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碑内容之谜
在湖南省岳麓山顶的石壁上，镌立着一块高1.84米、宽1.40米的大石碑。碑上刻着77个字，每字直径约0.16米，字体奇古，有如龙蛇行走，又似蝌蚪拳身，似篆非篆。传说这是为纪念大禹在岳麓山治水而立的禹王碑。
相传4000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天下被洪水淹没。大禹为民治水，到处奔波。传说大禹曾到过南岳，以岳麓山为营地，带领长沙先民治好了洪水。长沙先民为感谢大禹，决定在岳麓山顶上为大禹治水立碑记功。大禹不肯答应，但在人们的执意要求下，只得答应，但提出了条件：碑文要刻得奇古，如天文一般，百姓不能相识。于是，长沙先民便将大禹提供的77个字样，全部刻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后来就成了禹王碑。
禹王碑真的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镌刻的吗？
史书记载，禹王碑最初发现于南岳衡山岣嵝峰，亦称《岣嵝碑刻》。现在岳麓山顶的禹王碑是宋代嘉定年间由南岳衡山岣嵝峰摹刻而来，距今约800年历史。由于衡山至今未发现史传的禹王碑真迹，此碑就成了最古老的禹王碑蓝本。
禹王碑碑文字形奇古，自明嘉靖年间被发现后，就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都尝试着对碑文进行试读，但至今尚无定论。如今能形成一家之言的说法有好几种，而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明代杨慎和当代学者曹锦炎、刘志一的释文。
1．杨慎说：大禹治水
杨慎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状元，明世宗时曾任经筵讲官，博览群书，当时推为天下第一。他曾撰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杨慎认为，该碑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劳而镌刻的。此释文也多被采用为现在禹王碑的释文。但是，禹王碑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而我国历代碑石中尚无夏禹时代的实物例证。所以，杨慎释文也只是一说，难做定论。
2．当代说法：帝王颂词
许多考释者在研究时，都没能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其中，以杭州曹锦炎和株洲的刘志一等人先后作的“岣嵝碑释文”比较有代表性。
曹锦炎认为，禹王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勾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到南岳祭山的颂词。而株洲刘志一则认为，禹王碑是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
禹王碑独特奇古的文字，使得历代学者专家破译说法不一，至今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留下了千古之谜。
司母戊方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也可见当时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制陶、原始瓷器烧造等手工业高度发达。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在殷墟的青铜器中，最著名的当属司母戊方鼎。
1939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希增出现在村北的农田中。他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出门并不是为了照顾田里的农作物，而是为了探找文物。那些年，安阳地区沉浸在对殷墟探索的激情中，吴希增也成为发掘大军中的一员。
吴希增向在安阳频繁出入的文物专家学习了一些考古技巧，他熟练地将探杆钻入十多米深的地下。随即，他感觉探杆碰触到了异物，取上来一看，探头钻上了某种硬物，卷了刃，还沾着一些绿色腐蚀物。吴希增知道自己探到了宝物，立刻找人开挖。那天半夜，在地下沉睡千年之久的司母戊方鼎从冻结的泥土中露出真容，再次与这个世界亲密接触。
司母戊方鼎让当时参与发掘的人震惊不已。司母戊方鼎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据专家估算，从炼铜的浇铸、制模到拆范，至少需要130多位工人同时工作。更让人惊叹的是，司母戊方鼎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与现代所铸青铜中各成分的比例基本相同，可见几千年前商朝人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司母戊方鼎又被称为司母戊大方鼎，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当年吴希增组织了40多人进行挖掘，他们在挖掘洞洞口搭了一个架子，使用两条五厘米粗的麻绳都没能将鼎提出地面。后来还是采用了在鼎下填土、逐步抬升的方式将鼎挖掘出来。
鼎是古代烹煮食物的用具，多厚重，通常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斗状。古代祭祀或典礼时，会用鼎向天神、祖先呈上烹煮的肉类，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祭祀用具。司母戊方鼎就是一位商王纪念母亲所制造的。
司，指皇后、太后；母，指母亲；戊，是母亲的名字。商代王室都是以干支来命名的，比如商王“武丁”、“盘庚”等。据甲骨文史料载，配偶为“戊”的商王共有四位，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专家通过分析认为，“戊”最有可能是武丁或祖甲王的妻子。司母戊方鼎的样式、化学成分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鼎”非常相似，因而推断“戊”是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司母戊方鼎很可能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纪念母亲而制造的祭祀用具。
司母戊鼎从历史、工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2005年，国家在司母戊鼎出土的地点建起了殷墟博物馆，在殷墟出土的国宝级精品文物在馆中集中展列。
商代妇好墓的主人是谁
最初，殷墟是借甲骨文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考古与发掘。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把殷墟考古工作推向高潮。
妇好墓在宫殿区的西边，墓深7.5米。在这里，出土了大批随葬品，共计1928件。有青铜器400多件，玉器750多件，骨器560多件，以及石器、象牙制品、陶器、蚌器、海螺、海贝等。其中大量的青铜器是祭祀用的酒具和煮肉器皿，器皿前大多刻有饕餮纹，后面刻有螺旋图案。有人认为，饕餮纹发源于良渚文化，象征着从死亡到阴间生活的转化过程。所有物品制作极其精美，展现出商代所达到的最高工艺水平。该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上，大部分铸有铭文。考古人员根据铭文上出现最多的“妇好”字样，将这座墓称为“妇好墓”。
妇好是谁？为什么她的墓葬不在皇家陵区，而是建造在宫殿区？为什么她的墓葬如此奢华？幸好有甲骨文的记载可供查询。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能文能武，深受武丁宠爱，多次参与国家大事，为武丁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
妇好文化修养较高，武丁任命她为卜官，主持各种祭祀活动。在尊崇神灵的商朝，主持祭祀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妇好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可查的女将军，甲骨文中关于她的记录有200条之多。
据甲骨文记载，某年夏天，北方边境燃起战火，敌人实力强劲，战事呈胶着状态。此时，妇好主动提出去边境战斗。商王经过占卜，得到吉相，于是同意妇好的请求。那次战斗，妇好带兵大破敌军，威名大振，从此后一发不可收，接连与20多个小国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成为远近闻名的骁勇战将。在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柄大铜钺，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9千克。钺上饰有双虎扑噬人头纹，并铸有“妇好”铭文。能挥舞着如此沉重的兵器在战阵中拼杀，妇好的勇武可见一斑。
妇好在商王的六十几位妻子中格外受宠爱。当时的战斗规模普遍不大，不过上千人。可据记载，妇好在攻打羌方的时候动用了13000人的兵力，相当于全国兵力的一半，可见商王对她的信任。
甲骨文上称妇好为“大元帅”，不仅记载了她的彪炳战功，也记载了她与商王武丁的绵绵情意。武丁信任她、宠爱她。当妇好怀孕生子时，武丁为她担心忧虑，虔诚地向神灵祈福。由于连年征战，妇好终因积劳成疾，先于武丁而亡。武丁很悲痛，破例将她厚葬于宫殿区内，并在墓坑上精筑享堂，以作纪念。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妇好墓会如此奢华，而且为什么会出现在宫殿区，而没有按常规送入墓地埋葬。
但是，曾有学者指出，妇好并不是武丁的妻子。因为有的甲骨文记载了一些卜辞：
“妇好嫁了么？”
“大甲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么？”
“成汤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么？”
“祖乙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竟然曾先后嫁过大甲、成汤、祖乙三位商王朝先王，从时间上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有研究人员指出，商代也有“冥婚”一说。与后世民间的冥婚不同的是，那时的冥婚似乎并不在意双方的年龄差距。武丁为了让妇好在另一个世界不孤独，先后将她嫁给三位前朝贤明的帝王，并且还向巫师求问，妇好是否已经得到先王的照顾。作为一名痴心的爱人，武丁对妇好的爱让人感慨不已。
西周甲骨文之谜
1976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甲骨文。这批甲骨文与以往不同，上面雕刻的文字特别细小，需要五倍放大镜才能看清字迹。考古专家们非常疑惑，把文字刻得这么细小，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吗？在一个科技落后的时代，又是怎样完成这样精细的工作的？
这批微刻甲骨文共293片，专家认定，雕刻时间应为周文王晚年到周康王初年。这个时段大约横跨了40年，这正是西周从灭商到巩固政权的时期。
西伯侯这位博学聪慧的诸侯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多年，在被囚期间做了大量的易学研究工作。《史记》中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记载。等到重获自由、返回故土后，他着手进行兴周灭商的工作。他一方面网罗人才，一方面搜集殷商的情报。在商王朝的控制下从事此类活动，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微刻甲骨文可能就是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微刻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商王朝和西周的一些活动，包括占卜、狩猎等，多用于分析商周关系，记录商王行踪，这也印证了这种论断。
破解了微刻甲骨文的用途，专家们为这种甲骨文的制作方式感到费解。周原遗址出土的微刻甲骨文，最小的一片只有2.7平方厘米，如此小的面积上竟然刻了31个甲骨文字，最小的字直径不到一毫米。商周时代虽然有骨针，但骨头制成的针是无法在甲骨上完成雕刻的。那时的人们如何雕刻出这么细小的文字，一直是一个谜。直到2002年，陕西城固县宝山村商代遗址烧烤坑发掘出一枚距今3300年的铜针，谜底才得以揭开。
这枚铜针体长约8厘米，尖端非常锐利，末端有孔径0.1厘米的针鼻。能在如此细小的部位钻孔，商周工艺技术的发展完全超乎现代人的想象。铜针自身够细小、够硬度，在甲骨上刻字完全没有问题。
刻字工具有了，如何在甲骨上刻上这种微小字迹，在没有放大镜的年代是一个大难题。
据医学研究发现，一些眼部疾病，能使眼睛具有自动放大物体的功能。譬如黄斑部病变结痂前期、中心性视网膜炎晚期病人眼中的物体都要比实际物体大数倍。而且视力和体力一样，可以进行锻炼。当代的微雕艺人中，也有人能不使用放大镜进行艺术创作。甲骨文也被称为爻辞，记录的多是占卜之事。殷商人崇敬鬼神，专门设有巫史之职进行占卜、天象观测等。日复一日的天象观测需要用肉眼追踪星的动向，久而久之，视力得到大幅提升，并非奇谈。巫史是神的仆人，如果有一些巫史患上了黄斑部病变结痂前期等眼病，在一个科学落后、崇尚神明的时代，一定会被当做伟大的神迹得到赞颂传扬。
敏锐的视觉、雕刻甲骨的技艺、记录重大事件的需求，三者综合一处，较好地解释了微刻甲骨文之谜。
中国古代为何立春时不处决犯人
在我国古代讲究“秋冬行刑”，即凡被判有死罪的人，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以外，其他的必须等到秋后才能处决。
秋冬行刑制度最早起源于周朝。《周礼·秋官》中记载刑杀必须选择适合的日期。而《礼记·月令》中就确定了最理想的刑杀时间，即孟秋、仲秋、季秋三月。这三个月即是农历的七、八、九月，是秋天的三个阶段。书中还说，七月是一年之中开始刑杀的时间，不得有丝毫的懈怠；八月可以大兴杀戮，但刑杀必须适当；九月是杀戮扫尾的时间，要求司法官吏不得遗漏应该刑杀之囚犯。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有“秋冬行刑”的规矩？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水平的落后，人们还不能够正确合理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联系。于是，人们便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
四季之中，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因此，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同时，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金的本性冰冷，从五行中讲这时生命沉寂，生命力最低，而且金代表用于砍伐的工具，是破坏的代表。还有就是秋冬断狱、行刑，不会耽误农时。
汉代的时候，儒学大师董仲舒发明了一套“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以此，他决定帝王应该在春夏季节行赏，在秋冬季节行刑。如果违反天意，会招致灾祸，受到上天惩罚。所以，“秋冬行刑”这一习俗就被载入典籍，成为一项法令而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灭亡。
