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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在发明者朱棣的永乐朝，主要是为收拾建文帝的不肯归顺的旧臣，以及防范镇压民间的奸邪造反者，鲜见如晚明时凶残，倒是老店锦衣卫更有作为。这当然是皇权、阁权强势的结果。随着大明历史的演进，我们会逐渐感受到这一点。
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有一种作法是采取实用主义，只看结果，不论手段；还有一种作法是以道德划线，简单去套，忽略复杂。因此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用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结论便大不相同。
王振死了二十八年后，又一个著名的人物登上历史的舞台，聚焦了大明王朝的无数目光。他就是创立并提督西厂的太监汪直。理论上说，汪直的影响力没有达到王振的水平。王振以其“先生”的地位，其威风将锦衣卫、东厂都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之下，使人只见王振的灿烂，不见厂卫的光芒。
汪直较之王振，稍逊一筹。
我们分析了能见到的一些资料以及他人的结论后，觉得汪直很难简单地用坏人来评价，他执掌西厂时的作为，也很难与后世如魏忠贤等人的恶劣划等号。对汪直风光时的事迹，尽管有随意贬低的说法，却不见有多少过硬的例子。相反，倒是有一些光荣的业绩，史书有流露。我们不禁想，这大概是因为，说一个几乎被公认的坏人的“坏”，比说坏人的“好”，要容易些，也安全些。
那，我们就努力客观地审视一下这位西厂的掌门人，多少也还他一些公道。
在说汪直具体的事迹之前，我们先用点篇幅，说说汪直一个广西瑶族人，是怎么大老远地到北京开始太监生涯的。汪直来北京，和一个叫韩雍的人有关。事儿得从头说起。
广西浔州境内，万山连绵，苍崖壁立。在两崖间，一条巨藤横亘，当地瑶族人，把这大藤当作桥梁，往来山间，因藤而名，此地便叫大藤峡。汪直的老家就是这儿。大藤峡有个瑶人首领叫侯大狗，率众作乱，跟当地官府叫板。官兵剿而复起，成化六年，侯大狗率领瑶众，又跑到广东境内折腾，当地官府平息不了，便向朝廷请兵。
朝廷接到报告，当年在金殿之上首先跳起来打死锦衣卫指挥马顺的那个王竑，现在已是兵部尚书。他向皇上宪宗朱见深建议，浙江左参政韩雍是文武全才，可以派他去，再加上一个武将都督赵辅，于是二人联袂出师。
在讨论如何进兵的时候，有将领主张节节推进。韩雍不以为然，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试想，这侯大狗在数千里的地面上闹腾，如果四处开花地打，只能使我军将士疲累不堪，当此之时，我们应该挟天兵锐气，直捣大藤峡，端了侯大狗的老窝，贼心必乱，接下去就好办了。”
大家都觉得韩雍的主意好，赵辅也很佩服。觉得这韩雍确实有两把刷子，既然两人搭帮，干脆把大军的指挥权就都交给韩雍了。实践证明，赵辅以宽阔的心胸让贤是让对了。
韩赵二人督十六万大军前进，所向披糜。快到大藤峡的时候，来了好几百瑶族人，有老有少，老的像村里的农民，年轻的象有文化的儒生。这些人跪在韩雍面前，说道：“我们这些老百姓，被侯大狗那些贼人害苦了，你们如今来了，太高兴了，我们愿意为大军当向导！”
话还没说完，韩雍大喝一声：“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拿下！”
韩雍的这个举动，令在场的将士既惊奇，又不解。
韩雍也不解释，命人把这些瑶人拘到一处，怒斥道：“你们都是反贼，当我看不出来？左右，换个地搜他们身上！”
一搜才发现，这几百人，每人身上都藏有兵刃。什么都甭说了，推出辕门，都砍了。
这老韩够狠。瑶民听说了，都说韩雍是神人，要不怎么隔着衣服就能看见里面藏的家伙呢？Μ.chuanyue1.℃ōＭ
韩雍是左参政，级别为从三品，副省级。可到了广西，正省级的官员来到行辕，都是跪着向他汇报工作。这倒不是从二品的大员故意讨好，而是因为韩雍还有一个职务，佥都御史，这虽是正四品的级别，却是纪检监察的职务系列。别说是韩雍，就是督察院一个正七品的御史到了地方巡视，知府以下的官员都得跪见，这职业还是相当牛的。
要说牛气的人，也不光是韩雍。
新会县丞陶鲁来到行辕求见，到了韩雍面前，只作个揖不跪拜。这不是惹韩大人动怒吗？他斥责道：“你一个小小的县丞，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县丞是知县副手，级别是八品，比起韩雍，差大发了。
陶鲁道：“还能有什么事，来这儿就是为了跟着您剿贼啊。”
韩雍一瞧陶鲁倒很从容，便缓一缓口气，道：“现在侯大狗带人占据险要之处抗拒，打他不易。我正发愁派谁前去，怎么，你觉得自己能领命啊？”这话里明显带着嘲讽。
谁想陶鲁朝韩雍略一拱手，道：“回大人，在下不但能，而且干这点事也不难！”
韩雍一听陶鲁的口气，登时大怒，道：“军情重大，岂可玩笑！一个小小的新会县，你还只是个县丞，治理一个县你都轮不上一把手，说起剿贼，你竟大言不惭，赶快滚出去，免得皮肉受苦！”
陶鲁见韩雍态度如此，不急不慌，反而豪气十足地道：“大人来这儿不是为剿贼吗？您一定知道三国时的蒋琬、庞统，他们也是把治理一个县不当回事，但都是蜀汉名臣，都有大本事，现在大人您若不计较我的官职小，我定能效命建功！”
韩雍见陶鲁如此气度，觉得这必定是个奇异之材，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啊。韩雍马上变了态度，道：“县丞有为国效力的决心，那就不用多说别的了。只是这兵马，你需要多少？”
陶鲁道：“在下只要三百人。”
韩雍笑了，道：“三百人能顶什么用？”他心想，要照你这么个架式，我要十六万大军干什么？
陶鲁道：“兵贵精不在多。在下要的三百人，必须是严格挑选出来的，而且标准还得由我定。”
韩雍心想，这太容易了，让他挑。
陶鲁向全军发出征选令：如果谁能力举百钧，箭能射到二百步以外，就来我这儿报名。
