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屡上辞呈，君臣相惜
英宗赵曙于治平四年驾崩后由其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当时的神宗只有21岁，正值年轻有为之时，神宗有意继承太祖的遗志，想富国强兵，更想收复被金人占去的幽云十六州。神宗在刚继位的时候，纵观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人支持神宗的这种想法，甚至有官员对神宗说：“如果陛下能够二十年不言兵事，那就将是百姓的福气。”在这种软弱沉迷的气息下，神宗明白，唯一能够担此大任者只有王安石。因此在神宗登基的次年，他就迫不及待的特诏王安石入京越次入对。这一年，王安石48岁。
王安石执政前后共计七年，其功过是非神宗最为清楚。在变法方面，王安石对反对派予以坚决反击，有的被他降官，有的被他逐出京城，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夙愿，王安石可谓排除了一切困难，他积极推行新法，似乎正是因为王安石不信天命而遭致的报复，就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日渐深入之时，一场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旱灾从天而降，这无疑使变法遭到当头一棒。变法的反对者们似乎正在等待这一场大旱，饥民遍野，白骨累累的惨景不知道比他们的多少道奏折都有效。他们认为，这种乱象充分的说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了天怒，这更使得原本已日渐平息的反对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饥民的增多，直接引发的就是流民的增多和各地的暴乱。禁军马队，挥动着马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斥骂声，鞭打声，哭叫声充斥了京城的整个角落。这更使得变法的推行雪上加霜。每天都会有众多关于流民的奏折和大臣反对的奏折源源不断的呈送给神宗皇帝，即使神宗再怎么信任王安石，可摆在面前赤裸裸的证据，让他渐渐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怀疑。
而此时，郑侠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这卷郑侠苦心经营的画图，生动的描绘了这场大灾难的景象：面无血色的百姓，龟裂的土地，枯焦的麦苗。在画图的中央，是一个贩卖人口的市场，一个瘦弱的八岁小儿头上插着草标，抱着父母的腿大声的哭着，久久的不肯离去，此情此景任谁都不能无动于衷。
从小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神宗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自己统治的国度竟然能出现这样的惨状：“这难道就是朕想要的结果吗？这难道就是朕废寝忘食，兢兢业业，日夜希求的中兴景象吗？”接着他读了郑侠递上来的折子，郑侠在折子中写道：“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读罢，神宗深受感动。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员都能豁出性命来为国为民，神宗没有理由不接受他的建议。
此时，一直处于变法后台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亦走向了前台。她们在神宗面前痛哭流涕，声称新法变乱了天下。这种情况下，神宗又一次动摇了。尽管王安石几经解释，但神宗皇帝还是心存疑虑。
神宗思索了许久，第二天一大早，神宗皇帝没有征得王安石等变法派的意见，在上早朝之时直接颁布圣旨：在东京城广设粥厂，倾尽官府存粮，赈济百姓；命各地官员迅速详细汇报各地灾情；新法暂停，令天下之人对此各抒己见。
新法的暂停，对王安石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不仅意味着神宗皇帝对他信任的动摇，更意味着他为之付出一生的宏伟事业有可能会付之东流。他不在乎高官厚禄，不在乎荣华富贵，可他在乎的却是百姓的认可，国家的强大。
事已至此，王安石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的新法被暂停了，他在朝廷也被彻底的孤立了。他从一个受人瞩目的位置上滑落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何等的悲哀啊！此时，不仅满朝的文武百官反对他的变法，连变法的基础老百姓都因他的变法而深受其害，他已没有什么颜面继续留在朝廷，除了辞职，他别无选择。
因为一场天灾而导致变法的失败，这是他在执政时期所未曾预料到的。在王安石看来，他的新法纯粹是为着国家利益着想，他一心装的只有整个大宋王朝。他的新法不是没有错误，不是没有弊端，这些他都承认，可任何事情都不能尽善尽美，有利就有弊。自他执政以来，大宋王朝入不敷出的境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甚至还有一点结余。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可是就因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天灾，他的新法就功亏一篑，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自叹这是何等的荒唐，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已经告诉了他，他失败了，输得很彻底，已经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他满心无奈满心苦涩地摇了摇头。
辞职的奏折很快就呈上去了，可一直没有回应。其实，新法虽暂停了，但神宗并没有罢免王安石的决心。毕竟王安石是他深受尊敬的老师啊。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拥有共同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和抱负，他们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相互勉励。而今，要罢免昔日的挚友，神宗皇帝又于心何忍呢？而且，罢免王安石就意味着自己几年的一切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他可以下这样的决心吗？
