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的评价
荆公之逝，转眼近千年矣。荆公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也开始反思自己。在难过之余他也略感欣慰。王安石的文采毋庸置疑，但变法是司马光一直反对的。荆公的逝世让他有了机会能够彻底扳倒变法。不过，这事有点难办，对待荆公，当然不能像处理其他“熙丰之党”那样搞的太峻急，罢斥了事。荆公之丧如果处理得不漂亮，给人落下话头，未免有点不君子。
司马光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想出了一些主意，他给并相的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请吕公著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司马光在信中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这句话，是司马光对荆公唯一的肯定，也是司马光所不得不肯定的，但也简洁了一把，只用这一句话，就把荆公所有政治成就一笔抺杀了。
元祐三年十二月，有一个“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荆公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当时司马光门下一个叫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正当这些人对变法进行疯狂反扑的时候，也另有一批人对荆公之逝伤痛不已，“闻讣失声”，并自发络绎不绝地前去江宁，在荆公墓前洒酒祭奠，一时形成风气，“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其中以荆公的学生，正在朝为官的朝奉郎陆佃为代表，不顾朝廷霜冷，“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并以悲愤的情感写下了《祭丞相荆公文》，称“唯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不顾个人安危，给了荆公高度评价。
至元祐七年，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称荆公“进已见大儒之效，退将为百世之师”，谁可当者？
荆公直言无忌的《日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自己后来在宋代的官方地位。这种影响在哲宗朝时，因为蔡卞的影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哲宗绍圣二年，追谥荆公“文公”，并配享神宗庙庭。
哲宗逝，徽宗上台，修年号“崇宁”，就是“崇敬熙宁”的意思。公元1104年，即徽宗崇宁三年，再尊荆公“配享孔子庙庭”，是为亚圣，荆公像“巍然而坐”，“坐于颜孟之下，十哲之上”。同时追封舒王。荆公在宋之名已达全盛。
宋廷在江南定了下来以后，宋高宗赵构命令以范祖禹的后代范冲为主持人，再修《神宗实录》，这一任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就是要表扬司马光，压抑荆公。，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大放獗词，用低劣得多的阴阳手法对荆公任意涂污横加凌蔑，直指荆公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邵伯温的一言既出，对荆公的批判顿时招来了很多人的围攻，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形式对荆公展开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打击。直接导致宋高宗赵构以富弼取代荆公配享神宗庙。
眼看荆公之名被污再也难见天日之时，南宋大哲学家陆九渊挺身出场。
陆九渊号象山先生，是明代宰相张居正的表率，为官清正廉洁，锐意进取，曾在湖北荆门开展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发展当地经济和军力来对抗金兵南侵。因为治政有方，受到了中央的大力表扬，是各地行政长官躬行的样板。陆九渊治学与伪君子朱熹齐名，史称“朱陆”。两人互不服气，曾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辩论，即有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反对死读书，强调“自作主宰”；而朱熹则死抱教条，历陈孔孟之道。这两人的世界观不同，也注定了他们对荆公的态度不同。
南宋孝宗淳熙十有五年，正当群臣乱叫，诽谤荆公之时，陆九渊力排众议，大力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陆九渊先是回顾一下华汉历朝优秀人物的革命往事，并把荆公与前代各朝之伟人相并提，地位不亚孔孟，“顾不伟哉”!
然后，陆九渊又简要回顾了荆公与宋神宗的共同志向，对于荆公与神宋共同努力而不愿虚度岁月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同度评价。并对荆公与神宗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新的论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两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陆九渊大赞荆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对于“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其“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并能“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世鲜有可比者。
待到“新法之议，举朝喧哗”，而“行之未几，天下汹汹”，但荆公不为所动，“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其后所作所为，“莫非天理”，“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
陆九渊站在一般腐儒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荆公的变法精粹作了总结，石破天惊地指出荆公变法的立足点就是强调“人者，政之本也”!一语道破了荆公所有变法项目的基石。不理解这一点，则无以正确理解荆公的变法伟大所在。
然后，陆九渊对那些所谓的君子们也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世之君子，天常之厚”，表面上看来忠厚仁义谦逊礼让，这些人往往是想做一点好事的，可惜眼光浅弱能力有限，做事“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只能缝缝补补小打小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幸无祸”而已。这正是荆公耻于与这些人同伍的关键原因。陆九渊不无愤怒地指出，那些攻击荆公变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基本上都是信口乱说的，所提意见，偏激者十有八九，既不足以取信于神宗，也难能让荆公接受，所以，如果新法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诸君子固分之矣”。
至于后来，司马光等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陆九渊也指责他们的理论“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
写到这里，陆九渊终于收回目光，看到眼前的荆公祠堂“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令人痛心的是，“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愚蠢之辈供奉不断，香火不熄，“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祠堂却平简破落，“邦人无所致敬”，这都是“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造成的。现在人早已变得“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无聊透顶，再到哪里再去找寻荆公这样有胆识有眼光有能力有文采有修养的伟人呢!
