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樟柯：我只有一样事情是需要控制的，就是电影

　　谭飞：

　　听说贾樟柯导演来了，我们好多文艺男女青年都来了。确实，贾导在文艺青年中是特别有分量的。不过，你在两年多前离开了北京，表面上是躲雾霾，是不是还在躲其他的东西？

　　贾樟柯：

　　主要是陪陪我妈妈。另外一方面，搬到老家之后的生活特别规律，早上八九点钟起床，上午用来处理公司的事。而在北京的话，事情确实特别多，应酬也特别多。

　　谭飞：

　　公司也搬回老家了？

　　贾樟柯：

　　没有，公司还在北京和上海，但是可以用网络工作，有时候开个电话会议，然后处理一些信件。等到了中午，吃完饭睡个午觉，两点半左右开始，一直到天黑，都是我的写作时间和阅读时间。晚上是见朋友的时间。周而复始，就是这样。

　　谭飞：

　　那关于躲雾霾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据我所知，山西的雾霾好像更严重。

　　贾樟柯：

　　没有，这是误解！山西的空气现在好很多，主要是几年前，采煤基本停了，焦化厂也都取消了，所以空气变得比北京好很多。而且我们住在村子里面，绿化也很好。

　　谭飞：

　　10月在平遥搞的国际电影展，也是在汾阳一直工作的一个结果。你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国际电影展？

　　贾樟柯：

　　做平遥国际电影展是因为我一直想在老家做一个国际电影展。当时我们进行了选址，原来想在汾阳做，因为汾阳有我们正在建的一个艺术中心和一个影院，后来，平遥相关部门知道我们想做国际电影展，就邀请我们去平遥看看。到了平遥之后，我们发现平遥有几个条件特别好：一是交通。因为平遥地处北京和西安的中间，有高铁经过，从北京到平遥、西安到平遥都只需坐三小时的高铁，而且平遥离太原机场也就一小时的车程，交通非常便利。二是平遥的基础设施特别好。在住宿方面，有大量的民宿和青年旅馆，这样有一些年轻人来的话，可以过很低成本的生活。像我们那个村子，也有一个四星酒店，是一个4A级旅游区。

　　谭飞：

　　那挺厉害的。

　　贾樟柯：

　　对，它那边的民宿特别多。三是平遥能给我们一个使用的场地。这个场地在古城里面，是原来的一家柴油机厂，有很多车间，而那些车间可以改造成电影宫。我们初期是建6个厅，再建1个1500座的露天影厅。我觉得那个电影宫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集中办一个活动，包括活动、住宿、论坛、放映、票务、基础服务等，都在一个园区里面，就使电影节的氛围会比较集中浓烈。

　　谭飞：

　　首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有更多的取向和风格，你们是倾向于哪一种？

　　贾樟柯：

　　我们在策展阶段定下来，首先是以非西方电影为主。当然，欧美电影也有邀请，但是大量的还是非西方电影。

　　谭飞：

　　是亚洲电影吗？

　　贾樟柯：

　　有亚洲、非洲、南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创意是特别强的。比如说，匈牙利、捷克，还有中亚的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区域每年都有很多有创意的杰出电影，但是因为市场上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少，所以观众不太了解。于是我们就希望能重点做这一块儿。

　　另外一个是年轻导演的作品。主要是这两个定位。还有一个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大型的回顾展，做一下学术梳理。今年是做梅尔维尔的电影回顾，他一生拍了13部影片，我们会放映他的10部影片，几乎囊括了他的全部作品。

　　谭飞：

　　有人说贾导是玩地缘的高手，什么叫“玩地缘的高手”呢？就是说你特别会在所谓的非中心化的地缘感上，找到你的一个兴趣点。

　　贾樟柯：

　　还有这种总结？

　　谭飞：

　　比如说，你可以在距离首都那么多公里外，找到你的一个兴趣点，像汾阳一直就是你自己的艺术地缘的中心。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拍的是所谓的非主流的电影，不像全世界都流行的商业电影，你在其他侧面找到了你拍摄的点。包括你拍的《时间去哪儿了》也是，是金砖五国合拍的电影。这都不是现在所谓世界主流的电影，但你在里面却能找到你的兴趣点。我先来问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穿】 【书】 【吧】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想问《在清朝》这部电影的事。因为这事你宣布了好几次，却一直都没拍，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还在纠结？还是说好多东西还不具备？或者说因为演员不到位？按现在你的号召力来说，我知道资金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拍？它会在什么时候拍？

