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谜
中华儿女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那么，历史上真的有龙吗？龙是什么样子？千百年来，没有人见过真实的龙。可以说，龙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谜。
经过许多专家和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和考证，如今，人们终于得到一种比较一致的结论：龙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是古老的炎黄子孙的“图腾”。考古工作者已在大量出土的文物中，找到龙作为图腾的佐证。尤其1982年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挖掘，一条长约20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的龙，被看做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图案。事实证明，龙的崇拜在我国至少有8000年的历史。
龙作为中国古代的神话图腾，是根据何种动物想象出来的呢？
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左传》说龙是一种水物。《韩非子》则说龙是虫，当它温柔欢狎时，人们可以骑它，一旦触动它喉下的逆鳞，它就会杀人。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
现代考古学家对龙的起源持有不同观点：有人说最早的龙有角，它是一种对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续和发展；有人说龙身来源于蛇，龙头则来自马头和牛头；还有人说，除了龙身和蛇有关外，“龙”的形象的形成可能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有关，例如猪、狗。
关于龙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学家有理由相信龙的主体是蛇。
首先，蛇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一种动物图腾，许多遗址的陶器上都有描绘和刻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居住着很多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
其次，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女娲，《山海经》中的共工、相柳、贰负，《竹书纪年》中属于伏羲氏系统的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这些人深受古老的氏族部落图腾崇拜影响，或人首蛇身或披鳞长角。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龙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个话题依然争论不休。而鉴于“龙”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这种争论在考古学上能有决定性的发现之前想必是不会停止的。
中华民族为什么叫做“华夏”
“华夏”是中华民族的称号，作为一名中国人，常常以“华夏子孙”为荣。虽然我们经常这样自豪地称呼自己，但对于“华夏”的由来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作为一个未解之谜，自古以来，有很多种说法。但普遍认为，以下三种说法最有依据：
1.华夏是民族的名称
“华”指的是居住在华山、以玫瑰花（音同“华”）为图腾的“华族”，“夏”指的是居住在夏水（即汉水）旁边的“夏族”。随着人们的交往日益加深，最后两个民族合二为一，统称华夏民族。
2.以文化标准来定名华夏
远古时代，人们将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称为“华”。“华”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相反，生活在华夏族四周的人，由于文化相对落后，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随着华夏不断融合壮大，其他民族逐渐纳入华夏文化的领域。渐渐地，华夏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
3.华夏是“诸侯国”之一
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可分为华夏、东夷、南蛮三大“诸侯国”。华夏代表人物有黄帝、炎帝，东夷代表人物有太昊、少昊和蚩尤，南蛮代表人物有伏羲、女娲。
5000年前，以黄帝为首的部落，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后来，搬到涿鹿一带(今河北省涿鹿、怀来)定居下来。他们在这里发展畜牧业，种庄稼，繁衍后代。黄帝重视与奖励耕织，这个部落安居乐业，渐渐兴盛起来。炎帝族此时住在我国西北姜水附近。这个部落的发展远不如黄帝族。就在这时，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勇猛强悍。传说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凶猛无比，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沙吞石，打仗英勇无比。蚩尤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他的弟兄们侵占掠夺其他部落。
后来，蚩尤侵占炎帝的地盘。炎帝带兵奋力抵抗，但被蚩尤弟兄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无法，只好求助于黄帝。黄帝早有耳闻，一心想除去这个祸根。听炎帝一说，立即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欲与其决一死战。这次大决战，主战场就在涿鹿的田野上。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貙、虎。打仗时，便放出这些野兽助战。蚩尤的兵士也十分凶猛，双方一交战，便杀得天昏地暗。虽然蚩尤的兵士凶猛异常，但遇到训练有素的黄帝的部队和这一群凶兽，也抵挡不住，纷纷夺路而逃。黄帝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奋勇拼杀，终于大败蚩尤。黄帝与蚩尤之战，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此后，许多部落都纷纷归顺黄帝，黄帝受到诸部落的拥护。但炎帝不服气，带兵与黄帝交战，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一带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最受拥戴的部落首领。炎帝族和黄帝族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构成以后华夏民族的主干。
在长期斗争中，炎黄部落兼并南蛮部落，又统一其他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祖先。在“三大诸侯国”中，华夏一枝独秀，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三种说法中哪种最可靠，还有赖于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但不管怎样，“华夏子孙”将永远是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自豪的称呼。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究竟是谁
我国古代有把远古三个帝王和上古五个帝王合称为三皇五帝的说法。那么，三皇五帝究竟是谁？
“三皇”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具体说法自古不一。一般有七种说法：①天皇、地皇、人皇；②天皇、地皇、泰皇；③伏羲、女娲、神农；④伏羲、神农、共工；⑤伏羲、神农、祝融；⑥伏羲、神农、黄帝；⑦燧人、伏羲、神农。
“五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实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首领。一般有五种不同的说法：①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②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③太皋、炎帝、黄帝、少皋、颛顼；④少吴（皋）、颛顼、高辛、唐尧、虞舜；⑤黄帝、少皋、帝喾、帝挚、帝尧。
在中国古书上，一般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皋、炎帝、黄帝、少皋、颛顼称为“五帝”。
1.三皇之伏羲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这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人们渔猎的方法。他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
2.三皇之女娲
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传说她用黄土造人，炼石补天，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民得以安居。女娲传说是母系社会神话的反映。
3.三皇之神农氏
神农氏成为传说中发明农业和医药的人。据传，他用木制的耒耜组织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由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生产的情况。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
4.五帝之黄帝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相传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是承前启后的中华文明的先祖。历史上的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故称“轩辕后裔”和“炎黄子孙”。
5.五帝之炎帝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相传他牛头人身，可能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的首领。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
6.五帝之颛顼
相传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曾逼令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禁绝巫教，顺从黄帝族的教化，促进了族与族之间的融合。
7.五帝之太皋
相传他人头蛇身，或人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氏族首领，居住在陈地（即现在河南淮阳县）。他应该是淮河流域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
8.五帝之少皋
传说是黄帝的后代，居住在山东曲阜一带。这个部落以鸟为图腾，可能是由24个氏族合成的一个大的部落。少皋族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
夸父追日的寓意
夸父追日是一个神话故事。描写的是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最后被太阳烤死的事情。
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后经列子增补，收集在《列子·汤问》中：“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山海经》的记载意在说明“夸父不量力”，而《列子·汤问》第一句也沿用这句话，这就使人误会这篇寓言的寓意是指做人应量力而行。其实，列子早已体会“夸父追日”这个神话蕴含的积极意义，才会对原有故事进行改写、增补、提高。特别是《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记载的“弃其杖，化为邓林”，增写并改写成“弃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抛掉手里拄着的棍子，这棍子为夸父尸体的油脂和肌肉所侵蚀，长出了一片桃林，这片桃林的覆盖面积广达数千里）。
虽然夸父追日没有成功，但它却给人展现了渴望征服自然的雄伟气魄，以及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几千年来，夸父不但不是人们批判和嘲笑的对象，而成为有志之士敬仰的英雄。
晋朝邓璞有诗赞曰：“神哉夸父，难以理寻。倾沙逐日，遁形邓林。”
晋代诗人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表达了对夸父的敬佩之情。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蔫足有！