这条件未免也有些夸张，古时一钧为三十斤，一百钧就是三千斤。一般人块再大，能举起一吨半来，恐怕也就是嘴上说说。从这条件，可以看出，陶鲁要的兵都应不是等闲之辈。果然，挑的结果，十五万人里，只有二百五十人合乎他的标准。又挑了些日子，总算凑成了三百之数，而后，便开始了严格的训练。
陶鲁没有吹牛，这支精兵果然在剿贼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韩雍和赵辅的出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功人员各有封赏。陶鲁被提拔为正五品的佥事，连升六级，坐了火箭一般。
战后，成为正省级领导的韩雍在俘虏里，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来北京进宫后生了明孝宗朱佑樘的纪氏。一个便是时年八岁的汪直。韩雍将这两个人（应该不止这两个人）带到北京，送进宫里。
韩雍哪能料到，带回的这个瞧着灵秀的小瑶孩儿，日后竟成了明朝的大名人呢？韩雍的广西之行，使汪直的人生有了从地下到天上的改变。
四年后，韩雍被一黄姓太监在皇上面前上眼药，罢职还乡，他看到了自己带到京城的汪直受宠、风光，未知其感慨如何。成化十五年，韩雍去世，更不知汪直当时如何感慨呢。
汪直作为小俘虏被带至京城，千里路途，八岁的孩子，肯定也没有人娇惯着。到了京城，房屋连片，人烟密集，跟瑶寨大不相同。估计这新鲜景还没看几眼，小汪直便被割去了长大可以传宗接代的零件。他当时的惊怕战栗的状态，我们今天是不难猜想的。
汪直作为小太监，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被分配到了万贵妃的宫里服务。估计汪直进京后，年龄不大，语言也适应得很快。否则，满嘴都是山里话，肯定没人待见。长得清秀可爱，说话也利落，人也机灵，能到万贵妃那侍候着，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万贵妃是皇上朱见深最宠爱的妃子，牛大了，安排到她那儿的太监如果嘴拙手笨的，那不是找骂么？
汪直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宫里又是一个世界。史书记载，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宦官并不多。即便如此，大臣李文忠还曾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话说得挺缓和，却惹得朱元璋大怒，说你想除去我得力的帮手，什么意思？这定是你那帮门客说的。因此，把李文忠的门客都杀了。史称：“文忠惊悸得疾暴卒。”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宦官对洪武爷还是挺有用处的。
到汪直进宫的时候，皇上朱见深已经把宦官的编制扩大到超过万人。此后又不断增加，到了明末崇祯皇帝时，宫内外的宦官已经超过十万人，光宫内就有七万多。
宫内就有这么多人，部门自然也少不了。计有二十四个单位，由十二监，四司、八局组成。
十二监，最重要的是司礼监，这是围绕皇帝处理朝政，与闻机密的部门。还有一个部门御马监，这个部门不仅是管御马，更管兵符，所以从业务上说，与兵部就有关系。比如派太监出外监军或干点与军队有关的事，就给这些人加上御马监的衔，绝非孙悟空的弼马瘟可比。这十二监，每监设掌印太监一名，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名，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名，正五品；典簿一名，正六品；长随、奉御若干，从六品。
四司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每司设司正、司副。
八局是兵仗局，银作局等，每局设大使、副使。
休要小看了这些宦官，其威福不逊一般的官员。在影视剧里，我们常常看到随侍在皇上身边的太监点头哈腰，小心恭谨，这是上班。
下了班则是另有气派。有地位的太监都有一群人侍候，如，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有掌家，也就是太监家的总管；有管事，负责办理食物出纳银两。有上房，掌管箱柜钥匙；有掌班，管理杂务人员的；有司房，负责发批文书，誊写应奏文书；此外还有管帽、管衣靴、茶房、厨房、打听、看庄宅等等。这是举司礼监掌印的人为例。其他的太监，少监，监丞以至典簿，不同级别，都有额定的仆役，或称家奴。
嘉靖年间，司礼监的掌印张佐上奏皇帝说：“臣等给事禁中，无胥徒可役，止取给于人匠不事工作者。当成化中赐臣等各有名数：太监掌印者六十人，余皆五十五人。左右少监四十人，又监丞三十人，典簿二十五人，经厂六科廊外等处各以资格递减。乞照旧例补给臣等。”这是拿旧有规定说事，跟皇帝要人。
实际上，在这表面规定之外，一个太监占用几百失去男人特征的家奴，是很平常的事。因此，说有十万宦官，至少还有三十万是为高级同行服务的。这些人都会借主子的威势，为非做恶。总计这四十万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汪直凭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在万贵妃跟前，深得宠信。在皇上面前，有万贵妃美言，自然也有好印象。如同后世领导的秘书，服务得好，到一定时候，领导总会给安排一个职务。
汪直服务的是皇上实际上的第一夫人，干了几年，大约在十四岁的时候，汪直便得到了御马监掌印的差事。那时节，人的平均寿命短，十四岁不能说多成熟，至少也是很懂事了，而在宫廷这样的环境中，再考虑到汪直的聪慧，当时对他的评价还用了一个“黠”字，说明还不乏狡猾，汪直应该是相当懂事了，十四、五岁便官居正四品，也算混得风生水起了。
但年轻的汪太监并不满足，他有更高的追求，更远大的抱负。他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希望能在太监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汪直选了一个同行，也是前辈，做为自己的偶象，那就是三十多年前的王振。
