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在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真正关注一个高中生的文字本身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而只会关心这个高中生是否通过自己的文学特长进入了北大清华。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用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去证明你的文学天才，而不是用作品去让人相信，你将来可以成为作家。
———作者记
当我提笔为本书撰写后记的时候，是二零一三蛇年的新春，距离开始写作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半。这样算上去，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体制很久了，但即使是这样，我依旧时时刻刻难以忘记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影响。
而现在，这部书稿大致修订完成了，即将交给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负责出版，但在这之前，我不得不用文字来回顾和反思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并试图解释，我为什么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而在今后我又会不会继续走下去。
一
二零零八年的夏天，当我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候，所面对的局面不仅仅是高考的失利，而且是人生道路上价值与意义感的完全丧失。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未来四年的大学时光，与我的文学道路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而我更不知道，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别人，对于我自己，还有什么意义。
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我的处女散文集《跳荡于远古的烈火》获得出版，而且顺势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加上我在巴蜀中学开讲坛的几次“模仿秀”一样的新闻，那些事情在重庆的文化圈里面一度有些轰动，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无论被人吹捧得有多么完美，这本散文集其实是高考催生出来的产物。
二零零八年，父亲希望我凭借着出版作品的优势，在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中获得更大的优势，然而事实上，结果只是我获得了三十分的降分资格；但很快，这点小小的成果就在重庆高考的风潮当中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清华的一句不冷不热的回话，要我回去复读，并在第二年重新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而到了那个时候，清华大学会给我降五十分。
那一年，我的高考成绩是六百二十一分，加上自主招生的三十分，离清华大学在重庆的招生分数线六百七十一分也还差二十分，所以如果有五十分，正好可以把我送入那里。
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去奢谈“如果”，因为我就是这个教育体制之下的失败者，一个被时代浪潮打翻在沙滩上的淘汰者。我甚至不懂得应该提早准备去挽回，因为那一年，正好是重庆高考加分极其混乱的一年，很多学生都通过“操作”获得了二级运动员，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加分资格，那二十分可以把他们的高考成绩提升一个档次。
不愿意去造假，就被淘汰，这就是游戏规则的内在逻辑。
幸好那一年，我的分数线高出武汉大学很多，最后，我以第二志愿进入了那里，攻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之后就是不太繁重的学业，和极其痛苦的创作经历的交织。
那个时候的我，虽然离开了应试教育的苦海，可依旧不得不犹如龟缩在蚕茧里的蝴蝶一般，生活在压抑和苦闷中。
小说《北大梦》的完稿，是在二零零九年的五月份，而在这之后，稿子就被放下了。
在那个时候，心怀绝望的我，似乎觉得这稿子就只能永远被锁在电脑里，永远都没有被发表出来的机会了。
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头顶着官方的作家头衔，在十八岁之前的高中时代就出版过作品，但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字者，不知道文学圈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出版业运作的规律，更不知道如何使得自己的作品获得出版的机会。
二零零九年的八月份，是最早有影视制片人提出将书稿改写成电视剧剧本的时间，而在这之后，二零一零年的二月份，书稿交到了重庆市文学院，并在那里一直保存。十二月份，我试图委托朋友联系出版社，提前将该书出版，但最终未果。书稿上交的一年之后，在二零一一年的二月，制片方才正式提出，按照青春偶像剧的标准，将书稿改编成电视剧，并委托国内某知名电视剧导演担纲顾问，将该剧拍摄完成，并搬上银幕。二零一一年八月，剧本改编工作正式完成，但在这之后，制片方因故离开重庆，而拍摄电视剧一事也再无下文。二零一二年的年初，重庆文学院终于启动了该书的出版计划，并提出了第一次修改的建议。经过我五易其稿的辛苦，终于在二零一二年的年底通过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的专家评审，并确定将会出版。而在这之前的半年中，我曾经邀请武汉大学的前任校长刘道玉先生为此书作序并推荐，但却遭到拒绝。
二
很多人告诫我，不要为那些过去的事情而继续耿耿于怀。
可我却不得不耿耿于怀，因为围绕着原著撰写、等待出版和数易其稿的过程，真正令我耿耿于怀的，乃是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而在这同时，本书诞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年轻的文字者，拿起自己的键盘，在这块早已贫瘠的文学土壤上努力耕耘的过程，而放眼望去，地位如此边缘化的纸质文学和严肃文学，却依然引来了无数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涉足期间，即使是沽名钓誉，即使是沐猴而冠，也都要打着文学的名义，举起文学的旗号。www.chuanyue1.com