虽然封建统治者用法律的形式将“秋冬行刑”的制度固定了下来，但在司法实践中，统治者往往又自己践踏他们的法制。如汉代王莽就曾下令规定，凡行军过程中疾跑喧哗的，一律立即处死，不用等到秋冬时行刑。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曾经发怒要在六月杀人。当时，大理少卿劝其不可在春夏之时诛杀。他却回答说:“六月虽然是生长月，但此时必然有雷霆之声。上天既然能在炎热之夏季震其威怒，我替天而行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隋文帝便在春夏之时开了杀戒。
其实，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秋冬行刑”的政治实质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他们借天意之名，让百姓深信他们的这种刑杀手段是上天所赋予的，不能违背天意，进而也不能违背天子的旨意。因此，统治者就可以以天之名，来行使他们的刑杀权力，巩固统治。
和氏璧终归何处
和氏璧究竟为何物？它为何能够牵动历代帝王之心？它为什么在代代流传之中成为传国玉玺？和氏璧从哪里来，现在又去了哪里？且听以下分解。
《韩非子·和氏》中有记载：“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视之石也，忠贞之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璧。’”
说的是一个叫做卞和的楚国人，他在荆山中找到一块未经加工的玉石，欣喜若狂。于是，他捧着宝贝向厉王献上，并说这是一块宝玉。楚厉王叫鉴定玉石的人观察以后，鉴宝人说这只是一块石头。厉王于是大发雷霆，让人将卞和的左脚砍去，以罚其欺君之罪。后来，武王继位之后，卞和又跛着脚去把玉石献给楚武王。武王的玉工看后也说这是石头，于是卞和的右脚也被砍掉。等到文王继位之后，卞和仍旧不甘心一块传世之玉就此被埋没。他抱着玉石在山下哭了整整三天三夜，甚至眼泪都流成了血。楚文王听到后便派人去问缘由，以为卞和是因为失去双脚而哭泣。卞和说，他是因为无人识玉而痛苦万分。楚文王于是命令鉴定玉石的专家仔细检测，终于得出结论：这是一块宝玉。因卞和所发掘，便命名此玉为和氏璧。
以上就是和氏璧的来由。那么，和氏璧又是怎样失踪的呢？
楚威王将和氏璧作为奖赏赐予昭阳丞相。然而不幸的是，丞相府居然在后来失窃，致使和氏璧不知去向。大概是偷儿将其偷走辗转到赵国，后来和氏璧归了赵慧文王。秦王听说赵王拥有一宝后，也想得到和氏璧，便派人拿十五座城池与赵王交换。虽然也有蔺相如完璧归赵之说，但秦王借着自己国家强大的势力，最终还是将宝物据为己有。相传，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秦王将和氏璧做成了玉玺，并且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之后，史料中就再也没有和氏璧的记载，它的流传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关于和氏璧如今的去向，有人说它早已作为秦始皇的随葬被掩埋了，也有人说和氏璧是被项羽拿走，后来下落不明。
近年来听说和氏璧流传到日本，但仍旧不能考证。无论如何，和氏璧因卞和而得其名，经历代皇帝之手后闻名于世。虽然它至今还是下落不明，但它从古至今的流传以及关于它广为人知的故事，这些就已经足够令人去遐想、去体味了。
银雀山汉简是谁人所制
1972年4月，山东临沂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城城南两座低矮的小山上进行基本建设。这两座山距离很近，景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每到夏季，一座山上开满金雀花，而另一座山则开满银雀花。因此，人们称它们为“金雀山”和“银雀山”。
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在银雀山上发现了古代墓葬。经专家勘察证实，这里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汉代墓葬群。随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的两座墓葬，并将其编为“一号汉墓”和“二号汉墓”。
这两座汉墓中的陪葬物种类很多，有陶器、铜器、漆木器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夹杂在陶器和漆木器中间的大量竹简。由于长年埋在地下，不断被雨水浸泡，再加上器物挤压，编缀竹简的绳子早已腐朽，竹简非常散乱，有些已经扭曲变形，颜色也变成深褐色，幸好上面的字迹大部分还能辨认。最后，经过考古人员的认真清理，两座墓中共出土竹简近5000片。
出土的竹简分长短两种，竹简长的达27.5厘米，短的也有18厘米，它们的宽度一样，都是0.5厘米。每片竹简上书写了20至40个字，内容相当丰富。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先秦文献付之一炬，史学家们每次从民间觅得一些前秦文献的踪迹都倍感珍贵。银雀山墓葬发掘出如此大量的、有价值的竹简，在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重大发现让人们欣喜，疑问也随之而来：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使用如此之多的竹简陪葬？
有人根据竹简所记录的内容推测，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将军。银雀山汉简绝大部分是古代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20多部著作，这些著作中还有不少是佚书或是首次被发现的古代书籍。而且，《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说明这两部兵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经成为独立成篇的军事著作。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孙武是齐国人，他把兵书十三篇献给吴王阖庐，以及孙武死后百余年，又有了孙膑，齐国大将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孙膑问兵法，然后拜他为军师的记载。
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说明古代的《孙子兵法》是13篇，而不像有些古籍记载的那样共有82篇。竹简的发现也让早已失传的《孙膑兵法》的内容大白于天下。
试问，一个与军事无关的人，怎么会费尽心思收集如此之多、如此珍贵的军事学资料？如果此人仅仅是一位普通军事爱好者，他又何来此财力、人力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收集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几乎可以陈列一个兵书博物馆，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银雀山汉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藏书家。从考古发掘工作来看，墓中除了大量的宝贵竹简，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奢华的陪葬物。如果墓主人是一位将军，墓室必然修得高大豪华，陪葬物会非常丰富。但银雀山汉墓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过于寒俭了。从墓中也没有发现能证明主人高贵身份的陪葬物、文献等。
银雀山汉墓的竹简字体接近秦末汉初，这个时段中国正是战乱频繁的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证，很少会有人去关注文化保护工作。珍贵的文献很有可能在战乱中遗落或者被战火焚毁。因此，有专家得出了大胆的推断：墓主人很可能继承了家传藏书，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他将它们藏匿进墓穴中。也许，早在墓主人进去墓穴安眠之前，这些竹简就已经被埋藏在地下了。因此，它们逃过了千年来的场场兵灾战火，得以将古时代失落的文化重现在我们面前。
越王勾践剑之谜
1965年，一支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意外发现了一把沾满泥土的长剑，其剑身刻有八个古篆字。专家学者们在对古篆进行研究后，发现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原来，这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剑。
这把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越王剑拔剑出鞘时，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依然锋利无比，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m.chuanyue1.com
一把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古剑，居然毫无锈蚀，锋利无比，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全国甚至是世界。人们无不好奇，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者对其作过一次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发现剑表面黑色花纹处含有0.5%的硫量、剑格表面含有0.9%～5.9%的硫量。因此，有人认为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原因是因为剑身经过硫化处理。
那么，越王剑的表面是否采用过硫化处理的工艺？有些研究者给出了否定答案。首先，硫化铜是一种结构并不致密的物质。在用剑时，人的手指会经常摸到剑格，很快就将该处的硫化铜抹去。既如此，还有必要进行硫化处理吗？其次，越王剑出土时不是绝对的没有生锈，只是其锈蚀的程度十分轻微，人们难以看出。其出土后一直放在囊盒中妥善保管，但现在该剑的表面已不如出土时明亮。与它同时期的吴王夫差矛，在出土时其青铜表面已布满绿色的锈层。说明越王剑千年不锈，与它自身因素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最后，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们的墓葬中都会有大量的陪葬品，情况十分复杂。那些尸体、丝绸衣物、食物等腐烂后，都会产生相当多的硫化物。或许这才是越王勾践剑上硫的来源，并不是特别的硫化处理技术。
目前，学术界所认可的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测试，人们发现越王勾践剑的含铜量为80%~83%、含锡量为16%～17%，另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铁，可能是原料中含的杂质。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自身因素。
第二，越王剑埋葬的墓葬深埋在数米的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一种质地细密的白色黏土（考古学界称之为白膏泥）填塞，其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致密性更好。加上墓坑上部经过夯实的填土等原因，使该墓的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么多的密封层基本上隔绝了墓室与外界之间的空气交换。该剑出土时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内，与空气接触、氧化的可能性更小了。所以，这就是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外部环境因素。
第三，该墓处在荆州附近的漳河二干渠上，地下水位较高，该墓的墓室曾经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地下水酸碱性不大，基本上为中性。在地下水浸泡下，墓室内空气的含量更少。所以，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又一外因。
越王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不但没有锈蚀，而且依然锋利无比，无疑是我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
谁是中国酿酒的始祖
据考古发现，中国的酿酒文化已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酿酒不仅历史悠久，品种也繁多。人们在品味着味美香甜的酒时，对谁是酿酒的鼻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仪狄，相传为夏禹时期人，史籍中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史籍认为自上古三皇五帝时候起，酒便已流行起来。仪狄总结了各种酿酒的方法，使之流传于后世，故而称之为“始祖”。也有人认为仪狄酿造了一种由糯米发酵而成的酒，早于杜康酒的存在。于是，他被认为是酿酒的创始人。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一首《短歌行》让我们知道了杜康是酒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也认为，杜康便是中国酿酒的祖先。关于杜康的身世，民间有很多说法。一说杜康为禹的后代，是夏朝的第五位皇帝，其母亲在政变中带着尚未出世的杜康逃亡到虞，生下之后，取名为少康。儿时的杜康常年放牧，经常把带的米饭挂在树上忘了吃。有一次，杜康无意间发现久挂在树上的饭流出了汁。他忍不住舔了舔，竟然异常美味。于是，他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实验，发现了发酵的原理，并且创造出了一套酿酒的工艺技巧。因此，人们尊崇他为酿酒始祖。
另一说杜康是黄帝管理粮食的部下，为了使粮食不至于霉坏，他掏空枯树的树干，把粮食藏于其中。一段时间过后，粮食便发酵了。他在一次查粮时，发现一些山羊和野兔低着头在储粮的树旁吮吸着什么，一会又跌跌撞撞地走开了，走了不远便躺倒在路边。杜康十分好奇，凑近枯树，发现树裂开了一条缝，从里面不断地冒出水来。他忍不住尝了一口，便被这醇美的味道吸引住。于是，他报告黄帝。大臣仓颉为此造字“酒”，而杜康也从此走上酿酒之路。也有说杜康生于陕西省东北部的白水县，《白水县志》中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
有人认为，在仪狄、杜康之前就有酒的存在，他们两人只能算是酿酒技术的革新者，并不是酿酒的发明者，称不上是酿酒的始祖。
秦始皇陵墓九大谜团
一代帝王秦始皇的万世皇帝梦虽然只存在了15年，但由他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秦始皇死后，始皇陵寝也因众多未解之谜而备受世人关注。
近年，考古学家们已经对秦始皇陵地宫外进行发掘，但那幽深莫测的地下宫殿却是谜团重重，千百年来引发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猜测与遐想。地宫到底是怎样的结构，地宫内藏有多少奇器珍宝，始皇帝是铜棺石椁还是木棺木椁，始皇帝的尸骨是否完好无损……这一系列谜团无不困扰着专家学者。