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另外，关于这篇寓言的寓意，《中国文学》一书中提到：“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快；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水（不妨将水当做知识的象征）；也只有获得更多的水，才能和时间竞走，才不致落后于时间。”
《夸父追日》的寓意到底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解读这个故事，从而认识世界、收获美丽的人生。
女娲补天的真相
“女娲补天”一直被认为只是传说。但是，中国地质学家经过对白洋淀碟形洼地和其群体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女娲补天”确有其事。
地质学家认为，白洋淀地区的地理面貌是由于远古时代一次陨石雨降落而形成，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根据现场考察，当时的情景可能是一颗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山西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并在高空爆炸，瞬间形成规模宏大的陨石雨，降落在从晋北到冀中这一广大地区。陨石雨降落，致使地面形成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后经过雨水的冲刷、河水的流淌以及人们的改造，逐渐形成了今天白洋淀的地理面貌。
地质学家对陨石雨降落地球的场景推测与《淮南子》中记载“女娲补天”的情形相似度达到90%。
《淮南子》对女娲补天的神话是这样描述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经过对比，结果一目了然：
（1）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描绘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降落的情景。
（2）火滥炎而不灭。小型天体爆炸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
（3）水浩洋而不息。假设小型天体是彗星，而彗星成分主要是陨冰。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即出现此结果。
（4）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固，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神化传说编撰于东汉年间，当时，冀州是河北省一带，也就是说，这一段描述了灾害平息之后河北平原的景象。
但是，地质学家也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女娲补天”就是一次陨石雨降落的自然灾害。那么，女娲补天到底只是个传说，还是有其他解释，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八仙”的真实原型
虽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但人们心中始终充满疑惑：八仙究竟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经过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八仙”其实是将历史上的某些人物模拟化，他们确有真实原型。
铁拐李的原型名叫李颜二，是唐代惠安的一位道士。传说有一天，李颜二的母亲染上重病。他在给母亲煎药时，发现柴火烧到一半就没有干柴了。恰好这几天阴雨连绵，无处拾取干柴。孝顺的李颜二为了给母亲治病，情急之下就将腿伸入灶中，代替柴火。等到药煎好，他的右腿却跛了。站起来时，他顺手从灶中抽出火热的铁棍当成拐杖。后来，李颜二出家当了道士。
众学者一致认为，吕洞宾出生于唐朝末年，姓吕名岩。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洪迈的《夷坚志》及《集仙传》等书对其身世均有记载，只是说法不同。一说他是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一带），唐咸通中及第，曾当过两任县令。一说他是九江人，原为唐宗室，姓李，因避武后之祸，易姓为吕。
张果老原名“张果”，由于他在八仙中年纪最大，遂被人们尊称为“张果老”。从文史资料来看，历史上确有张果其人，但并非真的神仙道士。张果不过是一位江湖术士，充其量不过会些幻术而已。
有关钟离权的记载，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均有他事迹的记述。他留世的诗题为《题长安酒肆避三绝句》，其中有“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等句，著作有《还丹歌》、《破迷正道歌》等。
普遍的说法认为，韩湘子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侄子，《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仙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又有人称韩湘子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至大理丞。
蓝采和的原型本是一江湖流浪汉，仅由于他的行为癫狂又好周济穷人，深得人们喜爱而被神化成仙。
关于何仙姑的真实原型，历来说法不一。但主流观点认为，何仙姑又称何二娘，唐朝人。据《太平广记》记载，何二娘是一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后因嫌家居太闷，游于罗浮山，在山寺中住下，经常采集山果供众寺僧充斋。一次，远在400里外的循州山寺僧来罗浮山寺，称某日曾有仙女去循州山采摘杨梅果子。经查实，那天正好是二娘采果的日子，再加之大家又不知二娘从何处采来这众多山果，便认为二娘即为循州山寺采果之仙女。从此二娘远近闻名，她也因此不再寄居山寺了。
《宋史》中有关于曹国舅原型的文字记载。曹佾，字公伯，曹彬之孙，曹皇后的弟弟。他性情和易，通晓音律，喜爱作诗，封济阳郡王，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年七十二而寿终。曹国舅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因系皇室外戚，故有“国舅”之称。
八仙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展开丰富的想象，赋予他们神的身份，才塑造出这些个性鲜明、性格突出的艺术形象。
“白蛇”的传说从何而来
白蛇传是中国古代四大传说之一，在民间广为流传。最开始以口头相传，后来以说书、弹词、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出现。那么，白蛇传是如何起源的？它的“雏形”是什么？这一直是白蛇传说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近年来，文学界对白蛇传的起源有了比较一致的说法。他们认为，白蛇形象可以从远古民族“人首蛇身”的图腾崇拜中窥见影子。《山海经》、《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古籍记录了大量人蛇合体的“人物”形象，如“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燧人之世……生伏羲……亦人首蛇身”。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都是一大群龙蛇。可以说，远古传说为后来的白蛇形象及其传说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白蛇传说雏形见于唐人谷神子的《博物志》。文中描写的是唐宪宗元和二年，陕西李黄在长安市东遇见一个身穿白色孝服的少妇，不禁为其美貌所迷惑。后来，李黄接受少妇“邀请”，在她家里“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天回家，李黄觉得“身重头旋”，遂卧床不起，身子逐渐销蚀，最后只剩下一股血水。李黄家人来到少妇家，希望问个明白，但只见一座空园和一棵皂荚树。听邻居说，树中常有大白蛇盘踞。此时，李家人才知道少妇为“蛇妖”所变。
唐宋时期，市井间流传的白蛇故事极其相似：女人为蛇精，男人被蛇精迷惑，最后丧失性命。白蛇传故事发生质的变化，应属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文中讲述的是南宋绍兴年间，南廊阁子库官员李仁内弟许宣做一药铺主管，一日祭祖回来，在雨中渡船上遇到一自称为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及张氏遗孀的妇人。经过借伞还伞后，此女要与许宣结为夫妇，又叫丫鬟小青赠银十两。殊不知，此银为官府库银，被发现后，许宣被发配苏州。他在苏州与白娘子相遇而结婚，后又因白娘子盗物累及自身，再次发配至镇江。许宣又与其在镇江相遇复合，而法海作梗，扣留许宣，使白娘子索夫不成。许宣得知白娘子为蛇妖后，惊恐万分，要法海收他做徒弟。许宣修炼成功后，修塔镇住白娘子，留警世之言后坐化。
与之前的白蛇传说相比，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首先在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变化。白蛇不再是蛇妖，而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令人同情的妇女形象。她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尤其是扶贫积弱的美德为人所称道。最后是许宣亲自作法修塔镇住白娘子，而以前的故事只不过由道士作法将白蛇打回原形。另外，本书还出现了两个人物，小青和法海。总之，白蛇传故事的人物基本出现。
可以说，日后的白蛇传说都可以看做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补充，大致情节并没有变化，只是加入了更多对白娘子的形象刻画与同情，在内容上加入了端午、水斗、断桥等情节，使白娘娘的形象更为丰满、动人。此时，白娘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白素贞。经过后人不断地“添油加醋”，故事主题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爱憎分明、朴素的是非观。
五千年前就有开颅手术吗
2001年的一天，考古人员在整理从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人骨标本时，意外发现这个头骨顶部靠后的位置，有个直径约30毫米近圆形的缺口。经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论证，认定该颅骨的近圆形缺损应系人工开颅手术所致。据了解，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实例，距今5000多年。
开颅手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风险系数很高的手术，中国人为何却在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应用呢？考古学家认为，古代人施行这种危险手术的动机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获得活人或者死人头骨上的圆盘状物作为驱邪品；二是头骨受创尤其是在头骨骨折时的一种外科治疗；三是为治疗头痛、癫痫、痴呆、癫狂及其他疾病而施行药物治疗的外科手术程序；四是认为对头部施行这种外科手术，有助于长寿或者是时髦。而对头骨进行综合研究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教授鲍修风认为，墓葬墓主开颅动手术有几种原因：颅骨受过外伤；颅内产生肿瘤等病变；古代有开颅治眼盲的说法；治疗癫痫等神经方面的疾病。
在头骨缺口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解释说：“这种开口边缘的圆弧状属自然修复，只有在十分精细的修饰和骨组织修复后才能形成，表明该墓主在手术后依然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众所周知，做手术还需要准备很多工具，如麻醉剂、止血纱布等。难道说5000年前的医生就会做麻醉手术了？难道说古人已经能掌握消毒、止血、抗感染、缝合的技术？
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古人又是如何打开颅腔的呢？颅骨的硬度非常大，一般石头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他们用硬度最高的金刚石来打开坚硬的颅腔，至少也需用几个小时的磨刮时间。虽然当地也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雕刻石具和手工艺品，但都无法确定开颅所使用的器具。
至于5000年前的开颅手术如何进行，为什么要做这项手术，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日后的考古发现能揭晓答案。
探秘最早的文字
