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荆公与司马光
荆公与司马光都应该算是神宗朝一代名臣。当变法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司马光看到韩琦的上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心情异常悲愤，自叹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颓然之心昭然可知。但是司马光却不甘心，为了能彻底推翻王安石变法，终日奔走于满朝上下。他知道他只有挺起胸膛，鼓起满腔勇气，他还要继续战斗。而司马光战斗的方式，就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当时的职务是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差知审官院。听着职位虽然很多，但却没有什么实权。而久任官场，官却低于王安石，司马光多少有点不平衡，而且加之对变法的反对，两人很早就分道扬镳了。
荆公与司马光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在对新法的态度上，两人更是视对方为劲敌，颇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一心梦想着富国强兵的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与安石走的越近，忽视司马光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他是一个彻底的新法反对者。无论如何，司马光也受不了这口气。他虽然已经借神宗的口气训斥过王安石，勒令王安石“祗复官常，无用辞费”！虽然当时讲得很好。但那也就是说说而已，神宗亲自向王安石道歉以后，反而把他搞的里外不是人，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做到一枢密副使，但还没当几天，就又被罢免了。
司马光坐在书桌边，理了理胡子，秉笔直书，写了一篇《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陈述变法的种种弊端，请求神宗尽罢新法，撤除条例司，收回常平使。
神宗没有理司马光的奏疏，但有一天，神宗找了个机会，要和司马光谈谈。为了能顺利推行新法，神宗下了决心要为变法的道路扫清障碍。于是直问司马光：“朝廷每当变更一事，举朝士大夫吵吵嚷嚷的皆以为不可”，这倒罢了，但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不便，又不能指出来，这算是什么事啊，就这样讲来讲去的，我看不好！
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神宗非常不满，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堂辩论，如果真的不能实行，就按不能的原因来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不上奏呢？如果先前上奏了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到底哪里有问题？请你清楚地告诉我！”
司马光道：“我已经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里写清楚了。”
神宗说：“可似懂非懂。”
吕惠卿在一边接了一句：“司马大人天天讲话，但没有几句是有用的，我看司马大人不如辞职算了。”
无奈，司马光知道自己理论不过神宗，只好无可奈何地踱步回到家里。费尽心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这就是后来的《与王介甫书》。在文中，司马光把自己所有对新法的看法全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语言之犀利不觉让人略感丝丝寒意。最为对司马光的回答，王安石立刻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答司马谏议书》，句句中肯，强调自己变法的目的。
熙宁三年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开谕苦切，书信来回往复了三次。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采取的措施是和王安石谈往事，套家常，大讲昔日友情，希望王安石能听他一句话，不要变法。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先是感叹道：“我没有什么大事，不敢亲自登门造访，很久没有和安石兄在一起聊聊了。我没有什么本事，不敢说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们也在一起共事了十有余年，而且常在一起共事，关系也还是不错的。既然如此，我就想和你讲几句直话。
“你我都算是君子，‘君子之道，出处语默’，不能只说好话，但我们的志向是相同的，都准备‘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所以我们议论朝廷事，虽然意见不一，很多次我们的意见都大相径庭，但都还没有撕破脸。
“不论王安石你是否相信，其实我对你一直是非常佩服的。介甫你独自担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识的，都说介甫你不起则已，起则天下可立刻太平，人民都能感受到你的恩泽。”
司马光继续调理王安石，说：“陛下知道你的名声，他也很佩服你，所以硬是把你推上了前台。但是王安石你刚干了一年，却吃力不讨好，朝廷里的群臣及四面八方的人，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人们把所有的失败都归罪于你。不知安石你听到过没有，是不是考虑过其中的原因呢？”
司马光对王安石说：“既然问题很大，怨言很多，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一声呢？因为你手下的人，不敢跟你讲；不是你手下的人，又不愿跟你讲，他们都怕得罪你，所以都坐而待之，等着你不过二三年将自败。这都不是对你王老弟好，也不是对朝廷好。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讲，任你推而行之，不出两三年，国事就会被糟蹋得不可救药了。
“现在看在你我友情的份子上，不怕你对我怨恨，想跟你啰嗦几句，为你一一解答其中的缘由。”
接着，司马光开始细细对王安石，说：“今天下之人，讨厌你的人非常多，他们对你的诋毁无所不至。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安石你了，你本身是很有才情的，你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你操心太过于细碎，自信太过于实际。