秦陵地宫为竖穴式构建，幽深而宏大的地宫究竟有多深呢？司马迁说“穿三泉”，《汉旧仪》则言“已深已极”，说明深度挖到不能再挖的地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相关研究。我国文物考古、地质学界专家学者对其深度也进行了研究探索，推算地宫坑口至底部实际深度约为26米，至秦代地表最深约为37米。这个数据是依据目前勘探结果推算而得，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失误。但是否如此，尚有赖于考古勘探的进一步验证。
秦陵地宫当年建造了几道墓门呢？《史记》中记载：“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这里既有中羡门又有外羡门，那么内羡门不言自明。地宫三道门似乎无可辩驳。2002年，考古学家通过在地宫中放入机器人来探测地宫内部空间。当考古学家从第一道石门洞口将机器人放进去后，想不到机器人又碰上了一道石门，这一工程只好搁浅。
《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上具天文”，其含义是什么呢？夏鼐先生推断“应当是在墓室顶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近年来，西安交大汉墓发现了类似的“天文”、“地理”壁画，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象，下部则是代表山川的壁画。学者们由此推断，秦陵地宫上部可能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
《史记》、《汉书》曾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但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地质学专家曾先后两次到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其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有“汞异常”，而其他地方的土壤样品几乎没有汞含量。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史记》等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那么，为何要埋入大量水银？北魏学者郦道元的解释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
司马迁曾说秦陵地宫“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他之前的大学者刘向也曾感叹：“自古至今，葬未有如始皇者也。”那么，这座神奇的地宫珍藏了哪些迷人的珍宝呢？20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地宫外发掘出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造型准确，装饰精美，有的马饰件是金、银、铜铸造而成，举世罕见。地宫外侧居然珍藏了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地宫内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致是可想而知的。
秦始皇使用什么样的棺椁？有学者根据司马迁留下的“下铜而致椁”记录，推测秦始皇使用的是铜棺。但是，《史记》、《汉书》中又记载“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这里“漆涂其外”、“饰以翡翠”的棺椁，恐怕只能是木质的了。如果是铜棺或石棺肯定用不着漆涂其外。
秦代李斯曾对秦始皇说：“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根据李斯的这段话，地宫明显有个外壳。因为李斯曾亲自主持过陵墓工程，对地宫的构造应该了如指掌，加之这段话是当面向圣上汇报的，按理他的话不会有假。虽然如此，但由于考古勘探尚未深入到地宫的主要部位，地宫内部究竟是虚是实，目前还是个谜。
秦始皇在防止盗墓方面也苦费心机。《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指的是这里安装着一套自动发射的暗弩，当外界物体碰到弓便会自动发射。如果记载属实的话，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防盗器。几千年前的秦代何以生产如此高超的自动发射器，也成为一个大谜团。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发现，让人们开始质疑秦始皇遗体是否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若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和秦代相距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很好地保存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但秦始皇却是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的是正值酷暑时节，直到回到咸阳才下葬，中间相隔近两个月。想必秦始皇的遗体在途中就开始腐败了，尸体运回咸阳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了。据此推测，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
以上九个谜团只是秦陵地宫众多谜团中的冰山一角。随着我国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和高科技探测技术的实际运用，秦陵地宫终有一天将再次震惊全世界。
历代帝王追求的甘露是什么
甘露是中国文化传说中一种非常神圣的物质，被尊为天酒、神浆，“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据说，食用了甘露能使人活到八百岁。“天降甘露”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据说“天下升平则甘露降”。这些传说中晶莹剔透的珠状物，竟然是与麒麟、龙、凤等并驾齐驱的祥瑞。
历代帝王无一不追求长命百岁，对甘露情有独钟。现代人则往往是通过历史故事知晓甘露的大名。
唐文宗时，宦官控制朝政，其中以王守澄势力最大。文宗不甘心将江山落在一个宦官手里，暗暗谋划除掉王守澄。文宗发现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与王守澄不合，就提升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他还重用李训、郑注等人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到势力壮大一些后，他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此举明升暗降，夺了王守澄的军权。之后，文宗又用毒酒毒死了王守澄，将其党羽一网打尽。
王守澄虽死，宦官势力仍是朝廷大患。这位皇帝遂定了一个诱捕计划，诱饵就是传说中的吉祥之物甘露。
一天上朝时，文武百官刚刚站好，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就急急忙忙赶来报告，说左金吾厅后院石榴树上发现了甘露。这可是千古稀有的吉祥之兆，文武百官下拜称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甘露，这是文帝与韩约提前设计好的谎言。
文帝假装亲自去看这“天之祥瑞”，并让想要除掉的宦官仇士良先去探看。仇士良非常机警，进入金吾厅后，他看到韩约神色紧张，就提高了警觉。随后，偏偏起了一阵大风，刮起了院子里的帐幕，让仇士良看到了手执兵器全副武装的士兵。仇士良见势不好，带着一批宦官慌忙逃回大殿。此时，金吾卫已经登上大殿，与宦官们开始了拼杀。宦官们召来军队，挟持皇帝逃入后宫，杀败金吾卫。这个事件史称“甘露之变”。
与甘露有关的故事，较为有名的还有“甘露寺”。刘备向孙权借了荆州不想归还，周瑜就设计以孙权嫁妹为诱饵，骗刘备上钩，扣为人质，逼迫其归还荆州。周瑜选取的实施计划的地点就是甘露寺。故事的结局人们耳熟能详，在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下，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而“甘露寺”真的成就了刘备的姻缘。
甘露寺不仅名字与甘露有关联，其建寺时间亦是“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
甘露吉祥、神秘，被历代帝王尊崇。以甘露为年号的并非东吴一家，汉宣帝刘询、吴国归命侯孙皓、西晋前秦苻坚等都曾经使用甘露作为年号。
甘露到底是什么东西？世界上真的有甘露这种物质吗？
其实，平时我们生活中也能吃到甘露，它是一种外表似田螺的植物根茎，常被制作成酱菜，亦可供药用。这种甘露虽然与帝王们的爱物名字一样，但显然此物非彼物。
据史料载，甘露是“天酒神浆”，会于晨曦初现在植物上。明代学者杜镐经过研究下结论说：“此多虫之所，叶下必多露，味甘，及是虫之尿也。”杜镐认为，被传得玄之又玄的甘露，不过是小虫的尿！植物上多生蚜虫、地蚤、母虱、油虫等小虫，小虫排泄物晶莹剔透，状若明珠。而且蚜虫尿液本身带有甜味，一些蚂蚁种群甚至会专门饲养蚜虫，食用味道甘美的排泄物，如同人类饲养奶牛一般。
如果哪些植物上小虫较多，排泄物汇聚在一起，在晨光中看起来就像晶莹剔透的露水一般。有人好奇品尝，发现味道甘甜，于是“甘露”之名就传开了。
帝王们追求了千百年的祥瑞、灵药，真容竟然是虫子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想当年，汉武帝曾经专门在建章宫内建造了高达七米的铜仙承露盘。倘若汉武帝知道真相，又当作何感想呢？真相往往是不会被人轻易接受的。杜镐早在明代就破解了谜团，可甘露的传说依然被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着。今天去北京北海公园琼岛西北半山上，依然能看到乾隆帝建造的铜仙承露盘。
“身份证”古已有之
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一种证件，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行于公民。
我国在1984年4月6日开始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到2004年3月29日，中国大陆开始正式为居民换发内藏非接触式IC卡智能芯片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采用了数字防伪措施，存有个人图像和信息，可以用于机器读取。
身份证是到现代社会才有的？其实不然，在我国身份证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却是官员的识别符号。
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当时的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证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就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方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那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都是用黄金铸制的，以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四品以下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之为“鱼袋”。
当时，“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品级不一样，“鱼符”的材质也不一样。所以，它也是当时官员身份高低的象征，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到武则天时，“鱼符”被改成形状像龟的“龟符”，但用途与“鱼符”一样。到宋代，“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中有记载，牙牌不但官员要悬带，“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不仅局限于在朝官员，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
到清代，这种身份制度有了大的改变，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怪事。
中国最早的身份证制度，应该是1936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所制定的“居民证制度”。1933年，马鸿逵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统治，他建立保甲制，开始在全省清查户口。1936年，为了抵御红军，宁夏制定出各种反共防共之策，发收“居民证”便是其中一种。居民凡15岁以上的男女，一律要佩带居民证。
这个“居民证”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身长、面貌、特征以及手纹箕斗形状等项，虽与后来的国民身份证尚有不同，但已具备身份证的各项要素，应当是中国身份证最早的雏形。
金缕玉衣之谜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所谓“珠襦玉匣”，就是金缕玉衣。因身份地位的不同，金缕玉衣连缀玉片所用缕丝的材质也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差别。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对其制作工艺的要求非常严格。
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制作玉衣时，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程序，再把玉片按照人体的不同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大的有九平方厘米，小的还不到一平方厘米。然后，用金线穿过这些玉片四角的小孔，将所有玉片连缀在一起。按照两千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就拿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来说，刘胜玉衣全长1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1100克，窦绾玉衣比较短小，也用了2160片玉片，金丝700克。刘胜的一件玉衣，就是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的，所费的人力和物力十分惊人。
那么，汉代的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以玉衣做殓服呢？原来，历代帝王都渴望长生不老、灵魂不灭，这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帝王们生前就费尽心机寻找长生不老药，或者命人炼制丹丸用以养生。即使死了，他们也不放弃这种求生的欲望，希望继续维持死前的生活。依古人的观点，人死之后会魂魄分离，魂气升天，形魄归地。而怎样才能使魂气升天，又要形魄不腐呢？只有用玉。他们认为玉石是天地之精，有防腐功能，能使尸体不朽，玉塞九窍，可以使人气长存。