以安阳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墟的发现，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也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且使中国与以纸草、泥板、石板为文字载体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列为世界文明古国。
那么，甲骨文真的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吗？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
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三千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
在山东省昌乐县发现的一种神秘骨刻图案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经过有关专家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可能要比殷墟甲骨文早1000年左右。
2004年的一天，山东省昌乐县民间收藏爱好者肖广德在龙山文化遗址上搜集文物时，偶然从当地农民翻过的土地里找到一块牛肩胛骨。当他把这块牛肩胛骨带回家清洗后，意外发现骨上竟刻有图案，这一发现让肖广德惊喜不已。从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他先后数次来到昌乐县袁家庄等龙山文化遗址，搜集带有图案的兽骨多达100多块。
2007年7月，肖广德带着七块兽骨找到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凭借多年的专业研究鉴定经验，刘凤君意识到这批资料非常重要。于是，他邀请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教授、山东省甲骨文国际交流中心理事长李来付教授、淄博文物局副局长张光明教授等五位专家来昌乐对兽骨进行鉴定。
2008年7月30日，在观看了大量的骨刻文字照片和实物之后，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座谈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刘凤君教授的鉴定意见，认为这批文字是比安阳甲骨文更早的一种原始文字。究其原因，这些文字与甲骨文不同，它们均是由一个主笔加上补笔组成，类似画画。多数字符像人物、动物和植物的象形符号，布局和结构亦有规律可循，有些部首反复出现，而且都是用线刻在牛骨、象骨上，应该是一种图形文字。
虽然目前尚不能破译兽骨上的图案，但“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证明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把现有认知的中华民族文字史提早了1000年左右，对于中国文明史有重大意义。“昌乐骨刻文”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形式之一。所以说，甲骨文只能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不能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姓名”从何而来
何为姓名？《新华字典》解释说：姓名是指“姓+名字”。但在我国古代，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姓名”，而是先有姓与氏，后有名与字。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它们才发展成今天的“姓名”。
1．“姓”的由来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姓是区分氏族的标志符号。
那时的母系社会，只知有母亲，不知有父亲。据考古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30个，且大多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妊、好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由此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
2．“氏”的由来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某个氏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分解。于是，由“姓”衍生出一系列分支，这就是“氏”。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志。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只有贵族才有，因为氏是辨别贵贱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命名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官职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
后来，随着氏族、部落的消亡，氏也就消亡了。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无数个氏，也消亡了无数个氏，而姓基本不变。
秦朝统一全国后，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虽然稍有区别，但可忽略不计。到了汉代，姓和氏完全没有区别。
究其二者融合的根本原因，是郡县制取代了世袭封土制，也就没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原来分氏的基础没有了，氏所代表贵贱的意义消失了，所以与姓融合了。
3．“名”的由来
《礼记·檀弓》中记载：“幼名，冠字。”
《礼记·冠义》中记载：“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唐朝经济学家孔颖达说：“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综上所述，可知在古代，名是一个人成年以前的称呼，其使用范围较小，多局限在家里，供父母、亲朋好友称呼。
关于起名，我国有一个传统习俗，即婴儿在百日那天由父亲取名。百日时，母亲和保姆抱着孩子到厅堂见他的父亲，父亲握住孩子的手，给他取名。取完名以后，母亲和保姆把孩子抱回卧室，然后将孩子的名字通告各位亲戚，父亲则立即告诉好友，并通报给地方长官，入籍登记。
命名是孩子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命名仪式自然非常隆重。虽然这种习俗不再存在于现代社会里，但给孩子过“百岁”的风俗依然流传着。
4．“字”的由来
古代时期，人们在祭祀神灵和祖先时，为了表示恭敬，不敢直接称呼祖先的名。于是，“字”产生了。可以说，“字”具有双重作用：一出于避讳，二尊敬长辈。
一个人成年之前要称“名”，成年之后便称“字”。与“名”的使用范围相反，“字”是在社会生活这个公共领域的大范围内使用的。称呼的变化也是一个人社会身份变化的重要标志。成年后，人们必须以字相称，如果称名便是一种不敬的行为。
“青楼”原指帝王居
人们说起“青楼”一词，十之八九会想到妓院。其实，“青楼”被当做妓院的代名词是唐宋以后的事了。
在我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将妓院称为“青楼”，将沦落风尘的妓女称为“青楼女子”。其实，这是一种误传。近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原来“青楼”最早是指帝王的住所。
据《南齐书·东昏侯纪》载：“世祖（齐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也谓之青楼。”清代袁枚根据这段记载，在《随园诗话》中说：“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也。”由此可见，青楼原先是帝王之居。
在汉魏时期，青楼一词应是褒义，原意应为“青漆粉饰之楼”，仅仅是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甚至作为豪门之家的代称。正因为此，三国时曹植有诗曰：“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唐骆宾王也曾有“大道青楼十二重”的诗句。这些都是称誉帝王所住宫廷楼阁之富丽华贵。
或许是“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些关系，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最早称妓院为青楼则出自南梁刘邈的《万山采桑人》一诗，其中有“娼女不胜愁，结束下青楼”的句子。此后的文人墨客们便以讹传讹，皆称妓院为“青楼”了。唐以后，青楼的偏指之意则成了专指，专指烟花之地。元代有一本记载妓女生平事迹的书，便叫《青楼集》。明代有一本《青楼韵语》，清代有一本《青楼梦》。
实际上，现代所认为的青楼风光，有详细记载的可从唐朝算起。唐代都城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位于平康里，因为靠近北门，也称为北里。后世因而把平康、北里作为青楼的代称。比之长安，扬州的青楼风光更加旖旎多情，杜牧等许多诗人都曾为此作过诗句。那时，青楼的规模都不大，多数是一个老鸨领着两个妓女和丫鬟。青楼中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
到了宋朝，青楼规模有所扩展。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八座。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33座。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记载了元朝杭州的青楼风光。
明代最有名的妓院就是秦淮河畔的“十六楼”。然而此时的青楼风光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出现了不少赤裸裸肉体交易的“私窠子”、“窑子”。
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完全的私妓的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北京的“八大胡同”就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渐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经典的、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在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中被排列首位。书中充满很多睿智的战略思想。据说滑铁卢失败后，拿破仑看见《孙子兵法》，后悔没有早点阅读。然而，《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
古籍《商君书》与《韩非子》都提到“孙吴之书”是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没有说明其作者就是孙武。直到《史记》问世，司马迁才明确提出《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史记》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通过描述可知，《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公元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
由于司马迁写作严谨，后世对“《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深信不疑。但是，宋代学者陈振孙、叶适提出质疑：《孙子兵法》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清人姚际恒亦赞同其说，认为《孙子兵法》为伪书。然而，《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作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
史学界还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与其门徒共同撰著的。这与《论语》的创作如出一辙。即孙武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形成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
《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谜题至今无人解答。
孔子著《春秋》之谜
迄今为止，《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事件。几千年来，它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在中国史学史、经济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春秋》的作者是谁，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孔子著《春秋》。