司马光继续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而已。可是介甫你以为这些全都是腐儒之常谈，根本不当回事，于是‘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孔圣人是很瞧不起这种人的，有人想学种庄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你现在竟然讲商贾之末利，更是错上加错，不能再错了。
“我现在已经把根源给你讲清楚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你要是不相信，后果自负。介甫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侵官乱政，就是贷息钱这种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但是你却干的一身是劲，这些事情，就连一般的平民都认为不可的事情，唯独你认为是可以的。这并不是说你智不及常人，而是你想要求非常之功，而忽视了一些常人都懂得的道理。介甫你智慧与贤达都超过了其他人，但是你做过了头，这就是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这两位圣人也经常向别人学习。王老弟你比这两个人，恐怕还是有点差距的吧，但是你却“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独讲一家之言，简直就是罪莫大焉。”
的确，作为王安石的朋友，司马光接下来讲了很多历史上“不受忠谏而亡”的故事，用以劝导王安石要从谏纳善。
在分析下属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利害之时，司马光指出所谓的宾客僚属见了王安石，只知“希意迎合，曲从如流，但安石你却对这些人却“亲而礼之”。如果谁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要大加批评，甚至赶出京城，你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奸臣，这都是因为你太过于自信了。
司马光并未把王安石的所有努力一笔抺杀，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新法，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尽管日日尽心，夜夜忙碌，但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没有一个人能过安稳日子。这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原则大相违背，为什么你从小读书，到现在“白头秉政”，却“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自古立功立事，都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而你王安石偏偏只听信个别人的意见，放弃圣人之道，违背天下百姓之心，这样下去肯定有人要反抗，到时候再去治理，那岂不是会很麻烦吗？”
接着，司马光试图解释一下自己给王安石写的那封诏书，以平息一下两人之间的怨气。
近来有大臣上书，说散发青苗钱所带来的不利，陛下让我们讨论，你却因此为闷闷不乐，气的跑回家，借口生病呆在家里不上朝。我受命为批答，因为看到大家都因青苗钱而感到不安，而你却想在此时甩手不干，你这样做是很对不起陛下的。所以我直叙其事，批评了你几句，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让你早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改正错误，以造福天下。我讲的虽然难听了点，但是却没有一个字不是实话。听说你看了我写的文字，非常生气，上书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以至神宗都亲自写信给你赔礼道歉，又让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你才出来工作。
你为社稷着想当然是好事，但我仍然希望你迅速的改正以前法令里不合适的地方，以安慰百姓，报答陛下的隆恩。接着又陈述说，我看你“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而且不复顾义理之是非，人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我认为你完全错了！陛下想让我做枢密副使，我因为无功，所以不敢居高位，陛下给我如此待遇，我不可以不报，所以才“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无可在意。
现在陛下轻重缓急之事一律信任你王安石，无人能及，大事小情的取舍，也唯独信你王安石的。如果你说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如果你说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现在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都系于你一身，若你能进一言于陛下，请求罢除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你也有一个“改过从善”的好名声，这种好事，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是司马光为王安石指明的出路。
司马光看重的，是从政的名声。王安石看重的，是治国的效果。
司马光终于开始结束第一封信了，他说：我知道，今天讲的话，正好和你的想法相反，知道我说的这些都不合你意，但是我和你兴趣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你得位以行其道，惠泽天下之民；我也要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这就是所谓的目的相同而途径不同。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说，使我们的友情更上一层楼。至于听不听，是你的事。
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没有扔在地上，而是和官员们讨论一下是不是有道理，那我就千恩万谢了。但请你不要和你们条例司的那些官员讨论。因为那些人都是依附于你，唯你之命是从的人，只有变法，他们才有机会高升。“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他们就没戏唱了，所以，那些人一定会鼓动你继续变法，你千万不能因为这些小人而不思国家之大计！