其实，用玉殓葬的做法早在4000年前就出现了。到西周时期，丧葬用玉才形成制度，出现了放入死者口中的玉含、握在手中的玉握和盖在脸上的玉覆面等。所谓玉覆面也叫“面幕”，即用玉石制成人的眉、眼、耳、鼻等部位，并将其缀在一块布上。东周时期，开始在死者穿的衣服上缀一些玉，这就是玉衣的雏形。但是，帝王和权贵们过度迷信玉的防腐作用，他们死后除了身穿玉衣外，还要在胸部和背部放置几块玉璧，并且搭配用玉做成的眼盖、鼻塞、耳塞、口含，以及罩生殖器的小盒和肛门塞，即所谓的“玉塞九窍”。其中，最讲究的是做口含用的玉蝉。古人认为，蝉只饮露水而不吃东西，是一种清高狷洁的昆虫。口含玉蝉寓意着灵魂离开尸体，正如蝉从壳中蜕变出来时一样。也有学者认为，汉人用玉蝉做口含，是从蝉蜕转生而领悟再生，希望死者只是暂时死去，还能够复活和再生。但是，美好的不朽之梦并没有因为有玉覆体而实现，无论帝王还是贵族，他们的尸体都没能敌得过岁月的侵蚀，最后都腐烂成了一堆白骨。
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汉代帝陵比其他时代的皇陵招来更多的盗墓贼。帝王贵族不但达不到尸体不腐的目的，就连骨架都被人焚为灰烬。直到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做了魏国的皇帝，他认为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下令废除了以玉衣随葬的制度，有关金缕玉衣的历史才算结束。
龟山汉墓的迷雾
民间有句俗话“先秦看西安，两汉看徐州，明清看北京”。江苏省徐州市之所以因两汉文化闻名于世，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中国第一位布衣皇帝刘邦。后来，刘邦将徐州交给自己的弟弟刘交，并封为楚王。所以，几代楚王大多葬在徐州四周的群山中。
1981年，徐州龟山汉墓被考古学家发现，引起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龟山汉墓位于徐州九里山，秉承了徐州汉墓的诸多特点，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并在这一基础上别具特色。该墓是两座并列相通的夫妻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该墓东西全长83米，南北最宽处达33米，共有15间墓室，几乎掏空了整个山体，宛如一个浩大的宫殿。
龟山汉墓建造雄伟，雕刻精美，为世界所罕见。不仅如此，它还给后世人留下一堆谜团，至今仍无人能够破解。
目前，龟山汉墓主要有四大谜团尚未解开。
第一，甬道设计施工精度之谜。墓葬有南北两条甬道，甬道各长56米，高1.78米，宽1.06米，沿中线开凿最大偏差仅为5毫米，精度达1/10000。两甬道之间相距19米，夹角为20度，误差仅为1/16000，如将其向西无限延伸，其交点将位于1000公里外的西安，这是迄今世界上打凿精度最高的甬道。甬道由26块重达六七吨的塞石分上下两层封堵，塞石间排列十分紧密，连一枚硬币也无法塞进，且甬道两壁都磨如平镜。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工匠们是如何修建这样的墓道的？
第二，崖洞墓开凿之谜。龟山汉墓为典型的崖洞墓，其15间墓室和两条墓道总面积达700多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米，几乎掏空了整个山体。在半山腰挖石修墓，其神奇堪与埃及金字塔垒石成墓相媲美。当时的汉代工匠是如何掌握山体的石质和结构，使得施工顺利进行的？
第三，星宿分布图之谜。刘注夫人墓室的前厅、棺室和石柱上发现了22个乳头状石包(乳钉)。这些乳钉呈不规则排列，不似工艺性的几何式点缀，更不是施工中留下的疵点。那这些乳钉究竟有什么含义？有人说它象征着照明的灯盏，也有人说是上天星宿分布。可是，若是星宿分布，为什么襄王刘注的墓室中却没有？
第四，崖壁画之谜。在楚王棺室第六墓室北面墙上，非常清晰地显示着一个真人般大小的阴影，酷似一位老者，身着汉服，峨冠博带，面东而立，正欲趋步而西，作揖手迎客之状。这一现象人们称为“楚王迎宾”。这一现象在发掘清理时并不存在，待墓室正式开放后逐渐形成。那么，“楚王迎宾”到底是谁的杰作？有人认为是长期渗水所致，但影子外却没有任何渗水痕迹。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岩石石质不同而形成。但它为什么偏偏出现在楚王棺室呢？这也成为龟山汉墓的最大一谜。
龟山汉墓作为全国已知汉墓中极具科学文化价值和汉代特色的崖洞墓，它的建筑凝聚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智慧和精湛技艺，令人无比惊叹。龟山汉墓留下的谜团引起不少专家和学者的兴趣，徐州龟山汉墓管理处也向社会公开寻求有识之士来探秘、破谜。徐州四位高中学生大胆“破解”龟山汉墓四大“谜团”。他们认为，利用阳光定位及墓道开凿车、打磨车精确打造甬道；利用相似三角形定理进行山体结构勘测和开掘；以庄子的“相濡以沫”解释“乳钉”之谜；利用生化原理解释“楚王迎宾图”的影子成形。
学生们的“设想”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相关的依据支撑。所以，关于龟山汉墓的谜团答案依旧没有一个权威的论断，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提供新的佐证。
铜奔马名称之谜
铜奔马于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武威城北雷台汉墓。
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它体形矫健，昂首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神势若飞，精美绝伦，一时间震惊中外，传遍天下。
自铜奔马出土以来，围绕着铜奔马，学术界有许多争论：铜奔马“马”的名称、马蹄下所踏属什么“鸟”、雷台汉墓主人是谁、雷台汉墓断代问题等。对此，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但这些观点孰是孰非，还有待于考古的新发现和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关于铜奔马的名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铜奔马”说。这是对这具铜马俑最早的称法。铜马俑的造型雄骏非凡，昂首嘶鸣，马蹄腾空，做风驰电掣般的奔驰状，又因其由青铜制成，经郭沫若先生鉴定，命名为“铜奔马”，也称“青铜奔马”。
二、“马踏飞燕”说。最早是由郭沫若先生提出来的。虽然“铜奔马”的称谓比较直观明了，但这具铜马俑的精妙之处是其后蹄下踏一飞鸟，仅以“奔马”名之，显然不足以表现创作意境。因此，郭沫若先生将其称为“马踏飞燕”，以表明奔马正在作凌空掠过燕背的飞驰。飞燕是鸟中飞速最快的，此马飞行特征很像飞燕，而且古代也曾以“紫燕”作为良马的名称，所以给它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马踏飞燕”。
三、“马踏龙雀”说。针对“马踏飞燕”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铜马俑所附飞鸟，不是燕子，而是龙雀，认为应该是“马踏龙雀”或“马超龙雀”。“龙雀”在汉代被认为是“风神”，它原名叫“蜚（飞）廉”，是秦人的祖神，最早以“鹿”为喻，到了汉代，由“鹿”演化成“鸟”。到东汉时，“蜚（飞）廉”已易称为“龙雀”，且沦为天马之后的“三齐”之一，故张衡在《东京赋》中说“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以“龙雀”作为铜马俑身后“三齐”之一的创举，更可反衬出铜马俑的神速。因此该称为“马超龙雀”。根据这一说法，有人又提出，这个铜马应该是天马。龙雀既然是风神，这种神鸟岂能是奔马所踏之物？“铜雀蟠蜿，天马半汉”，是称皇宫内与龙雀、天马对应的铜制陈列品。因此，这具铜马俑就是“天马”。
四、“飞燕骝”说。前面几种说法看似有理，但不难发现无一不带有明显的现代汉语构词特点。于是，有学者提出“飞燕骝”这个名字。一提到马，人们很快想到奔腾如飞，而飞燕的速度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历朝多有以燕喻良马之诗文，如南朝沈约的“紫燕光陆离”句，其中的紫燕就是良马。梁朝简文帝诗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二句中赤兔、紫燕皆指良马。李善注谢灵运诗云：“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在古代，武威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所以，铜马应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
五、“天马——大宛马”说。认为铜奔马的原型来源于汉代现实生活中的良马大宛马。汉武帝酷爱好马，不惜兴师远征西域，以取得优良的大宛马。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得来西极天马、渥洼龙媒之类，更被当成是了不起的神物，为此还特意作了《西极天马之歌》，为帝王祭天礼乐之一。因此，学者认为铜马就是汉武帝从西域引进的西极天马造型。
六、“马神——天驷”说。有人提出，天马在汉代专指大宛汗血马及与此有关的宫内陈列品。因此，无论天马是指真马还是铜马，都只是皇室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可能享用，武威东汉墓将军又怎能例外？因此，有人提出这具铜马俑是“马神——天驷”。“天驷”本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即“天驷”，亦为“马祖神”。秦汉以前，人们都崇拜“马王爷”。自商周以来，征战之中都少不了骏马，因而就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和祭祀。汉墓主人生前率兵戍边，供奉马神，死后殉葬将军印和铜制马神，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件铜马足踏飞鸟正好表现了“天驷”行空腾飞和其所处的位置。
应该说，以上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得通，但目前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然而，不管最后采用哪个名称，这具铜马俑始终是“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高峰”，相信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孔明的八阵图在哪里
诸葛亮八阵图一说源自《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这种阵法是用石头堆成石阵，再按照遁甲分成生、伤、休、杜、景、死、惊、开八门。杜甫曾经诗赞孔明：“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意思都是说八阵图让诸葛亮的声名更加显赫。八阵图变化万端，其功效之大可抵挡十万精兵，它吸收了井田和八卦的排列组合方式，兼容天文地理，是周易思想精髓的实际应用。
那么，具有如此强大军事功效的八阵图会不会像“桃园三结义”一样，也是作者在《三国演义》中杜撰的呢？历史上真的存在八阵图吗？
据《三国·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后人根据诸葛亮八阵图绘成图形，现在八阵原图已经不在，但传说中八阵图的练兵遗迹，也就是“八阵图磊”，有三处。《水经注·沔水注》和《汉中府志》中记载，八阵图磊在陕西沔县东南部的诸葛亮墓东。《明一统志》载，它在四川新都县北三十里的牟弥阵。而《寰宇记》所记载的重庆奉节一说则最为流行。
苏轼在《八阵碛》中写道：“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六师纷未整，一旦英气折。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这里所说的夔峡，即为瞿塘峡。它西起奉节白帝城，东至巫山黛溪，在三峡中以雄伟著称。
奉节在夏商时期属于荆、梁，到了东周战国则属巴郡，名鱼腹。公元222年，刘备败退于白帝城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永安。唐代贞观年间，才取名奉节，为的是表彰诸葛亮“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高洁品格。
在长江的北岸，距离奉节老东城1000米的地方，有一块大坝。它长1500米，宽600米，伸入江中心，有高低垒积的石块，其中有溪流穿过。这就是传说中的“八阵图磊”。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就曾经在这里踏碛。后来，每逢正月初七，人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八阵图磊踏访游览。
然而，如今再到奉节，游览于白帝城下、长江三峡之上，八阵图磊的遗迹已经在江水之中了。而且距离江面深达四十至六十余米。闻名于世的“八阵图磊”就在三峡蓄水之时沉寂于江中了。但是，奉节当地人也称八阵图有“水八阵”和“旱八阵”之说。因三峡蓄水而被淹没的八阵图是水八阵，而旱八阵则在杜甫寓居夔州时的草堂东两公里处，它位于白帝城边，地形险峻。
看来，今后八阵图的痴迷者只能在沟壑纵横的旱八阵之地回味当年的诸葛孔明了。
岳阳楼建造之谜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保持原貌者，恢宏壮丽，金碧辉煌。岳阳楼为纯木结构，飞檐、盔顶，共三层。整体高25.35米，宽17.2米，占地251平方米。这样一座恢弘的楼阁，远望似鲲鹏展翅，近观如仙宫飘临人间。
这座名楼建于何时、出自何人之手，史家众说纷纭，难以确定。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由此可见，此楼在北宋前就已修建完成，滕子京所做的是文物保护工作。南宋人祝穆写过一本较为翔实的记载名胜古迹的书籍《方舆胜览》，他在书中写道：“岳阳楼在郡治西南，西面洞庭湖，左顾君山，不知创始为谁。”岳阳楼在唐时美名远播，可到了宋朝就已无从查找来历。
那么，我们只能沿着时间轴向前追溯。朱自清、叶圣陶等人编著的《文言读本》称岳阳楼为“唐张说始建”。这种说法得到其他文史书籍的认同，喻朝刚、王大博等人编著的《宋代文学作品选》给出了更为确切的信息，说岳阳楼是“唐开元张说做岳州知州时建的”。
但是，对于岳阳楼的建造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认为三国时的阅兵台是岳阳楼的前身。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是这样介绍岳阳楼的：“相传楼始三国吴将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台。”岳阳市文物管理部门显然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岳阳市文物管理所编印了《岳阳楼简介》，其中介绍说：“岳阳楼的前身相传为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大将鲁肃在洞庭湖训练水军时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７１６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西门城楼上建一楼阁，初名南楼，后名岳阳楼。”
岳阳楼到底是鲁肃所建，还是唐人张说所建，结论难下。天津师专古典文学教研组在编撰《中学古代作品评注》时又提出一个观点，说岳阳楼“相传建于周代，自唐代以来闻名于世”。这就把岳阳楼的建造时间又提前了三四百年，而且建造者是谁更无从查考。三种说法究竟哪种最接近真相，一时难以定夺，有待发现更明确的史料记载来解开这个谜团。