也许今天有人会说：你个汪直，怎么不把王振惹祸后率领军民保卫北京的于谦当偶像呢？我们不能以英雄的标准来要求汪直。一个太监，选择同类当偶象更为实际。如果他的文化水平高，说不定会将写《史记》的司马迁作榜样呢？
大约在成化十二年，发生了一件事。
有个叫李子龙的，组织会道门，在当时，也可以称之为“邪教”。因为他散播妖言，煽惑人心。这也就罢了。此人还颇有能量，结交上宫内的太监鲍石、郑忠二人。俩太监对李子龙的忽悠信服得五体投地，竟擅自把他带到万岁山（今天的景山）上，居高临下，观看皇宫内部情况。这在负有警卫任务的锦衣卫看来，绝对是安全问题，说不定这个李子龙就是个图谋不轨之人。旗校们毫不客气，立即将李子龙抓住，没费什么事，妖逆杀头。
这件事，自然要报到皇上那儿。朱见深想想也挺后怕。老在跟前侍奉的汪直知道皇上的心思，主动请命，外出侦察，也有说是汪直奉了皇上的密旨。反正从这儿起，他就当起特务来了。史载说他“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疑”。为了侦察，汪直化妆成百姓模样，只带一两个校尉，不敢骑马，那太招眼，只骑毛驴，至多骑骑骡子。敬业还颇专业的汪直探听到许多消息，包括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有多大价值就难说了，反正出了皇宫，外面世界发生的事皇上听了都觉得新鲜。
当时的锦衣卫、东厂自然是照常工作的。
朱见深特别指示：锦衣卫的北镇抚司，也就是永乐皇帝时增加的那个部门，专归皇上指挥过问，锦衣卫的领导也不要多插手。
朱见深还说，抓进北镇抚司的犯人，审问完了，定了案，就移交刑部具体定罪。
听起来还挺讲法治，可审完的案子，朱见深都得批示，皇上批示了，谁还敢改，刑部的那些官员还瞎研究什么？所以刑部多是走个过场，有些甚至连过场也不走，直接由北镇抚司就咔嚓了。
所以，有法，还得尊重法。嘴上说公平公正，实际另搞一套，或把法揣怀里，想拿出来才拿出来，想对谁使对谁使，那比没有法还坏。皇上说的都是真理，老百姓能咋着？
当时的东厂，工作怎么样呢？掌门人，东厂的提督叫尚铭，这是一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人。据说他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不对下属喝斥大摆架子。抓人也很讲究，他有一个簿子，上面记录着京城有钱人家的情况，这是一本办案指南。有了案子，尽量扯上有钱人，抓进来以后，只要给钱就放人。事办得有分寸，收了钱也不独吞，顾及到上下左右，所以倒还没留下什么恶名。若是比起后来的东厂，就算善人了。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宪宗朱见深决定在锦衣卫、东厂依然运转的同时，设立西厂。性质与东厂一样，地位与东厂持平。由十五岁的汪直提督。
朱见深为什么了再设立西厂呢？我们推想：
一、李子龙事件对朱见深有刺激，觉得安保工作需要加强。
二、锦衣卫和东厂的工作比较平淡，特别是尚铭的东厂，因为办案就认钱，没有办什么令人瞩目的大案。大范围的情报工作也不如人意。
三、汪直受命侦缉，成效显著。更有朱见深对汪直的宠信，汪直本人的意愿和执着。
如上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应该是朱见深设立西厂的原因。当时，作为皇上的朱见深已是年近三十岁，不大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汪直的愿望便增加一个机构编制。况且据记载，西厂的规模还超过了东厂。
至此，明朝重要的四个特务机构建设已经完成了三个。
根据零零星星的记述，我们觉得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机构是在皇帝以及司礼监太监的把控下，统一运作的。皇帝的控制就不用说了。司礼监太监提督东西厂，也是因为他们在皇帝身边的地位。当他们传达皇帝的旨意，也就是代表皇帝说话的时候，锦衣卫也得恭听。
我们没有看到锦衣卫、东厂、监察系统的明确分工的文字，但按常理推断，大致的分工即便约定俗成，也应该是有的。比如：监察系统如检校等，可能侧重于侦缉官员；锦衣卫的北镇抚司侧重于刑事，安保的审讯和诏狱。东西厂则侧重于社会舆情的监控和官员的不洁。当然三家的工作肯定有些是重叠的。
以汪直说，提督西厂，级别受限于对太监任职的规定，也许不会提升，但权责比御马监重要得多，于是，他怀揣建功立业的想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侦缉工作中。为了皇上的重托，他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终于搅动得朝廷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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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三年，汪直提督西厂几个月，便因为侦办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明案、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案，受到皇帝的褒奖，说他大胆任事，履行职责，不避权贵。
但，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当时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后世的总理商辂，大约是听到了很多对汪直不满言论，向朱见深上了一封奏疏，大意是：
