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组织全国的群英会
1958年以来，全国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表彰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党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3月发出了通知，决定召开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简称“工业群英会”。
为迎接大会的召开，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告全国职工书》。接着，各级工会都积极参与了总结典型、宣传和评选典型的工作。
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代表共6576人。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2565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267人。
出席大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不仅有一直保持先进的全国劳模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而且涌现出大量新的先进典型。
在大会上，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强调了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意义。
在大会上，许多代表介绍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先进思想和事迹。
马学礼全国机械工业战线上著名的劳动漠范和革新能手。
1931年，马学礼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一个城市盐民家庭里。马学礼11岁时就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金属工厂当小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解放后，马学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0年他考进了沈阳第一机床厂当了车工，195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他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企业管理。
马学礼从苏联学习回来后，调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在一车间重大件工段当工长。当时，重大件工部承担了一批叫滑枕的零件。这种零件有一个长2米、直径133毫米的内孔。按照惯例，工人们是用麻花钻头钻孔。钻完后，内孔的钢料成了一堆废钢屑，不仅速度慢，材料浪费十分惊人。
马学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高度的责任心使他坐卧不安。
他日思夜想，如何能制造出一种套料刀，把钻孔改成套孔，这样就可以套出一根完整的好钢料，而不会再把好端端的钢料钻成钢屑了。他到工艺科和工具车间请求帮助。回答是：“套料刀好是好，就是干不了。”
马学礼碰了钉子并不灰心。他决定自己亲自动手干。他和几个工人一起，边试验边改进，经过辛勤努力，居然搞成了套料刀。一根根两米长的钢料被套出来了。
套料刀的制造成功，原来需要3个人干的活，只要1个人就可以了。加工一根滑枕的时间，也由原来的30多个工时，缩短到4个工时。
工厂党委对他的创造十分重视，并做出决定，号召全厂职工学习他的创造精神和高度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并把他誉为“技术革新的一面红旗”。
1958年春天，马学礼调到中小件工部当调整工，任务是帮助工人解决生产与技术上的难题。
他来到中小件工部以后，发现工人们用原来的加工方法加工蜗杆零件，又慢又费力，常常完不成任务。为了帮助工人们提高效率，他在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把丝杠铣床的原理运用到加工蜗杆零件上去，制造出一种叫做外旋风铣的新工具。
这种新工具的研制成功，使加工蜗杆零件的工效提高12倍。一年的任务，一个月就完成了。以后，这种工具经过多次改进，加工效率提高到14到16倍。
外旋风铣的制造成功，轰动了全厂，轰动了全省，马学礼一举成为著名的劳动模范和革新能手。这一年，马学礼实现革新28项，为国家创造财富12万多元。
马学礼非常注意培养和帮助青年工人。工段里有一个生产小组，都是女青年。她们热情高，但因技术水平低，常常完不成任务。马学礼主动要求调到这个小组。他热心地向她们传授技术，给她们作示范表演，帮助她们提高技术。不久，这个小组就月月超额完成计划，成了先进小组。
有一次，马学礼发现另一个小组的一个工人，在铣螺丝帽时，工效很低，他就帮助那个工人创造了一种夹具，提高工效21倍。他还帮助齿轮车间的一个工人，掌握反行程往复吃刀法，提高效率14到16倍。
这一年，他自己还实现技术革新60多项，提出了200多条革新建议。他创造的带有锥度的胎具，操作简便，极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受到全国机械工人的欢迎，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运用。他创造的这种胎具被命名为“马学礼胎具”。
马学礼帮助后进变先进，把别人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无私地向别人传授技术，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品格。
而更加可贵的是，每当一项创造发明实现的时候，他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群众。每当有人问他究竟实现了多少项技术革新的时候，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实在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想到那是我一个人的东西。”
1958年6月，原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见马学礼时，把他的先进事迹概括为4句话：
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
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马学礼被命名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体现马学礼精神的这四句话，在全国职工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全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鼓舞人们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响亮口号。同年12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做出决定，号召全省职工开展学习马学礼运动。
1960年，马学礼被保送进华中工学院深造，1965年担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副书记，1972年担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长，1978年调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1981年任党委第二书记、副厂长和总工程师，并兼任武汉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及武昌地区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这期间，他又致力于智力开发，努力培养和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有专业和经营管理经验的职工队伍。
马学礼身体力行，狠抓职工教育，工作再忙，也要坚持教学。有时，他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讲课，并编写了《车削原理与实践》讲义。他除了在工厂职工学校任教外，还到武昌工人文化宫、市技术交流站讲学，为武汉150多个单位培养了600多名技术人才。在他的努力下，他所在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被评为武汉市职工教育的先进单位。