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
一代枭雄曹操，在生前洒尽英雄气概，于乱世中崭露头角，开创了魏国的一代基业，形成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局面，其雄才伟略鲜有人能及也。他死后，也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那就是他的墓冢所在。
曹操生性多疑善诈，被称为“奸雄”。他为了防止死后有人盗墓，设立七十二疑冢。这些假坟从漳河边上的讲武城外一直延伸到磁州城北，而真正的墓却无人知晓。宋代俞应符用“人生用智死即休，焉有余智到垄丘”来表达对曹操死后留下七十二疑冢的感叹。但是，真真假假，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曹操又为什么要建七十二墓葬？
关于曹操墓冢的所在地，史学界有三个争论。
第一个说法认为曹操墓葬于邯郸之西岗西门豹祠一侧，这也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建安二十三年，暮年的曹操预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便颁布了一道《终令》，说古代圣贤的墓葬一般都是在贫瘠的地方，而邯郸城西的西门豹祠就比较合适。西门豹是他毕生仰慕的英雄，曹操希望和他做邻居，便将墓葬葬于西门豹祠旁边。但是，对这一说法，有人反驳：西门豹祠建于南朝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可曹操却死于此前334年，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穿】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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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认为曹操葬于漳河底。民间有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有人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据民间传说，清朝顺治初年，漳河水干涸，渔民看见河里有一块大石板，从石板的隙缝中进入，渔民们看见曹操穿着龙袍躺在一块巨大的石板上面。而且还传说，当年漳河水改道，曹操墓穴被淹没，其子曹丕因为没有地方祭祀而悲伤。不过，这也只是传说而已，并不是史实。
第三种说法认为曹操葬于漳河边，即七十二疑冢中的一座。河北省磁县古墓群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但新中国成立后专家在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古普查之后，查明实际上这块墓地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其数量是134座，而不是72座。虽然我们知道了七十二疑冢葬的并不是曹操，但曹操陵冢的具体地点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设立七十二墓葬？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盗过汉梁王的墓葬。他亲眼目睹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提出“薄葬”。他在《终令》中说“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也就是说根据地面原有的高度为圹基，墓上部不起高土堆，不见建筑物。因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于是，在曹操下葬那天，七十二口棺材同时出殡，以迷惑当时的人们。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知道哪座是真正的曹操墓，令人疑惑，所以又叫做“疑冢”。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加之建“七十二冢”，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虽然此举印证了他的生性多疑，但却也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吧。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来解答这个谜团。
刘备陵墓之谜
四川省成都市南门武侯祠，据说是三国英雄刘备的埋骨之处。武侯祠是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惠陵两部分组成。
惠陵在武侯祠内，占地约2000平方米。据史料载，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遗体运回成都安葬。两宋时，有人提出质疑：刘备真的安葬在惠陵了吗？自古以来，帝王的坟墓是盗墓贼垂涎的对象，盗挖之事时有发生。但是，翻看史上的记载，惠陵从未有过被盗挖的迹象。难道真如百姓传言，此陵墓有神仙保佑？这种说法显然荒诞不经。史学家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刘备根本没有长眠于此，惠陵只是一个衣冠冢。
考证三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三国志》，确实有刘备病死白帝城，诸葛亮扶灵柩回成都的记载。《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经从事过档案管理工作，任职观阁令使，他的说法，必然是有根据的。
一些专家认为，刘备去世时正是农历四月，下葬时间为农历八月。白帝城位于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气候炎热，尸体不好保存。而且白帝城与成都有千里之遥，交通不便，即使轻身快走也要一个多月。大军浩浩荡荡扶灵前行，要走多久才能到达成都，尸体又是怎样做防腐工作的？以当时的科学条件，在炎热夏季保持尸体一个月不腐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说法，刘备很可能就地埋葬在白帝城，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而非成都。
《三国志》载，刘备与甘夫人合葬。但是，惠陵中并没有埋葬甘夫人。史书上多有记载，说甘夫人埋葬在奉节。这表明，很有可能刘备与甘夫人一道埋葬在奉节。
近代，奉节城中发现了一些人工隧道，初步辨认是墓道。研究人员曾经使用超声波进行勘察，发现这些隧道引向奉节人民政府大院。通过细致勘测发现，政府大院下有两个建筑物，一个长18米，高5米，另一个长15米，高5米。专家分析，这很有可能是刘备与甘夫人的合葬墓。
这一观点，遭到持惠陵说学者的否定。甘夫人去世早于刘备，《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曾向后主上书提出“宜与大行皇帝合葬”。陈寿是蜀国史官，国君陵墓如此重大的事情，又怎么会误记？
古人重视身后事，希望去世后能永远安眠，不被打扰，所以多隐匿葬地。尤其是修建皇陵的习俗兴起前，君王的安葬地点更是难睹真容。刘备墓的真实地点，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
玉门关之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悲壮苍凉的《凉州词》传诵了千年，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记住了玉门关这座古老的关塞。
玉门关究竟身处何处？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1000多年前，丝绸之路最繁忙的年代，玉门关就静静矗立在关外。
那时，玉门关是一个繁华的边关，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无数中国的、西域的客商在这个关口来来往往，把中国精美的瓷器、华贵的丝绸、神奇的药草、香气浓郁的茶叶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出关口，输送往异域。鲜美的葡萄、无花果、石榴，营养丰富的萝卜、胡麻、大蒜也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通过这里，传往内地。
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依然能看到玉门关，不过，此玉门关非彼玉门关。地图上标注的是一座与玉门关同名的现代都市，以盛产石油著称。
《凉州词》所描述的玉门关在敦煌附近。在敦煌西北有个名为“小方盘”的四方形土城堡。这座城堡全部用黄土夯成，城垣长245米，宽264米，残高97米，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设有内外女墙，城内东南角有马道。这座古堡大小接近北京的四合院，几间土房看起来寒酸破败，毫无气势。见到“小方盘”，人们会发出质疑：这就是传说中雄浑苍凉的玉门关？玉门关是一条交通枢纽的咽喉要道，有重兵把守，竟然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据点？然而，就在这里出土过写着“玉门都尉”的汉简，几乎可以作为认定玉门关的铁证。大宛的汗血马、伊犁河的乌孙马就是从这里奔入广阔的中华大地，汉代大将李广利就是从这里带领着将士出关与敌拼杀。
隋唐时，玉门关的位置由敦煌西北迁至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去西域取经，就曾从这个玉门关经过。
为什么隋唐玉门关要东移？《周书·高昌传》记载：“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马粪为验，又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伊吾路的开通使瓜州与伊州直接连通，不用再绕道敦煌。所以，作为关口的玉门关也随之迁徙。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玉门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迁徙。到了五代宋初，玉门关又迁徙到肃州城西70~100里的地方，距离唐代玉门关已有200公里之遥。
“女儿国”不是梦里传说
在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四回中有这样的描写，唐僧师徒四人取经时路过一个“西凉女国”，在这个王国里没有男人，繁衍后代都是靠喝湖中的水而受孕。虽然《西游记》是神话小说，但是人们也不禁好奇，世界上真有“女儿国”？
唐朝高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里这样说：“拂惊国（即东罗马帝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逢国，故拂凛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
根据玄奘的说法，“女儿国”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它又在何处？
《旧唐书》中《南蛮西南蛮传》有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那么，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任新建经过长期研究和考察发现，今天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带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的中心。
史书记载，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女王住在九层的碉楼上，一般老百姓住四五层的碉楼。现在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碉堡就是最好的佐证。女王穿的是青布毛领的绸缎长裙，裙摆拖地，贴上金花。东女国最大的特点是重妇女、轻男人，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东女国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族群内部推举有才能的人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继位。宫中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一般家庭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产的分配，主导一切家中事务。
《旧唐书》中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十分详细，但唐以后，史书对此的记载几乎中断。难道东女国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
唐中期，唐朝和吐蕃关系紧张，打了100多年仗，于是唐朝逐步招降吐蕃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将八个少数民族部落从岷山峡谷迁到大渡河边定居，东女国部落就是其中的一个。到唐晚期，吐蕃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入侵到大渡河东边，东女国这些遗留部落为了自保就采取两面讨好的态度。后来，吐蕃灭亡，唐代分裂，就再没有力量统一管理这些部落了。到宋元明三代，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统治一直都很薄弱，因此基本没有史料记载，一直到清代才把土司制度健全。
那么，“女儿国”现在是否还存在？
东女国的遗留部落有些由于靠近交通要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社会，而有一些部落依旧生活在深山峡谷，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痕迹。
研究者任新建说：“‘女儿国’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现在有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古老习俗留存至今。”根据考察，任新建认为历史上的东女国就处在今天川、滇、藏交汇的雅砻江和大渡河的支流大、小金川一带，“而扎坝极有可能是东女国残余部落之一，至今保留着很多东女国母系社会的特点。”
黄鹤楼名称因何而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的送别杰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诗中的黄鹤楼几乎成了古诗中一个“地标建筑”，不同的诗人作品中屡有提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唐，崔颢）“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栏将粉堞，江水映悠悠。”（唐，王维）“黄鹤何年去杳冥，高楼十载倚江城。密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南唐，卢郢）