讲到最后，司马光说道：“我们这些忠信之士，或许在你执政的时候讲几句坏话，听着不舒服，但是等你下台以后，我们仍然会帮助你，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背叛你，踩在你的肩膀上继续往上爬。你到底选谁呢？相信你能有一个好的抉择。
有人以为王安石没有给司马光回信，其实不然，尽管王安石文集中没有收录第一、二封回信，但司马光在五六天以后写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中，提到了王安石的回信。
尽管司马光的态度略显不诚恳，也不乏有冷嘲热讽之笔，间以牵强附会之词，但王安石的回信却是“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司马光也不得不佩服王安石“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与王介甫第二书》写的相对简短，除去套话，我们也可从中略感一二。可能是王安石用事实反驳了司马光对青苗法的攻击，所以司马光辩解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当然不会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但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我所说的，也许在几年以后就会发生。那时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负担重，当官的必然层层盘剥，以夺民之膏脂，日甚一日，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不为过了。
司马光之所以“重有喋喋”，仍然是要劝王安石罢去新法，一切守旧。因为站在彼此的立场，王安石是一个革新者，而司马光却是一个守旧者，政见的不同注定了两人不可能成为盟友。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第二封信，仍然进行了耐心的辩解，可惜回信亦已失传，可惜之极！
司马光知道不可能说服王安石了，所以，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他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
司马光先是客气一番，显得有品味有肚量：“惶恐再拜”，你的回信，说明你对我不见弃外，我对此不胜感激。然后就开始进入正题了：批评王安石不应该“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然后司又道：“如果“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如果“有司非其人”，就算是“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司马光不顾事实，继续攻击青苗法，说王安石从来不问百姓贫富，也不问他们愿不愿意要青苗钱，都是强制的派给的，指责王安石不识人，说王安石身边“邪说壬人为不少矣”。这多少有点不合乎逻辑吧。
司马光用历史上盘庚迁都的故事来教育王安石：“盘庚遇水灾而迁都”，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有从者有违者”，而“盘庚不忍胁以威刑”，只是加以教育劝导，“勤劳晓解”，最后人们都听从了他的决定，“皆化而从之”。这不能算是“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我司马光并不是要劝你“不恤国事”，而是说，“天下异同之议”，你应该有所了解，并加以考虑，而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愿来办事。
司马光这封信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了，听不听由你，以后绝不再谈。
王安石对司马光第三封信的回复，就是尽人皆知众口传颂的绝妙佳篇《答司马光谏议书》，全文如下：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文写的简洁干净漂亮，王安石把司马光的长篇大论提取出了五个关键词，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天下怨谤”，然后逐一反驳，虽只三百余字，却把司马光几千字的来信驳的全面溃退，一无可取。
刘熙载称：“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当然，《答司马光谏议书》之所以流传千古而不废，绝不只是文辞好看读着上口评着过瘾。还因其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都是他人所无法企及的。
“固由傲兀成性，究以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吴汝纶的这个评语虽然是在赞成王安石，但“劲悍廉厉”的说法有点不符合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我认为此文不但不“劲悍”，相反，却处处透着委婉，以平静的语言，表达着坚定的思想，这才真正是王安石的风格。
司马光看罢王安石的回信，怒气难平，火向心生，因为政见的不同，以无法以书信方式再谈下去，随当即写下了《奏弹王安石表》，这也标志着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的彻底绝裂！
在《奏弹王安石表》中，司马光直接开篇点题说参知政事王安石是一变而为“妄生奸诈，荧惑圣聪”的奸诈之徒！说安石“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朋党鳞集，亲旧星攒”。读到这里，不禁深感可惜。本来两个文坛巨匠，却因政见的不同而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惜可叹。
在司马光笔下，王安石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福威”的奸臣，使得“人心动摇，天下惊骇”！如果不及时制止他，则必将“为祸不小”。
司马光说神宗，对王安石尊重太过，“以安石有师保之尊，故旧之恩，俾为相臣，使预政事”。让王安石有机会“妄使改为”，现在如不“正其罪恶，亦难以顺乎众意”！
所谓“正其罪恶”，就是请斩王安石！
司马光对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发下了狠话：“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所以我才冒死谏言，但是我“心既为国，宁复爱身”，是不会怕牺牲的。就算今天陛下你今天因为我直言进谏而处死我，我也毫无怨言，也比以后死在贼臣之手要强的多。
可惜司马光，终究虚惊一场。
司马光最后请神宗“独奋乾刚，专行绝决”，做事要狠一点，独裁一点，“一遵祖宪，无用邪谋”，最重要的是，要“诛逐乱臣，延纳正士”，换句话说，就是请神宗把王安石等人干掉，让他们一伙上台，这样就会“上以顺皇太后之意，下以慰亿兆人之心”。