　　贾樟柯：

　　到今年为止，《在清朝》已经筹划六年了。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剧本，主创也都组合好了，像监制杜琪峰、动作指导程小东等，我们都组合好了。当时，我们都看了景，就开始美术设计、服装设计，包括兵器都开始打了，就准备制作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给我从海外收集了一些关于晚清的资料。虽然我手头有一些资料，但是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就让我的同事从国外给我找。

　　我们都知道，晚清有个特点，就是已经有很多影像和图片资料了，当时的很多传教士和外国人拍了很多照片。等那些照片拿到手之后，就完全颠覆了我对晚清的想象和认识。其实我们都没有在晚清生活过，都是从文字来理解晚清的生活的。当时的文字资料收集了很多，但是，当我拿到非常直观的这些照片之后，我觉得从视觉上来说，就纠正了我的一个误区。过去我们想象的清朝，差不多就是张彻的电影跟李翰祥电影里面的清朝。比如说，辫子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去分析这些照片的话，我肯定也以为每个人都有一条大辫子，但是，当你看到晚期的那些照片后，会发现里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他们的辫子是很草率的，就是髻着头发，让头发直接垂下来，就算是一个辫子了。

　　谭飞：

　　其实没那么严格。

　　贾樟柯：

　　对，没那么严格，而且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辫子也不是都很粗壮。

　　谭飞：

　　如果是一些脱发的人呢？

　　贾樟柯：

　　也有一些人脱发很严重，他的辫子也很稀疏。我看到一组照片，全是那种小鬏鬏在后面，这也算辫子吗？可是，就那个时代而言，那当然是辫子了。看到这些后，我一下子就觉得必须停一下，不能再这么拍下去。虽然我觉得剧本写得非常好，人见人爱，但是，从晚清真实的社会面貌来说，我觉得电影应该停下来，我应该慢慢做功课，然后再接着拍。

　　这一停就是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一条辫子，发展到对时空的想象，开始想距离感究竟是什么？我看到一个传教士，从太原坐马车去汾阳，就是去我的老家，他就记录了这段旅途。在我的印象中，最慢的应该是我小时候了，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需要三小时。但是，你看那个传教士的描述，他就跟闯江湖一样，去的是一段很漫长的路途。所以，对于古人来说，简单的一两百公里，带来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一路上的见闻，他可以写很厚的一本书。那么，这种时空感要怎么在一个武侠片里面表现出来，我应该怎么重新塑造古代的时空，等等。所以，这么年，我完全在做这些功课。

　　因为我的故事是从1900年开始的，里面有我的老家汾阳，也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兴盛的地方。《在清朝》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传教士，然后我就写他非常有宗教精神，在那个乱局里面也很矛盾纠结。当然，这个传教士，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后来，我突然有一天看到了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他出自一个传教士家庭，里面有一段话对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的青年时代是非常想离开中国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痛苦。他觉得，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科技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当时所有的新东西都在产生中，他觉得那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时代。美国已经满街都是汽车和电灯了，中国这边还点油灯，那他就觉得，为什么自己偏偏要在一个点油灯的地方待着。

　　谭飞：

　　有点中世纪的落后感。

　　贾樟柯：

　　我突然觉得，我写的这个人物虽然是个传教士，但我忘了他其实也是个年轻人，而年轻人对新鲜东西是有向往的。就像司徒雷登一样，他一直想回美国，他不想在中国待着。尽管他身上也有传教士的那种宗教精神，但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或者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是非常爱中国的。所以，我觉得就慢慢来吧。

　　我觉得《在清朝》这个电影的拍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觉得拍电影其实就两种，一种就是它需要闪电般的灵感，如果你捕捉到了就能去拍。像我拍了很多这样的电影，包括《小武》《三峡好人》《天注定》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种电影是需要慢慢炖的，像我早期的《站台》就是如此。《站台》的剧本我大二就写出来了，可是也是事隔五年之后，到了2000年才开始拍。

　　谭飞：

　　其实你心里一直觉得，那个时空和那个年代的人的距离，你还没完全捕捉清楚？

　　贾樟柯：

　　我捕捉到了，但是要把它落实到一个叙事空间里面，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要酝酿捕捉这个过程。但我闪电般的灵感还会有，所以中间就拍了《山河故人》和《天注定》。