因此，在回忆了此书诞生的大致经过之后，我不得不再次回顾那有文字相伴的心路历程。
二零零三年，我开始写作，与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学生一样，是从课堂作文开始的，但不同的是，我纯粹为了兴趣，而慢慢的，我从这种写作中找到了自己在班上同学之中的位置。那个时候还没有U盘，互联网也很不普及，所以我经常把文章放在小磁盘里面，拿到学校里与同学交流。
但事实上，文学在考试至上的校园里只是少数人的花瓶，但我也很享受这样“独孤求败”的心态，因为那使得我的内心里找到了充足的自信和满足。
我的北大梦从初中就开始了，那时候，喜欢中国近代史，喜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的我，第一次把历史进程当中的伟大崇高与一所大学联系在了一起，而到了高一的时候，和别的学生一样，我的心中已经深深地根植下了那个“北大梦”，并相信那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而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三毕业的十二年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无比伟大的目标而活着。【穿】
【书】
【吧】
第一次把文学和高考结合起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刚刚开始，社会上一时之间也形成了话题。但我不得不承认，写书可以上大学的神话，其实开始于那个如今因为涉嫌“造假”而遭到众人“口诛笔伐”的“公知”，在那个时候，据说他拒绝了复旦大学保送的机会，而终于成为了教育体制的叛逆者，从此开始大受追捧，在南方报业的媒体平台上风生水起。
我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初三那一年，中考经历的折磨，使得我的内心更加脆弱，而文学之路也开始变得浮躁而功利。因为很多原因，我突然发现，通过写文，也许可以使得学习成绩总要差几分的我顺利进入北大，渐渐地，我的写作开始有了兴趣之外的动力。
这个时候，我的写作兴趣在散文，而我的处女作《跳荡于远古的烈火》也在紧张地写作过程之中。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行为，并且愿意资助我将书出版，我也很清楚，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同样有一个北大梦。我的父母知道，只要通过出版作品，获得自主招生的加分资格，那么凭着我还不差的学习成绩，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他们也一直都鼓励我那样做。
二零零七年的年初，处女作获得出版，并引起了重庆市作家协会的重视。在那一年之中，我获得了作协单独举办新书发布会的机遇，并且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会员。
但这些或实或虚的荣誉，并不能改变我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努力生存的现实。很快，我就进入了高三年级，为了高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我所在的实验班，又是号称全重庆市最好的文科实验班，在那里产生了很多的高考文科状元，和数量更多的文科北大学生。好在，我的学习成绩勉强使得我可以在那样的班级里立足，我也因此感到很骄傲，似乎我与这个年龄段里面的其他文字者不同，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荒废学业，我可以在这个体制和游戏规则之中兼顾所有方面。
但高考失利的冲击，终于证明了我自己的狂妄是多么愚蠢。
高考之后，我没能圆梦北大，连北大的替代品，清华，也没能考取，随之带来的后果是，为了这些目标而催生出来的文学，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在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高中生的文字本身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而只会关心这个高中生是否通过自己的文学特长进入了北大清华。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用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去证明你的文学天才，而不是用作品去让人相信，你将来可以成为作家。
那一年，我凭借着自己用辛勤汗水凝结出来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是从自主招生的游戏规则里获得了三十分的降分机会，而不是更多的分数，清华校方私下的解释是，觉得我成绩太好了，所以降三十分足够了。
看来，我不能够获得自主招生政策更多的青睐，并不是因为我的文学造诣不够深，而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好了。
的确，我不是“天才”，我天生愚笨，智力平平，也从来没有因为写作而放弃正常的学业。
所以很多人惊讶，我可以在坚持自己的兴趣的情况下，还留住在重庆市最好的文科试验班中的一席之地。
但我深深地知道，将无名无姓的我，作为那一年的特殊政策的受益者，起码对于学校的宣传效果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也在无意中暗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与这个年龄段的其他文字者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从小到大，我的文字功夫是从散文开始的，而且都是自己写作，自己结集出版，既没有大量的杂志作品发表的铺垫，也没有小说等文体吸引读者关注的过程，更不要说用纸媒宣传、网络炒作和年少成名的经历获得社会里面更加广泛的承认，而去顶上一个“文学天才”的光环。
也许更可惜的是，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学工作者，也没有能力“代我执笔”，让我得以在十八岁之前出版更多的“天降神作”。
没有光环，就没有关注，没有关注，就没有价值。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字者，一个文学圈子里面的“屌丝”。
我虽然拒绝了复读的条件，但这种挫败感，却伴随着我的整个大学阶段，当然也伴随着我撰写本书的全过程之中。