黄鹤楼是真实存在的建筑，直到今天还屹立在长江边上。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建成以后多灾多难，多次被毁，仅明清时代就毁了七次。光绪年间被毁后，清政府没有再建。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重建的黄鹤楼在距旧址1000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黄鹤楼是以清朝同治年间毁掉的楼为蓝本建成的。有五层飞檐，攒尖楼顶，屋面铺满金色琉璃瓦，通高51.4米，底层边宽30米，顶层边宽18米。楼的每层都装饰有大型壁画、楹联等。楼外还有铸铜黄鹤、胜像宝塔、牌坊等辅助建筑。远远望去，黄鹤楼雄伟壮丽，金碧辉煌。登楼远眺，滚滚长江水，浩渺的烟波尽收眼底。
这样气势恢宏的望江楼，为何以黄鹤为名？难道是有黄色的鹤在此地驻留过？黄鹤楼地处江汉，此地区也有鹤活动的踪迹，不过这里的鹤大多为灰鹤。
事实上，鹤的家族虽然繁盛，却没有出现过黄鹤这个种类。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发现过黄鹤的科学记载。现存的鹤的种类有15种，其中丹顶鹤、白鹤是为大家熟知的种类。
既然没有黄鹤，为什么要叫黄鹤楼？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面八方”，即四边套八边形，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形如展翅的仙鹤，再加上楼上所覆为黄色琉璃瓦，故名“黄鹤楼”。
还有人认为，这是受黄鹤楼的选址所影响，黄鹤楼建在武昌蛇山的黄鹄矶上。古代人将“鹄”与“鹤”两字通用，所谓的黄鹤楼，其实就是黄鹄楼。那么，黄鹄又是什么动物呢？黄鹄就是大家熟知的天鹅。天鹅嘴的根部有赤黄色的瘤，被古人称为黄鹄。
更多的人倾向于黄鹤楼的名字来源于传说。
很早以前，曾经有一位辛姓妇人在山上卖酒。有位道士经常从她的酒铺前路过。这位道士生得高大俊逸，仪表不凡，可是衣衫破烂。道士时常向辛氏讨酒喝，从来也不给钱。辛氏心地善良，性格豪爽，从来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这样，道士成了辛氏的常客。有一天，这位道士突然对辛氏说：“我喝了你上千杯酒了，没有付酒钱，这个恩情我一定会报答。”他从竹篮里拿了一只橘子，用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他告诉辛氏，今后有客人来饮酒，只要拍一拍手，仙鹤就会从墙上下来为客人跳舞助兴。说完，道士就消失了。
辛氏知道自己遇上了仙人。她依言行之，果然有鹤自墙而下翩翩起舞。此后，辛氏的酒铺门庭若市，辛氏大富。
十年之后，那位仙人又来到辛氏的酒铺，把酒相谈，非常快乐。仙人离开时，抽出腰间的铁笛演奏曲子，乐曲的声音非常美妙，听的人如痴如醉，仙鹤也随之飘下墙来，仙人跨上仙鹤，吹笛远去。
辛氏此时已富甲一方。为了纪念这位仙人，她专门建造一座仙气缥缈的高楼，起名为“黄鹤楼”。
黄鹤楼名字的真实由来已经无从查考，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神仙说”。在欣赏黄鹤楼美丽景观的同时，怀想仙人的神秘传说，会平添几多浪漫情怀。
三星堆难倒考古学家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
遗址总面积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城区面积近四平方公里，与中原王朝早期王都河南郑州商城相当。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3000年前的中国实属罕见。从考古学家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此地已出土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数十件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和黄金权杖。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雕塑，是中国古代遗迹中罕见的珍品，在东方乃至世界的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青铜人像高鼻深目，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
青铜神树高3.84米，是古代至宝。树上有九枝，枝上有立鸟栖息，枝下有硕果勾垂，树干旁还有一条龙从树顶下探，生动而又神秘。
黄金权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棒上制成的，金皮上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纹饰，清晰而神秘。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难倒了众多考古学家们。每个文物都带着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这些谜团至今让学者们争论不休，无法定论。
第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确定。三星堆遗址是距今3000～50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在遗址内存在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中出土有玉琮等玉器，有学者认为它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等有交流。在二期文化时，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即早期蜀国，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学者认为这比黄河文明还早，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
第二，三星堆青铜文化如何产生？三星堆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的产物，还是受其他文化影响？本土论者认为其青铜器形象独特，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而且反映了古蜀人“眼崇拜”的习俗。外来说认为出土的青铜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便认为三星堆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第三，遗址居民属何族？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其中，古羌人的传说最为大家接受。古羌人的祖先来自西北高原，他们到达成都平原后，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开始争夺土地。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第四，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古蜀国繁荣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消失了。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而始终停留在假设上。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有学者认为其消亡是洪水肆虐的结果。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这似乎印证了战争说。还有一种迁徙说。可是，人们为什么要迁徙呢？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迁徙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第五，“巴蜀图语”代表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黄金权杖。权杖上面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纹饰，这一纹饰又引起学术界的争论。有人认为，金杖上的符号可能是古蜀人的文字，《华阳国志》就说蜀人“多斑彩文章”。但《蜀王本纪》中则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有人认为这些纹饰是族徽、图画，或者是某种宗教符号。根据其强烈的宗教信仰来看，最有可能是宗教符号和族徽。学者们对此的争论见仁见智，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马王堆古尸千年不腐之谜
1971年，驻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驻军想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造地下医院。在施工过程中，当用钢钎钻探时，从钻孔里冒出呛人的气体，有人用火点燃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这一现象让人感到恐惧和不解。
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在此进行挖掘，便发现了马王堆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纺织品、服饰、帛书、帛图和帛画等。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了一具女“湿尸”。这具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女尸，出土时毛发尚在，肌肉有弹性，内脏虽有干缩，但外形完整、柔润。这一考古发现在当时轰动了世界。
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这具女尸名叫辛追，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侯爵軑侯的妻子。辛追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其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辛追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而解剖时，发现其肠道中有甜瓜籽，因而揭示了辛追的真正死因——食用甜瓜引起多种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让这位老妇人撒手人寰。
为什么辛追的尸体经过千年还没有腐烂？
有人认为，其实尸体并不是没有腐败，而是腐败到一定程度被中断而保存下来。女尸出土前，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九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被20多层丝麻织物紧紧包裹着，不但隔绝了蝇虫接触，而且把棺材填满，棺内空气很少。外面又套上一椁三棺，密封条件非常好。由于棺内氧气稀少，无氧环境抑止了细菌生长，从而抑止了尸体的腐败。
另外，为了保证墓室密封，墓室的周壁用厚厚的白膏泥构筑，白膏泥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木炭，防止地下水渗入。在发掘过程中，这些木炭和白膏泥整整装了四卡车才清理完全，估计超过5000公斤。这样尸体深埋在20米的地下，维持着低温、恒温、密封、避光、无大地震的环境，保持了2100多年。
还有人认为，马王堆女尸不腐是因为棺材里有一种红色的棺液。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棺液之中。这种红色棺液成分复杂，经过化验发现里面掺加了朱砂和许多中药的成分。朱砂含有砷和汞，其化学成分对人体是有害的，却有杀菌防腐的作用。有人认为，这种红色液体一定是某种能够使尸体不腐的“神药”。
但是，这样的想法受到了质疑。若是这种红色液体是某种能够使尸体不腐的“神药”，为什么辛追死后可以享受这样的殊荣，而比她地位高的人却没有呢？有人认为这种“神药”其实是辛追的尸水，因为辛追生前曾经大量地服用过中药和金石丹药，所以液体中才会有朱砂和中药成分。这种液体因为含有汞——水银，才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但这不是尸体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长沙楚墓帛画中的妇人形象是谁
1949年，湖南长沙市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了一幅帛画。此帛画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绢画之一，被称为晚周帛画或长沙楚墓帛画。
这幅帛画高约28厘米，宽约20厘米。画面主要位置绘一妇女，侧立向左，头后挽有一垂髻，并系有饰物，长裙曳地，腰细而修长，两手合十神态虔敬。她的上方绘一条龙和一条凤。凤鸟头上昂，振翼奋爪，尾翻飞，呈奋起状；龙则双足屈伸，身体蜿曲，似乎正向天空飞升。该画以墨线勾描，线条有力，顿挫曲折富于节奏变化，用黑白组合，使画面具有一定的装饰趣味。在人物的唇和衣袖上，还可以看出施点过朱色的痕迹。
长沙楚墓帛画的发现引起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这幅帛画为何而作？图中的妇女是谁？腾飞的动物是否是龙凤？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和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根据当时的旧摹本进行过研究，认为妇人左上方的一兽一禽为夔（古代传说的一种独脚兽）和凤，一凤一夔作斗争状。凤为神鸟，象征善与和平，在斗争中居高临下，占优胜地位；夔为怪类，象征邪恶与死亡，在侧面抵御相形败退。画的下面是一个现实中的女子，她合掌胸前，立于凤鸟一侧，似乎在祈福。然而，郭沫若却没有对画中妇人的身份进行考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帛画在社会上公开，人们对照旧摹本研究，发现旧摹本中有不少错误，似龙的兽是双足而不是单足，帛画的最下角有一新月被忽略了。因此，郭沫若先生的推测就被打破了。于是，学者们对原画重新鉴定。
《江汉论坛》曾发表一篇文章《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对长沙楚墓帛画又有了新的诠释。
该文认为帛画的结构和布局有上、中、下三层。上层是天空，左边的兽是我国古代神化了的龙，右边的鸟则应是凤。龙和凤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是助魂升天的神兽神禽。画中的妇女站在中层，就应该是人间。妇人右下角有一弯月状物是下层，应该是大地，意味着妇人站在大地上，向龙凤合掌祈求，希望飞腾的神龙神凤引导她的灵魂进入神界。该文还认为，画中妇人即墓主人自己，这幅帛画反映了一种迷信思想。
美术史家金维诺先生也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画上的中心人物应当是死者本人的画像，并认为此类帛画是我国肖像画的滥觞。
但是，对于画中的妇女是谁，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答案。王伯敏先生认为，这是一幅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画，描写一个巫女为墓中死者祝福。这幅帛画所描绘的妇女，有可能是当时“巫祝”的形象。除此以外，还有人认为画中妇人是女神宓妃。王仁湘就认为，这是一幅“丰隆鸾鸟迎宓妃”图。