　　谭飞：

　　11年前，在北大百年讲堂做《三峡好人》的首映，你在台上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你给我的感觉是不会拍商业电影的。而且，你当时正处在《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档期之争中，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电影院是需要“黄金”还是需要“好人”？那你现在回头看11年前发生的事，你觉得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像你现在要拍商业电影了，但那个时候你给我的感觉，是肯定不会拍商业电影的。

　　贾樟柯：

　　我没有反对商业片，我一直喜欢商业电影。

　　谭飞：

　　但是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一直有点在为文艺电影殉道。后面我看了你很多访谈，包括你说你最早拍《小武》的时候挺偶然的，原来是想拍商业电影的，只不过突然灵感喷发了，就先拍着《小武》，结果拍着拍着，走了一条路不归路，变成全拍那个了。11年后，因为现在的市场也有变化了，从原来的“黄金”和“好人”之争，到今天《冈仁波齐》《二十二》也有它的空间了，你觉得你对中国电影市场这11年来的一个变化是一个什么感受？

　　贾樟柯：

　　我回顾这11年，发现大家对《三峡好人》可能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确实很愤怒，可是大家不太明白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是冲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影片的。

　　当时刚刚有数码院线，也就是数码拷贝。我觉得数码拷贝的成本非常低。在当时，如果不走数码院线的话，你就得用胶片拷贝，而一个胶片拷贝在当时需要1万多块钱，最便宜的也得八九千块钱，那么，这个发行成本非常高。所以，数码院线建立起来之后，降低了成本，印一个数码拷贝也就几百块钱，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对低成本的非商业电影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当时，都是数码和胶片混合发行的，而我们也想进入数码院线，于是我们的发行人就去和数码院线谈合作。结果，数码院线和我们讲，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签了一个排他协议，这一下就触怒了我。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协议太霸道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这属于市场行为，说不看好我们的电影，不愿意发行我们的电影，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家也要经营，也要挣钱，但是，这是用一个合约的形式，来排斥同一个档期的其他所有影片，我觉得这种垄断行为特别讨厌！

　　谭飞：

　　就算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也应该完全杜绝垄断。

　　贾樟柯：

　　这在当时，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不公正待遇，我就想，他们怎么会这样做事情？连掩饰都不掩饰。

　　谭飞：

　　其实，你当时算是一位比较早呼吁给文艺电影一个空间的艺术家。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所谓原来的小众电影也开始上亿了，到最后甚至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你认为这个是因为观众的结构发生变化了，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贾樟柯：

　　它一定是合理的。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吁影院分流，细化影片种类。确实，在中国过去，所有的电影都挤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它是不合理的，就造成观众很难找到这种电影，这种电影也很难找到观众。我觉得相对来说，这几年的空间大了一点，渠道开放了一些。一定得有渠道先开放，如果没有渠道开放，观众也培养不起来。另外，观众也相对理性了很多，艺术电影的观众数量也在增长。像发行《山河故人》，三年前有3400多万，我就觉得很不错。

　　谭飞：

　　到现在也要上亿了。

　　贾樟柯：

　　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成绩。

　　谭飞：

　　那你觉得这次的变化其实是一个必然？

　　贾樟柯：

　　是必然，也有观众的欣赏习惯发生了变化。很多观众在看了几年电影之后，能接受这种影片、会选择看这种影片的人也比较多了。过去他们只看单一的电影，消费都比较非理性，就跟吃东西一样，过去可能只吃肉，现在觉得肉吃多了，要不吃点黄瓜。当然，我觉得这是双方的事情，没有渠道的开放也是做不成的。像我们去年一起发起艺术电影联盟，这个运营已经一年多了，也是一种努力。包括现在的很多电影节，也在培养观众。

　　谭飞：

　　在你的作品中，我自己比较喜欢《三峡好人》，特别是一开始的那个长镜头，特别好。

　　贾樟柯：

　　说到长镜头，我最近发现中国观众变得喜欢长镜头了。

　　谭飞：

　　《芳华》也有一个几分钟到底的长镜头。

　　贾樟柯：

　　对。这种长镜头要是放在十年前，观众可能接受不了，但是现在，有很多观众很享受长镜头，我觉得他们能体验到长镜头的那种完整的时空，能够明白完整时空里带来的戏剧连续性，也会看到演员表演的这种准确感。我觉得这都是进步。