赵顼暂罢了新法，王安石心里有抵触，变法派的吕惠卿、邓绾二人进宫面奏赵顼，请求继续推行新法。赵顼犹豫不决。吕惠卿声泪俱下地说：“几年来，陛下废寝忘餐，推行新政，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天下百姓也一片赞颂，怎能仅凭一个狂夫之言，说废就废呢？如此一来，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而此时得邓绾附和吕惠卿，也劝说赵顼继续推行新法。变法图强，本来就是年轻的神宗皇帝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才有了对王安石的提拔，才会有了后面这许多的风雨。他下令暂罢新法，也只是看到流民图上那悲惨的一幕，让这位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的人的心灵为之深深震撼。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觉得将推行多年的新法全盘否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不想就这么承认自己的新法失败了。一方面是不想新法失败，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自己挽回一点做皇帝的自尊。见两位大臣苦苦相劝，变法图强的意识在思想里又占了上风，于是同意了继续推行新法。两人领旨而出，新法继续推行，而且力度比以前更大。
此时的王安石在他一再的坚持下，神宗皇帝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叫王安石推荐接替他的职务的人选。此情此景我们不难看出，赵顼虽然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新法。www.chuanyue1.com
王安石推举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前宰相韩绛，一个乃是曲意奉承的吕惠卿。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正式罢相，出知江宁府。
大宰相王安石秉政七年有余，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改革风暴，许多人都被这场风暴刮出了政坛，刮出了京城，甚至丧命，最后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掀翻了。
王安石离京之后，韩绛和吕惠卿迅速的被提拔重用。韩绛任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至此，神宗已经将变法的希望放在了这两个人身上。起初，两人深感王安石的提拔之恩，所以继续实行王安石制定的方针政策，真正是萧规曹随，一些儿不肯改违。因此，京城的一些人送他们二人两个美号：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唤做“护法善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具野心的人，且极善于钻营。王安石在位时，为了取得王安石的信任，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他极力鼓吹变法如何如何好，曾被视为是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王安石离开之后，他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提拔族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以此来扶持自己在朝廷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此时的吕惠卿已经完全由一个变法的拥护者转变成了一个变法的利用者，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吕惠卿执政以后，因为之前与三司使曾布有嫌隙，便想利用现在手中的权利拔去这个眼中钉，真可谓是“官报私仇”。恰在此时，曾布上表请求废除市易法，认为此法不良。吕惠卿便趁机抓住这个借口，以阻挠新法罪弹劾曾布，将曾布逐出京城，贬到饶州去做了知州。
吕惠卿采用吕和卿的建议，创行手实法，具体内容为：命令民间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牲畜和所有资产，都要据实估价报官，官府按估价总额抽税，凡隐瞒不报者，重罚，举报者有赏。这实际上就是征收资产税。如此一来，民间寸土尺椽，都要纳征，养鸡饲牛，都要纳税，老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郑侠的愤慨，他再次画了一轴画，题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在这幅图中，在这副图中，他将唐朝的宰相进行分类，其中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将冯京比做君子，吕惠卿比做小人，借古讽今，呈献给赵顼。并附上一道奏折，弹劾吕惠卿。吕惠卿绝不容忍郑侠对他的攻击，在他一手操办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英州。本来，吕惠卿要置郑侠于死地，但被赵顼阻止了。赵顼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可嘉，不可重罚。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直不赞成哥哥的新法，但却丝毫不影响兄弟间的感情。为此，他曾特别过提醒哥哥王安石，要时时刻刻提防吕惠卿。有一次，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商量政事，王安国见势，故意在屋外吹起了笛子自娱自乐。正在兴头上的王安石冲着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笛声如何？”王安国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孔夫子曾说，驱郑声，远佞人。哥哥如能远离这等艰险小人，吾便停此笛声。兄弟俩的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引用了孔夫子的话，处在一旁的吕惠卿甚是尴尬。