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变，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祸兴，猝难消弭。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则臣民悦服，自帖然无事矣。否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
商辂的奏疏写得挺有学问，也挺有分寸。他先说，最近一个时期朝廷内外气氛搞得太紧张，接着说责任都在西厂的汪直，但没有说汪直有罪，只说其手下人有罪当诛，这就是分寸。最后说如不撤西厂要出大事。到底是一路科举连中三元的大学问人，就这几句话，连打带吓的都有了。
朱见深不是小孩子，他看了商辂的奏疏不由大怒：“这是什么话，我用一个内监，就能乱了天下？”当即令太监怀恩传旨，批评商辂说法不当。
商辂不接受，抗辩说：“朝廷的臣工不论大小，如果加罪，应该请旨逮问，汪直竟敢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这是第一桩罪；西北边疆，戍守的军官一天也不能离，汪直竟擅自控制守备官数人，这是第二桩罪；南京的留守大臣，他也擅自搜捕，这是第三桩罪；宫中的侍臣（应指太监）他随意换人，这是第四桩罪。不撤汪直的西厂，国家怎能不乱？”
朱见深听了商辂的回话，正琢磨呢，兵部尚书项忠，又找了一些人联名上疏弹劾汪直。
朱见深看到反对汪直的太多，倒还颇有民主作风，没再坚持，就让汪直还去御马监事。
同时撤消了西厂，将汪直手下的百户韦瑛调去边疆，大家也就没意见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分析一下汪直作的事，掂量一下他的罪。
汪直上任后，之所以受到皇上赞许，是他办了两个令人瞩目的案子。
第一个是覃力明案。覃是南京的镇守太监，这就是商辂疏中指的南京留守大臣。这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太监，当他赴京面圣返回，用了好多艘官船，装满食盐，盐在那年月也是专卖的，走私犯法。一路往回走，他还不低调，倚仗权势，骚扰州县。无非是让当地官员高接远迎，请吃送礼。官民虽气愤，但无人敢告发。
船队走到山东武城县，这个县有个典史带人拦住，按规定进行检查。覃太监见一个撑死了也就九品的小官居然敢拦自己的船队，暴跳如雷，挥拳猛打典史的脑袋。典史脑袋倒没掉，牙可是被打掉，登时满嘴是血。这还不算，覃太监还弯弓搭箭，射死了一个检查的人。
这个情况，被汪直的人侦知。汪提督对同行更敢下手，立即下令逮捕了覃力明。根据其殴打官吏，杀死无辜的罪行，拟处斩。既然是办案，到南京覃力明的老窝搜捕也就不奇怪了。覃太监到底也是皇上跟前的人，多方活动，总算没死。因此宪宗朱见深认为汪直执法如山，这也算实事求是的评价吧！
第二件更引人关注。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是宣宗时重臣杨荣的孙子。一个卫的指挥使，差不多也算高级干部了。有记载说，他在家乡被仇人所告，和父亲杨泰一起到京城避祸。这说法本身就令人怀疑，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又是高官之后，理当别人怕他，哪有他父子怕人的道理？说是为仇人所告，因何结仇也不明。又有记载说是因为在家乡杀了人，才躲到京城。这一个躲字、避字便道出了杨家父子见不得人之处。
二人到了北京，先就找到杨晔的姐夫礼部主事（正七品）董玙，和杨晔的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说明至京避祸的缘由，董玙和杨仕伟觉得事情棘手，便找到一个叫韦瑛的人，这个韦瑛就是商辂在奏疏中指明应挨刀的汪直的手下。
韦瑛本是锦衣卫的百户，也许是觉得自己在锦衣卫混得不如意，西厂一成立，他就找到汪直，要求到西厂工作。汪直刚开张一个新部门，正缺人手，欣然接纳，而且对韦瑛十分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有特务工作经历的人嘛。杨晔的姐夫和叔叔也是政府官员，他们之所以找到韦瑛，当然不是报案，而是想通过韦瑛，化解杨晔父子面临的难题，甚至危险。
这个韦瑛真是干特务的材料，听着董玙他们的推心置腹毫无保留的述说，心里盘算，我刚到汪直手下，正愁怎么干个露脸的事，给领导脸上添彩呢，这就送上门来了。当时，韦瑛满口答应帮忙，话也说得十二分诚恳和温暖，说不定还拍了胸脯。
转过身来，韦瑛立即找到汪直，将杨晔父子“杀人惧罪，携带金银巨款，逃至董玙的居所，想贿赂有关官吏，缓其狱”的情况如实报告。汪直听罢，先命人将杨晔父子抓到诏狱，又抓董玙和杨仕伟。
据说抓杨仕伟时正是半夜，搅得四邻不安，杨仕伟的隔壁就是翰林侍讲陈音，他听到动静，隔墙大喝：“你们是什么人？胡作非为，不怕朝廷王法吗？”西厂的哥们儿更不含糊，回道：“你又是什么人，不怕西厂吗？”
从这些记载看，我们觉得汪直是办案而已。
这些人被抓进诏狱，自然舒服不了。据说汪直发明了一种刑法，用剃刀割人肋骨，名为“弹琵琶”。手段残忍，杨晔在狱中，就是被这种刑法折磨。记载说，杨晔“百骨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苏。”同时又抄了董玙的家，结果一无所获。杨晔受刑，又说有钱藏在杨仕伟家里，于是汪直又派人抓杨仕伟。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是：杨晔死于狱中，其父杨泰被处斩，杨仕伟被贬官。
我们看到的记载，都是将汪直作为坏人来记述的，当然是往坏里说。前面说，父子俩是因为在家乡犯的事，杀人的事。而杨晔身为建宁卫指挥，回家杀人的可能性小。应该是其父杨泰杀了人，儿子陪着来京，企图走后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偏碰上了韦瑛和汪直，于是，不但搭上了儿子，杨泰自己也被处斩。
也有记载说，商辂通过调查，发现杨氏父子的案子是冤枉的，才上疏弹劾，请罢西厂。把不同的说法对照，我们觉得，“冤枉”二字，可能不属于杨晔父子，因为那处理结果，并非汪直个人能造成。酷刑肯定少不了。