司马光在弹表中最后两句话是：如果陛下能够废除新法，铲除异己，我也宁愿“退就诛戮，亦所甘心”。
后来司马光贬知永兴军，拒不执行新法，被神宗皇帝一通训斥之后，再也不吹嘘什么“退就诛戮，亦所甘心”了。
司马光对变法的百般阻挠，使得王安石变法之艰难，处境之险恶，人心之难测。
后世攻击王安石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司马光和苏轼划下的圈子，没有什么创见，也没有多少值得理性的与之探讨的地方，多半是弄一点史料，一知半解，兑点臆测，以为自己就可以对王安石评头论足，殊不知其可笑可怜，实为悲剧。
神宗当然不会把司马光的弹劾当一回事，有一天，他单独对王安石提起司马光：“司马光甚怨卿”。
王安石问：“何故”？
神宗道：司马光自诩在京城无立足之地，前日上殿说愿意外放为官，还说现在时局复杂，是非淆乱。
王安石只是劝神宗皇帝，说道：“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
好一句“以事实验之”！
神宗略有担心，问王安石：有人说朝中存在勾结朋党现象，拿汉朝的党锢之事来与今天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王安石沉静以对：“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积朝廷”，才有可能形成党锢之祸。但现在国家政治清明，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只是有时显得“刚健不足”，所以不能统一认识，所以这些异论纷纷不止。如果我们“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时间一久，大家理解了变法的目的与本质，人们的想法自然而然的就能改变了。
神宗确实可以算是一代明主，王安石批评他“刚健不足”，他也并没有任何反感。
经过这些变更，司马光深知阻止变法也无可能，便上疏神宗说：“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
神宗故意问：“相反者何事也”？
司马光答：我说“条例司不当置”，请罢四方使者，“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神宗还是很有耐心的和司马光解释：新法在执行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可以慢慢改正，比如我们现在就强调散青苗钱时，不能强行摊派。司马光以偏概全，狡辩说：“虽不令抑勒”，但下级官员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仍然一如从前。“如开封界十七县”，只有陈留县县令姜潜把告示贴在县门口，“听民自来请则给之”，但是却“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抑勒也”。
诚然，任何一种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破折，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不足之处。如果就以一个县的情况，就可以代表十六个县的情况，以一否十，也多少有点牵强附会。此外有一个县令，即山阴县陈舜俞，嫌放青苗钱费心劳神，贪图舒逸，不肯奉行，还别出心裁的移状自劾，说当今百姓，手头没钱用，愿意贷钱的人有很多。可是我偏不贷给他们，因为这些人就像孩子一样不懂事，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制止这种行为，决不能让他们想贷就贷，这不是行王道的做法。
神宗劝了他一句：“王安石向来对你很友善，你何必要自己进行怀疑呢”？
司马光回答神宗说：我以前和王安石关系确实不错，但自从他当上参知政事，我们之间不同的意见就很多，道不同不相为谋。
神宗说：可是，青苗法确实是有很好的效果。
司马光根本不听：“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在这里，司马光强调了“安石之党”。
神宗见劝服不了司马光，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的身份，出知永兴军。
出京以前，司马光去向神宗告辞。神宗叮嘱司马光：“你到了地方以后，如果得知民间利病，应该告诉我一声。”
司马光人刚到陕西，立刻上疏皇帝：“谨奉诏，惟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
神宗很奇怪，责问司马光：“陕西根本没有行助役法，助役法惟独实行于京东、两浙这两个地方，没开始实行你就说是陕西之患，是不是过份了点？”司马光自知理亏，不便再说什么。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上，依旧阻挠新法，上书请罢永兴军一路青苗法，并继续攻击王安石：“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奸”。
司马光说自己承乏两制，逮事三朝，视君臣犹若骨肉，但就是容不下王安石，看到王安石专政以逞其匹夫之勇，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作为一个元老，为了宗庙社稷，不怕“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还是要“上书对策，指陈其失”，就算罢官去职，也无所顾虑。
当时宋朝和西夏关系紧张，夏集结大军二十万于边境，大战在即，陕西首当其冲，司马光作为陕西地区的最高官员，却抗枢密院军令，拒不备战，反而连上《谏西征疏》、《乞罢修复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疏》和《乞不添屯军马疏》，摇动士气，败坏军心。
神宗终于拍案大怒：大宋天下，合当行大宋之法，司马光负忠谏之名，屡与朝廷为敌，难道是在欺朕不能杀人吗？
其实，神宗绝非软弱之君，实则是一大有作为之君。如果王安石不以圣人之心辅之，而常灌以刑杀之说，劝神宗大开杀戒以清洗政敌，当非难事。但以王安石之儒，以神宗之明，北宋并没有在这一非常时期陷入到滥捕滥杀的深渊里去。在大力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却没有出现血雨腥风，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可悲的是，这并没有成为王安石和神宗的一条优点，反而被后人一再指为缺少果决手腕，影响了变法成果。
而事实上，也似乎正是如此。
可悲可叹！
不久，司马光遵诏移知许州。
自知阻挠新法无望，司马光开始全心著书。《资治通鉴》的问世就是在那时候完成的。
司马光曾经许诺，从此以后不再议论政事。
但这只是一个空话，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司马光一直在寻找机会。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虫灾遍地，神宗下诏求直言。