从墓葬出土的形式来看，这幅帛画在当时肯定不是作为观赏的美术品，而是被统治者作为寄托升天愿望的迷信工具。这与楚人的迷信习俗是相符合的。至于画中妇人的形象到底是谁，各家说法不一。因此，这个未解之谜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敦煌莫高窟之谜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拥有世界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莫高窟”。莫高窟有精美的佛教壁画4.5万平方米和典雅的佛教雕塑2415尊，俗称“千佛洞”，有“东方卢浮宫”的美誉。
敦煌莫高窟并不是在一个时代集中修建的，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后来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多个朝代的建设，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莫高窟南北长约1600多米，洞穴上下排列多达五层，如蜂房般鳞次栉比，非常壮观。莫高窟还有藏经洞，整理出五万多件古代文物。近代才出现的学科敦煌学，就是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
莫高窟开凿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一个艺术的明珠、文化的宝库，为什么不建在人流密集的地区或者交通要道，而要建在偏僻荒凉的戈壁荒漠？最流行的说法，是圣地异象说。
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一个黄昏，沙门乐尊者游历经过鸣沙山，发现眼前出现了壮丽恢弘的景观：整个鸣沙山被金光笼罩，仿若有千万金佛在光线中现出身形。尊者赞叹不已，虔诚地下跪祈祷。尊者认为，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于是，他在此地主持开凿了第一个洞穴。在随后的岁月中，尤其是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敦煌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各国商贾云集至此。商人出门在外，求财、求平安，佛教得以盛行。有钱的商贾巨富纷纷出资开凿石窟，莫高窟佛教文化石窟群日益壮大。在唐代鼎盛时，形成了“千窟争荣”的繁盛之势。
莫高窟是否真的是因为出现了圣地异象才选址于此，现在已不得而知。据专家分析，莫高窟选在如此偏僻之地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敦煌四周为荒漠戈壁，风沙很大，雕凿了洞窟容易被风沙侵蚀。鸣沙山是沙砾岩，质地坚硬，耐腐性强。洞窟坐西朝东，与三危山隔河相望。夏季风从东方吹来，三危山成为天然屏障为莫高窟遮挡风沙。冬天，风沙从洞窟背面的西方袭来，吹过窟顶呈45度角吹下，风沙不会灌入洞窟。在整个敦煌戈壁找到这样一个“安全区域”是很难得的。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莫高窟经过千年风霜洗礼，依然保存了大量壁画与雕塑。这是文化留存之幸，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辉煌闪光。
莫高窟选址鸣沙山，也与其佛教文化背景割离不开。佛教讲求脱离尘世生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鸣沙山因为有宕泉河的滋润，是一块沙漠绿洲。绿树掩映着莫高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风沙，也阻挡了阳光对洞窟的照射。这里作为佛教圣地，环境清幽，飘逸着灵性的气息。
包公两座墓之谜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是我国北宋时期颇有名望的官吏。在宋仁宗时期，包公曾任州、县官，后升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大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
包拯一生仕途平淡，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格，铁面无私，敢于与权贵作斗争，为民申冤，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赞扬。朝廷内外都不以他的官位来称呼他，而呼他为“公”。在普通人心中，包公是清官的代表，百姓爱称其为“包青天”。1062年，包公去世，终年64岁。包公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亦被人们关注。因此，包公墓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河南省巩义市西南有北宋王朝九个皇帝的陵墓，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巩县宋陵”。在这其中有一座陪葬墓被世人所熟知，它就是陪葬在真宗陵旁边的一座高约五米的圆形冢墓，也就是包公墓。这是人们关于包公墓原来最普遍的看法，“巩县宋陵”也因此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然而，十几年前，当考古学家们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坎发掘出又一个包公墓时，原来的巩县包公墓就成了一个谜。合肥包公墓共发掘出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夫妇墓、次子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也确切证实了此墓为包氏族墓。
一个包公为什么有两座墓葬？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巩县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难道巩县包公墓是人们的臆断吗？或者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另有他人？
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县包公墓是真墓，这不仅因为它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均有记载。关于巩县包公墓的记载，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订的《巩县志》中有记载，说包公墓在“巩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以此为基础记载。由此可见，巩县包公墓在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至少经历了五六百年。人们不禁要问：巩县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以回答。
包公两座墓之谜尚未解开，而合肥包公墓地出土的材料又给历史学家们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包公本人是“皇舅”，这是鲜为人知的。另外，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三米，都是一色的生土，可知这个土堆是典型的“疑冢”。包公墓为什么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代修建的？这又是一个需要我们解答的谜。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一幅长卷风俗画，是我国古代的一幅传世佳作，素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
《清明上河图》全长528厘米，宽24．8厘米，真实、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人文风俗具有重要价值。自问世以来，受到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九百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及“上河”的涵义曾有过一些争论，但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自金代以来似无异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和收藏鉴赏者却对以往的“春景清明说”提出不同意见。
1.“清明节”说
从《清明上河图》诞生至今，一般认为该画所描述的是宋徽宗时期京都汴梁以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景象和自然风光。明代《味水轩日记》中有记载，这幅画最早的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画上有宋徽宗亲笔的瘦金体题签“清明上河图”和双龙小印，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根据《东京梦华录》对清明节的相关记载，研究者还认为，北宋时期清明时节不但要祭扫亡灵，还要举行盛大的郊游活动，这也与画中所描绘的景致相吻合。如此说来，这幅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清明节之景色无疑。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张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2.“清明坊”说
1981年，有人对“清明节”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是秋景。
清明时节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均气温一般在10℃左右，而画中却有很多带着扇子的人物，还有几个孩子光着身子在街头嬉戏玩耍，河岸小贩的桌上赫然摆着切开的西瓜、草帽、竹笠等，御暑御阳物品在画面上也随处可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此时不应是乍暖还寒的北方初春季节。
在画卷的右首有驮负木炭的驴子，据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如果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则违背宋人生活习俗。
画面上还有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述：“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宋代秋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此酒谓之“新酒”。
又分析画中的“城门楼”，设想《清明上河图》应该描绘的是从“清明坊”到汴河口这一段上河的繁华热闹的景色。“清明”是指汴京城中的“清明坊”，这就是“地名说”。
3.寓意“承平”说
还有人认为，“清时”既非时令，又非地名，应该是在称颂“太平盛世”。
《诗经·大雅》中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的说法，《毛传》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之句，这里的“清明”都有政治开明有度、人民安居乐业之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画中题款“清明”，应该是张择端期望获得皇帝赏识所作的颂扬之辞。
在当时，张择端是皇家御用画院待诏。因此，他用“清明”一词创作这幅画敬献给宋徽宗，鼓吹“歌舞升平”，进行歌功颂德，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张择端为何选取秋色而不绘春景，是因为“汴水秋风”是汴城八景的第一景。汴水以“秋风为胜”，而汴城又以汴水两岸最为繁华。画家选取汴河秋景入画，以反映汴京的人物繁华。正因如此，《清明上河图》中店铺林立，酒店、茶馆里的顾客熙熙攘攘，而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一个顾客光临……这正透露出张择端的作画意图，描绘汴河的升平景象，而并非清明时节。
综上所述，从各方面加以分析，由于画面上并无门插柳条、扫墓、踏青、郊游等特有的“清明”时节习俗，因此，“清明时令说”有所偏颇。而“清明坊”之说，也没有有力的佐证。相比之下，第三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因此，在“清明”二字的解释还没有定论之前，将它视作北宋一般的都市生活的典型写照还是可取的。
成吉思汗陵之谜
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被称为“一代天骄”。他南降西夏，攻陷金国中都，西进中亚、东欧，东击俄罗斯。在成吉思汗的铁蹄下，中国的版图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成吉思汗忙于征战，一生都在马背上度过。甚至连死后，他的陵寝都建在马背上。
成吉思汗的陵寝名叫“八白室”，是八顶白色的毡帐。毡帐里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物。“八白室”这座马背上的陵寝深具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特点，最早“八白室”在蒙古高原，后来迁徙到黄河河套、鄂尔多斯高原等地。
蒙古人为什么要给一位伟大的君王建造一座流动的陵寝？真正的成吉思汗陵又在哪里？
事实上，没人知道成吉思汗墓地的真正地点。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在荒漠中迁徙。即使建立了陵寝，也会被荒沙掩埋。所以，根据习俗，他们一般是不建陵墓的。即使是蒙古贵族，也“墓而不坟”，即只深埋地下，不建地面建筑。
而且，蒙古人认为人的遗体一旦被破坏，灵魂就无法超生。成吉思汗纵横四合，树敌无数，他的陵墓很容易被敌人破坏。一个强盛帝国的王陵，对盗墓贼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综合以上几个原因，成吉思汗的遗体必然埋葬在秘密之处。
成吉思汗秘密埋葬还与其去世时间有关。成吉思汗是在第二次攻打西夏时去世的。如果当时宣布了成吉思汗去世的消息，必然军心大乱。为了稳定军心，更为了威慑西夏人，成吉思汗去世前留遗嘱说“秘不发丧”。
当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遗体由亲信护卫着前往他生前选定的埋骨之地。为了防止墓地泄露，这支队伍低调前行，并且杀掉路上所有见过的人。他们掩埋灵柩的方式也非常谨慎，先取下草皮，下葬后再将草皮原样铺好。之后，让马群在地上践踏，彻底抹掉陵寝的痕迹。做完这些事情后，部队没有立即撤离，而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春天。等看到青草覆盖了茫茫草原，成吉思汗的陵墓彻底无迹可寻时，他们才离开。走之前，他们当着母骆驼的面杀了一只驼羔。骆驼的记性非常好，并且重感情，见到亲骨肉被杀此地，会一直记着。成吉思汗的亲人想来陵寝祭奠时，跟着母骆驼就能来到这里。