有描述说，西厂“别张一帜，所领缇骑人数，比东厂加倍，因此声势出东厂上。”那么多缇骑，自然是要抓人的。
刑部郎中武清，这是五品的官，五品以上属于高官。他奉命巡视广西后回京，西厂的人得到消息，指控他带回很多财物，汪直将其逮捕下狱。浙江布政使刘福，官的级别是正三品，重新起用，从家里到京，不知什么理由，也将他逮捕，关了几天，说是没找到罪证，又把二人释放。
礼部郎中乐章、张廷纳奉旨出使安南，事毕回京，有西厂的人报告，说他们接受贿赂，汪直也将他们逮捕下狱。
御史黄本，到云南、贵州公务，事毕回京，说是汪以为有油水可捞，叫韦瑛带人去抄家，搜得象笏一个，便以此为证据，收黄入狱。后来，黄本被削职为民。
以上几例，有的有结果，有的无结果。特别是御史黄本，应该感觉特郁闷。因为他的这个职务，就是找别人茬儿的，从皇上到一般官员，想说谁说谁。关键还有一条，他们可以“风闻奏事”，也就是说，仅凭道听途说，不必有实际的证据，也可以揭发检举。不知他被汪直的西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整治，心中感想如何。当然，你一个七品官，没事整个象牙的笏板，说你僭越也是可以的啊！
看这些记载，觉得汪直也确实可恨。但如果我们把言官和大臣们互相攻击，把对方往死里整的事迹与西厂所为相对照，就会觉得汪直还是个雏儿。
汪直还有招人恨的事，即“捕妖言”。
好好的朝廷，好好的皇上，好好的政策。如果有人说这说那，甚至发牢骚，骂大街，往轻了说，是妄议朝政，往重了说，就是“妖言”，妖言惑众，其罪当诛！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汪直是怎么向皇上汇报的。也许朱见深感觉社会舆情不正常、不健康、心里不踏实，所以，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个以查捕妖言为中心的侦破活动。看来，我们国家搞运动的传统真是源远流长。
范围这么大，参与的人就不只是厂卫机构，各级官吏也想抓几个妖言，好立功受赏。这种事，在历朝历代都有，后世不是还有“严打”一说吗？
要说干这种事，厂卫的人还是专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种妖言”的事。妖书也是可以种的。厂卫的人先是向百姓推广妖书，待百姓接受，再课以罪名。河北宁晋人王凤和一个叫康文秀的瞎子，接受了妖书，没说的，抓起来。其实抓人的事早就预备好了。
抓几个老百姓不够档次，当时乡里有个在家闲住的知县薛方，还有个通判曹鼎，厂卫的人以他们俩知情不报为说词，将二逮捕入狱，酷刑侍候，最后竟将二人折磨致死。
更有甚者，分守怀来的太监廖礼，和当地巡抚狼狈为奸，通过编造谎言，制造了一个“妖人赵大狱”案。因此牵连众多的百姓。后来，经派去的官员重新核查，发现纯属捏造。由此可见，干坏事的不仅是厂卫了。
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李宾上疏痛陈捕妖言运动之弊，导致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今后妄报妖言者坐斩。
什么事，一搞起运动，就容易跑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有描述说，成化十三年的短短几个月，汪直的西厂派大量爪牙到京城内外，各王府、边镇，南北河道。这就有个问题，西厂只是新开张的买卖，上述所说的各处，东厂原来就没有派人吗？肯定有。如分守怀来的太监廖礼就可能是东厂的人，因为该派太监的地方，不会等着到成化十三年再由汪直派。可倒也没见东西厂闹矛盾的记述。又说汪直自称“亲函密旨，得专予夺。”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个十五岁的汪直，尽管受到皇上宠信，如未奉尚方宝剑便大胆行事，有人抓住这点告状，定是死罪。
现在，我们再来研读商辂的奏疏。疏中没有说汪直是假传圣旨，因为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都是皇上让干的。疏中说皇上听信汪直，汪直靠着群小耳目，这当然是事实，他一个人干不过来。而所谓“群小”，成分就复杂了。东西厂虽然有番役，数量也不少，但是觉得不够用。于是就利用当地的无业人员、地痞流氓作为眼线。这些人熟悉当地情况，作为编外人员，除了平时可以狐假虎威，每提供一个线索或消息，可以得到番役头目的赏钱。这种作法叫“买起数”或“买事件”。番役头目得到线索，就率领手下去犯家周围严密监控，这叫“打桩”。目标对象的情况弄清之后，这些人便冲进犯家捕人。如果这家能拿出大钱贿赂，就可以放人，如果嫌给的钱少，就用刑整治，这叫“干酢酒”。并且示意被酢对象牵连其他有钱人，以便讹取更多钱财。这种情况，西厂的番役恐也没少干。
商辂的奏疏拿逯杲被曹钦所杀事举例，认为曹吉祥与义子曹钦谋反是逯杲激起的，这等于是为谋反者辩护。以此来说明汪直行事的危害性实在是大大地不妥。
更绝的一点是，商辂在奏疏中并没有指责汪直借掌门西厂捞钱。即便在所见骂汪直的描述中，也没有对汪直有此项指斥。这大概说明，汪直当时确实是为着获得皇上更大的赞赏和更持久的宠信，在干事时不计毁誉，更不惜触犯那么多高官。
一个部门负责人为了工作有成绩，就不能怕得罪人；可要是你把人都得罪光了，老板也不好办哪。
就为这，朱见深暂时关了西厂。
西厂关了，汪直并没有失去宠信。也许皇上告诉他：先缓一缓，该怎么还怎么。
汪直虽然回到御马监上班，但他的心思依然在西厂，表面上西厂是撤消了，但皇上的态度他看得明明白白，就从让他继续侦伺外情的旨意，汪直也就有了十二分的底气。因此，他没有遣散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骨干，让他们继续工作。此时，西厂倒真象地下工作者了，潜伏。
时机是等来了。
御史戴缙，九年了，活儿没少干，可始终不得升迁，一直拿着七品的俸禄，心中十分郁闷。别人不说，就说太监汪直，年纪那么轻，又没有学历，居然官居四品，提督西厂，更是牛得不得了。
自从西厂停工，戴缙很快发现，这只是表面现象。汪直这小子，御马监的事没管多少，整天还是忙活外边。听说皇上还是不时召见，信任不减哪！