司马光听到以后，他以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上疏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把王安石变法的六项主要措施全列为害民之策，应该首先罢黜。
令司马光失望的是，他仍然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可。
司马光自此以后在洛阳呆了十五年，没有再得到神宗召见一次。
第二节荆公与苏轼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他立即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穿】
【书】
【吧】
当王安石变法进行的轰轰烈烈之时，苏轼站在了变法的反对派上。苏轼先是分析了一下国家形势，接着对仁宗说，陛下你不要觉得现在国家没有什么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国家到处都存在危险隐患，一旦出事，就不得了！
接着，苏轼攻击王安石说，现在国家情况这么危险紧急，当然不是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消除的，但是呢，“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用这种低级的方法可以济世，不是太愚蠢了吗？
苏轼的这个话，正是针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的观点而发，当时王安石进行激进的改革必然遭到众儒生的反对，便委婉的提出要“法先王之法”，也就是效法“二帝三王”等先王之法，苏轼就嘲笑这是“掇拾三代之遗文”，王安石说“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苏轼说这是“补葺汉唐之故事”，指责王安石的观点是区区之论。
苏轼继续说道：国家这个状况，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进行改革，却需从长计议。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改革呢？
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明确，天下危乱，“患在不知法度”，即如此，改革就应该“变革天下之弊法”，建立健全法度，以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或以德治国。
王安石的这一观点，当时的那些人们没有多少人能懂，就是到了近代，也在中国争吵了百余年，但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
无疑地，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超前的，始终是走在他人的前列。但当时的文人多数遵循儒家仁爱天下以德治国的旧调，虽然承认有“立法之弊”，但是更强调“任人之失”，反过头来讽刺那些要变更法度的人是“腐儒小生”，是在“惑乱世主”！
苏轼总结说，大宋天下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相信“法者，末也”，坚持“礼者，本也”，也就是所谓的礼乐治国，以德治国。
苏轼的策论虽然写的牵强罗嗦，但他最后所提出的论点却很清晰。
论点就是：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需要变法！
论点虽然清楚，但论据软弱，当然更经不住推敲。苏轼说，只要用人不疑，“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如若不然，“虽得贤臣千万”，却把法度变来变去的，只会导致“天下益不可治”。
所以，不能变法。
苏轼的这个观点，和他父亲相同，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又说，“政之失，非法之罪”。
那么，苏王之间的茅盾到底是如何进一步深化的呢？
王安石任知制诰以后，已经成了北宋政界重要人物，正是从这一阶段起，对王安石的各种记载开始渐渐多了起来。总的来说，琐小之事较多，多是些无聊寡味的闲谈故事，没有多大意义，惟一可观者，就是从这些小故事里，可以看出王安石严谨认真的为人性格和散淡从容的处世风度。
当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主要负责既然在皇帝身边工作，制科考试之类的重要文化活动，那是肯定要请知制诰参加的。
当时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汇集了很多大家名流，例如、司马光欧阳修等。大家对苏轼的文章颇为欣赏，但对于其苏辙的文章，各人分歧很大，并成为苏家对王安石不满的导火索，以至于就有了后来的《辨奸论》。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苏辙在考试中用语“切直”，先揭仁宗老底，说，“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换句话说，就是指责仁宗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混日子。
然后苏辙又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而陛下你却“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我认为这是导致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我还听说，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时间长了，“内则伐性伤和，外则蠹国败政”，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陛下还不思进取，恐怕将来会成民心尽失。
苏辙与苏轼不同，平时很少与人说话，不苟言笑，做事中规中矩，见了人都要低头走。但在考试中却异军突起，突然怒放。能够如此直接地批判当时的朝政，批判当时的皇帝，如此直白的披露确实不多见。
在是否录取苏辙的问题上，主考官分为两派，一派以范镇为代表，认为苏辙借抨击仁宗攻击时政而抬高自己，是明显的用心良苦沽名钓誉，这种人，不砍头就算是客气了，当然更不能录取。韩琦和曾公亮对苏辙也很反感，同时，王安石也支持这种意见。
但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却有不同看法。
司马光此时已隐约感到，要想和王安石竞争，必须聚拢更多的人气，苏轼苏辙兄弟无疑是争取的对象。所以，司马光争辩说，苏辙大胆直言，切中要害，“独有爱君忧国之心”，这样有种的好人，实在是不能不录取。
两派争执不休，北宋的那些文人是永远不可能说服另一方也不可能被另一方说服的。现在只好等着仁宗皇帝一句话了。