陆九渊写成《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后，大书在自家书房内，凡有客来访，必指以读，作为自己平生所写文章中最得意也是最有价值的一篇。陆九渊指出，荆公的功过得失可以此文一锤而定，不必再有其他议论。
当人们以为关于荆公争论可以尘埃落定的时候，宋理宗却在最后把荆公定为“万世罪人”!
这样一来，北宋亡国的责任就通过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按在了荆公头上。
后世之人不明所以不究真相，跟风追步，一代又一代地前赴后继，对荆公发起了汹涌澎湃的攻击。然而，为荆公辩污的仁人志士也是代出不穷，荆公之名，终于得以巍然不倒。
元朝得天下，讲究气节的儒家大贤们并没有因为丧家辱国而全部自杀，他们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含羞忍垢地活了下来，但仍不忘所谓“义”字当头，非常勇敢地以君子自居，继续对荆公变法评头论足。其中马端临，写的一个《文献通考》对后世影响较大，对荆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马端临与宋儒不同在于，虽受到了儒家思想教育，但毕竟也受到外族的入侵，所以，对荆公变法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边在总体上反对变法，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利国利民的。
其中对荆公批判最甚的当属元人脱脱主持编写的《宋史》了。这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指导原则，秉承朱熹看待荆公的观点，以官方修史的身份对荆公狠狠批判。虽然《宋史》有失公允，但毕竟是所谓的正史，覆盖面广，对荆公从人品到政德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荆公的名声，因此而被压进了深渊。
到明朝之时，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在修城墙打风水时，看到了荆公墓葬，觉得碍事，就命令召荆公的后人将荆公之墓迁葬，自此，荆公墓从江宁迁回江西，迁葬于临川月塘祖旁。
说到明朝，不能不提张居正。
张居正的变法一直被历史学家拿来与荆公变法比来比去的，笔墨废了不少，而且张居正非常崇敬“陆王心学”中的陆九渊，按说对荆公也不应陌生，但终张居正一生，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荆公与他的变法事业!张居正到底是为何这样，现已不得而知。或者正是因为明朝的政治气候不适宜推崇荆公吧，亦或者是不愿意走上荆公受人涂污的老路。但张居正变法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悲可叹！
人治天下，想取得理想中的政治成功，势比登天!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对荆公的基本态度就定了形了，弘治年间的一文人周德恭，妄称荆公“为古今第一小人”。
不过也还有明白人，江西学者陈汝锜不认为荆公变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相反，他在《司马光论》中直接指出：“激靖康之祸者实君实也”!
章衮头脑就更清楚，他在《王临川文集序》中，一方面全面肯定荆公变法，一方面无情地嘲笑了那些士大夫们，“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表面上看起来儒雅得不得了，高谈雅望，但却不能成就任何事业。章衮责问这些君子，“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但这些君子们对荆公的攻击却如狂人挟胜心，横溃汹汹，牢不可破。荆公“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实在是情非得已。
于慎行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明清杂交之际，倒是出了不少牛人，写下《日知录》的顾炎武亦是其一。
顾炎武为了抗清，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后来反清复明没指望了，于是就开始专心的做学问去了，顾炎武才情博学，对于那些所谓的国粹是非常不客气，“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那一句著名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提出来的，被梁启超一宣传，激励了不少有骨气之人。但顾炎武对荆公也抱否定态度，指责荆公藏富于国；变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风俗；并把八股科举考试的责任也强加在荆公头上，实在是令人无奈之极。
后面出来的就是明末王夫之。
王夫之与顾炎武是同时代的人物，本致力于抵挡清兵，奈何已成定局，也就开始关门做学问了。不过他可不仅仅是简单的做学问，在对熙宁变法事上也是持否定态度。但在《宋论》中也不得不认为宋人的所谓“君子小人”论是“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并清醒的指出司马光及其后继者的所作所为于国一无所用，“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而已，“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不闻择一将以捍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欺侮”。
王夫之对于荆公的人品和政治也是不负责任地一笔抺杀，但却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与顾炎武相反，王夫之竟然对荆公的经义取士大加赞扬。
王夫之最后说道：“呜呼！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
明末另一名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了，黄宗羲在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敢于抨击君主专政制度，有脑子，有眼光，更是有胆量。
黄宗羲对荆公的态度却不明确，现在看不到黄宗羲对荆公变法有什么批评或指责。放在明末的那个环境下，当与之齐名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大骂荆公时，黄宗羲的这一沉默表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赞同荆公呢？
到清朝了，蔡上翔出场了。
蔡上翔穷毕生之力，白发皓首，写下了二十五卷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大力为荆公辩污，指明“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北宋之所以灭亡，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有直接关系，这些人才是“败乱之由”，指责荆公误国者，“皆妄说也”。
当然，蔡上翔是一个好人，但看问题确也有很多局限性，让他来为荆公辩污，有时不免显得苍白无力，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料来了解荆公。
第二节近代的评价
一代大儒颜元极力提倡实学致用，对《宋史》的认识或许比一般人更清醒：“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擎柱乾坤者为小人也”，这种认识态度，“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一诗中更是明说：“后来十九遵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有名的龚自珍先生“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
“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梁启超。
那个时候有的人已经睡醒了，知道睁眼看世界了，知道只读那些个什么儒家经典是没有多大用的了；知道只讲“义”不讲“利”是没什么实际用处的；知道只有气节和诗歌已挡不住人家的坚船利炮了。总之，天朝上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批变法的志士们从历史中寻找希望，荆公想当然的被记了起来。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书中，以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对荆公及其变法事业进行了大力热情的歌颂，为荆公彻底翻案。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感叹：“悠悠千年，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但是“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
梁启超疾呼：荆公“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是千古奇冤，我国民之于荆公只知“吠影吠声以丑诋之”；而崇拜荆公的人，不过赏其文辞；再有点思想的人，“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已，但对于荆公事业之宏远而伟大，往往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材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
梁启超对于国民性的弱点看得相当清楚，“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这也正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大行其道的根本基础。等到“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这本不是多大的事。但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那些个大儒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冒充好人，虚伪软弱愚昧，岂可与荆公比者？
梁启超多次讲到：“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经过梁启超的一番议论和辩解后，事情就好多了，加上人们也开始用客观真实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了，于是荆公的地位一跃而起，再次受到了政界和民间的一致重视。荆公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全面肯定。
其后，胡适和钱穆等人对荆公都有不错的研究，柯昌颐完成了《王安石评传》，对荆公变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开启了现代系统科学地介绍荆公的新局面。熊公哲出于政治需要，写了《王安石政略》，国民党将军刘峙亲自题写序言。在序言中，刘峙甚至将荆公变法与马克思主义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某些思想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荆公也非常关注，曾亲自要求“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教材之一”。蒋介石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有荆公变法的影子，尤其是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几乎就是荆公保甲法的翻版。
大师鲁迅对荆公也有一评价：“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一向佩服鲁迅看问题的尖锐与评论的冷峻，一句“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简直把司马光那些人讲得无地自容。
第三节当代的评价