　　谭飞：

　　就跟现在人吃北京烤鸭，要是师傅端出来再切，大家会觉得特好。如果切好了再给端上来，那很多人就不相信。当然这里面也有导演的风格。我认为导演应是一个很准确的人，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文艺调性，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要呈现什么感觉。这个比很多我们当下所谓的文艺导演，是可能高一个台阶的，所以我有时候看你的东西，就会觉得你在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三峡好人》里面，一个移民纪念碑像火箭一样飞走了，你没说任何话，但谁都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当然由此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导演的文本其实是有缺憾的，而你是一个文采和口才都非常好的人，又通过各种方式把你文本中的一些缺陷给弥补了，所以就造成你的作品有很多解读性。很多人会认为他的这个作品包含了他自己的表达本身，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贾樟柯：

　　我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说法。电影是相对直观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拍电影不会太满。我记得中国传统美学里有一句话，原话我忘了，大概就是说创作作品的话不要讲画画得太满，要留三分空。那这留三分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观众想象的余地。因为留给观众想象的余地，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文本的本身含义是非常多的。确实，我的每部影片都不会说尽，有时候演员看我的剧本会觉得，导演你这个对白好像没有点睛之笔，没有金句。我就说我不需要金句，因为那个氛围是最重要的。

　　谭飞：

　　好像隐喻和双关也挺多的。

　　贾樟柯：

　　我特别讨厌电影里面有隐喻、象征。

　　谭飞：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移民塔像火箭一样飞走，是什么？

　　贾樟柯：

　　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想象。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它是那个构造，我看它就很不稳定，可能会像一个飞船一样，没准儿哪天就飞走了。然后我拍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既然我想到它可能会飞走，那我就做一个让它飞走的镜头。可能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部分超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而我也不排斥这些东西。我不会觉得在一个很现实、很真实的电影氛围里面，是不可以融入到超现实的部分的，对我来说，那也是现实中的东西，因为它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象，而这个想象被我捕捉到了。因为人有时候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比如说，我看到远处那个要拆迁的楼，在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不由得就想到走钢丝。可能有的导演想一想就算了，我自己则是想到了一个东西，就会把它拍出来。其实这里面是没有太多隐喻的。当然，评论是评论家的自由，他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解读。

　　谭飞：

　　从《三峡好人》往下走，我们再回到《二十四城记》，然后到《天注定》，到《山河故人》。《山河故人》，其实已经开始偏向于商业结构。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天注定》没上映是不是你这几年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拿了标的，但是却没在国内放。

　　贾樟柯：

　　我拍了19年的电影，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确实觉得《天注定》是我最好的一部电影，也是我最满意的电影。那么，自己最满意的电影没有上映，确实是有点遗憾的。

　　谭飞：

　　当时有些片段在国内流传过，就是那些传出来的片段，我觉得已经够震撼了。当时，我正在看余华的《第七天》，我觉得两者还是有点相似的。我觉得，你可能一直想坚持说，我们这个时代跑得太快了，但是请不要忘掉那些撞倒的人。

　　贾樟柯：

　　确实，你看到的突发社会事件比较多，而整个社会也都在谈论这些事情，那我也在关注这些事情。我看到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写《天注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加缪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是犯罪？大部分犯罪是犯罪者对社会的不公缺少耐心。我很欣赏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对于拍电影、写作来说，我们重要的是去理解一个人。他是一个罪犯，他可能是一个突发事件的犯罪分子，但是，实际上你用一种艺术的方法去理解他的时候，会觉得它是必要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可能我太喜欢加缪了，我对他的那句话印象很深刻，而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不公，所以，我就觉得确实需要拍一部电影，来表达我们对社会的不公太缺乏耐心。这部电影潜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人，是那个罪犯，只是我们比较有耐心而已。

　　谭飞：

　　那我特别想问，为什么你总是用赵涛来演。当然我们也知道赵涛长了一张特别中国的脸，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贾樟柯：

　　原因很简单，就是演得好。我确实非常欣赏她的表演，而我跟赵涛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在《三峡好人》之前，从《站台》到《三峡好人》的这几部电影是比较密集的合作。基本上是两年一部电影，每一部都一起工作，当时我就觉得基本上她就是角色那个人本身。因为我写的很多角色都是中国的北方女性，而且都是县城里的人，像大同这种中型城市或者更小型的城市。当然，赵涛也有很多天性和表演能力，包括她的形体，也都很好。但是，剧本一写完，基本上就觉得应该是她。《三峡好人》之后，实际上我们就没怎么合作过了。像《二十四城记》，她就演了一天；《海上传奇》那个纪录片也是，她就在上海晃了晃。不合作，也是因为我没有再拍故事片，都是在拍纪录片。在这个阶段中，赵涛主要拍了两部戏，一个是英国的《万层浪》，一个是意大利的《我是丽》。在意大利的《我是丽》这部影片中，她拿了意大利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等于是意大利的影后。那个时候我没看过那部电影，但我知道她拿了奖，虽然我觉得她演得很好，但没想到还能在意大利获奖。因为意大利的表演传统是没话说的，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

