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尽管很困难，也花了很多钱，但我们还是完成了。起码我们在这一块儿上是有一个突破的，而其他的战争电影都没有这样做过的。
谭飞：
其实说到导演的“敢”，可以从《集结号》开始。《集结号》打破了原来八一厂那种在国家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军事题材的方式，突破了当年的一些禁区，到现在这个《芳华》，我感觉也突破了一些东西。在导演身上，我看到一种很强烈的冲撞感，就是您总想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不想大家再用原来的方式来箍住自己，而是想突破它。
冯小刚：
就是当一些特别简单的道理说不通了，感觉是非混淆了，你就会特别气愤，就会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这个电影总体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拍得很过瘾。
谭飞：
是不是这么多年来最过瘾的一部电影？我注意到所有宣传期间的照片，你都是特别兴奋的。
冯小刚：
不一样吧。每个阶段，拍每部电影，每个兴奋点都不一样。就目前这个阶段，拍这么一部电影，我是非常兴奋和快乐的，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年代似的。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特别幸运。我说的这种“幸运”，跟我女儿这一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社会就是这样，衣食无忧，社会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但像我们小的时候，确实经历过这种生活。像我们出生没几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真是吃不饱。到了过年过节，家里才会买点糖招待客人。买的糖我们那叫杂拌糖。什么叫杂拌糖呢？就是有水果糖，也有牛奶糖。因为光买牛奶糖太贵了，所以买点杂拌糖招待客人。买的时候，商店里卖糖的，就是铲一铲子这个糖，铲一铲子那个糖，一起搁一个纸袋里。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着把里头的小仁酥、虾酥，或者说牛奶糖挑着吃了。你想想，到时候吃到那么一块糖，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结果，被家长发现了，还要一通数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都算什么呀！
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来客人了，都是怎么招待呢？就是炸点儿馒头片，或者买点儿肥肉，炼点大油，用一点油，反复地用微火在那炸几片馒头片儿，然后撒点儿白糖，搁点儿芝麻酱给客人吃，这算当点心了。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蛋糕。我们那个时候要过生日，从来没有吃过蛋糕。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一个生日蛋糕要放在过去，那渣都不可能剩下。现在我们吃一个蛋糕，大家都是意思一下，端给你了，你觉得这是冯小刚生日，我怎么也得吃两口，实际上是吃不下去的，最后大部分都扔了。
那时候的物质就是那么匮乏，生活就是那么艰苦，政治局面又是那样的，买个回力球鞋都买不起。想买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但一个人的工资就30多块钱，除去生活费，得攒多少个月才能买一辆自行车啊！一直到我们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了，大伙开始下海了，可以不在单位待着了。接着，就出现了摩托车，到现在一家有好几辆汽车。再说房子，那时候我跟我妈、我姐，我们仨人住在一个屋里面，还跟人合居，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在那个厕所里，每家都在水池子上面装水龙头，各锁上各家的，到时候水表转的都不一样。现在大家的住房就好多了，当然也还有一些住房紧张，但是很多人是得到极大的改善的。可以说，我们对这个日子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变，以及那种变迁和巨大的变革，我们都经历了。按现在来说，我们一开始过的那日子，基本上就跟现代化科技没有任何的关系。
谭飞：
所谓的前网络时代。
冯小刚：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来之不易，我们都知道感恩。有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做一个对比的话，他心里往往还是感谢这个时代的——正赶上一个好时候，要不然过去那日子对人来说，让人感觉活得太不像一人了。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没有这种对比的，他们就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谭飞：
对，而且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更觉得理所当然。
冯小刚：
现在的烟上面不是都有过滤嘴吗？我们那时候抽的烟，哪有过滤嘴啊！
谭飞：
我觉得导演的心里是想做一种抽离感的，在现在精神和物质已经特别丰裕的时代，让你们看看当年的贫瘠感，但是，这种贫瘠并不代表都是丑和恶，它也有很多美的东西，而那些美在现在也很难寻找了。包括你一再说到的，比如说，他们在篮球场打着球，这几个文工团员洗完澡留下的是肥皂味儿，当时还不叫香皂味。
冯小刚：
昨天，《Variety》（美国综艺杂志）有一篇影评在多伦多出来了，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那影评上说道，在“文革”那种血雨腥风的时候，文工团排练场的这道墙，好像把他们和外界隔绝了，是挡住了外边那种压力，里头在绽放着一种青春。
谭飞：
包括军营里的那种桂花香，混上肥皂味儿，加上湿漉漉的头发，这种意象都是很美的。
冯小刚：
就有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比如说《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比如说《芙蓉镇》，比如说《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它都有涉及“文革”，而导演也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社会公众的看法，就是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对人性带来了一种扭曲。像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也是拍“文革”，但他是以一个个人的视角，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来拍的。就是说，在姜文导演的电影中，作为一帮少年，那时候可以不上课，可以随便出去玩，家长也管不了，老师也管不了了，还不用做作业，那是非常自由奔放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对于少年来说是天性的极大解放，他们回忆起来就觉得那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的父母都在承受着高压，可是作为一个孩子，他就觉着是高兴的。姜文就是从孩子的视角拍的“文革”背景的电影。
我们的《芳华》也是在拍文工团的故事，它也是在“文革”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但是又处在文工团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快乐，甚至还有点优越感。
谭飞：
其实也是很美好的。而且说实话，这种美好在那个年代代表着一种特权，是其他人不可能有的，只有你穿上那身军装才行。
冯小刚：
本身在那个时候，穿上那身军装是所有家长的愿望，家长就是送礼、请客，想尽办法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当上兵。如果再被文工团选上，那就成为军中骄子了。
谭飞：
那种感觉跟现在的状元比也是不差的。
冯小刚：
对，他们是非常有优越感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到了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到了今天，就有一种难掩的失落，因为社会时代变了、价值观变了，他们的这种光环没了。
谭飞：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当年那种感觉，拉近到现在的年轻观众面前呢？毕竟以小刚导演在中国影视圈的这种地位，去拍这么一个特别抽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关注的。因为这部电影跟《我不是潘金莲》还不一样，因为《我不是潘金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IP，但是《芳华》它有抽离感，讲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那么，现在的观众怎么去寻找读解的密码？
冯小刚：
我觉得是一代导演服务一代观众。我们这代导演，应该拍我们最有感触的，服务的是我们这一代的观众。像大鹏、宁浩他们这一代导演，他们拍的电影是服务他们这一代的观众。这都是严丝合缝的事情。而且，我认为科技的进步可以是日新月异，而人性的进步实际上是100年可能都长不了一厘米。从人性的这种角度去看，从情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它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不过，那年代的气质不一样，所以，首先我觉得，我要让我们这一代人看完了，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能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内心共鸣。当然，我知道有些年轻人会喜欢看这个，他们会对比我父母这一代人的芳华和我们这一代的芳华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有嘻哈》里喜欢GAI的原因。一个人不当期望全体人都喜欢你，一部电影也不可能让全体观众都喜欢，它必然是赢得一部分人的强烈好感，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无感的，甚至一部分人还觉得厌恶。但是，这都比不疼不痒要强，比让全体观众都觉着无感要好。
（根据2017年9月15日谭飞采访冯小刚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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