周游列国的孔子，晚年回到鲁国，集中力量把古代相传下来的文献加以整理，参考了大量各国的史书，着手编写了历史著作《春秋》。支持此观点的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直接指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礼法遭到践踏，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向来注重礼仪的孔子，希望靠《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的政治权力。另外，孔子曾对自己作《春秋》一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后人知道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人责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如果孔子没有写《春秋》，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
另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并非孔子所著。
支持此观点的人指出，《春秋》诸多地方笔调不一致、风格不统一，应是多人所作，极有可能是鲁国各个时期的史官撰写而成。此外，以《论语》为例，《论语》载孔子的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但对《春秋》一字未提。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只是对《春秋》进行整理。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后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司马迁认为，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略加修改，编辑成《春秋》。
孔子是否著《春秋》，《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谜。但不管怎样，都不会削弱孔子作为文化伟人的地位和《春秋》作为古籍的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孔子墓墓名的由来
孔子曾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葬地称陵完全是有资格的。但为何却称为“孔林”呢？这要追溯到原始的葬人制度。
在原始社会初期，并不存在丧葬事宜。人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死。有的随意掩埋，有的只是听之自朽，既不封土，也不植树。直到春秋时代晚期，才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徵在去世后，孔子将父母合葬在防（今山东曲阜县城东7.5公里防山之北）的时候，曾对弟子们说：“古也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由于孔子常年率弟子周游列国，为了回到故乡拜祭父母时能找到墓地，孔子“封之，崇四尺”（筑了四尺高的坟丘）。据现有文献来看，孔子是有明确记载的封土为坟的第一人。
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为他选择什么样的墓式煞费苦心。子夏回忆，从前孔子讲过，看到几种不同式样的坟墓：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像“坊”一样；还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斧的刃部一样，这种形式又像马鬣（马颈上的一排刚毛），叫做“马鬣封”。孔子赞成后一种。于是，孔子墓的“马鬣封”的制式得以确立，成为封建社会一种特别尊贵的筑墓形式，影响很广。
也许弟子们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或是担心日后找不到老师的墓地，故不约而同地带着树种来到孔子葬地，围绕着墓地种植树木，作为老师墓地的标志。与此同时，不少弟子还为老师守墓。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富商，他在老师墓前盖了一座茅屋，为老师守墓六年。
东汉桓帝时，朝廷以官方名义修了孔子墓。此后，历代帝王不断赐给祭田、墓田，重修和扩建，才形成现在的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的孔林规模。
象棋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例如，《楚辞·招魂》中说：“蓖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最早的象棋，棋制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行棋两方，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塞有二枚。棋子是用象牙雕刻的。下棋之前，双方先要投箸，以决定先后。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斗巧斗智，相互进攻逼迫，而制对方于死地。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由此可见，早期的象棋象征了战斗，是模拟战争的一种游戏。
三国之后，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唐代的象棋形制，和早期的国际象棋颇多相似之处。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这种模式下有棋子32枚，棋盘上有河界，将在九宫之中等。到了南宋时期，象棋已经家喻户晓，一时间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象棋各子有其固定的走法，比如马走“日”字、相飞“田”型，而“帅”和“士”只能在九宫走。“炮”隔子可以吃对方子，卒子过河不回头。当然，还有其他规定，比如谁可以过河，谁不能过河。基于这些基本的走法，象棋的变化才生出无数，把它益智的魅力全部展现出来了。
象棋在元明清时期，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梦入神机》、《金鹏十八变》、《桔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杨慎、唐寅、郎英、罗颀、袁枚等文人学者都爱好下棋，大批著名棋手的涌现，显示了象棋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喜爱的状况。
新中国建立之后，象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象棋成为国家体育项目。以后，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比赛。196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下属组织——中国象棋协会，各地相应建立了下属协会机构。40多年来，由于群众性棋类活动和比赛的推动，棋手们的象棋棋艺水平提高得很快，优秀棋手不断涌现。其中，以杨官璘、胡荣华、柳大华、赵国荣、李来群、吕钦、许银川等最为著名。
《史记》为何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谱写出文字之歌，遂成《史记》。时至今日，那最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史记》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52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确实，《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的“正史”修葺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各朝各代正史，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识形态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独辟蹊径，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在君主没有确立个人绝对权威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集团的制约。在这种大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权利与义务。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是知道这点的。但汉武帝加强个人权力，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是鄙视有加，跳出了腐朽儒家的怪圈。但他依旧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让后人觉得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性和描写人格，《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以区别于任何一本史书。
司马迁也想为封建统治者和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反映真实的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出的影响力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使得后人得以见识前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史记》真的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岁”何时变成了皇帝的专称
电视剧中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文武大臣伏在地上，口中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二字好像是皇帝的专用称呼，旁人冒犯不得。一看到“万岁”二字，人们便把它与皇帝联系起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描写人们欢庆场面的诗句：“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意思是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共同欢呼祝颂。这里的“万寿无疆”，是人们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在西周、春秋时，“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是人们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并不是对君王的尊称。
西周金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字，它并不专属于天子，只是一种记述方式，可以刻在铸鼎上。比如“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表示的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之意。而“万岁”一词，是这些颂词、祝福语的发展和简化。
直到汉初，“万岁”在人们口中还常常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奉和氏之璧入秦，“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由此可见，此时的“万岁”还没有和君王联系起来。
“万岁”正式成为皇帝的专用名词，是汉武帝规定下来的。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岁”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能称“万岁”，表达极其赞赏、崇拜的感情。
另外，在电视剧中，常有“三呼万岁”，也有的是“山呼万岁”。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武帝登临嵩山，随从的吏卒们都听到山中隐隐传来了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所以“山呼”又称“嵩呼”，在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回声而已。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却把这事看成是吉祥的兆头。于是，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礼仪，称做“山呼”。在《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仪式有更详细的记载，凡朝见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的人叩头并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的人还是如此这般。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