皇上是真心愿意撤消西厂吗？
汪直查办覃力明，对自己的同类都不手软，这跟大义灭亲也差不多了。
杨泰父子是人命案，不该处理吗？商辂出来说话，纯粹是看杨泰是前朝重臣杨荣之后，物伤其类，心有不甘。可杀人不偿命，律法难容，汪直做错了吗？
商辂还说不撤西厂，罢汪直，天下会大乱，这更是耸人听闻。皇上三十岁的人了，又不呆傻，是那么好吓唬的吗？
皇上肯定是心里有数儿，让汪直暂避风头而已。得宠最好的办法就是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即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道理想明白了，戴缙决定有所行动。
就在汪直被罢不到两个月，成化十三年六月，御史戴缙揣摩着朱见深的心思，密奏一本。疏中说：汪直执掌西厂，业绩显著，侦破大案要案，累有功劳。比起满朝的文武大臣来，更显得他大公无私，剔奸除弊，执法如山。还有个叫王亿的，也上疏高调吹捧，说汪直在皇上您英明领导下干的事，不但今天的人应该向他学习，就是万世之后，也是学习的楷模。
最后，戴缙说出了略有风险，但估计是皇上需要的话：乞请皇上恢复西厂！
戴缙这招儿得分，而且是得了高分！朱见深正愁没茬呢，一览戴缙的奏书，当即从谏如流，恢复西厂，汪直复职！
就是因为奏书写到了点儿上，汪直复职后，戴缙被任命为尚宝司少卿，级别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时间不长，又升为佥都御史，变成了正四品，收获是太大了。有说是汪直得势后在都察院安插亲信，这也太不把皇上当回事了，那个部门不归汪直管，最多，他也就是为戴缙美言，何况，戴缙的上奏，更是称了皇上的意呢？
汪直重新提督西厂之后，自然更是卖力。其中举发兵部尚书项忠一事，就很令人瞩目。汪直初掌西厂的时候，大臣们很多看不起他，一个十五岁的太监，执掌西厂，当了特务头儿就人五人六的，羞与此人为伍。而当时的左都御史王越一个正部级的干部就不这样，他通过汪直手下的韦瑛，与汪直交好。这唱高调地说，是业务上有关连，都是整人的嘛。往俗了说，是看上了汪直在皇上面前得宠。那时看得起汪直的，当然不只王越一人，有的人见了汪直，更是主动行礼呢。
偏这个项忠，死瞧不上得宠的汪太监，见了汪直，傲然且不为礼。这还不算什么。有一天，两个人在路上相遇。汪直主动下了乘坐的车子，到项忠的车前表示问侯。可项大人居然连看也不看汪直，吩咐起驾：“走你！”扬长而去。
哪有这么干的！太监在正常人面前本来就怕别人看不起，何况在项忠这样的高官面前。主动下车上前问侯，够低调的了，而项忠的行为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羞辱。后来项忠又领头弹劾汪直，从此二人结下了梁子。
汪直重开西厂后，有个锦衣卫的千户吴绶，找到汪直，表示愿意到其手下当书记。吴绶当年曾跟随项忠征讨荆襄之乱，因为违法受到谴责，从此对项忠心怀怨恨。有这前因加上吴绶又有文笔，汪直当然欢迎。立即向上保荐，任命吴绶为镇抚司问刑。
吴绶是否在西厂掌书记的同时，还兼授锦衣卫镇抚司的问刑，这不一定。但汪直欣赏的人却安排到锦衣卫任职，这似乎表明，在缉查的业务上，厂卫是有合作或协调的。
项忠因为被举发最后的结果是削职为民。这件事，后世的记述不尽一致。
一种说法是：“项忠见西厂被罢之后，考虑到自己曾领头弹劾汪直，恐怕遭到暗算，决定请求离职回家养病。可是，汪直回到御马监之后，指使一锦衣卫千户吴绶，收集项忠的材料，又唆使给事中郭镗，御史冯珙等上疏指控项忠的不法行为。宪宗下令三法司与锦衣卫共同审案。项忠对所指控的事一一予以反驳，参加会审的官员不敢违抗汪的意图，将项忠削职为民。”
另一种说法是：吴绶到汪直的西厂之后，“唆使东厂官校，诬称项忠受太监黄赐请托，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宪宗真是糊涂，竟令项忠对簿（公堂）。想项忠高傲绝俗，哪肯低首下心，当下抗辨大堂，毅然不屈。恼得宪宗性起，竟将他削职为民。”
第一种说法，只见虚说，并未举出实例。最后说三法司锦衣卫的审案人员不敢违抗汪直的意图，便将项忠削为民。这是可能的。但对一个正部级的干部这么干，总觉得有些夸张。汪直的威力令人怀疑。第二种说法又作为重要补充，项忠有一件事是受人请托授刘江官职，内中若无受贿情节，恐也不致于作为有罪的事。给事郭镗，应是监察系统在兵部的人，当堂对质，项忠不承认。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项忠冤枉，一种是项忠不冤却拒不承认。皇上在场参加审案，一生气，将项忠削职为民。这么说，就不是汪直的事了。
汪直掌西厂得罪人，招人怨恨大致如是。
总的看来，汪直与在他之后执掌厂卫的宦官比起来，至少也算不得大恶。后世视他为奸恶的记述，也不过如此，而且是否为大恶更值得商榷。
宪宗朱见深算不得昏庸，也还算善良。王恕是个正直敢言的大臣，史书说他“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看见不公不正的事，就敢提意见，有民谣（实际应是朝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朱见深虽然“颇厌苦之”，很烦他，也只是让他提前退休了。此外，也没见他随意廷杖大臣，甚至处死。史学家都承认：“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据江南吴江县志记载，明代的市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发展较快，绝大部分兴起于这两朝，是明朝江南市镇发展的一个缩影。嘉靖年间的《真定府志》也记载，“成化以前，民间自两税、马草以外，不过岁给官师厮役而已。弘治以后，中外坐派岁增十倍，凡吏于其土者，率货视其下，公私之所求，眈眈然若鸟鸢之攫肉，必获乃已。奈之何，不贫且逃也。”这是说，成化年间，税赋轻，之后就不行了，税赋增加十倍，眼睛都盯着老百姓，弄得百姓逃离。可见，人们对成化时还是怀念的。