在群英会上，有一位我国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电机专家宋学文，人称“电机华伦”。他在我国电机修理和制造业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学文1911年生于辽宁省盖县。在他16岁时，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维持生活，到了鞍山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制铁所当学徒。日本人根本不让中国人学技术。这让宋学文更加坚定了学习技术，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m.chuanyue1.com
1948年鞍山解放了，宋学文成了鞍山钢铁厂的正式工人。他不仅积极劳动，还参加了工人护厂队，不分白天黑夜地保护残留下来的机电设备，曾被命名为“护厂英雄”。
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鞍钢要迅速恢复生产。当时，摆在宋学文面前的是一个由上千台破旧马达堆集成的“万国牌”马达山。这些马达型号不同，残缺不全，是一堆破铜烂铁。宋学文凭着多年的经验，带领工人日夜清理、修复电机。仅仅半年，就修复和安装了数百台。为此，他荣立了特等功。
1950年，宋学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深深地懂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能只是修电机，还要能够造电机。从此，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数学、力学、制图学、电工学。
1952年，鞍钢化工总厂的一台600千瓦的电机被烧坏了，给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按当时我国的技术条件，要造出一台同样的电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宋学文却主动承担了制造电机的任务，并且成功了。这台电机，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靠自己力量造出来的第一台大功率电机。这一年，他被授予鞍山市首批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同时被晋升为技师。
宋学文走上技术领导岗位以后，迎来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高潮。面对新的形势，他开始全面地向技术理论进军。这位工人出身的技师终于成为我国第一流的电机专家。他能用听、摸、看、闻等方法，准确地判断电机的故障，奇迹般的使电机死而复生。
1959年3月，湖北大冶钢厂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大型发电机组发烧。大冶钢厂为此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但都无能为力。这台电机制造厂的两位德国专家来厂修了几个月也不见效，最后，他们只好答应退货。可是这样一来，生产将遭到损失。冶金部派了宋学文前去。两位德国专家听说请来的是一位工人，故意回避了。
宋学文沉着镇定，从机场直接来到工作现场。他在电机旁认真观察了一番，又向工人们询问了发生故障的经过，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回到住处。这时，他已胸有成竹了。他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制定检修方案。
第二天一早，宋学文来到现场后立即作出准确的判断，并指挥修理，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排除了故障。消息传到那两位德国专家耳朵里，他们走到宋学文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好，中国真有能人！”
宋学文给电机治病妙手回春的事不止这一件。
一天夜里，鞍钢一家工厂的电机突然发烧，威胁生产。宋学文在熟睡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在电话中问明了出故障的经过，思考片刻，便回答说：“你把电机的润滑油换一换，如果温度不降，再告诉我。”那个工厂的工人照他的话做了，果然解决了问题。
又一次，山东莱芜钢厂一台电机出了故障，请他前去帮助解决。他到那里后，用耳朵听了听，用手摸了摸，便拿过图纸，便在上面清晰地标出了故障的部位。当电机被打开时，人们在他标出的部位上，果然发现有一根定位键震出5厘米多，如不及时处理，后果难以想象。夶风小说
宋学文身居鞍钢，关心全国。不管哪方来请，他都热心帮助。他先后为上海、杭州、太原、包头、哈尔滨、沈阳等钢厂排除过多种电机的重大故障，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1959年，他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他晋升为工程师。1963年又晋升为总工程师。
在群英会上，有一位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他叫时传祥。
1915年，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农家庭。因家中无法维持生活，他于1929年逃荒到北京，当了掏粪工人。在旧社会，他给粪霸掏了20多年大粪。
那时候，他每天推着沉重的粪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来回二三十里，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要往返4趟。
1949年北京解放后，掏粪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粪霸，当了国家的主人。时传祥从此翻了身。1952年，他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当了掏粪工人。
掏大类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由于旧社会留下的偏见，许多人都不愿意当掏粪工。可是，时传祥却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清洁工人的关怀和温暖。他工作积极肯干，把掏粪当成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劳动。他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有的住户院子里茅坑浅，粪便常常浸出来，又脏又臭。时传祥遇见这种情况，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给砌得高一些。有的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拣出来。
有些青年掏粪工人嫌干这活丢人，想转到工厂去，时传祥总是亲切地教育他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月不掏粪，大粪就会流得满街都是。你也愿意上重工业，我也愿意上重工业，不行啊！总得有人清理粪便呀！”这朴实的话，说得青年工人口服心服，决心干好掏粪工作。
时传祥宽厚的肩膀上背着沉重的粪桶、布满老茧的大手上拿着一把粪勺，微微躬着腰上百回地穿行在蜘蛛网般的小巷中。
在他的带动下，大伙干得很起劲儿。过去，每人每天掏50桶粪，后来增加到80桶。1954年评比先进的时候，工人们把他选为先进生产者。
时传祥勤勤恳恳的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56年，他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就在这一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是时传祥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群英会”，他不仅当上了全国先进生产者，还被选为“群英会”主席团成员。
在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还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同他热烈握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
刘少奇还对他说：
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后来，当刘少奇同志了解到他没有文化时，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学文化。时传祥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加群英会后，时传祥对掏粪工作更积极了。别人一天背70桶、80桶，他背90桶。他一户挨一户地掏，累得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他对大家说：“我已干了30年的掏粪工作，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