　　谭飞：

　　就在于她能在一个闷片里面演出味道。

　　贾樟柯：

　　后来，到拍《天注定》的时候，她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让我觉得她确实是个表演艺术家。就是她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包括她对剧本的分析、她在银幕上的呈现，放眼全世界，我觉得她跟任何一个女演员比，都是不差的。

　　我记得剧本刚写完，她就跟我说要讨论一下剧本。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剧本，但那时候都是我先讲，我讲完我为什么想拍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后，然后我们再聊，她才会开始提问。一般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我能够把涉及她的每一场的时间都标明。比如说她在等张嘉译这场戏，剧本是只写日景的，而她就问我在这个高速的休息站等张嘉译是上午9点还是11点，还是下午2点？你这个日景具体是几点？我就说这很重要吗？她说很重要，需要我告诉她是几点，让她做好准备。她说人都有动物性的，如果是早上9点，可能就需要设计这个人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如果是下午1点，那么这个人可能是刚吃完午饭，会非常困。所以她就会直接问我想象的是几点，方便她准备自己的身体，然后把那个我想要的状态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就一场一场地理这种时间线。夶风小说

　　在整理时间线的过程中，我觉得对导演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现场指导表演的，我之前是不过大脑的，而且我工作有个特点，在现场是不拿剧本的。这些剧本都是我自己写的，我全明白怎么调度、怎么分镜头、怎么表演，所以我一进入现场，第一时间就是捕捉现场的氛围，直接进入工作状态。赵涛来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究竟是几点呢？跟她这么一讲，我马上就明白了该怎么指导表演。

　　后来，她写的人物小传，以及她的台词都有进步。因为赵涛过去是一名舞蹈演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台词训练，而这几年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她一直在学习中，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请了一个台词老师。就这么学习了两年，进步了很多。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合作，拍了《天注定》到《山河故人》等一些电影，马上要拍的《江湖儿女》也是她主演。

　　自从《天注定》开播之后，她的国际声誉非常高。之前人们提到她都说这是贾樟柯电影的女主角，现在反而是很多人认识她，却不认识我了。

　　谭飞：

　　说你是赵涛电影的男导演。

　　贾樟柯：

　　对，介绍我就会说这是什么什么的导演，是赵涛主演的电影。

　　谭飞：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也是蛮欣喜的，因为你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或者说你跟她在共同成长。

　　贾樟柯：

　　我觉得她的生活经验、对世俗生活的了解、对人情世故的把握，比其他一些女演员要突出很多。她很懂“人”是怎么回事，明白在一个情境中，作为那个角色，她应该怎么反应。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比如有一天她跟我说，导演我最近看了几部电影、几部电视剧，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演员都在扯着嗓子喊？

　　谭飞：

　　是说那些演员的话剧腔吗？

　　贾樟柯：

　　已经不是话剧腔了，就是全靠吼，好像只有吼着演才有戏。然后我就告诉她，你说得挺对的，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近期关于表演的一些想法，就是她开始经常跟我交流了。就像她刚才提到的那些演员，她觉得那些人都在互相比谁会演，她反而觉得那是不会演的一种表现。

　　谭飞：

　　就是说，她会跟你炫耀自己的专业技能。

　　贾樟柯：

　　对。

　　谭飞：

　　那我们再说一个话题。最近大家对导演的称谓也有了一个变化，很多业内人士叫导演为电影事业家。我听到这个称呼，其实稍微替导演有点担心。我看你现在又是“柯首映”的发起人，又开了两家公司，同时还是一大堆电影节的评委，这么多杂事，然后又被人叫电影事业家，而你现在又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事情太多了一点？

　　贾樟柯：

　　我觉得这些事情刚刚好，因为我也不太愿意去做一些超出自己负荷的事情。我既然能做这么多事，就说明它恰恰是我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每件事情都要事必躬亲吗？