在写作的时候，我反复追问自己，文字不能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文学对于我来说，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而追问的时候，精神无比痛苦的我，不得不挣扎着离开电脑，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就这样，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故事，竟然写了将近一年。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必须走出高考制度的阴影，让自己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解放，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开始，抛弃高考标准的束缚，拿起文字，进入文学的殿堂，用键盘抒写人生，继续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否则的话，我对不起自己那些逝去的青春。
就像《北大梦》之中那群孩子一样，他们的“北大梦”破灭了，我的“北大梦”也破灭了，但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梦，一个用头脑和键盘来编制的梦。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我选择进入“中国90后作家联谊会”这个文学群体，并担任组织者角色至今；我利用一切机会整合文学和文化资源，打造自己的作品。大学期间，除了《北大梦》之外，我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柏拉图的时空隧道》，并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长篇小说《穿越茫茫的古国》在网络连载，而新书《樱花城堡》也还在创作的过程中。
这是我的文字经历，更是我的心路历程。在这个经历中，除了学校教育带给我的基本人格之外，年轻人初入文坛的不易，世风的浅薄、虚伪、险恶与浮躁，作家与名利之间的较量带来的双重人格，以及文化商人打着“文化产业”的旗号谋取房地产利益的现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虽然有着诸多的不顺乃至牢骚，但同时，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依然给了我宝贵的机会，使得我的作品可以得到承认。我想，如果没有这些让我耿耿于怀的经历，我今天就不会依旧战斗在文字的岗位上，也不会让自己从文坛的边缘位置上，逐渐走进“90后”的这个文字群体的中心，但愿这也是《北大梦》将要带给我的意外收获。
三
长篇小说《北大梦》几易其稿，中间还出现了一个电视剧剧本，而这次终于得以出版，其中的艰难只有当事者可以体察。然而，本书所要表达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艰难，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一直以来，教育改革都是中国社会关心的热门话题，而围绕着高考制度的讨论，则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为这场讨论寻找某个特殊的切入点。尽管已经耽误了四年多时间，但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据我所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很重，作业和考试依旧是生活当中的两大主题。应试教育的压力被不断“下放”，过去只是属于高三学生的痛苦，在我的中学时代被延伸到了整个高中阶段，而如今，连初中和小学生也不得不随时面对这样的压力了。这些情况，也都是四年前完稿的作品当中所反映出来的。
教育是对人性的一次解放，但这样的学校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够解放人，反而给人的思维套上重重桎梏，画地为牢的课堂，划定范围的考试，使得完整的知识被分割零碎，知识的海洋变成了小溪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培养出一群只会在溪流里打转转的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是能够适应当今的考试的，这也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受到那么大的诟病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以改革招生制度为内容之一的教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在这之中，自主招生改革颇为耀眼。通过自主招生，每年都有各路的“天才”“人才”“偏才”和“怪才”走入了大学校园，但即使是这样，十多年来的自主招生改革依旧是失败了。
首先，自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要提升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同时在中小学阶段实现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但实际上，中国面对的现实是上述目的都未能达到。正如上文所说的，十几年来，基础教育的现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应试教育的风气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反，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没有出现，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始终没有建立。其次，如果自主招生政策不放眼整个教育改革的长远视野，而仅仅是为少数“人才”打开进入大学的“特殊通道”，那么目前自主招生政策的力度是否足够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整个自主招生政策与高考制度捆绑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真正解放“天才”，而只是在高考之前的临时补救措施；加上自主招生的降分力度又往往不够，所以不可能达到任何预期效果。