仁宗发话道：“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就这样，把苏辙录取了，下苏轼一等，为第四等。
但事情发展的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
既然录取，就要安排工作，中书研究了一下，“以轼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官品都很低。
因为王安石知制诰，分配工作的诏书由他起草，王安石在录用苏轼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王安石此时对苏轼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但所说内容也相对客观中性，没有一句废话。用金圣叹的话说，是“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
但王安石却坚决不肯为苏辙写制词，不发任命书。
韩琦被王安石搞的晕头转向，他不想中书的命令被搁置一边，所以亲自找到王安石，要求王安石不要再坚持己见。
但王安石一旦认定一件事情，岂是韩琦能改变的了的，所以，此事竟然就这样被王安石搁了下来，苏辙拿不到任命，就只好呆在京城。
当时，欧阳修有一好朋友，名叫裴煜，被任命到吴江任知州，欧阳修便摆了一桌酒席，请苏洵，王安石，王安国等八个人作陪，为裴煜送行。
苏洵因为苏辙未被任命官职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又知是王安石负责这件事，不觉中对王安石多了几分不满情绪。后来王安石母亲去逝，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王安石的请谏前去参加丧礼，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对王安石的厌恶与不满，使得有名的《辨奸论》诞生了。
《辨奸论》使得王安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王安石并未放在心上，文人特有的惜才之情倒反而使得王安石对苏氏兄弟多了几分欣赏。但后来因为政见的不同，王安石和苏轼开始走到了对立面，并且围着变法的纷争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第三节荆公与范仲淹
王安石显然对庆历新政很感兴趣，在赴舒州任所途中，绕道拜会了贬放青州的范仲淹。
早在1043年王安石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在旅途中读到范仲淹为枢密副使的新闻，和所有人一样，王安石也期待着范仲淹可以一洗朝廷旧貌，所以十分兴奋,提笔写下了《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一诗，诗中有两句：
★太平谈可致，天意慎猜嫌。★
可见王安石的的眼光何等高远，仅以一个刚刚踏入政界的小青年，竟然预见到新政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一切将都是白费。
所以王安石日后变法时，只要神宗有所动摇，王安石必不怕口舌，据理力争，如果说服不了神宗，王安石便提出辞职。
因为王安石早已看得很清楚，在大宋王朝干事，没有皇帝的支持，一切都是白费。
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正在鄞县工作，他非常关注范仲淹的去向，当范仲淹被贬知杭州，正处于事业低萎期，其他人避之惟恐不及，但王安石却接连给范仲淹写了三封信，对范仲淹推行改革的勇气表示佩服，希望范仲淹有朝一日还可以东山再起，再执相柄为民造福，并表示要到杭州去看望范仲淹。
王安石到杭州钱塘一带并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还有想要拜会范仲淹的意思，可惜范仲淹那时已经接替富弼移知青州了。
就是在青州，范仲淹派人进太白山去采青金石，为自己磨制青金砚，亲自用小楷抄写了几份韩愈的名篇《伯夷颂》，分别送给文彦博、富弼和欧阳修等政界名流，表明自己将要向伯夷学习，虽然改革大业失败，但依旧要做个很有清名的人。这也是范仲淹一贯的作风，颇有点无奈的味道。
后来欧阳修都被他这一套搞烦了，没有混进官场的梅尧臣更是对范仲淹一肚子怨气，范仲淹死后梅尧臣还踩了他几脚。
范仲淹到青州以后，有人建议他到西京洛阳买下唐相裴度留下的名园绿野园以养老，但范仲淹没有同意。后人便以此大吹范仲淹，全是廉洁自律之类的社论式的评语。
而且范仲淹当时确实是存了一份想再次被招重登朝堂的心思，他只希望皇帝仁宗哪天突然再次想起他。
让人郁闷的是，仁宗虽然经常犯病，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要重新起用范仲淹，相反，还经常让他调动，让他不得安生，最后竟然死在徐州，那正是他赴颖州任的途中。
王安石闻讯，专门写下了《祭范颍州文》，有两句对其与范仲淹的关系进行了定位，并对范仲淹的名节进行了歌颂，即有名的“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王安石不避风尘来到青州见到范仲淹时，范仲淹已垂垂老矣。
范仲淹听说王安石来访，当然非常高兴，在侍女搀扶下，由儿子范纯仁陪着，站在门口等着王安石：“安石啊，你来啦，听说，你这几年，工作干的还不错啊。”
两人到客厅坐定，王安石便就庆历新政的一些问题向范仲淹请教：“新政甚得民心，且有皇帝支持，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主要症结在哪里？请范公指示。”
范仲淹两眼混浊，语音含糊，说话时断时续，听王安石提到新政，不禁感触良多，他对王安石说：“新政，最大的失策。可能，就在于，我们先拿，各级官员，开刀。此举，虽然，得民心。但是却，失掉了，官心。纵有，皇上支持。但仍，步步险阻。失败，已是定局。”说到这里，范仲淹长吸了一口气。范仲淹短短几句话，却对王安石触动很大。
这不能不再次提一提宋朝的用官制度。
宋朝的文官制度，决定了文人一旦读书出了头，就可以在官场上一直混下去。基本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虽然规定了高官在七十岁后退休，但很少得到执行，文彦博八十多岁还在做官。欧阳修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到七十就提出退休，竟然在政界引发了一个不少的声潮，盛赞欧阳修不恋权场，博得了不小的名声。
宋朝官场好混，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能做官的人太少。
正因为无人可用，所以范仲淹当时撤了那么多高官，但都是换了个岗位继续上岗，并且立即变成了新政的死敌，这一点，王安石也看到了。
所以，王安石后来在变法中，并没有像范仲淹一样先拿官员开刀，而是先从经济入手，并大力改革科举制度，希望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合格的人才来，那时才有本钱向官员开刀。
这应该是王安石从范仲淹那里得到的最有效的信息。
此外范仲淹也不可能再给王安石什么指导。他的眼光境界根本没有王安石高远。