虽然吕惠卿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怀恨在心，时刻想寻找时机报这一箭之仇。恰巧，郑侠流放英州之后，吕惠卿便以王安国与郑侠交往甚密为由，撤掉他的职务，贬回四川老家去了。吕惠卿总算松了一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这也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在将郑侠、王安国逐出京城之后，吕惠卿依旧觉得不解气。对上他一味阿谀奉承，对下四处走动，拉帮结派。慢慢地在朝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处事更加独断专行，很少同宰相韩绛商量。但最令他担心的还是王安石的复出。虽说王安石早已远离了朝政，但皇帝却时刻没有忘记他，总想找机会再请他出山。他怕王安石的复出抢了他的彩头，更害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地位就因王安石的复出而瞬间崩塌。索性他一不做二不休，对恩师王安石开始下黑手。
当时，山东有一个谋反案，主犯是一个亲王，犯罪团伙中有一个人是王安石的朋友。本来，这件事与王安石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吕惠卿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便以此为依据，诬陷王安石与这起谋反案有染。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包括宰相韩绛在内的朝中大臣的诸多不满，很多人强烈要求王安石复出，他们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控制吕惠卿。宰相韩绛向赵顼上了一道密折，请皇上罢免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同时，他派人给王安石送去一份密函，说吕惠卿欲控告他谋反罪，叫他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七天之内，他可保这件事不爆发。当时，谋反罪是灭九族的大罪，只要与此有一丝的联系，不但自己人头落地，九族之内的亲人也要跟着自己陪葬。王安石接到韩绛的密函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连夜从江宁出发，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果然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进京之后，连夜进谒赵顼。
神宗皇帝自从王安石出京之后，似乎失去了主心骨，变法随之停滞。加之吕惠卿执政后，处事毫无章法，弄得朝中大臣怨声载道。他明白，长此以往，他一直希求的宏伟大业就会功亏一篑。他便开始想念王安石了，似乎也理解了王安石离职的用心。总从韩绛告诉他，王安石不日将进京，神宗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气，开始重视起变法大业。此时的吕惠卿不断地把控告王安石与谋反案有染的奏折送于神宗那里，希望神宗能尽快治王安石的罪。神宗哪还会相信他吕惠卿的话，因而将他的奏折压而不发。
王安石进京的当天，赵顼便接见了他，君臣二人彻夜长谈，惺惺相惜，以往种种的误会烟消云散。第二天，王安石就官复原职。王安石的复职并没有使吕惠卿就此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设置障碍，处处为难王安石，处处指责变法的弊端，妄图一举搞垮王安石，取而代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惠卿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算计别人的时候，有人已将矛头指向了他，而这个人，就是他曾经的政治盟友邓绾。
王安石复出之后，朝中的很多大臣开始取媚于他，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其中御史中丞邓绾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邓绾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罢职后，他倒向吕惠卿，成为吕惠卿的政治盟友。此二人狼狈为奸，飞扬跋扈，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做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王安石复出之后，邓绾的处境非常地尴尬，他清楚地知道王安石与吕惠卿两人的嫌隙已生，他也不可能在两人中间左右逢源，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人作为自己最终效忠的对象。他知道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于是选择了王安石。直接投靠王安石已是不太可能，那样只会弄巧成拙。邓绾是个聪明人，既然直接倒向王安石已是不现实，便从王安石身边的亲人入手。他背着王安石，暗中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商量，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铜钱五百万缗。为了弥补以前的过失，重获王安石的信任，邓绾决定反戈一击，出卖了吕惠卿。至此，吕惠卿和邓绾的为人可见一斑。
御史蔡承禧也欲取悦于王安石，于是上表弹劾吕惠卿，说他欺君玩法，结党营私。神宗此时已对吕惠卿充满了厌恶，看了邓绾等人弹骇吕惠卿的奏折后，一怒之下便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贬出京城，出任潮州知州。韩绛是王安石复出的功臣，除去了吕惠卿这等奸佞小人，两人本可以共同完成这宏伟基业。奈何韩绛与王安石的意见却始终背道而驰。而此时的韩绛已萌生去意，便托病请求离职，赵顼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出任许州知州。
王安石重新独揽宰相大权。
尽管王安石又重登了相位的宝座，可摆在他面前的路并非像之前那么好走。辞相之后朝政被吕惠卿搞得乌烟瘴气，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还要王安石来收拾。这次他遇到的就不仅仅是变法的问题，还有如何改善黑暗的朝政状况。王安石的复出使得变法派重拾信心，而对反对派来说，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已白费。但他们仍不甘心，因为他们明白，只要出现类似上次的流民事件，再次罢黜王安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尽管王安石的复出使得当时朝廷的风气好了很多，可是摆在他面前不争的事实是，他和神宗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关系变得很微妙，无论他再怎么努力，只要神宗的一句话，王安石的变法就有可能付之一炬。所以这也是他所一直担心的。