　　像我们“柯首映”已经运营一年多了，到现在它基本上有很稳定的观众群体了。当时我觉得中国缺一个短片平台，正好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媒体很好，10分钟、20分钟短片又适合在手机上播放，可以培养观众看短片的习惯。于是，我才花费几个月时间把它建立了起来。等它建立起来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团队在工作了。当然，“柯首映”在一开始筹备的时候，确实费了一些工夫，最主要是片源的选择和融资比较费劲，因为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影片买回来，然后需要几十个人维护这个平台，这在初创阶段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团队，而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团队的过程。我已经有差不多八个月没去过“柯首映”了，团队做得很好，已经不需要我了。我是非常信任团队的，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因为有些人不信任团队，他们可能每天都在盯着团队，而我不一样，我是非常信任团队的。

　　谭飞：

　　你就是特别放权，是吧？

　　贾樟柯：

　　对，特别放权。我八个月没去过“柯首映”那边。像平遥电影展也是，我就是谈好、规划好，把马可·穆勒主席请来做策划，这就是我的事情。等马可来了之后，我就不管了，因为有他在还关我什么事，他可比我专业多了。我对控制事情是没有一点欲望的，我只是对做成一件事情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耗费精力去控制事情。大家都有专业的管理团队，让团队去做就好了。所以大家才能看到我在去年、今年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两年我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每天两点半到天黑稳稳地写作。我去年写了三个剧本，然后还编了一本书，就是马上要出版的《贾想II》。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量，可以跟大家比一比，看谁一年能写三个剧本。所以，可能你不了解，其他人也不了解，说我怎么可以分心做那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信任团队的话，不用什么都跟我汇报，不用什么都得我批示，那还是有时间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无非就是把逛夜店的时间用在工作上。

　　谭飞：

　　那在电影事业家贾樟柯、导演贾樟柯、商人贾樟柯这三个title中，你觉得你只是导演贾樟柯？其他的身份只是说，你用这个来做点事儿？

　　贾樟柯：

　　做事情是很重要的，当你有能力、有资源、有机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那为什么不做呢？你看我们“柯首映”刚做的时候，因为要融资，就需要我上台演讲，然后我就去做了。我的很多朋友不理解，说贾樟柯你跑去做那个干吗，你怎么跟一帮投资投行的人弄这些。可是我觉得，我要是做了这件事，这个平台就起来了，而且它还能深受大家喜爱，那为什么不做？再说了，这个平台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每星期会有一部短片，这多好。

　　谭飞：

　　刚才听你提到下一部电影叫《江湖儿女》，虽然没到宣传期，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贾樟柯：

　　我们刚做完《江湖儿女》的一个非常繁杂的试片，因为整个影片是从2001年一直拍到现在的。在电影中，赵涛和廖凡演一对恋人，他们的故事分分合合，这两个人一直到40多岁，最后都没有进入到家庭环境中。

　　谭飞：

　　电影是什么时候开机的？

　　贾樟柯：

　　11月正式开机。我们做了一个多月的测试，会综合五六种拍摄方法，既有胶片，也有高清、DV，就是呈现出不同的年代感。前天，试片才刚做完。

　　谭飞：

　　再谈到现在的这部电影《时间去哪儿了》。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贾导特别擅长对地缘的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是去除中心化的，就是特别不愿意反映中心的东西。当然，如果拿资本主义来衡量它的话，这金砖五国还不算世界的中心。你原来的很多电影不仅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还反映了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性。所以说，能震撼人心也是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就是我，或者这个人就是我旁边的一些人，像《小武》就是我旁边的那哥们儿，这才让人觉得很感动。但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部片子是不是稍微有点儿任务的色彩？因为它带着金砖五国的感觉，你是怎么把这种任务感变成了能够划进你自己作品体系里的一个东西的？

　　贾樟柯：

　　因为今年的金砖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举行，而金砖国家的电影节也在中国举办。金砖国家电影节是每年举办一届，哪个国家是当年的主席国，就在哪个国家办。去年印度是主席国，就在印度办，今年中国是主席国，就在中国办，明年是在南非，所以是五个国家轮流举办的。去年秋天的时候，金砖国家电影节在成都举办，就有人来找我，说今年要办这个电影节，那要不要请五国的导演一起来合拍一部影片。过去，五国的电影合作太少了，所以我一听就很兴奋。

　　就像你刚才说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由于长期看电影，长期在电影行业里面工作，我就更加知道，当代电影里面最具活力的国家中就包括这五国。像巴西电影真的是没话说，每年有很多好的作品；印度和俄罗斯也是，就不用说了，也有很多好电影。这些国家的电影工业上发展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在电影创意上，绝对都是大国、强国。而且，我们对欧美电影是比较熟知的，有大量的媒体和年轻人的兴趣都在欧美电影上，金砖中的这些国家既是电影创意大国，而大家又不太了解，那我觉得可以一起做一部影片，让人们能够有机会看一下其他四国的影片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启示，会开拓观众的一种思路和视野。