有人评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先整顿吏治，俺们以为，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俺们这个简单的计算再批评王安石呢？
拜会完范仲淹，王安石心事重重地上路了。
范仲淹由两个侍女搀扶，在范纯仁陪同下，一直把王安石送到门外，和王安石挥手告别。
应该说，范仲淹没有反对王安石的理由，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接触，更没有利害冲突，最多两人在谈论变法策略时，可能有一点观念上的不同而已。
以王安石的率真本性和脾气，一旦有不同观念，极可能引发争论。因为他对谁都不会唯唯诺诺，更不要说是对范仲淹这么一个变法漏洞如此之多的人。
据此估计，如果王安石和范仲淹发生过争论的话，很有可能是针对王安石在鄞县放青苗收息是否得当的问题。
一旦他们之间真的发生过一点争论，肯定会影响陪在一旁的范纯仁对王安石的看法。
范纯仁为了服侍范仲淹，一直拒绝出去当官，直到范仲淹死后服满才出山。
日后范纯仁当谏官时处处与王安石抬杠，神宗看不下去了，亲自找范纯仁谈话：“王安石老师一直以范公为师，你何必处处和王安石过不去？”
范纯仁却回答：“臣不敢以私废公。”
范仲淹在自己的文集中，和韩琦一样，没有提到过王安石一个字。
难解的是，林语堂先生为了壮大反王安石阵营队伍，把范仲淹也列为王安石的政敌，此举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第四节荆公与欧阳修
欧阳修和王安石同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共同追求政治改革理想，使他们结下深厚友谊。纵观两人交往始末，基本上是义兼师友，清人全祖望称王安石为“庐陵门人”。王安石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也十分称颂，说他生前能闻名当时，死后能流芳后世。
王安石欧阳修虽同为江西人，原来并不相识。直到庆历四年（1044）曾巩上书欧阳修说，友人王安石虽中了进士，但为人正直，很少与人交往。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服母孝期满，赴京恢复原职时才与想识，并写了一首七律给王安石，其中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王安石在酬谢诗中说：“它日尚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可见两人情趣相投。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资格主持了礼部贡举。由于他大力提倡平实朴素之风，排斥西昆派“阴怪奇涩之文”太学体，选拔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后起之秀，这就是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等人。素以为国举才荐贤为己任的欧阳修认为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而举荐他与吕晦叔、司马光三人为相辅接班人。这时王安石也向仁宗上万言书，建议在政治上改易变革，表现了他对宋代政治改革的伟大抱负。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当时北宋政府因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每年财政亏空1570万缗。天禧年间（1017-1021）财政收入为15085.1万缗，总支出为12677.52万缗。到治平二年（1065）总收入为11613.2万缗，总支出为12034.31万缗，还有临时性特殊开支1152.2万缗。20年间输赋增至10倍。在这巨大财政赤字面前，作为首辅王安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精减开支，扩大收入。这就必然引起某些守旧势力的不满、反对和攻击。
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据说，一次，王安石想写一首题为《残菊》的诗，开头两句说：“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看见了，说：“百花都落，独有菊花不落，是枯干在枝头上的。”他并且带着嘲讽的口吻，接着吟了两句：“秋花不落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很不服气，说“欧阳修真是不学习，屈原的长诗《离骚》里有晚上吃秋菊的落花的句子，难道没看见吗？”其实菊花本来有落瓣和不落瓣的两种，凡花瓣结密的就不落，盛开后，浅黄的转白，白的转红，枯萎在枝子上。花瓣稀疏的落，盛开后，赶上风雨，就飘落满地。欧阳修只知菊花有不落瓣的，不知菊花有落瓣的，知识就不全面，却以片面的知识去嘲笑王安石，是犯了知识性的错误。那么王安石就完全对了吗？不然，他也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他知道菊花有落瓣和不落瓣的两种，这自然是对的，但他反驳欧阳修时，引用《离骚》的诗句作根据，却是不确切的。因为屈原的诗句：“夕餐秋菊之落英”里的“落英”两字，不是“落花”。那个“落”字，不当“掉落”讲，而是“开始”的意思。即是说，屈原的诗句是说“晚上吃秋菊刚刚长出的花。”王安石错误地理解了屈原的诗句，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来写诗，自己也不确切了。当时，王安石如果不引证屈原的诗句来反驳，而是说：“我就看见过风雨打落的菊花瓣儿。”那么，他就完全正确了。在菊花落瓣的问题上，王安石、欧阳修都错了，闹出了笑话。
有史籍说，欧阳修反对过王安石变法，抵制过青苗法。王安石为相时也曾痛诋欧阳修。据近代史学家梁启超、钱穆考证，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梁启超查阅了欧阳修的全部著作，都没有看到非议王安石改革的言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王半山变法有南北地域背景，主变法皆南人。”何况王安石变法有利于南方，作为江西同乡为何要持反对态度呢？