由于蒙古人“墓而不坟”的埋葬风俗，更由于其秘密的下葬方式，成吉思汗陵的真实地点已无从查考。数百年来，无数人处于各种目的探寻陵墓所在，都一无所获。有些真相，需要时间来解答。也许，这个真相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当人们想起这位伟大的铁血君王时，可以去伊金霍洛旗看一看那座马背上的陵寝，追忆一个激荡着荣耀与热血的时代逝去的往昔。
康熙陵墓内为何葬了四十八个后妃
清圣祖康熙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皇帝在位61年，死后葬于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清东陵内有顺治帝孝陵、孝庄昭西陵、乾隆帝裕陵、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康熙帝的陵墓为景陵。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景陵中除了埋葬有康熙皇帝外，还埋葬有康熙的四后、四十八妃和一皇子。一座陵墓，埋葬了如此多的人，这样的埋葬规格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为什么康熙的景陵中埋葬了48个后妃？
有人说，那是因为康熙后妃众多。从空中俯瞰景陵，整体上呈半圆形，地位高者列前居中，地位低者居后。景陵地宫内除了葬有康熙皇帝，还有孝成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和敬敏皇贵妃。景陵妃园寝内葬有48位妃嫔和康熙的皇十八子胤衸。在48位妃嫔中，包括贵妃一人，即温僖贵妃，居妃园寝正中；妃11人，即慧妃、惠妃、宜妃、荣妃、平妃、良妃、宣妃、成妃、顺懿密妃、纯裕勤妃、定妃；嫔八人，贵人十人，常在九人，答应九人。敬敏皇贵妃（因其子十三皇子助雍正帝登基有功）原本和妃嫔们葬在一起，后来移葬在景陵地宫内。景陵双妃园寝埋葬着抚育过乾隆的康熙妃嫔悫惠皇贵妃和敦怡皇贵妃。康熙的后妃并没有全部埋葬在景陵中，但上面所提到的说明康熙的后妃确实很多。
其实，清朝皇帝的皇后多是蒙古公主，这是政治联姻的需要。但在康熙的时候，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鳌拜结党营私，专横跋扈，而丞相索尼历经三朝，掌握着一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将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指给康熙当了皇后。
1665年，12岁的康熙皇帝和13岁的赫舍里氏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虽然是一场政治婚姻，但由于皇帝和皇后年岁相仿，又加之鳌拜把持朝政对皇帝多有不敬，压抑的环境促成了皇帝和皇后的恩爱感情。但是，当康熙铲除鳌拜、亲理朝政，不再需要皇后家族势力的扶持之后，皇帝和皇后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亲密了。
皇帝的感情从来就不是给一个人的，康熙也不例外。于是，康熙后宫的女人逐渐多了起来，钮祜禄氏、佟佳氏、乌雅氏……康熙陆续迎娶的后妃中，年龄最小者只十一二岁，最大者也不过十五六岁，有的在二十几岁就去世了。从康熙九年最早去世的赠慧妃博尔济吉特氏算起，到乾隆三十三年最后去世的醇怡皇贵妃止，康熙帝的后妃们历经了康雍乾三朝，前后延续了99年。在康熙帝的后妃中，还有四对亲姐妹。其中，孝懿仁皇后佟氏及其妹妹佟氏贵妃又是康熙帝的亲表妹。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
康熙帝共有多少后妃，史学家没有给出统一的说法。《康熙全传》记载，康熙帝后妃中，贵人以上者有49人，册封在册的后妃有67人，而那些身份低微的答应、常在等据说共有两百余人。
虽然康熙妻妾众多，但对于自己的妃子们，他还是有真情的。康熙外出期间，经常会派人把土特产等送回宫中，甚至会写信给深居宫中的嫔妃们，讲一些途中趣事，解解她们的闷气。
虽然身边的女人日益增多，与结发妻子又是政治婚姻，但康熙对赫舍里氏还是很有感情的。平三藩的时候，皇后赫舍里氏难产，生完皇子后就去世了。康熙顶着巨大的压力，不顾前方战事吃紧，辍朝五日为大行皇后举办隆重的丧事。在赫舍里氏的梓宫停灵的25天中，康熙皇帝竟然有20天亲自去举哀，足见感情之深。
赫舍里氏以生命为代价生下来的皇子，不满两岁便被康熙皇帝册立为皇太子。后来，太子不成器，最终被康熙废掉。废太子时，康熙哭骂他“生而克母”，仍念念不忘发妻。
康熙帝为他的后妃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晚年，为嫔妃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下令，有儿子的嫔妃，年老后到儿子的府邸居住，这一安排打破了皇帝驾崩后后妃独居宫中到死的定例。
康熙去世之前，他的两位皇后已经安葬在景陵地宫。康熙帝安葬之后，他的嫔妃们也陆陆续续地安葬过来。因此，一座帝陵就安葬了如此众多的嫔妃。
北京公主坟葬的是哪位公主
在北京西郊复兴门外，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界处的街心花园，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公主坟。对于这个公主坟，民间自古传说颇多。自从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播映后，人们对京西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是谁，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公主坟里埋葬的到底是谁呢？民间主要有以下三种传说。
一、降清明将孔有德之女孔四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传说因明将孔有德降清后屡立战功，顺治六年被封为“定南王”。在顺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被明将李定国围困，受伤后自杀身亡。顺治母亲孝庄皇后收养其女孔四贞为义女，并封为和硕公主，成为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她死后，就埋葬在京西郊。
二、元帅金泰的妻子。传说汉人金泰从小被满族人收养，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时与公主相遇，一见钟情。但是，朝中老臣却从中作梗，令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上书公主，说见信时他已不在人世了。公主见信后，从容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将金泰草草葬于香山，而将公主远远地埋在今天的“公主坟”。
三、乾隆的义女。相传，有一年乾隆与刘墉、和珅到民间微服。行走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乾隆感到又累又饿，便在一个小村庄向一农户借宿。农户家就一老汉和一位小姑娘，老汉心地善良，给乾隆他们免费食宿。乾隆很喜欢这个小姑娘，第二天出门时对老人说：“老人家，你要乐意，就让您的女儿给我做干闺女吧！”老人一听很高兴，就让女儿过来拜见干爹。乾隆掏出一块黄手帕，递给姑娘：“孩儿如遇急难，可拿它到京城找我，只要一打听皇……”这时，刘墉哼了一声，接着说：“打听皇家大院！”乾隆忙改口：“对！对！皇家大院。”
几年后，赶上连年闹灾荒。父女俩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到京城来找姑娘的干爹。父女俩找遍北京，也没找到干爹所说的黄家大院。不久，老汉就去世了。姑娘情急之下来到护城河边，想寻短见。就在这时，正好遇到刘墉。于是，刘墉就将姑娘带进了宫。乾隆自然是忘了这回事，但有刘墉作证，怎么赖得掉？于是，乾隆便将姑娘留在宫中。可是，姑娘在宫中没住多久就患病去世了。乾隆就准备将她草草埋葬了，可刘墉却说：“这位公主虽说不是万岁亲生，可却是您自己认的干女儿啊！并且留有信物，就这么草草葬了，万岁脸上可不光彩呀！”于是，乾隆只好传旨，按公主的葬礼，把姑娘葬在“公主坟”这里。
虽然对公主坟里埋葬的公主的传说有很多，而且说法各不一样，但公主坟内的公主是谁，早在1965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一号线时，文物部门就对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参考历史资料考证，谜底早已揭开。
原来，公主坟内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两位公主分别葬东西两边。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她是嘉庆的第三女，是和裕皇贵妃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她于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三月卒，年三十一岁。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是嘉庆第四女，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她于嘉庆七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二十八岁。
由于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以后，死后不得入皇陵，也不能进公婆墓地，必须另建坟茔。所以，北京郊区有很多公主坟，有的地方现仍叫公主坟。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亡，仅隔两个月，埋葬在一处。两个墓葬都是夫妻合葬墓，陪葬有许多珍贵物品。墓地原有围墙、仪门、享殿等地面建筑，四周及里面广植古松、古柏和国槐、银杏等树木。地宫均为砖石结构，非常坚固。之后，由于年久无人打理，才逐渐没落，遂不为外人所知晓。
清东陵被盗之谜
清东陵是我国古代陵墓建筑的精品，被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评价为“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清东陵位处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群山环抱，流水环绕。传说当年顺治帝来此处打猎，看到周围灵韵十足的山水美景，赞叹不已，当即传旨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
清东陵是由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装修豪华，设计精美，葬有顺治帝、康熙帝、乾隆帝、咸丰帝、同治帝五位帝王，还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慈禧的陵寝。慈禧陵装修之华贵令人瞠目结舌，而且这位清王朝末期实际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下令在自己的陵寝上所有石雕全部采用“凤上龙下”的花纹。
慈禧太后墓葬之奢华不仅体现在陵寝的装修上，更在于其丰厚的陪葬品。
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眼见证了慈禧入殓。他在《爱月轩笔记》中回忆，慈禧棺椁中铺了厚达一尺的金丝串珠锦褥和珍珠，然后才放入尸身。慈禧头部放置荷叶，青翠透亮，叶面上有天然生成的脉络。脚下有粉红碧玺莲花、翡翠西瓜、翡翠甜瓜、翡翠白菜。这些花果皆用宝石天然纹理雕成，真实生动。左手侧放置玉石莲花一支，黑玉石荸荠一个；右手侧放置缠蟠桃的玉雕红珊瑚树一株。头部戴珍珠凤冠，凤冠上缀有鸡蛋大的珍珠。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身上盖着珍珠堆制成大朵牡丹花的衾被。棺椁里放着200多个宝石制成的桃子、李子、杏子等果实，还倒进去四升珍珠、2200块宝石填充缝隙。慈禧的随葬品仅仅皇家入账的就价值五千万两白银，还不包括王公贵族的私人奉献。
皇家陵墓自古以来就是盗墓贼垂涎的对象，慈禧墓中的珍宝无数，更是让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
1928年7月，住在清东陵附近的老百姓听到隆隆的炮声。人们以为是军事演习或者在剿匪，事后才发现，是清东陵被盗。乾隆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被炸开，破坏得一片狼藉。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棺木中瑰丽的奇珍异宝被洗劫一空。
究竟是谁胆大包天，犯下了惊天盗案？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多方面调查，种种证据都指向孙殿英。据说，在炮击发生前，军阀孙殿英的部队对清东陵附近进行了封锁。所以，百姓才会以为有什么军事行动，而对炮击声不以为意。孙殿英盗墓之说越传越烈，他有了“东陵大盗”的恶名。
孙殿英，名魁元，河南永城人。因为小时候生过天花，满脸麻子，外号孙麻子。孙殿英家境贫寒，自小不务正业，和地痞流氓鬼混。成年后，他在江湖闯荡，以赌博、贩毒为业。孙殿英所处的时代动荡混乱，军阀混战。他参军入伍，在各个军阀派系中流窜，后来被蒋介石的队伍收编，成为十二军军长，驻守清东陵。清东陵的守陵官员推测，是孙殿英看到陵墓的守卫形同虚设，于是监守自盗。
然而，推测终究是推测。当时，孙殿英的部队戒严，把清东陵围得如铁桶一般，没人知道陵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把孙殿英推到台前的，是一次倒卖文物事件。
东陵被盗一个月后，北京著名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客人携带着一批罕见珍宝进入琉璃厂最大的古玩店铺“遵古斋”。珍宝最终以十万元的高价被“遵古斋”收购。北平警备司令部洞察了这次秘密交易，对双方进行抓捕。审讯过后，发现出卖珍宝的神秘客人正是孙殿英麾下的师长。
事件报道后，社会上掀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严惩孙殿英。孙殿英则大声喊冤，说之前清东陵炮击是为了剿匪，而这些珍宝是缴获的战利品。
一群在穷乡僻壤打劫为生的土匪何来如此珍贵的珠宝？珠宝的来处只有一个，就是陪葬丰厚的皇陵。
据后来的专家分析，当时国家动荡，各种势力层出不穷，土匪盗墓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正当孙殿英的自我辩白生效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百口莫辩。在驶往青岛的一艘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两名逃兵，这两名逃兵身上竟然藏着36颗珍珠。经审讯，两人承认是孙殿英的部下，其中一人亲口承认参加了清东陵盗墓行动。
孙殿英盗墓之事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可是，这样一件惊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
许多年后，孙殿英的参谋长回忆说，孙殿英确实曾盗挖坟墓，并曾洋洋得意地回忆乾隆墓和慈禧墓中有什么珍宝。孙殿英还说，曾经把一些特别珍贵的宝物敬献给当时的实权派宋氏兄妹、孔祥熙夫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件轰动朝野的千古盗案会处理得无声无息，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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