　　比如说，这一次拍摄的金砖五国的影片，我们是特意选了不同类型的几个导演的。像印度电影《孟买迷雾》的导演在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片导演，有好几部作品都拿到了印度年度的观众大奖。我在看电影《孟买迷雾》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过去对印度的印象都是神神怪怪的那些，是印度教、神汉那种，而在电影中看到他们的日常后，我就觉得把这部电影中的故事放在浦东、武汉、北京、广州等地也是一样成立的。就是说，人类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和启发。于是，我们这边的西河星汇和欢喜传媒就决定一起来做这部电影。当然，我们的整个决定都是公司化运作，从导演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剧本的选择，全部是这样做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主办方作为一个倡议者，提议我们拍这个影片之后，那我觉得整个就进入到一个非常正常的制作流程中，有一个创作和创意的过程在里面。

　　谭飞：

　　那是不是说贾导过去更多的像是一个独唱团，现在也可以参与一些合唱了？只要拍摄的东西是你认为有价值的。

　　贾樟柯：

　　我是很容易合唱的。我之前就参与过合唱。像韩国的全州电影节刚刚设立的第一年——每年请三个导演，那年是我，当时还有一个英国导演，蔡明亮也去了。我们三个人，每人拍了一部30分钟的影片。后来，我也参加过瑞士的一个计划，包括《纽约我爱你》也邀请过我，但是当时是因为跟某个电影冲突了，所以没去。像前年香港电影节，有三部短片合集，我也参与其中，拍了《营生》。就是说，我是一直喜欢跟同人互动的，因为我觉得电影属于一种同人互动的艺术，有点像古人的那种同题创作——今天大家都写一首诗，主题是月亮，明天都写一首诗，主题是秋天。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谭飞：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并没有把它的任务感看得太重，还是觉得首先是发自内心的兴趣感，才会跟别的导演进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贾樟柯：

　　是的，没有兴趣的话，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谭飞：

　　《时间去哪儿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类比较永恒的主题，那主题的选择是你自己定的，还是大家一起定的？

　　贾樟柯：

　　大的主题是大家一起商量的。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也会开一些策划会，会用E—mail进行工作，一起商讨五个国家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五个国家是有共同点的，因为这五个国家都是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速度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影响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创意，比如说我们想过拍火车，就是五个国家都拍自己国家的火车，拍一些发生在铁路上、火车车厢里的故事。类似这样的创意有很多。

　　后来，我把其中一个创意提供给了大家，没有想到其他四国的导演都特别喜欢。我还记得那个俄罗斯的导演给我写了很长的一篇E—mail，说他很喜欢这个创意，比拍火车要好很多。他觉得，他一听到这个题目，就能反思自己的生活，而其他几个国家的反应也都很热烈，于是我们就决定拍《时间去哪儿了》。因为电影也是一个时空艺术，大家对处理时间方面的问题都比较感兴趣。等到确定了大主题之后，我们每个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写自己的故事，去制作、拍摄电影。

　　我作为一个监制，在每个导演的剧本创意上基本也不发表什么意见。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优秀的导演，像沃尔特·塞勒斯是拍摄《中央车站》这部电影的导演，拍得很好，那我还怎么监督他，让他一个人好好拍就行了。

　　像我自己的主题是我自己特别想拍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二胎政策刚放开，我们很多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差不多有一段时间都在围绕这个话题，然后大家就互相开玩笑，问要不要生第二个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共话题，而且是十分具有幽默感的。因为大家说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群到了生育临界点的人，看到他们的那种状态。有人就说觉得自己要再生一个的话，可能连孩子都抱不动了，而且他们觉得养一个孩子太累了，不想再受二遍苦了。还有的人就开始算钱，说用一块尿不湿得多少钱。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幽默、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释放了人们的生命力。要是真的再有个小孩的话，一些人的生活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谭飞：

　　对。

　　贾樟柯：

　　其中，我对那个年龄段是特别感兴趣的。在某一个年龄段，有些人要是努把力，还能生一个孩子，但是，要是稍微再过一两年，可能确实就有点年龄大了，所以就是看在临界点时，人的那种选择是怎样的。那我怎么觉得这个话题跟时间有关系呢？是因为我写着写着，就觉得故事发展到另外一个主题了。对大多数夫妻来说，时间这个东西有一种削弱情感的作用。你想，大家都老夫老妻了，情感、激情也不在了。所以，写着写着就变成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中，要是想生一个孩子的话，这些夫妻就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可能之前有些夫妻是不关注的，等他们想要孩子的时候，开始停下来关注“我们的关系现在怎么这么疏远了”，然后开始焕发出当初的那种激情。