最后，也是这个政策最受诟病的地方，那就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围绕着自主招生的过程，各种“开后门”和弄虚作假的传闻不断，甚至许多通过自主招生政策而被证明是“天才”的学生，其真实的特长、能力和水平也受到公众质疑。久而久之，自主招生政策只会变成一些权势家庭和有能力的父母为自己的后代铺路的捷径而已，其合法性基础日益脆弱。
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在这个信誉危机日益严重的严峻环境里，必须严守高考制度这条“红线”，疏通社会流动的上升通道，维护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堡垒。
高考的基本制度必须得到保留，在实践中也要充分贯彻落实，这是代表中国官方的意见，相信也是中国社会和民间的主流声音。
但我却不得不说的是，废除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坎。
四
高考制度必须废除，这样的言论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哗众取宠，这是每一个关心自己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普通中国民众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首先，中国教育体制当中所有的不公正现象，其实都发生在高考制度之下，而不是在高考制度之外。因此可以说，不是高考制度维护了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而是在践踏这样的底线。高考制度实行三十多年以来，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旧体制，的确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但如今，高考的地域歧视，大学中农村和弱势群体学生数量的减少，少数民族身份和国家运动员资格造假，自主招生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考场集体作弊，凡此种种现象，其实都是在高考制度之下产生的，因为划区录取政策，少数民族和运动员加分，自主招生等等政策，都只是高考制度的副产品，因此这些政策出现的问题，也恰恰是高考制度本身弊端的体现。但面对这些现象时，公众却将这些与高考制度本身割裂起来分析，所以得出了高考制度不能废除的结论。
其次，有人认为，只要取消高考之外的一切特权，取消所有加分和特殊的录取制度，就可以实现最终的公平。但实际上，那样的公平是最低级的公平，不考虑到每个人对公平的特殊要求，不保护每个学生的特殊性，而只是使用一把尺子来丈量所有人，这样的公平不要也罢。然后，有人提出把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与高考“脱钩”，学校的业绩也与高考“脱钩”，也就是说，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只完成高中的教育目标，而把高考的任务留给学生自己。但实际上，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早已将自身与高中教育牢牢捆绑在一起，二者很难分开。
公众普遍畏惧的，其实是高考制度废除之后，社会公平无法保证。在中国的任何朝代，任何地域，民众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从来都没有减弱过，但如今的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就可以替他们把守好这一道公平的最后防线。
也许是文化与历史传统使然，也许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不公平，所以他们错把一种最坏的制度当成了公平。
那么，如果废除了高考制度，中国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马上废除高考制度，中国教育的问题会依然存在，尤其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矛盾会更加突出，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但我依然要呼吁废除这个制度，因为只有废除了这个制度，才能为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可能性。
如果废除了高考制度，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但如果保留高考制度，也不会使得社会更加公平，这是因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很多，也很系统，如果这些机制无法建立，仅仅只寄期望于高考制度来维护公平，那么这样的公平只会愈加脆弱。
废除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坎，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将会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中，这是不可以想象的。在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改革，已经为教改指明了方向；所以，即使无法马上实现废除高考制度的目标，整个教育改革也应该逐步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哪怕用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目标也不应该被改变。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农历蛇年的春节。
不知道那些高三的孩子们怎样了，他们是否还在担忧半年之后的高考，他们是否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
我从来都没有迷茫过，但是我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的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一条路，但我却可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不再的岁月。
这些年过去，我往日的梦想早已不再，我只好用《北大梦》来祭奠我的青春。
毕竟，这梦想，这青春，同时也属于许多中国的孩子。
刘景南
2013早春写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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