他在自己的相位上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一丝错误会影响到变法。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抓住变法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放，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扳倒王安石。反对派的人不停地上书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诉说着百姓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凄惨，乡间田野是如何在议论变法，如何议论王安石。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经过反对派的添油加醋以后就歪曲了事情的真实面目，为了扳倒王安石，反对派无中生有，硬说王安石变法违背了列祖列宗的遗愿，若继续实行，江山最终将毁于一旦。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经受了反对派群臣的苦谏后，也为大宋的设计的着想，不断地劝说神宗皇帝废除新法，贬斥王安石。
太皇太后是仁宗皇帝的皇后，今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是一届女流之辈，但她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朝政。直到有一天，神宗和母亲高太后，弟弟岐王赵颢一起去看望她。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太皇太后立即切入了正题：“听说百姓苦于新法，确有其事吗？”已经为此事焦头烂额的神宗听到这话很恼火，他只好悻悻地说道：“行此法非害民，而是利民。”太皇太后接着道：“王安石固有才学，然百姓苦于新法已久，若不对此作出交代，何以对得起天下百姓？”在一旁的弟弟赵颢也按捺不住说道：“还请陛下三思。”
神宗忍无可忍，大发雷霆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朕无能，败坏了宗族法制吗？那朕不干了，这个皇位你来坐吧。”听了这话，赵颢气的失声痛哭。场面十分的尴尬，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一场家庭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神宗虽然没说什么，可太皇太后的话还是给他敲响了鸣钟。他也知道，太皇太后平常说话很有节制，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有此举的。神宗亦明白，如果不对此事作一交代，他有何颜面对得起列祖列宗，有何颜面对的起天下百姓呢？即使再怎么不舍，可他也不能为了一个王安石而得罪天下人。他必须做出抉择，纵使有千般万般理由……
第二节辞相成功，告老金陵
就在王安石罢相、复相的这段时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因背疽早逝，死时才三十三岁。王雱是王安石的长子，自小聪慧过人，深得王安石的宠爱。进士及第后，他与父亲同朝为官，共同修撰三经。王雱的死无疑又在王安石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伤痛自不待言。此时的王安石对儿子王雱的死深感痛惜，这不仅使他视富贵如浮云的观念更加强烈，且对人生如梦，转瞬即逝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更加坚定了王安石辞相归去的决心。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虽说是出于自愿，但不免有怨恨之情，但第二次罢相却只有无限的遗憾与轻松。他是解脱了，可这代价也太大了，为了变法，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甚至也牺牲掉了爱子，可换回的却是无尽的伤痛和天下人的谩骂，没有人能理解他。
其实，自从王安石登上相位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他要以悲剧收场，在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变法中，皇帝是帅，他是将，按照人们传统的思维，皇帝是天之骄子，圣明如神，是完美的化身。在这场变法中，如果取得了什么成就，首要功劳肯定要归功于皇帝，而如果出现了错误，王安石理所当然的就成了替罪羔羊。
在王安石离开京城之前，他最后一次去面见神宗皇帝。当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君臣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王安石作为臣子，要永远地为大宋王朝做替罪羊，来承担来自全社会的巨大压力。
神宗皇帝充满了内疚，两人迟迟默不作声，大殿里的空气都凝固了。最后还是皇帝先开了口，说道：“爱卿这次虽离职，但变法还要继续，等到风平浪静之时，朕还要请爱卿回来主持朝政。”
王安石强挤出了一丝苦笑：“臣真的累了，这些年来为了变法确实耗尽了心力，真的撑不下去了。如今老臣终于可以安心地休息了，说真的，臣期待这一天也很久了，唯一让臣不放心的就是变法大业全部要靠陛下了，今后陛下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
神宗恋恋不舍地对王安石说道：“爱卿走后，朕就好比失去了左膀右臂，没有了爱卿，今后谁还能与朕彻夜长谈国家大事呢？”
皇帝叹了口气：“爱卿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愿爱卿回金陵后好好调养，朕也不知道该送什么给你，就赐你黄金百两，你就不要在推辞了。朕知道你为官清廉，积蓄不多，这点钱全当是朕的一份心意。这次回去又要不少开销，这点钱你可以拿着用，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王安石眼圈一红，两行老泪顿时流了下来。归根到底，还是皇帝了解他啊，像这样亦臣亦友的君臣之情，世间能有几人？即使他们再惺惺相惜，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分离。王安石深深地叩下头去：“老臣谢皇上。”