谁发明的“永字八法”
中国的书法包括笔法、字法和章法。在这三部分之中，以笔法为基础。所谓笔法，就是笔划之法。而“永字练书法”中的“永”字恰好有八画，而且画画不同，集中了汉字楷书中所有的点画形式。“永”字八画，即“侧（点）、勒（横）、努（直）、趯（钩）、策（向上斜书）、掠（撇）、啄（短撇）、磔（捺）”。由于“永”字包括了书法中八种最基本的笔画，初学书法的人往往把写“永”字作为学习书法笔画的基础方法。
那么，永字练书法产生于何时，是谁发明的？对此，书法界存有五种说法：
1.作者系蔡邕
见于元李溥光所撰《雪庵八法》：“历代以下，书者工于笔法之妙。其名世者，如魏晋之钟繇、王羲之，唐之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之辈，亦各家有书，所传之，惜乎沦没日久，真迹不存，惟羲之‘永’字八法，共《三昧歌》，流传在世。”李溥光认为起源于东汉蔡邕，晋王羲之加以发扬。
2.作者系智永禅师
见于宋陈思所辑《书苑菁华》：“隋僧智永，发其指趣，援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
3.作者系王羲之
唐代书法家李阳冰于《法书苑》中有言曰：“昔王逸少工书十五年，偏攻‘永’字八法，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
4.作者系张旭
见于宋朱长文所编《墨池编》、《张旭传永字八法》，同《柳八法颂》及《颜鲁八法颂》。清冯武《书法正传》中《书法三昧》云：“凡学必有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永’字者，众字之纲领也，识乎此，则千万字在矣。”
5.作者系崔子玉
见于唐张怀瑾《玉堂禁经》：“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
谁发明了永字八法并不重要，只要初学者认真揣摩名家写“永”字的方法进行笔画练习，以此提高自己在书法方面的认识和领会、夯实基本功就足够了。
三国人名多单字非巧合
翻看东汉、三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这一时期内的人物，绝大部分取的都是单名，除了一些有个性的隐士（如庞德公）和一些乳名（如刘盆子）外，要想在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中找到名为双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委？原因得从王莽改制说起。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保证统治地位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他利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当然也涉及人名。
在这一系列“托古改制”的改革中，王莽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对事物的名称进行改革。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以表示新朝代的“新”，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朝三暮四，弄得人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特别在意。他对自家的“王”看得十分重要，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王莽对姓名的改革。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他对皇帝的宝座向来有野心。如果他有耐心，是有机会当皇帝的。可他性子实在太急了，就“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作出这样的处理：“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制作”就是法令，这道命令的意思是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王莽之前的人名字数不受限制；第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第三，只有良民才有资格用单字，用双字是一种惩罚。
王莽对姓名的改革影响了后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是良民，是有地位的人，纷纷取单字。这也就是东汉、三国时期人名单字多的原因。
《胡笳十八拍》作者究竟是谁
琴歌《胡笳十八拍》是由18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由琴伴唱，描写主人公饱受战乱之苦，抒发爱国思乡之情、骨肉分离之亲。千百年来它成为我国传统音乐作品中的珍品，深受人们喜爱。据传其作者是东汉著名文学家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是东汉末年大名士蔡邕的女儿。她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尤其在文学和音律方面更是出众，是个出了名的才女。父亲死于狱中以后，文姬孤苦无依，只好跟着难民到处逃亡。有一天，文姬在逃难途中碰上匈奴兵，被其掠去。从此，她流落匈奴，成了左贤王的夫人。
左贤王很宠爱文姬，夫妻感情很好。蔡文姬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生有两个孩子，但仍然十分思念故乡。她靠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创作了《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的歌词分为十八章，一章为一拍。第一拍点“乱离”的背景；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十二拍中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结尾一段是“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胡笳十八拍》创作后，蔡文姬经常演奏，借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后来，曹操派朝臣周近出使南匈奴并赎迎文姬。文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挥泪与左贤王和两个孩子告别后踏上了归乡的道路。经过长途跋涉，数月之后，她终于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
胡笳就是胡地的笳，在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游牧民族中。“笳”形似筚篥，是汉代鼓乐中的主要乐器。胡笳善于表现凄怆、哀怨的情感，富有悠远的穿透力，很符合那些边远游牧民族英勇强悍的个性及牧马吹奏的特色。
在汉魏历史上，流传有不少运用笳声作战的故事，历史上也有不少有关笳的文章，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更为笳添加了一种感伤而诱人的神韵。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现代学者郭沫若对《胡笳十八拍》中歌词加以考证，并称赞说：“这实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
然而，自唐以来，有学者对蔡文姬创作《胡笳十八拍》提出质疑，认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琴师董庭兰。唐代进士刘商《胡笳曲序》（《乐府诗集》卷五十九转引）序文曰：“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遣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
序文中有“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以此推断，《胡笳十八拍》乃唐代琴家董庭兰（即董生）所作。
琴歌《胡笳十八拍》作者是谁？这一问题的讨论自唐代至今，文学界见仁见智，音乐学界也未有定论。但无论作者是蔡文姬还是董庭兰，抑或其他人，都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喜爱和推崇。
诸葛亮写过《后出师表》吗
在中国人心目中，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简直是神仙的化身。尤其是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大摆“空城计”、三气周瑜的故事更是被世代传颂。所以，诸葛亮在民间被奉为古今第一智慧人物。古往今来，有关诸葛亮的谜题数不胜数。其中，“诸葛亮是否著《后出师表》”的争论最为激烈。
经过多年辩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相信《后出师表》是他人所作，且理由相当充分。
首先，作品中最大的硬伤是“赵云之死”。《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中明确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但《后出师表》却说赵云死在建兴六年。赵云身为蜀国大将军，其死于哪年，蜀国宰相应比他人更了解。何况诸葛亮一向谨慎行事，他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所以，《后出师表》为他人所作。
其次，通过分析《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判若两人。在《前出师表》里，“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表现出诸葛亮壮志雄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品格。而《后出师表》里却记载：“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仿佛北伐之事实属无奈之举，对此一战诸葛亮充满担忧，丝毫看不见胜利的曙光。两篇作品时间间隔仅有一年，难道说，原先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的诸葛亮在一年里就变得意志消沉、逃避责任了吗？再说此时的蜀国仍有一定实力，并非像文章描写的那么悲观。
再者，刘备死后，虽有刘禅继位，但事实上诸葛亮独揽大权，管理一切国家大事。当他提出再次北伐时，没有人会质疑北伐的前景。而文中却说“议者所谓非计”，不符合蜀国当时的情况。另外，据《吴志·诸葛恪传》记载：“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谕众意。”这段描述与“议者所谓非计”所写相吻合。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后出师表》为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所著。只不过他假托诸葛亮之口，希望说服众人。而且，诸葛亮已死，“死无对证”，不能不令他人信服。
时隔千年，《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这一疑问仍没有定论，或许某一天的考古挖掘能带来新的论据，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兰亭集序》真伪之谜
《兰亭序》也称《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等，是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为朋友的诗作所写的序文手稿，全文共28行324个字，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160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三月三日，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一座充满兰花幽雅香气的古典园林中，一群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在玩一个“曲水流觞”的游戏。这是一个属于文人的游戏，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将酒杯放在水中，任其顺水漂游，酒杯到了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作诗。一会儿的时间，已经有了37首诗。有人提议将这些诗出版成集，以作纪念，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推举王羲之写序。王羲之也正处于酒酣兴浓之时，遂提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序》。因是乘兴挥笔，一气呵成，所以，《兰亭序》可以说是王羲之书法最高境界的代表作品。
王羲之酒醒以后，对于自己的这幅作品也倍感惊奇，他又尝试了很多次，最终也没有再达到那个高度。他知道，《兰亭序》把自己的艺术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再也无法超越了。因此，王羲之对这幅作品非常珍爱，把它当成世代相承的传家宝。