说汪直一手遮天，权倾朝野，恐怕也夸张了些，汪直到底在司礼监不是老大，老大是掌印的怀恩，史载说他正直，位在汪直之上，倒不见二人有什么矛盾的记述。锦衣卫很狂吧，有一次，他们说仪仗需要人修理，一位姓贺的给事中心细，他检查后发现是人为弄坏的，锦衣卫的人想通过修理赚钱。事被揭露，锦衣卫的人跪泣求饶，这也多少说明些问题，锦衣卫胡来也不行。
那时的朝臣，互相攻击，告状，打小报告是免不了的。你死我活动辄要人命的事情不多。社会的气氛也相对还宽松。成化十九年，南京乡试，考后社会上传言试题泄露。发榜后宴请得中者的鹿鸣宴上，表演节目时，只见一个老年的优伶背着一口杀好的猪上台，台上其他演员就问：“你背这猪干嘛？”老优伶说：“要卖啊。”又问：“打算卖多少钱？”老优伶说：这肉要四百两银子。”台上的其他人听了作势就要打他，老优伶说：“别打别打，您几位听我说，这猪肉有五十斤，只要银子一两。”说完就闭口不说了。众人又要打他，“你说，剩下的还怎么卖？”老优伶装作忍痛低声说：“那四个蹄（题）儿要卖四百两。”众人听了，哄笑散去。
节目演完，台下看的考试官员都惊愕不已。这讽刺，他们当然懂，“卖蹄儿”就是“卖题儿”。
事后也未闻演员挨整。
上述这些轶闻，记载，或可一窥成化年间的情形。
于是我们便可以推想，成化年间，再具体到汪直，厂卫的表现特别抢眼，大约是因为汪直主要收拾官员，他们的反弹才更引人注意罢了。话语权总在官员手里。
汪直凭借西厂建立的威势，办官员的案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还参与军事行动。太监到边镇监军，这是成祖朱棣最先实行的，这实在不是一个好举措。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狗仗人势，往往成为掣肘，在实践中基本没起到好作用，前朝的太监王振，就是集此恶之大成者。
可是，年青的汪直却以恶前辈王振为偶像，在提督西厂有了成绩，得到皇帝朱见深的宠信之后，更想在疆场上建功立业。在这方面，后世的记载也如同西厂的办案，同一件事，说法大异，总的说是贬远远多于褒。而当我们将不同的说法相对照，又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汪直。
成化十四年，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奉命到辽东整饬军务。此前，时任辽东巡抚的陈钺滥杀无辜，激起边境骚乱，马文升到达后，平息了骚乱。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马文升禁止边境买卖农具，惹怒女真人，挑起边境事端。到底原因是什么，说不清。但当时明朝有规定，禁止铁器出境，如果农具为铁器，马文升禁止也是照章办事。女真人得不到需要的农具，自然闹事。双方各有说词，于是，成化十五年，皇上派汪直和刑部尚书林聪一同去辽东审理。后世之人记述此事，有说汪直到辽东，陈钺郊迎蒲伏，恪恭尽礼。随从汪直的人，各有重贿。于是汪直便说责任在马文升，导致马文升下狱，后贬谪至重庆，并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这又是一桩说法不同的官司。如果说马文升是被冤枉的，便是汪直和刑部尚书两人共同欺君，牵扯至五十六个人，这冤案也着实不小。可能吗？
成化十五年，陈钺依旧巡抚辽东，奏请对海西的女真人用兵，朝廷派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为监军。大军到了辽东，正好碰上女真的使者郎秀等四十人来进贡。汪直认为郎秀一行是来刺探军情的，把他们都杀掉，进而挖掘死人墓割下首级报功，也有记述说是汪直他们杀郎秀等人后，又越境烧毁女真人的庐帐，而后上奏大捷，凯歌还朝。结果，陈钺升户部尚书，汪直也加禄增俸，朱永封保国公。此事，也有说是汪直、陈钺一起出征，大获全胜的。好事恶事，怎么说也没败绩吧？
次年，成化十六年，已经官居六部尚书的左都御史王越又和汪直、保国公朱永领兵西讨。汪直依旧是监军。有说他们在咸宁（今蒙古兴西县西北）打了一个小仗，即收兵还朝，上奏大捷，汪直等人又受赏。此事更有不同的说法，说“他们趁着雪夜，率领精骑向威宁海子大军奔去。他们兵分几路，打了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蒙古人大败。”记述最详的，要数《明史演义》，此书是公认的史书性质，并非小说家言，文字如下：
“王越怂恿汪直北征，（汪）直喜甚，忙面奏宪宗，当即下诏，命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提督军务，监军便是汪直。克期兴师，向西进发。(王)越与（汪）直会着，恰劝直令朱永绕道南行，自与直带领轻骑，径直发大同。探悉敌帐在咸宁海子，泊名。即挑选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共得二万名，倍道深入。适值天大风雨，兼以下雪，白昼晦冥，空山岑寂。越等直至威宁，寇众毫不防备，如何抵敌，纷纷溃散，只剩老弱妇女，作为俘虏，并马驼牛羊数千匹，一齐搬归，便驰书告捷。宪宗即封（王）越为威宁伯，增（汪）直俸禄三百石。惟朱永迂道无功，不得封赏，怅怅地领兵回来。”
这叙述是否比一两句贬词可信？汪直至少无过。
说王越的坏话不少，但却是虚说。此书还记述了王越另一次行动。他因战功受命总制三边后，还曾率领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星夜前进，在红盐池，袭破敌帐，杀获甚众。等到敌人掠夺后回来，才发现老窝被端，只好痛哭一场，狼狈北去。更令人不解的事还有，到了弘治年间，已经七十岁的王越本已贬谪好几年了，听说鞑靼的小王子又来侵扰，竟让人向当时受宠的太监李广行贿，暗中保荐，弘治皇帝就特批，让他仍然总制三边军务。王越接到命令，立即出发。“驰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获驼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论功晋少保衔，李广所举得人，亦邀重赏。”可见，王越并非只会讨好汪直，还是有些真本事的。难怪弘治皇帝朱佑樘由王越想到汪直，还想召回汪直干事，大家反对，也就算了。