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背起粪桶，去跟时传祥学习背粪。
清华大学的一批大学生还曾经拜过时传祥为师。这一年，他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大家对时传祥平凡工作的总结，那就是：
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当时，在北京市百货大楼，有一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他就是售货员张秉贵。
张秉贵，1919年生于北京，幼年时，只在北京一所贫民学校上过半年学，就到金聚织布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后来在北京德昌厚食品杂货店当店员。
旧社会的店员，社会地位低下，常常遭有钱人的侮辱，至于挨资本家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北京解放后，1955年，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建成，张秉贵调到那里糕点组当售货员。
由私营商店调到北京最大的国营百货大楼工作，张秉贵感到非常光荣，决心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
他去请教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告诉他：“国营商店同私营商店的性质不同，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同顾客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同志关系，应该在一买一卖之中，体贴顾客，诚恳热情地为顾客服务，使顾客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党支部书记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张秉贵，使他回想起在旧社会，为了保住饭碗，只好按照资本家的意图，想尽办法欺骗顾客的情景。可是今天，要让顾客从自己的身上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这是一项多么光荣、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从此，他就刻苦学习为顾客服务的本领。
旧社会的苦难和折磨，使张秉贵的记忆力受到损伤，这给他学习商品知识和业务造成了很多困难。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他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学习商品知识时，别人学一遍，他学两遍、三遍；练习包装，他把自己的床铺当练习台，用旧纸当包装纸，用瓦块、木块当商品，反复练习。
晚上，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张秉贵就在院子里找了一个磨盘当柜台，借着路灯的光，练到深夜。练了一个时期，经过柜台的测验，他售货的速度大有提高。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调到糖果组工作。
为了学习糖果的知识，张秉贵除了虚心向老售货员学习外，还到工厂参观糖果的制造过程，向顾客了解各种糖果的味道，他还先后买了230多块不同品种的糖果，切成小块和大家一起品尝，逐步掌握了各种糖果的特点。
王府井百次大楼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加快售货，成为重要课题。张秉贵把接待每个顾客的过程，分解为问、拿、称、算、包、收款6个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上狠下苦功夫，做到分秒必争，为顾客节省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这之前，每次抓糖果都要回头看一次标价签，回一次头大约需用3秒钟，一个顾客买3种糖果就得耽误9秒钟。为了不让顾客浪费更多的时间，张秉贵以顽强的毅力背熟、记住了糖果的价格。他以前称糖果时，不是多抓就是少抓，每次添和去也得浪费几秒钟。为了加快售货速度，他把糖果每样称出2两，数数有多少块，这样反复练习，终于练出了拿糖“一抓准”，算帐“一口清”等过硬的本领。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份量。顾客要一两、二两、一斤，张秉贵一把抓下去，份量丝毫不差。他的“一口清”也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也同时报出了应交的钱数。
除了售货“一抓准”和算账“一口清”，张秉贵还研究了顾客购物的心理，总结出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在接待第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
张秉贵在每个环节上，都逐步摸索出了提高效率的办法，在问、拿、称、包、算、收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售货的能手。
张秉贵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注重仪表，天天服装整洁，容光焕发。他认为，“站柜台就得有个干净利落的精神劲儿，顾客见了才会高兴地买我们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卖食品的，如果不干不净，顾客就先倒了胃口，谁还会再买我们的东西啊！”
张秉贵经过多年的柜台实践，他总结出了柜台服务的“五个劲”：站柜台的精神劲，服务态度的热情劲，售货中的迅速劲，始终如一的持久劲，坚持不懈的虚心学习劲；“十个字”：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四个一样”：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本市外埠一个样。
张秉贵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多次被评为商店的先进工作者，1959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可是，有些人却把他热情为顾客服务说成是私商的作风。
他想：“旧社会时在私商那里混事，对顾客点头哈腰，是怕触怒小姐、少爷，怕打破饭碗。现在是衷心体贴顾客，热情为顾客服务，难道这也是私商作风吗？”他把这些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领导坚定的支持。
领导对他说：“你在旧社会干了那么多年，哪里见过这种不蒙不骗、诚实亲切的服务态度？你在旧社会里，哪里能像今天这样受到广大顾客的尊敬和表扬？这不是私商作风，而是新社会人与人的新关系。你应该更好地学习业务，更周到地体贴顾客，更全面地发扬这种作风！”
听了这些话，张秉贵心里明亮了，干劲更足了。他说：“我们站的是社会主义柜台，要通过我们的双手，通过一买一卖，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每当他为顾客服务的时候，心里就象升起了一团火。他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温暖广大顾客的心，让顾客一到柜台就觉得热乎乎，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还觉得余热犹在，干四化越干越有劲。
张秉贵站了20多年柜台，接待了几百万顾客，没有对顾客说一句噎人的话和斗气的话，没有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和不在理的话，更没有和顾客吵过一次架。他接待任何顾客都是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千方百计地让顾客满意。即使碰上不讲理的顾客，他都能以热对冷，变冷为热。
后来，人们把张秉贵的这种精神称作是“一团火精神”。这种“一团火精神”在全国商业战线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张秉贵也成为全国商业战线职工学习的榜样。
1978年，张秉贵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79年再次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还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全国五届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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