然而，《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写，历来颇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争论双方代表为郭沫若和高二适。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该文列举诸理由，推断《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的原作。
这篇文章发表后，被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到，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的文章，坚持《兰亭序》仍为晋代王羲之手笔，并非后人之伪作，其论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高二适的文章写好后，寄到报社投稿却都被退回，没有哪家报刊敢登载。后来，高二适只好求助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看了高二适的文章，表示愿意为他帮忙，并在高二适将文章改好之后，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推荐该文，信中还介绍了高二适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发表。
毛泽东看过章士钊的来信和所附高二适的文章后，次日即复函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于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先后刊载了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的手稿。而郭沫若即针对高文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二适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
一时间，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也都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分别以郭沫若、高二适为首的两派展开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论，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这场争论最终无分对错。另外，有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兰亭序》真迹应该在唐太宗的昭陵或者武则天的乾陵。然而，不论《兰亭序》的作者到底是不是王羲之，这篇序文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地位都是无可取代的。
“老公”、“老婆”之称是从唐朝开始的吗
老公老婆是现代对丈夫妻子的流行叫法。很多人以为，老公老婆最初是我国港台的叫法，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港台片的热播流行起来的。实际上，老公老婆这个称呼在唐朝时就有了。
据说，唐朝时有一个叫麦爱新的读书人，考中功名后就开始嫌弃妻子年老色衰，想再纳新欢。于是，他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妻子看到后，觉察到丈夫有了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以“禾稻”对“荷莲”，以“新粮”对“老藕”，不仅对得十分工整贴切，新颖通俗，而且，“新粮”与“新娘”谐音，饶有风趣。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所打动，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
于是，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并传为佳话。从此，汉语中就有了“老公”和“老婆”这两个词，民间也有了夫妻间互称“老公”、“老婆”的说法。
那么，除“老公”与“老婆”外，夫妻之间还常有哪些称呼呢？
1.妻子与丈夫
母系氏族时期，女尊男卑。男女结为夫妻后，男人怕女人被其他男人抢走，就天天跟在女人后面一丈之远。故男人被称为“丈夫”。
另外，中国古代有些部落有抢婚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度，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七尺（远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商代一尺合今约16.95cm，周代一尺合今约23.1cm），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根据这种情况，女子都称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
而“妻子”一词的来历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人于其官，不见其妻。”但在古代，妻子一词并不是男子配偶的通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妻子”才渐渐成为所有男人配偶的通称。
2.爱人
现代人常用爱人来称谓自己的配偶，这一称呼来源于英国。位于苏格兰达姆弗利的斯威特哈特寺院使英语单词“sweetheart”含有“爱人”之意。
斯威特哈特寺院是由１２９６年去世的巴纳德城堡领主约翰·巴里奥尔之妻德鲍吉拉夫人修建的。德鲍吉拉夫人与丈夫一生恩爱。丈夫死后，她将丈夫的尸体安葬，但将丈夫的心脏熏香后装在象牙盒里随身携带，常常谓之曰：“我最可爱的心，不会说话的伙伴。”
皇后为什么被叫做“梓童”
在我国的戏曲、评述及通俗演义里，皇后常常自称或被皇帝称为“梓童”。“梓童”原作“子童”，最早出现在《全相平话五种》：
“妲己乃问天子曰：‘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进宝，近日进得何宝？将来与子童随喜看之。’”（《武王伐纣平话》）
“吕后：‘子童领旨，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下，斩讫韩信也。’”（《前汉书平话》）
“高祖圣旨言：‘寡人去游云梦，交子童权为皇帝，把三人赚入宫中，害其性命。’”（《三国志平话》）
多年来，许多学者都在探究“子童”起源，研究其寓意。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这个谜题终于被解开了。
据有关专家考证，“子童”由“小童”衍化而来。“小童”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正配夫人的自称。虽然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成为“皇帝”，其正室妻子也称“皇后”，但有时仍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称呼，皇后自称“小童”。直到宋元时期，这个称呼才有些许变化，“小童”演变为“子童”。
为什么“小童”在宋元时期变成“子童”呢？原来，这与宋朝的程朱理学有关。宋元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封建伦理纲常被奉为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之相应，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循规蹈矩”。因此，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出于用“小”称呼皇后有不敬之意，由于“子”也有“小”的意思，遂用“子”代替“小”，“小童”就变成了“子童”。又因为“子”与“梓”同音，且“梓”另有诸训。《尚书大传》引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梓为木中之贵者，古人以梓为有子的象征，皇帝立皇后，不仅是为了母仪天下，更重要的是为了建子嗣、承大统，以延续和维持王朝的长久统治。历代帝王十分重视子嗣的传承，把建储称作立国本。所以，把皇后称“梓童”也正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这种心理。
为什么《百家姓》以“赵”姓开头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于诵读和记忆。因此，《百家姓》的次序不是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主要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
为什么《百家姓》以“赵”姓打头呢？经考证，主要有两个原因：
1.“赵”姓由来已久，且是大姓
根据《姓纂》记载，最初以赵为姓的人，是颛顼帝的子孙造父。他善于驾驭，于周穆王的时候得到赵城这个地方为封地，就以封地的名称作为自己家族之姓，而世代相传下来。当时的赵城，现在的位置大致是在山西省赵城县西南。后来，这个家族繁衍到今甘肃、河南、江苏一带。而这个家族，从一开始便十分显赫。在春秋时代，自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的大夫，权倾当朝。
到了春秋末期，也就是周威烈王的时候，赵家的权势更大。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就是赵家与同为大夫的韩家和魏家瓜分晋国，而分别自立为一个诸侯。
后来，赵国的国势越来越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都城设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市的北面。由此可见，现在所有姓赵的人，最早都是山西人，后来才逐渐移居他处。“五百年前是一家”，以赵姓人来说，如果认真推溯，又岂止是500年而已？
2.宋朝的皇帝姓“赵”
自从赵匡胤建立宋朝，“赵”自然成为“天下第一姓”。作者将“赵”姓列在首位，不免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实际上，作者不把“赵”姓排在首位，就有“欺君之罪”，会招致杀身之祸。
《百家姓》以“百家”为名，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不过，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姓氏何止百家，就仅是汉族也不止这个数。据说，有记载或有据可查的姓氏，可达5600个之多。这其中有单姓、复姓、三字姓、四字姓和五字姓。此外，有的民族，比如傣族，就有名无姓。
《满江红》作者之谜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满江红》的作者是宋代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这首词时，正值中原遭受女真铁骑蹂躏的岁月。岳飞怀着一腔热血，矢志抗金，而这首词真实、充分地反映出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对此，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近些年来，有关专家对这首词的作者产生了疑问。
坚持《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主要根据是，宋代人陈郁在其《藏一话腴》中涉及到岳飞时，记载有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说明在当时的著作中已有《满江红》的记载。其次，在湖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碑林中有一碑刻，碑上刻有《满江红》全词，碑刻于明天顺二年，即1458年，由岳飞的同县庠生王熙所书。王熙世代居住汤阴，想来是不敢做伪证的。另外，就词中一些具体句子，一些学者也回答了持否定说的人的质疑。如台湾学者李安1980年著文，根据史实同《满江红》中的词相考证得出结论，《满江红》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
然而，专家余嘉锡根据对《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证提出两点疑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文章时不遗余力，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却没有收录这首比岳飞其他诗词都著名的词。《满江红》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明这首词的来龙去脉，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历史学家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宋、元时期的相关记载和题咏中并未发现它的踪影。
此外，在岳飞的朋友和跟岳飞有交往的其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首词。直到400多年后，并且又是到了跟宋朝的情况有些相似的明朝中后期，该词才被发现。这是否有可能是明朝人为了鼓舞士气，才假托岳飞之名而伪造的呢？并且这首词的慷慨雄壮的风格，与岳飞其他诗词作品中的委婉曲折有所不同。