新中国建立后，研究荆公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了，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先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调整某些观点，是研究王安石的泰斗。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则以严谨的考据对荆公变法项目作出全面介绍与肯定。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
王曾瑜先生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再次掀起对荆公变法的新一轮激烈争论。有人重拾起几百年前司马光的思想，津津有味地细细解读，虽然添了点油加了点醋，显得高深了点，但本质并没变，硬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富民是假，富国是真，对百姓苛剥过虐，聚敛过急，“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对荆公变法给以全面否定。
力挺荆公的一派当然不愿意。于是烽烟再起。争吵的核心内容则是研讨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追究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不过没有能彻底说服对方的权威级人物出现，总的倾向是肯定压倒否定。两派众口不一，七嘴八舌，各说各理。
李华瑞先生师承漆侠，所写的文章试图尽可能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冷静地介绍荆公变法及其研究历史，但仍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对荆公的推崇。
此外，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等都对荆公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以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令人惊讶，他们几乎都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对荆公进行了高度评价。
抛开一切关于新法的所有具体争论不谈，只要稍加理性分析，就可以达成以下共识：荆公的人格是高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荆公当时不得不变法，不能不变法；其变法的措施不全为错，很多内容现在仍通行全世界；荆公变法的方向是前进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荆公变法的精神是积极的，是锐意进取的，是要以强者的姿态立足于世界之上。
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第四节结语
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谤言谤语、虚枉记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始自王安石生前，到南宋而愈演愈烈，其后经俗儒村夫子递相传承，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我现在虽写王安石，但在写作的进程当中，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我希图在这本书中展现出来的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王安石，其形象与精神风貌大有区别于被严重丑化了近千年之久的那个王安石，对一般人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的人物。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不惮繁琐、不惮重复地，援引王安石自己发表的一些言论，力求以此种种因素展现出那个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时期，其目的也只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附录
一、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公元1021年）1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公元1030年）10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公元1033年）13岁
王益回临川为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公元1036年）16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公元1037年）17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乙卯（公元1039年）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公元1042年）22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窴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公元1046年）26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公元1051年）31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公元1054年）34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公元1057年）37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公元1058年）38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公元1061年）41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公元1063年）43岁
三月，仁宗卒，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公元1067年）47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招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戊申（公元1068年）48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乙酉（公元1069年）49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公元1070年）50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公元1072年）52岁
行市易法、保甲法。
熙宁六年癸丑（公元1073年）53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公元1074年）54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公元1075年）55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公元1076年）56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公元1078年）58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公元1080年）60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公元1084年）64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公元1085年）65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进位司空。新法先后废罢。
元祐元年丙寅（公元1086年）66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二、王安石的万言书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
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
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
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
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
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
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谏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百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学，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
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
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
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陈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陈之事，固其理也。
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
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
然而世之义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
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当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肾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贵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
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不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
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縻，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夶风小说
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
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己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是熟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饶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
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闲，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
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
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三、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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