仁宗无嗣死后由侄子赵曙继位。皇室想通过群臣之口引经据典名正言顺给濮王有一个冠冕堂皇显赫谥号，这时就出现了称“皇伯”还是称“皇考”的两种提法。现在看来提出这些意见，都是为臣分内之事，但封建皇朝要维护正统，更复杂的是还涉及到濮王几位夫人是否称皇后的大事，这就涉及到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两派激烈争议。反对派便乘机对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诬其与长媳存暧昧关系。这些事经朝廷查明纯属“诬罔”。神宗还两次下诏安慰欧阳修。但身为宰相、一代儒宗的欧阳修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再也无心向政，决定求退，以全晚节。事实上欧阳修去毫州、青州、蔡州做地方官并非贬谪。对“濮议”之争，虽然宋明理学曾非议过欧阳修，但清代乾嘉学派却执赞赏肯定态度。然而有趣的是，攻击王安石变法改革最激烈的人，却是弹劾欧阳修最起劲的吕诲。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拜相，欧阳修还致书祝贺。此前，欧阳修已调毫州等地做地方官了。此后，因病再没有参加议政。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王安石曾撰祭文悼念。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道德情操、学术文章，表达了对他深切怀念之情。明人茅坤说：有关欧阳修的祭文，当以王安石之文为第一。清人蔡上翔说：“王安石的祭文对欧公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与夫有平生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具见于其中。m.chuanyue1.com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宣仁太后临朝，由于以母后们为首保守势力坚决反对，王安石变革新法逐遭彻底破坏。
一天，宋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问他读过没有？王安石说他对这本书没有兴趣，因为书中满是“呜呼”。
《新五代史》是历史著作，按说是不应该多用“呜呼”这样充满情感色彩的词语。但欧阳修用了，他写了这么多的“呜呼”，又是有原因的。五代，在欧阳修的眼里，是很黑暗的，“民生之多艰”让他不能不感慨。这一时代，又是缺乏道德观念的时代，许多大臣对前朝没有忠诚之心，很随便地为新朝服务。这也让欧阳修很气愤，写《新五代史》的动机之一，就是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如后人所指出的：“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欧阳修的这本书，也是为君王写的。他想通过这本书，让君王懂得一些道理。明白江山怎样能“得”、又怎样会“失”的道理。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欧阳修不仅表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而且也表现出他的智力优势，我们感觉，可以说，他想是通过感染君王，而让自己的这部历史书发挥教诲君王的作用。
《五代史伶官传序》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记载，告诉君王怎样治理天下？让君王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鉴，不可蹈他纵情声色的覆辙。
欧阳修在文中讲：“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都是对君王的告戒。可以看出，欧阳修确实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以匡正君王为己任。
从这方面看，王安石与欧阳修是很不相同的。他是按照君王的意志办事的，对君王不提什么意见，对五代的史实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他就很冷静，不满意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呜呼满纸”。
对于王安石的德行文学与政治才能，作为前辈的欧阳修是赏识的，嘉祐年间，在《赠王介甫》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尙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
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安石殷殷期待之情。在王安石称相以后，欧阳修在熙宁三年十二月作《贺王相公安石拜相启》云：
★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当万乘非常之知。★
表达了对王安石的称扬。
但欧阳修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则竭力反对。王安石行青苗法时，欧阳修在青州任上，他当时上书给皇帝历陈青苗法之弊，欧阳修反对青苗法，其理由是青苗法放债取利，于百姓不利。在他的辖区，禁止俵散青苗钱。他要神宗慎重考虑，收回成命。
作为受欧阳修提携的后辈，王安石对欧阳修深怀崇敬之情，这从他以后所作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可以看出。有人说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曾经诋毁欧阳修，清人欧阳修曾经为欧阳修辩解。如实而论，即使欧阳修反对俵散青苗钱，王安石亦不至于去诋毁王安石。
综观王安石与欧阳修的思想，二人相同之处甚多，特别是在文学思想方面，彼此基本一致。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王安石与欧阳修一样，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政治上，二人都有改革时弊的要求。差异在于，从庆历改革到熙宁年间，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已有变化。他参与庆历改革，为的是巩固皇权，或者说这一时期他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从事政治活动的，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并无不同。熙宁变法时，欧阳修由于较长时间的地方官生涯，更能体察民间疾苦，遂由朝廷的立场转移到为民请命的立场。他看出青苗法的实质为朝廷放债取利，故不能不加以反对。在这一方面，欧阳修对新法的态度与司马光、苏轼等人是一致的。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分歧，亦即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二程等人的分歧。不同的是，欧阳修在熙宁初年已是年老体衰，他反对熙宁新法不如司马光等人激烈，因而在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没有形成正面冲突，王安石对欧阳修始终怀有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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