　　谭飞：

　　关于情感的捕捉这一块，你说得特别准确。像我这样的年龄其实也会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就是当我跟我太太谈到生二胎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反思，我们的关系是否亲密到足够让二胎的孩子出来能享受到完整的父爱和母爱。其实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像是润滑剂。

　　这么看来，导演一直还是在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该坚持的东西，没有一朝改变过。当然，可能外界有很多误读，认为导演情商很高，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同时游走在文艺与商业之间。比如说，你能把马可·穆勒请来，冯小刚、杜琪峰等人也跟你有很好的关系，这种情况好像在文艺导演中是比较少见的。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当然你也讲到了，说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做成事情，而不是说会在乎这个。那你到底是怎么区分这种界限的呢？你觉得文艺和商业，或者说世俗认为的这种界限是不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贾樟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朋友在做事情的时候，大家来帮忙也没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去经营什么，就像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我跟北野武从《站台》合作到现在了，包括新的《江湖儿女》，也是在跟他合作，他也是投资人，但是，我们17年间见面的次数不超过10次，每次见面基本上也都是在电影节上，匆匆忙忙就走过去了，就是点头之交。这就是我的朋友圈，我不是每天跟他去喝酒，或者请他去汾阳喝一顿，都没有，但我们就是能保持17年一直在一起工作。

　　像我跟上影的任总。我一直和上影合作，其实最主要是和任总合作。我和任总从2004年的《世界》一直合作到现在，他也是《江湖儿女》的第一出品方，我们也没有来来往往、吃吃喝喝。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起谁也不说话，然后任总就说：“小贾，我是个害羞的人，你也是个害羞的人，咱俩坐一起得找点儿话说。”所以，我的朋友关系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大家以为我们每天勾肩搭背、同吃同行，其实都没有，但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工作十几年。

　　谭飞：

　　所以，其实导演的《时间去哪儿了》还是在坚守自己，还是在写该写的东西，拍该拍的电影？

　　贾樟柯：

　　我觉得我有充裕的创作时间和写作时间，也有充裕的跟朋友互动的时间。我在老家生活，经常有朋友去找我，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就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的控制欲不是那么强的话，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如果你控制欲很强的话，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来说，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控制的，那就是拍摄电影，这是我要力行躬亲的。从一个小的道具到一件衣服的款式，到一个手机是不是符合那个年代，到一个发型，到演员临开拍之前的妆面，等等，我都会亲自去检查。这些事情才是我应该投入所有的精力去把控的一件事情，而其他的商业方面的事情、平台的事情、公司的事情，都放给别人去做，我不会去控制那些事情。

　　谭飞：

　　其实你的影迷听完应该会放心。

　　贾樟柯：

　　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我们拥有的时间不算少，就看你是把这些时间怎么分配的。

　　谭飞：

　　对。

　　贾樟柯：

　　有时候，我看有的导演说什么自己的这个电影筹备了九年，又是怎么吃苦耐劳，其实我很了解他，我觉得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喝酒，用在陪老板唱歌，这九年他基本没干活。但是，在外界看来，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勤奋的导演。

　　谭飞：

　　好，那我们的《江湖儿女》明年就能看到吗？

　　贾樟柯：

　　嗯，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

　　谭飞：

　　大概是个多大当量的电影？

　　贾樟柯：

　　你说的当量是指？

　　谭飞：

　　指的是投资额。

　　贾樟柯：

　　投资的话，现在我们算下来是5000多万。

　　谭飞：

　　那是一个偏文艺类型的电影，还是偏商业类型的电影？

　　贾樟柯：

　　类型上算是犯罪电影。讲了一对男女，女的因为男的入狱，出狱之后发生的一些故事，跨度蛮大的。

　　谭飞：

　　好，那也希望早日看到贾导的《江湖儿女》，而我个人也更希望早日能听到《在清朝》开机的消息。

　　（根据2017年10月12日谭飞采访贾樟柯录音整理） 穿书吧为你提供最快的娱乐时代的文化坚守更新，对话贾樟柯：我只有一样事情是需要控制的，就是电影免费阅读。https://www.chuanyue1.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