王安石去意已决，待他离开京城之时，他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墙，内心苦楚而疲惫。他本有着干一番大事业拯救大宋王朝的雄心壮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戴德之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拼尽了所有，甚至是死亡。可是，他对此无半句怨言，依旧忠心耿耿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然而，当新法激起群臣的攻击，当对自己不利的一切涌向他时，皇帝的动摇、眼中的疑惑、勉强的言语，深深地刺伤了王安石的心，他的灵魂空了。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世外高人，他不可能把这一切当做过眼云烟。他骨子里有着文人的脆弱，哲人的敏感。他自尊，自爱，多少还带着淡淡的哀伤忧愁。他向往自由安宁，可又放不下国家大事，这一切都在王安石心中进行着激烈的冲突。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不过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个悲剧。
还在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众人觉得他正是一展宏图备受宠信之时。有一天，文武百官都登门向他庆贺，但王安石却没有一丝兴奋，甚至连出房门都没有，而是独自与朋友来到西庑之小阁，徘徊许久，取笔在窗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
此后，王安石罢相后曾与这位友人同游钟山，在小憩之时，说起书窗题诗之事，王安石叹息道：“你看是不是？”说完淡淡一笑，这笑中饱含了王安石多少的辛酸与无奈啊！
至此，原先那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士消失了。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只是这个句号不是那么的圆满。
王安石携着所有的家当与老妻静静地乘船回金陵。从东京回金陵，有水路相通，王安石并没有乘坐官船，却穿了便服去乘民船。在即将开船的时候，他对家仆吩咐道：“我虽然是当朝宰相，今已告老还乡，凡一路停船之处，有问到我官职的，你们莫说实话，只说是过往游客就行了。不然，惊动了当地官府和百姓，前来迎送，就太不方便了。谁若是有意走漏风声，那他一定是想敲地方上的竹杠或者想诈取民财。我知道了，决不轻饶！”众仆听了，大声说：“晓得了！”
这时，一个名唤江居的家仆拱手说：“相公如此隐姓埋名，假若途中听到了有人毁谤相公，该怎么对待呢？”王安石回答道：“常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我好的，不足为喜；说我坏的，不足为怒。千万不要去招惹是非。”
他们沿水路走了二十多天，后来王安石因患病不适，只得同夫人等暂时分手，去走陆路，临别前约定到金陵江口相会。
原来走水路时一切还好，自打走陆上走，王安石真是受尽了窝囊气，处处不顺心。
一次在一个小镇上，他们主仆四人想找脚力，到一个经纪人家去雇。他们刚说明来意，主人便摆手说：“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百姓四处逃散，连饭都吃不饱，谁家还养得起骡马？”江居问：“你说的那位拗相公是谁？”主人道：“他叫王安石。听说长着一双白眼睛，真是恶人有恶相。”王安石听了低头不语，转身拉了江居朝外走去。
王安石心中烦闷，到茶坊去转悠，只见茶坊壁间题着一首绝句：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
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王安石一看是骂自己的，沉吟半响，又掉头走开了。他踱步走进附近一所道院，一抬头便发现红墙上面贴着一幅黄纸，上前仔细一看，纸上写的也是骂他的诗，说他“尽为新法误苍生”。王安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决定哪儿也不再去了，便疾步回到主人家，闷闷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午饭后，王安石去茅房解溲，只见茅厕土墙上，有人用白石灰水写诗八句，内容是攻击他的。说他排斥贤正，独断专行，倡言“三不足”，到头来将落得“千年流毒臭声遗”。王安石看着实在气不过，便抬脚用鞋底给使劲蹭掉了。回店后，他吩咐仆役赶快收拾行装，提前赶路。
一路上，主仆几人很少搭话，行色匆匆，只顾往前走。眼看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江居上前向王安石禀告到：“相公，天已晚了，我们到哪歇息？”王安石沉思了一下，回问江居：“依你之见呢？”江居答道：“要我看，今宵不必再宿村镇，还是借驿亭歇息好一些，省得生闲气。”王安石听了，点头称是。
这天晚上，他们便在附近的一处驿站住下了。夜间，王安石睡的很踏实，连日来的疲劳好像一下子都消散了。第二天一大早，江居等人忙着安排早饭，王安石独自在亭子间散步。忽然，他看到对面墙壁上题着两首绝句，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
他日命衰时败后，人非鬼责奈愁何？★
王安石心想：一路来，茶坊道院，村镇人家，处处题诗讥诮，人人咒骂新法，真是咄咄怪事！如今连这驿亭也有题诗诋毁，真太不像话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去问个究竟。他唤来几名驿卒问道：“哪个狂夫，敢题诗壁间，毁谤朝政如此？！”一位老卒应道：“官人息怒。我等实在不知此诗为何人所写，也是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不只我们驿站有题诗，其他各处也都有留题。”王安石又问：“此诗为何而作？”老卒说：“据说这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说王安石罢相还乡，要各处题诗相送。于是，就有一些人出来到处题写这样的歪诗，毁坏他的名声。这可真是罪孽啊！”
王安石听罢，心中立刻明白了：原来这竟是顽固派们有意搞的鬼！他想，顽固派对自己和新法的攻击，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这无关紧要，也不值得忧虑。只要新法能有益于黎明百姓，自己受些屈辱，又算得了上面呢！想到此，他便微笑着对驿卒说道：“既然这样，那就让他们去到处题写好了，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抹掉的！”打这以后，一路上王安石就再也没有去理会上面题诗的事了。