另外，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出入。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岳飞曾与将士们相约“痛饮黄龙府”，他进攻的方向应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
因此，从“求真”的角度来说，《满江红》很可能并非出自岳飞之手。
《西厢记》究竟为何人所作
元代戏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一株奇葩，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书生张生与相国女儿崔莺莺恋爱的故事。这为后来以爱情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提供直接借鉴，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从它那里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激励青年男女不畏强权，追求美好爱情。但是，谁创作了这部影响千年的戏曲名著，历来却有不同的说法。
普遍认为《西厢记》为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所著。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支持此种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系关汉卿，更有人提议《西厢记》为王实甫和关汉卿合写，只不过存在“王作关续”和“关作王续”的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大量翻阅文献资料，又得出新的结论：《西厢记》前四折为王实甫所作，第五折由元朝的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其理论依据是，一般来说，元杂剧是一本四折，每人负责唱一折，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有五折，打破原有限制。如果说这是王实甫力求创新的结果，但前四折和第五折的创作风格、语言运用，甚至主题思想也大不相同。第五折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折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发生改变，自由运用声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元曲创作阵地南移杭州受南戏的影响，作品由元代后期作曲家加工整理过。而且，就前四折来说，如果《西厢记》至此结束，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戏剧的结构特点，而且以悲剧结尾，改变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结局的老套戏路，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手法，都要高出同期作品一等。所以说，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前四折，第五折由元朝末年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探究《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这对正确分析《西厢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戏剧在元代的发展状况。
三寸金莲为何能流行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成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裹足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三寸金莲为什么能够流行起来，这些问题却始终是谜。
关于缠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说始于隋朝，有说始于唐朝，还有说始于五代。有人甚至称夏、商时期的禹妻、妲己便是小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缠足成为一种习俗是在宋代，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北宋时期已经有了关于缠足的记载。诗人苏轼曾专门写词咏叹缠足。宋室南迁之时，缠足的风俗也由北方传到南方。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甚至南宋末年时，“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但是，妇女缠足还并不十分普及，仅限于上层社会。可以说，在社会观念上，缠足尚未人人接受。宋代的缠足与后世的三寸金莲也是有区别的，宋代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
元朝时，蒙古人本来不缠足，但并不反对汉人的缠足习惯，还对此持赞赏的态度。
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这时，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女子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还有裹至不到三寸的。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但后来并未达到禁止的目的，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说。由此可见缠足之风的根深蒂固。
那么，妇女缠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有学者认为，这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有关。莲花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在中国吉祥话语和吉祥图案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故而以莲花来美称妇女小脚。为什么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学者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有关。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如“金口”、“金睛”、“金銮殿”等。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在“莲”字旁加一“金”字而成为“金莲”，也当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
俗话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之说。如此看来，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痛苦是不可否认的。那么，缠足为什么能够流行起来？
有学者认为，裹足之所以能在宋元明清流行不衰，是由于传统农业到了后期，孕育出大量城市商镇，原先在农村下田劳动的妇女，进入城市商镇以后，家庭经济来源由丈夫经商、入仕等途径解决，妇女在家里专心带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妇女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妇女丧失了经济独立的生活能力，只能随男子的好恶而好恶。商业社会又滋生专门为男子服务的茶楼酒馆及娱乐消遣的歌伎娼女，小足的女子步行起来婀娜多姿，成为男性畸形欣赏的玩物。一旦形成了风气，就很难立即扭转了。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明太祖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在翻看《孟子》时，突然大发雷霆。紧接着，他命人将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他还狠狠地说上一句：“(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接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皆惊恐不知所措。
朱元璋对《论语》爱不释手，十分敬佩孔子。而孟子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什么他如此讨厌孟子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朱元璋的个人经历致使他对文人十分反感
朱元璋出身贫寒，放过羊，做过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他深知自己是武夫，没有学识，若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统治地位，就需从文化下手。但他天生对文人有一种抵触情绪，从骨子里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在朱元璋眼中根本无地位可言。
2．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朱元璋感到如芒刺在背
众所周知，孟子有句名言：“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国家的利益高过君王。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孟子阐述，如果天子想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爱护人民。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正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而是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谁残害百姓，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由此可见，孟子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坐了江山的朱元璋，加上他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把孟子的书删掉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永乐大典》流失何方
《永乐大典》自编成后，就被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至今，600多年过去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永乐大典》也不过只有800余卷，400册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那其余的96%是怎么遗失的呢？
由于《永乐大典》藏于深宫禁地，明朝历代史书上很少见到关于它的记载，《永乐大典》的下落也就成了一个谜案。但是，在零星的史籍介绍中，大概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过程。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落成，永乐帝迁都至此。这时，《永乐大典》的原稿仍藏于南京文渊阁，并在明代中期毁于一场宫中火灾。而正本则被永乐帝带到北京，藏在宫中的文昭阁。弘治帝时，《永乐大典》曾被查阅。嘉靖三十六年时，宫中大火，紫禁城三大殿被焚毁，《永乐大典》也险遭厄运。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登基以来，他一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在这次大火中，嘉靖急命左右登文楼，抢运《大典》，一夜中下谕三四次，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当时，嘉靖帝即有意“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嘉靖十一年秋，副本抄写工作开始，持续六年，隆庆元年才完成。这样，《永乐大典》就有了正、副两部。但明朝灭亡以后，《大典》正本却神秘消失了。
清朝康熙年间，为编著《四库全书》，朝廷下大力寻找《永乐大典》，终于发现了踪迹，但此时已经遗失了1000多册。道光之后，《永乐大典》被视为无用之物，一些官员便趁机偷窃，被清朝官员盗走的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大量流到民间。
光绪二十六年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翰林院也沦为战场，兵火肆虐。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国内只余60多册。