这些用兵行动，汪直是重要参与者，有些还是他张罗的。但无论怎么贬低他，也没有说他乱出主意，瞎指挥，更没有说他或因为他打了败仗。这就让今天的人恨不起汪直了。
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话也许可以形容汪直几年强劲的风头。
汪直还被御前文艺工作者搬上宫中舞台。
宫中有个小太监名叫阿丑，诙谐幽默，会表演。有一次，他在皇帝朱见深面前表演节目。阿丑扮作一个醉鬼模样出场，走路歪邪，嘴里乱骂。
另一个小太监扮作行人，看到醉鬼的样子，便对他说：“某某官长到了。”阿丑不理，继续骂。
小太监下场，一会又上来，对醉鬼说：“皇上来了。”阿丑仍然不理。
小太监又下场，再上来对醉鬼说：“汪太监到了。”扮演醉鬼的阿丑此时故作慌张的样子，抬脚就跑。
扮演行人的小太监故意问：“皇帝你都不怕，难道还怕汪太监吗？”
阿丑连忙摆手，说：“休要多嘴，我只知道汪太监，可不敢惹他！”
皇上看了，若有所思。
这之后，又一次演出，阿丑扮成汪直的样子，双手各持一把大斧，挺胸抬头，大步行走。旁边有个演员问：“你拿这两把斧子要干什么？”
阿丑说：“看清楚，这是钺，不是斧子。”
那人又问：“你干嘛要拿这两钺呢？”
阿丑道：“这两钺非同小可，我自监军以来，全仗着这两钺呢！”
那人又问：“那你这两钺叫什么名？”
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个呆子，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么？”
宪宗听了，微微一笑。
这戏演过之后，御史徐镛的奏折也到了，内容是弹劾汪直的，迎合皇上的心思是自然的了，更有一点，在对汪直攻击上，配合得也很有水平。奏折中说：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浸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者戒！”
这话说得何其狠，说天下人只知汪直，不知皇上，已不是震主而是盖主了，更说汪直等人结党，这是把汪直往死里整的架势。
不知宪宗是怎么考虑的，汪直被一撸到底，陈钺、戴缙、吴绶等削职为民。韦瑛曾诬人有妖言，当庭对质，竟无此事，所以被处斩，陈钺此前已被罢官。而项忠、马文升被重新起用。
官场风云变得何其快也。
此后史传也没有汪直的记述了。值得说道的是：在明朝几个执掌厂卫的著名太监中，汪直是唯一还算善终的！尽管是估计。
汪直去后，西厂式微。
西厂的威风是衰落了，东厂的气焰倒是不减，而且见涨。弘治年间，东西厂依然由太监提督。
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这都是相当于今天正副司局级的干部，因为审案违逆了东厂的旨意，竟要将这二人流放。
事情起缘于一个女人。有个千户吴能，生了个女儿，取名满仓儿。长大以后，性情风骚、淫荡，屡教不改，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女人特别是还没出嫁的女人的大问题。这吴能两口子也太不靠谱儿，竟然将女儿卖给了一个乐户。这种人家都是教人吹拉弹唱的，学好了便可到宫中演出。也许是满仓儿到了乐户家根本不好好学，又被乐户再转手，卖给了一个叫袁磷的乐工为妻，这倒也没出本行业。满仓儿的母亲姓聂，当初把女儿卖掉，她是不同意的，可改变不了丈夫的决定。后来吴能死了，聂氏就寻找女儿，只转手一次，很容易就找到了袁磷家。令聂氏没想到的是，女儿满仓儿也许念及当年父母无情，竟然不认当妈的。聂氏十分气愤，就和儿子将满仓儿诓骗到家，藏起来。袁磷花钱买的媳妇没了，自然着急，找到聂氏，愿意再花钱赎回媳妇。聂氏不同意。于是袁磷就告到了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二人审案，中间驳斥了袁磷几句，估计是这老兄脾气也大，又觉得自己有理，气急之下，口不择言，说着说着就骂起来。辱骂朝廷命官，这就有罪。二人下令，板子伺候！衙役不怠慢，一顿好打。袁磷回家，身上疼不说，心里满腔的冤情无处发泄，病倒在床，几天后竟死了。御史陈玉等人按规定检验袁磷的尸体，确定是病死，就作了结论，由其家人埋葬了。
事就麻烦在太监身上。太监杨鹏正是得势，史传虽没说他提督东厂的什么的，也是个重要人物，至少在司礼监有权，他有个侄子，平时就和满仓儿有一腿。满仓儿从家里逃出来，找到杨鹏的侄子，这侄子又带她见杨鹏，把冤情诉说一遍，咬定是丁哲、王爵枉断，袁磷屈死。杨鹏听罢，即指令东厂北镇抚司，上奏丁、王二人审案，杀了袁磷这无辜之人，治罪应抵命。皇上接到上奏，便令法司再审。细细讯问，满仓儿没法抵赖，所有前后情节水落石出。可是，这是东厂插手并且有倾向性的案子，审案的人没办法，既不敢驳东厂的面子，又不忍将丁哲、王爵判死，就将满仓儿判杖刑，将丁王二位官员判流刑。夶风小说
小人物有时比大人物更有正义感。刑部吏员徐珪站出来，上奏皇上，为丁王二人抱不平，奏疏大意是：
满仓儿的案子，丁王二人已审理得清楚了。太监杨鹏又唆使镇抚司，报假情况，陛下您让再审，审得实情。因为惧怕东厂威势，不敢公断。如今又要将丁王二人发配流放，这都是因为东厂搞鬼。我在刑部工作三年，见的多了。所谓的盗贼，多是东厂抓到的，或者是校尉挟私诬陷，或是为人报仇，或是接受了主犯的贿赂，找旁人抵罪。问刑的官员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可没人敢纠正，以致冤杀了很多人。我请求陛下撤消东厂，这样祸乱的根源就可以消失，天下也可以太平。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说了这些实话，即使陛下您杀了我，可只要您能听我的忠言，我虽死无恨！
可是，你告的杨鹏不是一般太监，你要撤的东厂皇上看得跟心肝似地。小吏徐珪这奏疏，无异于与虎谋皮！皇上只当秋风过耳边。
勇敢的徐珪！
可敬的徐珪！
东厂依然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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