等他回到金陵后，昔日的老宅已变得破败不堪，墙头爬满了野草与枯藤，这衰败的景象与他此刻的心情一样，凋敝凄凉。王安石实在太累了。多年的朝廷纷争，已经让他耗尽心力，筋疲力尽。坐在这熟悉的地方，呼吸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
第三节苏轼风波，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宋元丰二年（公元1080年），苏轼44岁，正值壮年，因故入狱，后脱险，却被贬黄州。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五十九岁，霉运再一次光顾了他，于是被贬往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六十二岁的他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后遇赦再次回到中原。此时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了。有生之年还能踏上中原的故土，苏轼感触良多，可惜却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东坡先生，可以说是一辈子波折不断，一辈子都生活在别人的压抑之中，一辈子在他们的折磨下求生。
在元朝人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当时的朝廷被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大臣们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皇帝，谋求权利与富贵。而苏轼的正直清廉却与大臣们格格不入，自然的就成了他们批判打压的对象。对权利的争夺，对富贵的渴求，对苏轼声名的嫉妒，使得苏轼饱受排斥。宋朝朋九万编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真实记录，再现了当时朝廷的真实面貌。
乌台是北宋首都开封的御史衙门所在地，因为那里有些树木，聚来不少乌鸦，叫声不断，故而得名。这件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间发生一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
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帮派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为了能顺利推行新法，进行改革，于是对反对新法的官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当时，一些反对新法的御史，都被王安石逐出乌台。凡是支持新法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为了能够顺利进行改革，王安石可谓排除了万难。但支持变法的人中不乏那些怀有奸险目的的小人，这在无形中也就注定了新法必然失败。其中有一个叫舒亶的官员，此人心计很深，因为支持变法，得到王安石的重用，此人会写几首小令。为了能够登极权利顶峰，为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舒亶极尽可能地打击反对新法的官员。当时苏轼的名望颇高，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成了对敌。为了讨好王安石，舒亶给皇帝上了一份参奏，告苏轼罪状如下：
★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李定，也是御史，继舒亶以后，也参奏苏轼，形成集团攻势。“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什么叫“废”，实际是“杀”的意思。
苏轼的诗文在神宗朝颇有盛名，加之苏轼刚政清廉，神宗对苏轼倒是有颇为欣赏。但却经不起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无尽弹劾，而舒亶呈送给神宗的奏折更是让苏轼蒙受不白之冤。这些档案资料后来因为金人南侵，北宋灭亡，政府逃往江南途中，于兵荒马乱中一路散失，才被有心搜集的朋九万收藏。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值得一谈。
东坡诗文的颇具名望，在给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给一些看不惯苏轼作风的官员们增加了诬陷他的可能。其实，就案件本身来说，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琢磨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北宋历代帝王中，神宗算是一个颇有最为的皇帝。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并欣赏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阿谀奉承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文章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厌恶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为之一震。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经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当时已是六十多岁高龄，毕竟做官对年，所以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官员就有些许的轻视。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公元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东坡心里颇多无奈与感慨。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穿】
【书】