近代战争中，为躲避战火，这60多册《永乐大典》被多次转移。曾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的一部分于1965年转运中国台湾，现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运到美国的部分《永乐大典》则在抗战胜利后运回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藏有《大典》残本的个人纷纷捐献，加上苏联国立图书馆归还的52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归还的3册，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已达221册，是世界各收藏地中数量最多的。
直至今天，正本的《永乐大典》依然没有下落，但人们还是怀着最好的希望，期望《永乐大典》正本没有焚于火中，而是深藏在某个秘密的地方，等待着后人前去发现。
为什么《金瓶梅》不是淫秽小说
提到淫秽小说，不少人就会把它与《金瓶梅》联系起来。因为《金瓶梅》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淫书之首”。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那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封建市侩势力的典型代表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了北宋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价值。书中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本是一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但他善于钻营，巴结权贵，巧取豪夺，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些描写都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
《金瓶梅》里的确有很多关于淫荡生活的描写，但《金瓶梅》并非专写性交的淫秽小说，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一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m.chuanyue1.com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倡大家阅读并思考的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的小范围解禁是毛泽东拍板的。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将《金瓶梅》与《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金瓶梅》的作者把那个时代的所有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了一个时代的失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无休止的欲望和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另外，《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金瓶梅》则摆脱了这一传统，关注市井人物的平凡生活，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作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
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的真正原因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和后人研究这些学问的书籍；史部，主要是历史、地理著作；子部，主要是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和百科知识著作；集部，主要是一些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
编修《四库全书》的起因是什么呢？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但是，乾隆帝认为范围太小，应当把全国的藏书都搜集汇总起来，编制《四库全书》。这样一来，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这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但事实上，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记载，有个浙江举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诗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暗指明王朝，这实属“大逆不道”。结果，连徐述夔的孙子都被处死。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大清文治盛世，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但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乾隆也想借此机会对历代汉族作者写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也就是采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据统计，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的书籍数量约为13600卷，焚书总数共计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0000余块。即便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很多古籍也经过篡改，连一些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也被修改得失去了原貌。
即便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它保存了我国相当多的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
《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多次入宫、多次被盗
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长卷《清明上河图》，被公认为稀世神品。千年来，它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从宫中被盗走，历尽劫难。
首先收藏此画的是北宋宫廷，宋徽宗赵佶视之为神品。据考证，该图前面应当还有一段，描写的是远郊的山，并且还有赵佶瘦金体的“清明上河图”五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
靖康之祸时，该画流落民间，为金朝监御府书画官张著所得。元灭金后，此画第二次进入皇宫。元顺帝至正年间，宫中有个姓裴的装裱匠挖空心思，用临摹赝品将真本换出，暗中高价卖给某太守。后来此画又几经辗转易手。
之后，此画到了明朝奸相严嵩手中。据说严嵩败后查抄他家财产的登记账中确有此画。之后此画在明朝隆庆时收入宫廷。明穆宗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将《清明上河图》赏赐给他，皇帝便让人估成高价，抵其俸禄。这时，名画却不翼而飞。
不久，宫中传说一个小太监得知《清明上河图》值钱，便将画盗走。他出宫时遇见管画人，仓皇之中将画藏到阴沟里，正值阴雨连绵，三天后来取，画已腐烂。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但后来人们才知此画落入秉笔太监、东厂首领冯保之手。名画“毁尸灭迹”的传说不过是他一手策划的。
清兵入关后，此画相继为陆费墀、毕沅所得。清廷早就对它垂涎欲滴，据说毕家因此家破人亡，《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入皇宫。1911年，清王朝灭亡，但溥仪仍留住宫中。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重要文物偷运出宫，《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
1945年，溥仪携大量珍宝至通化，准备乘机亡命日本。飞机还未起飞就被苏联军队俘获，国宝交回中国政府。《清明上河图》先存放在东北博物馆，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为什么京剧脸谱五颜六色
京剧，也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2006年5月20日，京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京剧中最有特色的当属脸谱，它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化妆方法。由于每个历史人物或某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一个大概的谱式，就像唱歌要按照乐谱一样，所以称为“脸谱”。【穿】
【书】
【吧】
京剧脸谱一般来源于生活。每个人面部器官的形状、轮廓相似，生理布局也有一定的规律，面部肌肉的纹理与人物的年龄、经历、生活的自然条件也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京剧脸谱的勾绘是以生活为依据，也是生活的概括和浓缩。如生活中常说的人的脸色，晒得漆黑、吓得煞白、臊得通红等，既是剧中人物心理活动、精神状态的揭示和生理特征的表现，又是确定脸谱色彩、线条、纹样与图案的基础。脸谱虽然源于生活，但又是实际生活的夸张和放大。演义小说和说唱艺术对历史人物的夸张、形象的描写，也是京剧脸谱的来源依据。如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张飞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所有这些描写都被戏曲化妆吸取进来，在京剧舞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而说到京剧脸谱的颜色，应该是根据人物某种性格、习性或某种特殊类型而作色彩调制的。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义烈，如关羽、常遇春；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
故宫为何被称为紫禁城
故宫是在明成祖时期开始修建，先后有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执政。众所周知，故宫又叫紫禁城。但是，很少有人了解金碧辉煌的故宫为什么被称为“紫禁城”。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吗？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通过对太空天体的长期观察，认为紫微星垣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是天帝所居。因而，把天帝所居的天宫谓之紫宫，有“紫微正中”之说。
封建皇帝自称是天帝的儿子，是真龙天子，而他们所居住的皇宫，被比喻为天上的紫宫。他们更希望自己身居紫宫，可以施政以德，四方归化，八面来朝，达到江山永固，以维护长期统治的目的。
明清两代的皇帝，出于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以及考虑自身的安全，所修建的皇宫，既富丽堂皇，又壁垒森严。这座城池，不仅宫殿重重，楼阁栉比，并围以十多米高的城墙和52米宽的护城河，而且哨岗林立，戒备森严。平民百姓不用说观赏一下楼台殿阁，就是看一看门额殿角，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明清皇帝及其眷属居住的皇宫，除了为他们服务的宫女、太监、侍卫之外，只有被召见的官员以及被特许的人员才能进入。这里是外人不能逾越雷池一步的禁区。因此，明清两代的皇宫，既喻为紫宫，又是禁地，故旧称紫禁城。
但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与“紫气东来”的典故有关。传说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关尹喜见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因此，紫气便被认为具有吉祥含义。作为“天子”，皇帝当然希望天下出现祥瑞天象，在给宫殿命名时冠以“紫”字也就顺理成章。又因皇帝居住的地方防备森严，寻常百姓难以接近，合称为紫禁城。
以上两种说法就是故宫为何又叫紫禁城的缘故了。虽然不知道哪种说法准确，但皇宫作为“吉祥之物”、“禁地”却不可否认。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帝王的高贵与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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