【吧】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在这里停笔一下说点额外话。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何在？看你这副落魄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和那些审问者辩解，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当时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沆瀣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染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他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他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他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44岁至48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随之产生了。
李国文先生大作《乌台诗案》
先看看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再看一篇反驳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
后人在阅读大师的时候，也会在书籍的夹缝中，发现那些曾经折磨大师的小人影子，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舒亶辈，已经在岁月的变迁过程中，像蠹鱼一样，干瘪得只剩一层皮。
我估计，凡整人的人，命运未必会更好。凡制造文字狱的小人，都会钉在了文学史的耻辱一页上，任人哂笑。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份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于是，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他借写诗宣泄不满，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贴安置。
《宋史·鲜于冼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要不然，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说分文不值，他打算自杀的，但想到身后在为他祝福时，他决定活下去。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起挫折，甚至连落寞也受不了。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整治苏轼的官员们，后来又如何呢？
舒亶，当时批判苏轼最甚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向大师发难，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捷径。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比较早地就败落了。但舒亶总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佑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禁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因为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倚着东楼栏杆，惆怅地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风景了，能不让这位告密专家暗然神伤嘛！被抛弃的小人，比作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不欲生啊！
王安石罢相后，也就真成了话本小说里的“拗相公”了。
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春》，写尽他失落无依的心态。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金陵这个地方，是王安石的发迹之地，当时，求贤若渴的宋神宗，一天几道诏书，要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前宰相，再度出现在金陵，那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苏轼，他的斗而不败，愈败愈斗的对手，毫无共同之处。
不过，在钟山脚下，苏东坡，倒有机会与王安石相遇。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老实说，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
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嘱咐，“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
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吕惠卿成了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王安石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地发作歇斯底里，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据野史记载，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就在恍惚和惊吓中而死去了。
从此，王安石因为变法的种种而遭受了世人无尽的猜测和怨恨，千百年来还是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为王安石伸冤叫屈。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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